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七七（崇新岳 百思峰 ）

第26节 毛泽东身后的斗争

　　（1）

 

　　1976年6月25日，毛泽东写下最后一个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此后毛泽东已无力做出任何指示，因此毛泽东的政治生命到此结束。尽管毛泽东的肉体生命一直延续到1976年9月，但他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6月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从1976年7月开始，中国就进入了毛泽东身后的时代。众高官已经不再受毛泽东的束缚，夺权斗争也在开始悄悄地展开了。

　　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这次毛泽东的身体确实是无力去参加追悼会，也无力去遗体告别。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逝世相比，朱德的逝世是比较突然的。毛、周两人都是患了不治之症，有一个身体逐渐衰弱的过程。而朱德在逝世前半个月的6月21日，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外宾。然而就在这次会见中，朱德受凉感冒，引发肺炎，突然去世。

　　尽管朱德自从建国以后就一直坐冷板凳，但他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依然相当高。朱德的身体一直不错，到1976年的时候，虽说朱德已经90岁高龄，但他并没有什么大病。没有意外的话，朱德活到毛泽东死后，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可是偏偏就出了意外。

　　1976年5月以后，中央决定毛泽东不再会见外宾，由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代替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这样朱德不像以前那么轻松了。尽管会见外国领导人只是礼仪上的事情，但这对于90岁高龄的老人来说，也是一件“重体力劳动”。

　　1976年6月21日，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可是会见时间到了，外宾还没到。在这种情况下，朱德也不便离开，只好在休息室里等候。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次会见的时间推迟了1小时，但事先没有人通知朱德，这就让朱德在放有冷气的休息室里等了1小时。

　　这样的事情，应该说是外交部工作人员的严重失误。因为国家领导人的活动日程安排十分紧张，时间都是按分计算的，让领导人白白等一个小时，打乱了领导人的日程安排，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是一件严重的错误。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毛泽东或周恩来身上，外交部的有关领导是要受到严肃的处分。因此有关人员也十分重视，不敢在毛泽东或周恩来这些日理万机的大忙人身上，发生这种低级错误。

　　对于朱德这样坐冷板凳的人，外交部的人就不那么重视了。也许他们认为朱德是闲人，让他等一等也没关系。另外朱德的脾气也好，不至于为此事生气骂人，所以外交部的人也不怕朱德，更不重视了。当然人们也没想到，让朱德等这1小时，居然要了他的命。

　　（2）

　　朱德在冷气房间里坐了1小时，当时就感冒了，回到家就开始咳嗽，并有低烧。当时医生诊断认为只是患了感冒，开了一些药，也没有特别在意。可是朱德的感冒一直不愈，4天后的6月25日，朱德又出现腹泻，这时医生才赶紧让朱德住院治疗。

　　住院后，朱德的病情加重，多种病症并发，高烧一直不退。7月5日，朱德的病情急剧恶化，李先念、邓颖超等人去医院看望。7月6日下午，朱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同日，新华社播发了朱德去世的讣告，组成以毛泽东、华国锋等人为首的朱德治丧委员会。

　　当时中央确定的朱德治丧规格是：“略高于董老（董必武）。宣传规格除报道统一安排的治丧活动以外，不组织报道各地及群众的悼念活动。在治丧期间，除了7月11日追悼会这一天，全国停止娱乐活动外，其他日期电台电视台的文艺节目减少，而不是停止。”主管宣传的姚文元还特别强调：“不要像总理逝世时，文艺节目停止。”总体来说，朱德的治丧规格要低于周恩来。

　　7月8日朱德遗体火化，送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7月9日，在北京为朱德举行吊唁仪式，毛泽东送了花圈。7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朱德追悼大会，5000人参加。

　　按照朱德治丧的规格，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没有实况转播追悼会。朱德追悼会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朱德的悼词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朱德同志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建设我国的革命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我们要学习朱德同志不断革命的精神，学习他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学习他坚定勇敢地对敌斗争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学习他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3）

　　朱德的去世，固然是偶然因素触发的，但其中也有必然因素。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朱德在周恩来去世、毛泽东病重后，露面过于频繁，过于活跃了一些。朱德不顾90岁高龄过多抛头露面，这必然容易导致疲劳，容易引发感冒，这些对于90岁高龄的人来说，都是致命的。如果朱德把“活过”毛泽东视为第一目标，推掉一切外事活动等“重体力劳动”，不抛头露面在家静养，他应该可以活到毛泽东之后的。

