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依旧
我思故我在
蔡锷，余英时与中华民族的先知
周末看看完蔡锷先生的简短传记，不由泪奔，中华民族一直不缺乏这个民族的脊梁； 蔡松坡先生师从梁启超先生，一度曾被袁世凯带着走（因袁世凯支助过他留学日本并非常欣赏，重用他），然而在其老师梁启超先生的影响和支持下，带头掀起护国运动，与唐继尧，李烈钧先生一起发起护国战争并打败了袁世凯的军队, 然天妒英才，蔡不幸于1916年因病去世，去世时年仅34岁。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祖籍原湖南省寶慶府邵陽縣（今邵阳市大祥区），出生成长于原寶慶府武冈州山门（今属邵陽市洞口县）。清末民初政治家、军事家。曾經响应辛亥革命，後來發動反對袁世凱复辟帝制洪憲帝制的護國戰爭以维护宪政，被誉为护国大将军與军神。
護國戰爭（又稱護國之役、護國戰役、護國運動、讨袁战争、反帝戰爭、反帝制戰爭；民國四至五年，即1915年至1916年）是發生在中華民國的政變，起因是袁世凱在1915年12月於北京宣佈接受君主立憲帝制，蔡鍔、唐繼堯、李烈鈞等宣布雲南獨立，並且發動反北洋政府的内戰。袁世凱的軍隊受挫，南方其他各省之後亦紛紛宣佈獨立。袁世凱在內外壓迫後宣佈取消帝制，並於數月後病逝。“（转载自维基）
蔡松波师从于梁启超，就因为以他为首的“护国三杰”在袁世凯称帝后， 带头向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打响了第一枪并在军事上击败了袁，孙中山先生才有可能卷土重来，才有了1921年之后的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事实上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先生的思想也一直在变， 在其人生后期，梁流亡日本后也与孙中山在互动，没有梁启超及其学生的帮助，袁世凯不可能对清反戈一击，蔡锷及蔡锷提拔的唐继尧也不可能率先对称帝后的新皇打响第一枪，“护国三杰”之一李烈钧是孙中山的人，然而他在云南无任何根基，是唐继尧让他带军队的； 胡适，鲁迅，陈独秀或多或少也都受梁启超的影响；李宗仁，朱德就是蔡锷的学生或部下。
如果要预测中华民族的未来，不得不复习一下中国的历史和思想史；从世俗的角度来看， 如果把<<圣经>>当作一部西方的历史和思想史来看（这里没有对<<圣经>>丝毫不敬的意思，只是一种假设, 为两种文化便于比较）， 与之相较， 一部中国古代史相当于圣经的旧约，一部中国近代现代史就有些类似于圣经的新约，而中国的先知是谁，中国旧约的先知，应该包括孔子，孟子，三国的诸葛，宋的范仲淹， 明朝的朱熹，王阳明，顾炎武等；中国新约的先知应该包括康有为， 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黄兴， 陈独秀， 胡适，陈寅恪，蔡锷， 鲁迅， 李敖，蒋经国， 余英时，刘晓波先生等；当今一部全世界通行的圣经是由几百个神学家编写的，一部中国的思想史也是由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编写而成，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民众，遍布世界的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海外中华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非常欣赏刚刚去世的炎黄优秀子孙余英时先生的名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道理就如爱因斯坦先生的，“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于美国东部时间2021年8月1日凌晨在于睡梦中安详离世，目前已经下葬于普林斯顿他父母的墓旁。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籍贯安徽潜山，当代历史学家、汉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1950-1955年，余英时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为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转载自凤凰网）
非常欣赏陈寅恪先生的名言，“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前不了解余英时先生，看了他的传记，非常佩服他，就其独立的思想，良知和渊博的知识而言，余先生完全可以被视作，近代以来与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黄兴， 蔡锷， 胡适，鲁迅，蒋经国，李敖， 刘晓波先生等类似的中华民族的先知。
胡适当年就是把学问真的是作为“学问”来折腾，而不管学问的目的是什么。简单讲就是中国人说的教书，但不育人，客观上是无法帮助人建立世界观。
学问成为一种爱好，可以钻研，但不考虑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最终走入虚无主义的路数，这就是胡适的特点，本质上是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不论对社会，还是对学生，还是对他人。
也许有启蒙的意义，但属于间接的，而不是他的目的。
余英时也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