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戚本禹回忆录（25）

 

第三部分   中央文革小组的日日夜夜

 

第一章 从《评〈海瑞罢官〉》到“二月提钢”

 

1．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他一向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去了国家政权和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尤其是在国际资本主义还处于十分强大的情况下，这样的斗争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这不但是因为在这方面资产阶级还占据着很大的优势，更是由于随着共产党地位改变，取得了国家政权，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的﹑旧的统治阶级的旧思想和旧的传统习惯，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中国这样有着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历史，和深厚的封建文化积淀的国家里，情况就必然是更加复杂。而无产阶级不通过斗争，则取得统治地位和已夺取的政权是不稳固的，倒退、复辟随时都可能发生。

 

   可是，在我们党内，由主席这样认识问题的人却并不多。 从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来看，刘少奇在这方面没有很大建树。他1959年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在1962年再版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小册子，其中可争议的地方很多。当初他1939年在延安出版这本小册子，主要是靠了吕振宇和杨献珍的帮助。杨献珍是刘少奇在北方局的老部下，是刘少奇在思想理论上最主要的也是最忠实的助手。吕振宇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早在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就和刘少奇共过事。后来担任过刘少奇的秘书。刘少奇的历史知识很多都是从他那里来的。

 

   刘少奇平时对理论的研究下的功夫不够。传说的什么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是当年不知从哪里传出来的一个流 言。王光美很认真的跟我们说过：那都是瞎说。少奇同志讲了，他从来没有听过毛主席这么说过。

 

   邓小平是党内有名的不读书﹑不看报的人。他一有空，就是打桥牌，玩。但是这个人很聪明，别人看了几遍还不懂的东西，他看一眼就懂 了。他还特别善于揣摩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心思。邓小平的许多历史知识都是从吴晗那里来的，吴晗和邓小平并不仅仅在牌桌上交友。外界都以为吴晗和彭真的关系好，因为吴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是彭真的下属。其实吴晗与邓小平的关系远远超过了同彭真的关系。

 

   周总理总是忙于各项事务，他对于意识形态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比较“迟钝”的。 其他几位常委在这方面的作为也是很有限的。

 

   党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比较强势的还是彭真和康生。他们两个在与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我记得，彭真被打倒后，毛主席在一次跟我们的讲话中还说，彭真在批（苏）修的问题上是有贡献的，这点不能否定他。 康生对马列经典著作很熟悉，他的古文功底也很深，这方面他不仅在党内，就是在社会科学界也是屈指可数的。胡乔木﹑田家英都是自视很高的人，他们对当时以理论家而闻名的陈伯达都看不上，但他俩对康生一直都是很尊敬的。

 

   其实，陈伯达也有他的长处，他在哲学﹑经济学上的功底比康生强。 毛主席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和叶子龙，其中除了叶子龙，都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很关心，但具体的表现与作用是有差异的。

 

   建国初期，主席就亲自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此前，他又对影片《清宫秘史》中的卖国主义错误，作了多次指示。可是除了江青，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在这方面却一直持消极态度，他们一篇文章也没有写过。

 

   陈伯达在延安的时候，曾写出很多文笔犀利的学术文章，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应该说，陈伯达还是有学问的。只是他这个人私心重，在政治思想路线上善于见风使舵，容易动摇。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先是站到彭德怀一边。主席一说话，他马上回头，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批判彭德怀。本来他在会上是受批判的，因为毛主席说，秀才还是我们的人，才被解放。庐山会议之后，他又紧跟毛主席，在反修理论上做了不少工作。所以，他后来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

 

   胡乔木本来是毛主席最器重的笔杆子，在主席的几个秘书中，他的理论思维能力是最强的。我听田家英说，建国之初，毛主席在写《评“白皮书”》等六篇文章的时候，规定胡乔木每天二十四小时内都要随叫随到，主席一有什么新的想法马上就把他叫过去商量。

 

   可是后来胡乔木在政治思想路线上却一直倾向于刘少奇。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他也和彭德怀站到了一起。尽管后来毛主席保护了他，但他从庐山下来后，就一直在家里养病了。

 

   田家英在诗词方面颇有造诣，但要论写文章，他比陈伯达、胡乔木都要逊色。他后来在政治思想路线上倒向了刘少奇。这也不难理解，刘少奇担任了国家主席之后，仍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经常找他。日积月累对他思想影响不小。

 

   叶子龙主要是搞机要工作的，他的文化水平有限，不能在这方面过高要求他。

 

