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八二（崇新岳 百思峰 ）

　　

（22）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马克思参照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也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社会进化顺序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

　　根据马克思的“阶级论”，除了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外，其他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既然是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就必然存在阶级斗争，因此就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压制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抗，保证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逐步过渡。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阶级斗争的，因此才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苏联的赫鲁晓夫等人提出一种修正马克思理论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观点。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建立了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这样无产阶级就不存在了。

　　按照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定义：不拥有生产资料，单纯靠出卖劳动力获取收入的劳动者。所谓“生产资料”，指的是土地、厂房、机器等从事生产的资源、设备等。资本家拥有厂房、机器等，所以资本家是有产阶级；农民拥有土地，所以农民不算无产阶级，而算是有产阶级。

　　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理论上每个人都占有生产资料，也就是每个人都是股东，都是老板，这样每个人都变成有产阶级了，无产阶级就不存在了。同时，消灭私有制之后，资本家不存在了，所以资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这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存在了，当然阶级斗争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主要论点。进一步引申，既然阶级斗争不存在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没有必要了。

　　针对苏共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观点，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于1964年发表《九评苏共公开信》，其中《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专门驳斥赫鲁晓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该文说：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但把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对革命的理论系统化，而且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必要，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谬论，从而完成了他们的修正主义体系。

　　（23）

　　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全民党”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这是历史大倒退，根本谈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只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是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给以正确的回答。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产阶级由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社会，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

　　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有力量的，他们同国际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顽强地同无产阶级继续较量，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

　　在政治方面，他们钻进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部门，抗拒和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经济方面，他们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宣布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根据，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苏联已经消灭了敌对阶级，已经没有阶级斗争了。苏联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究竟还有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呢？

　　仅仅翻看近年来苏联报刊的报道，人们就看到许多事例，说明在苏联社会上，不仅有许多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而且大量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分化正在加剧。

　　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

　　乌兹别克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农庄的一切重要职务全被他的许多姐夫、妹夫、小舅子、亲家以及其他亲友所窃据。他挥霍了农庄十三万二千卢布，他有一辆轿车，两辆摩托，三个妻子，她们各有一套单独的住宅。

　　（24）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像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难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赃，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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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上面所引用的材料，仅仅是苏联报刊自己披露的一部分事例。这些事实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而苏联报刊没有披露的事实，被隐蔽和保护的更大、更严重的事实还多得很。所有这些人，都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硬说苏联不存在敌对阶级，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只要党和国家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不可怕的。但是，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25）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代表的苏联特权阶层，只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几。他们在苏联干部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他们同占苏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人民，同苏联的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是根本对立的。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赫鲁晓夫集团宣扬“苏联已经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为了掩饰他们对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真相。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同时，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坏事，又是好事。只要认真研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教训，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和平演变”。

　　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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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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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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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

　　（26）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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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这种武器对于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这里之所以长篇引用1964年发表的《九评苏共公开信》，是因为它在事先说明了毛泽东发起文革的一部分动机。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赫鲁晓夫集团上台，他们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背叛，这就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进一步认为，中国也存在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如果这样的人上台，中国就会像苏联一样“变修”。而毛泽东再进一步认为，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所以要把刘少奇拿掉，“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

　　毛泽东之所以认为苏联变修，是认为苏联的领导集团已经成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权集团。因此毛泽东提出“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就是为了防止领导干部脱离人民群众，重蹈苏联的覆辙。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文革极为重要的国际背景，就是看到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提出一套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搞一套不符合马克思“原教旨”的修正主义路线。因此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中国采取某种措施，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再现。在1964年中共发表《九评苏共公开信》之后的两年，毛泽东就发起了文革，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

　　毛泽东由苏联的现状，看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已经变成了现实。所以毛泽东急忙发起文革，要抢在中国的赫鲁晓夫上台之前，抢在自己的身体尚可的时候，铲除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

　　最后毛泽东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因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重要动机之一，就是要解决接班人问题。可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最后无奈让华国锋接班。但没想到却是华国锋，终结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这也是毛泽东的悲剧吧。

