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 棘 之 路 (作者：乐加 )（1）

（1）

一九七三年五月，一封从东北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发出的加急电报送到了我的手中，感到一个不祥之兆：父亲去了。果然，看完电文便知父亲真真切切地去逝了，我双手捧读电文，然后沉默了好久好久……，手中的电文被眼泪湿透。

一九五O年，眉山附街4号大院

一个凉风透骨的夜晚，父亲突然出现在全家人面前，相聚哭成一团，一块吃了最后一顿晚饭。他见我们各自喝了一碗稀饭锅里就空了，这境况使他感到惭愧无限，他本来就 很牵肠挂肚，忧心我们兄弟姊妹。

他，作为国民党中统局最上层官员，他的同僚早为他奔逃做了准备，他身上一直备了一张飞往台湾的机票。老母病逝思蒙和眉山临近解放的消息传到他耳中。一边是奔逃，保住自己；另一边是奔丧，尽人之孝道。两者之间，他决定置生死于不顾，为母敬孝。回思蒙办完老母丧事即刻动身飞台还来得及，每天仍有班机从机场起飞，此刻他又牵挂我们一大家人。犹豫中的父亲听到：解放军南下大军直逼成都的消息。待到他从犹豫中清醒过来，决定启程，从乐山乘车直奔新津机场，行至彭山县，又传来机场被解放军占领的消息，奔逃的希望破灭。很快，眉山解放。他在眉山周围的张坎、青神、太和等乡下亲戚家躲藏．时间一天天过去，形势一天天对他不利。走投无路时，他决定向政府自首，急忙赶回家中，向家人告别。

父亲沉重地望着我们一大群孩子：

“我明天去向政府自首……今后养育你们只能靠你们妈妈一人了。做人之父……我很惭愧，对不起你们了。”

父亲说完，深深地向全家人鞠了一躬，而后离去……。

父亲走了！同时带走了他人生悲剧！父亲离我们那么遥远，那么陌生。1950年父亲离去，廿四年未见一面，我们知道父亲的事太少太少。另一方面，又感觉到父亲离我们那么亲近，兄弟竞妹们的人生经历和遭遇谁不和父亲关联？历次政治运动中，谁不交待父亲问题？我们能把父亲的问题说得清楚吗？一遇政治运动，我们都得接受心惊胆寒的审查，因此，我们都很知道自己的父亲。我们对父亲的了解仅限于从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寄来的信件。我曾在小学读书时寄给父亲一张铅笔画，父亲逝世前寄给我一封信，信中谈到了这张画：

   “三儿，你今年快满卅岁了，你小时的绘画作品我至今保存，常常拿出来欣赏……。”

    看到这里，我的泪水禁不住往外涌，鼻子酸酸的流淌。

   一九六一年，二哥苏轮曾去东北看望父亲。那时，家中一贫如洗，无法凑够路费，全家人努力了一个月，探视父亲之事搁浅。大哥的友人光文和光斗知道我们探视父亲的消息后将自己心爱的滑冰鞋卖掉为二哥凑了三十元路费，促成了父亲二十四年狱中关押惟有的一次与亲人会面，亦应该是我们惟有的一次宽慰了。

   我从伤心的回忆中猛省……。即刻通知在成都的弟兄和母亲，全家人会聚商量如何给东北战犯管理所复信。二哥苏轮含着眼汨回忆六一年见到父亲的情形：

   友人光文和光斗将三十元现金送到二哥手中，全家人为父亲打了个包裹，内装食物和衣服、鞋袜。二哥带上包裹从成都出发，在火车上折腾了两天两夜，到了辽宁抚顺市。下火车时己临黄昏，一阵寒风不禁使二哥颤抖起来，这座陌生的城市使他觉得自己很孤独。沿途问路，很晚才到了战犯管理所门前，一卫兵持枪而站，二哥上前道：

   “我能见到我的父亲吗？”

   “有证件和会见批准通知吗？”那卫兵问二哥。

   “没有，但有我父亲写给我们的亲笔信一封。”二哥回答。

    说着递上父亲的那封亲笔信。卫兵根本不接二哥的信，挥手叫道：“走开！”

