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水浒》中武松杀潘金莲案为例，浅析古代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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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杀潘金莲案案情回顾

先来回顾一下水浒中关于武松杀潘金莲案的案情，潘金莲原来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唤丫头，后来与大户搞出纠缠，最终被大户人家倒赔嫁妆，嫁给了武大郎，在清河县的时候，很多浪荡子弟就纠缠在武大家门口。

武大郎

当时人都形容潘金莲："无般不好，为头的爱偷汉子。""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

武大郎气不过，带着潘金莲搬到阳谷县居住。

武松路过景阳冈打虎后，被阳谷县聘为小吏，武松与武大郎兄弟得以相聚，潘金莲见武松长得高大威猛，想要勾引武松，被武松拒绝，后在武松出差公干的时候，经王婆撺掇与阳谷县大户西门庆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

卖犁的郓哥因为王婆不让他卖犁给西门庆，因此有意破坏这件事，就把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的事情告诉了武大郎，武大郎随即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打伤，武大郎因此一病不起，后来西门庆、潘金莲、王婆等三人畏惧武松，认为一不做二不休，就毒死了武大郎。

在负责验尸的时候，西门庆买通何九叔，使得武大郎能够火化，等武松公干回来后，发现武大郎已死，通过询问何九叔得知武大郎是被毒死，并且取得武大中毒的骨头两块，又从郓哥处，得知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打伤武大。

新版水浒西门庆与潘金莲

在还原了整个案件的时候，武松在武大灵堂上杀死潘金莲，随后又在狮子楼斗杀西门庆，再提着两颗头颅后到县衙门自首。

经过县级衙门和府尹上报刑部，刑部最终给出判决：

“据王婆生情造意，哄诱通奸，唆使本妇下药毒死亲夫；又令本妇赶逐武松不容祭祀亲兄，以致杀死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伦，拟合凌迟处死。据武松虽系报兄之仇，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亦则自首，难以释免，脊仗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奸夫淫妇虽该重罪，已死勿论。”

武松连杀两人，只判脊杖四十、刺配两千里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何武松连杀潘金莲和西门庆两人，最终只判一个“脊仗四十，刺配二千里外。”

在判词里面对武松的判决解释是：据武松虽系报兄之仇，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亦则自首，难以释免。

武松

可以看见，刑部对武松杀潘金莲案的裁定是，首先是为兄报仇，情有可原；其次是有自首情节，予以减免；最后就是被杀者有重罪，罪有应得。以下，纵横将会展开来分析武松连杀两人为何会判得如此之轻。

（一）武松替兄报仇是血亲复仇

我国古代一直有血亲复仇的文化因素，武松与武大感情深厚，两个人从小就相依为命，文中也一再提及长兄如父的话，从亲情的角度来考量武松杀人，虽然犯法，但也是情理之中。

《礼记·曲礼》中提到：“父之仇弗与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

尽管在后世一直强调禁止私斗，比如唐玄宗时处理张琇、张瑝为父复仇，杀殿中侍御史杨汪一案时指出：“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俱存。孝子之情，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能容此？杀人成复仇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然道路喧议，故须告示。”

可见官府虽然反对私斗，但是也有情感的考量在其中，也表明历朝历代对于复仇问题都极为棘手。

在宋朝时期，法律相对规范与完善，对于血亲复仇在《刑统》中规定，复仇案件复杂的还需要皇帝来亲自裁决。

民国时期施剑翘为父报仇枪杀孙传芳

以儒家亲情血缘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秩序，儒家崇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血浓于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所以，官府对于武松案件，处于替兄复仇的角度，在量刑的时候必然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减少。

（二）自首情节，可以减免罪行

武松能够被减免罪行的第二条原因就是，武松系自首，古代官府限于人力和物力，以及侦查案件的能力，往往很多案件都无法侦破，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号召作案人能够自首。

在秦朝时期，秦律中就有“自首”、“自告”等词语，形成一种法律制度被确立，而到唐朝时期，自首制度逐渐成熟，在武松犯罪已成为事实后，他深知自己的罪行触犯了刑律，主动带着证人、证物、口词到县衙投案自首，并让四邻如实作证。