　　（27）

　　毛泽东发动文革，最初的意图旨在防止中国走苏联的道路，也就是“反修防修”。在文革初期到林彪事件前的这段时间，毛泽东主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把批判刘少奇与批判苏联结合起来，批判的重点是“修正主义”。但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批判的重点变了，他从林彪事件中，看出中国问题的症结，还不是“反修防修”，而是孔子的儒家思想过于根深蒂固。

　　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攻击毛泽东，并不是用马克思的理论来批判毛泽东，而是用儒家思想来批判毛泽东，说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等等，这些都不是马克思的东西，而是孔子的东西。此后，毛泽东把批判林彪，与批判孔子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即所谓“批林批孔”。

　　进一步，毛泽东不再按照马克思的阶级论，用阶级斗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历史，而是把中国历史解释为“儒家与法家”的斗争，声称中国历史是一部“儒法斗争史”。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论，不管儒家与法家，他们都是地主阶级，并无本质区别。文革前中共把中国历史解释为“一部阶级斗争史”。比如作为文革导火线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写的是清官海瑞与贪官徐阶的斗争。对于作者吴晗对海瑞的歌颂，1965年姚文元在《评海瑞罢官》中批判吴晗说：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吴晗同志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

　　如果按照“儒法斗争史”来解释海瑞与徐阶的斗争，谁是儒家？谁是法家呢？因此，把中国历史理解为“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是两种差异很大的观点。毛泽东晚年之所以改变宣传口径，用“儒法斗争史”代替“阶级斗争史”，大概是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势力太强大，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讲问题，中国的老百姓理解不了；而用中国传统的“儒法斗争”观点讲问题，老百姓就容易理解了。

　　毛泽东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最大的难题是农民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发生在美国那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规模个人经营的自耕农式小农经济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事“工业化”的农业产生；农民也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农业工人。所以马克思设想在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并不存在农民问题。

　　（28）

　　可是中国完全不同，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时，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是从事小规模个人经营的自耕农，因此怎样农民问题，是中共搞社会主义最大、最棘手的问题。马克思没有想过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一步跨入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对解决农民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理论和设想。这样一来，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就要靠毛泽东“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新的理论和设想。

　　由于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历史上中国农业一直没有出现过集团经营、规模经营的概念。旧社会虽说有些大地主拥有大量土地，但大地主还是把土地分散租给一家一户的农户个人耕种，并不像西方农场主那样搞集约化经营。因此，中国农民历史上就没有“合作经营”的思想，这是在中国搞农业合作化遇到的一个思想概念上的阻力。

　　长久以来，中国贫苦农民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受到地主的盘剥之苦，所以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1905年，孙中山在创建“同盟会”时，就提出了农民问题。同盟会制定的奋斗纲领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主持大会，会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并且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当时中国的土地主要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大部分农民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据当时的国民党农民部估计，地主富农仅占农村人口的15%，却占有多达80%的土地。这种土地不平均现象，引发中国农民的强烈不满，也是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的驱动力。

　　孙中山虽说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因为当时不少国民党高官本身就是大地主，当然反对触犯他们利益的“平均地权”土地改革。真正在中国开始搞土地改革的，是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时期进行的“土地革命”。1928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明确地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了农民渴望土地的要求，也激发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全部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平分给广大贫下中农，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后来却有人说：毛泽东依靠农民打江山，上台后又剥夺农民，用户籍制把农民绑在土地上。这种说法真是冤枉了毛泽东。

　　因为农民无偿分到土地之后，就必须承担种地的义务。这个道理很简单，国家分给你土地之后，你就必须种地，也就是你得到国家分给你的土地之后，你就必须当农民。如果你分到土地不耕种，让土地荒芜，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你分到土地，自己不种，租给别人种，那就和地主一样，是剥削了，也是不行的。所以农民分到土地之后，就必须耕种，也就是必须当农民。

　　（29）

　　农民白白得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得益”；然而人们在“得益”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这就是耕种。“耕者有其田”和“强制种地”是相生相成的，这样一来，就必然需要强制性的农业户籍，把农民“绑”在土地上。

　　当时中国政府按照是否拥有土地，把人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持“农业户口”的人拥有土地，也必须承担耕种义务；“非农业户口”的人不拥有土地，想种地也没有可能。直至今日，中国仍保留“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两类户籍。

