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中央和省、部级掌握实权的官员们，虽然几乎个个都有在职博士或者党校研究生的学历，可是实际上他们大部分人的文化水平（在这里主要指语文水平）只有小学，因为他们在文革前只是小学生。小学毕业生的语文水平是什么样的呢？认识一些常用汉字，会写简单的书信。而语法和写作能力的训练主要靠中学六年。这些官员们没有上过中学，所以他们没有接受过语法规范、词语搭配和准确表达等方面的系统训练，因而他们说出来和写出来的东西经常出现许多不符合语法规范和词语搭配的常识性错误，在制定政策和编写文件的时候会出现许多笑话和谬误。下面仅举两、三个人所共知的例子。
现在在官方媒体上几乎天天可以见到“战胜疫情”的字样，这其实是一个病句。对于目前在世界大流行的新冠肺炎，我们的老祖宗早就造好了一个词：“瘟疫”，就是很厉害的传染病。只能说“战胜瘟疫”而不能说“战胜疫情”。什么叫“疫情”？疫情是指瘟疫传播的情况（传播的速度、范围和造成的危害）。怎么能战胜“情况”呢？“疫情”和“病情”、“灾情”在词语上是同一类的，你能说“战胜病情”或“战胜灾情”吗？只能说“战胜疾病”或“战胜灾害”。可是谬误重复千遍人们就习以为常，就欣然接受了。现在不仅国内的官媒和自媒体这么用，连海外华人也这么用了，把“瘟疫”一词统统用“疫情”代替，什么“疫情防控”、“后疫情时代”等等。中华文化堕落到如此地步，实在可悲！当年毛泽东写过一首诗，叫《送瘟神》，他也没说“送疫情”呀！不管毛泽东有多大罪错，他的语文水平还是当今领导人望尘莫及的。
第二个例子是最近一些年搞得轰轰烈烈的“地改市”、“县改市”、“市改区”和“乡改镇”。“地”指毛时代的“地区”，古代叫“府”，是一个地理和行政的概念，它表示的是一个包括十来个县的一片区域，以及这个区域的管理机构。在这个区域里虽然有若干个城镇，但是绝大部分是农村。不知最早是谁出的馊主意，把地区改成了市。“市”的概念在中文里是指城市，它不应该包括农村。在毛时代，把北京郊区的若干个县划归北京市管，那是政治需要，已经是不对的了，如今把大片的农村区域都叫做市，更是荒谬和荒唐了，完全违背了中文里城市和农村的基本概念。把“县”改成“市”也是一样的荒唐，除了县委书记觉得叫市委书记更好听、更有派头之外，对广大农民毫无意义。现在出现了地级市下面又有县级市，连写信时写地址都觉得很别扭。不知是什么原因，县改市停了一些年没搞，造成各省都有县和县级市共存的怪现象，没有改成市的县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据说又要重启县改市，把所有的县都改成市。乡改镇也是同样荒唐。乡本来表示包括几十个村庄的一片区域，镇只是表示有街道有商店有学校的一个居民点，它可以是乡政府的所在地，是一片村庄的经济、文化和行政中心。把乡都改成镇，和地改市、县改市一样都是以点代面，进一步制造了中文词语概念上的混乱。
地改市和县改市不仅造成了中文词语概念上的混乱，也造成国家在统计经济和人口等数据上的混乱。前几年看到一个报道，说山东潍坊市人口（2010年人口908万）已经超过西安市（2010年人口846万），进入了中国的大城市行列。把一个包括广大农村的地区和一个真正的城市相比，不是很荒谬吗？
还有一个荒唐事是把大重庆当作一个市。重庆市现在的面积远大于海南省和宁夏自治区，接近浙江省的面积（重庆市面积是上海市的13倍），包括39个县，人口3100多万，完全是一个省的规模，本应该叫做三峡省或者川东省，可是现在偏偏把它叫做直辖市，和北京、上海、天津一起比经济指标。万县市本来是一个地级市，划归重庆市以后，改为万州区，其实它离重庆还有400多里地，这也是很荒唐可笑的。现在经常有人吹嘘说重庆市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把各个省都改成以省会城市命名的市，把整个中国都改成北京市，那不是更大的城市吗？
以上这些错误决策和荒唐事都是因为中国的官员们没有学好语文知识造成的笑话。希望以后能有语文学得好的官员上来，再来纠正他们前任的这些错误和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