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张国焘《我的回忆》79 洛川会议

 

第二十一篇 抗日战争

第一章 洛川会议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全面点燃的侵略战争在卢沟桥爆发了。

   七月十七日，蒋介石氏发表了有名的庐山谈话，声明中国局势已到了“最后关头”，提出了关于保全华北领土主权的四点最后立场（蒋的庐山谈话全文要点见张其昀著《党史概要》第三册，第一一四三页至第一一四六页——台北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一年初版）。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一日，日军先后攻占平津，并沿平汉津浦平绥三路，进攻保定、沧州、南口等地，八月十三日进攻上海。这些就是八年抗战的最初几件大事。

   当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就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通电全国，主张全民族实行抗战，不让日军占领寸土尺地。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事发表宣言，声明与国民党共赴国难，以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为共同奋斗的总目标；并郑重声明下列四点诺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终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国家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职责。

   在这个宣言之后，还明文宣称：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中共所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全文，见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三五四页至第三五六页——上海商务，一九五一年第九版）。这两个文件，象征着中共极力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决心。

   我们在这里不必着重叙述抗日战争的实际经过，却亟（jí急切）愿对当时情况，略加分析，特别是中共抗日政策的实际形成及其演变的经过。

   当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在洛川所举行的中央扩大会议，曾因抗日政策，引起严重的争论。毛泽东、张闻天等，或明或暗的一意孤行，也使我这个反对派被逼不得不离开延安。在本篇里所要说到的，只是抗日战争开始时的一段经过，也许可以对了解中国时局的未来发展，给读者提供一些线索。

   日本侵略中国的步骤，是太急进了，逼着中国人民不计成败，团结一致，奋起抗日。当时许多想象不到的事，都成为可能。例如抗战以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国共实行和解等等，都非一般人始料所及。卢沟桥事变后，由于战事的发展，走上统治中国的王座，更是人们所预料不到的。

   当时人们的抗日情绪达到了沸腾点，延安自然也不例外。毛泽东等利用这种兴奋的情绪，大声疾呼——在全国范围内，抗日不分党派，只要抗日，便是一家人。在中共和红军内，毛泽东同样号召抗日高于一切，并说明现在我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讲团结，中共内部更应不分彼此，忘记过去的党内斗争，一致团结为抗日而努力。这些号召，不仅激励士气，而且这顶抗日的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使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之下，实现自私的勾当。

   有识之士，对抗日前途当时都不敢过分乐观。他们强调，中国不得不抗日，与其不抵抗而亡国，不如起而抵抗，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及时得到友邦的援助，不愿在日本军事压力之下，中途与日本妥协。他们不希望亲日派或对日妥协分子，乘机抬头，并相信抗日势力的团结能够压抑投降论者的言论。这些善良的希望往往集中到一点，即是抗日无论如何艰巨，最重要的是全国抗日政府的体系，能够始终维持不坠。即使中国受尽折磨，只要统一的抗日政府存在，将来总有翻身之一日。

   这种忧时忧国的论调，在延安也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慎重提出过。但毛泽东等不予重视，中共的要人们，也和普通群众一样，高呼抗日必胜，抗战到底，反对唯武器论，反对抗日缺乏信心等等。他们口中所喊的，与他们心中所想的并不一致，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

   当时国共关系，相当微妙。这两个由敌而友的新伙伴，一面高唱共赴国难，竞相表演好的姿态，另一面是同床异梦，互相猜疑。这些勇于内争的角色，在民族大义面前，似都缺乏应有的气魄。

   卢沟桥事变时，毛泽东等很耽心南京不能坚持抗战，因此在为南京政府坚持抗日打气。当年八月初，中日战争正在华北大规模进行，于是毛泽东等放心了。他公开表示：“蒋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张闻天也很得意的说：“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无力危害我们。”这些话不仅反应出国共间多年的怨仇，而且暴露出对内仍重于对外的想法。

