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记
哲学，科学，你我，生活
今天看到妈妈发来的回忆文章，热泪盈眶。妈妈年近古稀，依然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文字朴实流畅，记录着时代变迁和最真切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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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山阴
1968年，我和同学们一起离开北京到山西省山阴县山阴城公社东辛庄大队插队落户，所不同的是，到文革尾声我没能回北京而是继续留在山阴工作、结婚、盖房置业、养儿育女，一直生活了38年，直到2006年才举家回京。对山阴这片土地，我奉献了青春，倾注了满腔热血，与当地老乡完全融为一体。三十八年间，我不仅经历了艰苦和磨难，也承载了不可想象的贫穷，有很长一段时间，过着极其困难的日子。我想，插队时的艰苦大家也都知道，之所以我们现在还眷恋着那个地方，是因为留念那个地方的人。当时，在我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是当地的老乡无私地帮助了我们。现在，我把当年的一些难忘之事写下来，以感谢山阴县的这些最淳朴的老乡们。
我在东辛庄
在东辛庄插队的两年半是我最艰苦最困难的一段经历，其中最不适应的就是那里的盐碱水，因为常年喝它，我整整拉了两年多的肚子，那个难受劲儿就别提了。我们还常同队里男劳力一起下地锄田，但我们几个女生总是落在后面，到中午了，眼看着别人收拾工具回家，而我们才在半地，头顶上是骄阳似火，眼前是望不尽的庄稼，看着没锄完的庄稼真发愁啊！每到这时总有人来帮助我们，首先是我们二队的正、副两位队长谷玉芬和章贵山，在他们影响下还有一群年轻的后生也常来帮忙，谷玉芬的儿子谷多存来接我们的次数最多，还有丰昌喜、丰昌纪、赵玉家、宝安等也都多次帮助我们锄田。每到此时，总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心中充满感激之情。
我当时负责知青的伙食，遇到过许多困难，时常得到周围几家老乡的帮助。生不着火去找大娘帮忙，不会做的饭又去找大娘帮忙，他们家中的水桶、擦子、面盆等我也常去借用，几乎成了他们家中的常客。大婶大娘们的热情帮助，使我们解决了很多生活难题。再就是村里的姑娘小伙也时常帮助我们，冬天小伙们帮我们通炕洞、倒烟筒灰，姑娘们帮我们压碾，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知青第一次吃油糕压黄米面时，村里的女儿（当地对姑娘的习称）张金莲、梁桂兰、赵梅英等来帮我们推碾，赵丙忠的妹妹帮着罗面，碾房中欢声笑语。虽都是小事，却给了我们无限温暖，伴随我们度过了那些最难熬的日子。
最感谢的是谷玉芬一家和刘德仁老人。谷玉芬是我们二队队长，家有六个孩子，大儿子谷多存（小名兰兰）和我们同龄，最爱帮助我们，兰兰的妈妈善良、温和，除了照顾孩子，每天还要做八口人的饭，家务繁重，但是只要有点好吃的总惦记着叫上知青，我们是他家的常客。
最难忘的是1971年春我从北京回村，其他同学还没有回来，知青宿舍没法住，也没地方吃饭，见此情况谷玉芬主动让我去他家吃饭，并安排我在刘德仁老人家住下。谷玉芬的女人（当地人对妻子的习称）热情地接待我，还经常变着花样做饭，记得一天中午我刚下工正饥肠辘辘，她就给我盛了一碗羊油烩菜，味道真是好极了，至今想起还觉得口有余香。就这样，我在队长家吃了二十多天饭直到知青们陆续返村伙房开伙。遗憾的是我还没回报这位恩人，她就仙逝了。队长谷玉芬身体倒是挺好，去年秋天我们回村时还见到他，88岁的高龄身体依旧健朗，记忆力和精神头也挺好，祝愿他健康、平安！
另一个恩人就是刘德仁老人。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虽没有文化，却给了我母亲般的爱。队长谷玉芬安排我住到她家时，她老汉刚刚去世，老人的三个儿子都在外边工作，我住过去即可给老人做伴又可帮她担水。起初我还顾虑老人是否愿意，但她很爽快地接受了我这个与她无任何亲属关系的北京知青。
