沈从文 《论中国创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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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论中国创作小说》

一

关于怎么样去认识新的创作小说，这象是一件必须明白的事。因为中国在目下，创作已经那么多了，在数量上，性质上，作成一种分类统计还没有人。一个读者，他的住处如是离上海或北平较远，愿意买一本书看，便感到一种困难。他不知道应当买什么书好。不一定是那些住在乡僻地方的年青人，即或在上海、北平、武昌、南京、广州这些较大地方的大学生或中学生，愿意在中国新书上花一点钱，结果还是不知道如何去选择他所欢喜的书。人不拘远近，能够把钱掏出给书店，所要的书全是碰运气而得到的，听谁说这书好，于是花钱买来。看到报纸上广告很大，于是花钱买来，从什么刊物上，见有受称赞的书，于是花钱买来。买书的目的，原为对中国新的创作怀了十分可感的好意，尤其是僻处内地的年青人，钱是那么难得，书价却又这么贵。但是，结果，每一个读者，差不多全是在气运中造成他对文学的感情好坏，在市侩广告中，以及一些类似广告的批评中造成他对文学的兴味与观念。经营出版事业的，全是在赚钱上巧于打算的人，一本书影响大小估价好坏，商人看来全在销行的意义上，这销行的道理，又全在一点有形的广告与无形的广告上，结果也就差不多完全在一种近于欺骗的情形下使一些人成名。这欺骗，在“市侩发财”“作家成名”以外，同时也就使新的文学陷到绝路上去，许多人在成绩上不免感到一点悲观了。许多人在受骗以后，对创作，便用卑视代替了尊严。并且还有这样的一种事实，便是从民十六后，中国新文学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免避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的竞卖。一切趣味的俯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因此影响创作方向与创作态度非常之大。从这混淆的结果上看来，创作的精神，是逐渐堕落了的。

因这个不良的影响，不止是五年来的过去，使创作在国内年青的人感情方面受了损失，还有以后的趋势，也自然为这个影响所毒害，使新创作的作者与读者，皆转到恶化一时的流行趣味里去，实在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如今我想说到的是几个目下的中国作家与其作品，供关心新文学的人作一种参考。我不在告你们买某一本书或不买某一本书。为年青人选书读，开书单，这件事或者可以说是作教员的一种责任，但不是这一篇文章的责任，这里我将说到的，是十年来有些什么作者，在他那个时代里，如何用他的作品与读者见面，他的作品有了什么影响，所代表的是一种什么倾向，在组织文字技术成就上，这作者的作品的得失如何，……我告你们是明白那些已经买来的书，值得如何用不同的态度去认识，去理解，去赏鉴，却不劝你们去买某一个人的作品或烧某一个人的书。买来的不必烧去，预备买的却可以小心一点，较从容的选择一下。因为我知道，还有年青朋友们，走到书店去，看看那一本书封面还不坏，题目又很动人，因此非常慷慨的把钱送给书店中小伙计手上。拿回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一本不值得一看的旧书。因此在机会中，我还想顺便说到买书的方法，以及受骗以后的救济。


二

“创作”这个名词，受人尊敬与注意，由五四运动而来。创作小说受人贱视与忽视，现在反而较十年前的人还多。五四运动左右，思想“解放”与“改造”运动，因工具问题，国语文学运动随之而起。国语文学的提倡者，胡适之、陈独秀等，使用这新工具的机会，除了在论文外，是只能写一点诗的、《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书，被胡适之提出，给了一种新的价值，使年青人用一个新的趣味来认识这类书。同时译了一些短篇小说，写了许多有力的论文。另外是周作人、耿济之等的翻译，以及其他翻译，在文学的新定义上，给了一些帮助。几个在前面走一点的人，努力的结果，是使年青人对这运动的意义，有了下面的认识：

使文字由“古典的华丽”转为“平凡的亲切”是必须的。

使“眩奇艰深”变为“真实易解”是必须的。

使语言同文字成为一种东西，不再相去日远是必须的。

使文字方向不在“模仿”而在“说明”，使文字在“效率”而不在“合于法则”是必须的。

同时“文学为人生”这解释，动摇到当时一切对文学运动尽力的人的信仰，因此各人皆能勇敢的，孩气的，以天真的心，处置幼稚单纯的文字，写作“有所作为”的诗歌。对一切制度的怀疑，对习惯的抗议，莫不出之以最英雄的姿态。所以“文学是一种力，为对习惯制度推翻，建设或纠正的意义而产生存在”。这个最时行的口号，在当时是已经存在而且极其一致的。虽然幼稚，但却明朗健康，便是第一期文学努力所完成的高点。在诗上，在其他方向上，他们的努力，用十年后的标准说“中国第一期国语文学，是不值得一道，而当时的人生文学，不过一种绅士的人道主义观，这态度也十分软弱”那么指摘是不行的。我们若不疏忽时代，在另外那个时代里，可以说他们所有的努力，是较之目前以翻译创作为穿衣吃饭的作家们，还值得尊敬与感谢的。那个时代文学为“主张”而制作，却没有“行市”。那个最初期的运动，并不包括物质欲望在里面，而以一个热诚前进，这件事，到如今却不行了的。一万块钱或三千块钱，由一个商人手中，便可以定购一批恋爱的或其他的创作小说，且同时就俨然支配一种文学空气，这是一九二八年以来的中国的事情。较前一些日子里，那是没有这个便宜可占，也同时没有这个计划可行的。