二哥感到一阵茫然和无助。心想：完了，打这么远从成都来抚顺市，见不到人，如何办？二哥在战犯管理所门前来回走动，他知道如何恳求卫兵已经无用了，得找个地方过夜，待明天再来。不远，一家茶店，店门紧闭，门外横放着一块木板，二哥在木板上缩成一团，寒冷中似睡非睡地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昏沉沉又到了战犯管理所门前，守卫已换岗、不是昨日那个卫兵。二哥心想：或许他好说话？又捧着父亲的信求见，没有会见通知仍然不能见到父亲。二哥放声大哭起来，很快围了一大群人，惊动了管理所的干部，管理干部来到二哥跟前，看了二哥手中的那封亲笔信，这才示意卫兵放行。到了接待室，干部叫二哥坐在木长椅上等候，约半个小时，身着兰色中山呢套装的管理干部带着一位两鬓花白的老人来到接待室，老人进屋用目光搜寻打量坐在木椅上酌二哥。二哥亦用双目凝视来者。来者正是我们兄妹多年不见、了解甚少的父亲。他步履坚实稳当，双目有神，身材瘦削单调，说话声音宏亮，站在二哥跟前，1米7高的个子纹丝不动，他胸前佩戴犯号和标示，身着一套浅兰色中山装，很干净，显然是专为见面刚换上的。他站立了一会儿便坐在二哥身边，端详着二哥。二哥低着头一言不发，约五分钟光景，父亲用家乡口音，语气十分肯定：

   “你是二娃子，如果我未记错的话，你今年应该满19岁了。”

    此刻，二哥己泣不成声，用眼泪代替了回答。

    父亲见状，好言安慰道：

    “不要伤心，我在这里很好。全国发生了自然灾害，我们在这里受到特殊照顾，一日三餐能吃好吃饱。”

    父亲几句话使二哥止住了哭泣，他把从成都带去的包裹递给父亲，父亲打开包裹，见里面有衣服和食品，食品是一袋凭票配给的杂糖，已经粘糊糊了，一袋饼干和10个麻饼，都是凭票购买的食物，路途颠簸，已不成形了。衣服是汉衫一件、解放胶鞋一双、黑色毛线围巾一条。

      父亲问同来的管理干部：“我可以收下这些衣服吗？”

 “收下罢。”管理干部挥手道。

       父亲收下衣服，将食品包装好，递给二哥道：

“我说过，我在这里生活很好，这些食物给弟妹们带回去。”

 全家人静听二哥介绍探视父亲的经过。

 这么多年来，兄弟姊妹谁也不愿问及母亲关于父亲的事，这是家庭一根悲痛的弦，谁也不会去拨动。母亲听完二哥的讲述，她自己这一回主动向我们讲了关于父亲以下故事：

 眉山思蒙镇，父1897年出身在镇东苟河坝一贫苦农民家中。他天资聪明好学，凭这点他免费进了一家私熟就读。十六岁时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上成都、下乐山，寻师访友，专游古迹名胜，见碑拓字，见帖临帖，对汉魏两碑字体下了一番苦功研究。他在乐山乌尤寺为寺院书碑铭志，很得方丈赏识，留他在寺院工作了一年，临行，方丈以清代著名的画家王晖的《黄山风云图》一幅古画赠送父亲：

“此画我随身带了三十年，贤侄可拿去换钱求学，以图进取。”

“君子不夺他人所好。”父亲推辞。

“我已是出家之人，这些东西留在身边没有多大意思。若能在你危难时渡你过关才算造化。”父亲接了画拜别方丈去了。

家乡，逢年过节很多大户人家上门求联，父亲一一应诺，个个兑现，收到不少馈赠吸红包之类。思蒙镇一绸缎铺老板，姓黄名赤玉，四十岁左右，见父亲很有才气，常常给些经济援助，支持贫穷的父亲学习。也就在这时，父亲考上了雅安川南师范学堂，入学之食宿需廿个大洋，父亲一贫如洗，打算放弃就读。黄赤玉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刻带了卅个大洋到父亲家中，鼓励父亲前去就读，将大洋赠与父亲，并表示膳宿费一应支援，要父亲安心完成学业。父亲感动流泪，跪谢黄赤玉。  

