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
我祖父的父亲和岳父均为癛生员（从政府领一份钱粮的优等秀才）。可在他12岁那年，清政府废了科举。他能继承的土地大约能让他成为富农或小地主。好在他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份高级手艺：中医。做的还不错。他本人后来接受了西医的一些基本知识，会用西药，并会给病人打针。他的技能让他打进了县城。不幸的是他把在城里赚的钱带回乡下，买了六十亩地。于是到他56岁那年，亳无悬念地被划为地主。城里的房子也被没收。老人家比较机灵，土改队进驻的前一天从城里赶回乡下，主动交出全部地契。他说他虽然不懂共产党的理论，但相信耕者有其田。自己不会耕种，不应该有土地。他得到一个开明地主的称号，未戴过地主份子的帽子。老人家选择生活在乡下。不从事农耕，只在家中坐堂行医，颇受当地农民尊重。史无前例开始的那一年，他73岁，被从区中学串联到乡下的红卫兵斥责，说开明地主是最最狡猾的阶级敌人。于是他和村里其它地富份子一同戴高帽子游乡。老人家和伟大领袖年龄相同，但少活了一年。1975年在老家去世，享年82岁。
我的外祖父
我的外祖父家庭出身比我祖父家差点。他的父亲是有手工业技术（篾匠）的富裕农民或富农。他本人得益于晚清政府的改革政策。晚清政府办新学，奖游学，从城乡平民出身的青年中选拔人才学习军事。我外祖父16岁那年被选中，到上海学习海军。毕业后已是民国了。后来去日本短期培训。他30岁当上了上校舰长，作为国民革命军驻守靑岛秦皇岛一带。后来又升任支队长。不幸的是，在他生病期间，他的军舰被大副驾驶触礁。他受到连带处分被解除职务，退役。他后来去招商局工作，担任远洋轮的船长。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他当船长的那艘船，还有不少其它商船被政府收购，炸沉在上海吳凇口，从而减缓日本军舰入侵的速度。他让我舅舅跟随国民政府流亡到重庆读书，自己带着我外婆和我母亲回到乡下。母亲当时是初中一年级学生。抗战期间，他一直在乡下当地主，拒绝出任伪职。到了抗战的第六个年头，我的父母在乡下结婚了。父亲是立煌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后闲在家中。立煌，即金寨，是抗日战争期间安徽省的省会。抗战胜利后，外祖父立即回到招商局继续当船长，后来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我舅家当然也是地主成份。可笑的是这个地主分子的帽子没人戴，我舅舅本人还在上海读书。他读了两个大学。帽子后来硬要戴在还在师范学校读书的舅妈头上。舅舅家虽然没有人，地被分了，房产被没收。舅妈后来成了人民教师，这个地主分子的身份就不复存在了。我外公和外婆均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台北去世。外公早年提携了外婆的一个娘家姪子做到国民党的海军少将。随外公外婆去台湾的只有我当时年仅5岁的大姐。我这个幼第和长姐首次见面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当时在协和读研究生。
外祖父航海技术是一流的。他退出军界回到老家盖房置地。几年后到招商局工作。他穿着不大合时宜的衣服上班当船长，被人们，包括下属暗地里叽笑为＂乡瓜＂。第一次出海回来，一切都改变了。轮船到达吴凇囗之前，大副照例请示要联系领航员。外祖父笑着说用不着，他自己来，让船上的很多人捏了一把汗，直到他安全把大轮开进港口。其实，我外祖父上的海军军校就在吴淞口，他非常熟悉那里的水域。更何况他曾经是技术精湛的舰长。
