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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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赤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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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只有10%在农村。这组数字让太祖暴怒：“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这也是为何到现在为止还有那么多农村人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在家里的缘由。
1969年，由浦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这些学识渊博的高级专家们第一次从基层实际出发，切实把握基层医疗条件，化高深复杂为精简明了，用最浅显的语言，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普及病症的诊断和治疗，这本书不按照传统的做法，先讲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药理学，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务求实效，成为普及大众医学教育成功的案例。
《赤脚医生手册》出版后风靡全国，这本书做到了：只要你能识字，就能做个赤脚医生，对于占当时疾病发病总量99%的各种常见病能迅速诊断和按书治疗。从而为国家迅速培养了大批基层赤脚医生，根本上解决了当时的农村看病难问题。
凝聚着一大批专家心血的《赤脚医生手册》是如此的成功，甚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英国、美国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纷纷对其进行了翻译，先后被翻译的文字达50多种之多！在全世界发行，时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这本书可以帮助一个学医几年还摸不着门诊和抢救门道的医学院学生立刻成为经验丰富的临床医师，也能帮助普通百姓免去求医问药的繁琐花费，自行诊断和救治常见疾病。尤其是对收入不丰的普通家庭和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百姓，意义更加重大，可谓是一本书造福了无数人，挽救了无数的病患生命，说它是一本神书当之无愧。
http://pan.baidu.com/s/1CfC54
赤脚医生是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刚性需求，只要贫困还在，这类需求就只能通过赤脚医生来解决。我有一个亲戚，女，在新疆就是从事类似工作。
我们家那里是新疆的农村，很穷，汉族和维族杂居；原来兵团有个医院，后来撤走了，仅剩下个卫生点，三个医生（两个刚毕业），几间病房，做不了手术，能看一些常见疾病。大病只能初诊，确诊需要去一百公里外的城市医院，价格昂贵，一般人都不去。真正的小病抗，大病就只能等死了。
这个医院的医生都是汉族，内地支边大学生，不会说维语。所以维族人的情况就更艰难了，方圆几十公里，他们找不到看病的地方。去城市的医院的话，动则几千上万的支出，对于年均收入才一千多的维族同胞，更是承担不起，基本上租个汽车的路费都出不起。所以，病人一般要用毛驴车拉着去医院，光颠簸对病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以上是背景。我这个亲戚，是个开药店的；早年是四川一个医学院毕业（泸医？），在四川是医生。但嫁到我们那里，在我们那里挂不上医生资格，于是就开了个药房卖药。由于医院太远，很多时候我们那的人，去医院看了病，药吃完了，病没有好，就按照医生开的药，在当地再买一点；吃到好为止。
由于这个亲戚是科班出生，会给病人推荐一些同类的或者更对症的药；一来二去获得了病人的信赖；慢慢的也会有帮病人看看病，输输液之类的业务。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这无疑是违法的。说白了，她就是一位赤脚医生。
这位赤脚医生很好学，学会了一点维语。维族同胞闻讯纷纷来找她看病了，由于太缺乏医疗资源，她这里看病又便宜。在维族同胞那里，有神医的美誉。我回老家的时候，经常能在她的药房门口，看到一长串的毛驴车、摩托车；都是来看病的维族同胞。
她的医术明显要好于正规的那个卫生点。我就见过她做过外伤缝合、给妇女做人流、洗胃，据说还帮人切过阑尾。她哪里收费便宜，开的药不过十几块，输液也才几十块；经验也足。无论维、汉；都愿意去她哪里看病。
有次我也问她，她这算非法行医，有隐患。她当时告诉我，这些人生病，都没人治，也治不起，只有她能治。她行医不合法，不是她的问题，是政策的问题，大意如此。