　　如果朱德活到毛泽东之后，他要想“接班”是困难的，毕竟年龄太大。但在毛泽东之后，朱德将是成为说话最有权威，最有份量的人，将对中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哪怕是朱德比毛泽东多活一、两个月，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可能会有所改写。朱德在毛泽东之前离世，似乎也是某种“天意”。

　　朱德去世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江青集团在文革中多次“整”过朱德，双方结怨不少，朱德是不太可能支持江青集团的。现在朱德先走了，让江青集团在毛泽东身后的竞争，少了一个强有力对手。

　　1976年7月以后，在毛泽东已经无力过问政事的情况下，周恩来、邓小平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斗争，越来越炽热起来。邓小平被打倒后，叶剑英成为了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周恩来晚年，叶剑英与周恩来的关系最为密切。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

　　周恩来住在三零五医院期间，叶剑英几乎每天亲自打电话了解病情，即使他出差远在海南岛，也不例外。有一次，深夜11点钟左右，有人喊我接电话，当我拿起话筒，总机接线员告诉我：“是叶帅打来的电话。”

　　我知道，叶剑英与周恩来是同龄人，我以感激的心情向他问候：“叶帅，我是张大夫，您好！这么晚了，您还没有睡啊？”

　　叶帅老人家以浓重的广东梅县客家人的乡音，向我了解总理的病情：“张大夫，我现在在海南岛。总理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每天都要对叶帅报告周恩来的病情，他每次问得很细致。这次叶帅来电话的当儿，正好周恩来那儿也要找我说事，所以我只能向叶帅简要地汇报了几句，好在他对总理的病情都了解。

　　叶帅一听是周恩来要找我，就说：“好吧，就这样，你去吧。”便将电话挂断了。

　　我当时想，叶帅远在海南岛，这么晚了，他老人家还没有睡觉，心里总牵肠挂肚地惦着总理的病情。这老一代革命家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友谊，至深至诚，就是不一样。

　　（4）

　　1976年中央《1号文件》称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可是陈锡联有自知之明，对叶剑英很尊重，重大问题都要征求叶剑英的意见，所以实际上仍然是叶剑英在指挥军队。据《叶剑英传》记述：

　　当时，毛泽东正处在重病期间，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叶剑英和其他许多老干部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他们在思考和酝酿除害救国的良策。

　　久经沙场负有盛名的老将军王震，早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就常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沟通消息。王震非常尊重和信赖叶剑英，曾多次到他那里反映“王、张、江、姚”的问题，并提出：“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不动声色，做了一个打哑谜的手势：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不让王震再往下说了。王震会意，要等待时机。

　　叶剑英问王震：首都附近有哪些熟悉的、可以信得过的人，要他同老部下保持密切联系，还嘱咐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

　　王震自告奋勇当“联络参谋”，悄悄走访老同志。对于叶剑英交代的事，他都一一照办，并把办理的结果和了解到的情况、意见以及各方面的动向，随时汇报。

　　王震等人急于动手，而叶剑英则按兵不动，等待时机。事实证明，叶剑英的静观不动战术是正确的，等到毛泽东去世后再开始动手，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而江青集团则“迫不及待”，蠢蠢欲动起来。此时邓小平已经成为“死老虎”，他们就把矛头指向华国锋，给华国锋扣一个“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的大帽子，制造舆论，试图伺机一举拿掉华国锋。

　　据粉碎“四人帮”后，七机部(航天工业部)的《揭发材料》写道：“四人帮”积极插手“七机部”，通过其代理人舒龙山、叶正光、曹光琳篡夺了“七机部”的领导权。

　　舒、叶、曹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层层揪“走资派”，疯狂地把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1976年5月3日，王洪文对舒龙山、叶正光说：“要通过这次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

   1976年6月23日，王洪文又对舒、叶说：“要抓大官，抓上线。”

　　（5）

　　舒、叶、曹对“四人帮”的旨意心领神会。舒龙山说：“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舒龙山还叫嚷：“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曹光琳说：“一天也不能等，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然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舒、叶、曹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七机部”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肆意打击陷害。同时，在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中，把他们的同伙拉入党内，塞进领导班子。从1976年4月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把“七机部”领导班子改组了百分之八十，篡夺了领导权。

