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张国焘《我的回忆》17 中共一大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四月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觉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一个良好的开始，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闻讯大学年终总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我因须参加大会筹备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达上海的一个（大约在五月中旬）。下车后我就去看李达。他告诉我许多有关上海方面的情形，指出上海支部的工作没有已往那么紧张，有些事都陷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李汉俊和其他的同志们多忙于教书和写作，不能像陈独秀先生在这里时那样全神贯注的工作。他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Ma Lin），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威金斯基迥然不同。他与李汉俊及李达第一次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他已知道我要来上海，急于要和我晤谈。

   李达很注重我们与共产国际间的关系，自己则不愿和他们打交道，故希望我能与马林谈得来。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我当时想到马林和李达也许是两个刺头，恰好碰个正着。

   接着我又去拜访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的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以当面商讨。他说到大会开会地点等技术上的问题容易解决，至于议程和议案等问题不妨等各代表到齐之后再行商定，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并告诉我许多上海方面的情形及其困难。

   他叙述马林和他及李达晤谈的经过。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气地索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他们之间就因这种争执陷于不愉快的僵持持状态中。

   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他说明了这种观点后并向我提到，马林碰了他的钉子之后，急盼能早日和陈独秀、李大钊及我见面。他主张我去和马林再作晤谈，以期获得谅解。

   与马林接触较多的张太雷对于马林另有一种看法。张太雷那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该团成立后曾被推为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的大会，是以代表身份出现于莫斯科的第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他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马林与李汉俊、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在他看来，马林的缺点只是不懂中国情形和态度欠佳，但他确是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也是值得佩服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张太雷竭力主张我们应与马林改善关系。

   两天以后，张太雷陪同我去访看马林。他寄居在爱文义路一个德国人的家里，我们就在他的家里开始了第一次的晤谈。马林并没有提起与李汉俊等人相处不快的经过，也没有说到工作报告等一类的事情，他的态度显然是有些修正了。我们轻松地谈到一些北方的情形，他听后对北方的工人运动甚感兴趣。我们还谈到关于大会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也相当融洽。从此，我被视为完成了与马林改善关系的任务，也被推为与马林继续接触的代表。

   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谈吐往往过份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自居解放者的者他具有白人那种社会主义的优越感。

   马林的工作与威金斯基在中国的过去活动似乎也不相衔接。他一开始就凭着主观见解为所欲为，致与李汉俊格格不入，后来且还掀起了几次大风波，似乎都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关。

   六月初，各地参加大会的代表陆续到达上海。刘仁静比我迟到几天，他那时是一位埋头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他主张这次大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信念，逢人便滔滔不绝地说教。

   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到得较早，他们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因曾在五四运动中积极活动而著名。我这次来上海路过济南时，曾在那里耽搁一天。他们约集济南的八个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和我聚谈了一天。他们视我为他们的先进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许多问题，不厌求详的要我讲解。他们一面静听，一面记录要点，并商谈如何执行的方法。他们来到上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请教。

   武汉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董必武为人醇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倔强风格。陈潭秋老是一本正经，教员风味十足。包惠僧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爱任性谈笑。他们都不多谈理论，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则表现得更为起劲。

   湖南代表是毛泽东与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日本留学生代表是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那种湖南土气似乎早已消失殆尽，看来风流潇洒，倒像是一个老上海。他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谈得头头是道，对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是积极参加。

   大会预定举行的日期逐渐接近，但陈独秀先生仍未赶到。我们函电交驰，催促他和广州的代表速来出席。这样等了好几天，作为广州代表的陈公博携着陈先生致各会友的信件终于赶到了。陈先生的信中除说明他辞职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外，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 陈独秀的四条意见我己不能清楚记忆，据《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二册（——四七页）所载中共简明历史称系：“一曰培植党员（即按要求发展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即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曰纪纲（即注重纪律的要点）；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即目前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之准备）……”这四点大致是真实的），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

   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

   六月下旬，预定到会的代表都已到齐，立即便开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党员五十九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则约在三百五十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

