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

爸爸来悉尼我这里玩了一个月，这时他身体看起来很好，就是有点瘦，比一般80多岁的老人明显瘦很多，当时大家也没在意，总认为老来瘦是福气，可不到半年以后，他查出患有肠癌。肠癌是多发病，我爸一生特别注意身体保健，记得70年代，上海刚有B超检查，他就约了个同事从合肥去上海去做了肝检查，结果当然没事。我爸有时觉得头晕，也做过脑CT检查，结果也没事。有几次小便检查带有紅血球，为此他去了南京古楼医院，江苏中医院又做了全面检查。医院也没查出任何问题。不知是不是天意，他竟然没有做过肠镜，有几次他发生便中带血，可能是痔疮吧十人九痔，没多少人当回事，但我爸还是去医院检查过痔疮，医院生做了指检，也建议他做肠镜，这次爸爸拒绝了，他听妈妈说过，这种检查非常痛苦，我妈做过，但做到一半就吃不消叫停了。爸爸可能受妈妈的影响，也就没做，可这是一次致命的疏忽。说来也是，谁不怕痛。当年己有无痛肠镜检查技术了，但国内医院怕病人有麻醉意外，很少使用无痛检查，我爸就这样给耽误了。话说多了，还是回到爸爸的悉尼行吧。

我爸这次来悉尼看我，更主要的是看她的姐姐，我的姑姑。我姑姑有二男一女，一家连根全部移民到悉尼。全家大大小小祖孙四代有20多人，我姑姑也办了澳洲付费移民，老人家快90岁了。她心脏不好，身体也胖，行动不便，但在儿女的精心照顾下，还很健康。爸爸从中国赶来看他老姐姐，也是担心见一次少一次，来日不多了。爸爸来悉尼完成他的这个心愿。我当时总认识爸爸身体看起来没病没痛，走起路来，我还要有点跟不上。现在南京到悉尼有直达飞机，今后还会有很多机会来的，那知这是爸爸人生最后一次悉尼行。爸爸患肠癌后己去世整三年了，不时怀念他来悉尼的一时一该[Sticker]

有一次我看我女儿，她在堪培拉做眼科医生。在女儿那儿住了二天后，我开车从堪培拉一路走开回悉尼，一路开了三个多小时，又是开夜车，外面除车灯前方的高速公路什么也看不见，爸爸坐在副驾驶的座位，车开着开着，爸爸打开了他的话夹，我一边开他一边聊起他的的一生。

爸爸首先聊了他的爸爸妈妈，也是我的爷爷奶奶。奶奶是苏州一个大户人家的闺女，上世纪二十年代还上过中学，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没什么文化，一个女孩能读过中学十分不简单了。她说着一口姑苏话，苏州话特别好听，尤其是女孩子说苏卅话尤其好听。二位苏州姑娘在吵架，都会吸引许多人在周围听，象唱戏一般，语调时高时低，丰富韵味，大有不化钱听戏的感觉。我在苏州生活工作过10年，本人的前妻也是苏州姑娘，对民间对苏州的这样赞美表示认同。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奶奶爷爷

我奶奶家做河运生商，将当年的苏州刺绣工艺品从运河运输到上海，家里有一帮船只，奶奶有文化，年纪不大就开始管理着几百号船员跑码头。我见过奶奶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家闺秀，穿着一身丝绸旗袍，盘卷着一头黑长发，面容微笑，特别象中国民国第一夫人宋庆龄。我爷爷是二十年代国民党高官，与汪精卫，汤恩伯一起在上海从事国民党工作，可惜他三十年代就去世了，他与汤恩伯是平级，如果活下来的话至少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这一级别的大干部。爷爷戴着一付金丝眼镜，穿着一身二十年代长袍，胸前总是佩戴着国民党党徽。照片他就是这个样子，神态高傲，不可一世的模样，旁边跟着一些随从。我爷爷从事国民党的工会工作，管理着上海码头工人运动，为工人争福利。我们总认为工人运动是共产党领导下才形成的。实际上，国民党早在共产党之前就开始搞工人运动了，为工人争民主争福利。