   七七事变以前，南京政府，大体上没有干预延安的事。抗战爆发后，双发接触频繁，大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内情，陕西省政府委任一个延安县长，径来延安就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也派人到延安，设立县党部。南京政府曾屡次催促，中共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山西前线，并准备派联络参谋到延安来。这些事曾引起毛泽东等的极大反感，认为是渗透捣乱行为，不利于中共。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的说：“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了；如果听任国民党将领们的指挥，那么，红军可能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火的牺牲品。如果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了军事本钱的中共。这些想法，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后来在洛川会议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发点。

   七七事变后，我这个住在延安城外山上的人，仍然没有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也不愿预闻中共中央的事，但常被邀到延安城内去参加时局的讨论。我回想中共这多年来，搞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现在回过头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反对日本侵略，奋斗目标，仍然是民族主义，换句话说，就是不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对此我曾感慨万端，深深觉得，中共一向都为左倾空谈所误，现在如果还不老老实实做些抗日工作，很有可能成为民族的罪人。

   从这些思想出发，我曾向毛泽、张闻天等，先后表示过我对抗战的基本看法。我们谈到国民党问题的时候，我曾说到国民党能这样坚决抗战，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可能在对内政策上有若干改善。谈到国共关系时，我也表示，国共第一次合作，是两党完全混在一块，因此吵闹不休，现在国共两党的界限分得很清楚，适宜于互相竞赛，可以避免彼此间的许多冲突。说到抗日前途时，我主张中共应采取积极政策，团结抗日势力，促进国民党政府的进步，务使日本侵略不易得逞。这些初步性质的谈话，当时还未引起辩论和争执。

   抗战初期，到处一片热烈气氛，人们都为抗日热情所鼓舞。南京西安等地的使者，上海等地的新闻记者，不断的访问延安。其中最重要的，是南京派来的一个军政视察团，由十余高级军政官吏所组成，其使命又与国共合作大有关系。我被邀请和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一同招待这些使者，极尽地主之谊。我们论调一致，强调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表示共赴国难，抗战到底的诚意。

   当时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抗日的真意何在，还没有完全表明。延安情况，也还有点五颜六色，譬如军人服装就不一致，有国民革命军的，也有原来工农红军的。毛泽东就有两顶军人便帽，一顶是新制的国民革命军式的，有外来客人时，他便戴上；一顶是原有的红军帽，有红五角星徽，参加中共内部会议或到“抗大”讲话时，他特别戴起来出台。

   当时许多人因为军帽不一致，常避免戴帽，毛氏的举措，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毛氏要借此表示一下他有表里不一的两套。

   当时毛泽东聚精会神处理红军的改编工作。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往返电商有关这件改编工作的实际处理办法。南京方面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编工作，以便中共军队能开赴前线抗日。毛泽东所注重的显然不是迅速开赴前线，而是如何保护他唯一的本钱，使红军不致在改编中受到损失，更企图运用这套本钱以备将来夺取天下。我一直没有预闻这些事，毛氏也有意瞒着我进行，但从许多事实中可以看得出他的企图。

   这次改编工作中，毛氏完成了他对红军的控制。这自然是他第一个要达到的目的。驻屯在延安附近的红军，主要来自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和陕北本地。这些军队系统不同，地域及语言各异，军事干部便不能任意安插。以人数而论，四方面军的人数最多，陕北本地人次之，第一和第二两方面军的人数较少。毛泽东将这些军事干部混合运用，使其互相牵制。再又强调党的领导，广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各级政治部和军中特工组织的职权都提得很高。

   毛泽东所企图达到的第二个目的，是对付南京的压力，使红军虽经改编，仍不致为广大国民革命所消化，要留有自由发展的余地。当时毛氏向南京所呈报的红军总人数是四万八千多人，连延安的后方人员，亦计算在内，其实作战部队只三万多一点。南京方面却只承认改编人数为两万多。这个争执的着眼点，自然是部队经费和一切补给种类的数量问题。为此毛氏曾多次电南京的周恩来和西安的林伯渠，分别向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西安的行营提出种种要求。毛泽东不厌其烦的如此做法，不仅为了增高红军的地位和获得部队所需较多的物质，而且对红军内部来说，可以证明他正向南京争取平等的待遇。