并且应当明白，当时的“提倡”者却不是“制作”者他们为我们文学应当走去的路上，画了一些图，作了一些说明，自己可并不“创作”。他们的诗可说是在一种天真心情试验上努力完成的，小说还没有试验的暇裕，所以第一期创作的成绩比诗还不如。

第一期小说创作同诗歌一样，若不能说是“吓人的单纯”，便应当说那是“非常朴素”。在文字方面，与在一个篇章中表示的欲望，所取的手段方面，都朴素简略，缺少修饰，显得匆促与草率。每一个作品，都不缺少一种欲望，就是用近于语言的文字，写出平凡的境界的悲剧或惨剧。用一个印象复述的方法，选一些自己习惯的句子，写一个不甚坚实的观念——人力车夫的苦，军人的横蛮，社会的脏污，农村的萧条，所要说到的问题太大，而所能说到的却太小了。中国旧小说又不适于模仿。从一本名为《雪夜》的小说上，看看一个青年作者，在当时如何创作，如何想把最大的问题，用最幼稚的文字，最简单的组织来处置，《雪夜》可以告我们的，是第一期创作，在“主张”上的失败，缺少的是些什么东西。《雪夜》作者汪敬熙君，是目前国内治心理学最有成就的一个人，这作品，却是当时登载于《新潮》、《新青年》一类最有影响的刊物上面与读者见面的。这本书，告给我们的，正是那个时代，一个年青人守着当时的文学信仰，忠实诚恳的写成的一本书。这算不得是好作品，却是当时充满认真态度完成的一本作品。

在“人生文学”上，那试验有了小小阻碍，写作方向保持那种态度，似乎不能有多少意义。一面是创作的体裁与语言的方法，从日本小说得到了一种暗示，鲁迅的创作，却以稍稍不同的样子产生了。写《狂人日记》，分析病狂者的心理状态，以微带忧愁的中年人感情，刻画为历史所毒害的一切病的现象，在作品中，且注入些嘲讽气息。因为所写的故事，超越一切同时创作形式，文字又较之其他作品为完美，这作品，便成为当时十分动人的作品了。这作品的成功，使作者有兴味继续写下了《不周山》等篇，后来汇集为《呐喊》，单行印成一集。且从这一个创作集上，获得了无数读者的赞赏。其中在《晨报副刊》登载的一个短篇，以一个诙谐的趣味写成的《阿Q正传》，还引起了长久不绝的论争，在表现的成就上，得到空前的注意。当时还要“人生的文学”，所以鲁迅那种作品，便以“人生文学”的悲悯同情意义，得到盛誉。因在解放的挣扎中，年青人苦闷纠纷成一团，情欲与生活的意识，为最初的睁眼而眩昏苦恼，鲁迅的作品，混和的有一点颓废，一点冷嘲，一点幻想的美，同时又能应用较完全的文字，处置所有作品到一个较好的篇章里去，因此鲁迅的《呐喊》，成为读者所欢喜的一本书了

还有一个情形，就是在当时“人生文学”能拘束作者的方向，却无从概括读者的兴味，作者许可有一个高尚尊严的企图，而读者却需要一个诙谐美丽的故事。一些作者都只注意自己“作品”，乃忘却了“读者”。鲁迅一来，写了《故乡》、《社戏》，给年青人展览一幅幅乡村的风景画在眼前，使各人皆从自己回想中去印证。又从《阿Q正传》上，显出一个大家熟习的中国人的姿态，用一种谐趣的稍稍夸张的刻画，写成了这个作品。作者在这个工作上恰恰给了一些读者一种精神的粮食，鲁迅因此成功了。作者注意到那故事谐谑的笔法，不甚与创作相宜，这作品虽得到无数的称赞，第二个集子《彷徨》，却没有那种写作的方法了。在《呐喊》上的《故乡》与《彷徨》上的《示众》一类作品，说明作者创作所达到的纯粹，是带着一点儿忧郁，用作风景画那种态度，长处在以准确鲜明的色，画出都市与农村的动静。作者的年龄，使之成为沉静，作者的生活各种因缘，却又使之焦躁不宁，作品中憎与爱相互混和，所非常厌恶的世事，乃同时显出非常爱着的固执，因此作品中感伤的气分，并不比郁达夫为少。所不同的，郁达夫是以个人的失望而呼喊，鲁迅的悲哀，是看清楚了一切，辱骂一切，嘲笑一切，却同时仍然为一切所困窘，陷到无从自拔的沉闷里去了的。

在第一期创作上，以最诚实的态度，有所写作，且十年来犹能维持那种沉默努力的精神始终不变的，这是叶绍钧。写他所见到的一面，写他所感到的一面，永远以一个中等阶层知识分子的身分与气度，创作他的故事。在文字方面，明白动人，在组织方面，则毫不夸张。虽处处不忘却自己，却仍然使自己缩小到一角上去，一面是以平静的风格，写出所能写到的人物事情，叶绍钧的创作，在当时是较之其他若干作家作品为完整的。《膈膜》代表作者最初的倾向，在作品中充满淡淡的哀戚。作者虽不缺少那种为人生而来的忧郁寂寞，却能以作父亲态度，带着童心，写成了一部短篇童话。这童话名为《稻草人》。读《稻草人》，则可明白作者是在寂寞中怎样做梦，也可以说这是当时一个健康的心，以及所有的健康的人生态度。求美，求完全，这美与完全，却在一种天真的想象里建筑那希望，离去情欲，离去自私是那么远，那么远！在一九二二年后创造社浪漫文学势力暴长，“郁达夫式的悲哀”成为一个时髦的感觉后，叶绍钧的那种梦，便成一个嘲笑的意义而存在，被年青人所忘却了。然而从创作中取法，在平静美丽文字中，从事练习，正确的观察一切，健全的体会一切，细腻的润色，美的抒想，使一个故事在组织篇章中，具各样不可少的条件，叶绍钧的作品，是比一切作品还适宜于学习取法的。他的作品缺少一种眩目的惊人的光芒，却在每一篇作品上，赋予一种温暖的爱，以及一个完全无疵的故事型胎，故给读者的影响，将不是趣味，也不是感动，而是认识。认识一个创作应当在何种意义下成立。叶绍钧的作品，在过去，以至于现在，还是比其他人某些作品为好些。

