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第一次见到白文娟，离她后来成为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还有一年时间。
那是2014年7月3日，星期四，我的接访日记中记得很清楚。离上班时间还有十几分钟，接访大厅门口就已经聚满了人。卫生我头天晚上就已经打扫好，再准备两瓶开水就行了。开门之前，我才把接访领导的名字和职务换好——老访民都知道，每月的第一个周四是县委书记接访日。
大厅里很快坐满了人——塑料椅子固定在大厅四周的墙边。方书记有个会，县委办来了个副主任先替他一会儿。副主任个子很高，四方脸，身上堆满了肉，看起来比方书记派头大，更像书记。副主任端正地坐在那儿，面前摆着写有县委书记名字的红色座位牌。没有人上来讲自己的诉求，老访民都认识方书记。他们来反映的事也都不是一般的事，接访的副县长过问过，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也过问过，甚至县长书记也问过，有的是历史原因，有的确实无从甄别，有的是明知错误却纠正不了。比如那十几个老人组成的集体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参军到云南，后转为工役制工人，任务是国防公路工程的施工。上级是有文件，让市、县人民政府帮助解决“符合相关社会救助条件的人员”的基本生活困难。但没有具体标准，要么访民嫌少，要么政府难以承受。还有针织厂棚户区改造项目，职工要求开发商停止非法拆迁，第一次接待他们的是人大赵主任。赵主任那天很生气，跟县长书记汇报后，责令执法局立即下达停工通知。通知是下了，可开发商一直没停过工，还连夜把家属区唯一的公共厕所给扒了。道理很明显，有领导在背后撑腰。那些散兵游勇的上访户也不能小瞧，他们大多都多次去过北京、郑州，算见过大世面的人，能够来这里走一趟，几乎算是看得起群众工作部了。
潘县长让我看，说白文娟正跟牛军政交流上访经验呢。牛军政我见过多次，他的诉求是让政府给他找爹。牛军政到乡政府反映村支书的问题，并带着他老年痴呆的爹威胁乡里。有次从乡里回去，他爹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失了，非缠着政府给他找。白文娟我只知道她是个老访民，见面还是第一次。离老远看，白文娟也就四十岁的样子，人生得很清秀，跟她的名字还算贴近。她那天穿着一件暗红色的短袖上衣，裤子是米黄色的，稍微显旧，但很大方。她和牛军政坐在大厅的西北角，我暗中观察了一会儿，觉得两个人并不是很熟。
副主任叫我，一个戴草帽的老人正坐在他面前。
我问他有什么事，草帽老人说，他想反映个问题。我指了指副主任，说领导在这儿，你只管说。老人说，他的粮食直补款被乡里扣了。我在乡里干了十几年，知道这笔钱谁也不能动，就问，人家的都发了？发了，老人肯定地说，我跟老刘一块去乡里领的，他领到了我的就没领到。我到后面小屋给柳寨乡政府打电话，乡里支吾着说，可能是他们家的麦秸烧了。我问他们怎么跟农民解释的，乡里说，还能怎么解释？有文件啊，我们按上级的文件办。
文件我看过，我记得是一个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的简报，麦收前下的，主题是禁烧秸秆。当时我和同事们还有过讨论，说常委会的文件其实是违法的，会给今后的信访工作增加隐患。尤其是最后一段，“对焚烧秸秆者，证据不足的，按照‘谁烧罚谁’的原则，乡、村要核查登记，凡是过火的地块，罚款直接从该农户粮食直补款中扣除，是低保户的，取消其低保资格。”
我没烧，老人争辩说，我没烧凭啥扣我的？
“谁烧罚谁”是政策，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我心里发虚，不知道该怎么向他解释。
哪有这样不讲道理的政策？我的房子被人点了，政府还来抓我？
“谁烧罚谁”是省长讲的，副主任插话说，你去找省長去。
老人被噎住了，盯着自己手里的粮食直补本发愣。
政策又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我试图为谁烧罚谁找依据。你也有孩子家人吧？要是都烧了，污染了环境，他们不也遭殃吗？全县这么多地，政府没办法监管，发动群众看好自己的地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你是老人，更应该理解。
好说歹说，总算在方书记过来之前把老人劝走了。九点一刻，两个警察站在门口开始叫号。陪着方书记接访的还有公检法的一把手，政法委书记。潘县长也在边上陪着，他还兼着我们群工部的部长。
白文娟是第一号。
她刚走进来，潘县长就半真半假地说，白文娟，跟你的访友学了不少经验吧？
访友？白文娟蒙了。
潘县长说，老牛可是经验丰富啊。
老牛？白文娟又是一愣。
不认识？潘县长不信，不认识你们刚才聊那么热乎？
你是说刚才坐我旁边的那个男的啊？白文娟意会过来。看着面熟，就是不知道他姓啥。
小白啊，方书记看着白文娟手里的诉求单，你的问题不是都有结论了吗？被毁坏的果树都按最高价赔偿，村支书的事纪检委公安局都调查处理了，土地使用证办不了，不合法啊。
毁了就毁了？赔点钱就算了？该处理的为啥不处理？白文娟在县委书记面前讲话一点儿也不怯。
白文娟，讲点理好不？潘县长说，毁你两棵果树就把人家关起来？
我捅你一刀赔你点钱好不？白文娟挺直腰身，转向潘县长。
派出所和法院的事，政府也管不了，法律最大。方书记说，你要是觉得处理得太轻，可以到他们的上一级单位申请复查。
我一个老百姓去哪儿申请复查？我不懂法，就知道理在那搁着。你们，白文娟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哪个不是官官相护？
官官相护你还来这儿？潘县长问。
方书记也说，听说你去北京跟赶集似的，一年得几趟。
北京又不是谁私人的，我为啥不能去？
能去能去，潘县长笑。那好吧，我们改天去给你开个群众评议会好吧？
白文娟问，评议啥？
让群众评议评议，政府这个处理结果公正不公正。
方书记接过话，我看中。白文娟，就这样吧，过两天让潘县长组织相关部门的同志去你们柳寨乡一趟，让群众对我们的这个处理做个评议。没等白文娟说什么，方书记接着就警告她，小白啊，今天我接访，你来，说明你相信我，我先谢谢你。你的诉求我们会依法解决，但再像过去那样越级上访公安局可是要打击的。
你们打击得还少？白文娟不买账，梗着脖子反问。我不怕你们吓！打击吧，反正你们又不是没打击过我，动不动就把我关进小黑屋里，连个手续都不给我……
叫下一个，潘县长说。
白文娟坐在那儿不动。我走到她跟前，劝她，走吧，领导不是都答复你了吗？她黑着脸，不理我，可能是觉得我官太小，跟我說话浪费精力。我一个男人，又不敢动她，站在她身边干着急。
是我们的朱部长把她弄出去的，连劝带拖，我在旁边不时谨慎地搭把手。
白文娟自己在门外待了好久才离开。回过头来看，她当时肯定很无助，说不定就是从那时候滋生了鱼死网破的心。
2
大概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我才又见到白文娟。不过，这一个多月里，群工部里却没断过有关白文娟的消息，她去市里了，去省里了，去北京了，听说还见过省里的主要领导。县里很紧张，一方面安排潘县长亲自包着白文娟这个案子，一方面指示公安局整她的材料，适当时候再次对她采取强制措施。我私下找来白文娟的案卷，想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点，也好为潘县长减轻点负担。
