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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

(2019-08-17 14:28:29) 下一个

不得不承認人既有良善的一面,也有不為人知惡的一面。

我生於物質窮乏時代,所以身體發育遲緩,有記憶也比較晚。大概在六七歲以後大腦才開始儲存些東西,也都是些零零碎碎的,整片的不多,也沒有什麼連貫性。但這些碎片很多是一些快樂且美善的事情。

兒時家住沿海城市的市中心,所住的樓房是日式建築,比較老舊,兩層樓,樓上三家,樓下四家,房間格局很狹窄,但都是木板地。雖然鄰里之間住的比較擁擠,有的廚房兩家共用,走廊也沒有多少空間可以放雜物,但相處的卻很和睦。平時如果看到誰家在做煤磚,大人孩子都會一起來幫忙;誰家做了什麼好吃的,其實那個年代也沒有什麼好吃的,一定會每家送一點嚐嚐。平時即使出門不鎖門,沒有聽說誰家有丟東西的。衣服被子到了夏天都在街上晾曬,甚至秋天在外面牆頭上曬魚,天色再晚,東西也都如數收回來,一件衣服或者一條小魚都不少。那時“無產階級”佔多數,雖說沒有“家徒四壁”的慘狀,家家戶戶都的實際狀況也差不多,除了床和必要的鍋碗瓢盆箱子外,值錢的東西根本沒有。真的有盜賊闖入,也會大失所望,因為實在也沒什麼東西好偷的。

有一年夏天,鄰居大媽看見我雙手抱肩,蹲在樹下,瑟瑟發抖,便過來摸我的頭,發現很燙,立刻帶我去了街道的小診所,幫我付費,打了一針。回到家裡,鋪好被褥,讓我躺到床上休息,我舒服地睡著了。不知過了多久,一股香氣撲鼻,睜眼一看,大媽端來一大碗麵條,放在我的床頭前。面條鹵子是用韭菜雞蛋做的。那是我這輩子吃的最美味的一次麵條。那個時代家家都很貧困,無疑大媽是特定為我開的“小灶”。

我上學比普通孩子早一年。當時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雙職工的孩子,可以提早一年上學。因為年齡還小,很多事情做起來不及大一點的孩子。記得冬季的一天,在課堂上來不及上廁所,把棉褲尿濕了。班主任是女的,姓王,矮矮胖胖的,非常和藹可親。放學後立刻把我領到她家,臨時幫我換了一條她其中一個兒子的褲子。然後幫我把棉褲洗了,綁在屋裡的煙囪上烘烤。過不多時,她端來一大碗白米飯和菜(什麼菜記不清了) 讓我一個人吃。我正心安理得大口吃的時候,卻發現她的四個兒子趴著窗子正在往屋子裡盯著看我,滿臉怒氣。老師發現後,便出去連斥帶轟地把四個兒子驅逐走。那時大米白面按人頭限量供應,平時每家根本不舍得吃,只能積攢下來過年過節才有機會狂吃個三四頓而已頓。飯後,煙囪上的棉褲烘乾了,老師幫我穿上,把送我回了家。那時雖然年齡不大,但那一幕卻深深印在了我的記憶裡。

我家房子實在小的可憐,不到十平方米的樣子,天棚很高。為了增加空間,靠牆一邊的空中搭了個吊鋪,上面還可以站起來。我小時候常想,屋子如果能橫過來該有多好了,面積不就大了嗎?過去的床不像現在是整合體,而是是用木板搭起來的,上面鋪著席子。母親比較講究點,按照床的大小做了床被,然後上面鋪上床單。房子雖小,但是每週我和哥哥都會大掃除一次,把被子床單迭得很整齊,床單洗得很乾淨, 所有的木頭鍋蓋都都用鹼水擦洗得很白,包括地板,為的是可以換一頓好吃的。因為母親看我們辛苦幹活了,出於心疼就允許我們從抽屜裡拿錢買點好吃的食物,算是一種獎賞吧。久而久之就成了我們家的一個約定成俗的慣例。

