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言自语

人都需要一倾诉对象,但很多时候有些话是不需要听众的。自言自语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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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插茱萸少一人(1)

(2006-11-27 16:37:32) 下一个

清晨六点半,电话铃把我从梦中叫醒。二哥那颇有点酒气的嗓门伴着嘈杂的背景音从电话那端传来:‘七点半了,睡醒了吧。’呵呵,这加拿大的时差冬令夏时的总让国内的人迷糊。

今年是老母亲的八十大寿,这可是我们全家的头等大事,一家人早就计划着好好庆祝一下。在二哥的提议下把老太太接到了北京,大哥、姐姐和妹妹他们几家也都在这个周末赶到那里汇聚,加上在北京工作的下一代们也的确是子孙满堂了。本来我也计划赶回去的,可惜这边换房子的事卡在当中,实在脱不了身。二哥安排的寿宴是在北京时间周六的晚上,由于时差的关系我怕赶不上点儿,在这里周五的晚上也就是国内的周六中午已给母亲通过电话,一家三口在电话里给老母亲拜寿。本想早晨上班前再给母亲打个电话祝福的,可他们比我还着急,在晚宴的高潮时刻把电话拨了过来。

‘该你给老母亲祝寿了,今天就少你了。’‘生日快乐妈妈!’听着妈妈那爽朗的笑声,和电话里面那些个嘻笑和暄闹,我竟然一时语塞,心儿也好像飞回了故土,留下一个空荡荡的胸膛……

如同很多中国的老知识分子,母亲的一生也是充满坎坷和磨难的。那时候母亲是个小学教师,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充其量也不过和知识沾上点边,远没达到反动的标准。和父亲内向隐忍的个性相比,母亲性格外向、刚直,坚韧不拔,工作泼辣、勤奋,为人好强,不甘落后,每年都是学校里的先进工作者。我记得那时候妈妈的奖状一摞摞地堆满了床下,她所带的班级也总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她的这种性格当然也容易得罪人,这也是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较多的原因之一。

文革开始的那年,父母在鲁西南的农村小学教书。按说那是个斗争当权派的岁月,但在那个偏远的乡村,斗争方向很容易地被转移到学校里几个出身不好的教师身上。我父母当时首当其冲。那一年我姐姐上高三,逗留在县城里;大哥已经下乡到青年农场;家里只有双目失明的奶奶、辍学在家的二哥和我及刚及入学年龄的妹妹。后来父母被集中到十几里外办学习班,造反派们把我们家从学校里赶到大队试验田中的一座破机器房里。那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冷,风雪一直从那些个破席子的空隙中灌进屋里。我奶奶也是在惊吓和寒风萧瑟中去世的。已靠边站的大队长王培志领着几个好心的乡亲们帮忙把奶奶下了葬。在所有外人都离去以后,妈妈开始痛哭,痛苦地在奶奶坟头上打滚。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看到妈妈流泪,流的那么彻底,那么撕肝裂胆,那么毫无顾忌。

随着文革的进程,政策在忽紧忽松地变着。 70 年,在父母的努力下,我们家从乡村搬到了公社所在地的中学,在那里我们兄妹又开始返回教室上学。我们在父母的鼓励下很快就追赶上了同年级学生的进度。那期间,赶上莱芜建设兵团招人,我二哥好不容易去了兵团,开始了他开山打石头的生涯。两年后,妈妈又找到在县教育局负责的一位江苏老乡,把爸爸调到县一中任教。我父亲原是师范学校的教师,后来在调动过程中因中学被砍掉而流落到小学教书,调到县一中也算是他职业的一种回归。这样,使我们家也终于从农村搬回到了城里,这一步对我们家以后的发展是决定性的。

那时候,妈妈的身体已经十分地虚弱,精神也因为承受不住那些无情的政治打击而时常处于崩溃的边缘。但她为了这个家依然坚强地坚持着,不懈地努力着。正是这种坚持和努力才给我们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根基。相较于父亲的忍耐和逆来顺受,母亲的这种坚韧不拔更是让我肃然起敬。