   其实毛氏所愿意接受的，只是改编之名，他要保留红军内的一切成规。他耽心红军干部会受到国民革命军薪给制度的影响，故极力鼓吹红军配给制度的优良，官兵生活平等的重要。国民革命军实际上并没有甚么国民党的领导，也不重视政治工作，毛氏唯恐受到国民党这些影响，因此特别强调红军原有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体系，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

   在毛泽东看来，游击战术是对付日本侵略者的不二法门。但提起对日军打游击，自然就联想到要建立敌后根据地，不用说毛泽东自然很重视此点。他当时正忙着调动大批“抗大”学生（多半是从外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分派到红军各部，参加政治部的工作。其目的是使这些知识青年，将来到了抗日前线能够开辟敌后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抗日前线地方武装，解决军队物质需要，组织民众团体，办理“抗大”分校等等。

   当时直接对日作战的有关工作，许许多多亟待进行，毛泽东都因忙不过来，压后办理。那时我曾当面对毛氏说：我们的军队从前都是惯打内战，对日作战都很外行，我们应当使我军的指挥员了解日军的情况，特别是对日军打游击应注意的事。毛泽东虽然表示赞成，但一直未有采取具体步骤切实进行。后来还是周恩来在洛川会议的时候，才组织训练班，研究日文、日军文告和日军动态等等。

   中共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才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以命令发表，但早在当年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大致商拟定案了。其要点是朱德任八路军的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指挥。八路军编为三个师，番号是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林彪任一一五师师长，贺龙任一二〇师师长，刘伯承、徐向前（徐向前在西路军失败后，经过极其艰险的历程。于“七七事变前返抵延安）分任一二九师正副师长，因为国民革命军没有政治委员制度和名义，因此八路军中的政治委员，就成了没有经过任命的黑市委员了。

   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以南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山西前线，受阎锡山指挥，阻止日军前进。周恩来也由南京来电，要求八路军遵命迅速开往，表示抗日的积极态度。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托，不是说补给尚未充实，就是说编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展缓出发。

   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正大规模的进行，八路军出发山西前线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次扩大会议，以便在八路军出发前，决定中共在抗日时期的全盘政策。这个议案决定后，毛氏即电周恩来、秦邦宪等赶回参加。我事先不知道这个召集扩大会议的决定，毛氏因约为面谈，正式通知我这一决定，并邀我前往参加。我当时毫不迟疑的答应了，因为我想到，无论如何对抗日总应表示积极，因此应当参加这一会议。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南九十公里的洛川县城附近一个村庄内举行，因称之为洛川会议。洛川当时是陕北边区和国民党地区交接的地方，洛川县县长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所任命。城内交通要道上，驻有少数国民党军队，洛川四周乡村则系八路军重兵屯集之所。这次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是便于八路军的中共将领们参加，和举行各种军事干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约二十人，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首脑外，有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朱德等重要军政要员。

   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首先在会议上提出抗战爆发以后中共基本任务的报告。他说明以往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现在抗战既已成为事实，就应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他认为国民党的抗战，只是片面的和军事性的。国民党的本质仍属反动：它包办南京政权，抗战更会增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反对民主化，不敢动员民众，反而多方抑压，也并未放弃消灭中共的野心等。而且蒋介石随时可以与日本妥协，调转枪头，对付中共。因此，国民党不是为了真正的全民抗战，而是为了维持反动政权的单纯军事性抗战。