   如上所述，在“五大秘书”中，唯有江青对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要展开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思想理解得最深刻，这同主席对她在理论思想上的严格要求有关，主席看什么书，要求她也跟着看，而且要写笔记，主席看过的好文章，也经常批给她看。她是喝“蜂王浆”成长起来的。

 

2 ．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主席提出批判《武训传》时，江青就带着人下去调查武训，为批判《武训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到了60年代初，她又开始从京剧这个传统的戏剧入手，对旧思想、旧文化进行革命改造。

 

   1964年夏天，江青几次叫我去看京剧现代戏的观摩演出。江青对我说：这也是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你也得关心。她还让我写评论。可这 方面我并不懂行。所以没能完成她给的任务。1966年初我去上海时，她又两次让我和她一起去看她指导创作的样板戏的排练。以后她又叫 张春桥领我去看样板戏。江青跟我说，她在北京抓京剧现代戏的时候，曾经和彭真、邓拓他们打过招呼的。但彭真他们只是表面应付她， 实际上并不欢迎，也没有真正布置落实，所以一些京剧团的领导并不积极配合。因为市里和文化部都没有给他们这个任务。

 

   但是江青搞京剧革命争取到了周总理的大力支持。我听浩亮（他和我是秦城时的难友）说，“样板戏”这个名称就是由总理亲自定的，而不是江青定的。后来组建“样板剧团”，也是由总理亲自决定的。有一次，毛主席去看样板戏的时候，演员们向毛主席提出要求参加解放军。主席回答得很巧妙，说你们要求参加解放军这是好的。但是群众也不一定希望他们看到的节目都是由部队来表演的呀。主席这么一说，下面就难办了，到底是给参军好？还是不给参军好？结果还是总理想出了办法，所有的“样板剧团”都由总政发给军装，但不发领章和帽徽，也不算是现役军人。

 

   江青对样板戏确实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原来的《红灯记》是杜近芳演铁梅，她的梅派唱腔是绝对好的，别人都达不到她的水平。梅兰芳甚至说她唱得比他好。浩亮跟我讲，那些老京戏迷都只听你的唱腔，不管你的长相怎么样的，也不管你的动作好不好，主要就是唱。而且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该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而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她也是年轻漂亮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浩亮跟我说，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音，她马上就听出来，说，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们都服她。她确实是个内行。

 

   程砚秋老先生和江青交往很久，他生前都说江青真懂京戏。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 《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出场的亮相也是江青设计的。江青说，英雄的首次出场就像一篇文章的开篇之笔，是这出戏成败的重要一环。杨子荣的出场亮相，童祥苓（líng 青翠茂盛）试了很多次，连他自己也不满意，最后还是江青亲自跑到台上教他怎么摆弄动作。手和腿该怎么放。经过江青指导后的杨子荣的出场亮相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获得了观看排演的观众和专家们的鼓掌喝彩。

 

   江青有时看排演的时候，会把身体从侧面低下头去看。她说这是观众看戏的角度，你戏演得好不好，一定要从观众的视角来看才知道。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而且意境也大不一样。 像“迎来春色换人间”、“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些词句就是主席改的。可大家都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赵燕侠原来与彭真他们关系很熟，她唱得确实好。我看到江青对她也很好，但是她好像是受到什么人鼓动，就是不大听江青的话。文革开始后，底下的群众斗她，说她是彭真黑线的人，要她交待和彭真他们的关系。江青说，不要斗了。还是要让她出来演阿庆嫂。可是她还是不肯按江青的意见改戏，甚至出工不出力。所以江青只好叫洪雪飞来代替她。江青跟我说，洪雪飞比起赵燕侠来，那不是差一点，而是差了一个档次。但赵燕侠争取不了，也没办法。

 

   在看《白毛女》时，我提了个意见。我说剧中的喜儿出逃，好像是有点个人奋斗。她一个人怎么生存呢，这比在孤岛漂流的鲁滨逊还难啊，怕有个人同她一起逃出去也好一点。剧团的人觉得我讲的有道理，还真的去改了。他们设计了一个丫头同她一起出逃。江青知道了，就批评我说，你别去瞎提意见了。白毛女一个人逃出去，这是群众已经熟知了的，你弄两个人跑出去，那还叫不叫白毛女啊。你有什么意见得先跟我商量。你下去这么一讲，人家不改也不好。不过她认为我的意见还是有合理的一面，后来就在剧中增加了一下群众场面。

 