在叶绍钧稍次一点时间里，冰心，王统照两人的作品，在《小说月报》以及其他刊物上发现了。

烦恼这个名词五四左右实支配到一切作者的心。每一个作者，皆似乎“应当”或者“必须”在作品上解释这物与心的纠纷，因此“了解人生之谜”这句到现今已不时髦的语言，在当时，却为一切诗人所引用。自然的现象，人事的现象，因一切缘觉而起爱憎与美恶，所谓诗人，便莫不在这不可究竟的意识上，用一种天真的态度，去强为注解，因此王统照’冰心这两人写诗，在当时被称为“哲理的诗”。在小小篇章中，说智慧聪明言语，冰心女士的小诗，因由于从太戈尔小诗一方面得到一种启示，所有的作品，曾经一时得到非常的成功。使诗人温柔与聪慧的心扩大，用着母性一般的温暖的爱，冰心女士在小诗外，又从事于创作小说，便写成了他的《超人》。这个小说集中各篇章，陆续发表于《小说月报》上时，作者所得的赞美，可以说是空前的。十年来在创作方面，给读者的喜悦，在各个作家的作品中，还是无一个人能超过冰心女士。以自己稚弱的心，在一切回忆上驰骋，写卑微人物，如何纯良具有优美的灵魂，描画梦中月光的美，以及姑娘儿女们生活中的从容，虽处处略带夸张，却因文字的美丽与亲切，冰心女士的作品，以一种奇迹的模样出现，生着翅膀，飞到各个青年男女的心上去，成为无数欢乐的恩物，冰心女士的名字，也成为无人不知的名字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在时代的兴味歧途上，到近来虽渐渐象已经为人忘却了，然而作者由作品所显出的人格典型，女性的优美灵魂，在其他女作家的作品中，除了《女人》作者凌叔华外，是不容易发现了的。

冰心女士所写的爱，乃离去情欲的爱，一种母性的怜悯，一种儿童的纯洁，在作者作品中，是一个道德的基本，一个和平的欲求。当作者在《超人》集子里描画到这个现象时，是怀着柔弱的忧愁的。但作者生活的谧静，使作者端庄，避开悲愤，成为十分温柔的调子了。

“解释人生”，用男子观念，在作品上，以男女关系为题材，写恋爱，在中国新的创作中，王统照是第一位。同样的在人生上看到纠纷，而照例这纠纷的悲剧，却是由于制度与习惯所形成，作者却在一种朦胧的观察里，作着否认一切那种诗人的梦。用繁丽的文字，写幻梦的心情，同时却结束在失望里，使文字美丽而人物黯淡，王统照的作品，是同他那诗一样，被人认为神秘的朦胧的。使语体文向富丽华美上努力，同时在文字中，不缺少新的倾向，这所谓“哲学的”象征的抒情，在王统照的《黄昏》《一叶》两个作品上，那好处实为同时其他作家所不及。

在文学研究会一系作者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作者，是以落华生用作笔名的许地山。在“技术组织的完全”与“所写及的风光情调的特殊”两点上，落华生的《缀网劳蛛》，是值得注意的。使创作的基本人物，在现实的情境里存在，行为与生活，叙述真实动人，这由鲁迅或郁达夫作品所显示出的长处，不是落华生长处。落华生的创作，同“人生”实境远离，却与“诗”非常接近。以幻想贯串作品于异国风物的调子中，爱情与宗教，颜色与声音，皆以与当时作家所不同的风度，融会到作品里。一种平静的，从容的，明媚的，聪颖的笔致，在散文方面，由于落华生作品所达到的高点，却是同时几个作者无从企望的高点。

与上列诸作者作品取不同方向，从微温的，细腻的，怀疑的，淡淡寂寞的憧憬里离开，以夸大的，英雄的，粗率的，无忌无畏的气势，为中国文学拓一新地，是创造社几个作者的作品。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使创作无道德要求，为坦白自白，这几个作者，在作品方向上，影响较后的中国作者写作的兴味实在极大。同时，解放了读者兴味，也是这几个人。但三人中郭沫若，创作方面似不如其他两人。在作品中必不可少的文字组织与作品组织，皆为所要写到的“生活愤懑”所毁坏，每一个创作，多成立于生活片段上。为生活缺憾夸张的描画，却无从使自己影子离开，文字不乏热情，却缺少亲切的美。在作品对话上，在人物事件展开与缩小的构成上，缺少必需的节制与注意。想从作者的作品上，找寻一个完美的篇章，不是杂记，不是感想，是一篇有组织的故事，实一个奢侈的企图。郭沫若的成就，是以他那英雄的气度写诗，在诗中，融化旧的辞藻与新的名词，虽泥沙杂下，调子的强悍，才情的横溢，或者写美的抒情散文，却自有他较高成就。但创作小说可以说实非所长。

