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戚本禹回忆录（44）

 

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对毛主席 “ 生日讲话 ” 的回忆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生日家宴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张春桥回忆

 

   1966年12月25日，当我走进他的住所时，他正在同李讷、李实姐弟说话，空气很活跃。见我进来，就说，“你想回老窝啊！”我一时脑子 转不过来，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直到他说：“上海形势很好，红卫兵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也起来了，打倒、火烧、批判，政策也好，可以回去看看。”我才明白他的意思。

 

   往下来，我惊奇地发现，上海的情况他比我熟悉得多。他善于把零碎的材料概括起来。又说到最近工作重点就是京、津、沪、辽宁——我们本来是为他祝寿的，竞自变成工作会议了。

 

   中间还询问关锋：老子研究怎么样？他看我不慌，就解释说他〈关锋）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陈伯达认为老子是唯物主义的，统一不起来。我认为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主席在那样 繁忙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哲学研究，这在我们党内好像难找第二个人了。

 

   在吃饭的时候，话倒不多了，空气好像也不活跃了。陈伯达举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只回了一句“你们万寿无疆！”就把杯子放下了。大家似乎也没有什么轻松的话好说。过了一会，吃面了， 他忽然站起来，举杯说：“为全面内战干杯！”大家虽然举杯，但是我始终没明白这杯酒的含义。事实上，后来的许多事都包括在这句话了。

   （摘自1989年1月张春桥给女儿维维的信）

 

 关锋对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生日谈话的回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阎长贵记述

 

   关锋生前，有一次跟我说：“毛主席当时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关锋这个记忆可能是对的。

 

   当时在场的成本禹1967年1月10日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革命造反者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参见I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首长讲话》，第1本，第84页）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主席没有这样说过，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

 

 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王力整理

 

   我看到了不少国内的和国际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样，对于“一月 风暴”及其以后一系列重大事物的背景，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就难以作出科学的评价。所以我先把它客观地加以介绍，然后再 提出我个人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注：是下午，不是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 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没有林彪、总理、陶铸、康生、李富春。

 

   我们到时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那天屋里很热。吃饭是按他的惯例，他招待外国人也是这样，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

 

   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他从来不过生日，这次过个生日。这实际上是个重要的会。

 

   这次毛主席的讲话我印象很深的是，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

 

   毛主席说：“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 “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倡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地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 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 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 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 续。”（注：以上两段，多系王力自己的演绎，毛主席有这意思，但只提了两、三句，没有长篇大论。）

 

   毛主席说，最近时期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毛主席讲话的概念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在吃饭前也说过。除上述的 话外，他吃饭前还说了很多话。这些话在后来的文章中找得到。虽然没用黑体字，但思想是毛泽东的。

 

   “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准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做法的想法。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这次我没记得听他说过。他说的“全国全面”，是指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他说一定要搞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注：这两段王力回忆均不对。毛主席是提出了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

 

   “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毛主席说是抓革命才能促进生产，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才能把妨碍生产力发 展的旧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说，有人藉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众革命到他自己头上。他们过去靠旧框框吃饭，离开旧的一套就不会走路，就不会说话。挑动群众停止生产，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为走资派。任何阻挡这场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

 

   毛主席说，他同陶锜分歧的实质就是这个。（注：我不记得毛主席在此次谈话时提到过陶铐。） 那时相当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对此都不理解。原来说地委以下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后来工矿企业和农村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这两个指示都是根据毛主席指示起草的，可是我这起草人之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毛主席为什么要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毛主席过生日的谈话后我才知道。

 

   毛主席还说：“斗、批、改，改什么？光在文化部门、机关学校改，改些什么？整个国家文化大革命改什么？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工矿农 村还是老一套，那还改什么呢？那就没有目标了。”至今人们大概也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背景。文化大革命是个悲剧，毛主席没有达到他原来设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为毛主席就是为了天下大乱，可是，自己打下的江山，为什么要叫它乱？这次毛主席过生日才说得比较透彻。

 

   毛主席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不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说旧的规章制度）要改 成新制度，旧纪律〈对直接上级绝对服从）要搞掉。毛主席关于大民主的思想，就是这样来的。他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毛主席还讲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没有。专政机关，必须保障人民的 民主权利，专政机关要保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不能乱抓人。只能对确有证据的杀 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说怪话反对领导，而是真正去放毒药）、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间谍活动这些现行反革命要专政，依法制裁。革命群众要发动起来，帮助监督专政机关，保障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毛主席反复讲，放毒不是指的思想上的问题，思想反动的，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抓。要摆事实讲道理，同他辩论。他说，专政限于很小范围。

 

   党内问题，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好，在党内、政府内、民主党派内部，即使确有证据的特务，也要一个不杀。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我听毛主席讲过多次。这一点他是坚持的。但他没有坚持大部不抓。可是后来扩大到对打倒了的大部都要抓了。他没有坚持过去提的大部不抓。（注：这一段以及下面所谓主席讲话多系演绎。）

