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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张国焘《我的回忆》43 中共的烦恼

(2020-11-09 10:29:14) 下一个

 

第十一篇  三.二零中山舰事件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烦恼

 

   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我回到上海后,深感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多半为留在国民党内这一政策所桎梏了。列宁曾说过“人不如鸡”,当鸡被置在一个粉笔所画的圈子内,它会自己跑出来;但人却往往会站在自己用粉笔所画的圈子里,跳不出来;以这个譬喻来形容当时中共中央的处境,实在贴切不过。

   当中共中央讨论我“广州之行”的报告时,都觉得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与海广州间的争论有直接关系。大多数中共中央人员,以陈独秀为首(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根据鲍罗庭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合并为一的所谓进攻政策,发展下去,不外两个结果:一 是中共霸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硬干下去,身居领导之衔,却无军事实力做后盾,国民党党员 包括左派在内都会群起反对;终将因树敌太多,形单势孤,不在国共纷争中垮台,也会被帝 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优厚势力所摧毁。二是中共软化下来再也不谈独立的政治面目,将自身也变为国民党左派的一分子,专为现在广东的左派领导捧场,但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办法,降格之外还要自食苦果。

   如果否定鲍罗庭的意见,照中共中央原定的政策进行下去,势将走到退 出国民党之一途。何况在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原则之下,改采党外合作的方针既不可能,又无多党组成的国民会议或联合政府这一套办法可资凭借。

   在这种尴尬局面中,我们之间的意见也有分歧之处。彭述之曾斥鲍罗庭怂恿广东区委同 志反对中央决议,是破坏中央领导的行为。他并且质问我为何不将中央决议公开发表出来, 并命令广东区委同志遵照执行。这些话的用意,自然包含了对我的不满。瞿秋白则有相反的看法;他称许我在广州时,能持重视广东同志意见的态度,认为既能大体贯彻中央的主张, 又能不暴露内部的分歧意见。

   恰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接到广东区委会的一份文件,指责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 大会前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主张改用向右派进攻的策略。中共中央认为这个文件是在我离开 广州以后,他们根据鲍罗庭的意旨而作成的。我们多数人曾明白表示不能接纳这个文件的建 议。 我们讨论的结果,决定等候共产国际指示;对广东区委会的文件,也暂不予以反驳。

   这 时,威金斯基已在我返上海之前,就回莫斯科去了;鲍罗庭又将继之回国;他们显然要在莫 斯科作一番彻底的商讨。中共中央没有派代表去莫斯科参加这种讨论,但又势必等候他们讨 论后的指示;这使我们觉得是不合理的憾事。虽然如此,中共中央自始就有尊重莫斯科的传 统,对此似也只好安之若素了。

   中共中央不能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独立自主的速决速行,而要听命于远在莫斯科、 对中国实情又十分隔阂的共产国际;这是一切困难的主要根源。而且一九二五年底,俄共第 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干部派和托洛茨基、季维诺夫、卡未尼夫的联合反对派,正展 开了激烈的斗争;因而莫斯科对中国问题似未能全神贯注;我在上面所说过的广东方面的一 些急待解决的问题,莫斯科方面一直都没有明白指示。等到威金斯基和鲍罗庭等重来中国, 已是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以后;一切都成为明日黄花了。

   中共中央所面对的困扰,除了上述的这一主要政治问题之外,还有负责人之间情感上的 隔阂问题。我们这些负责人,性格各别,生活情调也不尽同,例如当时彭述之的罗曼史,本 是私生活的不检行为,却成为我们内部分歧达于表面化的始点。我在这里简略叙述一下,也 许可以从中看出中共成长的一些波折。

   在我回到上海后几天,由于蔡和森的主动,中共中央在他的寓所(亦即中央宣传部办公 处,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及其秘书郑超麟等均住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蔡和森 的太太向警予首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蔡系在我离沪前几天到北京去的,大约与 我同时返沪),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在和森返沪的当天,就向他坦率说明了。