聊到这的当天，我就看到前文说的人流的案例：一个维族女青年，和他的男朋友发生关系，意外怀孕。由于女方家长看不上男方（穷）；一直不同意。这个女青年不敢说自己怀孕的事，就找了点堕胎偏方吃了，一个多月过去了，自以为已经没事了。结果一直头晕，腹痛；终于有一天疼痛难忍，告诉这个男青年她堕胎的事情。男青年只能来看医生，赤脚医生。当时，亲戚检查了一下，告诉小伙子情况很不好，建议他去医院，她这里搞不定，弄不好要死人。小伙子很激动，说了半天，但语速太快，似乎还有口音，亲戚的听不明白，找了一个病人给翻译。说小伙子说他没钱，去医院看不起，而且也不敢让女方家里知道，求我这个亲戚给处理。亲戚问了女青年的意见，女青年不说话，反复说了严重性，才说都听男人的。亲戚开始也不给处理，这有生命危险的，能不看就不看。后来两人在门口等了半天，亲戚一时心软，给处理了。男青年当时只带了几十块，连药钱都不够。不过毛驴车上带了个羊羔，当天买了两百多块，亲戚收了个药钱，其他也没要。喊男青年多给买点补品吃吃。后来据说康复了，两人结婚了，还给亲戚送了点核桃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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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里有人认为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可能是我见得多了，写的简单；我推测这后面藏着这一家人的心酸血泪。
那个男青年，将羊羔卖了看病，虽然钱不多，但这可能是他最重要的资产。羊羔买回来要好几百，养大了能卖一千多；对于当地居民而言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男青年将羊羔以肉价卖掉，不仅当年收入无望，而且会亏本。这会给他本来就贫困的生活，造成更大冲击。
而女青年，因为乱吃堕胎药，造成胎儿死亡，然而这个死胎没有排干净，在她体内待了一个月多；对她的身体造成了严重损害。据说是要损害生育能力的，在一个相当保守的传统社会里，这是对妇女最大的损害，汉族如此，维族也是如此。
然后，他们两人结婚了。原本看不上男青年的女方同意他们结婚，此时男青年应该比之前更穷。那为什么会同意？要么女方怀孕的这个事情，被扩散了，“坏了名声”；或者女方的身体收到了不可逆的损害，无人敢娶。无论哪一种，在我看来都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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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此回答下的大部分答主，都是含着金钥匙出身，从小端着金饭碗吃饭的主，一生病就挂急诊专家号往三甲跑的人。
你们不会明白赤脚医生存在的意义，也不会懂赤脚医生当年存在的背景。
抛开历史背景，抛开大环境，你们就是瞎扯淡！！
一句话，你们根本不懂中国医疗环境！
他们专业极差，素质太低，可这在当年已经是优秀解决方案，不信？
诸位不用去穿越去几十年前的农村，就在当下，麻烦在西南的某个山区里得个病试试。。
我相信那时诸位会懂得，“何不食肉粥乎？”是多么无知且自大的表现。
诸位以为今日中国的强盛已经涉及到方方面面，却丝毫不反省自己的无知，开启上帝优越级视角，简直已深入骨髓。
这里抛开政治因素就谈赤脚医生：
前面的
已经谈了很多了，这个制度和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相关，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派去赤脚医生，尽管不专业但是也比没有强。赤脚医生提供的服务属于初级卫生保健（Primary Health Care, PHC），此概念在国际上非常热，来源于1978年《阿拉木图宣言》。
1978年9月，世卫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在哈萨克斯坦当时首府阿拉木图市举行了历史性的初级卫生保健国际会议。会议重点论述了初级卫生保健在国家卫生服务中的重要性、其原则和组织模式以及在此领域中开展国际合作的前景。会议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确定了初级卫生保健是“到2000年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的关键。
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为了纪念阿拉木图会议30周年，其年度世界卫生报告主题为《初级卫生保健，过去重要，现在更重要》。中文报告地址见右：http://www.who.int/whr/2008/whr08_ch.pdf
但其实，初级卫生保健最早来源于中国在定县开展的运动，当时除了晏阳初在定县开展的大众教育实验外，陈志潜和兰安生（John.B.Grant）也开展了针对大众的公共卫生运动，同时陈志潜了首创定县“三级医学卫生保健网”模式，“自1929年起，陈志潜教授创造性地探寻解决中国农村卫生困境的途径。他所面对的问题促使他所建设的农村卫生组织围绕一个新的引人注目的概念：“初级卫生保健”。他提出的这个概念今天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初级卫生保健是全球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主要基础。”
