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动的心
本来只是给国内亲友写点东西，不想屡屡被封，既然已写了，找个地方与同好同赏。
当六四学运风起云涌之际，所有人都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学生运动真有可能成功。当然，这里的成功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成功，远远谈不到像某些人假设的学生领袖立马掌握国家权力。我不知道什么人会脑洞大开到这种地步，认为学生领袖马上就成为国家领导人。这并不是我杜撰，只要看看多少人说过，如果让六四这班学生领袖当政，看看他们的德性，会将国家带到什么地步。其实六四学生领袖的德性虽然不咋地，但也并不比庙堂之上的那些人差到那里去。只不过当一个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你就不大能见到他的德性了。我接下来会讨论六四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以及成功后将会是怎样一个局面。但我这里说到的成功其实是一种最基本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就是学运诞生的学生组织可以合法生存发展，某种程度上实行了真正的结社自由，可以组织反对党，有了一个宪政国家的雏形。当然，完善宪政其实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稍一不慎就可能重新回到起点。但如果没有开始，一切都无从谈起。
就像我前面一再谈到的，六四之前的中国的言论自由应该是中共当政以来最宽松的。不过这种宽松基本上是基于个别领导人的开明及当时的大环境，并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证，所以随时可能被剥夺。就像80年代中期我听胡平的讲演讲到的问题。当时胡平被誉为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先驱，到处宣传言论自由，并一再主张要在法律上保障言论自由。有一次胡平到我校演讲，当时有同学提问，说到当时的言论自由还不错了，为什么还要大力宣传言论自由。胡平当时回答，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当换了一个对言论自由不那么宽容的领导人，很有可能我们今天享有的自由马上就没有了。不幸而言中，可以说自六四以后，一代一代下来，是言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我记得香江才子陶杰说过他当初为什么会从英国回到香港，是因为他对江泽民先生有信心。只是没想到从江到胡，再到二百斤，香港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陶杰先生现在只好重回英伦。所以六四学运的述求除了大家当时都关注的官倒问题，要求新闻立法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述求，还有就是结社自由。但这些述求恰恰是中共绝对不会答应的。我记得陈云说过：共产党当年就是利用了民国政府的新闻法作为掩护宣传共产主义，所以共产党绝对不立新闻法，让反对的人钻空子。所以我认为，如果六四学运没有在结社自由和新闻立法上取得进展的话，其实所有别的述求都没有任何意义，跟中国传统的盼望青天大老爷没有什么区别。虽然多数参与者都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但领导者或者背后出谋划策的已经认识到这点，合法的高自联其实就是将来的反对党的雏形。
那么，学生能否达到他们的目的呢？很显然，就像我前面一再强调的，如果没有外力介入的话，群众运动实际上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但六四恰恰引发了中共内部的争斗，所以就增添了不少变数。其实世界上从来就没有铁板一块的政党，当你看一个政党是铁板一块的时候，只是因为外界压力不够大，没有引发内部的冲突；或者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所有人不得不同舟共济。而很显然，当时的中共内部确实是有两大派：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自由派的共产党人追求的是一种人道的社会主义，可能他们的理想就是成为北欧的那种社会民主党。而保守派肯定不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更多程度上是一群既得利益者，考虑的是如何保住权力和财富。其实我从来不认为中共内部的保守派是一群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不过共产主义是权力集团保住他们既得利益的最好工具而已。
