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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我已经上小学了。
除了正常的语文，算数，音乐，画画，体育课等课程，我们还有校内的课外活动。下午放了学几乎没有人回家，大家都根据自己的兴趣及特长，参加一项或多项课外活动。
记得有跳皮筋，游泳，田径，兵乓球，篮球，唱歌。。。。
放学后，大操场上都是我的同学们。跑的，跳的，喊的，闹的。女孩子们穿着各种各样的花裙子，头上戴着发带。男孩子都是短裤。
我没有体育细胞，去了合唱队。
那时真快乐。没有课后作业。放学后如果合唱队有排练就去三楼的阶梯音乐教室。我是低音部，站在教室的左面，个子矮，排在第一排，离侯老师弹钢琴的位置特别近。那时侯老师大概也刚出校门，20多岁，干干净净，戴着白色透明的眼镜，总是一身黑色的衣服。和我们讲话时和颜悦色，弹琴时，黑白琴键发出悦耳的声音，时而如泉水流淌，时而如暴风骤雨，我们的和声随着老师琴声飞向上空。
休息时我们跳出音乐教室的窗户，外面是学校大礼堂的房顶。房顶是平的，四周有一圈一米左右高的围墙。站在那里可以看到劳动公园和学校的内院。我们也常常在房顶跑来跑去，跳皮筋，抓人游戏，安静不下来。
那时的我对未来充满幻想，世界在我眼里是彩色的。
1966年暑假的一天，我拿着一个16开，横翻的硬夹子，里面夹着几张侯老师发给我们的歌片，按照计划去学校排练。学校的大门关着。以往只要告诉守门的大爷我要去合唱队排练，他就会让我们穿过传达室进入学校。那天老人告诉我：学校关门，没有排练了。什么时候再来？不知道。
对于我，那是文革的第一天。
以后的日子是混乱的。不能上学，没有什么事干。
很快到处都是白纸黑字的大字报，不是揭发这个，就是打到那个。开始像看小说那样看大字报，觉得挺好玩的，有的上面写的是我们认识的一些大人的事。慢慢地不敢看了，见了大字报就绕着走，因为母亲的名字也上去了，母亲只是一个小学教员，出身是她的原罪。
那时我的世界是黑白的，不是艺术的黑白，而是恐怖的，令人心惊肉跳的黑白两色。偶尔又是红色，当我在电影院里看到红卫兵受到最高统帅的接见，整个画面都是红色：红墙，红旗，红语录，红袖标，红像章。。。
以后的日子是灰色的，没有希望。在学校时知道自己毕业就会下乡，成了知青后干活总被所有的人甩在最后，虽然有人帮忙，可我不愿欠人情。悲催的是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城，什么时候可以回城。城里的父母呢，工资从来不涨，粮食布匹永远定量，而我们永远是他们的负担。万事不求人的父母努力地学习如何讨好贫下中农，家里的细粮（大米白面和食用油）永远给那些随时可能上门的老乡们留着。
表面上我和别人一样，一样的劳动，一样的上进，一样的玩笑，可内心里总把自己放在所有人的下面，这样我就不会失望。
1976年9月9日，我哭了。在此之前我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后还有我的出路吗？那天我的世界是黑的，黑洞般的黑。
我错了。1977年我在农村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1978年春天迈进了以前想想都觉得罪过的大学。
渐渐地我的世界回复了原来的彩色。
我很幸运。我感恩。
除了买东西要用粮票 油票什么的，不大记得什么了，只记得玩摔泥巴 吹糖纸 羊拐什么的.....
唯一痛苦的记忆是一年级没戴上红领巾，因为家里成分定的是中农
“我很幸运。我感恩。” -- 能够曾任自己幸运（不论大小），能够怀有感恩（不论天地）的人，她每天起床之时，一定会迎接光明。
一看“枣泥“写的文章，就知道（一）同岭人（二）老实人
或许是出於“物以类聚“的原理，文革中我们这些“狗崽子“都聚集在了一起，谁要是在社会上受到了歧视，我们都会倾巢出动，这还真应了那句老话“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再次问好同岭人，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