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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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以及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卡莱布·波默罗伊（Caleb Pomeroy 下图 utoronton）教授在他题为《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insecurity》文章中挑战了传统外交政策中“实力越强，国家越安全”的观念。作者认为，虽然军事和经济实力可以提供物质保障，但安全也具有心理层面。文章借鉴数十年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指出实力往往会加剧恐惧、猜疑和冲动决策。感觉强大的个人和国家更容易夸大威胁，并支持侵略性行动；而弱势一方则倾向于更加谨慎地思考。
作者将这些观点应用于国际政治，考察了冷战期间及冷战后美国的行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崛起等案例。在每个案例中，国家实力的增强并没有带来更大的信心，反而加剧了不安全感和使用武力的意愿。美国在二战和冷战后成为世界主导力量，但却屡次夸大威胁，并卷入代价高昂的战争。同样，俄罗斯和中国大陆领导人也将自身日益增长的实力解读为来自外部和内部敌人威胁日益加剧的证据。
文章总结道，当今大国竞争，尤其是美中之间的竞争，有可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断增长的实力非但没有带来稳定，反而加剧了恐惧、军备竞赛和冲突。为了避免这种结果，领导人应该尝试“像弱者一样思维”，放慢决策速度，仔细评估证据，并抵制本能的、受恐惧驱使的反应。最终，作者认为，实力并不能减少不安全感，将实力作为安全的主要来源，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战略上都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以下为该篇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主要内容。
大多数外交政策思想都基于一个基本前提：实力带来安全（下图 quotefancy）。由于没有全球警察部队能够在危机时刻做出反应，各国必须积聚力量以确保自身安全。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军队来保护国土并捍卫重要的国际利益，国家同时需要发展强大的经济来为军队提供资金并抵御金融压力。这些观念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影响着世界各国制定国家战略，包括当今美中两强的国家政策。美国总统川普正在推行军事建设和经济自给自足政策以威慑对手，他的顾问称之为“以实力求和平”。与此同时，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正在大力投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制造业，以使北京“自力更生、强大起来”。
诚然，从纯粹物质层面来看，实力可以增强安全感。但安全感也是一种心理现象。领导人和民众都希望拥有强大的军队，不仅仅是为了自身安全，更是为了获得安全感。然而，几乎没有心理学研究支持安全感与物质力量的客观数据相符的观点。事实上，证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权力使人们对他人意图更加怀疑，从而加剧焦虑。事实证明，强者在做决策时，比弱者更容易忽略仔细、理性的分析。相反，他们凭直觉评估威胁，草率行事。弱者知道自己必须批判性地思考才能应对周围的环境，而强者却以为可以依靠刻板印象和其他思维捷径来应对一切。因此，有权势的人以悲观且过于简化的方式看待世界，从而滋生怀疑和焦虑。
为探究这一心理学发现是否适用于国际关系，我研究了外交政策精英和普通民众如何看待国家实力以及如何感知威胁。我具体考察了冷战时期美国决策者的思维方式、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俄罗斯政策制定者的思维方式，以及当代中国大陆和美国公众的思维方式。我的研究结果清晰明了：强大的国家，就像强大的人一样，往往比弱小的国家更缺乏安全感。他们的领导人和公民会想象或夸大威胁。他们容易冲动行事，也容易被激怒。因此，与那些认为自己国家弱小的个体相比，他们更有可能支持发动战争和升级冲突。
这一发现带来了令人担忧的后果。如今，世界正经历着大国竞争的重新加剧，尤其是在美中之间。双方都在努力争取比对方更强的实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安全感。但这种策略很可能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变得更加强大，它将更加确信北京是一个威胁。如果北京变得更加强大，它将把华盛顿在其周边地区的行动视为更大的威胁。结果可能是一个恶性循环：随着两国实力的增强，它们会感到更加不安全，从而促使双方进一步扩充军备，进而加剧彼此的焦虑（下图 mint）。
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美中，以及别的强国，的官员都应该努力消除实力带来的心理影响。这意味着他们在做出决定之前应该三思而后行。他们应该仔细评估所有关于潜在威胁的证据，而不仓促下结论。换句话说，他们应该像治理弱国一样谨慎行事，而不是像治理强国那样傲慢自大。