　　1951年中国大陆实施“平均地权”的分田到户之后，在一段时间内，的确起到了促进生产和消灭贫困的作用。然而分田单干的模式，在短时间内效果是比较好的，但它也有很大的缺陷，难于长久地实施。分田单干的模式主要有三个重大缺陷：

　　分田单干的缺陷之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不公平。因为分田是按照人口来分的，在当时是公平的，可是长久下去就不公平了。比如甲户有7口人，分得7亩地；乙户有2口人，分得2亩地，这在当时是公平的。可是20年后，由于种种原因，甲户由7口人变成2口人，但他们仍占有7亩地；乙户由2口人变成7口人，但他们也还是只有2亩地。这样一来，甲户2口人种7亩地，变成富农；而乙户7口人种2亩地，就变成了贫农。这是明显的不公平。

　　怎样改变这种不公平呢？虽说理论上可以采用10年或20年后，根据人口情况重新再分一次地，但实际上实施起来很困难。所以中国目前农村的分田情况，直到现在还是维持1978年时的人口情况分田到户的状态，再没有改动过。

　　分田单干的缺陷之二，是随着人口流动而出现不公平。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肯定要有一些农民进入城市当工人。那么这些农民离开农村之后，他们分得的土地怎么处理呢？第一种是转交给自己的亲戚耕种，这样他们的亲戚就额外得到一份土地，耕地多于其他没有进城的农民，这是不公平？第二种是租给别人耕种，这样就类似于过去地主靠出租土地的使用权，不劳而获，更不公平。

　　分田单干的缺陷之三，是结构性的贫困。中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2亩左右，按照1亩地收获1000斤粮食，每斤粮食2元计算，那么一个农民靠2亩地种粮食，不管怎么折腾，一年的收获量也就是2000斤粮食，这样他的年收入最多也就是4000元，平均月收只有340元左右，自然是非常贫困的。

　　有人也许会说：农民可以改种蔬菜等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产品。这对于个别的农户来说，是可以实现的，但对于整体的农民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种菜的农民，他也必须要买粮食吃。如果全国的农民都种菜，没人种粮食，大家去哪里买粮食呢？所以大部分农民必须种粮食，才能保证全国人民有饭吃。

　　（30）

　　怎样解决上述分田单干的缺陷呢？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集体化。搞集体化之后，分田单干的各种不公平会自然消失，这对于注重“公平”的毛泽东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另外搞集体化，还可能解决分田单干的结构性贫困。因为搞集体化，可以一部分人种地，另一部分人从事副业或工业。这样农民的收入，就不仅仅是种田的收入，还有从事副业和工业的收入，那么收入就有可能大大增加。

　　而单干的个体农民，不可能有资本去搞副业和工业，只有集体化才可能集资去搞副业和工业。因此，单干的农民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种地，当然这是不可能致富的；另一条是出卖劳动力，进城打工，这成为单干农民致富的唯一出路。

　　不过进城打工，也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老弱病残的劳动力不值钱，只有青壮劳动力才能到城里找到工作。青壮劳动力进城打工，留下老弱病残在农村种地，势必影响农业生产。

　　第二个问题是新中国建立的体制，是建立在工人在城市做工，农民在农村种地的“工农分工”前提下，城市的各种体制都是按照“工农分工”的原则设计的。农民进城打工，就打破了“工农分工”的布局，出现一种新职业“农民工”。“农民工”到底属于农民，还是工人？身份说不清楚。

　　过去城市的各种制度，都是为纯粹的工人设计的，这些身份不明的“农民工”进城后，当然无法得到纯粹工人的待遇，无法得到所谓的“市民权”，这势必让进城的农民工感到自己受到歧视。因此，有人提议：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平等地进城来工作。

　　这种想法或许是好意，但是把事实完全搞错了。事实上，农业户口不是歧视农民，反而是起到保护农民的作用。其实最反对取消农业户口的，不是别人，正是农民本身。

　　有些人对此不解，因为他们听到一些住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对农业户籍制非常不满，就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农民都希望取消农业户口。其实住在城市生活的农民，毕竟是少数，他们代表不了大多数在农村生活的农民。