张资平，在他第一个小说集《冲积期化石》这书上，在《上帝儿女们》及其他较短创作上，使当时读者发生了极大兴味。五四运动引起国内年青人心上的动摇，是两性问题。因这动摇所生出的苦闷，虽在诗那一方面，表现得比创作为多，然而由于作品提出那眩目处，加以综合的渲染，为人类行为——那年青人最关切的一点——而发生的问题，诗中却缺少能够满足年青人的作品。把恋爱问题，容纳到一个艺术组织里，落华生的作品，因为只注意到文章的完美，于两性的关系，对读者而言，却近于有意回避，失败了。冰心女士因环境与身分，更加矜持，缺少对于这一方面的反映。鲁迅因年龄关系，对恋爱也羞于下笔了。叶绍钧，写小家庭夫妇生活，却无感情的纠纷。王统照，实为第一期中国创作者中对男女事件最感兴味的一人，作品中的男女关系，由于作者文学意识所拘束，也努力使作品成为自己所要求的形式，给人的亲切趣味却不如给人惊讶迷惑为多。张资平，以“说故事的高手”那种态度，从日本人作品中得到体裁与布局的方便，写年青人亟于想明白而且永远不发生厌倦的恋爱错综关系，用平常易解的文字，使故事从容发展，其中加入一点明白易懂的讥讽，琐碎的叙述，乃不至于因此觉得过长。官能的挑逗，凑巧的遇合，平常心灵产生的平常悲剧，最要紧处还是那文字无个性，叙述的不厌繁冗。年青人，民十二左右的年青人切身的要求，是那么简单明白，向艺术的要求又那么不能苛刻，于是张资平的作品，给了年青人兴奋和满足，用作品揪着了年青人的感情，张资平的成就，也可说成为空前的成就。俨然为读者而有所制作，故事的内容，文字的幽默，给予读者以非常喜悦，张资平的作品，得到的“大众”，比鲁迅作品还多，然而使作品同海派文学混淆。使中国新芽初生的文学态度与倾向，皆由热诚的崇高的企望，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影响到读者与作者，也便是这一个人。年青读者从张资平作品中，是容易得到一种官能抽象的满足，这本能的向下发泄的兴味，原是由于上海礼拜六派文学所酝酿成就的兴味，张资平加以修正，却以稍稍不同的意义给了广大年青人。成功中虽即见出堕落处，然而从商品意义而言，还是应该说得到成功的。

因为从张资平作品中感到爱悦的人，恰恰多是缺少在那事件上展其所长的脚色。这些年青男子，是“备员”却不是“现役”。恋爱这件事在他们方面，发生好奇的动摇，心情放荡，生活习惯却拘束到这实现的身体，无从活泼，这里便发生了矛盾，发生了争持。“情欲的自决”，“婚姻的自决”，这口号从五四喊起，已喊了好几年，不少年青人在这件事上却空怀大志，不能每人都可得到方便。张资平小说告给年青人的只是“故事”，故事是不能完全代替另外一个欲望的，于是，郁达夫，以衰弱的病态的情感，怀着卑小的可怜的神情，写成了他的《沉沦》。这一来，却写出了所有年青人为那故事而眩目的忧郁了。

生活的卑微，在这卑微生活里所发生的感触，欲望上进取，失败后的追悔，由一个年青独身男子用一种坦白的自暴方法，陈述于读者，郁达夫，这个名字在《创造周报》上出现，不久以后，成为一切年青人最熟习的名字了。人人都觉得郁达夫是个值得同情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郁达夫在他作品中，提出的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名誉、金钱、女人取联盟样子，攻击我这零落孤独的人……”这一句话把年青人心说软了。在作者的作品上，年青人，在渺小的平凡生活里，用憔悴的眼看四方，再看看自己，有眼泪的都不能悭吝他的眼泪了。这是作者一人的悲哀么？不，这不是作者，却是读者。多数的读者诚实的心，是为这个而鼓动的。多数的读者，由郁达夫作品，认识了自己的脸色与环境。作者一支富有才情的笔，却使每一个作品，在组织上即或有所略忽，也仍然非常动人。一个女子可以嘲笑冰心，因为冰心缺少气概显示自己另一面生活，不如稍后一时淦女士对于自白的勇敢。但一个男子，一个端重的对生存不儿戏的男子，他却不能嘲笑郁达夫。放肆的无所忌惮的为生活有所喊叫，到现在却成了一个可嘲笑的愚行。因为时代带走了一切陈腐，展览苦闷由个人转为群众，但十年来新的成就，是还无人能及郁达夫的。说明自己，分析自己，刻画自己，作品所提出的一点纠纷，正是国内大多数青年心中所感到的纠纷。郁达夫，因为新的生活使他沉默了。然而作品提出的问题，说到的苦闷，却依然存在于中国多数年青人生活里，一时不会抹去。