那時真的很窮,別說吃好的,就是吃飽也都不易達到。每天主食是玉米餅子,好在靠海,常常買到剛剛從海上打撈上岸的雜魚,價錢和蔬菜比也不貴。但是,能夠進餐館可是奢望,別說吃包子鍋貼,就是豆漿油條也都是渴望不可求的食物。那時候的錢很值錢。兩分或者五分硬幣,在現在什麼都買不了。然而,在當時兩分錢可以買到一小串野山棗, 可以買到幾粒做咕咕鳥用的山櫻,可以買兩塊薄荷糖,就是紅白相間,外面沾著砂糖粒的那種;還會買到一份用麥芽做的糖稀。如果一個孩子手裡有五分錢,那可是了不得了,算是很富有了。因為五分錢可以買一個燒餅,可以買一盤小吃-燜子,可以買到一把山楂或者軟棗,還可以買到透心甜的小豆冰棍......

太想有錢了。有一天我突發奇想,總覺得在床底下應該可以找到硬幣,因為母親的包常常放在靠牆的床的一側,我想一定會有硬幣漏到床底下,所以就爬進去翻找。果然不錯所料,真的找到兩分錢硬幣。

意外收穫之喜可想而知了。我趕快告訴了哥哥,他也興奮不已,連忙召集對門鄰居和我們同齡的兄妹倆:“走,我們有兩分錢,去喝豆漿!” 那對兄妹二話不說,就跟我們一起到了附近的唯一一家餐館。那時已經早晨8點多了,早餐幾乎結束了,餐館裡只有一兩個人在吃飯。我們四個孩子猶如“腰纏萬貫”的“富翁”,大搖大擺地走進去。哥哥得意地遞上撿到的兩分錢,說:“我們要一碗豆漿。” 盛豆漿的人伸頭看了看我們,二話沒說,啪啪擺了四個大碗,順手拿起一個大勺,從一個燒著滾燙的豆漿鍋裡,舀起豆漿,嘩嘩地把四個碗倒滿豆漿,說:“你們每人一碗,喝完了不夠再給你們添。”

看著滾燙的豆漿,肚子嘰里咕嚕地直叫。這太讓我們喜出望外了。原本以為我們四人一碗,每人可以分喝個兩三口而已,未曾想到我們自己每人可以擁有一碗。我們小心翼翼地把豆漿端到桌子上,生怕走路不穩把豆漿溢出外面,就少喝一口。豆漿一落到桌子上,我們四個便迫不及待地把嘴貼在碗邊上,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抿著喝,一是太熱,另外也是不捨得一下子喝光,生怕還沒有品出味道就沒了。當我們正在津津品著豆漿時,給我們盛豆漿的叔叔從裡面出來,端了一個盤子,上面放了兩根油條,徑直走到我們這邊,放到我們桌子上,把油條分開,對我們說:“再給你們一人半根油條。”

我們四個孩子激動的幾乎要跳起來。我們先拼命喝了幾碗豆漿,喝飽了之後,每人拿著半根油條離開了餐館,在回家的路上一點點地咬著油條,根本不捨得一下子吃掉。

那次的豆漿油條,至今想起來還是口齒留香。

三,

我們住的房子本來應該是一個家庭的,但分給兩個家庭,一進門是兩家共用的廚房,然後左右門是兩家的屋子。對門阿姨是家庭主婦,但是手很巧,很會繡花。叔叔呢在港務局工作,常常白天休息,晚上上班。他們家也是兩個孩子,一男一女,年齡和我們兄妹倆差不多。他們家很乾淨,一塵不染,從來不讓別人進去,尤其叔叔特別有潔癖,平時屋裡的地板都擦出木頭的原色來。廚房部分一共有五大塊地板,靠近他們家門口的兩塊他們都擦得和他們屋裡一樣。我也不示弱,也把自己門口的兩塊地板擦得和他們一樣,唯獨甩出中間一塊,誰也不擦,臟兮兮的,大家都走中間的那塊。有一次,我發現我們門前的兩塊地板上有腳印,氣不打一處來,猜想一定是他們故意踩到的,所以我便用雙腳在他們門前的那兩塊地板上使勁地蹭,直到臟到烏漆麻黑為止。其實我那時年齡也就七八歲的樣子,報復心有多強啊!