大有大的难处
国际关系中最古老、最普遍的观念之一是：实力带来安全，弱小导致不安全。这一前提构成了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分析的基础：“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慌，使得战争不可避免。”但研究个体心理学的学者们早已明白，权力未必会带来理性的观点和行为。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四世所言：“戴王冠者，寝食难安。”
二战结束后，心理学家研究了权力带来的影响，试图理解为什么看似正常的个体在拥有权力后会做出极其残忍的行为。例如，在臭名昭著的1971年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心理学家让研究参与者分别扮演狱警和囚犯，结果发现狱警很快就变得虐待成性。十年前，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进行了一系列臭名昭著的服从实验，实验中参与者被指示对另一名参与者施加电击。在实验对象被告知继续电击囚犯时，即使电击剂量已足以致命，狱警仍然照做不误。这些备受争议的研究初步表明，权力会对个体行为产生腐蚀作用 - 这种腐蚀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促使学术界制定了新的研究伦理规范。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社会心理学家苏珊·菲斯克和达彻·凯尔特纳等开始以严谨科学的方式验证这些直觉。心理学家在实验室环境中为受试者提供不同数量的资源，并测量他们的观点，观察他们在群体中的互动，以及他们的行为。他们还调查分析了企业环境中上级和下属的观点和行为。研究结果令人震惊：权力感似乎会全面激活冲动和直觉思维。感觉自己拥有权力的人更容易冒险，表现出更强的过度自信，导致在实验室游戏中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他们在与边缘群体成员互动时，更容易将他人非人化，更容易表现出虚伪，也更容易依赖种族偏见。他们缺乏同理心，并将他人视为威胁。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受试者参与了一个合作游戏，游戏内容是分配一笔公共资金。被随机分配到拥有权力的“经理”职位的受试者更有可能认为他们的队友不可信，因此更有可能认为应该惩罚队友以阻止自私行为。研究人员写道，这项研究表明，权力会激活“霍布斯式”思维，那就是“不信任他人，因此更倾向于将威慑作为惩罚的动机”。
强大国家的决策者比弱小国家的决策者感到更不安全，行事也更加咄咄逼人（下图 reddit）。人们或许希望在民主国家，这些影响会得到缓解，因为公众舆论可以约束领导人的不良冲动。但在我对美国（以及中国和俄罗斯）公民进行的调查中，我发现，那些认为自己国家强大的普通民众比那些认为自己国家弱小的民众对威胁的评估更高，也更支持强硬的政策。因此，民主国家同样容易受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
事实上，美国或许是最好的案例，可以说明一个国家实力的增强如何导致恐惧感的加剧。18世纪80年代建国之初，美国国力非常弱小。战争债务使其经济举步维艰。它被数十个强大且拥有主权的印第安部落包围。仅东南部的乔克托族（Choctaws）就拥有比美国常备军规模大十倍的军事力量。就连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也不确定他们这个羽翼未丰的国家能否生存下去。但他们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仔细评估了战略环境，并将外交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乔治·华盛顿总统像接待欧洲政要一样，经常款待并尊重印第安部落的代表团，并向这些部落支付土地割让的费用。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警告说，想要享受“绝对安全”的梦想“过于不切实际，不能作为国家行为的准则”。
然而，随着19世纪美国逐步确立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其战略考量也发生了转变。决策者认为印第安部落不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而是不可容忍的威胁。他们更加依赖带有种族偏见的刻板印象，将印第安人描绘成好战且非理性的民族。因此，政府认为别无选择，只能对他们发动攻击。1890年，一场名为“幽灵舞”的宗教运动兴起，旨在让参与者与祖先的灵魂重新连接，以抵抗美国的西进扩张和文化同化。拉科塔人跳这种舞的行为引起了美国精英阶层的极大担忧，以至于本杰明·哈里森总统派遣了自美国内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力量前往派恩里奇保留地。结果便是伤膝河大屠杀。美国非但没有因为武力强大而感到更加安全，反而开始追逐虚幻的敌人。
这种侵略行为部分是出于机会主义，而非恐惧。随着国力增强，华盛顿能够比国力弱小时攫取更多的土地。但决策者明确表示，扩张的另一个驱动因素是对印第安部落构成威胁的担忧。正如历史学家内德·布莱克霍克所言，美国官员认为他们“新兴的种族秩序”正受到西部印第安人的“持续威胁”。