　　1976年7月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江青集团又借此向华国锋发难。据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公布的“罪证材料”写道：1976年7月，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地利用这次会议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在会议期间策动上海市委常委黄涛、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在会上发难，向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猖狂进攻，妄图打倒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自己上台。

　　会后，黄涛还攻击这次计划工作座谈会是“走资派还在走的会议”，对整理华国锋同志重要讲话记录的同志说：“整理记录干什么，这里面有文章。”明目张胆地把矛头直指敬爱的华国锋同志。

　　黄涛在交代材料上写道：“在会议期间，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我四次。我按照王洪文的旨意，和杨春甫等人串连在一起，追“风源”，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

　　黄涛在会议上的反党讲话如下：“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还是照老样子干。”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

　　杨春甫在会议上的反党讲话如下：“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江青集团还试图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引入军队，揪“军内资产阶级”，趁机在军队夺权。据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公布的“罪证材料”写道：1976年6月，“四人帮”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指使他们的亲信，在上海警备区某部某连，不顾干部战士的反对，强行布置讨论“军内资产阶级”问题。会后，他们炮制了《某连理论讨论会情况报告》，上报下发。

　　（6）

　　1976年8月13日，南京军区原司令员丁盛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窜到这个连队讲话，鼓吹“军内资产阶级”的谬论。下面是徐景贤、王秀珍、丁盛的讲话记录(节录)

　　徐景贤：“辩论军队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资产阶级，有没有走资派，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有的领导不同意，说头脑发热。我看，他们是考虑问题很深，不是头脑发热。”

　　丁司令：“就这个问题开展讨论。我们有许多单位不敢，还怕。”

　　王秀珍：“对资产阶级在党内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实践上搞清楚，是非常重要的。”

　　丁司令：“在军区开会，我讲了，邓小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阶级，是一条路线，要批深批透是要费力气的。资产阶级在哪里？走资派还在走。这个我们是一样的适用，为什么军队没有资产阶级？”

　　徐景贤：“丁司令讲话旗帜鲜明，带头讲路线斗争。我赞成把党内资产阶级的讨论更深一步，你们讨论‘军内资产阶级’这个问题，具有极大的尖锐性。这个问题是头脑清醒提出来的，不是头脑发热提出来的。”

　　江青集团除了大造舆论之外，也没有忘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他们不掌握军队，但掌握着上海民兵的指挥权，于是他们就试图依靠上海民兵，建立自己在上海的“军事基地”。当时他们搞了一个《上海民兵十年规划设想意见》，该《设想意见》写道：根据市委领导关于加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民兵建设，全市装备民兵10个高炮师，185个高机连，3个地炮师，1个火箭团，1个水陆坦克师，36个武装基干团，580武装基干连，4212个武装基干排，1个摩托团，1个通信团，共装备民兵65万人。

　　据后来王秀珍的交代材料说：“四人帮”抓不到军队，就抓“第二武装”。王洪文多次攻击军队不可靠，路线不端正。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总工会常委多派进去，他叫我们配备人。

　　1976年6月，关于毛主席病重的通知已由中共中央通知各省市党组织负责人。上海的民兵更加抓紧了训练，随时准备“造修正主义的反”。王洪文问马天水：“仓库里还有多少武器没有下发？”

　　马天水告诉他一个数字，他还问马天水武器在那个仓库里放着？马天水说：“在警备区仓库。”

　　王洪文说：“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放在军队仓库里不放心，要下发到民兵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有武器等等。”王洪文还说：准备上山打游击。

　　（7）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马天水告诉我，王洪文打电话给他，急催发枪。后来，市民兵指挥部写了发枪的报告给市委，马天水批的，我也同意的。

　　马天水也在交代材料上写道：1976年6月27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报告，7月3日我就批复同意都发下去，立刻批了‘立即发’三个字。

　　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也与8月10日，我和徐、王和丁盛谈话有关系，丁盛谈话也谈了打内战问题。

　　后来审判“四人帮”时，对丁盛的起诉书写道：被告人丁盛，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1976年毛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阴谋夺权的步伐。1976年8月8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饭店看丁盛时，进行了密谈。

　　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部署。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件，对上海是个大威胁。”

