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七四（崇新岳百思峰）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发起的一场群众运动，也是他最后的战斗。新中国建国后，毛泽东发起的群众运动，大大小小有几十次。根据其性质不同，可以分为：一、经济体制改革运动；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三、清理“坏分子”运动；四、思想教育运动；五、批判某种思想倾向的运动。

　　一、经济体制改革运动主要有：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953年)；改造私营企业运动(1954年)；公私合营运动(1955年)；大跃进运动(1957年)；人民公社运动(1958年)。

　　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主要有：“双百”运动(1956年)；干部参加劳动运动(1957年)；农村整社运动(1959年)；“四清”运动(1964年)；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

　　三、清理“坏分子”运动主要有：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肃反，1956年)；反右派运动(1957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1968年)；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1970年)。

　　四、思想教育运动主要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1955年)；学雷锋运动(1963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1975年)。

　　五、批判某种思想倾向的运动主要有：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1951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1955年)；反对右倾思想运动(彭德怀，1959年)；京剧《海瑞罢官》批判运动(1965年)；彻底批判刘少奇运动(1967年)；批陈(陈伯达)整风运动(1970年)；批林批孔运动(1972年)；评《水浒》批宋江运动(1975年)。

　　毛泽东在1975年底发起的最后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却不属于上述五种类型。以前毛泽东发起的运动，都是冠以“反”、“反对”、“批判”等“主动词”，意味着这些运动是毛泽东主动发起的，不是“被动”的应战。而“反击右倾翻案风”用了“反击”一词，说明这次运动毛泽东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发起的。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说：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的所作所为虽然并不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想法，但毛泽东选择了顾全大局。只要这个整顿不是太“出格”，他都可以容忍。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是保持了一份冷静。谁反对文革，当然一定就要批判谁。但是，他实在是年事已高，实在是不愿意把他精心安排的“平衡”的政治格局再次打破。说句大实话，他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心力，再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格局的重组了。

　　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

　　但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邓榕的说法，代表了现在的一种典型说法。毛泽东到1975年底，年事已高，太老了，精力和心力都难于再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格局重组。因此毛泽东再三给邓小平“机会”，而邓小平却“绝不让步”，触动了毛泽东的底线，以至于打倒邓小平。那么毛泽东的底线是什么呢？按照邓榕的说法是“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文革存有非议”。

　　前面我们提到过，毛泽东本人对文革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的观点既然是“三七开”，也就应该允许别人对文革有非议，因为毕竟有三分的错误。在毛泽东看来，对文革的非议，无非是两种动机：第一种是认为文革“继续革命”的初衷十分正确，允许非议文革，无非是为了吸取和改正文革中所犯的错误；第二种是认为文革的“继续革命”大原则就错了，必须走回头路。

　　毛泽东最初认为邓小平搞“全面整顿”的目的，是意在纠正文革中所犯的各种错误，这不仅是毛泽东所容忍的，也是毛泽东所支持的。可是到了后来，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搞“全面整顿”，是想走回头路，想对文革翻案，所以他不顾自己已经风烛残年的身体，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重新组建高层政治格局。

　　另外，认为邓小平能妥协，顺从毛泽东的“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就会放过他，这样也是不符合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让步”性格的。

　　1976年1月1日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毛泽东于1965年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这是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前写下的表示自己雄心壮志的诗词。这次公开发表，表达了自己要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念。

　　同时各大报刊还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该社论写道：毛主席这两首词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斗争，这种斗争将会长期进行下去。

　　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一个正确对待新生事物的问题。要看到新生事物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会有某些不足之处，应该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措施，使之更加完善。切不可像资产阶级贵族老爷那样，横加责难，大泼冷水。更不能跟着一小撮心怀敌意、别有用心的人扼杀新生事物。

　　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这再一次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并没有想动用江青这员“闯将”。这个理由前面已经多次说过，毛泽东想在他身后保留江青这颗“火种”，不愿意让江青继续得罪人了。但江青始终不理解毛泽东的这份心思，她还是一有机会，就要跳出来表演“斗志”。

　　1975年9月12日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大讲“评《水浒》”，毛泽东得知后生气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据毛泽东纪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说：“主席对我说了多遍：‘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些蠢事。’”

　　10月27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希望下去“蹲点”，并说：“盼望在主席认为方便的时候，让我去看看你。”

　　毛泽东当天给江青回信说：不要蹲点，军队、地方都不要蹲点，特别在北京。我在北京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地方。改一改，说话不要冲口而出，要顾大局。不要打电话，不要来看我，有事写信。

　　12月10日，毛泽东又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

　　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泽东还是依靠他的另一个写作班子“梁效”，江青集团的人都没有写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文章，这些都是“梁效”写的。

　　就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刚发起不久，正要向全国展开时，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对于毛泽东来说，周恩来在这个时候去世，是一个很不理想的时间。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在全力展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周恩来的逝世使人们的关注目光，都聚集到周恩来身上，一下子冲淡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周恩来的逝世，在客观上给邓小平减轻了不少压力，反过来却给毛泽东增加了不少压力。