有实力，所以任性
二战的结束使美国国力再次大幅增强。战前，其他国家政府至少还可以声称与华盛顿平起平坐。但战后，美国已没有任何真正的对手（下图 SOREP）。法国、德国和日本都已满目疮痍。英国虽然避免了被入侵，但也遭受了重大伤亡，对德国的轰炸摧毁了其城市和工业中心。苏联的实力虽然更接近美国，但它也已筋疲力尽：苏联军民死亡人数约为2700万，而美国不到50万；苏联的一些主要城市也因德军的进攻而沦为废墟。与美国的工业实力、远洋海军和海外基地网络相比，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相形见绌。
然而，美国并没有表现得像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那样。相反，华盛顿的领导人比战前更加忧心忡忡。几乎从日本投降的那一刻起，美国官员就开始担心共产主义政权。1950年，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起草了NSC-68号文件，这份备忘录呼吁大幅增加和平时期的国防开支，并研发氢弹。该文件宣称，“在实力达到顶峰之际”，美国及其公民“正面临着最严重的危险”。
杜鲁门总统很快就将这份备忘录奉为美国冷战战略的指导方针。备忘录发布不到三个月，杜鲁门就派遣美军大举进入朝鲜半岛，以应对朝鲜对韩国的入侵。这样做对华盛顿来说并非出于安全方面的迫切需要，但疑心重重的美国官员将朝鲜的入侵解读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试图引发连锁反应，将一个又一个国家变成共产主义政权（“多米诺骨牌理论”），最终导致一场针对美国的全球战争。杜鲁门反思道：“如果任由韩国沦陷，共产主义领导人就会更加胆大妄为，侵略离我们海岸更近的国家……如果对此置之不理，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实力远逊于美国的英国人看得更清楚。1950年，英国驻美国大使写道，在华盛顿，“有太多清教徒式的复仇天使”，他们想要“惩罚罪人”。换句话说，美国的入侵是美国侵略行为，而非自卫。实力更弱的加拿大人则对华盛顿的反应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质疑。他们认为，对国际安全最紧迫的威胁不是斯大林，而是美国在朝鲜半岛的过度反应。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实力变得更加无可匹敌。它不再仅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对手的全球超级大国（下图 hsw）。但即使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美国仍然感到担忧。“我们杀死了一条巨龙，但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毒蛇的丛林里。从很多方面来说，那条巨龙反而更容易对付，”候任中央情报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在1993年的参议院任命听证会上如此说道。其他外交政策官员也发表了类似的评估。正如在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越南战争）中一样，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美国所有军事干预行动中有四分之一发生在冷战后的时代。
与19世纪一样，这些冒险行动部分源于华盛顿强大的实力。一个能够在30分钟内将特种部队部署到世界各地，并在几天内发动全面地面入侵推翻政权的国家，比那些不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更愿意发动战争。正所谓强者为所欲为。但这些行动也无疑是日益增长的焦虑情绪的产物 - 具体来说，是对不采取行动可能造成的后果的恐惧。以入侵伊拉克为例。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华盛顿的情报报告表明他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这并没有消除乔治·W·布什政府的担忧。2002年，时任布什国家安全顾问的康多莉扎·赖斯警告说，等待伊拉克拥有核武器的证据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现在采取行动的代价。“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确凿证据’是一朵蘑菇云，”她说。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更是直言不讳：“没有任何恐怖主义国家比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对我们人民的安全和世界稳定构成更大或更直接的威胁。”布什的思维方式甚至更加缺乏理性。“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去世界各地做民意调查来告诉我应该如何行动，”这位总统在发动袭击前夕说道。“我只需要知道自己的感受。”他担心侯赛因，这就足够了。结果是无数平民丧生，民众激进化，滋生了未来的恐怖分子，以及超过2万亿美元的巨额开支。
像弱者一样思考