　　丁盛并提醒马、徐、王说：“你们要有所准备”。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

　　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各种枪支7万余件，炮3百门，子弹、炮弹1千多万发。

　　然而丁盛对此判决不服。在1985年，丁盛写了一份《申诉书》：我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相信党的实事求是政策的态度，再一次将我的问题以及目前处境向组织详谈。望组织明察，重新审理，早日澄清我的不白之冤！

　　早在1977年3月，华国锋在未经任何调查与核实的情况下，就在全军工作会议上给我定了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的基调，以后便照此办理。1977年3月26日宣布我停职审查，未经任何法律手续，将我先后关押两次，长达两年之久。六年内除专案组具体办事人员外，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话，没有任何人找我核实材料。

　　1982年6月，我向总政检察院、法院三名干部反复详谈了8月8日和9月3日的谈话内容，并一再声明：绝对没说马、徐、王捏造的口供，也不可能说类似的话。但他们还是强行宣布我触犯刑法，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罪。

　　1982年7月31日，军区政治部王副主任给我念总政电话通知：“退出现役，每月生活费150元，享受一般干部待遇。”

　　1982年11月由专案组一名干事口头通知我：“开除党籍。”至今我没见到处理我的正式文件。我几十年的党籍、军龄便告此结束。冤枉！我想不通。

　　（8）

　　如果毛泽东的接班人是林彪那样的强人，不会有人觊觎领导人的宝座；可是华国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不免引起有些人产生“取而代之”之心。如果毛泽东不在了，对于周恩来、邓小平集团来说，是获得解放，对于邓小平来说，更是东山再起的机会；而对于江青集团来说，则是失去靠山；对于华国锋来说，也同样是失去了靠山。

　　因此，江青集团和华国锋都要考虑失去毛泽东这个靠山之后，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从江青集团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有上、中、下三个策略。上策是争取在毛泽东离开人世之前，扳倒华国锋，最后获得毛泽东的“钦定接班人”，真正上台接班；中策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获得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支持，取得中央政治局的主导权；下策是武装“起义”，领导武装民兵，策动群众造反派，用武力夺权政权。不管是哪个策略，江青集团都没有准备退却，没有准备投降，他们准备战斗到底。

　　后来审判“四人帮”时，姚文元讲了他当时的心态。姚文元对审讯员交代说：今天交待我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的思想状况。先从1976年7月下旬说起。新华社转给我一封河南分社记者写给我的“亲启信”，并要求我把此信转给毛主席。这封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审讯员：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

　　姚文元：这位记者写信反映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他时讲的一番话。这封信写得很露骨，给我印象比较强烈的有：

　　一、用很坏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病，意思是说毛主席活不了几天了；

　　二、攻击华国锋总理没有能力，说他现在虽然担任了总理，但在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这样把两边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还特别攻击他在外事工作上没有经验；

　　三、还有许多吹捧纪登奎的话，说他父亲如何有能力，现在不高兴多管事，不高兴出主意了；

　　四、他还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说：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是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之类的话；

　　他还说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

　　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个组织部长说：要他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

　　这位记者还反映河南省委在听到这个组织部长传达后的情况，如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的态度。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写信人了解到很多的秘密。

　　当时毛主席已经病重，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华国锋主席已搬进中南海。我看了这封信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不大相信，因为信中有些情况不确实，比如信中说毛主席患了喉头癌，就不对。另方面，又觉得是不是有某种根据。

　　（9）

　　这里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就是有些小道消息常常加杂些内部的情况。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毛主席逝世后，我的确有垮台的可能。

　　这封信收到后，我思忖再三觉得不能转给毛主席，因毛主席已经病重了。我又不愿转给毛远新，也没有送给华国锋主席，因为信里有些话是说他的。我更没有想到送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这封信就一直压下来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

　　当时，正是毛主席病危的时候，华主席、张春桥找我谈话，要我和纪登奎负责准备文件，以我为主。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和纪登奎一起找了办公厅的周启才、李鑫等几个人。在中南海准备文件，包括《告人民书》等一整套计划，搞好后封存在那里。

　　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早晨，在中南海，我找了几个宣传单位负责人布置毛主席逝世后的宣传工作。

　　审讯员：你都找了哪些人？

　　姚文元：有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鲁瑛、《光明日报》的莫艾、《红旗》杂志的许健生、中央电台的邓岗。谈完话后，我又单独把鲁瑛留下来，我对他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样，还要看一看。”

