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高传染性中共肺炎(武汉肺炎)开始向全国蔓延,并传到海外。与2003年中国发源的“非典肺炎”(SARS,萨斯)瘟疫相比,这次大瘟疫,传染性更高,波及面更广,但是致死率较低。“武汉瘟疫”过去之后,人们还会更相庆幸,殊不知,第三次大瘟疫已经倒悬头上,那一次会兼具前两次的残酷:高传染、高毒力、高致死率,医疗将束手无策,作为人类末劫的大淘汰,那时在劫的人,将不再有机会。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上述末劫的大瘟疫都源于中国?
为什么这次瘟疫首发于武汉?
这次瘟疫是刘伯温预言的“十愁难过猪鼠年”的大瘟疫吗?
为什么说武汉瘟疫定约、定时、定向、定点,如历史的翻版?
如何才能保全?如何才能根治?
这些问题,现代科学是无法回答的,因为科学只研究表面现象,深入不了实质。只有以史为镜,从人类历史文明的精华中,去找寻答案。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外表和内在。现代科学对瘟疫的认识,如病源、病理、基因、蛋白、传染、治疗、预防等等,从一个表面现象到另一个表面现象,不去探究根本,甚至和“内在的根本”对立起来。最典型的就是,科学解释不了古今流传的神迹、灵异,解释不了古代圣者和经典留下的预言,一贯采取的方式是全面否定、掩盖,但是在资讯发达的现代,已经越来越掩盖不住了。
而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的顶级大师,并没有把科学和神学对立起来,他们走上了科学巅峰,同时也有一定的神学造诣。其它领域的大师,特别在音乐、美术、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佼佼者,很多信仰宗教(信不同的神),他们并不反对科学,只是认为科学有局限。只有很固执的科学家,从表面出发,说那些大师们“认识有局限”、“误入歧途”。
病毒在动物、人体外是处于“休眠”状态,很容易杀灭;病毒进入体内后复活,抢劫活体细胞的基因、蛋白,把这个细胞直接变成大量病毒,扩散全身。杀死体外的病毒很容易,但是对体内的病毒至今没有特效药。所有针对病毒的药物,都是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靠人体自身抗病、自愈。再深一步说:就是靠自体免疫系统识别被病毒感染的细胞,杀死这些细胞内所有的基因分子(自体的和病毒的一起杀),让细胞和内部的病毒同归于尽,再产生新的细胞代替它。
免疫力弱,容易得病,这是常识,而免疫力过强,同样不行,会杀死正常的细胞,或者对病毒的反应过于激烈而致死,所以有时会用激素降低免疫反应。
也就是说:对病毒性传染病,强烈的叫做病毒性瘟疫,并没有特效药,那些治疗的药都是一样的,是调节免疫力的通用药。严格地讲:非典、中共肺炎这些病毒性瘟疫,不是医院和药物治好的,医院起的最大作用是隔离、切断传播,缓解疲劳、稳定情绪,给点药调节免疫力,等待病人自身的免疫力相对强于病毒的活力,人才会康复,反之就会死亡。换一个角度讲:是等待病人体内病毒的活力,相对地隐退、消失——这个角度的深入就开始脱离事物的表面,接近内在的实质了。
由此,又一个困惑产生了——
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大瘟疫,有的瘟疫带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但是都过去了。怎么过去的?现代科学茫然不知。现代都没有特效药,古代哪里会有啊?
难道是瘟疫杀死了所有免疫力低下的人,也杀死了免疫反应过强的人,剩下的都是免疫力恰到好处的人?这个猜测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病毒的终身携带者,如乙肝病毒,他们极少数终生不发病,大部分会在将来某个时候发病,而且一直能传染。人群是流动的,古人也是,瘟疫病毒的携带者,会把病毒传给下一代和没有遭遇瘟疫的外地人群。所以,从现有科学理论上讲,传染性强的病毒瘟疫会此起彼伏,永远存在,可是事实,却是泛滥之后,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严格地说:是该种病毒的活力突然在人间“整齐地”隐退、消失了。
这种现象表明:历史上的大瘟疫过去之后,至少大部分存留下来的人,并不是瘟疫病毒的终身携带者,也就是说:病毒并没有进入他们的体内!所以他们才不会一直携带病毒。
比如公元541年,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的大瘟疫,史称“查士丁尼大瘟疫”,杀死了地中海岸约2500万人,首都拜占庭(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死亡率高达75%,据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约500~565)记载,高峰期拜占庭每天死亡1.6万人。亲历瘟疫的伊瓦格瑞尔斯写道:“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并且与被感染者、死者接触,但他们完全不被感染……还有人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亲人而主动拥抱死亡,并且为了达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紧紧靠在一起,但是,仿佛疾病不愿意让他们心想事成似的,尽管如此折腾,他们依然健康如故。”[1]
为什么会这样?这不但表明强传染性的瘟疫不但会遵从号令一样地突然消失,还表明病毒不会进入一些人的身体内,为什么?
