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静
行万里路，读万券书，淡泊尘缘，情系河山。
1961年，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华东水利学院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向分场提出了希望报考的要求。但遭到严厉拒绝。六、七十年代是人才最难流动的时期。因为国营单位的人员没有定额，国家分配给单位的人（例如大学毕业生），单位一律照收不误，领导认为人多好干活，人员多多益善。所以个人想调出单位就很难了。当时丰满发电厂检修分场一个技术较简单的起重班的大学生就有八人之多。水工分场技术人员也多达三、四十人，实在是人浮于事、浪费人才。
在一个已经投入运行的水电厂搞水工工作，一般很少有设计、施工和研究性任务，工作多半是较简单的管理，重复性事务多。不少技术人员工作得很轻松自在，把电厂当作是“养大爷的地方”。我不安于这种可以不费力气、不动脑筋的“舒服”工作，而是尽力去做一些生产上需要、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回首这二十年的往事，我坚持了正直诚实地做人、努力踏实地工作，不偷懒、不吝惜力气，不找轻松的事情干。因而工作有一定的成效和贡献。但客观地检看，这20年中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浪费在不大值得付出的事情上了，一是每天例行的早上上班前半小时、傍晚下班后一小时、再加上每周半天的所谓“政治学习”，其实多半是在瞎聊天或说些假大空的话，对谁都无益处，但这种表面形式的东西是“雷打不动”、绝不能少的；再一是一开就占去半天或一天的没有意义的会议，什么分场大会、全厂大会、大会战动员会、评比会，形形色色，几乎每周都有；第三是日常工作中重复性的事务性的管理工作，往往并无必要且效率低下，而又不得不陷入其中。文革的那些年里充斥于每天的各种活动，更是几乎挤占了全部时间。我痛惜在这些活动中宝贵时间的无谓消耗，但又无可奈何。我冒着“不突出政治”、“走白专道路”的风险，钻研业务、改进技术，许多工作是在下班后及出差期间完成的。我甚至羡慕水工机械班老工人陈树山开坝内电梯的岗位，因为上下电梯的人很少，余下的大量时间都可以看书、写东西，还不必参加那些无意义的会议活动。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人员流动开始松动。我曾经去教过观测培训班的华东水利学院发函到丰满发电厂商调我，但丰满发电厂置之不理，没有了下文。
1977年我到湖北丹江口水利枢纽参加重力坝设计规范研讨会时，遇到参加会议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以下简称“武水”）王鸿儒教授，他说：院长不久前作报告中说到学校师资不足，号召大家为学院物色人才。我表示愿意去武水工作，他答应回校后向学校推荐我。会后我回程中途经武汉时去到了武水，见到水建系陆述远主任。他表示欢迎我到武水任教。我回到丰满不久，武水就派了一位柳姓副处长携商调我去武水的公函到了丰满，但厂里仍把此事搁置了起来。 我分别拜访了厂长、副厂长和党委书记，请他们开绿灯放行。他们推托说，这事要吉林省电力局（丰满厂当时隶属于省局，不同于以前和以后大部分时间都隶属于东北电管局）同意才行。我借出差去长春之机，晚上去到省电力局局长赵长海的家，恳求他能批准对我的调动。他说，若丰满厂技术人员多，你可以调到我省的云峰水电厂去，那里缺技术骨干。就这样，一年多时间过去了，调动事仍希望渺茫。
转机到1978年底才姗姗来迟。水利电力部人事司一位姓王的处长到丰满作调研。我到招待所见到他反映了我的要求。他表示，我的问题应该解决也不难解决。果然，不久厂里就通知我，同意我调往武水。听厂里有关人说：水电部来文要调我去武水，厂里只得执行。当时，武水和华水（华东水利学院）等水利电力类高校都属于水电部管。终于，盼望已久、斡旋数年的调往高校、迁去南方的愿望实现了。等待我的将是一片广阔的学术天地。1979年4月，我迎着阳光、沐浴着春风带着全家老幼离别丰满，向长江之滨的大城武汉奔去。
用我后来三十年在大学从事学术工作的眼光来回顾自己丰满二十年的技术工作，我深深感到那些年在学术的攀登和技术的创新上是很不足的。幸而后来的三十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我终于可以对自己说：我努力过，我收获过，此生无憾。
丰满，我度过了23岁到43岁青春年华的地方，我将记住你给与我的欢欣和磨练，记住曾经洒下的汗水和走过的足迹，也记住那些心地善良、生活坎坷的干部和工人们。正是丰满秀美的山水和勤劳淳朴的人民，构成了我与深爱的祖国呼吸与共、血肉相连的一段密不可分的缘分。丰满，你永远在我心中！
图2，技术规范研讨会
图3，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校徽
图4，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行政楼
图5，武昌黄鹤楼
图6，武汉长江大桥
2025-12-19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