由于文革的影响及对文革的反思，当时中共内部希望将中共演变成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在党内相当有市场。尤其邓小平为了缩小老毛余孽在党内的影响，提倡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和年轻化，将很多知识分子吸收进党内，并画了一些学历方面的硬性规定来提拔干部，所以当时的中共干部队伍其实还是相对高学历的。而这些知识分子上台后，在对文革绞肉机式的斗争经历反思之后，某些方面与民间的要求更多个人基本权力的要求不谋而合，所以这才是六四之前虽然民间运动一再被打压但却愈演愈烈的原因。
当89年因为胡耀邦之死导致的学潮初起时，没有人想到民间的学潮最终会导致党内的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决战而彻底扭转了中国的方向。其实六四学潮最初的述求主要是反官倒，至于要求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是后来才提出的，而当时人们心目中最大的官倒就是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和赵紫阳的儿子赵大军，所以当时人们最主要的目标其实就是邓小平和赵紫阳。面对民间的反腐败，反官倒的呼声，赵紫阳选择顺应民意，但邓小平认为这是对中共权力的挑战，采用了绝不退让的策略。当然，任何要求基本自由和权力的要求都是对统治阶级的挑战。虽然当时的主要当事人学生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力的想法，但这次的挑战确实导致了共产党内部的分裂。除了在学潮处理上的不同意见，很显然，赵紫阳对于邓小平的垂帘听政是心怀不满的。作为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总书记，亲眼看到前任胡耀邦被邓小平随便拿下，我想赵紫阳难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如果89年的学潮处理得不好，赵紫阳很有可能作为替罪羊下台。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自然不甘像胡耀邦一样束手待毙，所以就有了一些动作。如果没有89年的学运，赵紫阳大概率不会与邓小平分裂，他会韬光隐晦等到邓小平死去或者完全失去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再大展宏图。但因为89年的学运，赵紫阳不甘心处在一个岌岌可危的位置，所以采取了一些反击措施，这样就导致了共产党党内分裂，也给了学生和知识界一线希望。赵紫阳也在接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的讲话就明确指明邓小平才是真正当家的人，很显然就是不甘背锅的举动，也将党内分裂公开了。
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公开后基本上就算是赵紫阳与邓小平公开决裂了。如果后来事情按赵紫阳的设想发展就意味着邓小平的垂帘听政的结束，这当然是邓小平不能接受的。当然后来坊间有各种说法，李鹏，王震如何给邓小平进谗言的版本，但归根结底，还是邓小平的绝对权力受到了挑战。所以无论如何，六四屠杀的元凶就是邓小平，别人无非是帮凶或者刽子手的角色而已。当邓小平决意举起屠刀时，赵紫阳其实这个时候是唯一有机会改变历史走向的人。但关键时刻，赵紫阳缺乏壮士断腕的决心，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是党性最终战胜了人性，不想让分裂党的罪名落到自己头上。但最终还是给定上了分裂党的罪名，虽然这个罪名安在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身上看起来有点可笑，有点周伯通左右互博的意思。
其实在因为六四落难的人群之中不乏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比如刘宾雁，就一辈子认定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如同他以前写的《第二种忠诚》的主人公一样，而不承认邓小平等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但这些还有点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党人在党内高层中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就有点像白桦的电影《苦恋》一样，他们是深爱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希望建立一个民主的共产主义。可是这个党却一直打压他们，现实中的共产主义从来不是他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其实不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变了样，而是他们看不清共产主义的本质。