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

大哥走了。熬过了晚年的病痛但还是没熬过这个万恶的病毒。他走了，不知道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在那冰冷无情的ICU病房里，面对那面隔绝亲人的寒窗是否平静，安详。他走了，也许对长期遭受病魔折磨的他是一个解脱。但那种痛已经移植到亲人心里，针扎一样，如一只无形的手抓着我的心，那样地沉重，那样地难受，那样地令人窒息……这种感觉曾在多年前父亲离世时感到过。

这几天我一直像梦游一样，脑海里浮现的都是大哥的画面，没有次序，没有逻辑，颠三倒四又身临其境。

1978年夏天，那是我上大学的第一个暑假。由于文革的耽误，我们这代人荒废了太多的时间。入学后发现自己知识缺失的厉害，再加上我们这一届又是三月份入学，离家时间并没有太久，我就没有回家，留在学校里读书。一天中午，我躺在宿舍中间的大桌上午睡。忽然觉得有人从敞开的大门走了进来。入眼的先是一双凉鞋，然后是一件土黄色的西式短裤，我猛地抬头，大哥就那么笑眯眯地俯视着我。

那时大哥在县棉织厂当业务员，走南闯北，这次是出差到上海顺便来看我。当然，也可能是来看我顺便出差。人生四喜，'他乡遇故知'是第二把交椅。那么他乡见长兄呢？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激动。大哥在上海时间不长，除了一见面时的惊艳，印象最深的就是岳阳楼的那顿饭了，那包我铭记一生的猪头肉。

那天我们从淮海路逛到了南京路，囊中羞涩，只看不买。口干舌燥而且腹中空空之时，逛到了西藏南路靠近南京路的岳阳楼酒家门口（或许叫岳阳楼饭店？记不清了）。看到那高墙大门楼上楼下的格局，我平时是会避而远之地。大哥昂首挺胸当时毫不犹豫地带着我走了进去。到二楼找了个桌子坐下，大哥要了两个菜和两瓶二两装的上海白酒，然后不知从哪里摸出来一大包猪头肉。足足有一斤多，包在一张牛皮纸中，摊开了放在桌上。后来我才知道，岳阳楼饭店是一家湖南菜馆，当然，在刚结束文革不久的78年，物质匮乏，人们刚刚温饱而已，岳阳楼是否有湖南特色菜我不得而知。其实我也真的记不起大哥要的那两个菜都是什么了。记忆中只有那包油光光的猪头肉。坐在上海市中心的高档酒家（高档只是对我们这种小县城的人来说），吃着大哥不知从哪个巷口小摊上买的猪头肉，喝着最低价的小瓶装上海白酒，我们兄弟俩天南海北聊了好久。那餐饭从此也成了我一生中记忆最深的一顿。在以后的日子，我也算是满世界飘零，南北东西不知进过多少酒家，吃过多少不同的餐式，再也没有一餐如此的铭刻于心。我当然也试过猪头肉，总感觉味道中少了点什么。

我的大学期间，家中的经济情况一直不好，那时爸爸在中学当老师，妈妈病退，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维持一大家人的日常开销都困难，更不要说还要供养我这个大学生了。大学期间我一直申请困难补助，但也时有钱不够了向家里开口的时候。在父母捉襟见肘之时，大哥就会慷慨解囊。其实，那时节大哥也不宽裕。

后来，有几次我们兄弟在一起喝酒时，大哥也会提起岳阳楼那顿饭，语气里满是骄傲。大哥骄傲的是我们在那个年代大上海的岳阳楼下过馆子。而我也很骄傲。我骄傲的是在那里我吃过人生中最好的猪头肉。我觉得湖南菜里或许真的应该有这道菜。

大哥的求学时代正是文革前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初中毕业考试时他不想考高中，非要去考一个军工有关的中专，结果政审不通过。于是在14、5岁的年纪就下乡务农了。那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没有开始，是县里组织了一大批城里闲置的有城镇供应户口的年轻人，在黄河故道边开垦了一片土地，成立了一个青年农场。文革时期在这个农场基础上建立了知青农场，这也是我后来下乡的地方。当我74年下乡时，他们那一批老知青大部分已经回城，留下的也是农场的骨干，我们称他们那批人为'老八年'。

老八年们的创业阶段非常艰苦卓绝。土地是开垦的荒地，住房是从草棚搭起，一切都是白手起家……进入文革也不能免俗，各种的倾轧争斗。当然，在一个青年人聚集的地方，也同样会才华洋溢争奇斗艳。大哥的农场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大哥喜欢打篮球，是原来中学校队的主力，当仁不让地也成为农场球队的主力。大哥喜欢唱歌，歌喉嘹亮，后来也成了农场宣传队的一员。那时农场宣传队没有乐队，每逢演出时大哥会站在舞台前端的幕布旁高声唱出伴奏。大哥曾经给我炫耀过这段经历，为此我总是脑补出一个哭笑不得的场面：一个高挑的青年在舞台边高唱着过门，伴着一群穿着军装戴着红袖箍的忠字舞者……我能感到大哥那时是骄傲的，也是引人关注的。或许关注的人中就有我后来的大嫂，那时大嫂是农场的大队长，根红苗正，一把干活的好手备受瞩目。他们的爱情故事是如何开始的我不得而知，但一定是充满活力与朝气的。知道大哥恋爱的消息时我在读初中。二哥和徐州来的表哥去农场探望大哥，回来后二哥给我说，有一女的给大哥纳了一双鞋垫，让他和表哥一起给偷偷地挂回她门上了。当时我也感觉有趣。现在想想幸亏没让这两个家伙得逞。