抗战期间他把儿子送到重庆追随国民政府，自己却回到家乡，原因是自己的母亲，我的外曾祖母患病在床。四十四岁的他要尽人子的孝道。送走外曾祖母后发生过一件事，地方上闹土匪，专抢大户。并声称一定要绑陈家一张票。外祖父只有携家人跑＂土匪＂反。其实我外祖父是见个大世面的人，不是把＂浮财＂藏在家里的土财主。他担心土匪们会挖地三尺糟踏房子，就在堂屋箱子里放了二十块大洋并留有一个字条，说明没把钱埋在地下。可＂跑反＂回来后，家被糟蹋的不像样子，每间房子的地都被挖了。我好奇地问我母亲这些土匪是些什么人？母亲没有四答我。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空气宽松了点，母亲告诉我，土匪后来被新四军收编了。
我们一家人既顶着家庭出身不好的沉重包袱，我母亲和舅舅又是省委统战部的统战对像。记得有位尹姓统战部官员毎年会到我们家。但这丝毫改变不了我们的政治命运。在尹姓官员和我母亲谈话中，无意中听到外祖父不是国民党员。我很难相信，向舅舅求证，答案是否定的。我问为什么，答案是他自己不願意。而我舅舅本人却是在上海上大学时加入了三青团的。外祖父在国共两党中选择的是国民党，正因为如此他接受按排去了台湾。据说同为海军出身，他的上司沈鸿烈将军对他是非常赏识的。他为什么拒绝加入国民党呢？难道说他念及自己走出乡村得益于清政府，把不加入国民党作为底线？还是因为以军人和航海技术人员为本职，不介入党派？我不得而知。我们至少可以说，那个时代，政治是宽松的。不加入执政党是可以服务于社会，领取高额薪酬的。
临了，最后说明一下。我写的这些，除了是因为要追思先人，还有一个原因是去年无意中读了武汉女作家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读着读着，我眼泪就下来了。同样是要自强的农家子弟，命运是如此的不同。
续完
我无缘见到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只是在照片上看到外祖父高大魁梧的军人形像。一米八零以上的大个子。据家里老人说他酒量超人。这让我脑海里拼成一个有血有肉标准的海员形象。他这这两点我都没有继承，倒是我的舅舅丶表兄和表弟不折????扣地继承了。表兄生于一九四九年，文革中在篮球场上被征兵的军人发现，破格入伍，到济南部队队打球。这样的家庭，在那个年代他居然能穿上军装，后来又入党提干，可算是异数。
可喜的是我们的两个儿子这两点都继承了。发现长子能喝酒是在他十一岁那年他一个人回国，和亲友们一起过年。他的小姑父后来告诉我们，小弟在年饭夜和每个人喝了一杯白酒，共有八九杯之多。这是他第一次粘到酒。姑妈一再阻拦才没让他继续喝。至于老二能喝酒，则是发生在他十四岁那年和我一起到北京。我参加北美生命科学家年会。会议结束的晚宴按排在人民大会堂，我带他去了。因为和新结识的同行聊天，我没注意他。桌上每人两个酒杯，一个啤酒杯，一个红酒杯。他也是第一次接触酒，也不知道规矩，以为倒在杯子里就要喝完。而添酒的礼仪小姐，见到杯子空了就会给斟上。这个循环反复多次后终于被邻座朋友发现了。发现这个＂秘密＂，我有一种惊异莫明的兴奋。回来后找出外祖父的照片，发现小哥俩和他们的外曾祖父眉眼之前确有几份相似！
我尝想如果我的外祖父在少年时期没有能够吊悬梁，锥刺股地努力学习，那个我们诅咒了多少年的＂万恶的旧社会＂没有推行＂办新学、奖游学＂的兴国政策，他就会和他的父祖辈一样，走不出这个江淮丘陵的小村庄。他会继承祖上的几亩薄田和临湖小镇的篾匠小铺。试想身材魁梧的他坐在条橙上编织篾器，替走进小店的顾客用带钩的竹竿挑下挂在墙上的菜篮丶簸箕，是个什么场景。是被革命党人咒骂了100多年的清政府给了这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有上升的机会，走出了小村庄，看到了大海，驾驭着军舰和巨轮在大海上驰骋。同为乡里邻居，和外祖父有一段相同经历和相似家庭背景的的是一位历史名人，有＂和平将军＂称号的张治中将军。文白先生比我外祖父年长三岁。由类似的机会北上在保定军校学习，以后成为蒋先生创办黄埔军校的重要助手。我们今天需要的给平民子弟有足够的上升空间，而不是开历史倒车，而不是让＂赵家人＂把持一切，给这个社会增加越来越多的戾气。