我是潘县长带到群工部的。2008年之前我还是乡中学的一名历史老师，学校那年没给我分课，让我在城里盯着退休的薛老师——我家离薛老师的家只隔了一条马路。北京要开奥运会，乡里怕薛老师再去北京。他是县乡两级关注的重点稳控对象，省里去过，北京也跑过无数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薛老师的儿子杀了一个路人并用手抠掉其眼珠，后被枪毙。薛老师不服，说儿子有间歇性精神病，不应该负刑事责任。薛老师年龄大了，送去劳动教养吧，人家不敢收，拘留所更不敢要。我不了解信访工作，领了这个任务还挺高兴，老婆和孩子都在县城，这下终于可以天天厮守一起了。夜晚还好，我们在薛老师家的楼道里装了一个大功率的感应灯，半夜里一有动静，强烈的灯光就刺醒了缩在外面储藏室的我们。最难熬的是白天，他有时候骑着三轮车去亲戚家，有时候像收破烂的一样乱转。我们也得跟着折腾，什么也干不了。不过，每天上午老两口都会在椿树巷的那个市场里卖土鸡蛋，下午再到处去收——他老伴没工作，他一个人的退休工资养两个老人有点紧张。跟了二十多天，我觉得不行，太拖人，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什么办法呢？薛老师的诉求我们学校肯定是解决不了，但我们可以想办法拖住他啊。我决定从鸡蛋上做文章。我问了价钱，县城收一个鸡蛋得6毛钱，薛老师转手卖7毛，从中间赚一毛钱的差价。我给几个乡里的同学打电话，问他们乡里的鸡蛋行情。还好，有个乡收购价5毛5。我让同学每天给我收200个，让公交车带进城。我的意思是，我们以低于县城市场价5分钱的价格供给薛老师鸡蛋，每天200个，让他与我们形成一条断不开的利益链，让他欲罢不能，还有时间跑北京？奥运会结束，算下来我们几个人赔了一千多块钱——那个差价很快被其他人发现，我们只好每个鸡蛋赔5分钱卖给薛老师。这事潘乡长听说了，非要调我去乡里，说我脑瓜子活，适合搞信访工作——那时候，乡里的中心工作已从计划生育转向信访稳定。
后来，潘乡长调到万牛镇任党委书记。起初，他并没有把我带走，我还在原来的乡搞信访工作，挂着一个文化站长的头衔。没想到，那个万牛镇的上访户更多，让新去的潘书记很是头疼。主抓信访工作的是镇人大主席，年龄大了，有点得过且过的意思。潘书记到任半年，去郑州接访民六次，北京三次。他觉得还是我有办法，就把我要到了万牛。我还真没什么办法，搞信访几年才明白，化解农民的信访问题，光靠嘴不行，靠拖也不行，你得办实事，帮人家真正解决问题。当时万牛最有名的一个上访户姓罗，是一个不到60岁的农妇。老罗与邻居发生口角，不断地到上边去告状，说邻居的房子占了其半米宅基地。镇人大主席多次去调解过，都是无功而返，邻居补多少钱老罗都不同意，她就一个要求：扒房。我去了之后，潘书记也嘱咐我，重点先放在老罗身上，她可是咱万牛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上访户。人大主席却给我泼冷水，劝我别在老罗身上浪费时间，她纯粹是无理取闹，别说是我，就是方书记来了也没办法！我当然不能放弃，那可是我去万牛的第一炮，必须得打响。我偷偷地去找老罗的邻居，邻居说他们和老罗本来是亲戚，因为房子朝向问题，确实占了她半米宅基地，但建房时有口头协议，北边占了南边补，而且，邻居南边的院子补了一米给老罗。我相信邻居的话，农村解决此类问题大多是口头协议。那是个老村子，村里没几户人家了，大多都搬到公路两边去了。老罗还住在老村子里，一个人，两间瓦屋。瓦屋很旧，应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成的。村主任是老罗的亲戚，表姐弟。他介绍说，老罗四十多岁就成了寡妇，靠一己之力抚养大三个孩子，所以个性很强，与自己的儿子媳妇都合不来。听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定下来。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农村妇女，她们看起来很强势，其实心理上比任何人都脆弱。想了两天，我决定帮老罗重新组织一个家庭。那一段时间，我见到人就问，身边有没有合适的单身老汉。还真让我碰上了，万牛镇上有一老人，65岁，老伴是五年前不在的，两个女儿也不在身边，一个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一个嫁到了四川。我想办法让他们见了面，可老罗待人家不冷不热的，老汉有点灰心。我撺掇他主动点，老罗肯定早就认识你（老汉年轻时是镇街上的屠夫），既然愿意见面，说明她对你还是满意的。人家一个女人，年龄又这般大了，哪能像年轻人一样不矜持？果然，没出一个月，老汉就来请我喝酒，说老罗已经搬来同住。我让村主任再去探老罗的口风，老罗轻快地说，给我赔个不是就中，我争的不是钱，是一口气！
一年后，潘书记推荐我晋升为副主任科员。去年，潘书记调到县里任县长助理了，兼职群工部长。我呢，也跟着沾了光，跟着他到群工部负责调解群众矛盾纠纷。
白文娟这事按说不属于我的工作范畴，但我急于表现自己，一是想给潘县长减压，二是想让同事们看看，我来这儿凭的可不是什么裙带关系，是咱硬邦邦的本事。
案卷上写着，白文娟46岁，柳寨乡白楼村后白庄人。2000年1月，她花了6000元从白楼村支书刘大铁手里买下一片靠公路的宅基地，后来刘大铁反悔，以手续不合法为由要收回，遭到白文娟拒绝。刘大铁盛怒之下，将栽在其宅基地上的20棵梨树撅断。白文娟还反映了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刘大铁于2002年4月强奸后白庄王某某，报案后柳寨派出所还来调查过。上访人诉求：一、赔偿其被毁坏的果树；二、为其办土地使用证；三、调查刘大铁强奸、腐败问题；四、扒掉东邻强建在她宅基地上的房角。
案卷让人看了一头雾水。我问同事，大家七嘴八舌，几乎全是声讨白文娟的。
占她地了，为什么建房时不说？当时她跟人家协商过，后来惹气了，又反悔。
房子建好了，怎么扒？于情于法都说不过去。
那女的不告，只能算通奸，关她白文娟什么事？
果树给她按最高价赔，她还不满意！
老支书纪检委也处理了，她还嫌不解恨。总不能杀了人家？
别理她，整个一个神经病！
……
我能理解我的这些同事，每天见的都是急着想解決问题的上访人，嗓门大不说，话还冲人，时间长了谁不烦？像白文娟这一类的事，拖得越长越难解决，当事人急了骂人也是有的。我们呢，还得孙子一样忍着，耐着性子给人家解释。这有点像医生，见惯了生离死别，对病人的疼痛就会很漠然。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的，对那种“疼痛”有着更感性的认识。第一次执行稳控任务，很单纯，看着访民就行了。从学校调出来之后，为报答潘乡长的知遇之恩——当教师真是世界上最乏味的工作，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循环往复，一眼能看到十年二十年后的自己，我早够了——我工作兢兢业业，帮乡里化解了无数的信访案件。是一个访民的责骂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那个访民发牢骚说，群工部应该改成踢皮球部，一会儿让他去找这个，一会儿让他去找那个，问题还是没解决。我像被人抽了一耳光，坐在那儿左不是右也不是。回想我们的工作，大多数还真是从侧面补偿，以达到息访的最终目标。对白文娟，我力求自己做到客观公正。凭经验，案卷上的话只是一方的说辞——官方的说辞，白文娟的事不可能这么简单，要都是一目了然的道理，能缠了十几年？我准备第二天就去柳寨乡，去听听白文娟自己的理儿。
白文娟的家就在公路边上。宅基地很大，差不多有六分地那个样子。两间低矮的板房——我后来才知道，连那两间板房都是政府救助她的安置房——在周围两层三层的小楼映衬下，格外夺人眼球。和我一同前去的高春秋说，上访户最后哪个不是访得家徒四壁？没家破人亡就不错了。一个个心思都放在了上访上，哪还顾得上经济、家庭？高春秋不愧是哲学专业的毕业生，大学生辩论赛的冠军得主，听说当时面试时他就口若悬河，把主考官都镇住了。
公路边上正对着白文娟的宅基地建了一间更小的简易房，一个中年妇女坐在里面。我没认出是白文娟，她穿着一件大红T恤，褪了色，像是孩子淘汰掉的。裙子撸到大腿根那儿，看到有人来才慌忙朝下拉。高春秋老熟人似的跟她打招呼，白文娟，生意咋样啊？
我才注意到那个简易房是小卖部，地上堆满了日用品，房子外面还有一个冰柜。白文娟看看我们，不热情，也没有太冷淡。要饭的，你说生意能咋样？
手机铃响，办公室的电话，我摁了拒绝键。耽误你一会儿时间吧。
我们跟着白文娟朝那两间板房走，迎面跑过来一个十岁上下的男孩，喘着气说，妈，墙根那儿好多蚂蚁。白文娟没吱声，那孩子上来拉住她的手，妈，你来看，蚂蚁想干啥，黑压压一大片。