上述困惑,是近代迷信科学的结果,其实,在东西方传统文化中,都给出了简明的答案。
西方人从《圣经》中明显看出:瘟疫是上帝的惩罚,惩罚那些背弃了他、忤逆他的意愿(天意)的人,特别是迫害他的信徒的人!所以瘟疫是定向的,只感染这些人,而且惩罚(致死、致病、致残)之后,瘟疫之神收手撤走,瘟疫自然隐去、消失。
中国历来就有“送瘟神”之说,认为瘟疫是天谴,惩罚罪业深重的人,瘟神被送走了,瘟疫也就过去了。
在东西方古籍中,记载过很多很多“人在病危时见到灵异之事”。
《宋史》记载北宋著名儒将王韶战功赫赫,收复熙河五州,拓边二千余里,也曾纵使手下人杀羌人老弱冒功,他晚年背部毒疮溃烂而死[2]。《事林广记》记载得更加详细:王韶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经常找高僧问因果,很多人奉承他,唯独有一僧问他:“你打得过良心下面那些人么?”王韶不知所以。几年后背上生恶疮,郎中让他睁眼,看看眼睛的颜色好确定病情,王韶说:“怎么敢睁开眼呢?斩头截脚的人,有许多在眼前。”如此一个多月后病死。[3]
对古罗马的查士丁尼大瘟疫,两位史学家记载过相同的奇特症状。普罗柯比写道:“健康人受到黑死病感染之后,在突发低烧时,会看到魔鬼、幽灵一类的东西。”约翰写道:“先是幻觉,看到黑色无头的幽灵,淋巴腺肿大或者出现黑色脓疱,出黑色肿疱的人都会在当天死亡。”
现代科学都把这些归为幻觉,谁的大脑能加工出这些离奇的、活生生的“幻觉”呢?眼见为实的硬要归为幻觉,科学家想像出的“幻觉假说”反要当成真理,这才是被误导。
其实古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病危时看到那些灵(瘟神同理),因为灵魂要被它们带着了。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瘟疫不侵呢?历史给出过答案。
公元54年,17岁的尼禄继任古罗马元首,他不仅枉杀大臣,还杀了生母、兄弟和两任妻子。公元64年,尼禄为扩建王宫,火烧罗马城,把王宫和阻碍王宫扩建的、难以拆迁的居民房都烧掉了,而后嫁祸于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煽动罗马民众加入迫害。大批基督徒被杀、被投入斗兽场,在罗马人的呼喊声中,被猛兽撕裂??尼禄还命人把基督徒与干草捆在一起,并排绑在花园中,作为夜间游园会的火炬。
名画《基督殉道者最后的祈祷》描述了罗马帝国残酷镇压基督教徒的情景:竞技场周围的柱子上,左边是遭受火刑的基督徒,右边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徒,中间的一群基督徒,在被猛兽撕碎前祈祷,祈求神宽恕罗马人无知的罪行。
听信谎言参与迫害基督徒的古罗马人,很快遭到了报应。第二年爆发瘟疫(后人有学者认为是重症疟疾)。又三年后,罗马城暴动,尼禄在逃亡中自杀,年仅31岁。
继任的罗马元首们仍然延续迫害基督徒的国策,不相信迫害正教会给国家、给人民、给自己招来天谴,更不相信那场瘟疫是上天的警告。基督教一直被定为非法,时松时紧的迫害持续近三百年。
公元161年,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成为罗马君主。他在位期间,要在全国铲除基督教徒,他下令把基督徒的家产判给告发者,利诱全国人告密。政府用种种酷刑,强迫基督徒放弃信仰,不放弃就被斩首或扔进斗兽场被猛兽撕碎,还让人观摩取乐。