   她表明她陷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共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仍然爱他,不愿 使和森受到创伤;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动人的。她 要求中央准她离沪,派她到莫斯科去进修。

   这件有关私人生活的事,我们事前都不知道;大家一时似不便表示意见。经过一度沉默 之后,陈独秀先生开始赞许蔡向的结合,表示不愿见他们因此而离异。继而他批评彭述之不 能自我约制,有伤同志的亲爱关系。他准许向警予的请求。不久向警予也就赴俄了。

   这件事,就他们几个人的个性看来,也并不算是十分突然的。首先,蔡和森就不能算是 一个能使妻子愉快的丈夫。他是中共初期一个工作特别艰苦的同志。一九二三年我曾和他同 住一个短时期,我们两人的睡房只隔着一层木板(那时向警予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他会整 天不讲话,埋头阅读和写作;当他接触到有趣味的文句时,就独自发出格格的笑声。

   他患有 严重的气喘病;病发的时候,呼吸急促得像一座扇火的风箱,呼呼作响;但他从不听人劝告, 中止工作,好好养病。他往往记不起吃饭,进膳的时间当然不规律,他室内的书刊报纸,堆 得乱七八糟,没有秩序,甚至不够清洁。他疲倦了,会不解衣不脱鞋,倒在床上就睡;一会 儿,又骨碌地爬起来继续工作。

   每当我深夜回到寓所,蔡和森还在那里写文章看稿子。他常为了思索一个问题,在房里 踱来踱去;他穿的那双粗劣的皮鞋,发出沉重的声音,吵得我这个疲倦不堪的人,也不能入 睡。我有时因此索性起来帮同他工作,以便他能早点休息;有时我们两人工作竟一直到天亮。我们间的友谊是很深厚的,但我也觉得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我想他这种生活习惯,是 会有损于伉俪乐趣的。

   向警予原是一位活泼多情的女子,受中国礼教观念的束缚颇深,不苟言笑,表现得十分 庄重。她养成了刻苦工作的精神,似乎是在努力工作中谋求自己精神的寄托。她虽是较早期 的妇女工作领袖,但论年龄还是不到三十岁的少妇。她老是一本正经,态度严肃,使那些同济(同舟渡水)的妇女工作者望而生畏,给她封了一个“老祖母”的绰号。

   她的这件桃色事件公开以后,她个人的声望和中共所领导的妇女工作都受到损失。多数 的妇女同志们批评她的感情是关不住了,终于溃决了;也批评这种“老祖母”式的领导是不 够自然而有些做作。事实上,她从此丧失了在妇女中的领导地位(向警予此后在党内再没有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到了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二八年初她就被国民党所害 了)。

   彭述之则有类于风流才子,在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都是轻松而有节调的。但外表上 常常一本正经的在进行说教,因而有“孔夫子”的绰号;有时也谈笑风生,引人入胜,流露 出风流才子的本质。在共产党立场上所封的“孔夫子”绰号,是具有讥讽意味的;是指他这 个有政治野心的青年,表现出的一种矜持的说教姿态。他主张提高党权,也有点孔夫子“尊王攘夷”的派头,他似以陈独秀先生为“天子”,中共其他老干部为“各路诸侯”,而他自己 则负有“强干弱枝”的重责。

   在这个恋爱风波发生以后,他仍照常工作,若无其事地保持原 有的态度。 彭述之的行为引起了瞿秋白对陈独秀先生公开地表示不满,认为他领导无方。恰巧那时我的快要临盆的太太为了安全分娩和进修起见,约于三个月前起程往莫斯科去了;我暂时成 了单身汉;同时我在闸北的办公地点,颇不安全,不能再住;而瞿秋白当时住在法租界,是 比较安全的地区,中央的机构也多迁往那里;因而我被安排暂与瞿秋白同住; 因此我有机会 听他倾诉有关这方面的不满意见。

