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八一（崇新岳 百思峰 ）

评解之十一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文革

　　（1）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一个是从小历史的角度去看，旨在搞清历史事件的细节和经过；另一种是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旨在研究历史事件的发生背景以及产生的影响。

　　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文革，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所谓“纵向”，就是沿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文革所发生的背景和所产生的影响；所谓“横向”，就是站在世界历史格局中，来看文革所发生的背景和所产生的影响。因为从世界历史来看，文革是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个事件，它不仅对中国，也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从“纵向”来看文革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华文明已经有五千年历史，但具有强烈中国特征的中国式“国体”，则是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年间建立的。中华传统国体的“特征”，表现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是秦始皇建立起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独裁体制，软件则是汉武帝建立起来的“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后来这种儒家思想也被称之为“中华思想”。

　　秦始皇能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独裁的体制，并不稀奇，因为外国历史上也有很多中央集权的独裁国家。如果没有儒家思想相辅佐，高度中央集权的独裁体制是难于维持长久的。“秦朝二世而亡”这件事本身也证明，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如果没有一种恰当的政治思想来辅佐，是难于维持长久的。

　　孔子生于东周春秋末期。当时中国的国体，并不是高度中央集权体制，而是公元前11世纪左右西周初年著名政治家周公建立起来的分封制。周朝的周王是天下之主，把国土分为百余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具有独立的行政、司法权力，也有独立的军队。但诸侯国要服从周王的号令，向周王缴纳一定的贡品，还有担负保卫周王的军事责任。

　　公元前770年周幽王被杀，周平王迁都后，各诸侯国开始不听周王的号令。虽说周王还保存着天下共主的虚名，但各个诸侯国之间相互征战争霸，天下大乱的时代到来了。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242年间，这段时间称为“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天下大乱时期。据史书记载，在春秋242年间，发生大小战事480多起，平均每年发生2起战争，可谓战火纷飞，连绵不断。

　　孔子就是诞生在这种战争连年不断的天下大乱时代。因此孔子和当时的人们一样，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停止战争，渴望和平。怎样才能停止战争呢？孔子首先思考为什么会发生战争的原因。孔子认为，天下大乱是因为人们“有野心”、“不安分”，做臣子的不安分，想篡夺国君之位，下级有野心，想要夺上级之权。这就是造成天下大乱、战争不断的“人性”方面的原因。

　　（2）

　　孔子的想法是有根据的，在他生活的春秋时期，有43名诸侯国的国君被臣下杀死，被下级官员杀死的上级官员，那就不计其数了。这些似乎都证明，孔子提出的“人性引发战争”学说，是有道理。为此，孔子也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相应理论，就是所谓的“三纲五常”和“克己复礼”。

　　所谓“三纲”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这是一种社会规范。臣子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妻子要无条件地服从丈夫，儿子要无条件地服从父亲。孔子认为，如果人们都按照“三纲”的社会规范做事，那么天下就会太平，战争就会结束了。

　　有人疑问说：“难道君主犯了错误，臣子也要无条件服从吗？”孔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孔子认为，假如臣子把君主“犯错”作为理由，把他杀掉或者罢黜，那么你今天杀君篡位之后，明天就会有别人把你杀掉，夺掉你的位置，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永远不犯错误。这样一来，今天你篡位，明天他篡位，天下就永无宁日。所以臣子无条件地服从君主，从整体上来看，是有利于促进天下和平的。

　　但人们总会有野心，有贪欲，要想让臣子放弃篡位的野心，就必须对人进行“思想改造”。孔子提出的思想改造方法就是“克己复礼”，也就是克制自己，一切符合“礼”的规范。所谓“礼”，就是“三纲五常”等社会规范。当然，这种思想改造并不容易，因此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要克制自己的野心和贪欲，去符合“礼”的天理。

　　孔子这一套儒家学说，确实对稳定社会有较大的作用。但孔子的学说也有较大的副作用，就是一旦人们放弃野心，失去贪欲，那么也就失去了奋斗的动力。人们失去了奋斗的动力，一切知足，不思发展，那么社会的发展也就停滞了。西方近代的大发展，就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个人奋斗的思想基础上，鼓励人们为了金钱、地位而奋斗拼搏。

　　由于孔子学说有这个巨大的副作用，所以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子的学说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当时各个诸侯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发展”，也就是“富国强兵”，否则就要被别的国家吞并掉。春秋战国时代“法家”学说流行，是因为法家学说是一种有利于富国强兵的学说，所以得到当时各国统治者的青睐。而儒家学说相反是阻碍富国强兵的学说，所以没有一个国家采纳孔子的儒家学说。

　　然而到了西汉，社会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天下已经统一，不再有被别国吞并的危险了。这时候对于统治集团来说，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变成了稳定权力，而不是富国强兵了。因此，具有强大稳定社会作用的儒家学说，开始被统治集团青睐，把儒家学说捧为独一无二的思想。

　　正因为采用了儒家学说，中国的封建王朝维持了两千年。但到了近代，在西洋列强的冲击下，儒家学说阻碍富国强兵的副作用开始明显暴露出来，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一败再败，割地赔款，受尽屈辱。此时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孔子的儒家学说，是不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呢？