黄赤玉扶起父亲道：“思蒙镇上，凭贤侄一手好字，独占魁首，我黄赤玉岂能等闲视之，理当尽长辈之责。”

第二天，父亲告别家中老母，打点行装，赴雅安求学，黄赤玉亲临父亲所居茅屋送行，对父亲道：

    “愿贤侄鹏程万里。若需资助，尽可来信，吾当信守承诺。你只管苦读，家中老母我自会叫人照顾，不必耽心。”

    黄赤玉的慷慨资助，使启蒙阶段的父亲灵魂得以净化。做人以善为本，处事以善为准。在父亲以后的做人处事中，都有黄赤玉的助人、救人之影，黄是形成父亲人生观的重要人物。

    父亲19岁在川南师范毕业北上求学，以后又取道广州，跑了半个中国。1924年夏天考入了黄埔军校，并参加了黄埔中的中共组织。

    这时，在欧洲，从“十月革命”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内军阀割据，产生了奉、直两系之争，各自依靠外国政治力量，抢占势力范围。孙中山站在革命之最前沿，领导了著名的北阀战争，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军阀割据, 推翻了清王朝。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形成一支强劲的军事指挥团, 在北阀中创建了卓越的战绩。

    这时，父亲接受了中共的委派，到上海去从事地下活动。

    北阀战争结束，国共两党合作解体，父亲在上海的活动大大受到限制，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开始打击和瓦解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父亲在上海的住址常常变更，有时把自己打扮得很有身份像绅士，有时又化妆成阿飞流氓，应付严峻的现实。他在浦东一家小旅店佳了下来，等待他的通信员，但一去三天不见面，父亲预感不妙，立即变更了住址，转移至外滩一家小客栈住，处于完全隐蔽状态，几乎不出门。

    在小客栈一住半月，身上所带银钱已用尽，客栈店主两次上门要父亲交住宿费，父亲推说等待朋友送钱来即刻付清房费。

    “不能老躲在屋里，得出去想办法！”父亲心想。

     他开始在黄浦外滩活动，在阿飞流氓中周旋，希望谋点小事做，但无收获。父亲观察外滩一家字画店，发现并不冷清，买字画者亦有三、五人之多，豁然眼前一亮，觉得有了办法！

 身无分文的父亲跑回客栈，对店主道：

    “我欠你住宿费，你希望我即刻付你，对吗？”

    店主回答：

“当然！”

“现在我已身无分文，但我能写字卖钱，急需纸、笔、墨等文房用具，你若能借给我伍元现金，待我买回用具，写字卖钱后即付你住宿费，你意下如何？”

店主思考了一番，觉得也是办法，见父亲一身文气，心想：文人有落难之时，自古如此，决定信父亲一回，从帐房拿出现金五元借与父亲。

父亲买回纸张笔墨，在店门前一张大方桌上展开纸张，摆好笔墨，写了一幅岳飞的满江红，很快围观数拾人，个个在父亲旁边喝彩。

一个四十上下的中年人，身着青布长衫、头戴一顶博士帽，足穿朝鞋青布袜，拱手对父亲道：

“先生可否为我写幅字？”

“当然可以。冒昧问问，先生贵姓？”父亲打量对方，微笑道。

“在下姓陈，包东陈，小名积善。”

“你想书写什么内容？”

“我从小喜欢苏东坡的词作，就写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陈先生与我真有缘份，这苏东坡还是与我是同乡人，我老家在四川眉山思蒙。在下姓古，小名怀谦。”

“幸会！幸会！”

 两相寒喧，说着说着父亲铺开画纸，以行书字挥之，如行云流水，写完之后，陈先生拿出十个大洋润笔，父亲接过大洋连连道谢，说道：“太多了！”，陈先生道：“凭你先生这手字，难道不值十个大洋？”