　　周恩来走在毛泽东之前，毛泽东就必须给周恩来处理后事。处理后事的方式无非是两种：高调处理和低调处理。如果采用高调处理，一方面要开动宣传机器大力宣扬周恩来生前的功绩，另一方要把追悼会办得隆重，毛泽东本人亲自出席。

　　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有相当的威望，相当得人心。如果他高调为周恩来处理后事，可以把周恩来的那部分威望拿到自己的一边，这对巩固毛泽东个人的现实政治威信或威望，都是十分有利的。

　　但从毛泽东自己的政治理念出发，他又难于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是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如果毛泽东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不仅是对周恩来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周恩来思想和路线的肯定。如果肯定了周恩来的路线，那就等于自我否定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使这场运动变得毫无意义。再者，毛泽东早在1975年8月就发起了“批宋江投降派”的运动。如果这时毛泽东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似乎就意味着他向他所说的“投降派”投降了。

　　因此，毛泽东在办周恩来的后事问题上，陷入两难的境地。是优先考虑自己的现实政治威信，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还是优先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低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

　　毛泽东刚刚展开他的最后反击不久，就遇到了一场硬仗：怎样处理周恩来的后事。这件事是否处理好，是关系到毛泽东最后的反击是否成功的非常重要的战役。在分析这件事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些谣传。

　　因为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原因，是一个研究毛泽东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情况是谣传。比如网上广为流传的《邓颖超日记》写道：2004年3月，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究用。《邓颖超日记》记录了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的谈话，真实地表现了晚年周恩来的形象。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历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违心的抉择。

　　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次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小平、叶剑英的谈话档案》。

　　会上，对周恩来一生予以较高评价，但对周恩来在多次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背弃原则作出迁就，造成历史性灾难，感到沉痛。这一切，可以从邓颖超日记中得到印证。

　　关于邓颖超日记，1978年10月，邓颖超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档案？”

　　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邓颖超：“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

　　1981年7月2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邓颖超又提出有关资料问题。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邓颖超说：“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个方面：党内团结、党的形象、毛主席功过七三开评价、人民对总理热爱等方面。”

　　直至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

　　1975年1月24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5月7日、7月11日、9月25日、11月12日、1976年1月5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

　　1975年9月28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韦国清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毛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

　　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月12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

　　毛泽东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这个《邓颖超日记》说的活灵活现，但是伪造的。周恩来侄女、警卫、秘书都对此进行过辟谣，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说：邓颖超同志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他们过去长期在国统区地下工作，不允许他们把事情都记下来。建国以后他们也延续了这样的习惯，不记日记。邓颖超同志不仅不记日记，也不记大事记。

　　1992年邓颖超同志去世以后，我们这些身边人员整理遗物时，都没有发现邓颖超同志的日记。根据邓颖超的遗嘱，我们把她所有的东西都交给国家了。网上流传的《邓颖超日记》内容是造假的，都是编造的。不论造假者的目的如何，请大家不要轻信谣言。

　　第二种情况是没有确实出处的材料。比如《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这样写道：关于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大陆官方专门把张玉凤请出来写文章进行解释，把它说成是当时中央考虑到毛病重，便没有安排的缘故，而毛泽东的腿当时确实已经“走不动了”。

　　事实上，当时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件事时，决定听取医疗专家的意见，由毛泽东本人作最后决定。而医疗专家的意见是参加追悼会不会影响毛泽东的健康，只是建议时间最好要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为此，治丧委员会完全做好了毛泽东来参加追悼会的准备，不仅准备好了轮椅，而且连行走的路线都已事先安排妥当，一直等到最后一刻，追悼大会不得下推迟举行。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露面，只是送了一个官式的花圈，此外没有任何表示。

　　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身体的缘故，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毛泽东本来就对周恩来在临死之前极力挺邓小平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又见周恩来的阴魂不散，悼周恩来活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势力抵制批邓小平的幌子。如果要深入批邓的话，就一定要联系批周，这正是毛泽东拒绝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

　　当时，政治局的多数人都是希望毛泽东能够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哪怕只是露一下面也好，因为这样有利做党内外的工作，消除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但是，毛泽东为了对党内外的反对势力还以颜色，同时为以后在政治上批周恩来预留伏笔，执意拒绝到会，声称他有“不参加的自由”。

　　据知情人说，毛泽东当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周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

　　这一点，从几年前披露出来的汪东兴私藏毛泽东在这期间的谈话记录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这里仅照录一则。毛泽东在1976年1月12日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使得他身边许多原本想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工作人员也都被上面禁止前往，甚至不许戴黑纱。当然，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全部看法，还有待更多的档案材料大白于天下。

　　《晚年》作者这样写，态度是很不负责的。首先，毛泽东这么重要的话，怎么能用“据知情人说”的说法，来略去其出处。而且，《晚年》作者用来印证这个“知情人”说法的证据，是“几年前披露出来的汪东兴私藏毛泽东谈话记录”。这个所谓《汪东兴私藏毛泽东谈话记录》，是来自香港小刊物的报道，早已被证明是伪造的。用一个伪造材料来印证“据知情人说”的说法，更显示出作者的态度问题。

