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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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我所知道的北京“新思潮”
华新民（625）
郑义在“纪念自由的呼唤者杨小凯”一文中，引用了杨小凯当年所写《中国向何处去》（当年用的名字为杨曦光）中的一段话：“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郑义说：“历史已经把他的这段文字精选为文革异端思想最辉煌的经典。据小凯后来追忆，在形成这一思想的过程中，他曾经受到北京青年学生造反派的影响。但我和我的青
年同伴们不知道北京有谁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惊世骇俗的文章，但我们都知道：湖南出了个杨曦光！”
杨小凯在《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中说：“一九六七年……我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中学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共产党当局表达的强烈不满，来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可见，早在一九六七年，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在北京和其它地方的大、中学生中已经有不少
的支持者。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可以说是这股思潮发展到“顶峰”的作品。笔者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科大当时为五年制，还
在北京西郊玉泉路的旧校址）也曾卷进过这股思潮。写下这段经历或许可以为文革初期异端思想的源头作一个历史的注脚。
大约在一九六六年九、十月的时候，经过几个月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学校里的同学们亲眼目睹了过去视为神圣的各级党组织、工作组一个个相继垮台的场面。由《红
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的发表，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已经拔地而起，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大人物。面对这样的局面，笔者和许多同学一样，有一种焦
虑、困惑的心情，希望能够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原因，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时，我们读到了一篇由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写的大字报，标题是“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这篇大字报的立论根据就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的一个批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那就要不了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这是一段在文革前几年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学习中，经常被人引用的语录，不过当时只是当作伟大领袖以苏联为前车之鉴对国人的告诫。北航的这篇文章则把它同毛泽东指责刘、邓在文革初期“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认为刘邓的路线，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以及工作组实施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和机关，“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岂不是眼前活生生的法西斯党？
笔者手上没有这篇大字报的文字资料，除了标题以外，文章中的字句已经没有记忆，上述内容只是今天记忆中的印象。这篇大字报当时广为流传，对我们的影响很深，起到了打开思想闸门的作用。我们的“战斗小组”当时就讨论，既然苏联那样的法西斯党已经在中国出现，那么苏联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它的特权阶层是不是也已经在中国出现了呢？这本来是人们不敢探讨的问题，但那是一个“思想解放”、或者说“怀疑一切”的时期，人们的思想开始冲破牢笼，除了揭发工作组和党的领导在“五十多天的时间内”实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外，也开始揭露高级干部在生活上的种种特权，比如邓小平等人在“养蜂夹道”的高干俱乐部、高干专用的特别供应商店等等。这些特权在文革前一般老百姓隐约有所闻，这个时候许多干部都成了“走资派”，群众没有了顾虑；又享受着写大字报的自由，高干享受特权的事例就大量披露出来。今天中国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同这些特权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来说，由于过去都是受的“正面教育”，第一次接触到党和国家的“阴暗面”，很自然就感到触目惊心。再说，当时报刊上说苏联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所举的不就是这一类证据吗？什么高薪阶级啦、克里米亚的疗养院啦。记得文革前的《人民日报》为了证明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抗战时期一直呆在延安的野坂参三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分子，就刊载他每天的食谱：黄瓜多少片、鸡蛋几个等等。这种宣传使得人们把生活上的享受和特殊化等同于“变修”。对照文革前我们对修正主义的这一类批判和当时大字报的揭发材料，我们的结论就是：中国的上层干部已经“变修”了，已经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些人曾经是革命者，但是革命胜利后就从人民的公仆“和平演变”成了人民的压迫者，难怪会对人民群众实“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文化大革命就是通过对干部的批判，使中国避免走上跟苏联同样的道路。具体的办法就是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使群众可以批评和随时罢免不称职的干部，使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大大的改善。