陈先生付了钱拿了字离去了。父亲望着陈先生的背影喃喃自语：

“妤人，好人哪！”

 由于陈先生求字带了个头，父亲摆了三天字摊，不断有求字者上门，一应给了润笔，此间父亲口袋里已装了五十个大洋。在一旁的店主也乐呵呵地称赞：“果然好字！”

 父亲收了摊子，分出一半大洋递给店主：

“这里廿五个大洋，请收下，除房租外，其余不成敬意！”

 店主收下钱说道：

“你能写一手如此好字，我介绍你一个供职处，不知你先生愿去否？”

“去做什么事？”父亲问。

“我的表兄，在外滩开了一家书屋，急需抄写者，你若愿意，我今天就带你去。”

 父亲表示同意，当天就说妥，第二天上班。从此，不用再为住宿费和生活费犯愁了。余下来的事就是想联络上组织，他又试着去了两处联系点、都放出警号。

 黄昏的外滩，江上硝烟弥漫，发出阵阵柴油烟昧，父亲晚饭后离开小客栈到江边散步，觉到空气中阵阵秽气。路过一咖啡厅，厅内插了无数鲜花，香味扑鼻，他决定进去坐一会，刚进门，背后忽然有人叫了一声：“阿狗！”

 父亲猛回头，两个彪形大汉靠紧他左右两肩，两支冷冰冰的枪项在腰间。这时，一个父亲熟悉的身影从一旁闪过，正是他的通信员王思沉，他立刻明白：他的通信员已叛变。

 “阿狗”是他在地下工作中的代号，只有这个通信员知道。

 父亲被捕后，押往南京关押，案子直接归国民党中央CC系本部管。鉴于父亲的黄埔就读历史，当局极力劝降他，希望他脱离中共，加上父亲一手漂亮的钢笔行书和毛笔字，使得当局认为他是个人才。于是，负责案子的郑调查长，针对父亲，进行了一场思想斗争。

“你只要中止你的共产主义信仰，脱离中共，我们表示欢迎。”郑在审问中对父亲道。

“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人类最终会实现这样一个大同世界。”父亲答道。

“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能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相比吗？中国人认为三民主义更适合自己。”

“中国存在被压迫者，而这受压迫者是广大的民众，共产党人的斗争就是争取解放他们，推翻压迫他们的统治者，最终领导他们去实现共产主义！”

“请注意！三民主义的全部内涵就是最具体的解救民众和争取全民族的权利。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民众意识不过是利用这个概念去实现他们的统治欲望！”

“我们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去争论信仰，我既然落在你们手中，随便你们处治。”

  父亲这样中止了他们的这场辩论。

  调查长郑守城，大学时就研究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是一个彻底的三民主义信仰者，他自认为同父亲的辩论他占了上风，他有足够的理由使他相信他能影响父亲，并改变父亲的观点。两相较量，对郑来讲，是争取一个黄埔同学的策略。对父亲，则是信仰的矛盾：他认为共产党人对三民主义是采取批判的接受。在中国，民主、民权和民生无疑是富民强国措施。中国的现状，急需国共两党携手共进，为实现人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强盛去为之奋斗。

 郑与父亲的频繁接触和对话，使他掌握了父亲品格中的另一个方面：即忠孝仁义。他这种品格的形成是同他生长的环境不可分离。他还在贫穷的学生时代，便受到了像黄赤玉这样的地方绅士的影响，这些地方绅士，极为崇尚孔孟儒家学说，自然把忠孝仁义纳入人生以推崇之。

 一个夜晚，南京郊区，一辆囚车驶向一处豪宅，在庭院一角停了下来，蓬头散发的父亲从囚车中跳了下来，他忽然见到了泪流满的老母（我们的奶奶），她站在门外台阶上，父亲扑了过去，母子拥抱大哭起来……。