有人稱“文化大革命”是打開“潘多拉盒子”的鑰匙,人的骨子裡的東西一下子被激活起來。頃刻間,“牛鬼蛇神” 遍地都是,無論是真的假的,天地似乎都翻了個兒。牆上佈滿各種五顏六色的大字報,晝夜槍聲不斷,四處硝煙瀰漫。那時出現兩個派別,一個是毛澤東思想派,另一個是毛澤東主義派,前者比較保守,後者比較激進。每天兩個派別之間用廣播對罵也用槍對打。小學生也有兩個派別,區分的標誌是:胳膊上套著紅袖箍的是“思想派, 掛菱形塑料牌的是“主義派”。因為派別的不同,夫妻反目成仇,鄰里之間出現隔閡;曾被人尊重的老師和知識分子一夜之間成為階下囚:頭上頂著錐形白色紙帽子,上面寫著“反革命分子”,“走資派”, “帝富反壞右”, 等等,脖子掛著用鐵絲吊起的很重的木板,寫著同樣罪名,每天清晨被帶到街上示眾。有時邊打他們邊要他們說:“我罪該萬死! 我罪該萬死!”。記得我們遠處鄰居的一個老奶奶,長得慈眉善目,待人很好,街坊鄰居都很喜歡她。她也被掛了牌子拉了出來,原來她是“富農”出身。之前孩子們見她都是奶奶長奶奶短地叫她。誰知看到她掛著牌子出來就完全不同了,不但不叫奶奶,反倒用石頭打她,用唾沫吐她,口裡還喊著說:“你是個大壞蛋!”

學校老師也開始鼓勵學生積極揭發告狀,無論是同學,父母,還是鄰里的叔叔阿姨們, 看看有什麼反動的言詞沒有。結果發現人的本質喜好“鬥爭”,對此其樂無窮,不管大人還是孩子。突如其來的變化霎時間把人的“良善”逼得無影無踪。

小學五年級時有一個女同學家境很差,沒有父親,母親左手麻痺又跛腳,家裡有三個孩子,完全靠政府救濟,但是不足以生活所用。常看見她媽媽在菜市場把別人扔掉的爛菜或者生番茄撿回家。因為她是家裡老大,要幫助媽媽做家務,所以學習成績不是很好。其他孩子不但沒有憐憫之心,反倒常常嘲笑她,用各種手段欺負她。記得她常常是哭著回家的。

小學時因為作文常被老師評為“優”, 所有被選上學校通訊報導員,也就是每月為學校牆上黑板報提供稿件,另外還有編輯人員,黑板設計和書寫人員。文宣黑板一般設立在學校大門的進口處的牆上,因為版面有限,如果文章能登在上面,整個學校同學都會看到,那是極其臉上有光彩的事。最初我幾次投稿都石沉大海,沒了音信,很懊不甘心,也覺得很沒面子。為了能有機會讓同學一讀我的“大作”,便挖空心思編了一個“真人真事”的故事,題目是“身殘志不殘”, 以班級一個小兒麻痺瘸腿的女生為題材,說她如何克服身體的殘疾在大雪天幫助其他人。真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我的文章登報了,出名了,被讚揚了,喜滋滋的,心裡對完全是編出來的故事沒有絲毫羞愧感。那個同學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讚揚。

過去的日子的確不能與現在類比,物質極大豐富,遠遠超出人的需求。按照邏輯,物質財富以及知識地位,應該與人的素質,品格和幸福感成正比,不是麼?然而,所見的現象並非如此:抱怨的人增多了,犯罪的人增多了,冷漠的人增多了,對人生渺茫的人增多了,痛苦的人增多了,患憂鬱的人增多了,自殺的人增多了, ……。 過去人的淳樸和良知都跑到哪去了?世上還有“真,善,美”沒有?人的本性到底是“善”還是“惡”?