《唐律疏议·名例》中规定：“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宋朝时期在法律上对唐朝多有继承，基本上唐律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些小修小补，对有自首情节的罪犯，都主张进行罪责减免。

可以说历代法律都对有自首情节的罪犯进行罪责减免，以提倡自首。

武松在复仇的过程中，并没有像在鸳鸯楼的时候大开杀戒，而是秉着冤有头，债有主的原则，对官府也有一定的憧憬，因此在找好了左邻右舍的人作证，再找出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并且毒杀武大的证据，并且找人录了王婆与潘金莲的口供，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武松先是在灵堂上杀了潘金莲，然后再去斗杀西门庆。

武松

随后，武松直接到县衙自首，并且提供了充分的人证、物证、书证。人证有：王婆、何九叔、鄆哥、四邻；物证有：行凶刀子、两颗人头；书证有供词。

对于官府来说，大大减轻了官府的破案成本，后面还会说到宋代地方官府司法部门的短缺，这里先不展开了。

总之，武松杀人后能够自首，也是量刑时候减免的重要因素。

（三）被杀者有重罪，酌情谅解

另一方面，武松所杀潘金莲与西门庆也有重罪，是死有余辜，在判词中说：奸夫淫妇虽该重罪，已死勿论。

在古代，通奸本已是重罪，而因奸弑夫则罪责更重，唐代法律规定因通奸而谋杀亲夫的，两人都按罪当斩，元明时期更是处于凌迟，王婆当时未被武松所杀，后来却因为参与这个事件，最终被判：

据王婆生情造意，哄诱通奸，唆使本妇下药毒死亲夫；又令本妇赶逐武松不容祭祀亲兄，以致杀死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伦，拟合凌迟处死。

水浒中王婆

通奸和谋杀亲夫，在古代一直都是重罪，李悝在魏国变法时制定《法经》中就写到：“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曰淫禁。”

秦朝时期更是规定：“有子而嫁，倍死内外，禁止淫佚，男友浩诚，夫为寄之，杀之无罪……”在这里，对“私通”定以极刑，“人人得以诛之”。

宋代法律规定，只有当场捉到男女通奸才可以杀死奸夫淫妇而不被法律追究，武大郎如果能够沉住气，等到武松回来捉奸再杀死西门庆，是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的。

《宋刑统》规定：“犯奸而奸人杀其夫，谓妻妾与人奸通，而奸人杀其夫，谋而已杀故杀斗杀者，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杀者同罪斩，谓所奸妻妾亦合绞。”

从这一点来看，武松杀死罪有应得的潘金莲和西门庆，也得到了官府的谅解。

（四）官府有意包庇武松

实际上在这个案件中，官府对武松有很多包庇，这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前面的因素只不过是影响量刑的因素，最重要的还是官府的态度，从阳谷县到东平府，再到刑部对武松杀人案多有包庇和谅解。

武松

阳谷县县令在接到案子的时候，将武松杀人的招状改为：

“武松因几点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到，武松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服，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

如此一说，成功将武松的故意杀人，解释成杀潘金莲是潘金莲有意阻拦在先，武松失手杀人在后，而杀西门庆也变成了西门庆动手在先，武松斗殴杀死在后。

武松这个人是不会行贿的，县令如此做法就是有意偏袒武松，尽管县令曾经受了西门庆的贿赂，在之前没有审理武松的报案，然而知县见其为人仗义倒不见得，但是武松刚帮他到北京公干，帮了他的大忙，自然有意偏袒。

东平府的府尹陈文昭对武松这个案子看得更重，武松毕竟是阳谷县打虎的公众人物，而且在情理上对武松也有诸多理解，因此陈文昭不但将案子再次改轻，再去刑部省院议罪的时候还找人前去疏通。

东平府尹陈文昭对武松多有偏袒

这也是武松只判脊杖四十，刺配两千里的最根本的因素。

潘金莲案中展现出宋代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整个案件已经解释的差不多了，在这个过程中，相信大家也能够看出一定的问题，比如当道义与法律相冲突的时候，往往会考虑道德的标准，而官府在司法实践的地方，也有很多主观因素，可以说，尽管法律相对健全，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出现很多问题。