侄子今天给我发来微信，告诉我他爸爸已经入土为安了。殡葬的这天天降大雪，一派吉祥。这时候我脑海里却是一幅风雪夜归人的画面。那是大哥去农场的第一年春节。农场不远的仲堤圈曾经是我父母在当地教书时借住的村子，也是我出生的地方。房东大爷一直像自家亲戚一样，多年后还在走动。那一年大爷杀了一只羊，让大哥带回家过年。那年的雪特别大，从仲堤圈到我父母调动后的安付庄有几十里路。风雪交加，天寒地冻。一个14、5岁的少年，扛着一只羊在风雪中挪动。那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当然也需要胆气，这种胆气我们兄弟中，老大有，老二也有，我这个老三自愧弗如。后来积雪太厚，天黑看不清路了，荒郊野外，一旦失足掉进雪窟难以想象。大哥走到一个牛屋（当地农村生产队养牲口的仓房）借宿一宿，与一帮农民胡侃半天，在火堆旁烤干了衣服，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发现口袋里的几斤粮票和一点零钱没有了。但他没说什么，扛着羊上路了。后来他告诉我说，其实有人摸他口袋时他是知道的，只是没敢动。这也是一种江湖经验，一个14、5岁的少年就有的江湖经验。而我在这个年龄时还只是一个懵懂少年。躲在父母羽翼下，跟在兄长背后，无风无雨，花好月圆。

那一年，我们家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

我们兄弟三人，老大英武高大，老二英俊聪慧，只有我这个老三自幼羸弱。我怀疑是他们依仗先来先得的优势，优先攫取了父母基因的优良部分。但我的确是看着兄长们的后背成长的。他们是我的榜样，也是我的底气。

大哥是我们家的男子汉，从我记事开始就是。父亲在邵庄中学教书时，我们一家人挤在一个小房子里。一天门口发现了几条蛇，大哥手持木棒，硬是打死了三条。还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几兄弟与校外的一家人发生冲突，那家人兄弟很多，在邻里是出了名的凶恶，大哥带着二哥还有舅舅家寄宿我们家读书的表哥冲上去打架，这时的我扭头就往家跑。于是这件事成了我的黑历史，兄弟们喝酒时经常会被提溜出来。而我就会辩解说我是回家搬救兵去了。其实，现在我也不怀疑我就是临阵脱逃的那个。那时，我大概4、5岁。而大哥那时也不过12、3岁。

大哥的成长成熟大约是在农场完成的。那时的他来自一个农村教师的家庭，自小在农村长大，而农场的那帮年青人大都是城里的孩子。在那几年里各种的争强斗勇，打架斗殴应该是常态，而最终大哥脱颖而出。后来他成了农场里的专职养蜂人，也与当时农场的一把手及几个红的发紫的青年干部等五人结拜兄弟。在那个年代，一个毫无根基的黑五类子女能做到那一步着实不易。他们那一代人心中存有一股侠气，鲁西南也是一个江湖气十足的地方。大哥的那帮把兄弟大约是一帮气味相投的朋友。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大哥随着季节游牧蜜蜂，天南地北追逐花季。听起来浪漫，实则艰苦。那种旷野独身的孤寂以及转场时的巨大体力消耗非常人能够忍受。大哥的那种吃苦耐劳，勤俭独立，胆大心细的个性大约也是这个时期成型的。养蜂的经历不仅开拓了大哥的眼界，更让他接触了不同地域的人文。特别是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让他增强了见识。大哥没读过万卷书，但他是真真切切走过那万里路的。这段人生积淀也是他在工厂业务员岗位上游刃有余的基础。这以后他成功从工厂调到县劳动局成长为一名正式的国家干部。

八十年代初，经过多年的努力，父亲终于如愿以偿调回了老家徐州。大哥一家不久也调回了老家，到教育学院任职。农场-工厂-县劳动局-大学，大哥实现了人生的三级跳。大学的职场与大哥原来的生活距离遥远，基层生活打下的烙印也与文人环境格格不入。渡过开始的僵硬，大哥很快就调整了泳姿，在学校找到自己的位置，开始如鱼得水了。从教材科到后勤处直到退休。大哥后期的职业生涯是安稳平顺的。

大哥是孝顺的。初到徐州，大哥一家与父母同住在一所学校里。哥嫂一直协助父母打理家务。有几年大哥一家搬到教育学院宿舍居住，但每个周末总是在父母身边度过。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大姐留在县城生根开花，二哥在北京拼搏发展，我九十年代末移居国外，长期只有大哥一家和妹妹一家一直守护在父母身边。父亲晚年重病，多年卧床不起，也主要是大哥大嫂和妹妹她们伺候床前，扶病问药，抱上抱下。父亲走后，大哥一家与母亲同住，一直竭尽孝道，对母亲关怀备至。

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父母为人师表，待人真诚，一生勤恳坦荡，兢兢业业。虽清贫一生但积善之家福泽后人。我们兄弟姐妹继承家风，倒也是相互友爱，相互扶持，虽偶有分歧然亲情切切，从未有间。兄弟三人，大哥对父母尽心尽力，二哥为大家庭殚精竭虑，只有我孤悬海外，山高水长，很多时候有心无力。每次回国第一重要的是看望母亲，第二重要就是兄弟姐妹团聚。每次相聚，我们兄弟三人总要喝几场大酒。相逢一笑，一杯酒就解了万般思念。疫情隔绝了世界，三年没见，我的大哥竟然走了。

悲痛！苍天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