墙根那儿还有一个女孩，比男孩大几岁，仰起脸问，弄火烧死它们吧？
碍你啥事了，烧死它们？白文娟没好气地说。
男孩晃了晃白文娟的胳膊，蚂蚁要是进了咱家咋办？这么多。
兜里的手机又响，誓不罢休的样子，我只好接了。是朱部长，让我赶紧去汪楼村一趟，一个老头昨晚上吊死了。我正要问，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朱部长接着解释，老头的一干亲戚堵住了县委大门，说政府有责任。末了，朱部长说，白文娟的事不急，等两天也不迟。
我站在门口跟白文娟道歉，临时有点事，改天再过来。白文娟没说话，看看我们，一副习惯了的样子。
白文娟的表情让我很不爽，不是对白文娟，而是对这临时生出的事。就像去拜访一个朋友，到了门口又临时撤退，肯定会让人家以为我们没有诚意。
汪楼离白楼并不远，几分钟的路程。
老头的亲属解释说，老头去乡里领粮食直补款，一块去的都领到了，只有他没领到，信用社的人说是被乡里扣掉了。问乡里，乡里说是县里的规定。老头又去找县里，人家说是省长让扣的，有本事去找省长。老头跑了几天也没结果。今早上他屋里一直没见动静，进去一看，上吊死了。
我怀疑是前几天我接待过的那个戴草帽的老人。近前一看，果然是。
乡政府的人机灵，这次没敢说老头烧麦秸钱被扣了，改说信用社可能是分批打款，全乡那么多，一次哪能打完？哄小孩呢，我心想，早晚最多相差几个小时，哪能晚这么多天？
到县里上访的那批亲属也回来了，他们的诉求并不复杂，老头都81岁了，还能活几天？一是厚葬，二是多领两年的粮食直补款，三是给老头的闺女办个低保，另外给10万元精神抚慰金。乡政府的人出来和我们商量，我觉得这个条件并不过分。所谓厚葬，农村大不过1万块。老头两年的粮食直补款也不多，4千块钱左右。闹大了，50万也得出。私自截留农民的粮食直补款，本来就违纪，况且，说老头烧麦秸又没证据。退一万步说，即使抓住老头烧麦秸了，谁也无权扣他的粮食直补款啊。我这话是说给乡领导听的，不依法办事，恶果你们自己吃。但也不能答应他们太快，我建议乡里再拖一拖，就说他们做不了主，得跟县里汇报请示。
协商到半夜才有结果，乡里一把手出10万，一包到底。
3
不久，省市群工部专程来人召开白文娟案的督办会。白文娟这段时间老是给上级领导发短信，上边很重视，列为省市重点督办案件。
会议开始前，朱部长照例给上边来的领导讲说下边稀奇古怪的上访事。朱部长是群工部常务副部长，之前在妇联工作，有跟女性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上次方书记接访就是她亲自把白文娟拖出去的。朱部长说，柳寨乡——又是柳寨乡——刘老三家的母猪拱吃了村支书家拌了农药的花生种，死了。两家因为赔偿问题闹了几年，始终达不成协议。刘家因此集中了村支书的十项罪状，上告纪检部门。纪检部门调查之后免去了村支书的职务，群工部为息访罢诉，也责令村支书赔偿刘家的母猪。但刘老三索价3万，说母猪一年出两窝猪娃吧，一窝按10头算，一年20头，一头200元，八年也得三万二，还少要了2000块。朱部长边讲边笑，我们也跟着往脸上堆笑。但省市来的领导没笑，其中一个还问，为什么拖了八年才解决？潘县长急中生智，说那刘老三当初并没索赔，不占理嘛，谁让你不圈好自己的猪？几年之后听人说有人因为上访得了不少好处，才又扯出旧事。
还不跟白文娟一个样？方书记说。好在梨没有猪娃值钱，要不然，政府可赔不起白文娟那20棵梨树十几年的收成。
督办会没什么新意，省市领导肯定了我们县前期所做的工作，随即就转到白文娟的案子上，希望我们下一步深入到柳寨乡，化解矛盾。方书记接着作表态发言，说我们已成立白文娟案的调查组，由包乡副县长亲自任组长，群工部部长、人大副主任任副组长，成员涉及人大、政协、纪检委、政法委、群工部、公安局、林业局、乡政府等部门。我偷偷地碰了碰朱部长，真有这个调查组？朱部长瞪了我一眼，没理我。
督办会第二天，县里还真召开了白文娟案的专项调查小组会。方书记头天提到的相关人员都到了，柳寨的党委书记秦天朝先介绍白文娟信访案的前因后果。
白文娟2000年从白楼村时任支书刘大铁手里买了块公路北侧的宅基地，后来刘大铁让她留出一条生产路，白文娟不愿留，村里就威胁要收回土地，刘大铁一气之下还撅了她栽在宅基地上的果树。白文娟和她的东邻本来有亲戚关系，双方建房前应该有协商，东邻占了她一个地角，总计20多平方米，人家也撇了20多平方米给她，但后来两家小孩生气，白文娟遂告东邻侵占她的宅基地。不得已，东邻答应按市场价补偿，但白文娟不同意，非要扒掉东邻的房子。后来，白文娟又告刘大铁强奸后白庄妇女王某某。告来告去，白文娟的诉求无外乎以下五项：一、东邻退出占她的宅基地；二、刘大铁撕毁了她乡里发的土地使用证，耽搁了她向上一级申请办证，政府得帮她办；三、刘大铁强奸王某某，得法办；四、刘大铁赔偿毁坏的果树；五、处理刘大铁的其他违法违纪问题。
纪检委的同志因为还有个会，站起来要求先汇报他们的调查结果。三年前他们就对白文娟反映的白楼村支书刘大铁的问题认真做了调查，历时两个多月，最后给予刘大铁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取消其参选下届村支书的资格。
林业局派出所的同志汇报说，刘大铁当时毁坏的是树苗，一共14棵，但白文娟死死咬定20棵；即使按20棵算，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木材量上，都不到触犯刑法那一步。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2003年毁坏，2011年才反映，已超过诉讼时效，只能进行经济补偿。梨树苗时价最高五块，折合现在的价格是10至15块，应赔偿400-600元。就此已与乡党委达成一致，乡政府答应按最高限600元赔偿。
国土局的代表说，东邻建房时白文娟并没有提出异议，现在房已建成，人家又有手续，扒房不可能。但东邻答应按市场价买下占她的土地。按现在的市场最高价6万一亩算，除掉东邻撇给她的，东邻应付2300块。我们早告知过白文娟，这个赔偿如果还不满意，可以向法院起诉。至于白文娟要求为她办土地使用证的事，经过我们调查，白文娟家里已有兩块宅基地，按《土地法》，此宅基地属私买私卖，不符合政策，无法办理。
公安局来的是法制股股长，官小，不敢乱发言，念了一个文件中的一段。因为当事人王某某拒绝配合，再加上时间久远，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本案只能遵从疑罪从无的……
你回去汇报一下，从当前我们掌握的证据看，能不能对白文娟的非访采取更严厉一些的打击，潘县长插话。
股长连忙点头，好，我回去就汇报给领导。不过……
秦天朝看看方书记，问，有难处？方书记在这儿，你只管说。
股长站起来。说点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别打这个主意了。大家都知道白文娟有心脏病，上次送到劳教所人家就不收。万一她死在看守所了，谁负责？
必要的时候，方书记接过话，还是得采取强制措施。有病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秦天朝表态说，我们乡里也争取能协商解决。考虑到白文娟的家庭状况，乡里跟白文娟口头承诺过，虽说现在建房不符合政策，但她可以建，乡政府默认。至于她告刘大铁强奸和腐败的事，公安和纪检都有结论，我们不好插手。依法办事，无论她白文娟如何闹，我们乡政府必须依法办事。
我心想，扣人家的粮食直补款那也叫依法办事？真要依法办事的话，白文娟也不至于闹到现在这种地步。去见白文娟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我从来不相信单方面的讲述，这是我这几年搞信访工作的经验。兼听则明嘛。往往听起来一目了然的道理，叙述者都隐去了对自己不利的情节。要是听他们讲，哪个部门的解决方案几乎都完美无瑕。
方书记指示潘县长再组织人下去调查，这一次争取让白文娟案画上句号。这几天她又开始密集地给我发短信，也不讲个时间，半夜也发，千篇一律，老是那一套，搞得我现在一听短信铃声就紧张，生怕又是她。
4
我还没来得及行动，调查组就要大张旗鼓地去柳寨。
