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秉伦老师与我二三事

张秉伦老师与我二、三事
陈勇 8724研

不知不觉，张秉伦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十周年了。同学们都写了不少纪念文章，我也想写点东西，但迟迟未能动笔，一直拖到今天。其实，说没有时间，只是一种借口和托辞。真正让我动不了笔的，是除了同学们都有的感激、怀念与美好回忆以外，我更多的惭愧和遗憾。

一：学业上的指导

张老师和我都是皖南泾县人。不过，我在考研前并不知道这一点。我是在面试时，李志超老师问起才知道的。记得李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庄子有句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个“一”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没难倒我，接着张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什么是木材，竹子算不算木材？”。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问懵了。我学过生物，我们老家就产竹木茶炭。但张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及其角度，我还真没细想过。不经意间，汗从鼻尖渗出。突然间我想起苏东坡应考的故事来，于是从植物的定义开始，背了一大堆生物学术语，东扯西拉，绕了一个大圈子。张老师略微点了下头，算是过了。这是我和张老师的第一次接触。

我本来报的是科学思想史专业方老师名下的研究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被安排在解俊民老师名下。但很遗憾，1988年，我刚上完基础课，解老师退休了。这样我就又转到张秉伦老师名下。张老师对我的论文，从选题开始就进行了精心的指导和帮助，费了不少心血。他给我最初的选题是有关宣纸方面的。张老师说, 你是泾县人，泾县有个宝贝，全世界独一无二，那就是宣纸。以前研究的不多，这是一个好题目，可以深入做下去。我当时听了未置可否，回到宿舍想想，觉得不行。我有亲戚和同学在宣纸厂，他们以为我上科大，是研究什么“大学问”去了，原来就是研究他们眼皮底下这个玩意，多没面子呀。后来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我自己选的。

张秉伦老师点评学生的报告

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回想起来我都觉得非常惭愧。我居然为了“面子”，失去了从张老师那里学习做学问的基本功的机会，也失去了成为某一领域专家的机会。

二: 政治上的关怀 

1988年5月4号，在北大三角地，有个“草地沙龙”成立了，首邀方老师讲演。从此“沙龙”之风就在全国各高校兴起，以至蔚然成风。大约88年下学期开学不久，我和李晓岑几个就举办了类似的沙龙，主要是请一些人演讲、开讲座。几次下来，在科大西区遂小有名气。甚至吸引了安徽大学的同学来听。

这件事情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张老师的注意。新年初的某一天，张老师把我叫到他家，然后问我听说你们在西区搞了个讲座？经常有些活动? 我说是的。张老师说，讲讲学术或社会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要讲太多政治，今年气候不正常，我总觉得要出事。那时候方老师给中央领导人写的一封信已经在外流传，我手上也有一份复印件。我们87级几个又决定创办一个地下刊物，刊名《净火》是我取的，取自但丁的《神曲》。我听从了张老师的意见，第一期(创刊号)上，主要是谈学术和社会问题，并没有涉及政治内容。准备第二期时，我们想到要登一些名人的文章，扩大影响，就分别给方老师、许良英先生、严家其先生写信索稿，方老师、许先生都寄来了文章。正在准备期间，胡耀邦去世了，形势骤变。4月15日深夜，我们就在西区扎了一个花圈，放到食堂门口。第二天，听说北京开始行动了。大约17、18日，张老师来过西区一次，叮嘱我们要注意。以后每隔几天，我们或在教室、办公室或在张老师家里，聆听他对时政的分析，后来形势发展，与张老师的分析判断，契合如辙。

张老师总是担心我们一时冲动、上街。张老师说，学生造反很难成功，还说，不搞秋后算账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说，你们已经做了一些事，如果万一搞成了，我去给你们请功。总之，他就是担心我们会出事，害怕我们卷进去。

但奇怪的是，那次科大特别安静，整整一个月。一直到5月17日，学生们还是忍不住，冲出去了，走在最前面的蓝色旗子上，是我题的字：“推进政治民主，争取自由人权”。20日晚上，我们连夜去了北京，一直待到6月1日，走时当然没有告诉张老师，他一定是忧心如焚吧！回来以后，他就把我和另一位同学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说，你在科大这几年，什么也没学着，就看了一些闲书。（是的，他说的是“闲书”，而不是“邪书”！张老师的口音我能听懂，即使在盛怒下，张老师在讲话中也注意了严谨和分寸。他知道，我读的东西当中，包括了方老师的著作和演讲。）