   瞿秋白是一个将夜作昼的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也是一个涉猎甚广的学者。他久患肺病, 又患有失眠症。每当我午夜就寝,正是他读书开始的时候;直到第二天早晨八时,早报业已 送来,他的阅读工作才告一结束。接着,他看完报纸,和我共进早餐;他往往爱谈起前夜阅 读过的精采著作;他一夜读完整本的书,是常有的事。我早餐后出外工作,他才解衣睡觉。

   下午二时以后,是他处理工作和写稿的时间。我们一同共进晚餐时,他总要喝几杯老酒;餐 后,他常笑容可掬的和我闲谈,谈得高兴时,他口沫横飞,时常会喷到我的脸上来;我常想到,我是陷在肺病细菌的浓雾里,我没有染上肺病,似也是个奇迹。

   他的太太杨之华,饱经生活历练,性情温柔而活泼。她依照秋白的生活节奏来处理家务, 井井有条,连他的女佣人也觉得这是一个安静的高贵之家。她是中共党员,虽然担任着妇女 运动的部分领导工作,颇为忙碌,但她总是设法使秋白在整个上午睡得很安静。在我与秋白 枯燥无味的政治性谈话中,她往往会说一些轻松风趣的话,使我这个短期住客,也有宾至如 归之感。

   瞿秋白是最不满意彭述之的。他批评彭述之理论修养和政治经验都不够,不配担任中共 中央的领导工作;尤其指责彭的宣传工作领导得不好。他认为由于彭述之的行为不检,使两 个中共中央的要角—蔡和森与向警予—都受到痛苦和打击;并破坏了同志间的亲爱关系。他 明白表示象彭述之这样的人,不应留在中共中央,应派到地方机构,做些艰苦的实际工作, 以资磨练。

   瞿秋白也第一次表示对陈独秀领导的不满。他讥讽陈独秀的领导是“秀才”气味的“家 长”制度,但为了袒护彭述之,又不能维持“清白家风”。他虽然佩服陈先生的经验和学识, 但指责其政治领导,不够泼辣;既不能独行其是,坚持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又不愿迁就鲍罗 庭的作法,表现得犹豫不定和软弱无力。

   书生气味更甚于陈独秀的瞿秋白一向佩服鲍罗庭的作法。他认为鲍罗庭是在中国工作的 苏俄人中最能干的一位;也能代表斯大林的意向。他指出中国不能走民主化的道路,不会有 多党参加的国民会议的事实出现;深信共产国际不会变更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 他虽不否认鲍罗庭在工作中有些缺点,但坚持中共中央不应采取反对鲍罗庭的态度。而现有 的国共关系,实已势成骑虎,不容中途变更的。

   瞿秋白的这些意向,似是他后来取陈独秀而代之的张本(预先安排);但我当时并未觉察到这一点。 我和他之间仍有政见上的不同,我认为如果不在适当时机,将国共关系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 合作,泥足(巨人)只会愈陷愈深。不过我同意他改善中央领导的主张,支持他明白表示出来,不要 将问题埋在心里。瞿秋白却不肯直接与陈独秀先生商谈这些问题,要求我转达;我也答应了。

   我向陈独秀先生委婉谈到瞿秋白的意见,并表示我自己也赞成将彭述之调离中央,加强 中央的集体领导。陈独秀先生的反应不佳,他拒绝了我的建议;又说中共中央如果要提高威 信,就不能容许瞿秋白这类张牙舞爪的作风。他批评瞿秋白说话和做文章常是模棱两可,不 如彭述之的明确坚定。他否认中央内部有甚么政见的分歧,也不愿因私生活上的事来贬抑彭 述之。他仍主张一切听候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并未因此与陈独秀先生展开争辩;我只请他多加考虑而已。但我确为这件事感觉不快。 我想到陈先生的话也含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又不便将陈先生的话转告瞿秋白,以免加深彼此 的裂痕。我相信这件事的解决,不必过于匆遽(jù 匆忙急促),假以时日,自会有转圆余地的。 可是彭述之似已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并采取了反击对策。