由于爷爷经常去上海码头视察工作，遇见漂亮的奶奶，就娶我奶奶为妻。

可惜三十年代生了我爸爸后，爷爷患上了肺结核，当年肺结核病是致命的疾病，凡是患上这个病九死一生。在我爸爸4岁时就去世了，爸爸还清晰地记得，爷爷临终前躺在床上，爸爸去看他，爷爷手挥挥，让他不要靠近，嘴上轻轻的念道着，爸爸的小名，弟弟，弟弟。这是我爸对爷爷最后一次印证象。爷爷去世后，奶奶己有三个孩子，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我爸。二十年代的国民党没有什么待遇，在位时有一份工资，人死了，什么也没有了。爷爷去世后，奶奶家的生商也破落了，一家四囗人要吃饭，生活担子一下子落在到奶奶一人身上，当时孩子都小，爸爸的姐姐也才7岁，爸爸才4岁。当年也没社会福利这一慨念，一家人要死要活全靠自己。奶奶也是一位能干的女人，爷爷活着的时候就加入了国民党，从事文书记要工作。在当年戴笠在上海开办的特务机构从事文书工作，爸爸说，奶奶要是不早早死了，也是一名戴笠手下的大特务，如果活到解放后，不是被共产党枪毙，也至少在牢里关着。爸爸感叹着，爷爷奶奶如果不是早早死去，他也许是国民党高官的公子格儿，也许成为共产党的牛鬼蛇神，人的一生就怎么不可思议。

汽车一路飞奔在一起高速公路上，爸爸越说越来劲，没一点疲倦，爷爷奶奶去世后，他们三兄妹一下子成了孤儿，爸爸的叔叔收留了我爸，爸爸的奶奶收留了他姐姐和弟弟。当年爸爸的叔叔家境也不宽裕，收留我爸后，只是看在他死去的哥哥份上，对我爸，说不上太好，也不太坏，管吃管读书，但经常打骂我爸爸，我爸从小就怀恨在心。等到我爸长大了，工作后再也没有回去再看一眼他的叔叔。此时此刻我爸爸也稍有后悔，不管怎样，叔叔还是尽了抚养之责，解放后，我爸参加了工作，回上海后应该去看看他这位叔叔，至少可以聊聊往事。

爸爸一路上也聊起他儿时上海的片段。我好奇地问爸爸了当年你见过日子鬼子吗？我们这代人印象中，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实际上我爸眼里的日本鬼子是什么样子的呢？爸爸说，当年人日本人轰炸上海时，有提前预告，他们都事先躲进了上海外国人租界，等日本人占领上海后，老百姓生活也恢复了正常，爸爸也开始回学校读书，在上学，看见日本兵在他们学校的球场上打兰球，看不见凶神恶煞的样子，见到孩子放学回家，那些日本兵还会远远地与孩子们打招呼。可能日本人在中国干了许多坏事，但我爸没有亲眼所见。

不过爸爸告诉我，一到大冬天，他一路上学，许多被冻死的人横尸马路，收尸队，一路不停的收路边尸体，年年如此。解放后，共产党还是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再也看不见，大冬天横尸马路的尸体了。

虽然解放前了生活在叔叔家，有生活着落，但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刚解放，1949年，共产党进城后，大量需要有知识文化的人建设国家，爸爸在国民党时代，也读到高中毕业。径过轻松的考试，就进入当年上海华东外国语学院读俄语。毕业后去了北京煤炭部从事苏联专家口译工作。

爸爸工作后一直要求进步，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由于爷爷奶奶的国民党身份，没有批准，爸爸在1977年打倒四人邦后才完成了自己一生的追求，加入的共产党。从一解放到70年代整整二十多年，不忘初心，梦想入党，打倒四人邦后，政治气氛有那么一点松弛，安徽工学院专门派人去调查我爷爷奶奶在上海从事的国民党工作，想必查不出什么，就批准爸爸的入党申请。入党后，爸爸被学院提拔为教研室主任，也成全了爸爸当官梦。听我表兄说，几年前，台湾国民党人还派人到上海寻找爷爷的后人，可惜没找到。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爸爸的故事。爷爷奶奶，今天的国民党还没有忘记你，作为爷爷奶奶的后人，我有个心愿，去台湾告诉国民党，我是他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