但是当面临是否摆脱共产主义去争取自由和人权时，这些党内的自由派高层往往并不愿意脱去党员的身份。除了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之外，其实很多人，尤其是党内高层，往往有很多的现实利益考虑。就如李南央在谈到其父李锐时说到：作为一名党内高干，他享有很多利益和特权，而这些利益就如一张罗网将其包裹起来，从此以后终身无法摆脱了。所以他们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支持学生和市民的述求，但当到了决战的时候，所有人都退缩了。赵紫阳在关键时候就是如此。一方面，他无法支持对学生的镇压，因为这违背了最基本的良心。但他却无法站出来公开挑战邓小平，或者说他不敢站出来挑战。所以在戒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他去了天安门广场，对学生语重心长地讲了一番话。实际上有点像罗马总督彼拉多在要将主耶稣订十字架时，出来当众洗手，并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
我们这里可以同样比较一下前苏联共产党的人。比如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这批人被称为苏共20大的孩子，因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最震撼的事件就是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当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他们的心中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就彻底坍塌了。他们认识到并没有什么人道的共产主义，所以对于共产党统治的垮台，他们没有任何留恋。好像是戈尔巴乔夫后来说过，当他听到秘密报告的时候，心中就有了一个信念，一定要埋葬这个不人道的制度。但像中共内部包括赵紫阳在内的自由派高干，虽然经历了文革的惨痛经历，似乎依然对社会主义制度还抱有信心，而没有像戈尔巴乔夫那样以埋葬这个摧残人性的制度为己任。所以当邓小平决定实施戒严时，赵紫阳不是站出来公开反对，而是到广场跟学生道别之后就完全甩手了。而赵紫阳在当时是唯一有可能扭转事件发展的方向的，就在此时对党的忠诚战胜了身上的责任。当然很多人说到赵没有军权，所以站出来也无济于事，但我认为并非如此。虽然赵并没有掌管军队一天，但他是名义上的军委第一副主席。最重要的是他是总书记，中共一直强调的是党指挥枪，所以作为党的总书记，当然拥有指挥军队的最高权力。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民心可用，就如我前面说到过的。不仅民间社会反对戒严，连中共高层及军队高层对于戒严的反对声浪也很大，众多老军头及现役将领都对戒严不满。邓小平无论资历多老，在军队经营多少年，还远远到不了一手遮天的地步，军中原来的三野，四野的势力其实都对邓小平不满。关键是戒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与共产党一贯的宣传相违背，所谓师出无名就是如此，所以才引起如此多的人出来反对。但所有这些反对势力缺乏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来整合所有力量，所以在十几天后就被各个击破，没有形成一股势力。在当时的情况下，赵紫阳可以说是唯一一个能够整合所有党内外势力的领袖。不过在赵自己放弃了的情况下，所有的反对势力就除了空喊几句外而没有办法采取任何行动。党内的大多数反对派事后还可以在党内混饭，可怜的就是北京的市民和学生惨遭屠杀。
这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前苏联的819政变。当时以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为首的政变集团软禁了戈尔巴乔夫，然后军队进入莫斯科准备镇压示威群众。当时的局面就有些类似戒严部队被北京市民堵住了的情况。但如果反对群众没有人领头，虽然总体而言，苏联军队对平民开枪镇压的底线比起中国军队肯定高一些，但如果没有一个有威望的反对派领袖人物站出来，时间一长就不好说了，因为前苏联也不是没有动用军队镇压平民的历史。可是关键时刻，叶利钦走上大街，直接对军队讲话，于是军队一下就瓦解了，政变就流产了。可以说叶利钦当时跟军队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但因为其合法身份，一旦站出来局面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如果赵紫阳能够公开站出来对抗邓小平的戒严令，因为其合法的身份，再加上党内外及军队内部广泛的支持，可以说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就简单说到军队，除了七上将的公开反对戒严的信，包括入京的戒严部队的现役将领反对的人也不少。520戒严令宣布时除了徐勤先的公开反对，私下里反对的也肯定不在少数。甚至到了六三之夜，依然有28军的消极对抗。所以到时候邓小平还真不一定能够指挥多数军队。但因为反对的力量没有能够在一个领袖的指挥下集结起来，所以就被一个一个慢慢收拾掉了，或者见形势不对就转向了。