   我们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七月一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校的课堂，多数代表也就寄住在这间学校里。议事日程共有四项：一、党纲与政纲；二、党章；三、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四、选举。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党纲与政纲是难于拟订的，但我们都觉得非有这一文件不可。我们同意现在不必有一个详细的党章，只要有一个简明的党章要点就够用了。我被推举为这两个文件的起草人，汇集陈独秀先生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先行拟出两个草案，再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共同审查。

   我首先草拟了一个党纲政纲草案，题名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其要点大致包括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将经由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等等。李汉俊等人虽不完全同意这个草案，但认为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马林看了这个文件（由张太雷译成英文），却提出了较严格的批评，表示这个草案在理论的原则上写得不错，主要缺点是没有明确地规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纲。他指出这个文件表示中共将支持民主的民族的革命，以期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能在中国迅速建立起来，这是对的；但惜乎没有说明如何实现的具体步骤。我当时觉得他的这种批评很有价值，曾请就他所提出的各点拟具一些具体的意见，供大会讨论参考。但他并未这样做，也许他那时也没有确定的主张。

   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当时还未到达我们手里，只有少数代表从马林口中和西欧共产主义出版物中知道一些简略的内容。我们又找不到各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章等做参考。因此，一般说来，大会的工作多半是由我们自己在摸索进行。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订的四项议事日程，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并即开始第一项议程的讨论。我向大会说明草拟党纲政纲草案的经过情形，依据负责起草和审查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的草案可以向大会提出，作为讨论的基础。但后来经过详细研讨，认为不够成熟，主要是没有确定一个显明的政纲；不如由各代表先行就本问题自由发言，经过讨论后再行推人厘订宣言。于是我建议大会，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并就议程的第一项发表意见。我的这个提议迅即为大会所接纳。

   我和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在会前曾就党纲和政纲作过几次商讨，各人的立场都显得更清楚，自然也发现了歧见。李汉俊首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究应采取何种的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最后的决定。他并具体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既未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重研究和宣传方面的工作，并应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可以参加议会。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展开争论的是刘仁静。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他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的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革命的准备。

   李汉俊的意见成为大会讨论的焦点，除陈公博有时对他表示一些含混的同情外，所有代表都给予他不同程度的批评。大多数代表主张中共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对于现实政治问题，有的主张中共目前不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有的表示中共应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予以支持。

   这样，经过几天的讨论，后来由我归纳到会者的意见，提出几点结论，内容大致是：一，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原则；二，目前应着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际的工人运动，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与影响，为实行共产革命之准备；三，中国共产党不否定议会活动和其他的合法运动，但认为这些活动只是扩大工人阶级势力的手段；四，中国共产党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可以赞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但仍以实现共产革命为主，并不能将共产党的社会革命与国民党的革命混为一谈。这四点结论为大会正式通过，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党纲和政纲的要点。

   当时讨论这项议程，牵涉的问题是很广泛的。在一般代表的心目中，似都认为中国应有两次革命；一次是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另一次是社会革命。对于国民党能否担负上述第一次革命的责任，大家颇有疑问，但也认为中国如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工人阶级将可得到较多的自由。不过共产党人并不以民主共和国为满足，还应继续社会革命，以期实现苏维埃式的政权。至于国共合作从事国民革命，再由国民革命进展到社会革命等等的想法，那时是完全没有的。其他如土地国有、农民问题、八小时工作制、反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军阀政治等等，都曾被代表们提到过。一般代表多以为共产革命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即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现在也尚不能捉摸，因而无法作具体的规定。所以大会除否定李汉俊的改良派思想外，实际政纲就只是上述一些较抽象的要点。

   在讨论由我所草拟的党章草案时，李汉俊又提出了两点修正意见。他指出中共未来的中央不过是一个联络的机关，不可任意发号施令，一切应征求各地方组织的同意，须有共同讨论，遇事公开的精神。对于征求党员也不可限制太严，不必规定每个党员都须从事实际工作，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够了。他这种修正意见同样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多数代表支持原有的草案，批评他那种自由联合的想法。