待续。
祖父的家是安在我的祖母家那个村子，和我们金姓的村子相隔10华里地。原因是祖母的父亲，一个颇有声望的老秀才，没有男孩。但祖父又不算是入赘，因为我父亲并没有姓张。具体是什么原因我就不知道了。推测原因有二。其一是我祖母只养育了我父亲一个男孩和我的三个姑母。其二是我祖父也没有亲兄弟，只有堂兄。有一年，祖父的一个姪孙，即我的堂兄带我去我真正的老家住了一个星期。轮流在四个几个堂兄家吃饭。他们和我是刚出五服的堂兄弟。
读小学时每年寒暑假都会去祖父祖母家。他们那时生活条件并不比我们在城里差. 但房子不属于自己。好像是金姓人可以住张姓房，但是不能拥有。祖父自己挣下的房产在城里，被政府没收了。说是留给他三间，但没有住，一直被＂公家＂占着。文革结束那年,政府强行”购买”那几间房,给了点钱.但祖父母都辞世了.
祖父给村里人看病。祖母比祖父大三岁，操持家务。还有位姨祖母，青年时就守寡，和祖母生活在一起。她也不在生产队挣工分，只是在自家自留地种蔬菜。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她们做的瓦罐肉汤，泥鳅糊和巢湖白米虾炒韮菜。村子离湖很近，虾子是农民清晨打上来卖到家门口的。
我慢慢地发现，所有来找我祖父看病的村民都称呼他姑爷（是姑父的意思）。不分老少。即便是父子同来或母女同来，也一样称呼。背下里，他们则都以＂金先生＂称呼。当我问我该怎么称呼他们时，祖母和姨祖母告诉我只要是成年人，就叫舅爹爹（即北方人叫舅公），小孩子就只能胡乱叫名字算了。原来我祖母来自这个两千人口张姓自然村的最长一房。她有三个堂弟是我的堂舅公，而他们的孩子是我表叔，其他人都往往比我辈份高几辈，有的高出5辈6辈的。
祖父一辈子是以张家女婿的身份，以医生这个职业被村民爱戴的。他不苟言笑但也本份做人。也许是一辈子在＂客边＂，格外注重自已的＂体面＂。
我注册文学城不到一个月，一开始不熟悉糸统，又丢开了。真正积极地把自己写的东西陆续放到网上始于两周前，主要是诗作。昨晚上网，吃惊地发现，放到自已博客上（未放到任何论坛）不到6个小时的这段文字被阅读了上千次。我只是这两天才把自己注册网名的事告诉校友群的朋友。后来发现是网站编辑慧眼把这段文字放到博客精选了。
我这两段文字很中正平和，写的是一个极其平凡中国人家庭的一个断面，但涵盖了我国百年来的历史苍桑。
我想说的是即便在我祖父外祖父那个年代，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的苍桑巨变，农耕社会的年青人，通过努力还是有上升空间的（社会学名词）。我的祖父是个中规中矩但积极向上的人。他失去了延续他的父祖们诗书传家的梦，但立刻把中医的衣钵継承了下来，还睁开眼睛，接受西医。即便在他年届七十时，还和我父亲讨论西医用药的知识。他靠自己的努力，在那个动荡年代，挣下了一份不菲的家业。即便到了一九四九年，家产化为乌有，他还有着自己的尊严。那埸＂史无前例＂彻底剥夺了他的尊严。当然他只是苍海一粟。
他被游斗那天，12岁的我从城里回到乡下。祖母要我们呆家里不要出门。祖父回来后，默默地走进自已的卧室，躺了三天未起来。
即便在那个年代，乡情还是有的。两个村干部夜间从＂水巷子＂敲开我家后门，安慰我的祖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