 

   毛主席说，看起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他说，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竞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这一斗争现在也没有了结。刘少奇之后这斗争还是在斗。各级、各个领域都存在这问题。他们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清除这些影响，使各方面、各领域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要作深入细致的工作，还要有很长时问的斗争。

 

   毛主席说，一定要有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规戒律，打破束缚群众的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学生在一起，参加 斗批改，实现机关革命化。要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领导干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团结大多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毛主席看来，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会站到革命群众方面来，支持他发动的群众的革命运动。他说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这四个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铸的话）。

 

   毛主席在吃饭前说了上面一些话。这是他提出的“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也是他一月份号召全面夺权的根据。这也是他反复强 调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根据。这一番话，也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饭桌上没有什么话，只是祝酒说了一句。吃完饭闲谈几句各人就回去了。

   摘自王力《现场历史》

   （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00-104页，1993年）

 

 姚文元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徐景贤记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那天下午，我们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员们昨天刚刚吃过为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祝寿的长寿面，大家聚集在武康路二号的草坪上，商量着怎么进一步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忽然，文学组的一个青年从楼里奔出来叫我：“老徐，北京有长途电话！”我赶紧跑到办公室，拿起电话听筒，里面响起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夹杂着上海口音和浙江口音的普通话： “徐景贤吗？我是姚文元啊！今天要向你传远一下主席的指示……” 哦，原来是文元。自从他调到北京去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员以后，几个月来，总是我有事打电话找他，他从来没有主动给我电话，特别是在市委写作班宣布造反的前后，我频频向北京打电话，寻求他和张春桥的支持，很想倾听他的意见。但是，电话相当难打，连通过红色保密机也难以找到他，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当时，我心里曾经多次嘀咕：“老朋友也搭起架子来了！”今天，他忽然主动打电话给我，而且要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真使我喜出望外。我赶紧掏出小本子准备记录。

 

   姚文元在电话里一反平常冷静的语调，用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语气说道： “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很高兴，他平时很少喝酒的，昨天和我们干杯了。主席对上海的形势很关心，他从中央文革的《快报》上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主席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我问主席：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主席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我一边听，一边嗯嗯，把姚文元电话传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心里激动得热血沸腾。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他说‘火烧’、‘揪出’、‘打 倒’、‘砸烂’，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姚文元最后说道：“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开会传达？” 姚文元沉吟了一下，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园里吹吹风吧！”

 

   我放下电话，兴奋万状，奔到写作班的草坪上，逢人便说：“刚才文元同志来电话了！文元同志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了！”我想：我宣布造反的时候，虽然有张春桥和姚文元做后盾，但心里还是不很踏实的，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为我们撑腰了，我还怕什么？！

 

   晚上，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二楼的玻璃棚阳台上，由我主持开了一个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会上先由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紧接着哲学组、历史组、文学组以及市委办公厅《支部生活》编辑部的人员纷纷争着发言，有的噙着眼泪，有的庄严宣誓，大家的神情异常忠诚、肃穆。

 

   在讨论中，我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中间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该怎么做？” 胖墩墩的朱永嘉说：“我们市委联络站比其他造反组织条件优越得多，我们要利用这些条件继续开大会批市委。” 从复旦大学哲学系调到市委写作班哲学组来的郭仁杰，操着山东口音说：“毛主席不是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吗？我们把市委档案室里的档案翻出来，把有关内容摘录焉，作为批判市委执行反动路线的炮弹。” 我觉得这些主意不错，表态说：“可以，由我写条子给市委书记马天水批，过几天组织几个党员进市委档案室查档案。这次批判市委的大会要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为口径，由我们负责写出发言稿，大会要和‘工总司’、‘农司（筹）’、‘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 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简称）等组织联合召开，声势要大一点。大会由党校来的程绮华负责筹备，筹备处就设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

 

   一切商量定当以后，夜已深了，我们对着毛主席的画像，轻声唱起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支歌。我边唱歌，边感到自己的身心激动得颤抖起来：这场全国全面内战的结果是什么，我还不能预计，但是，我预感到自己将成为一场重大的历史亊件的参与者，在即将到来的全国全面内战当中，我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一边…… 唱着、唱着，我蓦然想起了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在我造反以后送给我的一副对联：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 今天，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亲”字，我把这个“亲”字真正地融入到这首歌曲里去了。

 

   我们唱得很轻、很轻，歌声只在室内回落，因为就在市委写作班隔壁的一幢楼里，还住着一个市委书记和一个部长。时过中夜，他们家里黑洞洞的，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我们不想惊动他们。当然，在沉睡中的他们，也万万不会想到：就从近在咫尺的市委写作班里，一场席卷全国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风暴，即将猛烈地刮起来了！

   摘自徐景贤《十年一梦》

（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5年11月版第6-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