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IT 界的第一次“焦点访谈”

中国 IT 界的第一次“焦点访谈”

发布时间：2000-01-07 17:25:00

 

【作者】雁鸣，美国硅谷

作者声明：作者文责自负，仅借媒体发表，望不要为难他们。

• 中国 IT 业界的第一次“焦点访谈”

• 骑自行车的人

三． 要决策权，争合理报酬

. “没有裤子穿也要搞原子弹”

五．未结束的结束

• 1 月 3 日，新千年的第一个工作日，《计算机世界》以蒋胜蓝采写的一组专题报道《联想与计算所的“婚变”》给我们送来了中国 IT 业界的第一次“焦点访谈”。这是春天的足音。笔者立即给他们发去了下面的祝贺与感谢的电子邮件：

“在新千年的第三天，你们就推出了‘联想与计算所’的专题，非常出色。我以一个业余同行的身份祝贺你们。

你们的‘联想与计算所’专题，讨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挖掘到其本质的深度，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促使大家主动面对它们。（希望）这对业界与整个中国的改革会起到正面的作用。当然，这也是你们的敏感性、责任感、使命感和市场运作成功的表现。……

望能更多地见到这种有深度，敢说话的好专题。”

然而，正如北京业界的一位同行第二天告知我的：“敢说话”是要有代价的。

当时有消息说，联想可能撤消在《计算机世界》上当期的广告，并传说要无限期停发在《计算机世界》上的广告。但据最新消息，通过多天谈判之后，事情已平息。

“拍马屁的时候大家争先恐后，真有了事情，竟然没有一家传媒对此稍加涉及！”

希望我们的媒体不要被这位读者的质问所言中。在专业的广度与深度之外，媒体必须首先要成为业界的良心，代表民族与祖国，作为真理与正义的喉舌。

是的，“客户是上帝”。但，媒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它面对两类客户：社会业界读者和广告客商。要摆正媒体自己的位置及处理好与这两类客户的关系，需要一种综合考虑正义、原则、和商业利益的勇气与能力。注意，赢得读者与赢得广告客商都关系到一个媒体的成功与商业利益，然而两者却不是永远一致的。也正因为这种挑战性，媒体工作向许多有修养和才智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舞台。

对于专题发表后会产生的压力，《计算机世界》似是有所准备的，他们把专题报道组成

员列了出来。这种总编、副总编敢于承担压力的精神，实为可嘉。

《计算机世界》是一个有原则性，有正义感，有使命感的媒体。例如，在报道产品评比结果时，排名落后的一间公司以要撤走广告来威胁，要求他们隐去该公司的名字，他们也不为所动。另外，虽然媒体间存在相互竞争，但当其他媒体登载对产业界有重要意义的内容和举办有关活动时，他们都发了消息。他们有比“企业就是追求利润”更高的原则，《计算机世界》不是一份散发着铜臭味的报纸。

这次的专题，也绝不是《计算机世界》的偶发奇想。

二. 骑自行车的人

倪光南与柳传志，联想与计算所，在下面的讨论中，已失去了他（它）们的个体性，他（它）们已升华为某个类的代表，他（它）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也已升华为产业界改革中的现象。讨论这些类型和现象，抛弃其个别性与偶然性，将会更有助于我们明白事物的本质，并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引起更深的思考与探索。

两个朋友甲和乙，一起学会了驾驶汽车。下一步该干什么呢？甲说：“应该去学开飞

机。”乙说：“看距离太远的东西，不是那么清晰和好把握。我看还是骑自行车实在些。”

世界上存在的东西，总有其产生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各种交通工具并存的原

因。

在“汉卡”之后，柳传志提出联想做 PC 装配，改“技、工、贸”为“贸、工、技”，有它的道理，“企业就是要有利润”。也因此，一个记者在采访柳总时非常赞叹地写道：“……而偏偏是联想超过了一些以技术为先导的企业……”。

今天，联想做成了ＩＴ业界“贸、工”的第一大企业，是一大成就，起码，这部分的营业额及就业机会是由我们的一个民族企业来掌握。不无遗憾的是，据说联想的利润只有 3

%，绝大部分的利润是外国的元部件供应商及微软这样的软件商拿走了。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希望中国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希望中国人用 PC，希望中国人上网购物。但他们更希望中国就停留在这种大市场状态，努力阻止中国成长为他们的

竞争对手。所有的技术封锁都是服务于这个目的。他们万分欢迎“装配生存”的中国ＩＴ企业。

然而，倪光南总工当时提出要在中国率先进入 ASIC 设计的领域，更有他的道理，也

符合倪光南之所以是倪光南。如果单单遵从“打工就是要有高收入”的想法，倪总工也许就不会放弃国外的高薪工作机会。他是希望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一点特殊的贡献。他具有可贵的挑战的精神。同时，倪总工也知道，国外已有不少成功的 ASIC 设计公司，而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出自己的 IC 设计能力，否则我们就永远落后，永远在低端市场替别人推销和装配产品。做 ASIC 设计会有长远的，高比率的利润，这同时也是倪总工的市场意识。