这里赵紫阳与叶利钦的区别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党的归属感不同。叶利钦可以说对于苏共是没有一点认同感了，对于毁掉苏共完全没有心理负担，而赵紫阳并不想与中共决裂。还有一个是勇气，叶利钦决定走上莫斯科大街时，就表示他已经彻底与共产党决裂了，一旦失败可以说将跌入深渊，万劫不复。但赵紫阳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虽然当众洗手也是一种态度，但毕竟没有公开与共产党对抗。即使失败了，虽然政治生命终结了，但基本生活权力还是有保障的，毕竟邓小平不是毛泽东。所以赵紫阳的态度就决定了六四必然以悲剧收场。其实中共建国以后的内斗，基本上都不是以取人性命为目的，只是终结政治生命，这样可以避免对手孤注一掷。比起斯大林的大清洗还是文明多了。所以文革初起，刘少奇也指望能够回老家做一田舍郎，只是没想到老毛已经不给他这个机会了。有了刘少奇的前车之鉴，林彪到时候就不惜铤而走险了。但文革之后党内形成了共识，不再从肉体上消灭对手，所以大家都能相安无事。当然发展到今天200斤当政后似乎以前的那些共识又没有了。今天中共的内斗比起以前血腥多了，这就是后话了。
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赵紫阳一旦站出来公开对抗，有可能引发大规模内战，从而造成生灵涂炭。所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想法下认同邓小平的镇压。但从当时的格局看来，根本不会有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大规模内战的前提要双方首领决不妥协再加上各有一批坚定的追随者。但很显然，不论邓小平还是赵紫阳身后的追随者都是因为利益或者理念相同而站在一起，根本就没有生死与共的决心。所以当一方势大的时候，对方马上也就土崩瓦解了。其实就跟苏联819政变一样，看起来很强大的一个集团可能瞬间就瓦解了。邓小平不论是当时还是以后都没有像老毛当年一样被封神，所以也不会有坚决捍卫他的红卫兵。而当时的众多地方大员都在观望形势，无非就是等待邓小平和赵紫阳之争尘埃落定，可见就是在党内高层里面都没有认定邓小平已经胜券在握。双方之争主要还是政治和宣传领域，军队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威慑力量，基本上不会在党内斗争的时候应用。所以内战其实是根本不会打起来的。但当赵紫阳放弃了斗争之后，自然所有的资源都能够被邓小平调动了，这才有了六四之夜的大屠杀。当然，如果赵紫阳公开抗争失败，军队肯定还是要进京。不过这个时候我估计广场学生肯定早就散了，市民也不会上街堵军车了。所以普通市民和学生估计会少死一些，但赵紫阳估计可能就要进秦城了。当然，也可能反过来，邓小平在秦城度过余生。
当赵紫阳当众洗手放弃后，就意味着党内自由派彻底失势。从此之后，党内自由派就没有了公认的领袖了，成为一群乌合之众，自然就只能任人蹂躏了。文革后党内集合起来的一群还有着某些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高干，和文革后希望改造共产党而入党的一群人，六四之后，要么被流放或者驱逐出党，或者在党内被边缘化了，还有少数公开宣布退党的，当然也有不少开始同流合污了。总而言之，就是共产党内部的健康的改良势力已经彻底式微。当党内自由派失败后，也意味着学生运动的彻底失败，从此之后中国就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挑战现存秩序的运动了。虽然还有个别人的抗争，但已经无济于事了，中国民主化的机会就此流失。就像后来的签署《08宪章》活动，除了让刘晓波进监狱外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反响。有些人假设如果学生从广场撤出，回到校园继续坚持长期抗争。将来也许会有转机。不过，在我看来这些想法太理想化了。即使学生撤出广场，但赵紫阳已经离开了权力中心，并且在戒严令下学生领袖除了逃亡就是进监狱，还怎么能够坚持抗争？任何成型的学生组织都被会取缔，党内整肃也会照常进行，我确实看不到任何翻盘的可能性。唯一的差别就是六三之夜会少死一些学生和市民，但戒严令下对学生的清洗及学生可能的反抗同样会导致不少的流血事件。所以可以这么说，当五月19日夜晚赵紫阳去到广场对学生讲话时所有一切都注定了。