　　在城市生活的农民，都是农民的佼佼者，所以才能在城市里找到像样的工作，能在城里定居下去，甚至发家致富。这些佼佼者，在城市里生活得很好，所以他们希望长久在城市里生活下去，自然抱怨他们不能与城市的市民“平等”，因此呼吁取消户籍制度。

　　（31）

　　在毛泽东时代，政府保证市民有工作、有住房等，所以人们都想当市民。现在政府已经不再保证市民的工作，不再保证市民的住房，所以市民权的意义就小得多了。一个市民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话，还不如农民，因为农民毕竟还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市民则什么都没有。

　　对于大部分不是那么佼佼的农民来说，他们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给他们一个平等的市民权，也是废纸一张。因为大部分不太佼佼的农民，无法在城市里定居下去，顶多是趁年轻力壮的时候，在城里干苦力挣点钱，一旦年老力衰，或者得病，就不会有人再雇他们，他们只好回到农村去。现在他们有农业户口，有土地，打工不行还可以回去种地。如果取消农业户口，取消他们的土地，这些人就连退路也没有了。

　　因此，对于大部分不太佼佼的农民来说，给他们一个市民户口，而不保证他有工作，还不如农民户口。因为农业户口与土地是挂钩的，每一个农业户口，都分有一份土地的使用权，这份土地上的物产都归农业户口者个人所有。而非农业户口就没有土地的使用权，当然也得不到土地上的物产，收入只有靠自己的劳动力。

　　如果取消户籍制，取消农业户口，都改成非农业户口，就等于取消了农民们的土地使用权，土地全部收回国家，农民变成没有土地使用权的农业工人。这样一来，农民们当然不会答应，他们宁愿要农业户口。因为农业户口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一种生活的保障。如果要取消农业户口，就要保证农民有工作，否则大部分农民是不会赞成取消农业户口的。

　　现在的农民问题，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遗产，要想解决的话，难度是极大的。至今为止，中国政府想了很多对策来解决农民问题，也确实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很多关键性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2014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今年的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这说明“三农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依然面临着需要进行重大改革的局面。

　　其实“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模式，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农业现代化”问题。毛泽东曾提出用“集体化”的方式来解决“农业现代化”的思路，但毛泽东之后，这种思路不太被看好；另一种“农业现代化”的思路，是美国式的把农业“工业化”，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但这种思路实施起来，难度也极大。

　　（32）

　　美国式模式，必须取消目前的农业户口，取消每个农民都有的一份土地使用权。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不妨假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农业公司，向1000个农民租用土地使用权，租得1000亩土地。该农业公司雇用农业工人，在这1000亩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现代化耕种。但等到收获之后，该农业公司就要向那1000个农民缴纳“地租”，因为农民是不可能让你无偿使用他的土地。农业公司要向1000个“地主”交租，它就必须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才有可能获利；种植经济价值较低的粮食，是不可能获利的。

　　现在少数地方在给予农民一定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征用农民的土地，租给农业公司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获得了成功。但这种模式无法在全国推广，因为全国大部分地方必须种粮食，才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不可能全国都种经济作物。

　　这样一来，要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美国模式种粮食，就必须改变目前的农业户籍制度。而大部分农民不愿意取消农业户口，依旧希望拥有土地，这就使问题变得很难解决。

　　还有一种土地完全私有化模式，这个难度也极大。如果把现在农民耕种的土地“赠送”给农民，实施完全私有化，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那么首先遇到的大问题是土地的价值不平等，在大城市附近的1亩地，可以卖几百万元；在边远山区的1亩地，1万元也卖不到。这样大城市附近的农民得到1亩地，就等于得到几百万元；边远山区的农民得到1亩地，还不到1万元，这样的差距也大了。

　　另外，农村的土地搞私有化，城市的土地是不是也要私有化？农民得到一份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就等于得到一大笔财富。如果城市的土地不实施私有化，市民们什么也得不到，肯定反对的呼声极大；如果城市也搞私有化，怎么搞？北京市每个市民分到几平方米的土地？这些都是极大的难题。因此，土地完全私有化模式，也是很难实施的。