   对芭蕾舞，江青其实并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学。英国芭蕾舞《红菱艳》那部电影她都看了十几遍，还总叫我陪她一起看。开始我还觉得蛮 好看，看了几遍我就觉得烦了。但她还是专心致志地在看，她要从中找到芭蕾舞的特点，它的艺术形式，它的表达方式。她说，芭蕾舞的艺术语言很大一部分就在脚尖上，它是用脚尖来说话的，肢体语言就是舞蹈艺术的灵魂。她还说，电影表演要看眼神，电影的特写镜头很多都是写眼神的，它是用眼神来说话的。她还教我，看人也是要看他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她说，毛主席老引《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讲的就是处事看人，她说，你只知道看书，写文章。再下去就成书呆子了。她那时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样。她对我说，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当弟弟。

 

   江青所领导的京剧革命，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非常成功的。这对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影响很大。

 

3 ．江青和《评新编历史剧 < 海瑞罢官 > 》

 

   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通过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并交给他一本刊登吴晗《海瑞罢官》剧本的《北京文协》杂志。这件事得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大力支持。当时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也都是积极参与和支持写作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文革结束后把这件事说成是江青他们瞒着上海市委“秘密”进行的。 这是不对的。

 

   在1966年上海工人起来造反的时候，曹荻秋还叫人到北京找过我，说上海市委是积极支持批判《海瑞罢官》的，所以他们是“红线”上的人，不是“黑线”上的人，希望中央文革出面对上海造反的工人做工作。 还有的人说，江青开始时是找李希凡批《海瑞罢官》的，但被李希凡拒绝了，这也是胡说。李希凡跟我很熟，上世纪90年代我当面问过 他。他说，哪有的事！江青交给我任务，我当时是很高兴的。他说，别说是江青叫我写，就是总编来叫我写，我也不能不写啊。可是他当时手头确实还有别的任务，一下子抽不出时间来。而且他那时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根本不了解，他怕完不成这个任务。而江青也不能等到他完成手里的工作再去熟悉材料，再来写这个文章。所以就另外找人了。我跟李希凡一直都很好，我相信他的话。我建议他把这个过程 写出来，他答应了。不知道现在他写出来没有。

 

   江青后来跟我说过，本来曾想到让你一起来参加的。但当时你正在参加批判李秀成的讨论。李秀成讨论结束后，你又去农村搞四清了。 四清回来后你又生病住院了。江青是在1965年12月，我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之后，跟我说这番话的。她说，我没找你， 你自己倒参加进来了，这也挺好。

 

   还有人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预先的布置写的，而后他还亲自改了三遍。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江青跟我说过，她是和主席商量过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但具体怎么写主席并不很清楚。主席后来说，这篇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如果主席看过文章后并亲自改过三遍，怎么会对文章未击中要害这点不加以修改呢？

 

   据我所知，姚文元的文章写好后，江青确实送请主席审閲，毛主席也说他看过三遍。但从现有档案看并未看到主席对文字作过修改，现存的文革回忆文章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引述主席对姚文元的文字修改。毛主席看过姚文元的文章但未动笔修改，应该是真实的。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不许中央和北京的报纸转载这篇文章。邓小平 也是反对这篇文章的，他曾对吴晗说过，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

 

   党内也有很多人，像总理、叶剑英等是支持批判吴晗的。1965年的11月26日罗瑞卿在上海时见到江青。江青跟他说，姚文元在上海写了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发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不理睬。罗瑞卿当场表示，我们《解放军 报》支持。他马上打电话给《解放军报》社，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叫《解放军报》立即在第一版上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 一个态度很鲜明的编者按。后来还听说，周总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得知姚文元写作与发表是毛主席同意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讲明，并与他一起审定《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按语，在11月30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作了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我也是从那天的报纸上看到的。那时《文汇报》记者艾玲来北京，她分别找了我和关锋等人，想听听北京学术界对发表这 篇文章的反映。艾玲跟我说，她听江青同志介绍过我的情况。我那时和关锋还不在一起，我俩也没有商量过，但却都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了支持。艾玲听了我们的意见大为高兴，因為她跑遍了整个北京，没有在学术界找到什么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现在居然有关锋、戚本禹表示支持！她就把这个情况反映了上去。

 

   主席、江青对我们很满意，我们就成了北京的左派，我支持姚文元主要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的。 但从心里说，我觉得姚文元的文章有些地方写得还不够理想，一个是没把“清官”问题说清楚。没有揭露出“清官”在本质上也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另外，我觉得把海瑞“退田”和1962年的“包产到户”、“单干风”联系在一起，也有点牵强。海瑞要大官僚徐阶把多占的土地退出来，退给其他的官绅地主。可当时主张“包产到户”、单干的人，是要人民公社向农民退田。两者不是一码事。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一个是为海瑞鸣不平，一个是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这才把《海瑞罢官》这出戏的主题给点出来了。

