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那年我十八岁，高中毕业了。对于自己的前途，我没有任何的选择，只能响应祖国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年夏天，我只身来到了位于洞庭湖的南面一隅的小县城，当时从省城到那里距离并不远，但交通极不方便。在省城轮渡码头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轮船，才到茅草街。再从茅草街转乘长途汽车，在简易公路上一路颠簸，难受到了极点，好不容易才到了县城。然后又坐上“知青点”派来的“专车”，一辆驴挂的板车，一路慢慢悠悠的又走了一段时间才来到的目的地。
这是一个有着二三十个知识青年的“知青点”。这算是个办得比较好的，靠近县城的“知青点”，知青中有的在这里好多年了，有的则是由别的公社转过了的。其中大部分地县级机关领导的子女。
这其实是个果木林场。林场种满了橘树，桃树，梨树，还有些一些农作物。当然最让我喜欢的，我们屋前的那一大片荷塘，正开着花繁叶茂，美不胜收的荷花！有人在烟波中划着小船采摘莲蓬，荷塘里野鸭嬉戏，蛙鸣悠扬，看着这样壮观的美景。我不由得感慨，朱自清他老人家当年要在这里书写《荷塘月色》，一定会写得更美！
我很快就与大家一起劳作了。每天天还蒙蒙亮就给果树松土施肥，早餐后再分组劳作。一般女生种菜，男生划着小船到湖里采莲蓬或挖莲藕。晚上负责人就组织大家一起学习，讨论上级的新的指示或写写自己的心得体会。初来乍到的我，说心里话还蛮喜欢这样的集体生活。
没有多久时间，表面看似大家积极向上，一派祥和的场面下，却暗流涌动。原来招工，招兵，招生的信息来了。
一天，大家正在田间劳作，忽然有几个人朝我们走来，笑着与我们打招呼，过后，突然拉住了一个叫唐佳的女知青说，请你过来一下，我们谈谈吧！，一会唐佳就跟他们走了。
因为担心唐佳的安全，有人把这些情况反映给了林场的领导，领导却轻描淡写的告诉我们，不要担心。她被招工到省城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去了。
这时有人不服。不是说，谁表现突出，谁先招工吗？唐佳到这里还不到一年多啊？也不是表现最好的啊？这里有已经下放十年，而且表现更好的老知青啊！这时有人说你们别傻了，人家的爸爸是县计委的。你就等等吧！
不久又有几个县级领导的子女也这样走了，而且一个比一个的单位要好。
当然，本地的领导也不是“吃素的”。在县商业局当科长的许科长，也弄了一个指标准备将他的女儿许琴招到县商业局时，却被大队书记卡住了。他对许琴说，要你爸爸再弄个指标来，你才能被放行。许琴的爸爸没办法，只好又弄了一个招工指标，把大队书记的儿子也一起招上去了。像这样类似的情况不少。
知青周红每天在学英语，背单词。她悄悄告诉我，她会作为工农兵学员保送到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学习的。我知道，他爸爸是县教育局的局长。我真羡慕她。
这事还蛮戏剧性。周红还没有接到通知去上学，而在本大队学校当民办老师兼校长的方艳（本大队的队长的女儿），却在大办升学宴，说是要到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读书了，通知书已经到了公社书记的手上。
这时周红坐不住了。马上骑着一辆单车回县城去了。第三天，周红收拾行李走了，临走时告诉我，她如愿以偿。
当方艳拿到入学通知，却是到县师范学校大专班进修。方艳当时气得把通知书狠狠地往地上一摔！我蒙圈了，真有点像在看“师公与鬼斗法”的精彩戏剧。
还有几个县武装部的子弟，到部队当兵去了。
最可悲的是有两个男知青因为一贯表现突出，《XX日报》还有专栏报道过他们的优秀事迹。大队公社强力推荐他们去当兵。可当他们就要在省城上火车去部队时，被车站的广播通知而截下来。告知他们的最后政审没有过关。后来他们两人说，当时他们想死的心都有！
知青们就这样各显神通地走了一大半。剩下的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他们其实各方面表现很好），和年龄比较大的了。一个被大家称老刘的已经年近三十老知青，是一九六四年下放的，就是因为他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官员，他连一次被招工的机会都没有。到这里还是他舅舅帮忙转过来的。我是新来的，自然也留下了。
一天林场领导要我到大队学校去报到。原来方艳进修去了，李老师接任校长，要我当任三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我很高兴就答应了。
学校在那片荷塘的对面。我以为学校会像“知青点”一样，条件也会比较好。当我到那里一看傻眼了。虽说有南北两栋校舍八间教室，中间夹着老师的住房兼办公室，都是土砖垒的，因年久失修而摇摇欲坠，墙与墙之间都是洞穿的，特别有一间教室已经坍塌了。课桌椅三不六齐，没有一套是匹配的。有的还是学生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我真不知为什么会有觉得学校也会有“知青点”那样好的错觉？