在得到这样的结论以后，我们都很兴奋，自以为理解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真谛，于是决定写一份大字报同大家分享我们的“理论发现”。这篇大字报的标题叫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万岁”。主要就是阐述我们心目中的毛主席在新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告诉大家，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阶级是按照人们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划分的，解放后的十七年中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动，以前地主、资本家是剥削阶级，所以是革命的对象；现在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是特权阶层，也就是干部阶层，所以“走资派”成了革命的对象。文章特别强调了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反对国民党的革命不同，“新”时期里有“新”的阶级关系和“新”的革命对象。大字报是用我们战斗小组“红炮班”的名义贴出的。大字报在校园里贴出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大部分的反应是“热烈欢呼”；许多本来不相识的同学都来找我们讨论，有的认为解答了他们心中的许多疑问。也有的人替我们捏一把冷汗，认为我们的大字报里“阶级关系新变动”的主张太离经叛道。当然也有不少人，尤其是那些在我们的理论中被划为革命对象的干部的子女，认为是“大毒草”，是“右派言论”。记得有一位叫王永民的同学介于这两者之间，他专门找到笔者讨论，表示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是也不同意给我们扣帽子，企图以理说服我们。三十多年过去，现在已经记不清他的理由。用现在的语言说，他大概认为我们“政治上不正确”。当然，那时我们头脑发热，是听不进他的意见的。这个王永民文革后成了“五笔字型”的汉字电脑输入法的发明者，那又是后话了。
我们的大字报贴出以后，很快就流传开来。有同学告诉我们，他在清华大学看到了这篇文章转贴在那里，后面批满了来自全国各地来的人各种各样的评论（当时全国红卫兵进京接受伟大领袖检阅的活动正处于高潮）。也有人告诉我们，这篇文章被人误传为“林副主席讲话”到处印发。当时我们听了很得意，因为林彪当时常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新鲜提法。比如他说，文化大革命是“革我们革过命的命”，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我们的文章被当成是他的讲话，说明它很有新意，而且是符合林副主席的思想的。而林副主席是跟毛主席最紧、最理解毛泽东思想的。
但是，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内，文化革命的一系列现实很快就使我们对自己的“理论”产生了疑问。一九六六年和六七之交，中央文革掀起了一股抓人风，不仅抓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联动，而且抓给林彪提了一点意见的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据说伊林是列宁曾用过的化名，涤西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用过的笔名）。我们学校的一个组织“雄师战斗队”，因为贴了一张给中央文革小组提意见的大字报，也由康生直接下命令给抓了起来。在此之前，中央文革给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主张群众有权利向领导提意见甚至反对领导，不应受到惩罚；让人觉得他们不同于刘邓的路线，有一番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新气象，因而赢得了学生的拥护。现在，同样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对付反对它或甚至只是提一点不同意见的人，强横和蛮不讲理比刘邓路线有过之而无不及。接着，在“一月革命”中，上海有学生炮打张春桥，也不由分说受到了同样的处理。哪里还有一点“巴黎公社”
的气味？另外，“一月革命”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被毛泽东改名为“革命委员会”。毛在八月份欢呼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时，称它为“二十世纪‘北京公社’的宣言书”；而上海真的成立公社了，他却改口了，让人怀疑他老人家是不是叶公好龙。与此同时中央又发布通告取缔“合同工、临时工”、以及转业复员军人的全国性组织，反对所谓“经济主义黑风”。从这些举措看来，毛主席似乎也无意解决普通工人农民的经济利益问题。这一切，都使我们原来“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日报》曾经用过的说法）的希望成为了泡影。
再往后，从当时铺天盖地的批判彭德怀的大字报中，我们注意到很少有揭发彭个人生活特殊化的材料；而毛泽东、中央文革和林彪要“保”的人当中，倒有像邱会作这样生活
腐化、被群众所不齿的“修正主义分子”。据说林副主席有指示，邱会作“偷鸡摸狗”只是小节问题。连这种“蜕化变质分子”也可以进“无产阶级司令部”，让人感到，所谓