　　（3）

　　此后，一股反孔的浪潮开始在中国兴起。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人们公然打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等文人更是把儒家斥为“吃人”的学说。在这个大环境下，毛泽东也成为激进的反孔派。1919年7月，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毛泽东，在他发表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二十年来，湖南省虽然在政治上排满，但在思想上仍以“孔子为中心”、对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而今则到了一改旧观的时候了。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更是把“批孔”作为文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早在1966年12月，毛泽东对一位外宾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孔夫子在大学文科的影响，如哲学、历史、美术等方面存在着。他们灌输帝王将相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革命。

　　毛泽东后来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更掀起了批判孔子的高潮。从中国历史来看，在秦朝之后的历代王朝，基本上都是尊孔的。凡是反孔的王朝，一般都是短命的。比如秦始皇是完全否定孔子的，是彻底的法家，但秦始皇创建的秦王朝，在他死后就很快灭亡了。

　　在至今未止的中国历史上，毛泽东是秦始皇之后，两千年来第一位持“反孔”态度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在文革后建立的新政府，也是秦始皇的秦朝之后，第一个明确提倡“反孔”的国家政府。这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文革的一个显著特点。

　　尽管“反孔”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但过去“反孔”的都是鲁迅等不掌权的文人。掌权的政治家，如袁世凯、蒋介石等，都是“尊孔”的。比如1934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发起以儒家道德规范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但遭到不少人的批评和质疑。张申府发表质问南京政府的文章《尊孔救得了中国吗？》，他在文中指出：“以国家祀孔的方式恢复民族自信也未尝不可，但从现在尊孔的动因来看，是倒退的多，而前进的少。这种情形之下的尊孔，对于救济中国的危亡，如何会有多大益处？”

　　鲁迅更是犀利地批判说：“诚然，每一个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他们要去，则是去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

　　毛泽东建立一个“反孔”精神的政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特异的。如果追溯毛泽东“反孔”的动机，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和对中国未来的设计。

　　（4）

　　前面提到，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也就是传统的“中华国体”，是由两个要素构成：硬件的“中央集权制”和软件的“孔子儒家思想”。用一句话简要地概括中华国体，就是“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中央集权制。”

　　两千年来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中华国体”有两个重大缺陷：第一个缺陷是经不起外族侵略。中国自从宋朝以来，对外战争是屡战屡败，对于汉族来说，更是经历过元朝和清朝的两次“亡国”。近代在西洋列强的侵略下，中国再次差点亡国，沦为半殖民地。

　　“中华国体”的第二个缺陷是“历史周期率”。所谓“周期率”，是旧王朝从清廉走向腐败，新王朝推翻旧王朝，新王朝再从清廉走向腐败，如此往复。中国两千来采用“中华国体”的王朝，都无法逃脱“历史周期率”的厄运。

　　既然“中华国体”有这样重大的缺陷，当然很多人呼吁要对“中华国体”进行改革，而改革方案无非有三种。第一种方案是：改变硬件，不动软件，即用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分权制来代替中央集权制，保持孔子儒家思想。简单地说，就是“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三权分立’的分权制”。

　　第二种方案是：改变软件，不动硬件，即用新的政治思想来代替孔子儒家思想，保持中央集权制。简单地说，就是“由一群用新的政治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中央集权制”。

　　第三种方案是：硬件、软件都改变。这种方案显然难度最大。

　　中国第一次改变中华国体的尝试，是1912年的辛亥革命。当时人们在西洋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面前，感到过去的“中华国体”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革命后的中国不能再走老路，必须抛弃中华国体“走新路”。当时人们选择的是第一种方案：改变硬件，不动软件，也就是“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西方式‘三权分立’的分权制”。

　　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采用西洋式的“三权分立”分权体制。权力不再集中到中央政府，政府不像过去那样“一切说了算”，而是受到议会和最高法院的制约。国家领导人总统也不能“一手遮天”，权力要在议会和宪法的限制之下。

　　（5）

　　北洋政府的“三权分立”政体，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体，突破了“中央政府集权”的模式，可是北洋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却是完全失败的。人们普遍感到，新政府还不如过去的大清王朝，谁说了也不算，什么事情也决定不下来。而且“三权分立”造成中央政府的弱体化，进一步引发群雄割据，内战不断。因此，北洋政府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尝试，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

　　政治体制改革失败了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退回到老路上，复辟过去的那一套。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推翻北洋政府，建立新的国民政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国民党政府是一种复辟。因为国民党政府退回到过去的“中央政府集权”模式，由国民党一党独裁。不仅如此，国民党政府还继续用“孔子思想”来治国，退回和复辟到“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中央集权制”的中华国体。

　　面对国民党政府复辟中华国体，国民党内部出现过一个以陈公博等人为代表的“改组派”，反对蒋介石搞复辟，提出要重新革命。后来蒋介石把这个“改组派”镇压下去了。

　　既然国民党政府退回到传统的中华国体，那么也就无法避免中华国体的两个缺陷：“经不起外族侵略”和“周期率”。在日本侵略面前，国民党一退再退，再现中国历史上对外战争的“屡战屡败”。

　　同时，“周期率”在国民党政府里发展极快。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国民党就从孙中山创建的清廉革命党，蜕变为腐败横行的执政党。如果国民党不是那么腐败，也不至于那么快亡国。因此，国民党的这次“复辟”中华国体，也是失败的。