此外，陈志潜因其公共卫生领域的其他卓越成就也被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之父。
可参考 频道页|CMB 和 陈志潜创立定县公共卫生模式 领先世界25年
下面是世界卫生组织简报（影响因子5分左右）对中国赤脚医生的报道
WHO | China’s village doctors take great str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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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乡村医生发展迅速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乡村医生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农村卫生保健的可及性。Cui Weiyuan报道。
第86期，第12号，2008年12月，909-988
中国的赤脚医生为当年初级卫生保健运动起到了主要鼓舞作用，导致后来于1978年在前苏维埃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阿拉木图召开的会议。这些卫生员住在他们服务的社区，侧重预防工作，而不是治疗。他们把西医和传统医学结合起来，教育公众，并提供基本的治疗。
当时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社会医学教授Philip Lee医生在1973年作为美国医学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后，曾在《西部医学杂志》撰文，生动地描述中国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他说，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到处可见的是流行病、传染病和恶劣的卫生条件。“今天的状况已显著不同……死亡率持续下降，特别是婴儿死亡率。主要流行性疾病得到控制……营养状况得以改善，一直在开展大规模的健康教育和环境卫生运动。大量卫生员得到了培训，建立了一个为绝大多数人提供一定程度卫生服务的体制。”
中国农村卫生管理司副司长张朝阳医生说，赤脚医生这一制度对通过《阿拉木图宣言》产生了巨大影响。“世卫组织在七十年代的研究发现了有关卫生成本负担和卫生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为设法解决这一不平等问题，该组织在9个国家开展了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在中国的4个合作中心。中国的经验激励世卫生组织发起了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规划。”
张说，由中央政府发起，但主要由地方进行管理的赤脚医生制度，起源于五十年代。“1968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毛主席撰写的社论后，赤脚医生这个名字开始在六十年代后期流传起来，”他说，“'赤脚医生'这个名称源自上海，因为南方的农民在水田里干活通常是打赤脚的。其实，中国乡村医生在此前早已存在。1951年，中央政府宣布基本卫生保健应由村卫生员和防疫人员提供。
1957年，全国各地已有超过20万名乡村医生，使农民每天可以在家和劳动地点接受基本卫生保健服务。赤脚医生制度其实是六十年代医学教育的改革产物。在那些缺医少药的地区，村医要接受短期培训（三个月、六个月、一年）才能返回各自村里务农和行医。”
张说，这个制度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演化，尽管赤脚医生这个词已不再使用。“这个制度从未停止过。在八十年代初，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中国的最高执行机关）指示，赤脚医生通过考试后可以获得'乡村医生'的资格。没有通过考试的，可成为卫生员，在村医的指导下工作。乡村医生和农村卫生员今天仍然在从事初级保健的大部分工作——预防、教育、孕产妇和儿童卫生保健、收集疾病信息等。农村医生（提供的医护）质量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不断提高。”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福格蒂国际中心项目主管Liu Xingzhu医生在1975-1977年间曾是一名赤脚医生。文化大革命期间他19岁，当时他所在的高中停课，要学习实用技术。“县卫生局在我们学校组织医学培训，免费提供食宿。培训教师是县中心医院各个领域最出色的。这些医生中很多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由城市医院派来的（当时毛指示，'光荣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向工人和农民学习），职业素质极高。他们是最优秀的教师和医生。”
“我在1975年6月份毕业后，在Suliuzhuang公社（在北京以南，山东省的西北部）作赤脚医生，为1800名居民提供服务。尽管严格的培训使我学到了知识，但是当时农村的条件和设备非常有限。我只有一个包，装着一些基本药品、两个注射器和10个针头。”