166年,大瘟疫降临,史称“安东尼瘟疫”,以元首的名字冠名。但是还有学者把奥勒留·安东尼当作贤帝,避开安东尼,只叫他奥勒留,貌似撇清了他和瘟疫的关系。
人民听信谎言追随迫害,得到了一时之乐,可是,随后的安东尼瘟疫肆虐16年。史书上的记载触目惊心:“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腹部肿胀,大张着的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尸体重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以及教堂里腐烂。在海上的薄雾里,有船只因其罪恶的船员,遭到上帝愤怒的袭击而变成了漂浮在浪涛之上的坟墓。四野满是变白了的挺立着的谷物,根本无人收割贮藏,大群快要变成野生动物的绵羊、山羊、牛及猪,这些牲畜已然忘却了曾经放牧他们的人的声音……”[1]
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古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和数千万人的生命,断送在“贤帝”迫害正教的手中。“贤帝”本人与他的副手维鲁斯,也都葬身瘟疫手中。
公元249年,德修(Decius,德修斯)即位,为转移危机,发起对基督徒的空前迫害。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人人都必须去拜祭罗马的神像和罗马帝王像,没有得到官方的祭拜证明的人,就会被处死。因为基督教的教义不承认也不能祭拜别的神,大批基督徒为了信仰坚贞不屈,被处死。
次年,瘟疫降临,这场瘟疫因基督教的一位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的记载,而被称为西普里安瘟疫。
德修即位两年即战死,而瘟疫猖獗了近二十年,夺去2500万人的生命。在高峰期罗马城每天死5000人,军队战斗力大减。270年,继任的克劳狄二世也被瘟疫吞噬。
大瘟疫中,信仰多神的古罗马人万分恐慌,无论怎么虔诚地向他们崇拜的太阳神等诸神祈祷,都无济于事。他们把患病的亲人拖到门外或者抛尸街头,唯恐被传染,而被罗马政府迫害的基督徒们却走上街头,照顾治疗病人,向他们传播福音、做祷告,或者帮助埋尸,为死者做一个相对体面的入葬仪式。
为什么基督徒们无惧瘟疫?因为他们知道瘟疫跟他们无关,那是对古罗马人迫害正信的惩罚,而民众是谎言的受害者,是无辜的,他们相信善行能够击破谎言,传播福音就是在拯救。
古罗马人震撼于基督徒们至善的神性,同时也震撼于事实——如果基督徒也像他们一样在瘟疫面前大量死亡,和他们没什么两样,古罗马人会继续嘲弄这群人的迷信愚昧,基督徒也不会做那种无谓的牺牲。所以,这段历史背后的真相,就是瘟疫面前,基督徒的神奇的低死亡率——那时的圣徒,真能使瘟疫远离。
从那时起,大量古罗马人开始秘密抛弃了他们的多神信仰传统,改信基督教。
戴克里先继位后,开始对基督徒还算宽容。但是303年前后,在其副手(女婿)加利流(Galerius,伽列里乌斯)的蛊惑下,疯狂迫害基督徒。拆尽基督教堂,大肆焚毁他们的经卷书籍,没收财产,在军队和政府清除基督信徒,甚至囚禁、折磨,不放弃信仰就处死。
但是,此时正信已经深入人心,戴克里先的妻子和一些侍从都是基督徒。政府的谎言和强权不得人心,迫害多被暗中抵制。两年后,戴克里先因健康问题退位。