“我儿辜负了乡绅黄赤玉的一片至诚援助，落到如此地步呵！，奶奶一边擦泪一边对父亲说。

这场亲情会面，加速了父亲信仰的解体，他确信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他做出了最后的选择。这时，郑守城显得不寻常地得意，他使一个共产主义者动摇，为党国又争取了一个三民主义的崇尚者，而这个祟尚者是从中共阵营中分裂出来的。郑即刻受到上方的嘉奖，他对父亲最后进言：“蒋先生十分爱惜黄埔师生。特别是黄埔一期学生，也是蒋先生的学生嘛！你最后选择是朗智的，我代表党国表示欢迎你。”

父亲出狱后，母子受到郑守城经济上的援助，经郑介绍认识了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受到陈的接待，陈对父亲道：

“欢迎你选择三民主义，希望我们共同为之奋斗。”

 一日，郑之秘书到父亲下塌处请他去郑寓所叙事，郑在书房等待。父亲在郑的书房与其会面，宽大的桌案上，郑刚写完四个大字:精忠报国。对旁边的父亲道：

“听说你极善书法，特邀兄前来共同探讨，你意下如何？”

父亲道：

  “不敢班门弄斧。”

“不要客气，既请兄来，一定赐教。”

父亲见郑之“精忠报国”四字，心里早就明白了许多。郑多次劝说父亲参与党国工作，这四字亦在不言中道出此意。而父亲却言不由心盯着四字：

“兄对颜体研究颇深，并有独创，颜之骨，兄之肉，这正是难能可贵处。”

    郑从书案上取走自己的书法，重新铺上宣纸，一定要父亲写字，父亲只好道：

    “恭敬不如从命。”

    父亲以纯正的魏碑体亦写了“精忠报国”四字，郑拍手叫好，表明父亲接受了郑之所求，郑高兴地说：

    “无十年苦修，要写出如此功底之字着实难哪！”

    这幅字后来送到了陈立夫办公桌，陈连声道：

    “精忠报国好，欢迎，欢迎！”

就这样，陈立夫会见了父亲，并请父亲担任秘书，活动于国民党中央机关。父亲也极善心计和韬略，鞍前马后为陈公献计献策，很得陈公赏识。

    一九三四年，国民党中央派驻四川特派小组，陈立夫推荐父亲为成员，他在其办公室召见父亲，交待任务：

    “此次派员人川，我极力举荐你和宋天问，你们在曾扩情领导和掩护之下工作，曾扩情是总裁亲点之将，一切工作都要同他配合，他也会支持你们，希望你不负重望，精诚合作。主要工作是渗透地方军，在军队建立情报网，接受中央的指挥。”

     中央派出官员，一到地方，便见官大一级。更何况是蒋介石亲自点将入川。地方军政头目，巴望角逐省主席一职。以期通过曾扩情特派小组作为媒介，取得蒋公总裁赏识，委以重任。

曾扩情率领两人人川后，受到军界和政界各地长官迎接。下榻省党部，无须出门，自有地方显贵登门。曾扩情掩护父亲和宋天问，借川军高涨的欢迎情绪顺利地在军、政机构中，建立了上百情报站，形成网络，为国民党中央传递情报。

    父亲以特派员身份，送老母归思蒙老家，过眉山小住，眉山县军政长官登门拜见，应酬招待不在话下。父亲往来密者是眉山保安司令陈炳光，他极愿配合在其管辖部队中建立情报站。他也有另外一个企图：希望父亲向上方举荐，期望升迁。

    父亲送老母返乡，沿途思考一个实际问题：他希望为其母修建一处新房，让老母安渡晚年。身上积蓄不多，仅百余大洋。将老屋翻新修复一下尚可，新修房舍比较困难。左思右想。没钱就打没钱的主意，回乡将茅屋维修一下。

    父亲同老母告别眉山回思蒙，临行，陈炳光为其饯行，设宴招待。席间，酒过三巡，陈拿出他收藏的明代瓷花瓶，请父亲欣赏。父亲猛然想起自己收藏的一幅清代石谷王晖的黄山风云图，随身携带，也拿出来让陈司令欣赏，谁知这陈司令有个收藏癖，一定要父亲割爱让与他。父亲乘着酒兴。

