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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来触绪善感，欢寡悉殷，怀抱具有秋气。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时间沉淀之后，所谓六四真相终于可以说是大概清楚了。八九学潮和六四事件其实是一场共产党内部权利斗争的外化。共产党内部权利斗争这并不是第一次，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其学潮也只是内外结合，上下呼应罢了，亦在常理之中。
赵紫阳，赵派的新权威主义在八十年代后期逐渐势微，于是赵派的笔杆子们纷纷舆论造势，人海弄潮。现在回过头来翻翻那几年的报章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式。但是政治斗争永远靠的是实力，而不是理论，也不是道德。赵紫阳在当年的政治搏弈中被淘汰出局，成了六四的失败者。中国老百姓的伟大同情心永远是属于失败者的，于是多年来赵紫阳得到了广泛的同情。但是请不要忘记从来就没有天真无邪的政治家。
小平一言定天下，学潮被定性为动乱。几十万野战军以进京擒王的态势围了北京，其本意就是在威慑赵派，而不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呼喊口号的学生。只有笔杆子的赵派在其后彻底地失去了号召力。在上层斗争完全解决之后，如何尽快地让全国风起云涌的时局稳定下来就是最大的问题。快刀斩乱麻是最佳选择，而将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清理出去，就是最有象征意义的手段。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小平和他的智囊团，军事指挥员们为什么会出此“昏招”用军队开枪来解决学潮。即使是使用进京擒王的野战军来解决学潮，也完全可以采取不流血，或者是少流血的“冷兵器”来解决。但是军队却采用了下策中的下策――开枪。
如果从崇高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就是小平以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的气魄，和舍我其谁的大无畏精神，甘愿背这个千古骂名。小平其中的良苦用心是需要用时间来体会的。曾被定性为清末大卖国贼的李鸿章，在其死后近百年的今天又被认为是为国家忍辱负重，惨淡经营。
也有人从一个老人，一个老人的健康角度来诠释这个问题。在共产党的老人政治中，那些老年政治家们习惯于在公开的场合中要显得神采奕奕，给人一种完全可以领导党和国家的印象。但是年岁不饶人，自然规律不能违抗，于是他们在出席各种公开会议，会见外国政要之前就会特别地使用药物，让自己看上去精力充沛，思路敏捷。有人曾仔细地对比了小平在那个特定时期的公开露面，及外事活动，和四二六社论，戒严部队进城，军队开枪清场之间的某种联系，从而得出了小平出“昏招”是在药物作用下作出的推论（参见陈小雅＇邓小平八九用兵探秘之五一个可能被忽略的隐形杀手＇）。
六四事件中军队向学生开枪是大错特错，但是六四事件之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该褒还是该贬，二十年后的今天还唯时太早，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还需要时间。
六四这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被证明是失败的，它并没有能够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那真正的“幕后黑手”的本意也不是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相反，倒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更加专制的历史时期。而渐进的改良逐步为现在大多数民众所认可， 许多人冀望于体制内的和平转型。无疑这是成本最低、震荡最小的变革。 这种改良的最大可能性就是共产党内部明确地分解成不同的派别，（其实现在就有派别，只是还没有公开化）各自有治国的侧重点，互相竞争上岗。象多年前的日本自民党，田中派，中曾派等那样运作，执政的还是自民党，但首相却是总在换的。如果其中某一派最后觉得在同一个党的旗帜下，已经难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就会自动分离出来，另组新党。而这个新党如故还能够上台执政，中国的民主宪政也就有了一个良好的雏形了。后共产党时代就开始了，我们期盼的所谓六四平反就快到了。
２００９年６月６日于西窗枫叶室
社会形态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较量平衡的产物，社会形态的改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要以百年为单位来计量的，绝不会一蹴而就。
在东方传统的专制体系中酝酿出公民意识，并进而演变成为可操作的民选过程，我以为还要耐心地等待一百年，如果我还不是太乐观的话。
中华民族还有时间，我们不必拔苗助长，操之过急。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对当时的事件确实想法不一样了，年轻人总是激情有余，很容易被鼓动，缺乏冷静的思考。
其实回头看，这么大规模的集会没人在背后做手脚是不可能的。民众自发自愿的上街给学生送吃的，可能有，但不可能持续。记住那是89年，不是现在。那时学生是无力随意上街买吃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