那天8点多一点，接访的领导还没来，要上访的群众可能还在路上，接访大厅空荡荡的，就牛军政自己。他不吭声，我也没搭理他，我去哪儿帮他找爹？一份报纸快看完了，外面进来一男一女。
我要离婚！女的把户口本扔到我面前。
经常有结婚、离婚的走错门。婚姻登记处也在这条街上，也门朝北，离这儿30米不到。
我笑，为啥离婚？她出语不坚定，虽然带着气，但终归缺少底气。
她老打我。女人牵着个六七岁的孩子，看都不看身后的男人。
你为啥打人家？我问。
女人突然放声大哭。我跟他嫂子生气，他回来不由分说就打我。你看我肩膀上的伤……
不用看就知道。我转向她男人，人家妯娌之间生个气，过几天就消了，你打人不对。
你一个大男人，打老婆算啥？牛军政也在后面帮腔。
男人没什么表情，我打她两下不假，我哥回去不也怪我嫂子了？
两兄弟都把女人当成自己的教育对象了。
女人停住哭。打我两下，说得倒轻松，你那两下让我半天起不来。
你自己的老婆，你得护着。我怪男人，不能打，人家又不是你家的猫狗，你想打就打。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
女人又开始嘤嘤地哭。他不是打我一回了，老是打，啥事不怪我他也打我。
牛军政凑到男人跟前。你看，人家给你生了两个孩子，还给你累死累活地干活，现在你雇个长工也得哄着啊！
我问女人，他给你钱不？
我挣的钱都交给她，男人说。你问问她，是不？
应该是实情，女人还是嘤嘤地哭，并没反驳。
经济大权你掌管着，也中。我逗她，他再打你，你找你娘家人修理他。
我要找我娘家人来打他，一家人还咋过？
哈，她还顾着一家人，说明并不想离婚。来这儿，只是教训教训男人，自己出出气。我劝她，他打你不对，但家里的钱你拿着，他也没有外心啊？回去吧，好好过你们的日子，你们这种情况感情好着哩，离不了婚。
女人坐那儿不动，还是嘤嘤地哭。
我示意男人上，说两句软话。男人过来拉扯女人。当着这么多人，男人好像不好意思说什么。
牛军政对男人说，回去好好过，没老婆你不知道有多难。
司机进来拿报纸，我问他，不出差？
下乡，柳寨，去不？
肯定是为白文娟的事，我猜。我跟朱部长请假，要跟着他们去柳寨，见白文娟。朱部长劝我算了，我们去也就是宣布一下对她各项诉求的解决方案。我问，不调查了？朱部长说，明显无理取闹，还咋调查？我说白文娟这个案子很有代表性，想跟着你们搞个调研。上次去柳寨找她被你临时抓了差，这次别让我再错过了。
路边的小卖部关着门，白文娟坐在她的小板房门前。朱部长怕找不到她，提前通知她了，说她的事省市领导很重视，县里还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重新调查她的事儿——这话是我一个多月后单独见白文娟时她讲给我的。白文娟接下来的激烈反应，可能跟这也有关系。
白文娟的打扮比那天我和高春秋去时慎重多了。上身是乳白色的短袖上衣，像是新买的，还有折叠的痕迹。裤子是紧身的七分裤，但并不勒肉，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紧身效果。我记得她上次在接访大厅时穿得也很得体，不像大多数女访民，要么是那种破罐子破摔的邋遢，要么就是见过世面却又没吃透时尚定义的不伦不类。
白文娟的态度却一点儿也不得体。
看到我们——可能是看我们这么多人，白文娟表情冷漠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她没有跟我们打招呼，连一句“你们来了”都没说。我听见秦天朝小声说，看出来了吧，你们大老远来了，是个正常人能不过来打声招呼？
白文娟，秦天朝在一旁介绍说，县里的领导来给你撑腰来了。
给我撑腰？秦天朝，可别笑死你了。
我笑什么？秦天朝严肃起来，该笑的是你。
见到你的主子了，你不高兴？白文娟說，秦天朝，我不想跟你说话，阴阳怪气的。
你骂人？秦天朝指着她。
白文娟一点也不怵，回指着他，我骂你了吗？你不承认他们是你的主子？
远处传来两声沉闷的雷声。抬头看天，太阳还在，但东边有一大片乌云。有人小声说，没事，下不大，预报零星小雨。
潘县长上前说，白文娟，我们是来向你宣布……
不是来调查吗？白文娟打断潘县长的话，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就知道来了大帮人没好事！光天化日之下，看你们还敢打人？
谁打过你？潘县长问。
你问问秦天朝谁打过我，白文娟怒视着他。
秦天朝说，谁敢打你？躲还躲不及哩。
白文娟冲进屋里，拿出一件被撕烂的羽绒袄。这是谁撕的？哪个老杂毛撕的？白文娟转向摄像机，好好录录这个，到底是哪个老杂毛撕烂的。我到县里住院，乡里硬是派人把我抬回来。这就是政府……
白文娟，你冷静冷静！朱部长也提高声音。
骗子，一帮骗子！白文娟把那件羽绒袄扔到地上，一会儿说调查，一会儿说商量，一会儿又说宣布，看你们能宣布个花儿出来！
我抽空到板房后面看了看。一排低矮的小房子紧贴着前面的板房，像猪圈，规模还不小，差不多有十间，但一头猪也没见，里面杂乱地堆着一些毁弃的农具，犁呀耙呀之类的，还有一辆手扶拖拉机头，也锈迹斑斑的。
潘县长问，白文娟，你还让我们说话不？
说吧，你们说吧，调查商量宣布随你们的便！白文娟白着眼睛，朝边上退了退。
今天来的都是调查组的成员，朱部长指了指周围的人，人大、政协、纪检委、政法委、群工部、公安局、林业局、电视台——对了，还有你们乡政府的领导。县里对你反映的事情很重视，根据方书记的指示，专门成立了调查组……
宣布组！白文娟情绪异常激动，泪流满面。名字起错了，得改过来。她朝摄像机前跨了两步，好好录录这些官吧，看他们到底是来调查还是来宣布。
我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白文娟肯定有一个不同于官方的说法。最遗憾的是，她情绪这么激烈，我们竟然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会起杀意。
再越级上访，政府还会严厉打击！秦天朝突然没头没脑地说。现在是法治时代，我们是依法办事……
依法办事？白文娟冷笑，你咋好意思说出口？
再乱给领导发短信，警察就来抓你！秦天朝厉声说，不要仗着有心脏病就肆无忌惮，艾滋病人犯了法照样抓。
我没犯法凭啥抓我？跟县委书记反映事，是公民的……
潘县长打断她，朱部长，你把解决方案给她宣布一下。
不调查了不商量了？白文娟冷笑，宣布吧，你们人多，咋宣布都中！
来的路上我就看了那些解决方案，跟上次督办会上各部门汇报的没两样。朱部长刚开了个头，白文娟又歇斯底里地叫起来。
棚子砸了赔点钱就算了？那我等会儿烧了你们的车赔你钱好不？
梨树长到现在一年能卖多少钱你们为啥不算算？十几年了，一年卖一千块钱也一万多啊，一万块跟600差多少？
谁私卖的？刘大铁是村支书不？村支书代表政府不？代表政府为啥他卖给我地是私买私卖？
后白庄哪个不知道他刘大铁强奸？派出所人都来了，现在又说查不到案卷。还一口一个依法办事，依钱办事吧？一个小小的村支书都法办不了，你们依啥法办啥事啊？
……
咔嚓一个闪电，吓得满院的人都惊叫了一声。紧接着，大朵大朵的雨就噼噼啪啪地落下来。潘县长清了一下喉咙，镇定地说，白文娟，按信访程序，你的事我们已经三级终结了。如果你不同意这个意见，可以走司法程序。
众人扬长而去。白文娟的院子一下子空了。
我透过车窗回头看了一眼。白文娟还站在当院里，背对着我们。好在雨只是挤了几滴，又停了。人群散去的院子，显得格外阔大空旷，映衬出白文娟的渺小、无助。我的心像被谁挠了一下，突然就软了。我后来和白文娟聊过那天的场景，我没有问她我们走后她是不是哭了，我只是暗示她，务实一点，把家搞好。白文娟说，我知道你的意思，让我识相一点。唉，咋说呢，我其实早料到了那个结果，谁愿意打自己的脸啊。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愣了一下，过一会儿才明白她的意思。我问，知道为啥还要郑州、北京到处跑？白文娟叹了口气，谁活在世上不是想争口气？
去乡政府的路上，秦天朝吩咐手下马上将树苗及东邻占她宅基地的赔偿款打到白文娟的卡上。树砍了她为啥不重栽呢？有人小声问，也可能是自言自语。秦天朝恶狠狠地说，刁民嘛！她就是看人家上访得到好处了，想讹政府一点。潘县长叹了口气，老秦，把她的上访材料整整吧，看这个势头，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早点整，早下手好。