这里再加几句谈谈如果赵紫阳胜利之后中国的可能走向。一种可能是赵紫阳继续自由化的路线，中国宪政逐渐走上正轨，而赵紫阳也像蒋经国一样实行民主化，认识到共产党并不天然就是执政党，而是让人民来选择。这样的中国会渐渐向一个正常国家过度，当然也不能排除后面的继任者又开倒车回头的可能。但其实另外一种可能性也不小，就是赵紫阳上台后为了永远执政，在权力稳固后就对要求自由民主的势力进行打压。就像邓小平在上台前在后面支持西单民主墙运动，但一旦权力稳固后立即取缔了西单民主墙，并将魏京生等人送进了监狱。到底会是什么结果，历史没有假设，所以我就不做猜想了。但在89之前，赵的智囊团就有人在宣传“新权威主义”，其实后面的潜台词就是邓小平作为老一代的权威已经过时了，新时代需要能够与当今世界打交道的新权威。当然，我当时从里面读出的依旧是权威主义。不过，赵紫阳要想一手遮天会遇到比邓小平更多的反对，就像邓比起毛的权威就消退了不少。所以到底中国会如何演变依然未可乐观，不过再坏也不会比六四镇压的后果更坏。
六四作为中共建国后最大的一次群众运动，可以说已经做到了群众运动的极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从全世界来看，也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并且成功地引起了中共内部的分裂，只是关键时刻因为赵紫阳的退缩而功败垂成。如果说六四时对决的对手不是邓小平，而是陈云或王震薄一波之流，赵很有可能就放手一搏了，并且胜算极高。只是历史没有假设，所以只能说中国人命该如此。面对邓小平，除了前面说到过的赵不愿脱离共产党外，也是自觉胜算不高而不敢孤注一掷。当然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赵未必没有胜算，但赵对提拔自己的恩师不敢公开对抗，也就决定了未来中国的走向。人民创造历史，某种程度是对的。没有学生和市民的抗争，六四走不到后来的地步。赵紫阳很有可能会像胡耀邦一样被作为学运处理不力的替罪羊黯然下台。但当事情演变到戒严时，关键时刻其实还是英雄创造历史。赵紫阳被推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他也是当时在那个位置上唯一可以改变历史的人物，但却没有做好准备自然就被历史淘汰了。这也造就了当今的中国现状。
（后记）
我的六四回忆到此就截止了。过去32年淤积于心中的话一旦喷涌而出，也算了却了一件心事。就如我在开篇时说过的，主要是因为香港的沦陷激起了我的愤怒，让我觉得我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愿望能够在六四当天亲自去一趟维园，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可见人生无常，愿望要尽早去实现，不然悔之晚矣。在写作的过程中，让我又重新回想了以前发生的一切，并让我有些不太清晰的记忆复苏。也理清了一些以前没有认真思考或者不太明晰的思路。作为一个六四的旁观者，虽然我不是整个过程的亲历者，不清楚有些具体细节。但作为一个边缘参与者的32年的思考和回忆也自有其价值。作为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件大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轨迹都被六四改变了。所以我认为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可以并应该写出自己的六四回忆。我自认为从我的角度写的六四回忆在众多的回忆中有其独特价值。也可以鼓励每一个虽然没有在北京经历六四的一切，但有自己的经历和感悟的过来者都可以写出自己的六四回忆。就正如我在开篇中说过的，他们想让人们遗忘，我们的对抗就是不断重新提起。每一篇回忆都是对抗遗忘的武器。
其实在写作的过程中，除了为故国过去的一切痛心外，我更多的是想到美国，想到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六四是中国人争取自由的过程，很多人因为六四而流亡海外，为了自由而有家不能回。但今天我们生活的自由世界却正在一点点丧失自由，一步步走向1984，这才是我最大的忧虑。其实我们美国今天的形势在某种程度上就有点类似六四时候的中国，抗争的成败也就决定了这个国家今后的走向。我们当年在中国目睹了自由丧失的过程，希望我们的人生中不要再一次见证这个过程。当然，我们需要感谢美国开国国父们的智慧，给我们保留了很多抗争的手段。我们今天并不像六四学生一样是一群乌合之众，我们还有宪法修正案的保护。但更为关键的是这是一片神所应许的土地。God bless America，这不仅是一个愿望，而是美国这个国家过去历史的证明，我相信神的旨意必将得到成全。这里要谢谢诸多网友的鼓励及支持，也谢谢有些网友指出我的某些记忆错误。愿上帝保佑美国。
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六四镇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袁立本确实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应该是军队的所作所为完全超越了他的想象。希望他能留下一些东西作个交代。
收藏起！