这既说明了赤脚医生制度的优势，也说明了它的不足。它为农村贫穷人口提供了解放前不曾有过的卫生保健，但是医生获得的有限培训以及设备和医疗用品的限制，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做太多工作。
Liu Yuzhong医生是赤脚医生队伍中的另外一员，在43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在为村民提供基本卫生保健。他现今69岁，被患者看作是一位爱心和技术兼备的医生。尽管他自己说，“我什么都学到了一点，但什么也不专。”他补充说，“赤脚医生在村里，有很多好处。患者都是我的邻居。我了解每个家庭的情况、生活方式和习惯。由于我经常见到病人，即使我第一次诊断不够准确，我可以密切跟踪，下一次的诊断就更确切了。”
八十年代，作为中国经济自由化的一个结果，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垮掉了，Liu Yuzhong被北京东郊的定福庄卫生中心聘用。“我很幸运，因为我在1981年通过了卫生部组织的考试，获得了村医行医证书。”
Liu Xingzhu认为，在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农业实行私有化时，卫生保健服务的确受到破坏。“赤脚医生的工资原来由公社集体支付，现已失去收入来源。许多人转为务农或进入企业。最为直接的影响是，几乎没有人负责农民的接种或提供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很多以往已经根除的疾病在农村再度出现。”
中国在八十年代开始实行用户付费制度，使很多人自掏腰包付费或无力负担治疗费用。最近几年政府认识到有必要提高卫生支出，促进制定新的医疗保险计划，这可能反映了中国对初级卫生保健的特别承诺，即“出于社会平等，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可负担得起的初级卫生保健，”张如是说。卫生部卫生政策法规司雷海潮医生说，2003年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现在已覆盖8亿多农民，卫生系统的公共资助已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然而，张说，卫生保健的标准在中国不断提高，部分原因是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努力的结果，他们受到良好的培训和支持。“中国农村的孕产妇死亡率从1949年前的每10万人150下降到今天的每10万人41.3。同期的婴儿死亡率从每1000人200下降到18.6。中国现有88万多名乡村医生，约11万获得许可证的助理医生和5万卫生员。”他相信，初级卫生保健在中国还会有助于减少贫穷。“只有有了健康的身体，人们才可以从事教育和生产活动，改善生活标准。乡村医生在防止人们致贫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岛美雪传唱度最高一首歌《骑在银龙的背上》讲的就是日本版的赤脚医生的故事。
日本的南海有座孤岛，远离日本本岛，交通不便完全靠船与外界交通。那里有个叫五岛的医生在哪里长期驻守，走街串户为那里的病人救死扶伤。而为啥会取这样一个歌名呢？因为，五岛医生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而那个自行车被取名为银龙，这就是歌名的由来。虽然，被翻唱的中文歌《最初的梦想》也非常好，是范玮琪的代表作。但是，《骑在银龙背上》的原词却有更高更深的思想内涵。
看到没，连日本医疗极其发达地方，赤脚医生或者乡村医生也在发挥它独特的作用。虽然五岛医生是出身于东京大学医学部，但是，他在孤岛上的行医条件没比我们的赤脚医生好到哪里去。但是他最让人感动就是他身上的救死扶伤精神，而这些在我们很多赤脚医生和乡村医生身上也同样能够看到。
我是一个相信技术的人。解决人类健康的钥匙终究是饮食、药品和先进医疗设备。然而，在我们研发出新的医疗科技之前，赤脚医生、乡村医生再到全科医生，他们发挥的作用就是把健康卫生的理念传播到全社会，同时把对人类生命的关爱播种在全社会。
赤脚医生精神核心就是：健康面前，没有阶级，没有贵贱，所有人都有享受它的权利。（致那些在tpp谈判中为药品专利期限权而锱铢必较的美国制药商）。
赤脚医生在全国还很穷逼的情况下，为广大不知道哪辈子才能养得起正规医护人员的穷人提供了初级卫生保健。赤脚医生的作用在于解决“从无到有”这个历史阶段。
初级卫生保健是什么：初级卫生保健_百度百科
现在看赤脚医生，评价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说的一无是处。当然，以今天的眼光，当时顶级医生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医德……没错，医学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当年的名医除了各种首创，能拿出来吹的医术不是很过硬。另一个极端就是吹的天花乱坠。本质上，把赤脚医生吹的天花乱坠的人，跟把美国的月亮说的又大又圆的人，是一体两面。都是为了寄托自己沾便宜没够、想轻松的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的愿望。然，太祖对群众的期许是“六亿神州皆舜尧”，希望你们都是弥赛亚，而不是连实事求是这个太祖思想的核心内容都不顾，把他当无生老母抬出来的白莲教。一旦经济下行没地方报销医药费，想轻松活下去的愿望占据思想上风，就彻底抛开唯物辩证遮羞布，跟李大湿跑了。指望赤脚医生解决人们对医疗的一切不满，跟放着正经医院不去非要找百度推广的那些网站花里胡哨的医院似的。真要是得了癌症且治不好，病急乱投医也就罢了，净是些嫌自己太快之类的问题。还是沾便宜没够，还是想轻松的活下去的蔷薇色儿童梦境。