   由此，他认为中共的任务，既要与日本侵略势力作战，又要反对反动的南京统治。他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是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最后胜利归于劳苦工农大众和中共。张闻天似是鉴于一九二二——二七年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做法曾遭失败，这次如果再提出争夺抗战领导权，未免语义含混，将来难免重蹈覆辙。他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肯定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和蒋介石等都因战争而瓦解。张闻天还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其内容和他的演说词相同。这个草案提名为中共抗日的根本任务，失败主义的策略为其内容的重点。

   毛泽东继张闻天之后发言，表明支持张闻天的见解，接着对中共和八路军应采取的是计策略，详加阐述。他认为日本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决无幸胜之理。目前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此可以打胜，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需。

   现在抗战既已爆发，就应冷静认识，抗战是艰巨的任务，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持久战中，中共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才能使中国人民有获得胜利的希望。
他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他主张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的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后仍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概应用各种借口，予以推脱。

   红军虽改称为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里来。中共所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员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政治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达到争取民众的目的。

   我当场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言论，觉得他们把底牌揭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遭到蹂躏，民族大义也不受重视，抗日烈火也并没有改变这两个自私的阴谋家的心肠。我决定不顾后果、仗义执言，首先指责张闻天的谬论。按照中共的不成文成规，每逢当权者提出政策后，反对派或被视为反对者可优先发言，以便正反两面意见都能供会议讨论。

   我继起发言，首先针对张闻天所说过的话，指出现在的抗日战争，不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我们这次是民族滋味战争，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争霸战。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与沙皇建立起对外的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主张要沙皇失败；现在我们已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是不能提出使蒋介石失败的主张的。

   我接着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经历一个历史时期，应与抗日战争相始终，甚至要延长到抗日胜利以后。试想蒋介石如果中途与日本妥协，对中共有百害而无一利，首先日本的压力会完全落在中共身上。中共既然与蒋介石氏同舟共济，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只有推动他们抗战到底，影响他在内政上实施若干改革和求得进步。根据目前的情况，蒋介石若失败，中共也难逃失败的厄运，因为彼此命运是联在一起的。

   因此，我提出胜利主义的策略来与张闻天的主张相抗，并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使日本侵略失败，抗日的全体中国人，不分党派，都应获得胜利。现在大家为抗日努力，将来都应该分享胜利的果实。至于那一个能在抗日竞赛中，走在前面，要看各自努力的程度而定，并相信中共绝不会落后。

   我发言后，周恩来针对毛泽东的发言，表示不同的看法。他主张说明蒋介石既已抗战，就决不会中途妥协。他从蒋介石个人倔强性格和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来分析，认为毛等这种顾虑并不存在。他也强调中共应从积极抗战中，来提高它的政治地位，尤其要顾到我们过去所说过的话，过去我们一直说中共与国民党精诚合作，共谋抗日胜利，八路军将开到抗战的最前线去，担负冲锋陷阵的责任；现在，我们不好在事实上有表里不一的表现。

   他接着指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自主，只能就相对而言，不好公开违抗南京的命令。他提出许多方法可以实现相当的独立自主，例如我们可以向南京公开说明，应按八路军的游击专长，来分配它的作战任务。在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中，也可以在形式上奉行国民政府的法令，而实际保留我们自己的精神。他不赞成八路军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这样会被人认为抗战不力，他主张在有利情形下，可以与日寇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

   接着，其他到会者或多或少的表示对张闻天、毛泽东的意见，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说到我们所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时不好变化得太快。有的说到仍应委屈求全，力争抗战胜利。有的说到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易实行。有的说到八路军将来在前线作战，不能限于只打游击战。

   毛泽东看形势不对，于是提议休会三天，以便各同志能多方考虑和互相商谈。这是毛泽东的一种惯用手法，遇到党内有争执的时候，不愿让大家面红耳赤的争论下去，就用休会来作转圜（huán围绕）。实际却是停止讨论，仍然依照他自己的主张行事。果然在休会期间，毛张等人企图贯彻他们的主张，频频与重要将领们接触，连周恩来都极少参与。我更十分清闲，很多事都未闻。