继任的加利流把迫害推向高潮,但是不久就得了怪病。史学家记载:病痛残酷的折磨正如他的残酷统治一样,他的睾丸出现了感染化脓的症状,后来长出巨大的肿瘤,蛆虫从里至外吞食着他,他简直已经腐烂,而剧烈的痛苦也让他变得没了人样。医生们束手无策。有些医生在给他看病时因实在忍受不了恶臭而转过脸去呕吐,这下子可激怒了暴君,他把这些医生都杀了。到了最后,加利流的身体完全走了形,看上去就是一个大肿包。他的上身变得干巴巴的,皮包着骨头,而他的下身感觉就像一个布丁面包,双脚也变了形。
311年,加利流被惨烈的病痛折磨了一年之后,终于醒悟。他呼喊着上帝真心忏悔了。他在病床上发布诏书,在他的东罗马辖区内取消了对基督徒的禁令,停止了所有对基督徒的迫害,并皈依了基督教。几天后,加利流如释重负,轻松离世。
两年之后,313年,笃信基督教的君士坦丁,联合李锡尼(Licinianus)一起颁布了米兰敕令,给基督教平反。但这只是个人的功德和辉煌,无法抵偿古罗马帝国三百来年迫害基督教的罪恶。君士坦丁大帝之后,庞大的古罗马帝国分裂了,后来虽然又被热衷于基督教的君主狄奥多西短暂统一,但还是不可逆转地走上了分裂和灭亡之路。
古罗马政府持续迫害信仰、迫害修行者,得到了什么?民众追随迫害得到了什么?图一时之快,贪眼下之利,招来的却是天谴大疫,先后约6000万人死亡,反而烘托、成就了基督徒的修行。正信、正教在艰难中崛起,走向全盛,这对今人,是血写的警醒。
《圣经·旧约》记载:(约公元前十五世纪)摩西为了把30万世代生活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以神通降下天灾的方式警告埃及法老,法老多次被吓得同意,又多次反悔。先后共十次降灾,其中三次是瘟疫。
摩西降下四次灾难,法老两度反悔,摩西再次警告他:不放行就让埃及人的牲畜都得瘟疫,法老不信,结果瘟疫降临。埃及人的畜生损失惨重,以色列人的牲畜却无恙,法老仍不悔改。
埃及人祭祀他们的诸神的时候,把灰扬向天空,以求消灾解祸。摩西也向天扬洒炉灰,灰尘落下,埃及人、畜身长泡疮,痛苦异常,法老却邪心更硬。
这是第十次降灾,摩西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如果不放行,神会处死埃及人的所有“头生”,就是所有埃及人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只杀掉这个长子,是女孩只杀掉这个长女,以及牲畜生下的第一崽犊。法老不信。
摩西让以色列人连夜在门框上涂上羔羊血,作为与瘟神约定的标记,瘟疫之神见到羊血会越过此门,否则会穿入击杀“头生”。这就是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世代承传的逾越节的由来。
次日,埃及人哭嚎遍地,他们的头生儿女和头生牲畜全都暴毙,法老的独生子也瘟死了。法老大骇,不得不放30万以色列奴隶出埃及。
古埃及统治者一意孤行,迫害正教的信徒、子民(古代以色列人),古埃及人也追随迫害,得到三次大瘟疫的天惩,同样是历史留给今天的镜子。
《旧约》讲述的瘟疫不止这三次,但是都是定向、定时、定地、定约的。定向,是瘟疫只指向特定人群,谁也逃不掉;定时,指瘟疫如期而至;定地,指从特定地点开始蔓延,常常是从罪业最大的地方开始;定约,指瘟神遵守约定,不会攻击“授记”者——摩西让信徒以“羔羊血抹门楣”,就是一种授记。
再看这次“武汉瘟疫”,何尝不是这样呢?