马英九在谈到夫妻关系时曾经玩笑说:‘大事先生作主,小事太太作主,事情是大事还是小事由太太作主’ 。这和我们家的情况倒有些相像。我父亲是个生活得与世无争,比较随遇而安的人。家里家外的事多是母亲操心。那时我们家人口多,生活困难,但不管多困难,父亲在家总能享受一点特殊待遇,哪怕是一碟小菜,两杯白酒。在我们家的困难时期,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家是母亲靠她那坚强的意志在苦苦支撑着。所以,在多年后的日子里,父亲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我们家能有今天主要是母亲的贡献,‘你们可以不尊重我,但不能不尊重母亲啊!’

文革结束以后,那种沉重的政治压迫逐渐地减少,但母亲也因为身体不好而办理了退休。退休了,不再受那无端的闲气,母亲把所有的精力又都化在家里。那时大哥已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都是母亲帮忙带大的。

高考恢复后,我和二哥先后都上了大学,这着实让父母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再后来,在 81 年父亲调回江苏老家市郊的一家中学任教,我们家又从山东搬回到江苏,父母才算落叶归根了。调回老家后的岁月是父母一生中比较安定的日子。当时我妹妹还未婚,随父母一同迁回江苏。一年后我大学毕业也分配回来,随后我大哥一家也调了回来。这样,除了在山东当地安家的姐姐和在北京工作的二哥,我们家的主体已在老家重新安顿下来。那些年家里的经济情况还不是很好,但在母亲的料理下也算温馨、温暖,其乐融融。

快乐的日子总是如白驹过隙。转瞬父亲退休,而我们一家也赶着洋插队的热潮跑到了太平洋对岸的加拿大接受异国风霜的洗礼。送我们出国时,父亲的目光是黯淡而沉默的,我不敢面对那目光中的不舍,那好像有千言万语而又无从表达的沉默;母亲的目光是热烈而鼓舞的,尽管含满了热泪,但我看到了鼓励和期盼。‘父母在不远游’, 那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时的父母都已年老多病。做医生的我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其他兄妹所不能企及的帮助。养子防老,尤其是当医生的孩子,那是老人们的依靠啊。而随着年事的增高,我对他们的意义也会越来越大。事实证明,在我出国后没几年,我父亲的病情则日渐加重,最后卧床不起了。在父亲病重的日子里,母亲、大哥、大嫂和妹妹他们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最应该侍奉于病榻的我却在天边的异国他乡为着蝇头小利而日夜劳碌着。每念及此,我心中就有莫名的绞痛,而这种痛楚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浓烈,越来越不能释怀。我多少次扪心自问,如果再选择一次,我还会选择出国吗?答案是否定的,我决不会再选择在父母年老多病的时刻离开他们,也绝不应该。我是个不爱吃后悔药的人,不论结果好坏,从不为自己的决定或自己走过的路后悔。这件事是我迄今唯一后悔莫及的,不为出国后的种种困难和磨难,也不为羡慕国内的舒适、安逸的生活,为的就是这个‘孝’字。

那个时期,正是我和太太经营的第二家酒吧刚走向正轨的时候。我每天十点钟上班,干到凌晨四点多钟才能收工。店里的员工和经营秩序都还没完全理顺。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后,我把生意丢给了太太,在一天内办好了机票,申请了护照并在中国领馆下班后敲开门办了加急签证,第二天就飞回国去。当我奔波三十多小时赶到父亲病床前时,父亲的病情经几天抢救已趋于稳定,但此时的父亲已完全认不出我来了。望着父亲那微弱又陌生的眼神,我真的知道我回来晚了。看着病重瘦弱变形的父亲,看到母亲那衰老憔悴的面容,我的心是滴血的。可我又实在不能多在父亲身边多陪上几天,两周以后,我又匆匆赶回加拿大。离别那天,我知道那是永诀,我真的好想在父亲病床前多待上一会儿,可我又真的怕自己控制不住那些个发自心底的哀痛和那喷薄欲出的热泪。我是逃出病房逃出医院又逃出中国的。作一个逃兵,有时真的很无奈又真的是件很羞愧的事。