　　我想利用这种暗示的形式，告诉他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讲明，也不能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他，我当时看他的样子好像并不懂。不管我这话对他产生什么影响，我都要负责。

　　审讯员：仅仅是纪登奎的儿子谈话内容的一封信，就使你那么震惊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姚文元：没有这封信，我也会感到自己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但没有这封信，我是不会对鲁瑛讲那番话的。

　　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同国锋、洪文守灵；接待朝(鲜)、阿(阿尔巴尼亚)、罗(罗马尼亚)等国使节，许多外宾在主席遗体前失声痛哭，表现了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不知为什么，江青没有参加会见。后来她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国锋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会很危险。

　　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我不能这样做，要努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

　　晚上，同英(姚文元之妻金英)长谈，重点是国内形势和党内斗争。她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和我有同样的预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

　　孩子，又是孩子，我近来为什么老想到孩子？为什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现。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战斗！”

　　（10）

　　姚文元意识到自己很可能会垮台，但他还是决定“要勇敢地投入战斗”、“要对得起主席”，这应该也是“四人帮”其他成员的心态。“四人帮”在毛泽东身后，想到的首先不是生存，而是战斗。然而华国锋却没有这种“勇敢地战斗”和“对得起主席”的心态，江青集团说他是“机会主义者”，似乎并没有说错。华国锋首先想到的是生存，这是机会主义者的特征。不管东风还是西风，哪边风大就往哪边靠。

　　华国锋也很清楚，毛泽东走后，他失去了靠山，他要坚持毛泽东的路线，日子肯定不好过。所以华国锋就想找有利于自己生存的出路，他看到周、邓集团的势力比江青集团大，于是就往周、邓集团那一边靠。在1976年5月以前，华国锋批邓的态度还是比较坚决的，可是等到1976年6月毛泽东的身体垮了之后，华国锋就不在关注批邓等政治问题了，而是转向抓经济，不得罪人。在江青集团看来，华国锋此举，是对毛泽东的背叛，这也是江青集团要攻击华国锋的重要原因。

　　张铁生在毛泽东逝世后，公开批评华国锋说：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不能说绝然不同，但起码是有差距。华的讲话对右的人是一个鼓舞，他可是国家的一把手了。

　　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支持拥护者。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江青集团和华国锋都没有遵循毛泽东的初衷。毛泽东希望江青集团作为“火种”生存下去，而江青集团却选择了“战斗”而不是“生存”；毛泽东希望华国锋忠于他，毛泽东认为华国锋这个人是忠诚可靠的，不至于做出“对不起他的事”。毛泽东给华国锋的底线是保持中立，至少不能靠到周、邓集团那边去。如果华国锋靠到周、邓集团那边去，毛泽东提拔华国锋的举措，就完全失去意义了。但最后华国锋还是靠到周、邓集团那边去了，而且是主动靠过去的。

　　据李先念的儿子李小林回忆说：程振声（李先念的秘书）说，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的我家，父亲对华国锋的到来颇感意外。

　　两人关上门后，华国锋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

　　父亲意外之余，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是陈锡联，而父亲与陈锡联私交甚好。毛泽东去世后，父亲与陈锡联一起守灵。

　　（11）

　　有一次，父亲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随其后。在洗手间里，陈锡联对他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父亲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与华国锋交谈、明确了他的态度后，隔了两天，父亲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

　　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叶帅。据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守江和马锡金回忆，当叶剑英得知父亲突然来访的消息时，起初还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若干年后，父亲将两人当时的密会场面做了还原：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父亲：“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

　　父亲回答：“都有。”

　　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父亲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写：“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写：“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

　　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据李先念秘书程振声说，是华国锋主动找李先念，继而托李先念给叶剑英传话，提出解决江青集团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并不是周、邓集团把华国锋拉过去的，而是华国锋主动投靠过去的。从机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华国锋此举是高明的。因为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即使是华国锋不提出粉碎“四人帮”，周、邓集团也会采用某种方式粉碎掉他们。如果是后者，华国锋也说不定会被一起粉碎掉。华国锋主动提出粉碎“四人帮”，也就避免了自己被粉碎的危险。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这对于中央高层来说，一点儿悬念也没有，当天就公布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宣布早已准备好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在北京逝世。

