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曾经去过我父亲的一个老战友家（他的儿子曾任中国工商管理总局的发言人，后来也做过个体司的司长），这个人是苏北人。他四十年代初参加新四军，官拜副部级，很有文化，每次去北京我都会去他家里，都会在他家里吃一顿晚饭，和这位叔叔聊聊天，从他身上我看到这位共产党的干部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家里的家具破烂不堪，家具上都贴有牌子，牌子上都有号码，我知道这些家具都是国家的，是按照级别配给他家用的，每月只要交一点租金就可以了，由于去他家的次数多了，吃饭的时间他跟我讲过家中有粮，心里不慌。让我感觉到我公司必须很有钱很有钱，这就是企业的粮食。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么多钱该怎么花，最多也就是嘴馋了，吃一碗梅菜扣肉配三万米饭。我妈曾经是一个在江苏省商业厅任职的一个财务干部。早年他受过共产党的培养去上海财经学院读过大学。后来我知道，国家税务总局的局长金鑫曾经是跟她一起在1949年坐一条船渡江的。也曾经知道国家的商贸部的部长陈德明在省里跟我妈在一起工作过。这个陈德明是个大学生，早年他就有个习惯，开会，谈工作屁股只坐凳子的一半而且喜欢记笔记，这也许是他当官的做派，所以后来他升的很快。在官场上是个很圆滑的人，从省食品公司的科员，科长，经理到厅长，省委秘书长，一路顺畅到了中央。他经常跟温家宝，胡锦涛出国。他的性格跟我的父亲是两种人。我的父亲一生清白，刚正不阿。文革初期我的父亲是省里财经系统的一支笔，曾经在商业系统出过书，可是他身上也有一些个别领导不喜欢的地方，多少年后我知道他的顶头上司就不喜欢他，我父亲爱说真话，爱如实反映情况，爱到基层搞调研。很多场合下爱顶领导，这就影响了他的仕途，所以他一生很少有机会做过正职。文革后期，很多我父亲的战友，他们的各个调查组需要甄别和我父亲过去在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要询问我父亲他那些战友在复杂的敌后战区的具体情况。过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多老战友都希望能够让调查组去询问我的父亲，因为他们想得到一个真是实的结论，因为我的父亲不会说假话。至今我就更加明白一个早年的模范共产党员为什么会做到我父亲那些战友没有坐到的官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为了当官才入党的，也不是为了谋财而入党的，他所办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这个党的光荣，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幸福。所以我至今非常敬爱我的父亲。他从入党的第一天，举手宣誓的那一刻就明白他的初心是什么。我是他的儿子，我继承了我父亲身上很多的性格，做法。所以我父亲的初心也影响到了我，说句开玩笑的话，在90年代一个美国在南通建的独资企业，竟然有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姓王。斯塔维的2700多个员工都知道在南通经济开发区，在南通斯塔维数据有限公司有一个党支部。这个党支部王书记，在公司里搞得很活跃。他享受了我们斯塔维公司干部的一切待遇。他跟斯塔维的员工一起干，一起吃饭，一起吃苦，每星期还组织公司的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这在90年代初期一个外资企业跟资方能有这样的合作，这是很难想象的，我看仅有这一例。这是斯塔维数据有限公司一个外资企业的2700员工仅有的核心。不过，很遗憾的是 ，当时我们这个党支部书记不幸得了癌症，哪怕在生病后他也一心关心公司的成长。我至今都为失去一个好朋友，好同事而感到痛心。有机会我如果回国，我一定会去他的墓前递上一根烟，倒上一杯酒，好好地祭拜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