我还是没听明白事情的经过。但我认为白文娟的质疑是合理的，政府为什么不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呢？我知道这个时候要是我站出来支持白文娟，他们肯定也会骂我神经病，在这个强大的群体面前，我只能选择暂时沉默。
正吃午饭，方书记打来电话，问白文娟有什么反应。潘县长一五一十地汇报后，方书记指示说，下午别急着回来，接着搞个群众评议会。
都开过两次了，有什么用？朱部长发牢骚。
三点整，群众评议会在白楼村村委办公室召开。白文娟拒绝出席，说是明摆着开她的批斗会。到场的有三十个群众代表，大多是村干部、党员。
介绍情况之前，秦天朝说白文娟老是去上边告状，对处理结果一直不满意，领导很不高兴——这种开场白明显带有一定的导向。可能秦天朝自己都没意识到，他有意无意的偏袒会给一个农妇埋下那么大的仇恨。
趁投票期间，我跟周围的几个群众聊了聊。
群众代表没有白文娟的亲属——这不符合信访评议化解机制中有关评议代表组成的要求，评议代表必须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及被评议者的亲属。现场甚至还有几位不识字的，他们能看明白评价表中各栏对应的解决方案？更好笑的是，中午饭桌上秦天朝打电话给白楼村现任支书刘小毛——前任支书刘大铁的儿子——让他选定评议代表。事关刘小毛的亲爹，刘小毛回避才对。
不用说，评议结果全票满意。
5
第二天我到办公室时，朱部长正在讲白文娟头天泼妇一样的表现。谁也说不上话，谁一说她就跟人家吵。说起来，都是她的理。
我没有插话——在没有单独见白文娟之前，我其实还不算了解白文娟的事。桌子上有一份文件，我信手拿起来看。是一份简报，省政法委书记《在全省信访突出问题整改推进会上的讲话》。说到地方信访问题突出的原因，政法委书记尤其指出信访干部立场观念的问题。“有的干部不能认真对待群众反映的问题，认为群众上访是找麻烦，甚至认为是闹事找茬。对待信访群众不是从群众角度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而是产生反感抵触情绪……
大刚，是不是？朱部长问我。
是。说得真好。我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我指的是省政法委书记的讲话。其实我并没听到朱部长说了什么，但我相信她肯定还在讲白文娟的无理取闹。
听到接访大厅又吵起来，朱部长赶紧过去看。
蔡全胜又来了，朱部长回来时摇着头。
我也接待过蔡全胜。蔡全胜五十多岁，脸红红的，明显是长期在太阳下曝晒的结果。他的事有七八年了，当时村里修路，蔡全胜说人家的施工质量有问题，躺在地上阻挠施工，被派出所带走，拘留十五日。2012年开始上访，要求公安局撤销对他的错误处罚。
就是啊，人家是好心，怎么会拘留了呢？我问。
朱部长笑，他好心？他是想敲诈人家。
他找施工方要钱了？
朱部长嘴角一翘，意味深长地说，不说质量怎么说钱？
话音未落，蔡全胜从接访大厅追到了办公区。朱部长，你看我的事到底咋办？再不解决，我还去北京。
我嘴上没说，心里却想笑。蔡全胜没这个胆，他被拘留过一次，早怯了，也就嘴上的劲。
朱部长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老蔡，你说咋办？当时你不提出异议，现在过了时效了你又提，我們有什么办法？
反正得给我平反，我孙子都五六岁了，不能让我孙子说他爷爷犯过错误，被政府拘留过。再不解决，我真去北京。
高春秋插话说，老蔡，别再执拗了，你再去北京上访，恐怕就不是拘留了，得判刑。知道前几天才宣判了几个上访的不？给你孙子做个好榜样吧。
我就是要给我孙子做个好榜样，敢于坚持正义的好榜样。蔡全胜突然激动起来。他豆腐渣工程还不让人说？我是为群众利益着想。路基还没有压好就铺水泥石子，那路能行？
老蔡亢奋了。看吧，有好戏了，高春秋贴着我说。
没人接话，蔡全胜更来劲。啥路基啊手一抓一把松土能算压好？我抗议他们不理我接着铺水泥石子我只好躺在路上。他们还不停，水泥石子都铺到我衣服上了。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正义抛头颅洒热血我还怕他们弄脏了我的衣服？习近平上台了十八召开了反腐也开始了我就不信咱惩治不了一个个腐败分子。国家得为坚持正义的人撑腰哪个时代都得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当英雄……
等他停下来，我问，说完了吧，老蔡？你也得让我们说两句吧。
老蔡，高春秋忍住笑，问，你阻挠人家施工，知道不？
我没阻挠！我是自己主动到派出所的。我衣服上沾满水泥了，换了衣服又回来上了警车——我得去给他们把道理讲清啊。谁知道修路的背后跟派出所勾结起来了，找个借口就把我拘留了。
老蔡啊，你的价值观有问题，知道不？高春秋不愧为诡辩高手，他轻声细语，从容不迫，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举个例子，你上学时老师是不是让你一定要跟坏人坏事做斗争？
蔡全胜警惕性很高，他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他完全被高春秋的气势给镇住了。他就那样看着高春秋，眼神似乎在说，我虽然不能完全相信你，不过，你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现在国家还提倡小孩跟坏人坏事做斗争？不提倡了！现在让孩子发现坏人坏事告诉警察，自己不要瞎掺和。国家提倡普通民众与持枪歹徒搏斗不？也不提倡了。连银行都反复教导职员，遇上抢劫不要反抗，先想办法报警。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管理有序，刑事案件归警察管，哪能让老百姓去抓捕逃犯？回到你的问题上来，你说人家施工质量有问题人家就有问题了？修路这么专业的事当然有专业的部门来管，比如监理部门。监理有专业器材来检测，有专业知识来判断路的质量是否达标。你一个农民，就凭你的肉眼，怎么能判断人家的质量有问题？
与其说是蔡全胜被问住了，还不如说是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被问高春秋的逻辑提醒了。朱部长趁热打铁，老蔡，你在大街上拦住一辆车，说人家非法营运，中不？肯定不中！万一不是呢？你私自拦人家的车就违法，只有警察才可以上路拦车。
蔡全胜喃喃道，指望监理？监理到最后也没说它质量不中啊。
那就对了，说明人家还真是质量没问题。高春秋说。
那路基，手一抓一把松土，还用检测？蔡全胜不服。
得有具体的检测数据。我也不甘落后，试着说服蔡全胜——在高春秋的引导下，我也豁然开朗了。电视上老说证据确凿，就是这意思。你看警察办案，犯罪嫌疑人都招认了警察还得找鞋印，找指纹，找作案工具，进行DNA比对，为什么？得有证据印证啊。我说你蔡全胜杀人了你就杀人了？
哦，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十八大，十八大说要依法治国到末了我依了个空？蔡全胜声音又高起来。
啥时候不依法治国了，老蔡？高春秋依旧笑盈盈的，啥时候我们都是依法治国啊。
我也笑，不过，笑得很尴尬，一点儿也没有高春秋的那种自信。
老蔡，你爹现在头还疼不？朱部长突然把话岔开了。
疼，老是喊疼。我到新蔡找了个偏方，也不中。
我婆婆也老是说头疼。我北京的一个亲戚给她开了几种药，吃着不错，说有效。你拿回去让你爹也试试？
蔡全胜问，贵不？
不贵，几十块钱吧。朱部长像早有准备，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纸，递给他。你带钱没？要不，我给你抓好？
不用，我有钱。蔡全胜接过药方。
赶紧去抓药吧，你爹喝了不中你再跟我说。朱部长送蔡全胜出门。
高春秋看着我笑，还是人家朱部长厉害，轻轻松松就把蔡全胜打发走了。