　　1949年新中国建国时，毛泽东眼前有两个失败的历史经验：北洋政府“改革”的失败，国民党政府“复辟”的失败。那么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共怎么设计新中国呢？

　　鉴于北洋政府的失败，第一种“改变硬件，不动软件”方案，大家都感到风险太大。因为北洋政府正是学西方搞“三权分立”的分权制，犯了大错误，栽了大跟头。所以学西方搞“三权分立”的风险极大，谁能保证毛泽东他们当时搞“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就会比北洋政府搞得更好呢？

　　现在有人批评说：毛泽东在建国时，应该学西方搞议会制。但这些人忘了，北洋政府就是学西方搞议会制，而犯了大错误，栽了大跟头。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样惨痛的经验教训，难道还不够吗？

　　（6）

　　刘少奇为代表的不少高官认为，新中国还是应该学国民党搞“复辟”，继续走中华国体的老路，这样风险最小，最为稳妥。这是因为1949年时的国际环境，与1927年时有了极大的变化。在新中国建立之时，西洋列强的武力侵略危险基本消失，各个殖民地纷纷独立，中国面临外族入侵的危险性不大。

　　至于“历史周期率”问题，刘少奇等人认为，只要控制得好，就不会出大问题。即使出问题，那也是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眼下这几十年还是可以保证稳定的，他们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几十年大官，坐享出生入死打下来的江山。

　　而毛泽东却不愿意这么安安稳稳地坐江山，他要冒险为中国开创一条新路，试图让中国跳出“历史周期率”，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继续革命”。

　　在这方面，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分歧很大。刘少奇主张走老路，也就是继续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中央集权制。刘少奇的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其核心思想基本上是孔子的思想。刘少奇认为这样最为稳妥，而且大家都可以太太平平地坐享江山，何乐而不为呢？刘少奇等人“走老路”的主张，被毛泽东批评为“复辟倒退”，毛泽东坚持要“走新路”，要“继续革命”，这就导致文革的爆发。

　　毛泽东搞文革的根本着眼点，是试图跳出“中华国体”的老框框，走一条新路。既然北洋政府搞“改变硬件，不动软件”的第一种方案失败，毛泽东就选择了“改变软件，不动硬件”的第二种方案，也就是“由一群用新的政治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中央集权制”。

　　毛泽东认为，“中华国体”总是跳不出“历史周期率”，是因为运行中央集权体制的人，一直是一批用孔子思想武装起来人。毛泽东看来，只要改变人们的政治思想，用“共产主义思想”代替“孔子思想”，由一批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中央集权体制，就不会出现贪污腐败，就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

　　因此，毛泽东搞文革就着眼于“思想革命”，不仅要树立人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还要彻底批判和抛弃孔子的思想。毛泽东旨在培养一批与孔子思想彻底“决裂”的共产主义新人，由他们来运行中央集权体制，就能使中国告别“历史周期率”，跨入新的时代。

　　（7）

　　有人评价文革，说文革给很多人造成伤害，死了不少人，因此作结论说“文革是十年浩劫不应该搞”。这是典型地从小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而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不是这样的。

　　比如秦始皇武力统一中国这件事，秦始皇发动这场统一战争，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如果从“对人造成伤害”的角度去评判，那么秦始皇发动统一战争肯定是不对的，不应该的，中国还是保持分裂状态好。所以，这种从“对人造成伤害”的小历史角度，去评判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件大事，其“局限性”和“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今天不会这样评判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因为它已经是久远的历史，所以能够跳出小历史的局限性，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一千年后人们评论文革，肯定也会像我们今天评判秦始皇一样，可以跳出小历史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应该跳出小历史的局限性，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和评判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文革发生的历史背景，从“纵向”看是起因于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华国体”，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从“横向”看是起因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路线和体制，遭到人们的质疑。这里先从“纵向”看。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华国体”的黄金时代是唐朝，到了宋朝，“中华国体”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中国也因此走向衰落。有人因此提出：如果中国从宋朝就改革“中华国体”，中国的发展就可能不会落后于欧洲。其实，有人已经在北宋时就提出要变法改革了，他就是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

　　1068年，王安石在宋神宗赵顼（xù 原为古帝颛顼的省称）支持下，面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问题，发起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运动。必然地，王安石的变法遭到大部分高官们的强烈反对，因为这场变法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向皇帝告状王安石，罪名是“侵官、生事、致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指责王安石“瞎折腾”，要求废弃王安石的新法，恢复旧制。结果宋神宗支持王安石，于是司马光向皇帝辞职，回老家撰写《资治通鉴》去了。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不怕得罪人，继续坚持搞变法改革。

　　可是1086年宋神宗逝世后，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回朝执政，全部废除王安石的新法，一切回归过去的旧法。一切回到过去，不再“瞎折腾”了，高官们大为满意，但这样并不能挽救大宋王朝的命运。1126年，也就王安石变法失败后40年，北宋王朝灭亡。

　　（8）

　　所谓“变法”，是指由国家领导者主动发起的、至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它与自下而上的“革命”完全不同。中国历史上有三次著名的变法：先秦的商鞅变法、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清末的戊戌变法。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1966年这次文革，可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变法”。