“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革”要“保”的人，其实是以我划线，没有一点“阶级斗争”的影子。尤其是后来军队介入运动，同样是军队的干部，如果早几年转业到地方，多半就成
了“走资派”；留在军队里的到地方上支左，就成了当然的革命派，但从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享受的特权来看，当然没有什么差别。这就开始让人明白过来，文革整“走资派”原来
并不是林彪所说的那样要“革我们革过命的命”，而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什么样的政治需要呢？这就是发动群众去打倒“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是“走资派”的人：刘少奇、邓
小平，彭罗陆杨，甚至也包括朱德、陈云、陈毅这样的人。在揭发他们“罪行”的大字报中，最有实质性的内容的，都是说他们“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从这些揭发材料中可以得到一个印象，就是，在文革发动的前几年，党的高级干部中普遍存在着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的不同政见。记得有一篇揭发陈云的大字报说，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回家乡青浦（上海郊区）调查，回来后在中央的会议上说，农民反映“蒋介石手里受难——吃饭。毛主席手里幸福——吃粥。”这一类的怪话，笔者在那几年也能从来自农村的乡亲那里听到，但是那时由于自己“要求进步”、都以为是落后分子的说法；现在看到陈云这样的高级干部都以同情的口气引用，可见“三面红旗”在党的高层遭到的反对之强烈。联想到文革初批判《海瑞罢官》时把海瑞同彭德怀联系起来；又听到了首都“三司”的司令、地质学院的朱成昭等人被受他们审问的彭德怀所说服、企图外逃的传说，从而开始意识到文革原来同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以及那几年毛泽东推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有关系，而“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种种说法，只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手里的一张牌而已。这一认识的转变使我们对那些因为同毛泽东持不同政见、敢于“为民请命”而受到批判的高级干部，包括本校的党委书记、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刘达，反而产生了一定的同情甚至敬意。以至到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我们毕业分配时、正是党的九大召开前后，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毕业鉴定”里表态声讨“内奸、工贼、叛徒”刘少奇。我们几个关系密切的同学就私下里商量：刘少奇这个案子简直是儿戏，将来迟早要翻。但是毕业鉴定里不表这个态军宣队和工宣队是不让过关的。所以表态要抽象，尽量避免点他的名，以免将来在自己的档案里留下“攻击刘少奇”的口实。可见那时我们的“立场”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再回到一九六七年初，我们的“战斗组”因为抗议中央文革随便抓人而被本校掌权的造反派宣布为反动组织，连带我们的那篇鼓吹“新思潮”的大字报也同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联系起来，被宣布为大毒草。而原来倾向较保守的一派组织，干部子女较多，也因为那篇大字报而把我们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因此我们被两派打入了“另册”。在受到抄家和一段时间的批判之后，我们就成了等待“运动后期处理”的右派（“十六条”中说：真正的右派份子要放到运动的后期处理）。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资格、游离于两派之外。塞翁失马，给我们带来了两条没有预料到的好处。第一，早早退出运动，成了被迫的“逍遥派”，减少了在以后犯错误、做坏事的机会。诸如到全国各地去支援造反派、参加当地的武斗、参加围困中南海的“揪刘火线”、进入专案组参加对本校干部和师生的迫害，等等，都没有我们的份。第二，有机会静下来读了一些书，进行反思。我们本是理工科的学生，对政治书的兴趣只限于对付政治课的考试。文革把大家的政治热情调动起来了，又有了这几个月的遭遇，就“带着问题”阅读了不少有关的书籍。读了之后才发觉，我们在自己那篇大字报里的“新思潮、新发现”，其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论的老问题了。苏联的托洛茨基早在二十年代反对斯大林“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共产党人掌握了国家机器，不可避免要腐化变质，因此提出“不断革命”的理论。南斯拉夫的执政党“南共联盟”的仅次于铁托的第二号人物德热拉斯，在他的《新阶级》一书里，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里自称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统治阶层，实际上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的集团，是一个新的阶级。因此，我们虽然不再认为毛泽东是为了反对“特权阶层”而发动文革；但他能利用这个口号来动员群众，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夺权、以至武斗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中国和其他被他（毛泽东）指责为“修正主义”的国家一样，确实存在着新形态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作为对我们那篇“毒草”大字报的惩罚，毕业分配时我和同班的倪诗茂同学（现居美国芝加哥）作为起草和定稿的“主要责任者”，被军、工宣队定为“待分配”、在学校里
多留了半年时间接受审查。然后，我被“发配”云南西双版纳农场，是全校那届学生中唯一分配到这个边远省份的人。到了云南以后，还是摆脱不了这张大字报的阴影。一九七一
年，我已经在昆明钢铁厂当烧锅炉的工人，省里开始了“深挖五一六”的清查运动。厂里自然把北京来的大学生作为重点。而本人因为有这么一个“历史问题”，车间里把它透露
