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 戴自更被查 ——中美贸易战的另一面

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 戴自更被查  

——中美贸易战的另一面

       

6月10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北京文化投资发展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戴自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戴自更从2003年起担任《光明日报》社直属报刊社工作部主任、《新京报》社长，直到2017年8月前往北京文化投资发展集团公司履职，共在《新京报》工作14年。

戴自更与其他违法违纪中共干部区别在于，他属传媒界，尤其供职的《新京报》，在大陆的影响和非议颇大。

戴自更来自中共中央主办的《光明日报》，该报主要面对大陆知识分子，影响力大、历史久远。美国曾在1999年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中，“误杀”两名该报记者（许杏虎、朱颖）。

中共本意以《南方都市报》的实力加上《光明日报》的管理，将《新京报》办成一份影响力、财力等都属标杆的新式媒体。

但事与愿违，《新京报》并未成为中共所期待的“喉舌”，而是迅速蜕变成民粹主阵地，但凡中共推行政策、法律甚至涉及中共执政的社会热点，《新京报》都表现出极强的反对派角色。

现在中共比之十年、二十年前，对言论敏感度大为降低。许多新媒体（全媒体）雨后春笋般涌现，《新京报》的地位和影响力尤其是财力大不如前。迅速盈利成为戴自更面临的头等大事。为此，戴自更除高薪聘请记者（写手）、美编等编辑人员外，还在拉广告和赞助上下功夫。

虽然《新京报》实力雄厚，但整个传媒业的广告业务，却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戴自更通过“以文制商”“以商养文”的办法拉广告和赞助。为企业写软文、或在报纸重要版块刊登巨幅商业广告。若企业无意做广告，则借《新京报》施加影响。同时还派出大量记者（写手），前往全国各地采访热点、敏感事件（案件），编发深度报道，追求轰动效应，增加报纸发行量等。这些办法使《新京报》的影响和盈利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戴自更极有想法，也不掩饰对高位的渴望。在掌握传媒权力后，戴自更开始官商勾结，并利用传媒界特有的优势，打造自己的朋友圈。基层政府、企业甚至国企在《新京报》面前噤若寒蝉，戴自更甚至能决定某些部门中共干部的政治前途。

对其治下《新京报》的言论，即使带有煽动性的谣言，中共一直予以容任，甚至戴自更与境外反华组织、情治机关“眉来眼去”也未予严惩，以至不少民运、反共网站明目张胆地，将《新京报》作为自己的“友站”，将其链接放在网站首页尾部，方便网民查阅。

中共可以容忍被骂和妖魔化，但绝不容忍叛徒。戴自更级别仅是司局级，远比不上落马的封疆大吏，但中纪委监委却意味深长的将其被查信息，放在网站首页。

戴自更被带走的时间，是中央扫黑除恶第11督导组工作全面启动，《新华社》发表“让‘投降论’成为过街老鼠”社论之间。紧接两天后，中纪委监察委、北京市纪委监察委宣布，戴自更被审查（调查）。难道这仅是巧合，社论无的放矢，写着玩吗？

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戴自更一厢情愿的幻想，终究无法改变纸包不住火的事实。

附：《新京报》报名的由来，大陆有两种说法，一是向民国时的《京报》致敬，故取名《新京报》；二是取自日本在东北扶植的伪满洲国首都新京。

不管报名从何而来，要么发扬民国精神，要么发扬武士道，反正与中共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