当时的人怎么看待赤脚医生？请看积水潭医院早期创始人之一，英国洋五毛洪若诗医生在港大的演讲：《我在新中国十五年》英国著名医生洪若诗在香港发表演讲 多废话一句，洪医生演讲时的氛围如果真如《参考消息》上讲的那么好，那么港大当年的时髦跟现在正好相反，真是……
通过洪若诗的介绍，我们可以得知，赤脚医生最大的贡献，是把现代医学带入到处在医学真空的落后地区。毕竟太祖也自谦过，他不过是改变了北京周边的一些地方，中国还是穷地方多。赤脚医生就是解决“从无到有”，就好比有人要被食物噎死了，边上有人会海姆立克急救法就能挽救他的生命。那么能解决“从无到有”就一定能解决“从有到精”么？接上例，能说刚才那个会海姆立克急救法的人能解决受助者的一切医疗需求，或者是多数医疗需求么？
然后，洪若诗医生也反映出了赤脚医生的局限性：靠吹猪肺等教学手段学了几个月的赤脚医生，基础薄弱，再往上走比较困难。反正我觉得靠吹猪肺熟练掌握茶碱、糖皮质激素、β2受体激动剂在哮喘这一常见病治疗的应用，比较困难。最多是条件反射的用，不会举一反三，不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经医学刊物还成天说“同志们茶碱不能跟沙星一起用会出人命的啊”！赤脚医生恐怕理论水平远比不上正规医生。
为什么举例哮喘？别的回答提到了反映赤脚医生的电影《红雨》（《红雨》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不知道比《春苗》差多少，当然前30年的医疗题材影视作品我最喜欢的还是以抢救邱财康为原型的《春满人间》），促成主人公“红雨”学医的动力，就是邻居犯哮喘。赤脚医生数量峰值出现在1975年，480余万人。相当于不到200人就有一位。医学是实践科学，一个赤脚医生服务不了200人，他的辖区可能就一两个哮喘病人，他对哮喘的诊疗实践估计就是“快用吸入剂”。乡村医生的谷值相当于全国9亿农民1000余人分享一位，村医能掌握的疾病谱也是有限的。
当然有人会提出，当年赤脚医生开了一个好头，为什么不继续下去，把它正规化，让一支高水平的医疗队伍留在农村，发扬光大呢？
1975年,某地三县县队办合作医疗室达2xxx处,社队两级管理的合作医疗室4x处,共有“赤脚医生”6xxx人。但在实施中,由于医疗基金太少,限制了卫生室的发展,药品、器械短缺,有的仅用“一根针、一把草”(针灸加草药)为病人治病;有的因管理不善,“干部吃好药,社员吃草药”,群众对此很有意见;还有的“一哄而上”,片面追求免费比例及范围,造成经费拮据,难以为继。自1978年起,赤脚医生更名为乡村医生,其报酬由记工分改为从医药利润中支取,市、县及公社给予部分补贴。
首先，“一哄而上”，赤脚医生的质量良莠不齐。于是在“两个凡是”挂帅的年代，政府就在弥补赤脚医生的素质问题。
1979年,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以行政命令方式推行合作医疗的做法,整顿农村医疗机构和乡村医生队伍。至年底,全市(不含xx县)办合作医疗室1xxx处,社队两级管理的2x处;乡村医生5xxx人,平均每个生产大队有乡村医生2.7人。随着农村全面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全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改革。1981年,市卫生局调查的结果是:①全市(不含xx县)共4x个公社、2xxx个生产大队,实行队办合作医疗的生产大队2xxx个,社办合作医疗的公社1x个,参加社办合作医疗的生产大队4xx个,仍有?4.7%?的大队缺医少药。②队办合作医疗大致有3种形式:合医合药(即医药费全部报销)者,共3xx个大队;合医不合药(即免收医疗费,只收药费)者,共1xxx个大队;合医半合药(即医药费部分报销)者,共2xx个大队。③乡村医生共5xxx人(男3xxx人,女2xxx人),平均每个生产大队2.6人。其报酬主要有记工分、现金补贴及利润提成3种,个别社队实行了专业承包。针对上述情况,市政府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的通知》,并增拨乡村医生报酬补贴经费18.9万元,使每个乡村医生平均每月补助达到7.5元。尽管如此,仍未达到国务院关于乡村医生应相当于民办教师补助水平的要求。同年,市卫生局对乡村医生进行考核,有3xxx人被录取发证。
但是，正规化受到了没钱的制约。当年八成实施旧合作医疗的大队，并没有像一些人鼓吹的那样，实现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医疗共产主义，哪怕是穷逼版的。就这，还制造了腐败机会。半数以上的大队不过是分配收入的时候多给赤脚医生一份，于是赤脚医生不收诊费而已，但是药费还要社员自己掏。四分之一的大队赤脚医生还要收一部分诊费，另有4.7%的大队连赤脚医生都没有。