感伤的气分，使作者在自己作品上，写放荡无节制的颓废，作为苦闷的解决。关于这一点，暗示到读者，给年青人在生活方面、生活态度有大影响，这影响，便是“同情”《沉沦》上人物的“悲哀”，同时也“同意”《沉沦》上人物的“任性”。这便是作者作品自然产生的结果。作者所长是那种自白的诚恳，虽不免夸张，却毫不矜持。又能处置文字，运用词藻，在作品上那种神经质的人格，混合美恶，糅杂爱憎，不完全处，缺憾处，乃反而正是给人十分同情处。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在郁达夫作品上，用小人物的卑微神气出现，却使人忧郁起来了。鲁迅使人忧郁，是客观的写中国小都市的一切，郁达夫只会写他本身，但那却是我们青年人自己。中国农村是在逐渐情形中崩溃了，毁灭了，为长期的混战，为土匪骚扰，为新的物质所侵入，可赞美的或可憎恶的，皆在渐渐失去原来的型范。鲁迅的小说终于搁了笔。但年青人心灵的悲剧，却依然存在，长期在沉默里存在。郁达夫，却以另以意义而沉默了的。


三

让我们搁下上面提到的这几个人，因为另外还有的是值得记忆的作者。汪敬熙、王统照、落华生几个人，在创作上留下的意义，是正如前一期新诗作者俞平伯等一样的意义，作品成为“历史的”了。鲁迅、郁达夫、冰心、郭沫若，在时代转易中，我们慢慢的也疏忽了。张资平，在那巨量的产额下，在那常常近于“孪生”的作品里，给人仍然是那种庸俗趣味，读者用“无聊”、“千篇一律”嘲弄答谢作者，是十分自然的结果。他的作品继续了新海派的作风，同上海几个登载图画摄影的通俗杂志可以相提并论。叶绍钧因为矜持，作风拘束到自己的习惯里，虽还继续创作，但给人的感动，却无从超越先一时期所得的成功了。

这个时代是说到民国十五六年为止的。

民国十四年以后，在国内创作者中为人逐渐熟习的名字，有下面几个人。许钦文、冯文炳、王鲁彦、蹇先艾、黎锦明、胡也频。各人文字风格均有所不同，然而贯以当时的趣味，却使每个作者皆自然而然写了许多创作，同鲁迅的讽刺作品取同一来源。绅士阶级的滑稽，年青男女的浅浮，农村的愚暗，新旧时代接替的纠纷，凡属作家凝眸着手，总不外乎上述各点。同时因文字方面所受影响，北方文学运动所提示的简明体裁，又统一了各个作者，故所谓个性，乃仅能在作品风格上微有不同。“人生文学”一名词，虽已无从概括作者，然而作品所显示的一面，是无从使一个作者独自有所成就的。其中因思想转变使其作品到一种新的环境里去，其作品能不为时代习气所限，后来只一胡也频。但这转换是民十八后的事，去当时写作已四年了。

从上述各作者作品作一系统检阅，便可明白放弃辞藻的文学主张，到民十三年后，由于各个新作家的努力，限度已如何展开，然而同时又因这主张，如何拘束了各个作品。创造社的兴起，在另一意义上，也可说作了一种新的试验，在新的语体文中容纳了旧的辞藻，创造社诸人在文体一方面，是从试验而得到了意外好影响的。这试验一由于作者以故事为核心一支笔可以在较方便情形下处置文字，一由于读者易于领会，在当时，说及创造社的，莫不以“有感情”盛道创造社同人的成功，这成就，首先是文字一方面的解放较之在思想方面多一些。

用有感情的文字，写当时人懵懂的所谓两性问题，由于作者的女性身分，使作品活泼于一切读者印象中，民国十五年左右就有了淦女士。一面是作者所写到的一种事情，给了年青读者的兴奋，一面是作者处置文字的手段，较之庐隐直接，以《隔绝之后》命题，登载于《创造季刊》上时，淦女士所得到的盛誉，超越了冰心，惹人注意与讨论，一时间似较之郁达夫、鲁迅作品，还都更宽泛而长久。

用有诗气息的文字，虽这文字所酝酿的气息十分旧，然而说到的事情却似十分新，淦女士作品，在精神的雄强泼辣上，给了读者极大惊讶与欢喜。年青人在冰心方面，正因为除了母性的温柔，得不到什么东西，淦女士作品，却暴露了自己生活最眩目的一面。这是一个传奇，一个异闻，是的，毫无可疑的，这是当时的年青人所要的作品，一个异闻，淦女士作品是在这意义下被社会认识而加以欢迎的。文字不如冰心的华美，缺少冰心的亲切，但她说到的是真正自己。她具有展览自己的勇敢，她告给人是自己在如何解决自己的故事，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为了对于“爱”这名词有所说明，在一九二六年前，女作家中还没有这种作品。在男子作品中，能肆无忌惮的写到一切，也还没有。因此淦女士作品，以崭新的趣味，兴奋了一时代的年青人。《卷葹》这本书，容纳了作者初期几个作品，到后还写有《劫灰》及其他，笔名改为沅君。

淦女士的作品，是感动过许多人的，但时代稍过，作品同本人生活一分离，淦女士的作品，却以非常冷淡的情形存在，渐渐寂寞下去了。因作者的作品价值，若同本人生活分离，则在作者作品里，全个组织与文字技巧，便已毫无惊人的发现。把作者的作品当一个艺术作品来鉴赏，淦女士适宜于同庐隐一起，时至今日，她的读者应当是那些对于旧诗还有兴味的人来注意的。《超人》在时代各样趣味下，还是一本适宜于女学生阅读的创作，《卷葹》能给当时的年青人感动，却不能如《超人》长久给人感动，《卷葹》文字的美丽飘逸处，能欣赏而不足取法。

