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母亲节期间,我的哥哥写了一篇小文回忆母亲。
我整理一下放在这里。文中的"我"是哥哥。
先介绍一下背景人物:
我们的母亲(1923年10月28 — 2009年11月10日):解放前毕业于湖北第一师范学校,之后从事教育工作多年。解放初期随着我们的父亲到北方"支援东北建设"。
姑姥:文革期间姑姥告诉我们她是苦出身、孤儿,是我们的姥姥从大街上捡回来的。另一种说法是:姑姥是姥姥买的丫头,当时姑姥7岁。母亲常说姑姥伺候了童家四代人(从母亲的爷爷到我们这一辈)。对我们来说,她是照顾我们兄弟姐妹多年的长辈。
邓启群:母亲的闺蜜,小时候常常和一群孩子在母亲的家里玩耍、吃饭、睡觉。妈妈叫她"媛媛",我们叫她媛媛阿姨或者邓阿姨。她是老革命,丈夫叫李人林(1914—1995)。
钱瑛(1903-1973):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监察部部长。她的姐姐是母亲的婶婶。那时候大家族都在一起生活,所以母亲认识她。
下面是哥哥的回忆:
你们知道妈妈1963年夏天为什么带楠妹去北京吗?我们家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求人的!
1957年党号召百姓提意见。那时的妈妈对新中国充满了信心,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在帮助党整风的会上发了言。先说了许多赞美的话,最后提了一句,如果公共汽车不那么拥挤就更好了。于是母亲就成了右派。工资从原来的每月七十几降到49.50。这个数字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母亲的这份工资一直领到退休。
右派是不能教导学生的。妈妈那时每天上班干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总之精神上和肉体的折磨使她觉得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于是1963年夏天带着楠妹去了北京,见到了李人林、媛媛阿姨和钱瑛。李伯伯夫妻留母女俩在他们家住了两个星期。
当时我11岁,能清楚的记得,妈妈去北京前的几个晚上都含眼泪和姑姥说了一些关于辞职、退职、离婚,甚至去死等等的话题。我听了心惊胆战、不知所措。
那时家里最小的妹妹刚刚一岁,而且大人们似乎是没有假期的。不到万般无奈、走投无路,妈妈是不会把那么小的孩子留给姑姥一个人、义无反顾地离开两个星期的。
在北京的时候,李伯伯一家常常带着母亲和小楠四处走走看看。逛公园、看电影、看戏、吃大餐、和湖北天门的老乡聚会。小楠和他们的孩子们(路路、建国、援朝、小林...)一起玩闹。
钱瑛也留母亲和妹妹住了一晚,还请她们出去吃饭。
媛媛阿姨对母亲说:"知道你们家不缺钱,可以考虑在政治方面给以关照"。
楠姐在此补充:媛媛阿姨给当时我们所在城市的市长、她们的湖北老乡,写了一封信交给母亲。还带了一些北京特产。地址也是邓姨告诉母亲的。楠姐和妈妈一起去的市长家、北台的一栋别墅。家里除了市长夫人还有一个女儿。妈妈把邓姨的信和土特产交给市长后,就再没去过那里。
从那以后妈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苦、脏、累的事抢着干。努力改造,积极工作,靠近党。两年后就摘掉了右派帽子,还做了学校的出纳。作为进步的表现,妈妈还订了一份《红旗》杂志。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阅读。妈妈从骨子里是不关心政治的人。
日子似乎终于好了一些。但是文革来了,这些又成了妈妈的新罪状:摘帽右派还假惺惺地靠近党!加上剥削阶级出身,三青团等历史问题。还差一点被打成贪污犯(另有故事)。抄家、批斗、囚禁.... 母亲又一次陷入深渊。
那个年代李人林夫妇和钱瑛也都受到冲击,自身难保。当然也顾不上我们的母亲了。
许多人熬不过去了。我们身边就有陈志东的妈妈(右派),湖南人,文革时期自杀身亡。志东成了孤儿。
妈妈和老朋友赵玉珍(也是右派)说过要辞职的想法,辞职费给姑姥养老,因为实在支撑不下去了。
不知道是五个孩子的责任重大;还是我们的姥姥姥爷仍然健在、需要母亲在精神和经济上的支持;也许是母亲自己坚强的意志,总之妈妈最后熬过来了。多年后妈妈说过几次:我能活到80多岁,真没想到!
钱瑛1973年就病逝了,没有等到平反昭雪的那天到来。
我们的妈妈退休前的很多年都在学校的校办工厂工作。不是骑着自行车到处联系业务,就是推车干活。长期的户外体力劳动加上北方的天气使妈妈患上严重的关节炎,腿关节变形。
妈妈是典型的南方女子。娇小柔弱的身躯,在东北的极寒时期,带着厚厚棉手套,推着沉重的手推车为学校小工厂上货、送货。这个情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那副手套我还保留着。
这就是母亲的手套。
桦妹说:手套真的好面熟,[Sob]。妈妈很坚强,我继承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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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这些事情的目的不是记恨哪一些人,而是感激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同时也希望这些残酷的事情不要再度发生。
写于2018年5月。
注:2022年1月上旬,突然发现以前从美篇拷贝到文学城博客里的照片全部丢失。这篇文章的照片是 1/21/2022 重新上传的。非常感谢文学城里几位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