因为城乡二元化，政府一个月只要掏7.5元（当时的城市学徒工生活费是8元）就算是对乡村医生行进补贴了。但是仍然没有达到乡村医生的补贴应该比民办教师高的国家标准（前阵子刚有一个文件，说医生的待遇要高于公务员）。
1982年,全市（不含xx县)5xxx名乡村医生有90%落实了报酬问题,其中60%的人得到了现金补贴。
而且这一个月7.5元的补贴，还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60%的人有补贴，未必是一个月7.5元。
1983年,实行多种形式的合作医疗。在2xxx个生产大队卫生室中,采取各类承包责任制的达1xxx处,同时,有5x名乡村医生被批准个体开业行医。此后,乡村卫生室逐渐由乡村医生或卫生员承包,变为自负盈亏的个体开业诊所。全市合作医疗相继停办,恢复谁看病谁拿钱的做法。
1983年，人民公社解散的前一年，大家觉得还是分行李回高老庄算了。一个月7.5元都不给，还能提高能力、正规化?都是收大家的钱养着乡村医生，与其基层组织把钱收起来给医生，不如让他亲自向病人收省事。
本村对保留下的赤脚医生的要求，是“相当于中专”。且不说三个月到半年的学习，虽然采取了诸如吹猪肺等灵活教学手段，但是能不能让赤脚医生在理论水平上赶上正规中专生；这都有条件正规化教育了，还吹什么猪肺啊？江西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不也改成了江西农大和各地的县办农业中专了么……其实现在你们看到的乡村医生，就是赤脚医生换了个马甲。他们基本上不要诊费，当初过半的赤脚医生要收药费，现在还是照样要收药费。只不过当时可以“一把草一根针”，可以从公社的节余里出，现在很多药品和材料要买了，所以价钱就涨了。抛开社会问题不谈，只说医学问题。那么现在的乡村医生有一些人说赤脚医生那样那么的神奇么？
本回答没有评价赤脚医生，答主是因为看到有人说赤脚医生都是文盲，所以想给知友提供一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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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是赤脚医生。我十几岁时，曾从箱子里翻出来他的第一本医生执照，上面的一寸照片已经没有了人像，只剩下了泛黄的光板。第一页写着“华主席说……”
我爸爸读过高中，可只上完高一就因为家里需要劳动力而辍学了，他的一个同村同学读到高中毕业后来当了县财政局长。他们两人应该是那个时代村里最有学问的人之二。
在我初一开始学英语的时候，他只记得廖廖几句英语，是“毛主席万岁”、“好”之类，这事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只怕现在他一句也不记得了。
在十八岁那年，他被指定为村里的赤脚医生培养对象，上过半年的医学校（我忘记是什么学校了）。就业后又陆续接受了一些培训，具体频次我记不清楚了。
几十年来，我爸爸背坏了好多个药箱。他先是骑自行车，在我上初中后又骑摩托车出诊。我老家是丘陵地区，住户非常分散，到处都是坡，骑车真是很辛苦。我读高二的时候骑车卖过雪糕，只坚持了三天就受不了了，实在太累了。我从小干农活，在我考上大学离开家乡以前每年两季水稻的种与收全靠我们的双手完成，就这样，我还是觉得那份卖雪糕的工作是我干过的最累没有之一的活。
从去年开始，我爸爸总算有机会去宠幸他最喜欢的钓鱼这一爱好。因为此时镇上的卫生社开始医保报销，住院报75%，门诊报25%还是50%来着，非常便宜，村民们都去那里看病了，所以我爸爸也就几乎没有什么生意了。
手机码字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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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从十九岁起，每天用自行车丈量村里下雨就泥泞，天晴就扑灰的坑坑洼洼的路。直到他快四十岁时，才买了摩托车代替自行车，从此告别“全村最快自行车驾驶员”的称号。
但是赤脚医生绝对不是他们那个时代农村人的最辛苦的工作，相反，是不算特别辛苦的工作。这份工作受人尊敬并且收入过得去，算不差的了。
我家里有两个房间是我爸爸的工作室，墙上贴着药品价格表，上面有几乎所有他能用到的药品。 。。。。。。。。。。。。
又想起一个被我忽视的细节，答题草率真是要不得。
大概从四五年前开始，我爸爸这个赤脚医生终于有组织了，属于拿工资的人。上面给他配了电脑，要求把每个人的病历和疫苗接种情况全部录入到系统中。这个太高大上了，知道了这件事后，我这个已经变成城里人的人表示羡慕嫉妒恨。
就这样，一个快六十岁的农民，要学着干办公室内勤的活。。。
因为他不会拼音，我弟弟就给他配了手写板，到现在好像已经用坏三块了。
前两年，我们家附近的年轻人只要是放假回老家，就会被我爸爸抓壮丁当秘书，因为手写板录入速度实在太慢了。但大部分时候都是他自己利用接诊间隙的零碎时间泡在电脑前工作，他一直爱穿白衬衣，只有此时才俨然一副白领形象。再加上经常加班加点到很晚，就让人感觉真的很白领了。。。。
健康档案话了一两年时间才完全弄好，后来出来镇卫生所看病报销的事，要不是还有工资领，他就算是被过河拆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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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对本题的正式回答：