    “割爱可以，一万现大洋！”

    父亲心想开个天价不卖了事，谁知这位师长立即捧出一万大洋，将画拿走，此时父亲无可奈何，心想：一万大洋回乡修房造屋不成问题了。回到住所，捧出一万大洋让老奶奶看：

    “孩儿已将藏画割爱、换了一万大洋，回乡与你修房造屋。”

   思蒙是南至乐山北上成都的交通要镇，此镇繁华得很，特别逢场赶集，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各类农贸集市卖买兴隆。父亲母子归乡时正逢赶场天。父亲安顿了老奶奶后即赶去拜见恩人黄赤玉。

    此刻，黄赤玉已经家道衰败，绸缎铺也关门停业，重病在床。

    父亲一进黄家门便鞠躬相拜、黄赶忙起身，请父亲就坐，叫来儿子黄恒久，黄恒久已廿出头，长得眉清目秀，黄赤玉对儿子道：

    “恒久吾儿，快来拜见，这就是我给你常提起的思蒙才子。”

    父亲忙道：“不敢当！不敢当！”

    一阵礼毕之后，父亲问及黄赤玉的绸缎生意为何关门不做了？黄对父亲流泪道：

    “前年到成部进货，被货商骗走两千大洋，缺少资金周转。此后生意每况日下，一蹶不振，只好倒闭关门。”

    父亲心想：那一万大洋原封未动，正好排上用场，安慰了黄赤玉几句，便回家取钱。

    回到家中，向老母说明将一万大洋赠于恩人，修房造屋待日后有钱再谈不迟，老母忙道：

    “应该！应该！此时应当报恩。这三间茅屋尚好，不也住了三代人吗？”

    当父亲将钱送至黄家，黄推辞不收，对父亲道：

    “你刚走马到任，也需钱啊！”

    父亲道：

    “我还有俸禄可用。这笔钱纯属多余，恩公切莫推辞。”

    黄赤玉凭着这一万资金，不但振兴了绸缎铺，扩展为绸缎庄，还办了个染厂。一年后，黄因病去世，其子黄恒久继承了父业，成为眉山县商界名人。

安顿好老母，父亲假期已满，回成都任上。

一九三九年，父亲和在成都建国女子中学就读的母亲结婚，他整整大母亲二十岁。

这一年，父亲面临一件解救同窗旧友的大事。他在雅安川南师范学堂的同学周昆旺以中共地下工作者嫌疑被捕，案子移到省党部，归父亲管辖，被捕名册送到父亲手中，同窗之情犹然而生。

那一夜，父亲思绪连篇，一个劲地抽烟，在房中走来走去，直到天色破晓，书桌上留下满满一缸烟头。母亲起床问及父亲为何彻夜不眠？父亲将心事告知母亲。母亲对父亲说：

“你的秘书李绍云颇有心计，他不是你最信得过的心腹？不妨找他商量一下。”

父亲叫来李绍云：

“绍云：我的一位川南师范的同窗友人周昆旺，涉嫌中共被捕，案子移来省党部，归我们管辖。” 李一听此话，即刻明白父亲有释放周之意，分析了一番，并献策：

“这个案予幸好移到我们手中，为了避开内嫌，以免上方查问，可在口供和笔录上做点手足。但是，案子是下面所管，为了不让上方抓住靶柄，需小心进行。关键是周在过审讯关时交待了些什么？待我去摸摸情况再作定夺。”

 绍云作为父亲下派人员，调阅了周昆旺的案卷，见被捕原因一栏付有一封匿名举报信，信中没有什幺证据证明周的中共身份，纯属怀疑。查阅笔录，周一字未吐，咬定有人暗中害他，纯属生意上的矛盾。

绍云将情况告知父亲，父亲连道：

“可以放人，可以结案放人！”

父亲摇通调统室的电话，把下面的人骂了一番：

“抓人应该有证据，胡乱抓人给党国工作造成困难，谁能负这个责任？”