   当时周恩来、凯丰和我住在会场所在的村庄上，毛泽东、张闻天等则分住在附近驻有八路军的村庄上，在休会三天期内，毛泽东等忙着与军事干部举行各种会议，周恩来、凯丰和我则没有参加。周恩来从未斗争过我，因此我们见面照旧谈天说地，凯丰这时似也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等的做法，常邀我下象棋谈天，似乎要冲淡一下前此对我的不客气。周恩来稍微忙一点，但也常有工夫参加下棋。此情此景，足见恩来、凯丰的遭遇也和我相似，多少被关在门外了。

   三天后再复会。毛泽东首先报告，谓现在大家的看法已大体归于一致，他并据以拟定了一些方案提出讨论。他所提出的第一个文件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文见胡华主编前书第三五六页至第三五九页），其内容清楚的表示出中共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对国民政府的民主化的要求有较具体的说明。其次的一个文件是中共任务的决议。其中并没有要使蒋介石失败这一类的话，只强调中共力争全民抗战和抗战的胜利，反对汉奸妥协派，并防止南京的妥协顾问。此外也没有中共绝对独立自主的话，而是强调中共八路军应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行事，八路军主要是进行游击战，只在极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等等。

   这两个文件讨论的结果，经过一些小修改，便一致通过了。在讨论时，周恩来曾表示赞成这两个经过协商和修正的文件。我虽事先并未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草拟工作，也表示现在这两个文件没有甚么重大的语病（缺陷）了。张闻天一言不发，似特别以我批评过他，因而取消了他提出的决议草案一点，深表不满。这次讨论，也是后来毛泽东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作法的开端，或者说假联合真斗争还更正确些。

   接着，会议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首先是一些人事的调动，如那些人到国民党区域去，那些人上前线，那些人留在陕北等。继之决议了八路军中政治工作的纲领，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办法等等。此外，讨论的特别多的是八路军出发前线的步骤问题。毛泽东极不愿意八路军三个师同时开往前线，他觉得这样被国民党集中使用到一个战场上，无法不作阵地战。他主张这三个师循不同的道路，先后开往前线，以便分散打游击。在陕北方面还应以编组未竣为借口，留驻两个旅，以资巩卫，以免国民党乘机派军队来驻防。这些问题也都次第顺利的解决了。

   最后，毛泽东、张闻天共同提出了要我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职务。他们先后说明这个职务原是由林伯渠同志担任的，并已呈报南京，但仍未获得正式任命。现在林伯渠事实上担任八路军驻西安的代表，与西安行营联络，解决八路军的补给问题，无法抽身回到延安来。他们还认为由我担任这个职务，无论对内对外，都具重大的政治意义。

   迟到了几天的秦邦宪，是劝我担任这个职务的最积极的一个 。他在懋功时，原是首先向我斗争的，这时他的意向有些转变，也许他在西安事变后，担任周恩来的外交助手，见闻较广了。他向我说由于以往的党内斗争，外间已知道一些我们内部有过分歧的情形，现在我能出任边区政府的主席，外间一切留言，就可不攻自破了。他认为这个职务只有我能担任，因为我的名字在外间易于通过。他更强调现在我们的军队即将出发作战，如果我担任这个职务，同志们都会觉得党内分歧已不存在了。

   我当时曾以个人能力有限为理由，极力谦辞。秦邦宪更进而说到他们都信任我，而且相信我的能力，能胜任愉快。毛泽东、张闻天等又相继表示他们完全信任我，并保证凡边区政府所管辖的事，无论对内对外，概由我主持，当决定全力支持我，再不让同志们因过去了的事批评我。他们而且说现在中共内部更要团结一致，来应付这个抗战局面，所以不要我再推辞。

   我不好固辞，于是提议林伯渠同志仍是边区政府主席，在他不能视事的期间，暂由我代理。大家同意我这个办法。会议就在大家和好的气氛中，宣告闭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