谈论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
我们先看几组数据：
1940—1944云南省呈贡县（今昆明呈贡区）人均寿命：
平均32.8，男子31.9，女子34.2
剔除因霍乱死亡人口：
平均36.0，男子33.8，女子38.0
联合国公布的1940年拉丁美洲人口平均寿命：
巴西37.25，智利38.70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水平相近，因此可信度较高。（呈贡县数据来自当时的社会学家陈达的调查）
事实上，根据古籍记载以及骨龄测算中国古代人均寿命的结果是这样的：
东汉22岁 唐朝27岁 宋朝30岁 清代33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主要有三：
1.战争
2.婴儿死亡率高：250‰——也就是每四个婴儿就要死一个
3.传染病（猪瘟鼠疫等等）
后两个问题就好比你去打dota，刚开局就随机死一个英雄，然后所有人不定期地被持续伤害技能打中，更要命的是没有驱散没有药膏，只能靠自己硬抗，所以经常就被团灭了。相比之下，和对方开团（战争因素）甚至都微不足道了。
当时人均寿命低下的原因不是缺专业医生，而是没有医生。婴儿死亡率高为什么？大部分接生婆根本不具备基本的接生技术，广大农民对于婴儿护理等也缺乏最基本的常识，许多成年人生病以后也只能喝符水跳大仙。传染病多发的原因则是广大农民缺乏最基础的卫生常识。
已经贴上了毛主席的那段著名指示，说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培养一个高级医师的花费要远远高于培养10个甚至100个1000个赤脚医生的费用，这里面不仅有钱的问题，更有时间问题，高级医师可能需要5年10年，小班教学，赤脚医生集中培训，几个月就可以出师。而取得的效果呢？那些高、深、难的疾病很多都是富贵病，全国有几个人能够得到？高级医师愿意去农村吗？所以那一句”城市老爷卫生部“简直精辟，不是说专业医生不好，而是说，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如果把有限的财力放到培养专业医生方面上去，那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官员老爷先分掉最好的医疗资源，剩下的喂给大城市的居民，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依然缺医少药。
那赤脚医生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是上面提到的，培训成本低、见效快，能够迅速解决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绝大多数常见病；第二点也非常重要，赤脚医生并不是专职医生，他们与广大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使得他们对于每个人的情况非常了解，张三有什么病史，李四最近干的是什么活吃的是什么饭这容易引起什么病等等；更关键的是，可以在疾病初期及时医治，防患于未然。1935年白求恩作为皇家医学会成员，参加了在列宁格勒召开的国际生理学大会，他通过调查发现，革命之后的18年，苏联的肺结核发病率竟然下降了一半以上。苏联的医疗技术水平远不及美国加拿大，发病率下降的原因就是产业工人公费医疗制度的实施。其实大多数高深难的疾病都是由简单的疾病发展起来的，穷人由于没钱看病，常常是能熬则熬，把小病拖成大病，而公费医疗推广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于是列宁感慨道：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在西方是富人康复而穷人死亡，在苏联却是发病率的直线下降。赤脚医生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赤脚医生制度是”爱国卫生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赤脚医生就是运动在农村的领导者。许多人说毛时代搞的是”愚民政策“，那绝对是扯淡，当时的政策是打破知识分子对知识文化的垄断权，做到文化的普及，最终模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界限，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当然，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和本题无关在这里就不多谈了，总之赤脚医生负责传播基本的卫生文化知识，改变落后的生活习惯，然后发动农民进行卫生运动，除蚊虫、填水沟、打疫苗、净化卫生环境甚至锻炼身体。
结果是什么呢？那么落后的一个新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控制了疟疾、血吸虫病、天花、白喉、肺结核，婴儿的死亡率从250‰降低到低于50‰。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均寿命从1960年到1980年提高 了27岁，而同期低收入国家提高约为15岁，中等收入国家为9岁，工业化资本主义 国家为4岁。这些成就用”奇迹“二字都不足以形容它的伟大。