　　当初中共设置“农业户口”的初衷，绝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为了剥夺农民”、“把农民绑在土地上”，而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因为“耕者有其田”本来是农民的愿望，所以才成为政治家为之奋斗的目标。从1905年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的奋斗目标，到1951年中国大陆实现“平均地权”这个奋斗目标，看上去是“胜利”了，但结果又产生出人们当初没有预想到的新问题。这再次应验了毛泽东的口头禅：“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33）

　　我们现在的“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现实问题，也是毛泽东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对国家的设计，是搞计划经济、单一公有制，所以毛泽东时代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都是为了与“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相配套的。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对国家的设计是搞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

　　因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差很大，因此毛泽东时代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对于搞市场经济来说，就变成了阻碍和障碍，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这些改革，都是要改变过去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制度，因为它们与市场经济不配套。

　　相比之下，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这些改革相对比较容易。现在说改革进入“深水区”，因为比较容易改的，都已经改革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所以说“进入深水区”。其中最难啃的骨头，是计划经济的总根基“土地公有制”，这个还没有触动。因为“土地所有制”牵扯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弄不好会惹出大乱子来，所以还没有人愿意去冒这个险。

　　当然，“土地所有制”还是属于经济改革范畴，要使改革进入政治体制范畴，水就更深了。很多人呼吁中央搞政治体制改革，但作为国家领导人来说，不得不考虑这里面的风险问题。因此，我们怎样评价毛泽东和文革，在某种方面也影响到后任领导人搞改革的信心和勇气。

　　领导人搞改革，他要承担所有因此而产生的后果责任。这里拿工厂的老板来打比方，假设一个做皮鞋的工厂，赚钱很少，工人的工资也较低，但工厂尚可维持。此时老板提出来工厂搞改革，不做皮鞋了，改做运动鞋，因为运动鞋有可能赚钱较多。但是皮鞋厂改做运动鞋，风险很大，不仅机器设备都要重新更换，而且做出来的运动鞋质量如何，能不能卖出去，都是不能确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老板决定冒险搞改革，向银行贷款买新机器，改做运动鞋，那么结果是两种：成功和失败。如果改革成功，运动鞋大赚钱，改革带来的好处大家都来分享，每个职工都可以涨工资，发奖金；但如果改革失败，做运动鞋反而赔钱了，改革的坏处则由老板一个人承担，偿还银行贷款是老板一个人的事，工人不会帮老板还贷款的。

　　（34）

　　因为改革成功了，好处人人有份；改革失败了，坏处老板一个人承担，所以很多老板只要能维持，是不会去冒险搞改革的。

　　国家搞改革也是一样，成功了全国人民都分享好处，失败了则是领导人一个人的责任。因此领导人下决心搞改革，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搞文革是一种政治体制改革，是冒了很大风险的，结果文革失败了，那么我们怎么评价毛泽东呢?

　　如果我们赞扬毛泽东搞改革的勇气，理解文革的失败是“事情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认为毛泽东搞文革失败是“好心办坏事”，给予毛泽东较高的评价。这样的话，就会鼓励后继的领导人们，鼓起勇气去搞改革，不怕失败栽跟头。

　　如果我们因为毛泽东搞文革失败，就把他说成是“胡闹”，甚至把毛泽东搞文革理解为“对政敌的报复”，给予毛泽东很低的评价。这样的话，就会让后继的领导人感到寒心，对搞改革望而却步，不愿意冒着挨骂的风险去搞改革。

　　因此，我们对毛泽东的态度，也影响到中国今后改革的步伐和力度。我们越肯定毛泽东，就会涌现出越多敢于冒风险的改革家；我们越否定毛泽东，改革家就会越少。

　　最后，我们再从大历史的角度，讨论一下毛泽东路线的成功与失败。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一下国家的发展方针。

　　古今中外的国家，其发展方针，从大的方面看，不外乎两种：“富”与“强”。所谓“富”，就是老百姓生活富裕；所谓“强”，就是国家军事力量强大。古今中外的国家，按照“富”与“强”两个标准来看，可以分为四类：既富又强、富而不强、强而不富、不富不强。

