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甲子的命运改变（二）抗日战争

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食髓知味，吞并中国的野心疯狂膨胀。面临这一新的生存危机，继承清朝的中华民国，其领导层能应对这一危机吗？

1928年初，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讨伐张作霖，是为第三次北伐。4月，蒋介石的军队北上进入山东。日本从本土派出军队，在天津和青岛登陆，沿着铁路线进入济南，试图阻止北伐军进城。

北伐军则从东南西门进入济南城，与日军保持距离。

蒋介石于5月1日晚亲临济南，当晚就指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与日方进行外交交涉。

进入济南的日军肆意开枪开炮，杀害济南市民，甚至开枪打死了数名北伐军官兵。蒋介石为此下达命令：“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这是蒋介石第一次面对日本的攻击采取不抵抗的方针。

蔡公时于5月2日晚抵达济南。5月3日，蔡公时与日军交涉一整天，无果。半夜，日军破门而入，将蔡公时捆绑，并残忍地削其耳朵、挖出双眼、割掉鼻子。蔡公时至死不跪，呵斥日寇。最后被日本军官的军刀刺死。17名随从也被日寇杀害，只有一人逃脱。

 

蔡公时

5月5日，日军开始进攻北伐军。11日，蒋介石下令部下撤离济南城。日军占领全城，前后共计6123名中国人被日军杀害。

这就是中华民国的“五三惨案”。

1931年9月18日，面对不到3万的日本军队，20万东北军在张学良的命令下，不加抵抗地撤出东北，把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奉送给日本。

蒋介石从未承认张学良让出东北是执行了他的命令。2019年，蔡英文公开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达的不可抵抗命令电报原件，此事才算水落石出。

占领东北之后，日本又把手伸向关内。1933年3月，日军攻占热河。由于热河失陷、长城抗战失利，主政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派出总参议熊斌与驻北平的日军武官接触，寻求停战。经过谈判，5月31日，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岗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史称《塘沽停战协定》。这一协定停止了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军同年三月进攻长城沿线时的自动抵抗，规定中国军队撤出长城以南大片地区，并将这一地区划为“非武装区”。这一协定也在事实上默认了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是蒋介石不敢抵御外敌，又一次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显示出畏惧退让的懦弱本质。

 

《塘沽协定》签署现场

但是，对内、对同胞，蒋介石可不是这样软弱无力的。其时，蒋介石正指挥中央军围剿江西苏区。蒋介石不但没有表现出软弱，反而极为残暴。蔡英文公布的蒋介石的“剿匪”手令里，蒋明令部下：“匪化”已深的地方，“务令各部烧杀勿论为要”！蒋介石在手令里指导说不要用飞机轰炸，而是要用皮带和分油壶倒油焚烧。每个区域要烧上三天。蒋介石手把手教下面的军官怎么屠杀同胞、放火毁村，彰显了他欺软怕硬——对外懦弱怯战、对内凶狠残暴——的本性。

《塘沽协定》签署2年后，日本又开始侵犯华北。蒋介石再次畏惧退让，指使何应钦与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商谈，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撤换对日“不友善”官员、解散“排日”机构、军队撤离河北和北平以及国民政府统一禁止“排日”行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何梅协定》。历史学者们将其定性为继《马关条约》之后最丧权辱国的条约。

蒋介石深知《何梅协定》的负面作用和影响，生前一直拒不承认该协定是他批准的，把责任推给部下。有的历史学者还专门著文，否认《何梅协定》的存在，为蒋介石挽尊。2019年，蔡英文公布了一份何应钦请示蒋介石的日本要求条款原文，还有蒋介石对何应钦的指示手令原文。蒋介石强调说协定不能留书面备份，不然容易被人拿到证据……

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专门颁布《睦邻敦交令》，顺从日本意愿，在国内禁止“排日”。

蒋介石怕日本怕到什么程度？“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了，国民政府居然还在还日本的庚子赔款。有知情人把秘密捅了出来，舆论大哗。迫于舆论压力，名义上还款停止了，实际上把赔款偷偷打在汇丰银行的备付账户上，再转给日本。

直到1939年1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通告，宣布停止对日支付庚子赔款。然而这也并不是蒋介石突然硬气了，而是因为海关被日本占领了。庚子赔款以关税作担保，所以是没钱还了。

虽然没钱了，但蒋介石还是执意要还。于是改用缓付记账摊存的方式，计划待战争结束后继续还。国统区和沦陷区都有分摊份额。

这事看似离奇，实则正常，显示了蒋介石对抗战缺乏必胜信念的一贯立场，更不用谈誓死抗战的勇气和气节。这是他为日后抗战失败留的后路，冀望投降后能受到日寇的宽待。除此之外，别无他解。这就是中国的抗战领袖。他也配？

《何梅协定》之后两年，日军攻占南京，而后大肆屠城，30多万中国人遇难。这是旅顺屠城的重演，而且是以十五倍的死难人数重演。

甲午战争出了叶志超式的逃跑将军，抗日战争就有唐生智式的逃跑将军。甲午战争出了个旅顺大屠杀，抗日战争就有南京大屠杀与之对应。尽管在甲午战争中有清军将领奋勇杀敌、战死疆场，抗日战争中也有国军将领血战沙场、为国捐躯，但是，这两场战争中出了无数贪生怕死的中国将领。继承清朝法统的民国也继承了清朝的对日怯战，国军对于日军的畏惧，较之清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抗日战场上闻风而逃、不战而降的国军将领要远远多于清军，直至丢失半壁江山。其结果，民国的所谓“黄金十年”还远不如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寿命。最不堪的是还出了一个汪精卫，连带2百多万降日伪军中的大小军官，标志着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精英领导层的素质还在断崖式下跌。

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其领导层。由于自始至终畏日怯战，虽然名义上打赢了抗战，面对比日本更为强悍的美苏，蒋介石再现对外懦弱的本质，他无力、也无胆阻止外蒙分离，无力、也无胆阻止苏联染指东北，无力、也无胆阻止美国强占青岛港……中华民国政府不敢违背美苏强权的意志，已在武力和心智上被征服。民国政府的领导层继承了晚清领导层的懦弱，依然担负不起民族救亡的使命。依照从晚清到民国的传承惯性，很难想象未来的中国会产生敢于迎战外部强敌、实现民族复兴的领导人。中华民族似乎已经走上无法挽回的衰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