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随笔
理工科，文史爱好者，职业IT人，为子女喝彩的啦啦队长
上海开埠时间短，城市里的真正本地人很少。郊县本地人多。本地人讲话，“我”字的读音可分。
上海居民分区基本是，市民：石库门房子，大学职工宿舍，棚户区，工人新村。少数49年上了当的资本家后代，挤在被72家房客分掉的洋房一间里。上海市民喜欢用上只角，下只角来区分。实际上上只角里也有棚户区。喝过洋墨水的文化人，可能保住了住在公寓房子的权利，比如和平公寓，常德公寓，克莱门公寓等等。不过这些公寓中原来下人住的小宿舍，后来也是一家家的烟火。
来上海的江浙人多，多是早年来上海做小生意的。宁波人和苏州人，保留各自讲话的风格。宁波人家教甚严，特别是做事方式。同事里有做事清清爽爽，说家里从小训练如是。宁波人喉咙响，讲话如吵架，苏州话软糯，吵架如讲话。
上海广东人也不少，主要是生意人的后代，小广东是常常听得到的外号。文革时，不少黑五类，被遣返广东。
苏北人被看不起是因为几次大灾荒，逃难到上海，建立棚户区。棚户区内的通用语言就是苏北话。殃及了非逃难来的苏北人。
其他地区来上海的人，人数不多形不成气候。比如南下干部以山东人居多，他们有些后代说着是一种很特别的上普（上海普通话）既不是上海话也不是普通话，也不会讲山东话，算是个小型的大院生活后遗症。
徐家汇历史悠久，徐光启的后人，包括宋家三姐妹。这就是为啥我们历史书上说宋庆龄是海南人，她一开口，是上普。宋美龄英文那么典型美国南方口音，国语一讲，是比伊拉姐姐还要上普的上普。
解放前，来上海的人，都是慢慢融入上海，说上海话，包括鲁迅，沈从文，还包括我自己的父母。后来曾经居住在上海去了台湾的文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喜欢在文章中写上海话，比如白先勇和李敖。
改开后来上海的沪漂，读了研究生，留了上海，做了干部，开始打击上海话。比如在小学语文书中，用姥姥作为外婆的的正式用语替代。本分的上海人发出了抗议的呼声，于是“硬盘”这个词在网上流行。 来由是，当“外地人“禁用后，用WD来代表，当WD也禁用后，用WD= Western Digital 生产硬盘的厂家，于是”硬盘“被用来形容外地人。
曾经上海人心中最好的学校不是北大清华，而是上工大，上科大，无他，本地分配。这俩所大学现在名字都掉了，被合并到上海大学去了。
写改开前的上海，我最喜欢的是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那就是讲住在上只角石库门房子里的中产上海女人的一生。她模仿悲惨世界的写作方式，每篇正文有大段大段的城市素描。没有人比她更能写出1940 - 1980 年的上海。
小时候说“上海普通话”，对正宗上海话还带一点小市民的歧视。
现在听听林宝唱的“上海瑶”，还找出她的上海口音失误。她唱的第二段“石库门里生小孩”的“孩”字不正宗。她唱“艾”，应该唱是“外”。
但在不久后的出国潮时，清华的学生相对容易来美国，也容易国际化。
上海当时的优势是有秩序，公共汽车站那些带着红袖标维持秩序的人很醒目，似乎人们也听话。当时北京是上下车挤的一塌糊涂，乱糟糟的。
《长恨歌》的每章开始大段描写，初读是觉得很洋化，被你提及《悲惨世界》，倒是真的。
陈丹燕、唐颖、蒋丽萍等上海女作家在八九十年代都很贴近上海生活。程乃珊有时流露比较刻意的上层意识，反而显得有些“小市民”腔调，但她的《蓝屋》在我初中生读文学杂志读到后，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