按照报道，1994 年倪光南提出要做 ASIC 专用芯片设计，组织一个研发中心，工作方式是将中科院计算所一些在国外留学做 ASIC 的学生召回国，每人年薪十万美元，跟国内的人一起做，柳传志提出了几个问题，一是没有一个称职的管理整个研发过程的人，二是没有市场，三是美国回来的人工资高，国内的人工资低，文化上如何兼容。这三点都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倪光南的提案被否决了。

鲁迅先生说过：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走现成的路是绝不需要开拓者精神的。

最近，在美国硅谷广为发行的“电子时代周刊”报道了中国在提高 IC 设计能力方面

所作的努力和进展，报道了外国厂商如何进入这个领域，也报道了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作为政府高层决策人员首次参加了 ICCAD 会议。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谈论进入 ASIC-IC 设计的领域，已经不需要有理想与远见了。

如果我们早点有自己的 ASIC 设计，今天，计算机外围元部件、VCD、DVD、和信息家电的许多芯片可能就会不完全被外国控制；同时，柳总也许就不需要在去年 3 月亲自去深圳为

“维纳斯”机顶盒捧场，以致被责为“盖茨的雇佣军”。历史总是这么爱捉弄人。

三． 要决策权，争合理报酬

在美国，在硅谷，创业者之间对公司的将来发展方向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及发生争论，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但是，企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家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董事会中的投票可作为最终的裁定。

举个简单化了的例子来说——

甲与乙决定成立一间公司去开发一种新产品。甲比较懂管理及市场，乙则拥有这种新产品的创意与核心技术。他们写出了一个商业计划去找到风险投资者丙。最后的公司组成办法如下：

1.公司一共发行 400 万股票。其中 100 万股为优先股，300 万为普通股。（优先股没有

投票权。但一旦公司破产，优先股持有者将优先获得补偿，然后是债权人，再后才是普通股。）

2.优先股股价为每股一元，普通股股价为每股一分。普通股每股代表一股的投票权。

3.甲分配认购到 100 万普通股，乙分配认购到 120 万普通股，丙分配认购到 100 优先股及 30 万普通股，70 万普通股留作分配给其他员工认购。

4.结果是，甲投入 10000 元，有 100 万股的投票权；乙投入 12000 元，有 120 万股的投票权；丙投入 100 万零 3000 元，有 30 万股的投票权。（在这个例子中，如果丙中立的话，乙比甲有更大的决策权。而其他员工认购的 70 万普通股，也将有其巨大的影响力。）

5.甲的工资是每年 10 万，乙的工资是每年 12 万。丙不参加公司日常运作，不领工资。

于是，投入、责任、报酬、与决策权都有了规则。大家遵守就是了。

下面是《北京晚报》去年9 月 2 日，也就是宣布倪光南被联想彻底解聘的当日所刊登的，马佳、辛宏的文章“联想高层变动，倪光南被解聘”中的一段：

先看一段有关当年联想创业的报道：

“1984 年 11 月 1 日，中科院计算所高级工程师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等11 人创办计算所公司（联想前身）之初，公司的日常业务，就是卖“旱冰鞋”与大白菜。对公司何去何从，一筹莫展。一天夜深人静，王树和与柳传志相约回家，一路上两人绞尽脑汁，苦想出路，终于想出一线生机：“开发销售倪光南的联想式汉卡！”为了这个创意两人竟从前

   一天夜里至第二天凌晨相送回家，送来送去上演了一出现代“十八相送”。

次日清晨，王、柳兴冲冲找到张祖祥。张也说想出了一个办法。柳说：“大家都别说，

咱们模仿三国孔明、周瑜、鲁肃在手掌心对‘火’字的办法，各自写一张纸条。”3 张纸条同时打开，分别写的都是“倪光南”！“倪光南”！“倪光南”！

刚刚辞去加拿大重金挽留、访问讲学回国的计算所研究员倪光南当时已经是第一流的

计算机专家，在中科院和电子街呼声甚高，多少已是名牌的公司高薪相聘，均被谢绝，肯来这刚刚起步的小公司吗？于是 3 人专程亲往倪光南的“南阳卧龙岗草庐”，诚恳请倪出山。不料倪先生是一位不仅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而且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和市场观念的科学家，除了提出“不做官、不接待记者、不赴宴会”的条件外，一口允诺出任公司总工程师。

此后的 3 年内，以倪光南为主连续研制出 8 种型号的“联想汉卡”，更新了 3 个版本，形成了一套功能齐全的“ 联想式汉字系统”。（《北京晚报》文章引文，完。）

如果，仅仅是“如果”。如果当年被请出山时，倪光南考虑到将来自己要对公司的决策有较大的权力的话，如果当年也有股份制的话，他会提出要多少股权呢？而差不多一夜

没睡的王树和、柳传志以及找到了救星的张祖祥，又会不会答应倪总工的要求呢？如果倪总工得到了决策权，1994 年被解除职务的又会是谁呢？

今天想一想这些“如果”，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为了好玩，而是为了从中汲取教训，让大家认识到股权与决策权及报酬的关系，指导新公司的组建。