　　虽说每个国家都渴望同时实现“富”与“强”，可是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是优先向“富”的方向努力，还是优先向“强”的方向努力，这是一个国家领导人要考虑的国家发展战略。

　　二战前的日本，是一个优先向“强”方向努力的国家，我们称之为“军国主义”。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日本的武器装备和军队训练等“强”的方面，大大优于中国；但日本在“富”的方面，并没有多少优势。当时日本老百姓的生活也很穷困，穷人遇到灾荒就要卖儿卖女，和中国也差不多。日本是把一切可以用的钱，都用在军事上，是一个典型的“强而不富”国家。二战后，日本又改弦易辙，优先向“富”的方向努力，变成一个典型的“富而不强”国家。

　　（35）

　　中国历史上的大唐帝国，是“既富又强”的典型。但进入宋朝之后，中国就变成一个“富而不强”的国家。北宋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都超过北方的金国十倍以上，但却打不过金国，被金国灭亡。在江南建立的南宋小朝廷，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也远在金国之上。但南宋却是一个军事弱国，南宋皇帝要向金国屈辱地称臣，向金国进贡。

　　南宋皇帝赵构给金国皇帝的国书写道：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籓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是：臣下赵构说，承蒙上国皇帝恩准我们为外藩属国，我发誓要世世代代永远称臣。每年皇帝的生日及新年，都派遣使节去祝贺。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每年春天到泗州交纳。如果我违背誓言，就要找到天谴，身死国灭。赵构现呈进誓约，并匍匐地上恳请上国早日下诏书，使弊邑称臣有个永远的凭证。

　　金国皇帝的诏书说：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今天其悔祸，愿身列于籓辅。今遣使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其恭听朕命。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是：皇帝说：告诉你宋康王赵构，是天要灭你的国家。今天你对过去惹的祸表示后悔，愿为我的外藩属国。今天遣使节册命你为皇帝，国号宋。你要世代臣服，永做我的护卫。你要恭敬地服从我的命令。

　　到了近代的鸦片战争，中国在“富”方面，GDP规模等经济实力，也不亚于英国。中国战败，还是败在“强”上。最典型的是，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莞尔小国日本，屈辱地割地赔款，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够“富”，而是因为中国不够“强”。

　　（36）

　　因此，当时中国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给中国制定的奋斗目标，都是优先发展“强”，而不是优先发展“富”。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一组浮雕，上面的历史人物，都是为中国的“强”奋斗献身的人，而不是为中国的“富”奋斗献身的人。

　　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不是宣布“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就是强调中国实现了“强”的奋斗目标。

　　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建国方针是优先发展“强”，优先发展军工，搞全民皆兵，备战备荒，深挖洞，都是体现在发展“强”上。

　　毛泽东时代搞出的“两弹一星”，更是为中国的“强”打下了物质基础。毛泽东对中国的“强”，是贡献很大的人物。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的两次对外战争：抗美援朝和中印战争，中国军队都表现出足够的“强大”，一扫旧中国的“富而不强”印象，使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次感到自己“强大”起来了，也使外国人第一次感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的建国路线则是优先发展中国的“富”。邓小平对中国的“富”是贡献很大的人物，但在“强”的方面，基本上是依靠毛泽东打下的底子。

　　所以说，毛泽东对中国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强”的方面；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富”的方面，两人加起来，就是“富强”了。

　　现在有人批评毛泽东的建国路线失败，说：“毛泽东不应该搞那么多军事，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这个问题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并不能说毛泽东的建国路线失败了，至少毛泽东奠定了中国“军事强国”的地位。

　　近代中国的“富而不强”，是一个历史老毛病了，因而总是内忧外患不断。是毛泽东第一次克服近代中国的老毛病，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国”。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强而不富”的，但这并不能改变它的划时代历史地位。

　　如果不是毛泽东解决了中国“强”的问题，中国的内忧外患不断，邓小平也不可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我们今天能够和平发展，不应忘记毛泽东对中国“强”方面的贡献。

　　（37）

　　最后谈一下“毛泽东思想”问题。对于“毛泽东思想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只谈一下我们个人的看法。

　　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并不是“农村包围城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那些理论，而是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为了说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我们从毛泽东一贯反对的两种“主义”出发进行说明。这两种“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因为这两种“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很大。