1984年柏楊曾在美國愛荷華大學有一次演講, 題目是《醜陋的中國人》,呼應了很多人的心聲。他像剝洋蔥一般把中國人批的體無完膚, 從髒亂,窩裡鬥,各懷己意,不肯認錯,假謙卑,心口不一,心胸狹窄,直到痛批到國人的嘴巴: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等等。他把這些現象歸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種濾過性病毒,以至於使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作者對人的“罪行”實在是觀察得很細緻入微, 相信很多人看了這篇文章,包括我自己, 認為批得太痛快了, 彷彿自己站在“醜陋人”的圈外,拍手稱快,覺得行那些事的都是別人,不是自己; 只是中國人,沒有外國人。 

有一次同學相聚,不免會談到社會問題,大家談得很起勁,尤其涉及到國內的當今貪污腐敗現象,個個都是義憤填膺,恨不得將這些貪官污吏千刀萬剮。發言者當然都是以一個審判官的身份, 似乎忘記,假如自己身臨其境,會“出污泥而不染嗎?會比那些貪官高尚嗎?客觀地捫心自問,去查看一下自己的內心深處,不得不承認自己有很多見不得人的骯髒和污穢之處。“五十步笑百步”是人的通病。

 五

本人比較孤陋寡聞,不太知道什麼名人明星。若不是有一段時間新聞連篇累牘轟炸般地在提到這位作家的名字, 本人還真不知道此人是諾貝爾文學的獲獎者,早已聞名於世。 知道此人名聲之後, 自然多多少少留意一些他的作品。他很會說故事,好像在發揮他每一個細胞,把自己的鄉土經歷,生活中的所見所聞,點點滴滴,從各個層面,以不同的視角,用極其樸實而犀利的筆調,呈現在讀者面前。

 去年有人轉發了這位名作家的一篇演講詞,題目是《哪些人是有罪的》- “人類的好日子已經不多了”,內容摘其如下:

“人類社會鬧鬧哄哄,亂七八糟,燈紅酒綠,聲色犬馬,看上去無比的複雜,但認真一想,也不過是貧困者追求富貴,富貴者追求享樂和刺激——基本上就是這麼一點事兒。”

“人類的欲望是填不滿的黑洞,窮人有窮人的欲望,富人有富人的欲望。”(他舉了一個兒時常聽長輩們講的漁 夫老婆的故事)

 “中國的哲學里,其實一直不缺少這樣的理性和智慧,但人們總是「身後多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貪婪是人的本性,或者說是人性的陰暗面。依靠道德勸誡和文學的說教能使人清醒一些,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最後這句總結很有見地。) 

“要控制人類的貪欲,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還是法律,法律如同籠子,欲望如同猛獸。人類社會千百年來所做的事,也就是法律、宗教、道德、文學與人的貪欲的搏鬥。盡管不時有猛獸沖出牢籠傷人的事件,但基本上還是保持了一種相對的平衡。人與人之間的友好關係,需要克制欲望才能做到;國與國之間的和平關係,也只有克制欲 望才能做到。”

讀其演講詞, 發現作者對世界的本質和人性皆有很深的洞察力。在他的演講詞裡,說現有的法律、宗教、道德都無法解決人性的問題, 因此他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就是通過文學作品來解決。 他一口氣用了十幾個“我們要通過文學作品讓人們知道,”來呼籲和期盼改變人心。他看到了人的罪性, 想用文學作品的形式來譴責並抑制人的貪婪,人的慾望,也就是人的“罪性”,實在找對了癥結,但卻圈在了人的有限裡。一個已經墮落了的理性,怎麼可能自救呢?人在母腹了就已經種下了能壞的種子,就如嫉妒和說謊不用學,報復心也不用教,本能就已經有了。

既然改變人心靠自己不能,靠社會不能, 靠法律及其他宗教也不能, 那出自“墮落人”之手所寫的文學作品又怎能做到呢? 人性改變需要先改變人心,而且需要徹底地更換,這是不容置疑的。那麼, 誰有這個能力可以做到,誰又有資格呢?人是不是應該轉向那位超出萬人之上的造物主?祂創造宇宙萬物及一切的生命。

然而,若不是上天來的大光直射人心,若人不肯低頭謙卑下來,看到自己的本相,承認自己的有限,“人性”或“人心”的改變只是個理想泡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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