实话说，在群众工作部，女人比男人就是有优势。首先，女人比男人善于倾听。老百姓能有多大的事？大多是邻里纠纷，鸡毛蒜皮的事。可能说出来了气也就消了。再者，女人总是更家常一些。朱部长就是一个例子，多难缠的事，访民说起来简直是铁了心，不解决问题不走。到了朱部长这儿，三言两语，就扯到访民的心里去了，铁也就慢慢融化了。晚上回去我才意识到高春秋这番话的妙，奉承得一点也不让人肉麻，还不动声色地把功劳都推给领导了。高春秋的将来一定不可限量。
不过，我还是觉得哪里不太对劲。简简单单的一件事，经高春秋一忽悠，就变成了高深莫测的价值观问题了。
朱部长发牢骚，唉，每天都跟这些神经病打交道，我都快神经了。
是上访访成的神经病，我纠正说。
我也得吃药，现在一看到他们我就头疼。朱部长顾自说，不知道是没听清我的话还是不想搭理我。
潘县长进了办公室，说白文娟又去北京了，还跟一群人接受了外媒的采访。
跑就跑呗，反正她的事已经三级终结了。朱部长恨恨地说，一群神经病！
我说，我们终结了她可不终结。她再去上访，上级照样追究我们的责任。
是啊，她不终结，咋弄哩？潘县长很无奈。
众人跟着又批判起当下的信访制度来。
我小声请示，潘县长，我想试试。
潘县长低头喝了口水，他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趁给他添水的机会，我又背了一遍早就想好的台词。死马当成活马医。您先别声张，我调查之后再说。
中，潘县长轻轻点了头。
我其实是有私心的。之所以悄无声息地去做这件事，是给自己留了后路。办好了，帮县里解决了一个难缠的问题，方书记高兴，潘县长面子上也有光，我这个副科还能再向上跨一步。
6
我没有叫白文娟到縣里来——叫她她也不一定会来。这次我是一个人去的，也没有提前跟她打招呼。秋收已毕，不影响她做活。
那条路真美——我指的是路两边的风景，不是路本身。乡下的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很正常。不过，路两旁的树倒像画里一样，一段水杉，一段白杨，一段柳树，一段梧桐，一段香樟……正是深秋，树叶颜色深浅不一，有的金黄，有的因枯发褐，有的正由翠变黑，像一幅饶有层次的水彩画。
还没进柳寨乡界，就接到秦天朝的电话，问我走到哪儿了，用不用车接。我说快到了，不用麻烦。秦天朝没再坚持，说那就算了，中午去接你吃饭。你约莫什么时候结束？一是我真说不准，二是我也真不想让他来接，我怕白文娟看到乡里的车反感。反正那儿离乡政府也不远。秦天朝不容我再分辩，说我让司机提前在路上等着你。
挂上电话就到了。白文娟的家很容易找，是杨柳和水杉的交界处，小卖部下面。我快步走到板房前，白文娟才发现我。见只有我一个人，她有些意外。蹲在墙根处的那两个孩子扭头看看我，停止了说话。也可能是声音压低了，故意不让我听见。我把手里的苹果和香蕉放在门前的小桌上，凑到他们跟前。
蚂蚁们像是有什么活动，一大坨，黑压压的，贴着墙根。过一会儿我才看清楚，坨是视觉上的误差，蚂蚁们其实都在来来回回地奔忙。因为太多太小，乍看之下很容易误认为是静止的。
这儿应该有个蚂蚁窝？我猜。
得多大的窝啊，这么多蚂蚁。那男孩说的时候并不看我，还是盯着蚂蚁。
一儿一女，多好。我跟白文娟搭讪，我的心思根本不在蚂蚁上。
你，你来……白文娟眼睛惶惶的，避着我，但又碍于我拿着礼物上门，讲出来的话不像上次那么激烈。
孩子们最喜欢星期天，星期天不用上学。我本来想问，孩子多大了，上几年级，怕她不理我，只好装着自言自语。
别再烧它们了，越烧越多。进屋之前白文娟跟孩子们交待。
我想来跟你了解了解情况。我跟进去，直说。
有啥了解的？不都说给你们了吗？虽是反问句，但语调和缓，我看到了希望。
我觉得事情肯定比那些记录更复杂，我说。我想听听你的理，你愿意说不？
白文娟没有答复我，手指了指对面的凳子。
我坐下，心里暗喜，白文娟愿意和我聊。
当院里垛着一堆花生秧，花生已经摘净。我想问问她花生的收成，也算切入她生活的一个途径，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今年花生卖不上价，比去年低了近一块钱。
板房里的陈设简陋到几近寒酸，两张床，一南一北摆着。一个台扇，放在一个小圆凳上。东墙中间的空隙放了一张简易课桌，上面堆满了学生上学用的书，桌屉下面的地上一个大手提包，一边的提手上系着条毛巾——这应该是经常陪着白文娟到郑州北京的随身物品。
我坐的凳子又低又矮，白文娟只能坐在床帮上。她背后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奖状。奖状很大，不像学校里常见的那种奖状。韩伟，麒麟鞋材厂年度优秀员工。不知道是她儿子还是老公，我问，韩伟是？
他爹，白文娟的话简短干脆，显然不想就这个问题展开，不知道是因为不习惯面对我一个人，还是真的不想和我多说。
你跟左邻到底咋回事啊？我干脆直接切入主题。
咋回事？你知道柳寨从前有个黑社会吧？
黑社会？还真没听说过。
叫啥武馆，专门教人打架。他就是那个武馆里的人，仗着会点拳脚，占了我的地……
那他当初建时你咋不反对？
白文娟被问住，扭头朝外看。外面是东邻的高大院墙，没有刷白灰，也没刷水泥，裸着。
听说你们两家有协议？北边他占你一点，南边他给你撇一点。
他才给我撇了多少？白文娟指了指东邻的南院墙。
我怕她反感我这样步步紧逼的提问，不愿配合我，赶紧把话题又引到宅基地上。说说你买这宅子的事。
一说我就来气！你给评评，一个村支书，卖了地又要收回，有这样的理不？
是，卖就卖了，咋又收回？话是这样说，其实我知道，村里的干部都这样，哪讲那么多规矩？他们的话就是规矩。
咋又收回，你去问刘大铁！我花了九千块钱，还不说黑钱……
黑钱？
请客吃饭不花钱？我在这宅子上花的钱多了，他说收回就收回？我不同意，他就把我才栽的梨树都撅断了……
有多高？也可能就像秦天朝说的那样，刘大铁让她留条生产路出来，她不同意，刘大铁一怒之下才撅了那些树苗。不过反过来想一想，白文娟拒绝得也对，地已经被她买走了，你想要生产路跟人家好好商量才行。白文娟不提这点，说明她心虚，毕竟留生产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公益行为。
刚栽上，能多高？
你就没再栽？
再栽他再撅呢？
我无语。白文娟的话听起来像是胡搅蛮缠，但换个角度看，村支书在村里就是天，谁能保证他不再来撅呢？我只得转到下一个问题上，政府的赔偿你哪点不滿意？
撅了就算撅了？白文娟又回到刚才的问题上。不得有个说法？
是得有个说法，我点头，想到了张艺谋那个获奖电影，《秋菊打官司》。
人家打伤了你，只给你包扎包扎你愿意？
不也处理了吗？
那也叫处理？不拿我们老百姓当人啊，就跟那门口的蚂蚁一样。现在他儿又当支书，跟他当有啥区别？支书一代一代朝下传，这村子就是他们姓刘的。
不是传，他儿当支书那是党员选的。
咋恁得劲，上来就选到他刘小毛了？好，就算选上的，他前年在县城打架被警察抓了，判刑了，咋还能当？
判刑了？
嗯，谁不知道啊。打架，判了。
我后来问过秦天朝，秦天朝说没有，他不知道。我还问过柳寨乡派出所长，对方也说不知道。
哪还有天理啊？白文娟拿出一个透明的文件袋，从里面翻出一张《柳寨乡人民政府宅基地使用批准通知书》，一张乡土管所开出的收据。你说，这是不是乡政府发的证？乡政府的证到了县里咋就不认了？真不认乡政府也得负责啊。
我被白文娟问住了，你可以到法院告啊。
告政府？白文娟冷笑。
我心虚地住了口。从司法意义上说，告政府是一种进步，但具体起来，难于上青天。县城尤甚，地方小，谁不认识谁？这也是老百姓宁愿去群工部上访也不愿去法院的原因。打官司慢不说，即使胜了也难执行。
刘小毛带着黑社会的人……
那不是黑社会，我纠正她，没有证据可不能乱说。我从包里拿出一瓶水——白文娟恨我们这些公务员，自始至终都没有让过我喝水。
坐过牢出来还不算黑社会？
两码事。酒驾坐牢出来算黑社会不？坐牢出来就没有学好的？
反正刘小毛身边的人都是判过刑的。他带着那个刚出来的屈壮壮，从北京把我弄回来，路上只给我几个馍一瓶水，我想喝点面条，屈壮壮就打我。我的羽绒袄就是他给撕烂的。回来还把我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哪儿。
我跟她解释，东邻的房子已经建好，你非让政府给扒掉，你自己觉得合适吗？一是浪费不说，二是谁也没那个权力啊，人家有土地使用证，有房产证，谁敢扒？你的宅基地我听秦书记说了——他说他也跟你们谈过——办不下来证不要紧，乡政府给你保着不中吗？你只管建。