　　“教条主义”的词典解释是：“不对具体事物进行调查研究，只是生搬硬套现成原则、概念来处理问题的思想作风。”这样的解释，是典型的“越解释越糊涂”。那么“教条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现在有一句简单易懂的哲理名言：“别人成功的经验是不能复制的”，这句话其实就涵盖了“教条主义”的核心思想。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解释“教条主义”，那就是“试图复制别人成功的经验”。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好的成功经验。当时中共党内流行一种思潮，试图“复制”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在大城市搞暴动。中共试图复制苏联的成功经验，却因为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结果输得一塌糊涂。直到毛泽东提出不照搬苏联的经验，独创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才把中共引导到胜利的轨道上。

　　现在看来，试图复制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是愚蠢的，但在当时的中共高层，复制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一度曾比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更有市场。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教条主义”者的理论是：苏联人这么干成功了，所以我们这么干也能成功。而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尚没有成功的前例，所以很难让别人相信这条路一定能成功。直到毛泽东屡战屡胜，农村根据地越打越大；而教条主义者们屡战屡败，实在搞不下去了，人们才开始承认毛泽东创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是真理。

　　很多人误以为“教条主义”是过去的革命时期独有的错误，与自己无关。其实不然，“教条主义”是我们大家都经常犯的错误，今天也到处可以看到试图“复制别人成功经验”的失败者。这里举一个现代版的“教条主义”经验教训。

　　（38）

　　2002年，留学生施尚荣回国创建尚德公司，生产硅太阳电池。正赶上世界掀起清洁能源热潮，又得到无锡市政府的大力扶持，于是尚德公司飞速发展。2006年，尚德公司的硅太阳电池生产规模达到世界第二位，施尚荣本人也骤然身家186亿人民币，成为2006年中国最为富有的“首富”。

　　施尚荣的巨大成功，引起一阵照搬“施尚荣成功经验”的太阳电池热。各地政府也学无锡市政府的成功经验，大力扶持太阳电池项目，全国各地都在大干快上“太阳电池项目”，一时间太阳电池在中国遍地开花。由于硅太阳电池的生产技术不是很难，所以很快中国就成为世界最大的太阳电池生产国。

　　但中国却没有因此而获益，因为全国各地到处兴建太阳电池生产厂，使中国的太阳电池生产能力很快达到40GW，而全球的太阳电池需求量不过27GW，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在供过于求情况下，各个厂家只好压价竞售，使太阳电池价格暴跌，太阳电池生产行业全面普遍亏损，许多公司破产倒闭，就连施尚荣创建的尚德公司也破产倒闭了。

　　这就是典型的现代版“教条主义”错误，大家都想复制施尚荣的成功经验，都想成为第二个施尚荣，结果不但没有出现第二个施尚荣，反而整个太阳电池行业都债务累累，摇摇欲坠了。这种失败，与当年王明搞“教条主义”的失败是何其相似。当年王明等人搞“教条主义”，把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丢得一干二净，红军被迫长征，20万人只剩1万人，几乎彻底失败。

　　尽管“教条主义”错误的惨痛教训比比皆是，但仍不断有人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比如现在不少提出：中国要复制美国的成功经验。美国的确搞得很成功，实现“既富又强”的理想。但我们不能忘记，“别人成功的经验是不能复制的”，中国如果复制美国的经验，能成功吗?

　　这种想法，其实与当年王明等人“教条主义”想法是一样的。王明说：因为苏联成功了，所以我们按照苏联的办法和经验干，就也会成功。现在这些人也说：因为美国是成功的，所以我们按照美国的办法和经验干，就也会成功。如果中国照搬美国经验，会不会也像王明一样，输得一塌糊涂呢？关于美国经验，后面还要提到，这里先说“经验主义”。

　　（39）

　　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解释“经验主义”，就是“试图复制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过去自己成功了，于是就以为将来按着过去的成功经验办，就一定也能成功。这种想法显然是用静止不变的“形而上学”思维思考问题。过去的成功有它的环境背景，而将来的环境背景变了，因此过去的成功经验也是不能照搬的。