   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包括下列各要点：第一，凡加入共产党者须信仰共产主义，遵守决议，并参加实际工作，经由两个党员介绍和地方委员会的批准；第二，中国共产党中央设在上海，其他各省设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之下按工厂学校街区分设支部；第三，各级组织均采委员制，至少有一人任书记，一人任组织，一人任宣传；第四，一切决定须经由党员的民主讨论，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第五，党员应该服从纪律，保守秘密；第六，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如有两个地方组织表示不信任中央时，中央应召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从事解决等等。至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大会认为中共应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不列入党章。

   上述这两项议程的讨论经过都很热烈，表现了代表们的认真精神，但并没有意气之争。多数代表批评李仅俊的意见虽很严峻，但没有人指他为改良派或机会主义等等。初期的共产主义者彼此重视友谊，不愿意随便给意见不同者戴上一顶政治的“帽子”。李汉俊在讨论中虽也坚持他的意见，但从不与人争吵，当他的主张被否决时，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

   但这种意见分歧也曾使大会蒙上了一些阴霾。我是批评李汉俊的意见的一个主要发言人，也是这些议案的提出者；因此，有些代表认为这是我与李汉俊之争。代表们多认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重要党员是支持我的意见的，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李汉俊的意见虽然很少人附和，但他究是一个重要的发起人。中共在成立之初就表现了不同的意见，总令人难免有美中不足之感。

   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未列席过大会，但获知大会进行的情形。他们对大会的争论点甚感兴趣，表示支持多数的主张，并引以为慰。可是李汉俊、李达等对马林印象不佳，不愿意让他干预大会的事；即与他保持接触的我，也只将他当作一个顾问，并没有遇事向他清教。这些情形似乎使他感觉受到冷遇，在大会讨论党章时，他以不耐的心情向我要求准他出席大会，发表演说。

   马林的要求为大会所接受。我们决定在讨论党章结束时，即请他出席演说。为便于马林与尼科罗夫斯基出席起见，大会并改在李汉俊家里举行。大约是七月八日晚七时，当我们围坐在李家楼上书房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告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声“我找错了人家”，就转一身走了。我们都警觉到这人可能是法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并将此事翻译给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听。马林十分机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说完后，就同尼科罗夫斯基首先走了。各代表也就随之分途散去。当我最后离开时，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陈公博也愿留在那里与他作伴。

   果然，十分钟以后，一个法国巡捕带着一批警探围住了李家。他们追问李汉俊开的是甚么会议？开会的人那里去了？那两个外国人是甚么人？这些问题都波李汉俊镇静地应付过去了。在场的陈公博反而受惊不小。警探们大肆搜查，没有发现入罪的证据，始失意而去。当时我们保密观念很薄弱，可能当大会在博文女校进行时就已为警探所注意，那次改在李家举行也未逃掉他们的耳目，而且他们很可能有一网打尽之计，故选择马林与尼科罗夫斯基参加时下手。

   由于警探的骚扰，马林向大会演说的事并未实现。他在李家匆忙中所说的“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这句话，就成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他对大会的全部议题从未提出过具体建议，这固然由于那时彼此关系不算密切，最主要还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一般情形，也不知道我们能做出一些甚么事出来。这次大会并未正式决定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事，马林也未提到这一点；因而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还是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正式决定的。

   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俟（sì 等待）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夏会。我不便立即与仍在被监视中的李汉俊接触，乃于第二天清早到公共租界大东旅馆去看陈公博，问明他在李家所目击的情形，并告诉他博文女校距李家很近，大概同在警探注意之中，须另觅开会地址。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他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他的太太王会吾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帮着她的丈夫工作。我们大家便商讨开会的地址问题。王会吾非常热心的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她家住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从上海去只需一个多钟头的火车旅程。她并说明：南湖风景幽美，她可以立即去雇好一只大画艇，准备我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并由她布置大家寄宿的处所，即使在那里开几天会也是不成问题。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样是万无一失的。她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