《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以下简称《伯温碑记》)一直在民间流传,是在一场地震中被震出来的,因为事关当今的瘟疫,为了不断章取义,全文引用:
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双眼,
天也翻,地也翻,逍遥自在乐无边。
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
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
平地无有五谷种,谨防四野绝人烟,
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
行善之人得一见,作恶之人不得观,
世上有人行大善,免遭此劫不上算,还有十愁在眼前:
一愁天下乱纷纷,二愁东西饿死人,
三愁湖广遭大难,四愁各省起狼烟,
五愁人民不安然,六愁九冬十月间,
七愁有饭无人食,八愁有衣无人穿,
九愁尸体无人捡,十愁难过猪鼠年。
若得过了大劫年,才算世间不老仙,
就是铜打铁罗汉,难过七月一十三,
任你金刚铁罗汉,除非善乃能保全,
谨防人人艰难过,关过天番龙蛇年。
幼儿好似朱洪武,四川更比汉中苦。
大狮吼如雷,胜过悼百虎,
犀牛现出尾,平地遇猛若,
若问大平年,架桥迎新主,
上元甲子到,人人哈哈笑,
问他笑什么?迎接新地主,
上管三尺日,夜无盗贼难,
虽是谋为主,主坐中央土,人民喊真主。
银钱是个宝,看破用不了,
果然是个宝,地下裂不倒,
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
三点加一勾,八王二十口,
人人喜笑,个个平安。
其中“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对应2019年9月29日~11月25日,中共肺炎瘟疫病毒的出现,正在这个时间段。确诊的第1例患者是12月1日发病,这比武汉卫健委通报的第一个病例的发病日期,时间早大约两周。加上现在推定的潜伏期7~14天,第1例感染者,最晚在11月就感染了,这表明病毒扩散的时间也会更早。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中心专家丹尼尔·鲁西(Daniel Lucey)认为,中共肺炎病毒开始扩散的时间,最早可以在2019年10月。预言的时间应验了。
其中“十愁难过猪鼠年”,瘟疫的爆发,正在2020年1月24日除夕前后,正是猪年、鼠年之交。
这两个解读告诉世人,刘伯温的预言在应验。这次的中共肺炎瘟疫,如约、定时而来。
现代科学被进化论误导,生物学整个建立在进化思想的基础上,认定基因突变是进化的根本原因,而基因突变是随机的,不定向的。但是,此次中共肺炎病毒,展现了定向的、仿佛遵从号令一样的变异!
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揭示:此次中共肺炎病毒的来源地并非一处,而是多处。41名最早病例中,仅有27人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该市场是中共认定的唯一病毒发源地)。
这在告诉人们:不同地点的病毒,向着同一个方向(中共病毒)演化,仿佛听从号令一样,而且在同一时间在人体上发威。科学的框框已经完全被捅破了,如此遵从号令的病毒变异,已经是神迹了。
定向,还有一层含义,是指向特定的人群。对比前面讲的历史的先验,我们现在知道,瘟疫指向的是一群“没有特定授记”的人群,这次指向的是什么人群?
为什么这次瘟疫爆发于武汉?前面讲过,瘟疫定地扩散,因为这个地方罪业最大。武汉究竟有什么能够恶冠中华的大罪的呢?
其实有的网友已经猜出来了,因为很多人一时难以认可,有了历史的铺垫,答案才能水到渠成。
大陆2013年10月25日在中国及北美首映的电影《大明劫》,同年11月3日,在第九届中美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影片奖。影片讲述了明朝末年瘟疫流行,明军失去战斗力,将军孙传庭临危受命,起兵中起用民间郎中吴有性(字又可),吴又可在军中和民间治病,帮人解除瘟疫的历史故事。
这个电影和当前的大瘟疫、下一次大瘟疫息息相关,是历史给当今的奠定,不得不讲。
电影展现的历史故事是真实的,吴又可确有其人。1642年的明末大瘟疫中,山东、河北、江浙一带,染病的非常多,甚至十室九空,幸存者,也死去了多位亲人。吴又可治疫救人,突破了传统《伤寒论》的方法,提出“疠气”治病的瘟疫说,后来着成《瘟疫论》一书。他治疗瘟疫(隔离、服用他配置的中药“达原饮”)很有效,疫情在他的治疗下,很快销声匿迹。在2003年非典时期,还有人用达原饮做辅助治疗,有一定的疗效。
由此,三个尖锐的问题接踵而来。
这段历史很令人困惑,明末的大瘟疫好像和清军有约定,只感染明朝的人,明军兵力、战斗力大减,李自成的义军得瘟疫的,也不太多。清军则全然无碍,清军中八旗兵中的汉军,也没事;除了骑兵还有步兵,也没事;投降清军的明朝军队,也没事了;清军和吴三桂等人的汉军一路打到南方,他们还没事。是瘟疫被吴又可医治得那么彻底?还是瘟疫自我消退的彻底?还是清军的时运那么好?