　　（12）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们党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经过曲折的道路，发展成为今天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同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375人组成毛泽东治丧委员会。9月9日至18日，全国各地下半旗志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9月11日至17日，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的吊唁仪式，中央领导人为毛泽东守灵。9月18日下午，百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

　　华国锋在悼词中说：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华国锋在悼词中特别提到毛泽东的指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很不寻常的，预示着一场大的政治风波即将来临。

　　（13）

　　毛泽东去世时，掌管国家最高权力的中央政治局构成如下：

　　一、党中央副主席

　　1973年8月十届一中全会选出党中央副主席5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副主席辞职，增补邓小平为副主席；1975年12月康生去世，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1976年4月增补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但还没有经过中央全会的承认。1976年4月同时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包括中央副主席。

　　因此，在毛泽东去世时，党中央副主席为3人，排名次序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

　　二、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3年8月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辞职，增补邓小平为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逝世前，朱德、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去世。1976年4月增补华国锋为常委，邓小平撤职。

　　因此，在毛泽东去世时，政治局常委为4人，排名次序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

　　三、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3年8月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毛泽东去世时，政治局委员有16人（姓氏笔画排列）：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姚文元。

　　四、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毛泽东去世时，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为4人：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央政治局，除了周、邓集团和江青集团这两大势力之外，还有一些像华国锋那样，既不属于周、邓集团，也不属于江青集团的“单干户”。这些“单干户”和华国锋一样，后台都是毛泽东，一旦毛泽东去世，他们失去后台，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这些“单干”的高官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他们明白不管是周、邓集团上台，还是江青集团上台，他们都要被赶出中央高层。他们唯一可以保住自己地位的途径，就是力挺跟他们一样的“单干户”华国锋，力扶华国锋主政。

　　同样，华国锋也需要这些“单干户”的支持，他才能上台执政。双方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抱成了一团。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把这些人称之为“华国锋集团”。但要注意，这些人虽然汇集在华国锋麾下，但各自仍然保持强烈的“单干”性格，不像周、邓集团和江青集团那么团结紧密。

　　（14）

　　政治局委员16人和候补委员为4人共20人中，属于江青集团的4人：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另外候补委员吴桂贤倾向于江青集团，可以算为5人；属于周、邓集团的6人：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李德生、倪志福、赛福鼎；另外韦国清、许世友倾向于周、邓集团，可以算为8人。

　　剩下的6个“单干户”：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自然汇聚到华国锋的麾下，形成一个松散的组织。另外还有一个苏振华，本来是邓小平在第二野战军时代的老部下，在1966年文革前，任海军副司令员。文革爆发后，苏振华被作为“鄧小平安在海军的定时炸弹”而打倒。1971年林彪事件后，海军政委李作鹏倒台，苏振华复出接任海军政委，成为海军第一把手。

　　前面提到，毛泽东1976年4月讨论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的政治局会议，特别不让苏振华参加，大概是担心他这个邓小平的老部下，会跳起来反对。其实毛泽东的担心是多余的，邓小平被打倒后，苏振华很快与邓小平“划清界限”，转投到华国锋的麾下。因此不少人可惜苏振华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站错队”了。

　　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周、邓集团并不积极，最积极的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华国锋集团的人。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回忆说：我看抓‘四人帮’问题上，华国锋恐怕是主导作用，没有他的积极性，不是他的积极主动起推动作用，事情不会那样利索的。华国锋当时主持中央工作，是第一副主席，主席生前安排的；政府方面他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军队方面是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这样，华国锋、陈锡联一起联手，就是党军政一把手。

　　粉碎“四人帮”，除了华国锋外，最为积极的是汪东兴、陈锡联、吴德、苏振华这四个人。纪登奎和陈永贵不掌握军队，不能起什么作用，所以事先没有让他们知道。原北京市市长吴德比较详细地回忆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

　　1976年8月26日，即毛主席逝世前的十几天，毛主席的病情危重，江青却到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活动，自称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住在地震棚的群众。迟群要求新华社、《北京日报》派记者采访并发表消息。《北京日报》记者写出的报道报送姚文元后，姚文元即要求北京市委批发《北京日报》发表。

　　《北京日报》排出大样送给我审批，报道是发排在头版头条的位置，通栏的标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我认为不经中央批准，由《北京日报》发表这样的消息，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15）