然而，不幸的是，作为先吃螃蟹者，倪光南在进入联想（的前身）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建立起来了的体制，而且直至今天也还未有这么一个体制去保障创业者的报酬及创业者在企业决策上的权力有多大。

在这个时刻，如果倪光南是身处美国硅谷，至少他能离开联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创业管理者。以自己十年来的创业成功的股票的收入，再加上风险投资的加入，来实现他更远大的理想。

然而，改革还没发展到使这一切条件都具备的程度，倪总工无法另外创业，他没有资本，他没有股票可卖，没法取得风险投资，也不能以股权来吸引共同创业者。因此，他就被养在那里，度过了四年，无大作为，直到股份改革前夕被彻底“解聘”。

谁能说，这“解聘”不是对双方的一种“解放”。

当然，这种在股份改革的前夕，彻底“解聘”倪光南，并以董事会的名义剥夺他按理应得的创业股份的行为，将成为中国 IT 业界的一件改革开放中新产生的典型案例。整个业界和社会都会充分注视并加以探讨其合法性的。因此，这绝不是一件“巳经定下来，并且已经过去了的事”。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些人羞于谈应该得到的权利与报酬。从倪光南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有时候，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理应得到的权力和经济收入，往往也直接影响到创业者实现理想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业界从这事件中可以得到的一个收获。

因此，在共同创业开始以前，必须把一切先订个清楚。在这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家都在蜕变。规则清楚了，会减少很多诱变因素，也许大家能更专心地做事，少点见利忘义。

在美国，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始人斯蒂夫．乔布斯曾被董事会剥夺管理权，因而自己离开公司而另外创业；微软的保罗．艾伦也离开了他参与建立起来的帝国。然而，他们过去的工作成果的报酬都在规则之下得到了保护。剥夺一个主要创业者的股权，也算得上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事物。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被“彻底解聘”之后，倪光南向联想董事会写出了：“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恐怕这算是一个公平的、最低的要求吧。

如果读者有足够的构想力，不难想象出 1984 年王、柳、张3 人到倪光南家请他出山时各人的脸相。再迅速把镜头拉到 1999 年 9 月 1 日，彻底解聘倪光南时，各人脸相又如何呢？谁能预料得到呢？又有谁会相信呢？

高尔基讲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你可以把一个人 20 年后的照片给他看的话，往往能把他吓得往后跳。啊，年青人，请小心地保护你心中的美德！”

四. “没有裤子穿也要搞原子弹”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帝国主义的记者提出侮辱和挑衅性的问题：“中国是否因为搞原子弹，人民穷得一家合穿一条裤子了？”我们已故的外长陈毅元帅在回答时，坚定地说：“没有裤子穿，我们也要搞原子弹！”

今天，我们仍然缺少不了“两弹一星”的精神。单单靠“贸、工、技”的话，我们还得准备让别人多炸一些大使馆。

忘记了是否从安徒生的童话中，还是从伊索或克雷洛夫的寓言中，我读到过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山民有一只好母鸡，它天天下蛋。有一天，山民得到了一只雏鹰。考虑到母鸡的杰出表现，于是他把雏鹰交给母鸡去调教。“咯、咯、咯，这样找虫子，……，咯、咯、咯，这样蹲窝生蛋。”母鸡知道重任在身，它全力以赴。然而，鹰总是努力要冲上蓝天，它希望成为一只猎鹰，捕捉地上的猛兽。

国家要慎重计划和管理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的研究。

五．未结束的结束

拜托互联网，在发出此稿之前，我读到了《北京晨报》记者刘书的最新消息：“中科院和联想集团否认‘痛苦的裂变’说法”。

对于是否有裂变，思想灵魂上的实质裂变还是组织上的裂变，是否应该有裂变，这一系列问题，业界与媒体应该继续深入探讨下去。“天要下雨”，否认，也还是免不了要被淋。

中科院副院长严义埙指责蒋胜蓝的报道“对中国的科技企业家进行中伤，这无异于对科学家和企业家关系的挑拨。”

笔者倒是想知道，蒋胜蓝在 1995 年联想解除倪光南总工职务，以及 1999 年 9 月 1 日联想彻底解聘倪光南及剥夺他应得的股权事件中，是否扮演了什么挑拨的角色。

蒋胜蓝的文章，举出了不少事实，笔者是相信的。

有人提出，要“持平而看、持平而写、持平而论”，不要“笔端常带感情，‘旗帜鲜明’”。

世界上那么多不平之事，糟糕的是缺乏人去一针见血地指出来。只要有 生命，就有情绪、就有感情。

谢谢你，蒋胜蓝。

虽非神雕，也就留下大雁的几声不平之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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