我也不是非让他扒。白文娟说，我就是气不过！跟刘大铁一样，本来他该求我的事，还那么蛮横，凭啥啊？
我心里有了底。
刘大铁早就不当支书了，你再揪他还有啥用？
他犯了罪不该法办？
当事人不承认啊。
我们后白庄谁不知道？他大清早把人家摁到地里，派出所警车都来了。赔了一万块钱，和了。咋能和了呢？强奸犯罪是公诉案，国家公诉，跟她自己告不告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承认，白文娟对法律还是有储备的。那个姓王的呢？
刘大铁把人家搞得家破人亡。男的听说在外面又找了一个，几年都不回来一趟。一回来就闹离婚……
我不敢直视她，好像这个局面都是我造成的一样。贪污的事，纪检委都查清的……
派出所说找不到案底了，还不是他刘大铁买走了？白文娟不愿意转换话题。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以后会好起来的，这一届政府决心很大……
哪一届政府决心不大？白文娟说，打了那么多老虎苍蝇，刘大铁还不是没事？
纪检委一项一项落实了，并没有你讲的那么多。党内严重警告，不能参选下届支书，已经够严重的了，你还想怎么样？
杀了他都不解恨，白文娟咬牙切齿地说。我理解，刘大铁不把她当人看，这是白文娟恨他的根本。秦天朝不是说他刘大铁可以代表乡政府吗？为啥又说我是私买私卖呢？秦天朝这样的官信口雌黄，也得处理。
刘大铁是刘大铁的事，与你们秦书记有何相干？
秦天朝说，刘大铁在村里代表乡政府。那样的人也能代表政府，那政府成了啥？伙穿一条裤子，都是孬种！
秦书记是说，有些方面，刘大铁可以代表乡政府。
哪些方面？白文娟瞪我一眼，哦，他做了好事就代表政府，做了恶事就不代表政府了。你说，卖宅基地是代表政府不？
我再次被问住。
快十二点了，白文娟也不做饭，更不提留我吃饭。我只好告辞，到柳寨街上吃饭。白文娟风风火火地追到大路上，问我，秦天朝安那两个摄像头合法吗？我还有一点隐私不？上厕所都被照着。
我回头看，果然，两个摄像头，一个在东邻院门口的加油站里，一个在西邻偏房的墙角上，但镜头却一律对着白文娟的院子。
7
也怪我，一直没找到机会跟潘县长汇报我对白文娟案的认识。潘县长那一段会特别多，很少在县里。偶尔见他一面，后面还跟了很多人，追着他签字，汇报。潘县长像是把白文娟忘了，反正她的案子从信访程序上说，已经三级终结了。
白文娟又去北京了。这次她闹得更大，跳了金水河。值班的武警把她捞上来，直接送到了拘留所。批评自然是一级一级传下来，中央，省里，市里，县里，一直到乡里。批评一级自然比一级严重，县里被通报，乡里的书记秦天朝挨了一个警告处分。
朱部长通知我去见潘县长。那是个下午，外面雪下得很大，冷霍霍的，连鸟儿都少见。接访大厅门朝北，风时不时地会把厚重的门帘掀一条缝，趁机旋进来一阵冷风，还有雪。
潘县长的办公室在县委楼上，那里跟接访大厅截然两个世界。我坐下的第一句话就是，白文娟可能有些神经……
什么可能啊，她就是一典型的神经病！潘县长打断我。
也是事实，连基本的待客之道都没有，不算神经？不过，我说她有神经病，其实是想探探潘县长的态度。和白文娟接触這几次，我觉得她精神还真有问题。但这问题的根源，恐怕与政府脱不了干系。可潘县长这么武断，我只能迂回作战。
见我和他意见一致，潘县长笑了。见过她了，聊得怎么样？
基本上，她把自己的问题讲透了。我故意停了一下，想等潘县长接着发问。
她那些问题，翻来覆去都是老一套，还能有什么新东西。潘县长用的并不是疑问句。
我忍不住，主动谈起我的看法。潘县长，您肯定早就发现了，其实很多信访案件都是一些小事情……
对，由小积大，到最后越来越难解决。
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确实也存在着问题。有的干部，根本不把老百姓当回事。你比如白楼村的那个支书，叫刘大铁吧？肯定是平时霸道惯了，人家不留生产路你就撅人家的树？旧社会这样的人还不叫恶霸？
潘县长若有所思。
我更来劲了。潘县长您想，刘大铁要是当时态度好一些，和人家好好商量，问题是不是就好解决了？撅树那是什么行为，不把人家当回事！他只顾自己发泄，不计后果。碰上白文娟这样较真的人，后路就堵死了。我觉得也能理解，谁要是撅了咱的树，咱心里啥滋味？
潘县长没吭声。不反驳，说明他听进去了。
那次我去找白文娟，秦书记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打电话嘱咐我，多给她讲讲上级是如何打击非访的。上访户的结局哪个不是家破人亡？还有，你问问她，哪个领导干部是上访户告倒的？潘县长您品品，这话潜意识说明了什么？
你说说明了什么？潘县长问。
我想了想，小心地说，说明我们的基层官员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的意识，还是唯我独尊，老百姓哪个也撼动不了他们……
潘县长意识到我停了，眼睛从他面前的茶杯上转过来。我受到了鼓励，越说越来劲。白文娟告到乡里，乡里肯定会护着刘大铁。明显的道理，您说，白文娟能服气？一般人也就算了，胳膊扭不过大腿，跟政府搞有什么好？坏就坏在白文娟不是一般人，要不咋说她一根筋神经病呢？我小心翼翼，分析白文娟道理所在的同时，不时批她一下。
潘县长笑了，站起来走了两步。听你这一说，白文娟還有理了？
理在那摆着啊。还有摄像头的事儿，你不觉得那是欺侮人？是的，摄像头是没安在白文娟的地盘上，但都对着白文娟的家，谁看不出来？明显侵犯人权，欺人太甚啊！白文娟要是懂法，这一条比她诉求单上的哪一条都有威力，搞不好秦书记头上的帽子都保不住。
她老上访，咱们还不兴安个摄像头监控？潘县长语气有些松软，按你的意思，咱就任由她跑上跑下地乱访？
这是两回事。我拿高春秋的逻辑来解释，潘县长您想，我们能因为一个人是疯子就把他锁起来？显然不行！白文娟现在无理取闹这是无疑的，问题是，我们得承认她当初确实占了理。
再有理也不能无理取闹啊？
我心想，有理怎么叫无理取闹呢？要依我说，白文娟的哪一项诉求都合情合理。
潘县长坐回到椅子上，大刚，你说说白文娟的事该怎么解决？
狮子大开口肯定不行！我还没来得及说呢，潘县长就又补充了一句。
我觉得事情很好解决，她要的并不是钱……
大刚，你高看她了。知道她的底线是多少吗？两套房子！
我问，谁说的？
白文娟狡猾就狡猾在这儿，她自己从来不提钱的事。这个条件是从她的一个亲戚那儿传出来的。
潘县长，访民也是人，很多人争的并不是什么钱，而是一口气。只不过时间长了，成本高了，可能会跟钱挂上钩。只要心里的气顺了，我相信好多事解决起来就不难了。
潘县长接了个电话，转回来跟我说，说吧，我听听你的看法。
我猜，潘县长可能有事，想早点了结我们的谈话。我省略了白文娟讲给我的一些细节，直截了当地说了我的建议。一、东邻给她道歉。两家本来是亲戚，有感情基础，东邻主动道歉完全有可能打动白文娟。二、村委和乡党委私下给她认个错……
不可能！潘县长说。乡党委认错？大刚啊，农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了解，白文娟拿到把柄会变本加厉。再说了，乡党委认了错以后还怎么搞工作？
这就是根源所在，哪来的逻辑啊，党委就不出错？出了错不认错？别说乡党委，中央还承认过工作中的失误呢。俗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犯了错认个错误老百姓会原谅的。这话我没敢说，看潘县长刚才的样子，我知道他根本不可能听进去这样的话。白文娟说得对，谁愿意打自己的脸？
8
轮到方书记接访时，白文娟又来了。那天照例人很多——无论刮风下雨，县委书记和县长接访日信访局门口都跟集市一样——白文娟拿到了号，但方书记不愿见她，说还是那些事，我都知道了。白文娟想冲进去，但警察很尽职。眼看快下班了，白文娟只好跪在外面大喊，我有冤，我要见书记县长！屋里人都听到了，方书记说，别让她乱喊。门口就是马路，人来人往的，警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动她，况且她也只是喊叫，不违法。白文娟有恃无恐，喊叫声越来越大。啥政府哦，说话不算话；村支书强奸一点儿事也没有，哪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书记一手遮天，还有我们老百姓过的日子啊……方书记不耐烦起来，把她弄走。