　　先秦的商鞅变法和清末的戊戌变法，是国家面临存亡的关键时刻，迫不得已而为之。而北宋王安石变法，则是在国家处于和平环境下，主动发起的一场政治体制改革，因此王安石被一些人斥为“瞎折腾”。但在近代，人们开始高度评价王安石变法。梁启超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和市易法实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型，免役法堪称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王安石变法是在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现代史学家黄仁宇也认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所谓的“新法”，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在公元11世纪北宋时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也都经过如此的阶段。

　　涉猎于大历史，我们也觉得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寻味之处：试想900年之前，中国即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而当时的欧洲，尚停滞于中世纪的黑洞内。这和本世纪两方的悬殊相比，前后相差何远！那么王安石岂不是独具慧眼，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国历史提前900年到1000年的话，则我们这样一个大历史的观念都不能存在了。

　　文革时期，王安石变法被高度赞扬，这也是因为王安石变法与文革有相当类似之处。他们不是等到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才开始搞变法，找出路，而是在国家尚处于比较良好的情况时，居安思危，提前搞改革。这种未雨绸缪的大手笔，在当时是不容易被人理解的，往往是过了几十年、几百年之后，人们才开始认识到改革者的高瞻远瞩。在北宋的时候，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不过是“瞎折腾”胡闹，而今天人们却对王安石变法予以高度的评价。或许人们对毛泽东和文革的评价，也会有同样的命运。

　　（9）

　　中华国体能延续两千年，肯定是有很多优点，否则不可能延续这么长时间。然而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动挨打，丧权辱国，人们不得不认为曾经辉煌过的“中华国体”，已经过时了，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人们不得不开始找新的出路。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尝试照搬西方议会体制失败后，蒋介石政府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再次回到中国传统的旧体制。毛泽东率领中共推翻蒋介石政权，成立新中国。不过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间，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私有制改成公有制，但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本质上与旧中国依然差不多。1974年毛泽东对外宾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新中国建国后，毛泽东对新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担心，担心它走上“历史周期率”的老路上，他多次说过：“我们不当李自成。”毛泽东用来防止中国回头“走老路”的措施，就是对人民进行广泛普及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毛泽东认为，只要用共产主义思想代替孔子思想，培养一批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人，铲除人们心目中孔子思想的影响，这样就可以铲除中国“走老路”的思想根源。

　　因此毛泽东在建国后，大张旗鼓地大搞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可是教育的结果却是差强人意的。建国17年来，虽然孔子不再被当作“圣人先师”被人们顶礼膜拜，但孔子思想还是主导着中国人的思想，共产主义教育的效果不大。这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认为，这是由于刘少奇把持的文化教育界，不重视宣传马克思、列宁思想，而是继续宣传“封、资、修”的黑货，所以称之为“17年教育黑线”。毛泽东认为，新中国17年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效果不大，就是因为刘少奇“教育黑线”的干扰。所以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铲除刘少奇的“教育黑线”，改革教育体制，重新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有人认为毛泽东在建国时，应该学习西方搞民主议会体制。但这种说法，忽略了当时的时代局限性。第一个局限性是中共受到苏联老大哥的影响，不得不学苏联经验；第二个局限性是过去北洋政府搞民主体制失败的经验，不得不让人谨慎。

　　（10）

　　其实蒋介石也一直反对搞民主体制，就是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也一直坚持独裁体制，这点也应该是来自过去北洋政府失败的经验教训。

　　现在人们批评北洋政府“软弱”，导致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其实北洋政府的“软弱”，正是民主体制下中央政府的特征。西方民主体制的特征是“三权分立、地方自治”，中央政府都是比较软弱的，因为这样称之为民主政府。如果中央政府十分强悍，那就是独裁政府了。

　　西方国家搞“三权分立、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为什么没有导致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呢？这是因为这些搞民主体制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都信仰基督教，这些国家是靠基督教来凝聚人心。发达的西方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非基督教国家只有日本比较成功，而日本有神道教，有天皇来凝聚人心，所以他们搞地方自治也不至于出现国家分裂。

　　中国人没有宗教来凝聚人心，就像孙中山说的那样“一盘散沙”，过去中国都是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凝聚人心的。一旦中央政府软弱，很快就会出现地方割据，进一步发展下去就是分裂。因此，中国学西方搞民主体制，建立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那么结果很可能是悲剧性的。北洋政府搞民主体制试验失败，也用事实证明中国照搬西方民主体制的危险性。蒋介石、毛泽东这些人，正是看到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所以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体制。

　　毛泽东不搞民主体制的第三个局限性，是来自中共本身。民主选举是一种“文斗”，政治家靠“三寸不烂之舌”的口才来竞选，这对于“能说会道”的知识分子当然比较有利，而文化程度低的大老粗工农兵，在竞选中基本上没什么在当选的指望。

　　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本身是一个大老粗的工农兵集团，他们长于搞“武斗”，而不善于搞“文斗”，事实上中共也是靠“武斗”上台掌权。如果当时中国搞选举制，毛泽东等少数文化水平较高的高官能当选，而中共大部分的工农兵干部，大老粗干部，口才都非常差。彭德怀这样的粗人，说不过就要骂娘；许世友这样的粗人，说不过就要动枪。让他们去跟知识分子竞选，肯定输得一败涂地。

　　因此，毛泽东如果在当时的新中国搞民选制，就等于是让工农兵大老粗组成的中共集团，把他们浴血奋战打下来的江山，拱手让给知识分子们。这些大老粗们能答应吗？

　　出于上述三个局限性，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毛泽东不搞民选制，不仅是有道理的，也是历史不允许的。