在第二时期上，女作家中，有一个使人不容易忘却的名字，有两本使人无从忘却的书，是叔华女士的《花之寺》同《女人》。把创作在一个艺术的作品上去努力写作，忽略了世俗对女子作品所要求的标准，忽略了社会的趣味，以明慧的笔，去在自己所见及一个世界里，发现一切，温柔的也是诚恳的写到那各样人物姿态，叔华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别走出了一条新路。“悲剧”这个名词，在中国十年来新创作各作品上，是那么成立了非常可笑的定义，庐隐的作品，淦女士的作品，陈学昭的作品，全是在所谓“悲剧”的描绘下而使人倾心拜倒的。表现自己的生活，或写一片人生，饿了饭暂时的失业，穿肮脏旧衣为人不理会，家庭不容许恋爱把她关锁在一个房子里，死了一个儿子，杀了几个头，写出这些事物的外表，用一些诱人的热情夸张句子，这便是悲剧。使习见的事，习见的人，无时无地不发生的纠纷，凝静的观察，平淡的写去，显示人物“心灵的悲剧”，或“心灵的战争”，在中国女作家中，叔华却写了另外一种创作。作品中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也没有失业或饥饿，这些表面的人生，作者因生活不同，与之离远了。作者在自己所生活的一个平静世界里，看到的悲剧，是人生的琐碎的纠葛，是平凡现象中的动静，这悲剧不喊叫，不吟呻，却只是“沉默”。在《花之寺》一集里，除《酒后》一篇带着轻快的温柔调子外，人物多是在反省里沉默的。作者的描画，疏忽到通俗的所谓“美”，却从稍稍近于朴素的文字里，保持到静谧，毫不夸张的使角色出场，使故事从容的走到所要走到的高点去。每一个故事，在组织方面，皆有缜密的注意，每一篇作品，皆在合理的情形中发展与结束。在所写及的人事上，作者的笔却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却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存在。时代这东西，影响一切中国作者，在他们作品中，从不缺少“病的焦躁”，十年来年青作者作品的成就，也似乎全在说明到这“心上的不安”，然而写出的却缺少一种遐裕，即在作家中如叶绍钧《城中》一集，作者的焦躁便十分显明的。叔华女士的作品，不为狭义的“时代”产生，为自己的艺术却给中国写了两本好书。称之为“闺秀”派，所以还恰当。

但作者也有与叶绍钧同一凝固在自己所熟习的世界里，无从“向更广泛的人生多所体念”，无从使作品在“生活范围以外冒险”的情形。小孩，绅士阶级的家庭，中等人家姑娘的梦，绅士们的故事，为作者所发生兴味的一面。因不轻于着笔到各样世界里，谨慎认真处，反而略见拘束了。作者是应当使这拘束得到解放机会，作品涉及其他各方面，即在失败里也不气馁，则将来，更能写出无数好故事的。作者所写到的一面，只是世界极窄的一面，所用的手法又多是“描写”而不是“分析”，文字因谨慎而略显滞呆，缺少飘逸，故年青读者却常欢喜庐隐与沅君，而没有十分注意叔华，也是自然的事。


四

还有几本书同几个作者，应归并在这时代里去的，是杨振声先生的《玉君》同川岛的《月夜》，章衣萍的《情书一束》。

《月夜》在小品散文中有诗的美质。《情书一束》则刻画儿女情怀，微带一点儿放荡，一点儿谐趣。《情书一束》得到的毁誉，由于书店商人的技巧，与作者在作品以外的另一类作品，比《沉沦》或《呐喊》都多，然而也同样比这两本书容易为人忘却。因为由于作者清丽的笔，写到儿女事情，不庄重处给人以趣味，这趣味，在上海《幻洲》一类刊物发达后，《情书一束》的读者，便把方向挪到新的事物上去了。

《玉君》在出世后，是得到国内刊物极多好评的，作者在故事组织方面，梦境的反复，使作品的秩序稍感紊乱，但描写乡村动静，声音与颜色，作者的文字，优美动人处，实为当时长篇新作品所不及。且中国先一期中篇小说，张资平《冲积期化石》，头绪既极乱，王统照《黄昏》，也缺少整个的组织的美，《玉君》在这两个作品以后问世，却用一个新的方法写一个传奇，文字艺术又不坏，故这本书不单是在过去给人以较深印象，在目下，也仍然是一本可读的书。因作者创作态度，在使作品“成为一个作品”，却不在使作品“成为一个时髦作品”，故在这作品的各方面，不作趋时的讽刺，不作悲苦的自白，皆不缺少一个典型的法则。小小缺憾处，作者没有在第二个作品里有所修正，因为这作品，如《月夜》、《雪夜》一样，作者皆在另一生活上，抛弃了创作的兴味，在自己这作品上，也似乎比读者还容把它先已忘却了。

这时还有几个作者几种作品，因为他们的工作，在另外一件事上有了更多更好的贡献，因此我们皆疏忽了的，是郑振铎先生的《家庭故事》，赵景深先生的《烧饼》，徐霞村先生的《古国的人们》。