春季正是耕地播种农忙季节，恰值我在拉动轱辘，干上一天真是腰酸背疼，每到我疲惫地回到老人家，总有一碗玉米面滴溜、凉粉或是拿糕在等着我，很多次我从知青伙房吃饭回来老人还给我留着饭，老人家来客人要吃好的时定会把我叫上。老人以伟大的母爱温暖着我，使我有了家的感觉，所以同学们从北京回来后我也没有住到知青点去，依旧陪伴老人住了近半年，直到去山阴城供销社工作时才离开那里。
我那时经济很困难，没有钱给老人买东西，但老人从无埋怨。到1974年知青陆续走了不少，队里又安排老人给剩下的五六个知青做饭，当下工回来知青们坐在老人温暖的炕上，听着老人讲幽默笑话与故事，吃着老人花样翻新的粗粮细作美食：豆面条、莜面窝窝、压饸烙、玉米面发糕、土豆泥掺白面的馒头，粉干烩白菜豆腐、莜面菜饺，再沾上老人自酿的米醋、配上老人用茴子白、胡萝卜丝腌制的酸菜…，那段日子成了知青们最难以忘怀的苦中有乐、有滋有味、有家的感觉的插队生活。
我和刘德仁老人的母女之情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知青们全部走后，我在供销社工作期间老人经常来，我结婚以及大女儿出生时老人都来祝贺，我在山阴城盖新房后也曾多次接老人来小住，老人热情地帮我做家务，亲如一家人。
多年后我常想，倘若现在一个陌生人住到我家且不付房租，我能答应吗？可当年老人接纳和照顾了我，以伟大的母爱帮助了一个北京知青。老人在89岁时仙逝了，愿她在天堂快乐! 感谢东辛庄的老乡，他们都是我的恩人，永远忘不了。
我在山阴城
我在山阴城生活了25年。1971年在公社妇联主任刘桂莲的帮助下，我被招工到山阴城供销社当售货员。我急于在当地找工作也实属无奈。因父亲早逝，母亲只有临时工作，在插队报名时就遭到姐姐的反对，理由是那地方太苦养不活自己。但我信心满满，表示到农村后一定好好劳动，年底分红一定带回钱来。但两年多过去了，我虽然拼命干活挣工分，主动要求干拉动轱辘等当地后生们的活，所挣得工分也是全村妇女最高的，但因工分值太低，每年只结余十几元，不用说给妈妈钱了，连自己的零用也要姐妹接济，因此经常闹矛盾，所以我必须找一个挣钱的地方了。我被分配到生产门市，和我的师傅——洪济屯的复转军人韩信岐一起工作，负责全公社的农资供应，那时正值农业学大寨运动，社员是一出勤三送饭，我们是从早到黑没休息日，还经常下乡送货，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我很快就熟悉了业务，熟记住商品的价格、性能，每天进货、卸货、摆货、卖货，月底还要盘点货品，整日很忙很累。当年商品十分紧缺，三大件要公社领导批准，火柴灯泡等一般日用品也同样紧缺，普通社员很难买到。我工作态度好，童叟无欺货真价实，从不缺斤短两，尽量把紧缺货品卖给普通社员，很快就同各村的干部、社员熟络起来，山阴城、马营庄、黑疙瘩乡的老乡几乎都认识我，买东西时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并互相介绍说：看，这是北京知青。1975年后同学们陆续离开山阴回京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许多村干部还是经常同我聊起知青们的故事，使我不感孤单并也乐在其中。
我在山阴城工作15年，尽我所能为山阴城服务。记得一年我回北京时费尽周折搞到电视票，买了一台16吋黑白电视机，这是山阴城的第一台电视机，引得许多村民前来观看“小电影”，第二天人们在门市里热烈地讨论着电视里的新鲜事，既有国家大事也有各地风景，还有各种科普小知识，聊得兴高采烈。一直封闭的农民通过电视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开阔了眼界，也改变着观念。大家都说我办了件好事，我也与他们同乐。
还记得那年我从北京带回一辆儿童自行车，引得孩子们高兴地排着队每人一圈轮流骑车。每次回京的一件重要事就是给当地的姑娘小伙捎衣服。我在北京转遍各大商场，把北京的新潮衣服带回山阴城，姑娘小伙们穿着北京流行的新潮服装走在街上，俨然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我在北京与山阴城之间来往，无意中成了城市与农村文化生活交流的媒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山阴城扎下根来，山阴城的历任书记冠德仁、王尚明、马贡元都很照顾我，1981年大队破例给我批了宅基地，1984年，在山阴城的土地上，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住宅，一座三明三暗的瓦房院。在此我居住了13年，两个女儿也读完初中。期间和街坊邻居互相帮助、和睦相处，老乡们把我当作本地人，我也把山阴城当作第二故乡。