父亲去世的噩耗是在三个月以后传来的。对此,母亲专门在电话里嘱咐我不要再赶回去了,说是几个月前已见过了,我这里事多走不开的。当时我是决意要回去的,但要在月底前赶回来报税,可无论如何也订不到回程机票,最后只好作罢。我含泪写了一篇悼词传真回国,又在家中设立了父亲的灵位每日祭拜。父亲的葬礼很隆重,很多领导、同事、亲朋好友及原来山东的学生、朋友都来祭奠他。对此母亲是很感安慰的,她电话中对我说:‘你爸爸是个好人,那么多人来悼念他,他的在天之灵也应该安息了。’

父亲去世以后,我就想把母亲办出来探亲,这样改变一下环境也好让她散散心。可她一定要等父亲的祭日满一年后才出来。出来后由于我们夫妇两人天天要忙生意,很少能抽时间陪伴她,使她在国外的生活依然挺孤单,或者比国内还要孤单。母亲依然未能完全从父亲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在国外看到什么新鲜事,或吃到什么新鲜食品总是会想到父亲。也总是说,要是你爸爸在如何、如何……母亲是决意要在天冷之前回国的,好在我们在她回国之前把生意卖掉了,这才有时间陪她开车到处玩玩。当时我们带妈妈游了千岛湖,去了渥太华和蒙特利尔,去了大瀑布也看了白求恩的故居。这一段时间的近距离观察,我发现母亲对生活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七十多岁的高龄依然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生命依然充满活力。这期间我们买了房子并搬了家。新家院子里有几棵大树,离家几十米就是一公园。回国前的那段时间妈妈总是每天帮我们扫树叶,也会到公园里采摘各种各样的秋叶,说是要回国后装饰自己的卧室。

母亲是一个人回国的。那么大岁数又不会一句英语,我真的很耽心,本来是要等有熟人回国时一同走的,可她决意要走。后来就联系了航空公司的轮椅服务,但在那天进机场时不知为何没能安排。我告诉机场人员让他们帮忙协助母亲登机,看着母亲走进检票口并渐渐消失的背影我的心一直忐忑不安,七上八下。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当二哥打电话来说妈妈安全到达北京时,我那颗心才彻底放下来。

母亲回国后常在老家和北京二哥那里走动,并曾回山东我姐姐家住过一段。这期间我二哥还安排她国内旅游去了西安、海南、上海、苏州等地。母亲的精神和身体竟日渐强健起来。

我是在父亲去世三年的祭日回国的。守孝三年是为古风,在我老家三年扫墓至今依然是非常隆重的祭典。那一天我和二哥及我们的侄子他们一起从北京开车回老家。夜里赶上高速公路大塞车,在济南北被堵了五、六个小时。幸好赶到家时尚未晚了祭典。当我跪倒在父亲坟前时,万千思绪一起涌上心头,胸中有一种裂痛,那种痛是无法表述的,那种痛紧缩了我的心脏却抽空了我的大脑,我想痛快淋漓地哭出来,却只能流出几滴眼泪,我想说点什么,却口干舌燥发不出声来。我只是感到心中堵着块东西,堵的十分难受。我当时真想大叫几声,但又怕那种怪异惊吓了母亲和一旁的亲朋。近日在网上读一篇小说,说着老移民的变态,我不知移民八、九年算不算得老,但我在父亲坟前的感觉大约就是变态了吧。我平时会为一件极小的小事突然感动流泪,而在这面对失去的亲人的大悲时刻却麻木了大脑,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变态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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