　　（11）

　　再从国际形势来看产生文革的背景。从18世纪开始，欧洲出现殖民主义，各列强国仗着“船坚炮利”优势，武力侵略海外的弱小国家，抢占殖民地。到20世纪初，世界已经基本被欧美列强瓜分完毕，唯一剩下一块“大肥肉”就是中国。看看1921年的世界地图，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亚洲，那时只有两个独立国家：中国和日本，其他国家全部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

　　在这样险恶的国际形势下，当时中国面临最大的危机就是“亡国灭种”，已经到了被欧美列强瓜分的亡国边缘。所以那时中国人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救中国”，提出一句响亮的口号“救亡”。孙中山1924年在广州的演讲说：诸君：我们大家是中国的人。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我们的文明进步，在各国之先。当中国顶强盛的时代，正所谓千邦进贡，万国来朝。那个时候，中国的文明在世界上是第一的，中国是世界上头一等强国。到了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的时代，我们的中国，是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家。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能看得起中国人的。所以现在世界上的列强，对于中国都有瓜分中国的念头，也就是近来各国有共管中国的意思。为什么我们从前顶强的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

　　这就是中国我们近几百年来文明退步，政治堕落，变成现在不得了的局面。我们中国人，要赶快想想法子，怎样来挽救，那么我们中国还可以有的救。不然，中国就要成为一个亡国灭种的地位。

　　在西方列强的枪炮面前，“救中国”的唯一办法只有尽快自强，实现“富国强兵”，所以当时的有识之士们都在谈论“富国强兵”之道。第一种富国强兵之道，是清廷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道路。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保留中华国体，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办兵工厂，购置新式武器，新式军舰。洋务派从1860年左右开始推行以“中体西用”为主导思想的洋务运动，但1895年甲午战争中，作为洋务运动最大成果的北洋水师，居然在刚刚兴起的日本海军面前全军覆没。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不得不割地赔款的屈辱事实，使人们意识到“中体西用”的道路不能“救中国”，也意识到传统的中华国体是中国实现富国强兵的巨大障碍，必须变法，改革中华国体。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无奈地说：我办了一辈子的洋务，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12）

　　“中体西用”的道路走不通，康有为等人提出大胆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变法维新”道路。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康有为等“新党”开始推行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新政”，试图对“中华国体”进行全面的改革。然而这样的改革，触犯到大量高官的利益，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旧党”的强烈反对，戊戌变法只搞了一百天就失败了。

　　戊戌变法失败两年后的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清廷再次大败，不仅赔偿巨额的战争赔款，还承认外国军队在首都北京有驻军权。这次大败，清廷再也没有理由不改革了，于是在1902年重新开始搞“新政”，并声称在不久的将来实施“君主立宪”体制。可是清廷的实权还是掌握在保守派手中，他们对改革没有诚意，一拖再拖，终于引发辛亥革命，清廷垮台。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国民国政府，采用了西方式的议会共和国体，有总统，有议会，都是选举产生。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1912年中华民国所采用的国体也是很“先进”的。当时人们以为中国采用这种“先进”的国体，一定会很快富强起来。但事实却与人们的期待相反，中国民国不仅没有富强起来，反而陷入地方割据，全国内战的内乱，甚至比清王朝时代还要贫弱。

　　这时人们对中国采用的议会共和制，及所谓的“民主体制”，开始失望了，人们又开始探索新的政治思想和体制来“救中国”，于是各种西方政治思想涌入中国：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人们热烈讨论这些“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不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欢迎，当时中国人思想的主流还是倾向于西方的“民主体制”。但1919年的“五四”运动，改变了这种情况。

　　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北洋政府代表中国对德、奥宣战，并向欧洲派出10万劳工，做战地后勤支援。德国投降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本应接受德国在中国占据的胶东半岛。可是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不顾中国是战胜国的事实，无理地把胶东半岛转交给日本，这是对中国露骨的欺辱，引发中国人民的义愤，爆发“五四”运动，各地人民抗议示威，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1918年11月11日欧战结束，中国似乎也是一个对德宣战的战胜国。当时各战胜国大事宣传说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北京也在庆祝战争胜利，并将克林德碑拆毁，移置中央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碑”。我们曾参加这一庆祝大会和奠基典礼，也曾为之兴奋。“公理战胜强权”，中国将因此有转弱为强的机会。

　　（13）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可是消息传来，巴黎和会的情形是一天一天的不利于中国。中国以参战国的资格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七个条件，巴黎和会根本不加考虑。4月中旬由《和平条约》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掠夺物，完全转让于日本。这些事使北京的学生们为之大哗，我们充满了失望与愤慨的情绪，美梦方觉，一致认为：“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公理？”

　　巴黎和会使中国人对西方的“民主体制”大大失望了，很多人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出向苏联学习，“走苏俄的道路”。因此，中国走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某种程度上也是被西方列强“逼”出来的。其实当时中国人是相当迷信西方的，如果没有他们在巴黎和会上露骨地欺压中国，中国未必会走上苏俄的道路。

　　不过很多中国人对“走苏俄的路”，是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不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论什么“主义”，只要能够“救中国”就是好主义。所以当时很多人拥护共产党，并不一定真的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救中国”，可以让中国人“站起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的这个宣告，意味着“救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已经完全摆脱“亡国灭种”危机，进入一个新时代。