美国并非唯一一个因自身强大而感到不安全的国家。莫斯科也拥有漫长的因权力而滋生恐惧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相对于美国取得了优势，而美国当时正处于越南战争后的裁军阶段。彼时苏联因担心美国在阿富汗的影响力，而发动了一场代价极其高昂的入侵（下图 Prezi）。如今，莫斯科不再是超级大国，但它仍然强大且缺乏安全感。事实上，2020年对俄罗斯高级精英和政府官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那些认为俄罗斯实力正在上升的官员最有可能将乌克兰、美国和北约视为威胁。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在受访者之列，但他似乎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决定入侵乌克兰无疑部分是出于收复失地的民族主义动机。然而，在为战争辩护的演讲和文章中，他反复表达了对华盛顿利用基辅威胁俄罗斯安全的担忧。
还有中国大陆。在过去的50年里，北京取得的成就堪称经济奇迹。19世纪西方列强的剥削、20世纪初日本的侵略以及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推行的各项改革，都使大陆物质基础薄弱，并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受到威胁。如今，中国大陆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拥有强大而庞大的军队。然而，大陆在过去半个世纪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似乎并未解决北京的根本安全担忧。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出于对国内恐怖主义的担忧，在新疆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维族逮捕，甚至限制媒体传播部分西方文化内容，以遏制其认为的美国影响力。
如此看来，世界似乎正朝着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发展。毕竟，这些强大国家的领导人很难消除恐惧。但他们可以通过积极尝试站在弱者的角度思考问题，从而做出更好的选择 - 也就是说，要审慎、富有同理心且切合实际地思考。至少，强大的美国在这方面有一些经验。面对他所认为的日益增长的苏联扩张主义以及美国混乱、代价高昂且日益军事化的外交政策，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3年启动了一项关于大战略设计的绝密审查。在此次审查中，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小组研究了三种不同程度的进攻性外交政策策略。在审查了他们的分析报告后，艾森豪威尔决定采取一种更为温和的策略，并选择了一种更具成本效益的遏制战略，而不是采取更昂贵、更积极地削弱莫斯科影响力的战略。
艾森豪威尔的做法并不需要对官僚机构和制度进行耗资巨大的重组。它仅需要审慎周密的思考。为了避免危险的纠葛，强大的国家应该更多地这样做。例如，这种做法或许可以使华盛顿避免在委内瑞拉附近海域进行的军事行动。川普声称，打击船只、扣押油轮以及威胁攻击加拉加斯都是阻止非法芬太尼流入美国的必要措施。但这基于错误的逻辑。芬太尼或许是美国药物过量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没有证据表明委内瑞拉生产大量芬太尼。因此，这些行动并不能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相反，它们有可能引发一场新的重大冲突，消耗美国大量的资源，轻易地使支出超出最近通过的近万亿美元国防预算的范围。而这笔巨额预算本身也不太可能给华盛顿带来和平。对各党派人士来说，投入五角大楼的资金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但这种心理上的算计是扭曲的。这一切并非要阻止政府投资于武装力量，也不意味着他们应该放弃发展经济的努力。但这确实意味着，领导人和分析人士必须摒弃这样一种观念：在国际事务中，实力可以减少不安全感。
* 卡莱布·波默罗伊（Caleb Pomeroy）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以及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and Public Policy）助理教授。
参考资料
Pomeroy, C. (2025).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in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great-power-comes-great-insecurity
我读了前几段，太长了，下面的历史回顾就免了。不过我还是读懂了国华兄的主题：川普作为超级大国领导人，他有极深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后，他的不安全感成几何式上升，才有了他上台后外交政策的咄咄逼人和绝招频出。前不久抓捕委内瑞拉的马杜罗，现在他蛮横地要占领格陵兰，都是出于他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战略地位危险前景的焦虑，对中俄势力崛起的深深的不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