给积极分子，动员接近我的人贴我的大字报。我也同靠得住的朋友作好了“后事”的安排：如果被“隔离审查”，请他替我通知家人。没有想到竟然是林副主席“救”了我——原来云南的运动比内地要延后半拍；其它省份清查运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云南则刚刚开始。就在车间里开始出现针对我的大字报时，他“老人家”（林）连同家人在蒙古从天上掉到了荒沙里，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清查运动就此无疾而终。可怜林彪他堂堂共和国的元帅，几年前全国人民都敬祝他身体“永远健康”，要以“以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他；当他在“九一三”那月黑风高的夜晚，在蒙古荒漠的上空走投无路的时候，亿万人民完全蒙却在鼓里。即使知道了，也没有人会实践当年的誓言去保卫他。倒是他和他的家人“以鲜血和生命”让许多流落在小角落里的我这样的人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虽然逃过一劫，这段经历一直使我心中余悸犹存，直到一九八0 年，本人在合肥的中国科大考上了李政道先生的留美物理研究生计划（ＣＵＳＰＥＡ），心里还在忐忑不安：不知道出国政审会不会把我的这段老账翻出来？
这一切，如今都成了几十年前的往事。而我们的那张“新思潮”大字报，由于我们自己不久基本上放弃了其中的观点；又因为受到了批判、怕被当作保存“变天账”，竟然也没有保留下文字上的记录。也许在自己的档案里，从关于它的审查记载和自己的检讨中，可以找到原文中的一些字句。如果当局同意，本人乐意公开个人档案，为史家提供一份原
始资料。现在只能同倪诗茂等老同学一起凭记忆作以上粗疏的回忆。从中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一、杨小凯在《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表达的“异端思想”最早在一九六六年秋天出现于北京。在我们的大字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万岁”之前，已经有“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稍后有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它走得比我们更远，提出了“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再往后，在一九六七年春，又有中学生激进派的“四三派宣言”，其中同样提到了“特权人物”“像各个历史时期一样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的爆发。在大学里，六七年的夏天，清华大学的周泉缨在“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大字报中批判对立派的“大翻个理论”，主张“阶级关系不变论”，可见在蒯大富为首的“团派”中主张“阶级关系新变化”的大有人在。只是经过六六年冬、六七年春季的镇压，这样的主张已经不能在北京公开宣扬；有这样主张的人，不论是否相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仍然支持造特权阶层的反，都知道阻力太大，这种事只能做，不能说。
二、北京出现的这种“新思潮”很快就消退下去了，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铁腕镇压，另一方面同北京运动的特点有关。特点之一是，北京运动走在全国的前面，中央的斗争很快就暴露在群众前面。人们较早认识到文革的政治背景、就会如同我在前边所述那样，较早对毛泽东的那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失去了兴趣。在后来的几年里，毛泽东一会儿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鼓动造反派斗争“走资派”；一会儿又说，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是过去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给保守派镇压“地富反坏右”提供根据。他在临终前不久又重提什么“官僚主义者阶级”同劳动人民的对立，已经不能引起人们的反响。到了一九七年，当年那些追随他“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上呼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花了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样的认识变化，宣告了毛泽东文革的失败。北京运动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基本上是学生和机关职员的运动，工人运动的性质很弱，运动初期出现的“异端思潮”多属缺乏社会经历的学生们根据文革前学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从逻辑上推演出来的。比如，与我们的大字报差不多同时，北京大学有人写了一张题为“造三个大反”的大字报，也鼓吹“阶级关系新变动”。他们的逻辑是：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
会将长期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总不能老是斗争地主、资本家吧？他们死了以后斗争谁呢？如果说斗争他们的子女，那不成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的血统论了吗？所以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要从社会本身的经济关系、而不是从历史里去找。这一类的“理论”，虽然不乏敏锐的直觉和观察，确能够引起一时的
轰动；但缺乏“群众基础”，在政治压力面前很快烟消云散。
三、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本文开头那一段所述的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的中心思想。不难看得出来，它同上面所述的北京的“新思潮”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向何处去》