各种因素都有。突破科学的框框,前文讲述的瘟疫的定向性,又一次展现了——天灭大明,瘟神剑指大明,原因在这里不能赘述,只聚焦瘟疫本身。
达原饮有一定疗效,但不可能有奇效。开篇我们就讲过了:科学发展到现在,人间还没有治疗病毒的特效药,连治疗感冒的特效药都没有,杀死体外的病毒容易,如果杀死体内的病毒,就连活体细胞一起杀掉了。所有针对病毒的药,都是普适药,靠调节人的免疫能力,靠人自己抗病。为什么吃完感冒药会犯困呢?那药就是让人犯困,多睡觉,好提高免疫力。免疫力高于你身体上的病毒的活力,人会康复,否则,好不了。
达原饮作为中药,除了调节免疫力,还有疏通脏腑等作用,所以比一般的纯提高免疫力的西药要好,但是,再好也没有奇效,对于瘟神要定向杀死的特定人,它根本没用。
既然是这样,吴又可为什么能迅速治愈瘟疫呢?
吴又可治愈瘟疫的绝招,在他的药引子,那是根本,药只是辅助的调理。有那个药引子,达原饮就能变成灭瘟的特效奇药,没有它,达原饮就是普通药而已。但是人们从来都是把中药的药引子当辅助,所以那个药引子没有留下来。又因为中国古代绝技的承传,都讲究“口传心授、不立文字”,所以吴又可写《瘟疫论》也不能把它写下来。
如果你能遇到民间的高人,或者邂逅世外高人,或者去找修到一定境界的修炼人,问起那个药引子,他们会告诉你:吴是道家一门修行的人,行医就是他的修行,那个药引子是他们那一法门的一句口诀,或者叫“真言”,白话易懂,让患者认识神,呼唤那一门的护法神。念诵“口诀”以后喝药,只要诚心念诵,那一门的护法神就会看见,给这个人授记。这个授记是一道符令,瘟神会逾越此人不再为难;已经为难的,会把毒力从他身上撤走。没有瘟神毒力的加持,病毒活力锐减,再弱的免疫力也能战胜这种无根的病毒,人就会逐渐康复。
其实,上文讲的基督徒在大瘟疫中,走上街头向瘟病者传福音,也与此类似。病者听到了基督徒讲述的真相,心里破除了罗马政府灌输给他们的诬陷基督徒的谎言,真心接受了福音,自然会得到基督徒那一门的神的授记。有了这个授记,瘟神不得不撤掉加入他们身体里的毒力,瘟病再重也会好。人都是很现实的,作为异教徒的古罗马人,没有这些治病神迹的显现,他们绝不会放弃从小到大根深蒂固信奉的本土神,转而皈依基督教,使基督教走向全盛的。
还有一个生动的“授记”实例,图4的凯乐符号(Chi-Rho),这是基督教的神给君士坦丁军队的授记。君士坦丁的军队举起这个神符,就会连战连捷,以少胜多,得以最终统一了四分五裂的大罗马帝国。为什么赐给君士坦丁?因为他有为基督教平反的使命。
有人可能会问:吴又可的口诀是啥?公开出来,加上达原饮,武汉瘟疫不就有特效药了?——没用!
所有的授记,离开了那个时代,都没有用了。人间的不同时期,由不同的正神轮流值守,时过境迁,那个授记就永远失效了。该谁管,谁的授记才有效。中共肺炎瘟疫,是末法末劫的大难,末法末劫是任何宗教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求什么神、拜什么佛都没有用了,一切希望都归于全世界各民族传说中期盼的救世主了——中国文化把他叫做圣人。
诸葛亮的大预言《马前课》中讲:“拯患救难,是唯圣人。”圣人拯救末劫的大难,也对应当今的阶段,什么人才能留下来呢?历史也已铺垫了答案。
(未完,待续)
[1] 叶金,《人类瘟疫报告:非常时刻的人类生存之战》,海峡文艺出版社页,2003年第一版。
[2] [元]脱脱,《宋史·王韶传》:“韶交亲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属诸将,或杀降羌老弱予以首为功级。韶晚节言动不常,颇若病狂状。既病疽,洞见五脏,盖亦多杀征云。”
[3] [南宋]《事林广记·平日过恶打得过否》:“王韶晚年颇悔取熙河时事,尝游金山寺,以因果问众长老……韶曰:‘十八丈以为如何?’刁曰:‘但打过得贤心下否?’韶日:‘不知十八丈以为打得过否?’刁曰:‘以某所见贤打过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过,自不问也。’韶亦不自安。后数岁发背,终日阖眼。医者告之曰:‘看病亦当看眼色,枢密试开眼看。’韶曰:‘安敢开眼,斩头截脚人,有许多在前。’月余病剧,遂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