就六四伤亡人数一事，我衷心希望袁立本先生能够在有生之年给大家透个底。六四时他担任北京市府秘书长，他当然是反对学生游行的。戒严宣布后，部队几次试图进城都被学生与市民扪堵住了。当时的一种说法是军人曾经用大头皮鞋踢了瘦弱的学生们。袁立本先生在电视上为军队争辩，给大家讲战士们平时也都穿漂亮时髦的尖头皮鞋，但是执行公务时候用不上，电视上他言语流利且非常得体。六四发生后，最先出现镜头前的是军队代表张工与政府代表袁先生。与神态自若侃侃而谈的张工明显的不同，袁立本先生都不正面面对着镜头，只是露背影，低着头，声音十分低沉缓慢，谈起了学生与市民分不清楚，都有伤亡。我们几个看了电视画面，一致认为这个人是良心触动了，被学生与市民的伤亡惨象震撼了！加上他当时所处的地位，我想他对当时的伤亡数字应该比大多数人都清楚。期望他有朝一日留下个日记什么的透露一下实情。 但这也许是也可能与楼主对赵紫阳的期盼一样，是过分的奢望。
多谢。
谢谢水星。
自由人兄总有一些妙想。中国人传统的成王败寇的思想确实不太容得下异见，所以也很难共存。这当然与美国的立国基础不一样。所以才说美国是世界的一个特例。但今天我正看到美国的立国基础被破坏，所以我们今天在美国也看不见传统的美德了。
内心中以为人间的斗争“成败具有永恒的性质”，
如果接受基督教、佛教的信仰，那种斗争的残酷就会少很多，
如果认识到政治上的斗争、成败不具备永恒性，不具备终极裁判性。就不必斗到发狂的地步。
裁判是上帝做，充分认识到大家的政论只是日常管理的争论，没有那种“永恒要命的”忧虑。
所以华盛顿、杰佛逊他们可以轻松放下世间的权力。
而中国的所谓政治家，相比起来，都不属于放得下的人。
权力(再说得好点是事业）对他们来讲，好像是在永恒的洪水中，能抓到的最后一根稻草，无法放下。
好像总是担心对方上台，自己就被置于死地。但是64的时候也确实有人要把邓小平置于死地。这是我做为一个小老百姓的观感。不知道内部斗争到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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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一个是1945抗战胜利后，一个就是89前，两次本来都有搞和平议会的机会的。
但是总是一方一定要把另一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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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老毛搞得非要武装斗争，不把对方打成历史的罪人，好像就不能证明我的伟大。
第二次的思唯其实也是受那种“必须你死，我才能活”思维的影响。
总是成王败寇，一定要把对方说成十恶不赦的罪人，好像才能给自己找到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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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能抛弃那种理想主义的幻觉，承认大家都是普通人，接受政治就是管理，不是什么创造永恒的千秋万代。或许就不至于争得那么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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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托马斯杰佛逊那种真正的智慧和谦卑。
承认每一代人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不试图规定一万年后你们还要遵循我们的观念。
我的意思是党内清洗会严酷得多，但对党外的群众也不大可能比六四更严。
你那里看见我讨论了学生领袖及中共领导的德行了？看来你的阅读能力有点问题。
没错，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历史。但绝大多数只是在其中随波逐流，历史通常是由少数人决定的。当然，如果有足够多的小人物的坚持，历史也可能转折。这就是我说到六四学生创造了历史的原因。
从群众运动的角度永远不会有成功的机会，但这篇谈论的是党内斗争。学生可以搭上党内自由派的顺风车才有机会胜利。香港也是同样的道理，但取决于中国和世界的相对地位及西方世界的决心。如果是十年以前或者更早，香港未必不可能胜利。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正常情况下赵只能像胡耀邦一样黯然下台。但在戒严的情况下，更多力量可以汇集到赵手下，前提是赵敢于站出来。所以这叫时势造英雄。
至于你设想的场景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赵站出来当众洗手，就表示他不愿手上沾血。并且还有一种现实的考虑，就是当六四平反的那一天，也许就是赵复出的日子。当然谁都没有想到六四会沉冤如此之久。但当赵按照你所设想的去做，就让他变成了所有人唾弃的对象，永无翻身之日。
谢谢平等，你们才是在天安门广场创造历史的人，我不过写出了我作为一个边缘人的多年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