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悬念的是,只要不践行宪政民主的治理模式,非正常死亡等各种人为悲剧还会不断再度发生。如果人民不能通过选票让政府对自己负责,手中残存那点自由一夜之间也可以被统统收回去。为什么每次疫情发生,地方政府第一反应就是瞒报?为什么各地各级人大代表在每一次重大公共事件中都集体失语?他们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对谁负责?全国各地封城、封路的决定应该由谁作出,需要经过什么程序……所有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宪政制度问题,也只能在宪政民主框架下才能得到有效解决。李文亮事件发生后,国内28名学者、律师发起了
公开信联署,向当局提出宪政改革六项诉求,正是为了从根本上防止人为悲剧重演。
然而,体制内外有很多人还在歌颂中央集权在应对危机上的效率与速度。问题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优势并没有从这次危机中体现出来;虽然各地抽调了不少医生来湖北救援,但是仍有武汉等地许多市民看不上病、买不到口罩、住不进病房。事实上,正是极权体制违背了每一条“政治自然法”——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民主选举、行政中立和司法独立,才人为导致疫情失控和救治不力。
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言论与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知情权,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这是自2003年非典即已众所周知的道理,至今讲了17年,无需再唠叨了。但是17年来,国内的言论与新闻自由非但没有进步,近几年反而出现了严重倒退。自去年12月发现病例以来,武汉市一直对病毒的传染性和严重性遮遮掩掩,警方控制了8名“谣言”发布者,造成了噤若寒蝉的舆论恐怖气氛。我在1月18号问候武汉的一位体制内学者,得到的答复仍然是“没那么严重”。试想,假如言论与新闻自由完全开放,武汉乃至全国还会等到封城之后才开始真正重视病毒并采取防护措施吗?
上周五,武汉一家医院,纪念李文亮医生的鲜花。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当然,不是所有的传闻都真实,即便在新闻自由的国家也有“假新闻”。但再设想一下,即便关于武汉肺炎的传闻是假新闻,自由传播又能怎样?不就是虚惊一场而已吗?但如果传闻不幸是事实,那么压制言论的自由传播就直接造成了我们目前面临的严重后果。不错,言论与新闻自由有代价,但是和压制言论的代价相比就太微不足道了。再重复一遍罗隆基先生1929年发表的名言:“压制言论自由的危险比言论自由的危险更危险”——危险得多得多!
宪政民主的重点是民主,民主的心脏是议会,议会的活力在选举。我不知道湖北省人大1月中的大会是怎么开的,但我可以肯定省人大不是真正选举产生的,否则不可能这么大的疫情。当然,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很糟糕,省人大是由县市人大间接选举产生的,这里面就太容易玩猫腻了。即便如此,县乡两级基层人大是直选产生的;如果能把这两级人大选好,它们选出的湖北省、武汉市人大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对省市人大负责的省长、市长至少不敢对下面压制信息、隐瞒疫情。武汉市长在讲话中提到,这次疫情一开始就上报中央,当地人民却一直不知情。
之所以一以贯之地唯上不唯下,根本原因是这位市长并非真正由武汉市人大选出来的,市人大代表也不是真正选举产生的,不敢也没有动力对市长问责;否则,他们会更害怕武汉市选民,而不是中央或湖北省领导。湖北潜江市曾有一名积极履职的代表姚立法,1998年高票当选,但也只任了一届就被排挤出局;假如今天武汉有一位像姚立法这样的人大代表,情形或许会完全不同。这也足以说明中国地方的政治生态和选举状况,而现在的政治环境显然比20年前更为糟糕。没有真正意义的选举,就无法让政府对人民负责,也无法防止改革开倒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