是一九六八年初问世的，那时北京的群众已经经历了“夺权”、“二月逆流”，“武汉九二0”以及“王关戚倒台”等一系列事件，即使还没有对毛泽东失去幻想、也已经懂得
了政治斗争的诡谲和险恶，不会再天真地公开主张“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周泉缨则早在六七年的夏季已经看破了天机：毛泽东在打倒了他的
政敌之后，就会收起他的斗争“走资派”这张民意牌，还是要让干部重新出来，实现“河归旧道十七年”。与北京的造反组织不同，湖南“湘江风雷”这样的外省造反派多是学生、工人和其它社会力量的联合体；其中不乏在社会底层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不满分子。正是在这些人当中，“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找到了真正的群众。他们即使在一开始、或者在后来知道毛泽东并不真心要推翻特权阶级，仍然特别坚持这样的理论。因为他们没有退路，“河归旧道十七年”对他们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意味着“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作为这种社会力量的代言人，杨小凯在“《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一文中说：“我主张重新组织政党萌芽式的马列主义小组，独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用新的理论来解释文化革命中爆发的社会冲突。我认为官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已不能解释文革中市民阶层与共产党干部的激烈冲突。”这就把发源于北京的“新思潮”发展到了极致。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杨小凯的理论在北京、上海以外的各省造反派中影响特别巨大，原因就在这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也受到了中央和湖南省当局的所有政治派别的一致围剿和严厉惩罚。
四、杨小凯在文革后到海外写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知识份子》，１９８６）一文中说，“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经济路线的彻底失败是文革爆发的直
接历史原因。这一年的经济灾难是世界经济史上极罕见。”“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陶铸、周恩来这些在一九五九年积极支持毛泽东路线的人，都一致向右转，支持彭德怀
的观点。……毛泽东对此怀恨在心，开始筹划反扑；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八届十中全会，到社教运动，接着又是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培养革命接班人、突
出政治等一系列运动，毛泽东企图扭转局势的急切心情使他显得越来越没有理智。……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理亏和羞怒的心情发展到不能自控的状态。他于一九六五年注意到
‘三家村’对其路线的讽刺和挖苦，而且难于忍受。从他后来‘炮打司令部’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理已完全失去了平衡。”这段话说明，经过牢狱的磨难，他
对文革爆发的原因也得出了与原先完全不同的结论。但笔者以为，这并不否定他要从中国社会冲突中寻找文革原因的努力。这是两种不同的原因：一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一
是文化革命中各派政治力量冲突背后的社会原因。这就涉及到“一个文革论”和“两个文革论”之间的争论。大体来说，“两个文革论”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他自己的原因，就是打倒上层领导中的政敌；而群众参加文革则有他们自己的原因，就是向特权阶层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两者各怀“鬼胎”，互相利用∶毛打民意牌利用群众中争取平等的要求来实现自己打倒政敌的目的，群众则利用毛的威望和一部分言论来同当权派斗争、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一个文革论”者则认为，毛主席“同人民心连心”，没有自己的动机，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实现反修防修的理想。可以看出，争论的双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都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是存在特权阶级和普通群众之间的冲突的。分歧点只在于毛泽东是否有个人的动机，攻之者说有，是为“两个文革论”者；辩之者说无，是为“一个文革论”者。“两个文革论”具体来说就是认为毛的动机是要维护他的已经被证明失败的“三面红旗”的路线，清洗反对他这条路线的同僚。从笔者自己的经历以及朱成昭、杨小凯、王希哲、郑义等人士的遭遇来看，在文革开始时，大家都是“一个文革论”者；但是随着运动发展，或先或后都变成了“两个文革论”者。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可以说“一个文革论”者已经所剩无几。据近来有文章透露，毛泽东在听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后，也承认“人心不在我们这边”。一场开始时万众一心的运动，为什么会到头来变得这样众叛亲离？
这是值得文革研究者深入探讨的问题。希望本文能为这样的探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004 年8 月18 日
来源：网刊《文革博物馆通讯》227 期，2004 年8 月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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