原来“知青点”是因为有县级领导的子女下放在那里，县级政府拨专款修建的。此学校却还是解放初期扫盲运动时留下来的“遗产”。大队部是没有资金修缮学校的。
记得第一天给学生上课时，还是蛮开心的，那天我还特意打扮了一下自己。着一身当时最时髦的“的确凉”的衣裤。戴了一块“上海”牌的女式手表，头上梳着两条长长麻花辫。当我站在讲台上，操一口省城人特有的“塑料”普通话，向同学们问好，并作了自我介绍。当我说我是来自省城来的郑老师时，学生们高兴地欢呼雀跃，只听见他们用当地的语言喊“Z老师好漂亮啊！”“Z老师讲的话几多好听啊！”。
每天有了这班贫困但淳朴学生为伴，我也很快忘记的物质的贫乏和不足，全心全意的投入到了教学工作中。
原来所谓的“班主任”。就是语文，算术，体育，音乐。画画课。就是我一个人“包打包唱”。这些课程基本上按照教材，教程进行就可以了，可是体育课却什么教材和设施都没有。同学们说以前的体育课，就是老师带他们跑跑步，做做游戏，大多数体育课要他们做作业。我为了提高同学们的积极性，在体育课时，我带他们做一些益智游戏，或是做一些舞蹈的基本功动作，后来我还找了知青的朋友，到县一中“讨”了一些他们废弃的篮球，排球，或乒乓球的球拍，花点钱修好，带到学校。同学们看到这些东西都很高兴。这样我就叫他们打篮球时怎么样传球，接球，运球，怎么样“三步跨栏”，投篮；打排球时怎么样发球，垫球，扣球等等。我把我在中学读书时学到的“雕虫小技”和“十八般武艺”全都用上了。他们高兴得不亦乐乎！
体育课的内容多了，同学们上其他课程的积极性也高了，惹得别的班级的同学都很羡慕我们三年级班的同学。
L校长还在全体老师的例会上表扬我会想办法，教学质量也有所提高。
有一次上课时忽然听到“咔嚓”一响，两个同桌的同学同时摔倒了。原来他们坐的长板凳断了。怎么办呢？环顾四周，没有多余的凳子给他们坐。别的班级也没有。我只好带他们到坍塌的教室里，搬来几块土砖让他们坐下。当时我的心里比较难受，学校简陋到这样，怎么就没有人来管管。
那天，一对双胞胎兄弟没有来上课，我就问别的同学是什么情况，同学们告诉我，说他们拉肚子，来不了。兄弟俩怎么会同时生病呢？等放学后，我到了他们家。我看到他们的家房子就与大多数农家一样，也是用土砖垒起来的。屋顶是用稻草做的，室内真可谓“家徒四壁”。两个小男孩有气无力的躺在用土砖垒的铺着稻草的“床”上。看到我来了很高兴，但没有力气动弹。我赶忙示意他们不要动。他们的父亲出工去了。母亲坐在他们旁边不知所措，直淌眼泪。他们的母亲告诉我，原来邻居还他们家一碗猪油，两兄弟就你一勺我一勺把它给吃了，吃完不久俩人就上吐下泻不止。所以没有去上学。我听完马上跑回我的住所，拿了一些消炎药给他们吃了。他们居然很快就好了，第三天来上学了。（现在想起来还后怕，这是乱给人吃药。）他们的妈妈还特意来学校感谢我，说孩子们在家经常夸我，说Z老师是最好的老师！其实我做了我应该做的。
说实在的，这次事情后，我的心里更难受，两兄弟不是饥饿到极点，他们怎么会把猪油当零食吃？按理说，这里是洞庭湖区，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啊！我们队看上去一片片果树葱茏翠绿，一片片庄稼果实累累，特别是那一亩亩荷塘盛产的湘莲，湖藕，和肥硕的鱼群......应该是物茂人丰啊，这里的人们怎么还这么穷苦呢？当然，当时十八岁的我，是怎么也想不明白的。
那年的冬天来的特别早。刺骨的寒风裹挟漫天飞舞的雪花在湖区长驱直入，扑面而来。我在住所里也“在劫难逃”。
那天早晨我想起床，但怎么也出不了气，总觉得被什么东西压着，几经挣扎后，才发现我挂在床上的蚊帐被雪压垮，我被“活埋”在雪堆里。拨开雪堆后还发现有两只冻死了的老鼠。庆幸的是垮掉只是蚊帐，而不是房顶。万幸！万幸！
学校开始放寒假了，我也准备回省城过年。当我想推门而出时，大雪已经封门了。我到隔壁X老师家借了铲子，把门口雪铲到了一边。还童心未泯的堆了一个大大的雪人。还蛮好看的！
校舍前面那片郁郁葱葱，花繁叶茂的荷塘，只剩下残荷败叶，还结了一片厚厚的冰层。忽然在荷塘的对面传来一阵阵快乐的笑声，原来是那些留下来的知青，在冰面上开心的滑冰，玩耍。我很快就加入到他们之间，玩的不亦悦乎！
......
时间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但十八岁那年，经历的人和事还历历在目。因为那是我人生新的起点。特别是那小小的“知青点”，其实就像一个社会的缩影。让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我起码看到了在利益面前，“权贵”与平民之间的差异。当然这样的差异任何时代都有。我还看到在那个高喊着假，大，空的政治口号的时代，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是那样的清苦，贫乏。
多年后，我又回到那里，拜见了当年的老领导和老朋友，也看到了一些我教过的学生。大家都很高兴，也很热情。值得欣慰的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生活的很好，很富足！
但还是我忘不了那些以苦为乐的知青们。更忘不了当年那些同学们充满童稚，摇头晃脑地跟着我一起朗诵中国古诗词的声音：
江南可采莲，
莲叶荷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