又有几个作家的作品，为了别一种原因，使我们对于他的名字同作品都疏远了一点，然而那些作品在当时却全是一些刊物读者最好的粮食的。在北方，还有闻国新、蹇先艾、焦菊隐、于成泽、李健吾、罗皑岚等创作。在南方则周全平、叶灵凤，由创造社的《创造》而《幻洲》《洪水》，各刊物上继续写作了不少文章，名字成为了南方读者所熟习的名字（其中最先为人注意的还有一个倪贻德）。还有彭家煌。在武昌，则有刘大杰、胡云翼。在湖南，则有罗黑芷。这些作者的作品，在同一时代，似乎比较冷落一点，既不同几个已经说到的作家可以相提并论，即与或先或后的作家如冯文炳，许钦文，黎锦明，王鲁彦，胡也频而言，也不如此数人使人注意。这里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文字个性”、“所据地位”几种关系，或成就了某一些作者，或妨碍了某一些作者，是一种看来十分希奇实在却很平常的事实。冯文炳是以他的“文字”风格自见的，用十分单纯而合乎“口语”的文字，写他所见及的农村儿女事情，一切人物出之以和爱，一切人物皆聪颖明事。作者熟悉他那个世界的人情，淡淡的描，细致的刻画，且由于文字所酝酿成就的特殊空气，很有人欢喜那种文章。许钦文能用仿佛速写的笔，擦擦的自然而便捷的画出那些市民阶层和乡村人物的轮廓，写出那些年青人在恋爱里的纠纷，与当时看杂感而感到喜悦的读者读书的耐心与趣味极相称。黎锦明承鲁迅方法，出之以粗糙的描写，尖刻的讥讽，夸张的刻画，文字的驳杂中却有一种豪放气派，这气派的独占，在他名为《雹》的一集中间，实很有些作品较之同时其他作家的作品更值得重视。鲁彦的《柚子》，抑郁的气分遮没了每个作品，文字却有一种美，且在组织方面和造句方面，承受了北方文学运动者所提出的方向，干净而亲切。同时讥讽的悲悯的态度，又有与鲁迅相似处。当时正是《阿Q正传》支配到大部分人趣味的时节，故鲁彦风格也从那一路发展下去了。胡也频，以诗人清秀的笔转而作小说，由于生活一面的体念，使每一个故事皆在文字方面毫无微疵，在组织方面十分完美。其初期作品《圣徒》、《牧场上》可作代表，到后方向转变，作品中如《光明在前面》等作，则一个新的人格和意识，见出作者热诚与爱的取舍，由忧郁徘徊而为勇敢的向前，有超越同时同类一般作品的趋势。

但我们有时却无法分出名字比较冷落的作家和名字热闹的作家之间有什么十分悬殊的界域。在中国，初期的文坛情形，就混入了若干毫无关系的分子，直到如今还是免不了的。在创作中有为玩玩而写作的作家，也有因这类的玩玩而写作的人挡住前路，成为风气，占据刊物所有的篇幅，终于把虽不断写作无从表现的作家全压下去了。在较大刊物上把作品与读者见面的，照例所得读者注意较多。与书业中有关系的，照例他那作品常有极好的销数。欢喜自画自赞的，不缺少互相标榜兴味的，他们分上得到的好处，是一个低头在沉默中创作的作家所无分的。从小小的平凡的例子上看去，长虹，章衣萍，……这一类名字，莫不在装点渲染中比起任何名字似乎还能具吸引力一些，那理由，我们倘若不能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寻得到时，是只有从另外一个意义下去领会的。有些作家用他的作品支持到他的地位，有些作家又正是用他的地位支持到作品：故如所传说，一个名作者常用一元千字把他人作品购为己有，稍加增改，就可以高价售出，这事当然并不希奇。因为在上述情形中，无数无名无势的新作者，出路是没有的，他们不要钱也无人愿意印行他们的著作。这习气因近年来经营新出版业者的加多，稍稍有些破除。然而凡是由于以事业生活地位支持作品地位的，却并不因此有所动摇，文学趣味的方面，并不在乎读者而转移。读者永远无能力说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一切安排都在商人手中。


五

把上述诸作者，以及其中近于特殊的情形，作不愉快的叙述，可以暂且放下不用再提了。

从各方面加以仔细的检察，在一些作品中，包含孕育着的浮薄而不庄重的气息，实大可惊人。十年来中国的文学，在创作一方面，由于诙谐趣味的培养，所受的不良影响，是非常不好的。把讽刺的气息注入各样作品内，这是文学革命稍后一点普遍的现象，这现象到如今还依然存在，过去一时代文学作品，大多数看来，皆不缺少病的纤细，前面说到的理由，是我们所不能不注意的。

使作品皆病于纤巧，一个作品的动人，受读者欢迎，成为时髦的作品，全赖这一点。这是应当有人负责的。胡适之为《儒林外史》重新估价，鲁迅、周作人、西滢等人杂感，丁西林的戏，张资平的小说，以及莫泊桑、契诃夫作品的翻译，这些人的成绩，都使我们十分感谢，但这些作品无疑对于此后一般作品方面有极大的暗示。用这态度有所写作，照例可以避去强调的冲突，而能得到自得其乐的满足。用这态度有所写作，可以使人发笑，使人承认，使人同意。但同时另外指示到创作方面，“暗示”或“影响”到创作的态度，便成为不良的结果。我们看看年轻人的作品中，每一个作者的作品，总不缺少用一种谐趣的调子、不庄重的调子，每一个作者的作品，皆有一种近于把故事中人物嘲讽的权利，这权利的滥用，不知节制，无所顾忌，因此使作品深深受了影响，许多创作皆不成为创作，完全失去其正当的意义，文学由“人生严肃”转到“人生游戏”，所谓含泪微笑的作品，乃出之于不足语此的年轻作者，故结果留下一种极可非难的习气。（这习气延长下去，便成了所谓幽默趋势。）