   大约是七月十日清晨（我所能记忆的日期，可能有一天的出入），我们分别搭上沪杭线的早班车，九点多钟就到达了嘉兴的南湖。王会吾所预雇的大画艇已泊在湖边。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尤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我们登上了大画艇，四顾南湖景物，只见万顷碧波，湖畔一片芦苇中掩映着楼台亭阁，使我们这些初来的观光者觉得较之西湖的景色别有风味。我们的大画艇在湖中环游了一遍之后，便或行或止地任由它在幽静的湖上荡漾。我们继续在上海未完的会议，议题是《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我们不约而同地加速讨论，很少长篇大论的发言，大家都集中研讨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在《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针》这一议题之下，项目原是很多的，如宣传工作中的党报问题，与青年团工作之联系及指导问题、妇运工作等等。但都只略略谈到大要，就决定交未来的中央负责处理。工人运动的问题讨论得比较详尽，主要的两项是如何组织工会和如何在工人中吸收党员。

   关于工会组织问题，大会曾有几项决定：一是工人斗争的纲领，内容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保护女工童工等等；大会认为根据各地实况，由工人群众提出减时、增薪的其体要求，以期由斗争中逐渐达到八小时工作制和合理的工资标准的目的。二是工会组织原则问题；大会指出共产党人不应再因袭旧式行会式的旧习，应注重新式的产业工会的组织；即每一个企业中的全体工人不分职业和籍贯等区别，均须组织在一个工会的单位里；同一产业中的工会应联合起来，组成某一类产业的总工会。三是中共应在中央所在地组设一个工人运动的总机构，并在各重要地区设分支机构，以为领导工运的枢纽。各地同志都应到工厂中去从事下层活动、将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人俱乐部或其本厂的工会等组织之内。

   关于吸收工人参加共产党的问题，大会决定各地组织应在工人群众中宣扬马克思主义，如出版通俗刊物等。又决定工人的入党条件应从宽规定，一个工人只要能热心工会活动，为工人利益斗争，并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就可准其参加进来，不必问他是否懂得马克思主义。至于如何使这些工人党员能懂得马克思主义，大会认为那是地方党部的责任，地方党部应特别注意工人党员的教育工作。当这一项议题讨论完毕时，已是日薄西山的时候，我们主张第四项议题的选举问题迅速进行。讨论结果，一致认为现在党员人数很少，暂不必根据党章组设人数较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须选出三个委员，分担书记，组织，宣传等工作就够了。根据这个决定，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大会要求这三位被选的委员立即就职，从速组成中央，并决定将大会所通过各案原则由中央整理后作成正式文件．一切尚未决定的事，也由中央全权处理。

   全部议程讨论完毕，大会旋即宣告闭幕，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由我致闭幕词。我以兴奋的心情祝贺大会成功，并吁请各代表依据大会的决定，在各自岗位发展工作和组织。这样，中国共产党便正式诞生了。

   当我们离开这只画艇时，湖面上已是暮霭沉沉，渔火点点。大家赶上晚车回到上海，已是午夜了。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共的组成，它在中国内部较之已往各政治组织发展得更为顺利和迅速，它一开始就确立了鲜明的旗帜，规定了努力的方向，表现得十分明朗。在国际关系上，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以后，它是亚洲国家中的一个重要的共产党组织，使共产国际对殖民地的政策得到一个主要的试验场所。这些不能不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一个共产主义的巨影开始在中国筹措着（这是套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反射出这个巨影的人物充满着勇往直前和专心致志的精神，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现在的人看来，还觉得有点神秘。陈独秀先生于一九二○年八月间和我商讨组党的事情时，曾这样说：“日本的军阀政客们狂妄已极。他们看不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和四亿炎黄子孙，他们只知勾结中国的旧军阀、滥官僚、走私商、吗啡客以及流氓瘪三等等，只看见中国人的小脚、辫子、鸦片和随地吐痰等等腐败的一面；他们有意无意地蔑视中国新思潮新势力的方兴未艾。总有一天，由于他们这种错觉，会弄到他们自己头破血流。”这段话自然不专指日本，却预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后来所起的作用，这也是当时我们这班共产主义者所怀抱的共同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