　　这时候，抱着“救中国”的实用思想加入中共的党员，就与毛泽东这样虔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党员，发生分歧了。他们认为既然“救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就不一定非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走下去，可以根据现实情况，灵活地修改和修正中国的路线，这就是所谓的“修正主义”。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远因，就是因为中共有一批党员，不是坚定信奉马克思主义，而是出于实用的“救中国”目的跟随。因此，他们不是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旦走社会主义道路遇到什么挫折曲折，就想到修正，就想到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去走别的道路。

　　如果毛泽东也是持灵活应变的修正主义态度，事情就简单了。可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上，偏偏非常固执，非常较真，一点也灵活不得。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与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矛盾激化，终于导致文革的爆发。

　　（14）

　　毛泽东对“救中国”的看法，又有更深入的一层。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第一种可能是被外国强行瓜分而导致亡国，第二种可能则是因为“历史周期率”，因为自己内部的贪污腐败而导致亡国。毛泽东领导中共建立起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新中国，使中国不再有被外国入侵而导致亡国的危险，在对外方面完成了“救中国”的任务。

　　但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只是战胜了外部的敌人。而战胜了外部的敌人，并不等于战胜内部的敌人，今后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来自贪污腐败的蜕化变质分子。这个更深一层的“救中国”任务，就是使中国摆脱“历史周期率”。

　　为什么两千年来，中国总是走不出“历史周期率”呢？毛泽东认为孔子的思想和学说，是造成中国“历史周期率”的思想根源，只有“反孔”，才能使中国走出历史周期率。毛泽东敢于提出“反孔”，是要有相当胆魄的。因为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凡是“反孔”的人都被认为是历史的罪人。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就被文人们骂为“暴君”，成为历史罪人的典型。

　　其实孔子的学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并不走红，被认为是迂腐无用的东西。直到500年后，孔子的思想才开始被人们理解，孔子也被捧得越来越高，成为中国上独一无二的“圣人”。过去中国各地都建有大大小小奉祀孔子的孔庙，每年举行奉祀奠礼，由当地的行政长官亲自主祭。在首都北京也建有孔庙，规模仅次于孔子故乡山东曲阜的孔庙。清朝时每年举行一次皇帝亲自参加的祭孔大典，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也照旧每年举行祭孔大典；1927年国民党北伐胜利，中国首都从北京迁到南京，国民党在南京继续举行祭孔大典；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也依旧在台湾每年举行祭孔大典，并且将孔子的生日9月28日，制定台湾的“教师节”。

　　孔子自从西汉后的两千年来，在中国享尽人间烟火，可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孔子突然被冷落了，祭孔活动被取消，孔庙也被废置或改为其他用途，到文革时，更出现史无前例的砸孔庙。1966年11月，红卫兵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曲阜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然后就开始砸孔庙。孔子像被捣烂，一些古画古书被当场烧毁，还砸毁了不少石碑等各种文物，甚至还把孔林内许多孔氏后代的坟墓刨平。

　　（15）

　　孔子和他的儒家学说，在遭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后，事隔两千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遇厄运。对此毛泽东说：我准备在历史上担骂名。文人杜撰一个孟姜女，秦始皇就被骂了两千年。无非骂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算什么？秦始皇不过坑了72个儒，我们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

　　文人郭沫若曾经撰文《十批判书》大骂秦始皇，于是毛泽东写给郭沫若一首七律诗《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搞“批孔反孔”这件事，对还是不对，应由后人来评判，我们现在评判为时过早。但不管怎么说，孔子留给我们的这份遗产，是继承还是抛弃？是将来政治家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我们今后面临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建设“物质文明”，即实现富国强兵；二是建设“精神文明”，即治理贪污腐败。孔子的“仁”、“礼”那一套政治思想，对建设“物质文明”，即实现富国强兵一点儿作用也没有，这是谁都承认的。那么孔子思想对建设“精神文明”，对治理贪污腐败起作用吗？

　　谁都知道，中国的贪污腐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老传统、老毛病了。两千年来历朝历代都尊奉孔子的政治思想和学说，但历朝历代都解决不了贪污腐败的问题。令人寻味的是：“反孔”的毛泽东时代，贪污腐败的问题却很少。当然我们不能说，“反孔”有助于解决贪污腐败问题，但可以结论说：孔子的政治思想和学说，对于治理贪污腐败是没有作用的。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彻底否定孔子思想，因为它对我们未来的任务一点作用也不起。毛泽东说：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孔子的一部分思想和学说还是有价值的，但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化”改造，使其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早在民国年间，熊十力、梁漱溟等人就提出“新儒家”，主张重新建立一种经过改良的儒家思想。现在“新儒家”有相当的市场和支持者，他们用现代的观点和思想来诠释孔子思想，形成一股风潮。

　　中国今后是尊孔还是批孔，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未来的中国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16）

　　中华文明在北宋时到达顶点，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在北宋以前完成的，北宋以后就再无发明。现在不少学者说在北宋时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可惜北宋王朝信奉“独尊儒术”，不允许其他新思想的出现，遏制了中国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思想思潮，被称为“百家争鸣”时代。可惜西汉“独尊儒术”之后，不允许儒学以外的新思想出现，以至于两千多年来，偌大的中华大地，只有儒家一种思想、一种学说，这是十分不正常的，必然成为中国向前发展的思想障碍。