 

   我当时听了主席关於《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传达，真有一种醍醐灌顶（佛教语，用酥酪提取的油浇头，像当头灌输智慧，使人彻底觉悟）的感觉。我难以相信，怎么深居简出的毛主席对社会动向的了解竟然会那般细致入微。当时，1960年初期，社会上确实存在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确实借着《海瑞罢官》这部戏剧在为1959年庐山会议翻案。他们认为彭德怀就是现代海瑞。他们不管海瑞和彭德怀所主张的退田内容有什么不同，反正认为从公社退田单干才是中国农村的出路。他们认为彭德怀是为民请命，所以才遭到了海瑞同样的命运——罢官。

 

   吴晗老觉得的《论海瑞》是奉胡乔木之命而作，而且不是刮“翻案风”、“单干风”。但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那股逆时代发展的暗流才不管这些，他们就是要借助《海瑞罢官》这个题目来阻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为复兴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鸣锣开道。所以双方都在上纲上线，而且上得都很高，只不过一方是明线，一方是暗流。

 

   为什么一篇文艺评论文章会引起这么大的历史反响，关键是文章背后双方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对抗和冲突。这才是要害，其他都是枝节。吴晗、邓拓、彭真、姚文元、张春桥、江青等等的个人命运不过是这两股强大社会力量总体对抗和冲突中不可避免的章节而已。

 

4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我写《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也和我写《评李秀成的自述》的文章一样，并没有谁给我下过什么指令，完全是自发的，那时我从 通县搞“四清”回来，在家养病，因为不用上班，所以就经常到“红旗”杂志的图书馆去看报刊杂志，了解当时学术界的动态。那时学术 界还是很活跃的。我看到了翦伯赞不断在倡导他的反对用阶级观点看待历史的所谓“历史主义”。我就想，这种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并充分肯定和赞扬农民革命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可他们这些教授却认为农民革命，在历史上只起到了破坏和倒退的作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

 

   于是，我就在文章中写道：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是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恣睢（suī）（残暴放任）、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

 

   我的这篇文章是由《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和副总编辑胡绳、范若愚、邓力群四人审阅签字，发表在1965年12月6日的《红旗》杂志第13期上的。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姚文元在上海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但我的文章在阶级立场上和历史观上与姚文元的文章都是一致的。而这个时候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出来，事实上就成了呼应姚文元的第一篇文章了。

 

   在我的文章发表半个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也才一个多月的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个人、一起谈哲学和历史问题的时候对他们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我没有参加那次谈话。那次关锋离开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是他母亲生病，他要回山东看母亲。他回来后，我问他，你母亲的病好了没有？他说，你真以为是我母亲生病？我母亲没有病，是主席要我去杭州。然后关锋向我传达了主席说的这些话。

 

   1966年7月18日主席回北京后，有一次同我们见面的时候，主席又谈到了我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主席说：你的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是马克思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得来的。也是我说过的老话了。你把我的老话又重新翻出来了。

 

   在主席 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明白主席的意思。到了1966年8月毛主席在支持红卫兵运动时，再次引用了这句话，使“造反有理”成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和行动纲领的时候，我才深刻地理解了它。

 

   在主席指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的缺点后，我和林杰、闫长贵三人组成了一个小组，继续以《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主题写了第二 篇文章。这篇文章中点了翦伯赞的名。之后，写第三篇文章又进一步上纲上线。这第三篇文章虽然是闫长贵执笔的，但参加讨论、修改是三个人。发表的时候也是署三个人的名。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翦伯赞在土改中有包庇地主家庭的问题。我也没有认真核对地方上送来的材料，就说他包庇地主，并进而把他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了。文革后经他家乡党组织核查，翦伯赞在土改中虽然对划分的家庭成分有看法，但并不构成“阶级异己分子”。所以我当时这样说他，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应由我负主要责任。

 

   1968年冬，毛主席提出要纠正对翦伯赞过分的批判，指示要保护翦伯赞，给出路，还让总理派人去北京大学传达了他的意见。那个时侯我 已经被关进秦城近一年了。当时聂元梓已失去权力，由军人王连龙领导的军宣队掌握领导了北京大学的文革运动。军宣队、工宣队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配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人逼供翦伯赞。

 

   1968年12月16日下午，翦伯赞夫妇自杀身亡。尽管翦伯赞死亡悲剧发生时，我和林杰、闫长贵都已进了秦城监狱，他们夫妇也不是为我们写的那篇文章自杀的，但我们的文章也确曾给他造成了压力。对此，我一直都感到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