绍云出面，到牢房单独询问周昆旺。实际是暗中与周沟通，让周知道营救措施，便于配合结案。

周昆旺的中共身份，父亲很清楚，而且知道他是中共川康地下党负责人。父亲回忆在川南师范读书时，两人家境都贫寒，合盖一床被，合睡一张床。记得有一回，两人外出因为袋中无钱，饿了整一天。幸好田中麦熟，两人摘了些麦粒烧熟充饥。想到此时，同窗之情犹然而生。

    围绕周案，过场必须走，以应付上方。父亲派绍云亲审此案。周一口咬定：生意上得罪了人，有人加害他，三审笔录皆同。鉴此，绍云做了结论，送父亲圈阅处理：查无实据，释放！

    当日周被秘密送到父亲住处。他头发长得像狮子，乱蓬蓬，胡子足有三寸长，身穿一件灰色中式长衫，足上穿了一双补了又补的黄牛皮鞋，在牢房染上了虱子和跳瘙，周身奇痒，抓得全身是伤。父亲把自己的西服和内衣给周换上，让他穿上父亲的新牛皮鞋。周洗了个澡，换上衣服，果真变了个样，完全像个有身份的人！

    周在客厅就坐，父亲为他倒上一杯红酒：

    “昆旺兄：川南师范一别二十年了，发生这么多事。你我各奔前程，在各自的道路上走得也够难了。”

    周昆旺道：

    “兄莫非劝我放弃共产主义？”

    “切莫误解，我决无此意。倒是此刻能同老同学叙旧，使我感慨万千，人生难为呵！”

    “你投奔国民党，看你现在这个地位，还有什么难为的？”周回答父亲。

    “今天不谈你我之间的信仰，只叙同窗之情。属政治范围的事我都想回避，说得具体点：逃离政治，做个实实在在的人，这也是我今天营救你的原因。”

    周昆旺不语，陷入了沉思。简短对语，可见周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强性。父亲历两党生涯，对政治这个东西，早看透了，他不愿干预周的共产主义思想，他只是站在政治矛盾的顶端，以一个长者的慈悲和旧同窗之情怀为周的最后逃离思考着……。

    父亲让李绍云送周昆旺离开成都，取道去了西安，临行赠与二十个大洋做盘缠。

    省党部的调查机构，常常抓些有异议言论的学生，父亲都从善处理：念年幼无知，感化教育释放。对一些贫穷学生，赠与钱财救助，坚持与人为善，渡人于危难的信念。

    母亲讲完了关于父亲的故事，渐渐地，我们弟兄都从模糊的父亲印像中更贴近了父亲。

    父亲只属于那一个年代，但有一点值得子女们永远纪念和敬仰：那就是出现在党派斗争阴影中的一缕圣洁的友谊之光，以它的赤诚和崇高，在逝去的时光中闪烁……。

    我展开手中电文，那纸张已皱了许多，向全家人读了电文：

    “你父于一九七三年四月×日病亡，是否前来探望，请即刻回电。”落款是抚顺507所。

    全家沉默。谁不想去和父亲遗体告别？去一趟东北，还需筹措路费，路费无法到位怎么办？没有叁佰元是无法促成此行。

    我提出一个较为清醒和实际的办法：

    “父亲若生命倘存，为了慰籍生命，再穷也应选人前往，而今父亲已然去矣，这个慰籍生命的愿望不存在了。如何处理善后还全凭战犯管理所定夺，作为战犯家属，又有什么权利去提要求？二十四年都未见面，我们子女谁面对遗体，都会无限伤心，悲恸欲绝。我认为暂不去人了，即刻回电，电文我己拟好，全家人看看有什么意见：

    请将骨灰遗物保存，即刻筹款前往领取。我在电文中写上“筹款”二字，希望战犯管理所能给予交通方便。

    “若全家人没有意见，我马上发出电报。”