下面就讲讲在这个案件中，古代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情理与法理冲突后的取舍问题

在这个案件中，武松替兄报仇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也是一直以来难以绕过的话题，那就是武松报仇合乎情理，为道义所支持。符合古代政府宣扬的儒家思想中的“义”，也为社会主流所支持。

武松在被刺配的时候，有很多人送行，细细来看，武松在阳谷县并未给老百姓做什么事情，相反是为知县做了些私事，老百姓更多的是对武松替兄报仇这件事的认同。

武松

所以，尽管杀人违法，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官府也有一定的考量，于是有了法外开恩，从轻处罚的问题。

在水浒中武松杀潘金莲一案，完全可以看作是亲情与法律的集中矛盾下，官府“徇情枉法，妄改供状”，最终导致为情屈法，以法就情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些官员都是科举考试出身，天天背的就是四书五经，从内心深处，他们也认为道义应该凌驾于法律，因此并不尊重法律，完全是根据个人好恶来判断是非。

这种情况其实在古代屡禁不止，连官员都不重法，那还有谁重法呢？

（二）司法部门的缺位，报案程序复杂

之所以会出现上面官员不注重法律的情况，也表明古代很多时候地方政府缺乏专业的司法人员，古代历来将县级政府作为最基层的管理机构，并没有设有专业的司法部门。

宋太宗时下诏：“诸州长吏，凡决徒罪并须亲临”。到宋徽宗时进一步规定：“州县不亲听囚而使吏鞫审者，徒二年”。

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县太爷亲自坐堂审判的司法制度，实际上，我们应该清楚，官员都是行政官员，会当官的不一定会审案，也就是将行政与司法结合后，往往会出现诸多问题。

宋代县太爷

而且宋代的法律程序较为复杂，对官员的司法素质要求很高，一般官员难免适从，在具体实践当中，往往出现上一段出现的问题，根据官员好恶来审判案件的情况。

而从另一方面，古代司法对程序较为复杂，武松的哥哥去世，在有证据报案的情况下，知县却不受理，原因是：捉奸见双，捉贼见赃，杀人见伤。

狱吏更是解释道：

“但凡人命之事，须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问得。”

你想想，已经出现命案，并且有人证和物证的情况下，还要这些东西才能够办案，如果老百姓都把这些整明白了，还要你政府来判什么案。

（三）民众不愿牵扯到司法当中，不相信官府

《宋刑统》规定：

“诸告人罪，皆须明注年月，指称实事，不得称疑，违者笞五十。”

也就是说，你想要经官，得自己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出了问题还是原告的错。

正是因为诉讼程序复杂，导致老百姓都不愿意经官，实际上是对官府的不信任，在水浒中，武松去找郓哥打听情况的时候，郓哥说了一句没来由的话，“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岁没人养赡，我却难相伴你们吃官司耍。”

近一段时间被骂惨了的郓哥

不过就是做个人证，竟然牵扯到父亲的养老问题，武松先是给拿五两银子，后来又许诺一些，郓哥才敢于作证。

而武松去找团头何九叔的时候，是带着刀去的，何九叔其实是个明白他，他知道武大是冤死的，但是武松当时不在家，没有“苦主”不敢声张，说明什么？如果没有人出头，武大就白了。

但是他知道武松回来后会为武大出头，因此火化的时候留了两块骨头。

在证人方面，宋代也有详细的法律规定，《宋刑统》规定：

诬告人者反坐，所诬属流以下罪，则视前人已拷未拷而决定反坐罪之等级，“即拷证人亦是”。

也就是说，在询问证人的时候，可以用拷问的方式，这一制度虽然加强了证言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人不愿意出证，这就明白为何武松会拿刀去找何九叔，会给郓哥养老，郓哥才出来作证，实在是闹不好就搭了自己的小命。

总结：

想一想，假如这个杀人的不是武松，而是另一个人，又会是如何下场呢？同样的罪在不同的人出现不同的结果，那就是对法律的践踏。

替天行道是因为法治不公

《水浒传》中很多的案件中都出现的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治往往高于法治，主观往往凌驾于客观，正是因为宋代对司法实践的忽视，不能为老百姓伸张正义，才使得很多好人最终走上梁山“替天行道”。

假如法律合理，司法公正，也就不用谁来替谁行道了。(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