　　我当即请示华国锋同志，并向他提出了我的意见。我还提出如果不发表这一消息，要有个理由答复姚文元。华国锋想了一下说：“先扣在你那里，如果有人问，你就说送给我了。”这篇报道没有发表。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示器，一直看到监示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9月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无理要求。江青闹得太厉害，会议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毛主席逝世以后，江青每天都到毛主席的住地，同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纠缠，要张玉凤将毛主席保存的文件、档案交给她。在她的多次纠缠下，有两件毛主席的谈话记录被她拿走了。汪东兴同志知道后，要回了被江青拿走的谈话记录稿，顶住了江青的胡缠。

　　当时，华国锋同志与我们谈起过这个问题，我们一致认为江青的目的是在控制毛主席的档案，以便从中寻找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加以篡改，继续陷害军队和地方的一些负责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可能是9月21日，华国锋同志决定将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封存。江青对此极为不满，面对面地或在电话中长时间地同华国锋同志大吵大闹。

　　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通报了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事，“四人帮”一致反对。张春桥首先提出毛远新应留在中央，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做准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都支持张春桥的意见。江青还提了一条理由，说毛主席的文件、书信，别人整理不了，处理毛主席家里的事情也离不开毛远新。江青还是想要控制毛主席的文件和档案。

　　（16）

　　华国锋同志说：“毛远新同志还是回辽宁，将来中央开会，如果需要他参加工作，到时还可以再来。”除“四人帮”外，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一致赞成华国锋的意见。我们觉得“四人帮”显然是有阴谋的。会上，江青纠缠不休，说什么把毛远新留下来是属于毛主席家里的事情。对毛远新的去留问题，江青与华国锋不断争论。江青甚至说，她要与华国锋同志谈些“家务事”，别人不愿意听的可以不听。

　　那时，我们不愿意听她的无理纠缠，感到极度厌烦，就陆续离开了，记得汪东兴留下了。江青一直扯，扯她的所谓“家务事”，马拉松的会开到第二天早晨5点。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

　　江青说：“讲完了。”

　　华国锋立刻宣布说：“散会！毛远新还是要回辽宁。”江青的无理纠缠失效。

　　当时中办的秘书是米士奇，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同志，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米士奇。

　　9月11日和12日两天，米士奇分别给一些省、市打了电话。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后，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怀疑有问题，张平化立即打电话将此事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向一些省、市查询后，得知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这就表明“四人帮”已在采取措施，架空、控制华国锋同志，企图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而夺取中央最高权力。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

　　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那时，李先念在家里养病。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国锋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17）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9月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四人帮”被篡党夺权野心所驱使，又有计划、有预谋地编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利用被他们控制的宣传机构，将其写入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广为宣传，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和政治局其他反对他们的同志。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并将篡改后的指示称之为“临终嘱咐”，其意在否定华国锋的继承者地位，标明他们才是毛主席临终时指定的接班人，他们才是忠于毛主席的继承者。

　　9月26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国锋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我也察觉到“四人帮”近来的一些活动不正常，表示支持华国锋同志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

　　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桂贤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

　　“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18）

　　我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毛主席逝世不久，江青又是毛主席的夫人，要考虑到他们利用散布“毛主席尸骨未寒”来造舆论，但是也要认清“四人帮”的活动在加剧，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动作。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决“四人帮”的提议。

　　我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商量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活动。由于毛主席刚逝世等原因，政治局决定：不举行游行、联欢等庆祝活动，只是召集一些工农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会；政治局的同志可分头到工厂、农村去看望工人、农民。这次的政治局会议开得时间不长。

　　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的会议由我主持，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显得很紧张。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等进来时脸都拉得很长，其他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是这样。

　　会议先由工农兵代表发言，他们主要是讲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工农兵代表发言后，我说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言。这时，其他的人还没有讲话，华国锋就急着站起来发言，并且讲得很短。我意会到华国锋这样做是要快点结束会议。华国锋一讲完，我就起来宣布散会，避免在这样的会议上发生什么问题。从当时会场上的形势看，“四人帮”是准备了要发言的。

　　会议散后，我们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李先念同志积极参加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但对“四人帮”何时采取行动，他是不知道的。据我所知，纪登奎不知道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

　　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也是出了大力的。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大概有50多个人，组成了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10月2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华国锋当时还问我：“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

　　我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