几个警察一哄而上，要摁她。白文娟也机灵，爬起来就朝县委大楼前跑，嘴里还喊着，抓人啦抓人啦！领导看看，警察乱抓人啦……高春秋站在我旁边偷笑，白文娟也是傻，这儿到处都是人，警察也不敢乱来，跟到县委楼上还不是自投罗网？
还好，听说没过几天白文娟就出来了。我顺着潘县长的立场问，怎么这么快就让她出来了？
她一个精神病谁跟她一样！言辞笃定，不容分辩，不像之前的诅咒。
我们正纳闷，精神病这帽子早给白文娟戴上了，这跟放她有什么关系？潘县长补充说，医生说的。
我没忍住，问，医生？
嗯，医生。精神病院的医生。
我不相信，她愿意去精神病院检查？
县里请来的，潘县长脸上的神情很得意。我们跟白文娟说，市里的领导下来调查她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私下里请的医生，反正她又不认识人家。
这，不合程序吧？我尽力掩藏着自己的惊讶。
偏执型精神障碍，医生说。不知道潘县长是故意不理我，还是没听到我的话。
好啊，以后白文娟再去上访我们就不怕了，反正她有精神病。我装出一副和他们一样高兴的样子。
潘县长手一挥，这个诊断不宏观，不能摆到桌面上来。内部知道就好了，不要在外面讲，更不要传到白文娟耳朵眼里。
什么时候检查的？高春秋问。
拘留期间，潘县长漫不经心地说。
潘县长不知道这种诊断属违法行为，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把这事当回事？我更希望是前者。
我想想不对头，又问了句，秦书记知道不？
他怎么不知道？潘县长嫌我这个问题问得太幼稚。他牵头的事他不知道谁知道？
秦天朝死后我常常想，不知道他活着的时候有没有反思过，他自己其实是在一点一点地累积着白文娟对他的恨。
后来我在想，万一白文娟知道了乡里找人给她做过精神病鉴定她会有什么反应，是无动于衷还是在自己的上访诉求里又增加一条政府的罪状？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冷。其时已是春天，但门朝北开的群工部因为见不到阳光依然像冬天一样，屋里清冷清冷的。依白文娟的性格，她要是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闹出点什么来。
我在网上仔细查了下，精神病的鉴定或治疗必须得经过本人同意，或者病人家属的同意。政府这样做，显然是违法的。
我还搜出来一篇名叫《大家都是精神病》的文章，质疑有关精神病的临床诊断。1972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森汉做了一个试验。罗森汉教授请了 8 个正常人，培训他们假装存在幻听，入院前很长一段时间不洗澡不换内衣。精神病院对包括罗森汉教授本人在内的9个浑身散发着酸臭的人进行了诊断，结论是，9个人均有精神分裂症。消息被披露，有一家精神病院不服，让罗森汉教授去他们的医院试验。罗森汉教授答应三个月内会安排一些正常人去看病，看他们能否区别出来。三个月后，这家精神病院宣布他们发现了 41 名假病人。而事实是，罗森汉教授根本就没有安排任何正常人去过。
9
白文娟行凶那会儿，应该是上午十点钟左右，我当时正在接访大厅。外面下着小雨，接访大厅里一个访民也没有，我跟同事还开玩笑，说今天生意不好。这时候，高春秋过来说，白文娟死了。
我愣在那儿，不會吧？心脏病发了？
朱部长笑，得让秦书记请客！白文娟一死，柳寨乡少多少事。
朱部长也得请我们，高春秋说，别光说人家柳寨，咱信访局不也卸下一个大包袱？
大家正七嘴八舌地争着回忆白文娟的神经呢，潘县长从外面进来，阴沉着脸，说秦书记被白文娟用铁锨砍死了。
你搞错了吧，潘县长？朱部长问。不是说白文娟死了吗？
潘县长没接朱部长的话，说人还没送到医院就不行了。
我相信潘县长的话。我想知道白文娟一个弱女子怎么能砍死一个大男人呢，但我没敢追问。我坐在那儿，努力回想白文娟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你们现在还办公不？两个年轻人坐到我面前的凳子上。
有什么事，你说。我重新坐下，拿起笔。
年轻人递上户口本、身份证，还有一袋糖。
又一个走错门的。我问，结婚？同时翻着他们的证件。
结婚，男孩看了一眼女孩。
自由恋爱？
嗯，这次是女孩说的。女孩是江西赣州人，普通话南方味很重。
在哪认识的？
深圳，女孩又说。
你们年龄还小啊。男孩21岁，女孩19。
男孩紧张起来，18岁不是可以结婚吗？
要搁平时，我肯定还得好好再逗逗这两个年轻人。我不知道我的同事们是不是与我有同样的感受，反正每次我在接访大厅值班时都盼着有一两个结婚的哪怕是离婚的走错门进来。接访大厅里怨恨太多，指责太多，结婚的那种喜气多少会让人精神振奋一些。即使闹离婚的，到底也还有过甜蜜，他们的争吵除了展示恨，还会不经意间翻检出一些爱。但那会儿，我有点心不在焉，脑子里想的全是白文娟，她知道乡政府牵头给她做了精神病鉴定？那把铁锨是她早准备好的？秦天朝就不躲闪，等着她去砍……我把户口本、身份证还给他们，告诉他们走错门了，这里是信访接待大厅。婚姻登记处出门向左，30米。
男孩收起证件，把糖留下。
我追到大门口，把糖带着，我们留一把是个意思，剩下的给人家办证的。快下班了，你们去哪儿再买糖？
第二天我跟着潘县长去了一趟柳寨，随行的还有省晚报的一名记者。秦天朝的灵堂设在乡政府院里，但路过白文娟家时记者要下来看一看第一现场。
板房门锁着，屋里没人。除了那一大片触目惊心的血迹，院子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我还特意瞅了瞅那个蚂蚁窝。蚂蚁应该挪窝了，墙根用水泥重新封了一遍。
记者正对着血迹拍照片，乡长赶了过来。
乡长小声地跟潘县长汇报，摄像头昨晚上就拆了。见潘县长赞许地点头，乡长邀功似的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得依法办事。
依法办事，多熟悉的话啊。我心里想笑，乡长难道受了秦天朝的影响？
到了乡政府，我单独找到秦天朝的司机，司机向我还原了当时的经过。
秦书记到白楼村开现场会，白文娟不知道怎么听说了，在大路上拦下他。开始白文娟还算温和，要秦书记把摄像头撤走，她说乡里这是侵犯她的隐私，往大里说，就是侵犯她的人权。秦书记还跟她开玩笑，说你又不是明星，一个老百姓有什么隐私、人权？白文娟突然就变了脸，兴你领导有隐私有人权，就不兴我们老百姓有？我上厕所不是隐私？说着就上来挠秦书记——没挠着。秦书记拿出手机吓她，反了你了，看我让派出所来抓你！秦书记越躲，白文娟越张狂，她追上去，又朝秦书记裤裆里踢了一脚。我下车赶紧把白文娟朝她屋里拉——这时候围观的群众也越来越多。秦书记气不过，跟上来骂白文娟。我想，再在那儿纠缠没什么好处，跑到路上正要发动车子带秦书记离开，听到背后群众惊呼，转回头发现秦书记已经倒在了地上。等我跑过去，血已经流了一大摊——伤到动脉了。白文娟也吓傻了，手扶着铁锨，嘴里喃喃道，不是说我神经病吗，我就神经了，咋着……
10
白文娟的男人韩伟从南方回来，天天到公安局要人，说县里早就鉴定过，白文娟有精神病，无刑事责任能力。
可是，白文娟的司法鉴定结果出来却让信访局大吃一惊。白文娟一切正常，无精神疾病。
韩伟不信，也加入了上访的人群。
作者简介：张运涛，正阳县人，中学教师。中国作家协会协会员，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英语班学员。2008年开始创作，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100多万字，曾获《广西文学》2011年度散文奖，第二十届梁斌小说奖短篇小说一等奖，林语堂散文奖，浩然文学奖等。2012年秋，受美国爱荷华大学邀请、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局出资赞助，赴美国参加中美青年作家文化交流活动。2016年6月，入选省作协、省文学院组织的“中原（文学）八金刚”作品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