我在山阴城生活25年，把青春和汗水撒在这里。这座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明朝就有记载，古城墙内拥有当时的县衙、学校，还有二十多座古寺庙。听说山阴城正在申办历史文化名镇，祝愿申办成功，愿这座古城焕发青春，放出异彩。
我们爱学生，学生爱我们
1986年，国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供销社已很难生存。恰逢此时，山阴县政府办主任刘海清来看我，我喜出望外，由衷感谢政府还惦记着我。我提出希望调到学校工作。当时人事调动是很难的，但对我这个北京知青却是一路绿灯。县教育局崔满章局长接纳了我，并得到县委书记李满田和副县长刘政国的批准。特别要感谢刘海清主任，他为我的调动不辞辛苦，跑前跑后，终于办成了。
我到山阴城中学当了老师，教过初中政治、历史、地理，当过会计，并参加了继续教育学习，通过三年自学顺利毕业，拿到了大专文凭，评上了职称。
我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农村，中学的地理、历史是副课，升学不考试，所以上课老师多是照本宣科，学生也没人听，课时常被主课占用。我想既然我是任课老师，就必须认真教好课，让学生多学知识。于是我认真备课，找了许多资料，还自制了教具。一定保证每节课按时上，尽量让课堂内容生动丰富。课堂上我给学生们讲了很多成语典故，讲了长江、黄河流域的风土人情，讲了鲁迅的小说《祝福》，讲了夏衍的《包身工》，领着学生们开唐诗朗诵会，作历史地理小报。渐渐地一些学生比较喜欢上这两节课了，还能和我进行交流，我有了成就感，觉得很高兴。
当时学校的条件很艰苦，学生每天的伙食是煮土豆，每个房间要住宿二十多人，人均铺位宽度不足一尺，就这样，有些学生还住不上。我把家中的房子腾出来无偿让学生们居住，照顾他们的起居，像我的孩子一样。
当时学生辍学现象很严重，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有的学生学费、伙食费都交不起。我和我的先生一起耐心地劝阻了许多准备辍学的学生。有一个学生父母双亡家境十分贫寒，几次要求退学，我们几次找他谈话，鼓励他克服困难坚持学业，学校给他免了学费，我们帮他配备了桌凳（当时学生上学需自带桌凳），生活上也尽量帮助他一直坚持到初中毕业。后来他考上岱岳一中，同样在老师帮助下读完高中并考上大学，现在已是某单位中层领导了。他总是说：我是在老师家长大的。我觉得当年我们学校上至校长、班主任，下到各科老师，都对学生有一种真挚的爱，帮助的学生都是家庭极其困难，也没想到要有回报，和现在有些老师只盯着学生的钱包和家长的地位有很大的区别。
记得当年为了给贫困学生减免学费，在校长支持下，我骑车转遍了周围村子，凭着一些老关系给学校筹集经费，奶牛场、山阴城、北盐池、王村、西小河等村子都给与热情支持，这样既保证了学校经费，又得以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现在学生们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许多人事业有成，有的还走上领导岗位。学生们没有忘记我们，如今我们到大同、朔州、右玉、山阴都会受到学生们的热情招待。去年在学生的帮助下，我们在朔州买了一套小公寓，夏天在此避暑，走在街上总能遇到些已经叫不出名字的学生，他们问长问短，关心备至。也有许多来北京工作的学生，总是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我们，有的学生的孩子在北京工作，也不忘来看师爷、师奶。我先生曾动情地说：我教了一辈子书，别的没本事，就是倾尽爱心、竭尽全力，三十八年教出了五六千学生。现在学生们给予我如此厚重的回报，这是我的财富，我的骄傲，我的光荣。
我们爱学生，学生爱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