　　中国有个寓言“守株待兔”，就是形容“试图复制和照搬过去的成功经验”，以为过去的幸运还会再现。现代版的“经验主义”失败教训也不少，典型的例子也是上述的施尚荣的例子。在全国各地到处建太阳电池厂，太阳电池价格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施尚荣应该赶紧改行干别的，为企业重新打开一条的出路。可是施尚荣却认为自己过去搞太阳电池获得巨大成功，将来就还会继续成功。因此他不但不撤出太阳电池行业，反而继续投资扩大生产。

　　2013年5月，施尚荣的无锡尚德公司申请破产，总负债额高达174亿元，其中70亿是来自银行。为什么银行会借那么多钱给施尚荣？因为他们也犯了“经验主义”错误，认为施尚荣过去赚了大钱，所以今后也还会继续赚大钱，因此敢大量借钱给施尚荣。

　　毛泽东之所以反复强调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因为这两种“主义”给人们造成的危害太大了。纵观毛泽东一生，他没有犯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没有试图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也没有试图复制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毛泽东一生所干的事情，都是围绕着“独创”这两个字。毛泽东搞的文革，被称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不管这场文革是成功还是失败，“史无前例”这四个字是当之无愧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他的思想方法：不模仿别人，不迷信自己，勇于创新，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毛泽东提出并努力实践的“农村包围城市”，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毛泽东走成功了；毛泽东提出并极力推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毛泽东走失败了。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它们都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这里再说几句题外话。中国能复制美国的成功经验吗?

　　不可否认，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实现了“既富又强”的成功国家。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在学习美国经验，都想复制美国的成功。但至今为止，世界上并没有出现第二个美国，这本身也证明上述哲理：“别人成功的经验是不能复制的”。

　　　（40）

　　没有一个国家学美国成功，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国情。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复制美国经验，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但最主要的困难，我们认为是民族问题。

　　现在所谓“西方七国”发达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都是单一民族国家，美国和加拿大是移民国家，它们都没有民族问题，所以它们搞民选制能够成功。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搞美国那样的民选制，势必引发棘手的民族独立问题。

　　前苏联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一旦搞了民选制，结果就是国家分裂。有人认为：国家分裂也没什么，不一定是坏事。然而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和平地”分裂成几个国家，那倒真是“没什么”。问题是国家分裂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战争。

　　我们可以把国家分裂理解为“分家”，原来大家在一起生活，并不计较这张桌子归谁，那张椅子归谁。可是一旦分家，问题就来了：桌子分给谁？椅子分给谁？大家会因为分配财产而争得面红耳赤，弄不好就要大打出手。

　　国家分裂也是一样，人们会为了这块土地归谁、那块土地归谁而争得面红耳赤，弄不好就大打出手。在国家分裂时，领土纷争几乎是必然出现的。最近，俄罗斯与乌克兰因为领土问题，发生严重争执，虽然还没有大打出手，“小打”已经有了，将来“小打”说不定又会变成“大打”。

　　可以预计，中国一旦学美国搞民选制度，势必出现严重的民族独立问题，进一步引发领土纷争，再进一步又会面临战争危险。一旦出现有可能引发战争的危机，对国家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首先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看到战争危险会纷纷撤出，引发国内大量的失业问题和金融问题。据中国官方的数字，2013年中国的外资企业占中国外贸总值的46%。所以一旦出现外资大量逃离，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

　　因此，按照毛泽东思想的精神，中国不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照搬美国经验；也不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照搬过去毛泽东的经验或邓小平的经验。中国只有创新，只有大胆闯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才能实现“国强民富”的愿望。其实，我们不妨想一下，我们学美国经验，美国又是学谁的经验？显然，美国经验不是从哪里学来的，而是美国人自己创新出来的。正应“成功的经验不能复制，能复制的经验不是成功”。

　　毛泽东从一个普通农民，奋斗到人生成功的顶点，这绝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成功的背后，就是他的毛泽东思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理解毛泽东思想，使我们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也是有助于引导我们走上人生的成功之路。

　　到这里，我们这个系列文章就结束了。后面还有一个《后记》，主要说明一下写作这个系列文章所用的主要参考文献，以及一些个人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