说一句俏皮一点的话，作一个小丑的姿势，在文体方面，有意杂糅文言与口语使之混和，把作品同“诙谐”接近，许多创作，在把文学为有意识向社会作正面的抗议的情形里，转到把文学为向恶势力作旁敲侧击的行为，抓他一把，捏他一下，作者虽聪明智慧了许多，然而创作给人也只是一点趣味，毫无其他可企望的了。老舍先生前期作品，集中了这创作的谐趣意识，以夸诞的讽刺，写成了三个长篇，似乎同时也就结束了这趣味的继续存在。因为十六年后，小巧的杂感，精致的闲话，微妙的对白剧，千篇一律的讽刺小说，也使读者和作者有点厌倦了，于是时代便带走了这个游戏的闲情，代替而来了一些新的作家与新的作品。

这方向的转变，可注意的不是那几个以文学为旗帜的人物，虽然他们也写了许多东西。我想说到的，是那些仅以作品直接诉之于读者，不仰赖作品以外任何手段的作家，这一群作家中有几个很可注意的人。

一、以民十五六年以来革命的时代为背景，写成了《动摇》《追求》《幻灭》三个有连续性的恋爱革命小说，是茅盾。

二、以一个进步阶级女子，在生活方面所加的分析，明快爽朗又复细腻委婉的写及心上所感到的纠纷，着眼于下层人物的生活，而能写出平常人所着眼不到处，写了《在黑暗中》的，是丁玲。

三、就是先前所说，集中了讽刺与诙谐用北京风物作背景，写《赵子曰》、《老张的哲学》、《二马》等作的是老舍。

在短篇方面，则施蛰存先生一本《上元灯》，值得保留到我们的记忆里。

把习气除去，把在创作中不庄重的措词与自得其乐沾沾自喜的神气消灭，同时也不依赖其他装点，只把创作当成一个企图，企图它成一个艺术作品，在沉默中努力，一意来写作，因此作品皆能以一种不同的风格产生而存在，上述各作者的成就，是我们在另一时候也不容易忘却。使《黄昏》、《玉君》等作品与茅盾《追求》并列，在故事发展上，在描写技巧上，皆见出后者超越前者处极多。大胆的以男子丈夫气分析自己，为病态神经质青年女人作动人的素描，为下层女人有所申诉，丁玲女士的作品，给人的趣味，给人的感动，把前一时几个女作家所有的爱好者兴味与方向皆扭转了。丁玲女士的作品给了读者们一些新的兴奋。反复酣畅的写出一切，带着一点儿忧郁，攫着了读者的感情，到目前，复因自己意识就着时代而前进，故尚无一个女作家有更超越的惊人的作品可以企及。

一时代风气，作家之一群，给了读者以忧郁，给了读者以愤怒，却并无一个作者的作品，可以使年青人心上的重压稍稍轻松。读《赵子曰》，读《老张的哲学》，却使我们感觉作者能在所写及的事物上发笑，而读者却因此也可以得到一个发笑机会，这成就已不算十分坏了。关于故都风物一切光景的反映，老舍长处是一般作者所不能及的，人物性格的描画，也极其逼真动人，使作品贯以一点儿放肆坦白的谐谑，老舍各作品，在风格和技术两方面都值得注意。

冯文炳，黎锦明，王鲁彦，许钦文等人作品，可以放在一起来谈的是各个作家的“讽刺气分”。这气分，因各人笔致风格而有小异，却并不完全失去其一致处。这种风气的形成，应上溯及前面所述及“诙谐趣味”的养成，始能明白其因缘。毫无可疑，各个作者在讽刺方面全是失败了的。读者这方面的嗜好，却并不能使各个作家的作品因之而纯粹。诚实的制作自己所要制作的故事，清明的睥睨一切，坦白的申述一切，为人生所烦恼，便使这烦恼诉之于读者，南方创造派所形成的风气实较北方语丝派为优。浮浅幼稚，尚可望因时代而前进，使之消灭，世故聪明，却使每个作者在写作之余，有泰然自得的样子，文学的健康性因此而毁了。民十六年革命小说兴起，一面是在对文学倾向有所提示，另一面也掊击到这种不良趣味，这企图，在创作方面，是不为无益的。虽当时大小杂感家以《论语》为残垒，有所保护，然而“白相的文学态度”随即也就因大势所趋而消灭了。几个短篇作者，在先一时所得到的优越地位，另有了代替的人，施蛰存、沉樱，是几个较熟习的名字。这些人是不会讽刺的。在把创作当一个创作的态度诚恳上而言，几人的成就，虽不一定较之另外数人为佳，然而把作品从琐碎的牢骚里拖出，不拘囿到积习里，作品却纯粹多了。《上元灯》笔致明秀，长于描绘，虽调子有时略感纤弱，却仍然可算为一本完美的作品。这作品与稍前一年两年的各作品较，则可知道以清丽的笔，写这世界行将消失或已消失的农村传奇，冯文炳、许钦文、施蛰存有何种相似又有何种不同处。

孙席珍写了《战场上》，关于战争还另外写了一些作品。然这类题材，对于作者并不适宜，因作者所体验的生活不多，文字技巧又不能补其所短，故读者无多大兴味。但关于战争，作暴露的抗议，作者以外还无另一人。

与施蛰存笔致有相似处，明朗细致，气派因生活与年龄拘束，无从展开，略嫌窄狭，然而能使每一个作品成为一个完美好作品，在组织文字方面皆十分注意，还有一个女作家沉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