张秉伦老师和学生谈心

一切结束了，又没有结束。很快，科大开始办学习班，张老师教我怎么写检讨，以便尽快过关。在我记忆中，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写检讨。

三: 生活上的关心

转眼到了89年的秋天，池塘边的树梢上，已经没有知了吱吱地叫着夏天，秋风落叶，一片肃杀。我的爱情中短跑，也走到了尽头。大约是她家知道我是个不安定分子吧，靠不住。在她提出分手的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一架，然后我没回科大，直接消失了！

在我消失的大约第三天，张老师就知道了，是李晓岑同学报信的，也是在李晓岑同学的协助下，张老师到安徽大学，找到我女朋友，问明了情况，以及最后分手时的情景。我女朋友说，我们是在安大校门口一个池塘边的长凳上最后分手的。谈完话，她先走了。时间大约是晚上11点多钟。张老师一听不好，立刻返回西区召集李晓岑、蒋佃水几个开会，分析情况，研究对策，随后派人去安大校门口的池塘边搜巡。李晓岑还把他所了解的，我在合肥的同学和朋友找了个遍。后来听说还派蒋佃水同学上了一趟九华山。

实际上呢，我既没有沉塘，也没有上九华山。我消失的那几天，先是跑到安庆她的老家，在她家待了一天。她爸是剧作家，当过安庆市文联主席。有好几个黄梅戏新段子，就出自她老爸的手笔。（对了，很凑巧，她也姓方）。这是我第一次去她家，她老爸开始只是想礼节性地接待我一下，没想到越谈越投机，唐诗宋词、琴棋书画、野史趣闻、文坛轶事、古今中外，他讲到哪我都能插上几句。很快天色已晚，她父母就留我住了一晚上。喝了两顿酒，都是她爸珍藏的上好的古井贡。她老妈还为我杀了一只鸡。酒足饭饱之后，我上了大巴，就溜回泾县老家，呆了一个星期。

回到科大后，张老师找我谈了一次话。这次他倒没有训斥我，而是给我讲了一番人生哲理。我从头到尾低着头，没敢吱声说一句话。只是临走时，我望了一眼桌上，张老师的烟灰缸里，留下了不止十根烟蒂。

张秉伦教授在威尼斯

张老师离我们远去了，他给我留下的记忆是金色的。但是我给他留下的记忆也许是灰色的。我是他的入室弟子，但不是他的好学生。这是我深感惭愧和遗憾的地方。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张老师那一代，在最能出“干货”的时光，赶上了“文革”，其后奋力作为，冀以有益于世人。天不假年，这也是张老师眷恋人世之所由在。就像李老师，他在退休之后，仍然奋蹄不止，并卓有成就。然而，我们这些学过历史的都知道，拉长历史的镜头，任何人，无论生前辉煌，死后荣耀，又能有几个经得起历史大尺度的丈量呢？中国人不信轮回，“永远活在心中”，就是最大的安慰、最后的真实。张老师有文章在，有弟子颂， 足矣。

如今世事变幻，乱象丛生，悠悠中华，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多想搬上一个小板凳，坐在张老师身边，为他老人家沏上一壶上好的家乡涌溪火青，再点上一支中华烟，听他用精准独到、幽默风趣的语言，对当前时事，做出独步天下、妙喻古今的点评啊！    

可是，他已经不在了……

前排左一为本文作者陈勇

仰望星空，俯视寸土，我只有打起精神，用我这早就锈蚀了的颓笔，凑上一首打油诗，算是对张老师的一种怀念吧！

诗曰：

千年徽州论豪杰，

百里泾川数英雄；

方姓两极分文武，

胡氏三脉别殊同；

华夏命运须关注，

人类思维要追踪；

纵横江湖皆为史，

俯仰人生道不空。

2016年3月3日凌晨于合肥·思方斋

编辑：腾春晖，陶李

校对：菁卫，刘扬

排版：俞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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