　　欧洲14世纪开始文艺复兴运动，各种思想学说源源不断地产生，推动欧洲进入一个新时代。英国人托马斯写了《乌托邦》一书，被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此后社会主义思潮出现各种不同的流派，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的流派。

　　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不开的。16世纪以后，西欧国家的新生资产阶级通过暴力或非暴力的资产阶级革命，逐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美国、法国为代表的采用民主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打倒了旧社会的王公贵族，建立了万民“身份平等”的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虽然解决了人民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平等问题，但仍未能解决人类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在19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初始阶段中，社会的贫富不均现象十分严重。有些人辛勤劳动，所得报酬却非常少，过着饥寒交迫的贫寒生活；而另一些人却不劳而获、靠欺诈和投机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

　　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写道：我们再拿伦敦时装商店的例子来做证明。这些商店雇用了很多年轻的女孩子，这些女孩子大部分来自农村，她们食宿都在老板那里，因而成了老板十足的奴隶。大多数商店的工作时间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女孩子们即使不是通宵工作，一昼夜也得工作19小时到22小时，一直到疲惫得实在连针都拿不住的时候，她们的漫长的工作才算到了尽头。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些可怜的人一连9天都没有脱过衣服，只是抽空在垫子上躺一下；给她们的食物都切成小块，好让她们尽快地吞下去。

　　（17）

　　社会主义思潮就是在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背景下产生的。不管什么社会主义流派，它们都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认为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中，在名义上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但悬殊的贫富差距又导致了新的社会不平等，造成人类社会各种不平等的最大根源，就在于财产私有制。因此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提出要限制和消灭私有制。

　　19世纪中期，西方学者中展开了一场“为人类寻找一种公平、完美、道德的理想社会体制”的大讨论，这时马克思的学说脱颖而出，也就是后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两大特征：一

、暴力革命论；二、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的崭新思想很快就横扫全球，19世纪末期成立了全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共产国际”组织，并规定5月1日为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国际歌》为全世界劳动者的圣歌。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共产主义是一种究极公正和人道的最高理想社会，世界各地都产生了各种共产主义组织和共产主义运动，试图使“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高的理想社会变为现实。

　　苏联建立了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次大战之后，世界上出现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当时除了苏联和东欧各国之外，亚洲有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等国，美洲有古巴，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土地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

　　但这个好景并不长，1991年苏联的解体，宣告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也宣告这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如果探讨这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因，不能不说毛泽东有先见之明。1960年代中苏两国发生关于“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争执，中方发表了《九评》，批评苏联领导集体搞修正主义，也就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三和”路线，即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赫鲁晓夫针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暴力革命论。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武装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摆脱被剥削和压迫的地位，才能获得解放。”列宁遵循马克思主义，通过暴力革命夺权，建立起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领导中共武装夺权，也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

　　（18）

　　赫鲁晓夫对此解释说：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观点，在那个时期是正确的，而现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基础，因此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两条路：要么和平共处，要么发动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路是不存在的。

　　赫鲁晓夫提出“三和”路线，是认为在出现原子弹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就意味着双方都毁灭，所以不能打仗了，要与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1957年苏联举行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会上，毛泽东公开提出反对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的暴力革命论。

　　据赫鲁晓夫回忆说：八十多个党的使者前来莫斯科，我们讨论了国际局势，以及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核战争是这种会议的主题，一旦爆发世界大战，我不知道交战各方能否坚持使用常规武器，是否将演变为一场导弹核战争。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就战争问题发言，他的讲话内容大致是这样：“不要怕战争。既不要怕原子弹，也不要怕武器。无论这场战争是什么战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一定会取胜。”

　　具体谈到中国时，毛泽东声称：“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而我们现在6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3亿又怎么样？战争嘛，若干年之后，我们培育出新人，就会使人口得到恢复。”

　　他发言之后，会场上是一片坟墓般沉默。对于如此对待世界战争的态度，任何人都没有思想准备。正相反，大家都在思考寻求什么样的办法防止世界大战，反对世界战争、争取和平共处是首要主题。可是毛泽东突然提出了“不怕战争”的口号，说战争会给我们带来胜利，即使有损失又何妨！

　　有一次在游泳池旁，毛泽东又挑起这个话题，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来算算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吧。我搞了个计算，算出的结果是：中国拥有将近7亿人口，所以它可以组建多少个陆军师。苏联拥有2亿人口，它能够组建多少个师。”

　　是的，军队有兵员定额，毛泽东的计算大致是正确的。他用常规的方法估算了一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让多少人去当兵，然后又计算美、英、法等北大西洋公约国家能够组建多少个师。他说：“瞧，力量对比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怕什么？”

　　（19）

　　这番议论很符合毛泽东1957年在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发表的那个观点，毛泽东不是把“和平共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而是把“准备战争”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准备战争的目的，就是利用战争打败敌人，而无论战争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我对他说：“毛泽东同志，您计算出的数据，人们都知道。但是还必须考虑到，只有当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当人们用肉搏方式或者用诸如标枪和刺刀等冷兵器作战时，算术学统计结果才是合理的。从前就是这样，谁的棍棒多，谁就占上风。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不同了，战胜者不再是拥有更多人口的一方，而是拥有良好军事工业和能够充分供给自己新式武器的一方。一枚导弹可歼灭几个师，可见师的数量多寡。现在不再是实力的标志。说句粗话，那不过是一堆炮灰。”

