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工厂当学徒的我,被派跟随车间里的两位师傅到北京培训学习。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首都,还没出发就兴奋得睡不着觉。父母亲也为我高兴,爸爸说:“你去北京安顿好了就去找七叔吧,我先给他写封信,他若知道你去北京,一定高兴。”
七叔是我父亲的二弟,时任某大报社记者部主任兼驻某省记者,每年他都会在北京总社工作几个月,履行其部门主任的职责,其他时间则在各地采访和做调研。我去北京这段时间,七叔正好在总社轮值,这真是太好不过了。
不久,我就在报社大楼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七叔。乍听见他略带京腔的普通话颇不习惯,多听几句后倒觉得很好听。七叔说,“我平时忙,星期天没什么事,到时带你到处逛逛。”
那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每周工作六天就盼着星期天到来。和七叔见面后的下一个星期天,七叔带着我开始了开心难忘的京城之行。
七叔在北京新闻界的朋友很多,那天他约了新华社的李叔叔与我们同游。李叔叔是老北京,京城里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他都门儿清。上午逛完后,他说午饭咱们去新疆烧烤店吧,那里的烤羊肉串很有名,一到周末,京城各方的新疆人都爱去那里。
店里生意极好,客座全满,每张餐桌后面都站了一圈等位子的人。在那里我们还真见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两位新疆演员。这对俊男美女虽然休闲又随性,但他俩美好的面容和挺拔高挑的身姿着实引人注目,店里的食客纷纷变 “看客”,我也大开眼界,见识了西域风情的魅力。
吃罢午饭,三人兴犹未尽。李叔叔提议去天安门旁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逛逛,说那里原是明清两朝皇家祭祖的地方,庙宇挺有看头。
进了大门,我们慢步朝庙宇走去。初夏的阳光在午后多了一些热度,远处的蝉鸣声若有若无,四周格外的安静。
忽然,一阵轻柔的乐声传来,抬眼四望,乐声来自前面殿堂上方的扩音喇叭。七叔和李叔叔驻足聆听片刻,惊喜互望道:“《梁祝》!”
我们加快脚步朝乐声走去。
走近扩音喇叭,乐声变得真切。站在庙堂的台阶上,整个人被倾泻而下的音乐所笼罩。那一刻,我们都静默不动,除了乐声,世界万物都离我们远去。
“这就是《梁祝》的音乐呀,怎么这么美!” 我在心里一遍遍地赞叹,往事也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
我与《梁祝》的第一次接触,缘于一本连环画。初中时候,我在表叔家看到了连环画册《梁山伯与祝英台》,绘画王叔晖。时值无书可读的“文革”时期,这样印刷精美的 “旧书” 实在难得,就向表叔借了带回家。
初读梁祝的故事,带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让人怦然心动,飘然沉醉;最后的凄婉命运又让人一读三叹,许久难以平静。可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无法找到更多与之相关的艺术作品,但这本小小的连环画却为青春年少的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窥见了爱情世界的美好。
这本线描版的《梁祝》连环画,也是我接触王叔晖先生作品的开端,这位著名的工笔画大师的画风清雅明丽,细致生动,让人一见倾心。我对工笔画的喜爱便始于她的这部连环画作,几十年来一直不变。
随着乐声,山伯和英台的故事仿佛在我们眼前一一展开。庙堂外,七叔二人同一姿势比肩而立,一只手斜插裤兜,一只手轻贴扶栏,时而一动不动凝神静听,时而颔首微笑低声交谈,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
我们就这样伫立良久,直到听完这首优美的的小提琴协奏曲 —《梁山伯与祝英台》。
这首乐曲是在1958年由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何占豪、陈钢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基础创作的。七叔和李叔叔都是学养深厚、知识渊博的媒体人,对这部蜚声中外的音乐作品当然熟悉。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他俩在京城的公园里重新听到这首乐曲,惊喜之余,自然是百感交集。
对于我,这是第一次聆听《梁祝》的弦乐之音,那如歌如诗,如泣如诉的旋律,带给我的感动难以言表。这场不期而遇的艺术洗礼,也为走过那个文化荒芜年代的我,补上了宝贵的一课。
几十年过去了,自那时到现在,每次听到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相同的感动就在我的心里默默泛起,总会想起那一年在北京,紫禁城畔那个午后,想起七叔,想起与《梁祝》音乐的美好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