改革开放之后呢。嘿嘿嘿嘿……安全起见，我直接引用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不做评论，和我无关哦：
”婴儿死亡率在80年代早期就停止下降了（World Bank 1997; Liu et al. 1999）。5岁以下孩童死亡率——一个表徵国家健康状况的可靠指标——的下降在1980年代中期就停滞了。这让人忧虑，因为在相似经济增速的国家他们的5岁以下孩童死亡率不会像中国这样停滞的。一些地区曾出现过意想不到的传染病爆发（Zhang 1985; Zhu et al. 1989; Liu et al. 1995; Hillier and Shen 1996; World Bank 1997）。平均寿命几乎没有改变，从1982年的68岁到1993年的69岁（Hsiao and Liu 1996）。
在几乎每个健康指标上，城市人口都比农村要好，而且差距显着增大了（Bloom 1998; Liu et al. 1999）。举例来说，城市婴儿死亡率自从1980年代早期一直稳步下降，而农村则在90年代婴儿死亡率却增加了。事实上，对中国的30个贫困县的一个调查发现令人难过的倾向：婴儿死亡率从70年代的50‰上升到80年代末的72‰（Liu et al. 1999）。当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在扩大时（Hinton 1999; Weil 1996; Meisner 1999），两个地区内部的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健康差距也恶化了。 “
”国家为流行病防疫工作所提供的经费从1978年占GDP的0.11%下降 到了1993年的0.04%（World Bank，1997）。 “
”卫生防疫中心为增加收入，长期兼而从事为工厂测试水质、为企 业验证食物和化妆品的卫生，以及为厂矿职工进行收费的体检等（World Bank， 1992）。更严重的是，199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通过对疾病预防服务的收费和其 他的、如实验测试和收费体检等专门服务实现的收入占到县级卫生防疫站预算的 56％，更占到了县级妇幼保健中心预算的67%（Bloom 1998）。“
”环境卫生项目被忽视（World Bank 1992）。以血吸虫防治工作为 例，报导表明因为公共卫生专案被忽略，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钉螺的栖息地便 不断增长、重灾区扩散范围极广（World Bank 1992）。 “
开的药一般不会超过5块钱，若是知道你太穷,摆摆手算了，帮你付。现在每个月一千多一点的工资，帮着帮着,就剩打牌的小钱了。可惜农村的医生太少，病人太多，外公家也变成小诊所，常备各种药和吊瓶。外婆，妈妈，舅舅都会帮人打针，拔针。
哪怕外公老是帮别人垫钱，可家里并不穷，80年代是村里唯一一个万元大户，靠养蜜蜂和入股邻居家开的粮厂。
受外公影响，几个走得近的亲戚家的孩子基本上都成了非常出色的医生，也算是我外公这个赤脚医生作出的很大贡献吧。
直到去年，外公突然中风，半个身子不能动，他才退休了，便在家休养，打打牌，不过酒烟不禁，用他自己的话是人生得意须尽欢，其实有种活够了的意思，外婆也看的开，随便他.......休养了半个月，村里的新院长，一个野心勃勃的只有医学常识的中年人开始了改革，药价开始长到百元及以上，而且经常治不了人。于是外公家又开始有很多病人了，余下的药用完就没了，病人却越来越多，此时新院长也求外公出山当编外医生，工资一千出头，于是外公整天骑个小电瓶，只有半个身子能动，这样去村医院，上班10个小时或更久，只是他再也没权利开便宜药，也不好意思开新院长的贵药，于是只看病，要由另一个人，新院长的侄子开。
外公基本上没有请过假，直到今天外婆在省人民医院动食道切除手术，外公才休息了一天，不过并没有到现场陪伴外婆，而是在家里和精神脆弱的舅舅呆了一天顺便玩了一天斗地主......对了，给外婆动手术的人是曾经受过外公影响的一个表叔叔。
这就是我外公，一个赤脚医生，他代表不了一个群体，但他的经历算是有一点借鉴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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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回答说赤脚医生没文化之类的，，，我要忍不住炫一下我外公。我外公什么都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小时候天天跟我讲故事，让我背古诗，还会跟外婆唱黄梅戏，整天咿咿呀呀 ?˙³˙??(?•? ? •??)??˙³˙）
但有一点，我外公从来没给我治过病，他说不敢给我治，也不让其他村的医生给我治，
每次去省医院或者市医院，我外公就盯着医院那些器材看，回去就叹气，说把家里最贵的我卖掉，也买不了一个器械，?? (?? ‾??‾? )?? ??然后就喝酒。
不过外公当赤脚医生近50年了，没遇到医闹。他说这是他最得意也最无奈的事，每一个来找他的，要么是小病，要么就是病入膏肓去不起大医院，来找他求死，求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