　　毛泽东说：“不，我还是认为您错了。在力量对比上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口的数量。”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用任何手段都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他发表了他的观点，我发表了我的观点。

　　毛泽东还谈及另一个问题。当时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发表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明，声明的主旨是：“警告帝国主义阵营，如果他们侵犯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会保持中立，而是将动用我国军队所拥有的一切可能手段，给侵略者以还击。”

　　毛泽东指着这个声明说：“这个声明是错误的。”

　　我问他：“为什么？”

　　毛泽东说：“不对，这不对头。”于是毛泽东开始展开地谈他的观点，其观点可归纳如下：“如果有人侵犯中国，你们不要卷入战争。我们将自己打，打10年，打20年也行。我们人口众多，国土辽阔。如果敌人硬要跟我们打，他们绝没有好下场。我们自己应付得了，我们一定打败他们，没有一个国家能战胜我们。日本人跟中国打了好多年仗，他们的侵略下场如何呢？敌人会破坏我们的经济，让他们破坏好了，最重要的是要保住苏联。只要苏联还在，还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向前发展，以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中国打败了敌人，将在你们的援助下恢复自己的经济。因此，根本不要让苏联去冒与资本主义阵营打仗的危险。”

　　（20）

　　瞧他就是这样偷梁换柱的：倒好像中国为了确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生存，而甘愿牺牲自己。我说：“如果我们这样对待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只让每个国家自力更生，那么敌人就会把我们各个击败。这种立场是鼓励侵略，而不是遏制侵略。因此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上恪守这个声明。”

　　后来，我曾反复琢磨，毛泽东的那些观点有什么依据呢？我不知道该如何给这种观点和议论下评语，我很奇怪毛泽东怎么可能这样思考，我无法给自己找出答案。如果他自己认为他那些关于军事策略的论断是合理的，那么就很难想象一个聪明人竟然会如此思考，对我来说直到现在这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我一直不清楚：“这到底是思维力缺欠还是挑衅？”然而这样一场谈话的确是进行了，而且我完全保证我准确地转述了毛泽东的讲话和我的回答，既不夸大其词也不断章取义。

　　不但赫鲁晓夫不理解，就是当时的很多人也不理解。可是时间过去50多年之后，在苏联这个国家解体之后，毛泽东上述令人不解的话，就开始变得可以理解了。如果站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这也是毛泽东的立场，那么今天的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完全失败了。

　　第一、赫鲁晓夫提倡的“和平共处”，并没有实现。美苏始终处于冷战状态，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与美国之间也是半冷战的关系，谈不上“和平共处”，只能说双方没有发生直接的战争而已。

　　按照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战争和暴力胜资本主义。像毛泽东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拼着死几亿人，与资本主义国家来一场核大战，用这样的暴力来战胜资本主义。当然不少人可能会批评毛泽东的观点“残酷”，不过毛泽东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就是主张暴力革命论，既然是暴力革命，那肯定免不了死人。至于可以死多少人，马克思并没有说，所以毛泽东提出打“核大战”消灭资本主义的想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另外，赫鲁晓夫发表声明：声称苏联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一旦别的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侵略时，苏联将参战，而不会中立。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这个声明是“错误”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观点。几年之后美国入侵越南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时，苏联并没有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苏军并没有出兵越南参战。

　　（21）

　　毛泽东看出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的胆怯，他们提出“和平共处”，本身就是不敢打仗，又怎么敢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呢？赫鲁晓夫的“声明”只是用来吓唬人的，真的打起来，苏联是不敢出兵的。

　　越南战争中苏联的表现，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美国侵犯越南时，苏联没有卷入战争，而是让越南自己打，打10年，打20年也行。敌人会破坏越南的经济，让他们破坏好了，最重要的是保住苏联。只要苏联还在，以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因此，苏联不必去冒险与美国打仗。

　　第二、赫鲁晓夫提出“和平竞赛”，而苏联在“和平竞赛”中的彻底失败。其实在“和平竞赛”中苏联将输给美国，是可以预见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注重“效率”，不注重“公平”；而社会主义制度注重“公平”，而不注重“效率”。

　　发展经济的核心就是提高生产效率，因为社会主义在“效率”方面的先天缺陷，必然在发展经济的“和平竞赛”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是不可能赛赢资本主义的。所以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竞赛”，苏联是必然失败的。

　　但社会主义制度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在发展军事方面。因为搞军事是不讲经济效益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没有优势，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很快在军事上取得大发展，在军事上胜过资本主义。事实上，苏联、中国、朝鲜、越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很快把自己建成军事强国。而且苏联最大的优势也是在军事方面，军事力量发展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水平，而在民用生产方面，苏联与美国的差距就很大。

　　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的经济竞争中，没有一个胜过资本主义国家；可是在战争这种军事竞争中，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社会主义一方获胜。因此，如果苏联与美国搞经济竞赛，比必输无疑；但如果来一个军事竞赛，倒不一定谁赢谁输了。毛泽东始终主张与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军事竞赛，也就是“准备打仗”，这就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分歧。

　　第三、赫鲁晓夫针提出“和平过渡”，也就是不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和平过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主要动机，也是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