    还未筹及由谁启程赴东北。战犯管理所已将骨灰、遗物通过邮局寄来成都。

    遗物有装了骨灰的骨灰盒一个、无领汗衫一件、旧睡衣一件、兰中山服一套（洗得退了色、补了很多疤。）、解放鞋一双（六一年二哥带去的，鞋上破损处都补了疤。）

    我们在父亲人生的思考中领悟到：做人当以善为本，远离人际斗争，尊重人格、扶持善良人性。父亲的臂灰葬于大哥蓉庆家的后院竹林，距成都十公里的犀浦农村。

    一九七五年，特赦出狱的最后一批战犯先大启先生和邵平先生公布于人民日报。母亲见报对我们介绍说：两位都是父亲生前同僚。我四面打听，终于得知先大启在自贡市政协任职的消息。专程赶往自贡，得到先大启的热情接待。先大启先生亲切地对我讲述了关于父亲的二三事：

    贤侄，六五年我在北京战犯管理所见到了你的父亲。七O年又见过一次，他们从抚顺来学习，看上去他已明显衰老了，背也驼了，他长我十二岁。

    一九四五年，他在中央CC本部任调查长，上方派由我去接替他。工作移交后我以家宴请他，他同我谈了很多心里话。我们晚饭后在书房聊天，我对他讲：

    “兄以仁义待人和治理部下，这是上方最不放心的，在南京就听上方有此嫌言，仅进一言。望兄日后小心。”

    你父听后，显得有些激动。说道：

    “感化教育，无须置人死地。孙子兵法谋攻篇说“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此乃治党治国之策略。我当年被捕押南京，立夫陈公不也施感化，晓之以礼、动之以情，让我走精忠报国之路。这仁义待人亦是向陈公所学，仁义何故嫌之。”

    先大启道：

    “兄之为人，亦我所求，正因为如此，今天书房以心相告，兄当切记！

     显然，你们父亲厌倦了斗争的残酷。从此选择了一条“沉下去”的处事方法。但他重情重义、救人于危难之举令我十分佩服。

   他若多熬一年或许我们会同批特赦。对他的病故，我谨表示哀悼！”

    一九八八年，我们的四舅父李光烈先生从台湾回成都探亲，他在蓉同我们全家会面时也曾谈及对父亲的印象说：

    “你们父亲很会做人。他常常说处人做事应与人为善，救人危难，这是他的信条。他常做扶危救贫的事，很多我无法一一例举。他受过高等教育，一手好字，中文底子深，还是一个演说家，青年时在上海各大学演说鼓动，很受欢迎。一些家道贫寒的学生，都接受过他的经济援助。”

    一九八四年，成都出版的《龙门阵》第四期，刊载《曾扩情为蒋图川纪》，文中介绍了曾扩情、宋天问和父亲，委派人川工作的情形。

    我同大哥蓉庆，在追踪父亲人格方面费了很多力量，目的是希塑对父亲的模糊概念变得清晰，从父亲的经验中获得启迪，以教育子孙。用上一辈的人格力量去教育下一辈人，去树一个学习的标准，这对子孙是非常必要的。

    成都犀浦，城市的外围小镇，大哥蓉庆的家安在镇北农村。

    一幢两层楼的住宅小院，背后翠竹一片，旁边一条S形的小河，同小院擦肩而过，两岸翠竹茂然。冬季，当河水乾涸，形成大小不同的洼溏，两岸之竹，翠色依旧，在黄土地的陪衬下，更显竹之精神。开春，河水渐渐流动、树枝冒出小芽，很快就到清明前夕，我们弟兄将父亲骨灰葬于小院背后，立了一块石碑：

    苟怀谦之墓，一八九七年生于眉山思蒙镇；一九七三年卒于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每年清明祭祖，子孙们围在坟地，烧钱化纸，祭拜先辈，我们在坟前相聚，重复着老话题、重复着先辈的人格魅力、重复着逝去的往事，也重复着父辈感人的精神；我们在坟前相聚，共同探讨着一个永恒的课题：人性，它跨越年代，穿越时空，影响现代。

 上一辈人去了，下一辈寻根，总想找到启迪，从中悟出精神。这精神，每代人都有展现，值得后辈探寻。而现代人却展现出复杂的多重人性，应从中总结，发扬善良，净化后辈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