   中共中央内部在流传着谣言, 说我和瞿秋白企图建立联合反对派。用意是将陈先生比作斯大林,将我和瞿秋白、蔡和森比作托洛茨基、季维洛夫、卡未尼夫的联合反对派。蔡和森对我与陈独秀先生谈话的内幕一无 所知,也被牵涉在内,因为他确是对彭述之破坏他们夫妻关系之事深怀不满。

   正当中共领导层发生困难的时候,整个革命形势也在激剧的逆转。首先是接近国民革命 的国民军在北方遭受挫折,段祺瑞政府乘机于三月十八日在北京屠杀示威学生;继之是广州 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变。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军将领郭松龄得到冯玉样的支援,发动了反张作霖的战 争。十二月二十三日,张作霖得到日本的军事协助,歼灭了郭松龄的进攻。接着就是国民军 与奉军的正面冲突,进而演变为张作霖与在鄂的吴佩孚联合围攻国民军的局面。当冯玉样的国民军驻兵天津大沽口,设置防御工事,以抗拒张作霖的海上进攻时,日本根据辛丑条约大沽口不得设防的规定,炮击大沽口的国民军,并会同签订辛丑条约的英、美、法、意、荷、 比、西等七国,于三月十六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拆除防御工事。 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渐渐不能支撑。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前后,国民军重要据点的 天津已在三面包围中;由山海关进攻的奉军和由山东进逼的直鲁联军—李景林、张宗昌部— 均抵达天津附近;沿京汉路北上的吴佩孚军于攻占河南之后,前锋也已达石家庄;同时国民 军又遭受列强的干涉;因放弃天津,向北京退却。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国共两党领导之下,因抗议列强干涉中国内战, 要求取销辛丑条约,举行示威请愿运动。当学生队伍群集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广场的时 候,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击毙四十余人,伤百余人。当时北京是由国民军卫戍的,段祺瑞 之敢于这样做,显然是鉴于正在退却的国民军大势已去,因而屠杀学生向奉系势力讨好;并 迎合日本和其他列强的要求。

   这件事曾激起各地民众的愤怒。 中共中央讨论这个紧急局势之时,颇有手足失措之态。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虽有苏俄 为其援掖(扶持),而反对冯玉祥的则不仅有张作霖、吴佩孚的优势军事实力,而且有日本及其他列 强的支撑。这个联合的反动势力高唱“反赤”,而这个口号的作用是在于孤立和分化革命阵线, 使反帝运动不能抬头。

   国民党右派又在北京、上海等地迳(jìng直接了当)指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反帝、 反北京政府的运动为赤化运动,到处诬蔑破坏。我们估计要重整五卅运动的精神,予反动势 力以迎头打击,是有点形格势禁(受形势的阻碍或限制,事情难于进行)的。

   紧接着广州又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这件事对中共说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当 时上海各报纸都用大字登载着:“中山舰图谋不轨”,“蒋介石扣留俄顾问”,“逮捕共产党”, “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等消息。中共中央最初是不相信的;认为又是帝国主义者造谣。等 到这些消息被证实了以后,我们深觉这件事发生在整个局势逆转的时期是十分严重的。

   然而中共毕竟是成长了;我们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要求,使我们有排除万难的决心。 我们无暇再谈鲍罗庭与中共中央间的歧见,也不再计较领导内部的分歧问题;大家都聚精会 神商讨对策,来挽救这个局势。 我们商讨的结果,认为无论三月二十日的事变是由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所引起,或者 由于国民党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再或是由于蒋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势力的影响,改变了他的 政治态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

   具体的说, 我们要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 决的左倾错误(我在第十篇中已提及过)。我们一致觉得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 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

   中共中央并决定派我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并执行这一妥协政策。陈独秀先生在 说明这个决定的时候,指出我是最适当的人选,并赋我以全权;似是为了冲淡我们之间所有 过的芥蒂。彭述之也对我表示推崇,拥护我去相机处理一切。根据这个决定我又一次赴穗, 担负着比前次更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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