　　第三种情况是材料有确实的出处，但难以让人完全信服。比如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在半个多世纪不同寻常的传奇般关系，自然地使人们十分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但人们期望的事实最终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

　　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

　　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

　　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上述说法之所以无法打消人们的疑虑，是人们怀疑毛泽东的身体不好，是不是真的到了不能参加追悼会的地步。因为人们从报纸上看到，在周恩来逝世前后，毛泽东曾多次会见外国客人。从当时报刊上登载的会见照片来看，毛泽东的状态尚好。当然这些照片都经过摄影师的“美化”，毛泽东的实际情况可能远不像照片上那么好，但当时的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因为中央从未向民众公开过毛泽东的健康状况。

　　老百姓看到毛泽东既然能会见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呢？而且，当时中央也没有作出说明，毛泽东是因为健康原因而不能参加追悼会，因此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毛泽东是“故意”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这里回顾一下在周恩来去世前后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情况。

　　1975年12月31日，也就是周恩来逝世前八天，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谈话约一小时。从照片上看，毛泽东的精神尚好。

　　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的谈话。从照片上看，毛泽东的精神也还可以。这次是成为新接班人的华国锋，第一次陪毛泽东见外国客人。此后毛泽东历次会见外国客人，都由华国锋陪见。

　　1976年3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但毛泽东的神色已明显不如上次。

　　1976年4月20日，毛泽东会见了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据说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站立与客人握手的照片。

　　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会见了新西兰总理罗伯特。这次只有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与客人交谈的照片，没有了毛泽东站立与客人握手的照片。在这一次会见后，毛泽东为陪同会见的华国锋写下“不要招急，慢慢来。你办事，我放心”的字条。

　　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前几次的照片相比，毛泽东目光无神，已经不能正常地抬头，只能把头仰靠在沙发上。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此后中央发出通知：毛泽东因年事已高不再会见外宾，来访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改由朱德委员长作为国家元首会见。

　　毛泽东建国后极少参加国家领导人的追悼活动，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第一次是1950年任弼时逝世，毛泽东亲往任弼时住处吊唁，亲自执绋（fú 古代出殡时拉棺材用的大绳，执绋即送殡。），亲笔为任弼时墓碑题写：“任弼时同志之墓”。

　　1955年民盟中央主席张澜(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逝世，毛泽东前往亲视含殓（liàn装入棺材）。　

　1959年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逝世，毛泽东亲往灵堂吊唁。

　　1963年罗荣桓元帅逝世，毛泽东亲往医院向罗荣桓遗体告别，并做诗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1972年陈毅元帅逝世，毛泽东亲往出席追悼大会，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悼念活动。与亲往含殓、吊唁、遗体告别不同，这次毛泽东是完整地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新中国建国后只有这一例。

　　虽说毛泽东很少出席国家领导人的追悼会，但周恩来的地位和威望，是上述几位死者无法相比的。如果毛泽东的身体不允许他出席长时间的追悼会，他也可以坐着轮椅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一下，事实上有不少人就是坐着轮椅去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和参加追悼会的。

　　退一步说，如果毛泽东的身体已不能出门了，他也可以把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招到自己的住处，亲自对她表示慰问；也给周恩来写几句悼念的话，说几句赞扬周恩来的评语，但这些毛泽东都没有。因此，单从身体原因来解释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是难于说服人的。

　　当然，说毛泽东故意不参加追悼会，甚至说毛泽东放鞭炮“庆祝”，也是毫无道理的。毛泽东不参加周的追悼会，有他特别的苦衷。

　　要理解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原因，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毛泽东的人格；另一是毛泽东的事业。

　　在毛泽东的人格方面，我们首先要基于这样一个概念：毛泽东是“追求信仰”的人。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一些人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他们认为毛泽东是最自私的人，毛泽东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他个人的私利展开的。正因为存在众多反对或怀疑的人，所以这里我们用较多的笔墨来证明毛泽东是一个“追求信仰”的人，而不是一个“追求利益”的人。

　　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把人分为两类：君子和小人。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后来演变成一句儒家哲理名言“君子重义，小人重利”。当然，按照现在的西方人权观点来看，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是有悖于人权思想的。但也不能说儒学的说法全无道理，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可以看到人的行动有两种倾向：一种追求利益，另一种是追求信仰。这里的信仰，应该就是孔子所谓的“义”。

　　在信宗教的人群中，追求信仰的倾向表现出来较多；而不信宗教的人，因为没有信仰，所以追求利益的倾向表现出来较多。追求利益的行为很容易理解，而追求信仰的行为，对于那些只知道追求利益的人来说，是难于理解，甚至是无法理解的。

　　比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不吃猪肉，这样的行为对自己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完全是为了信仰。笔者就曾听过有人“好心”地劝一位回民：“你就想开点，别那么傻了。吃几口吧，好吃得很。”持这种心态的人为数不少，他们不是佩服坚持信仰的人，反而嘲笑坚持信仰的人是“想不开，傻”。在这些人的观念中，“为了利益什么事都干”的人，才是聪明人。

　　一般来说，一个人身上同时具有“追求利益”和“追求信仰”的两种倾向，只是有的人“追求利益”的倾向较多，这种人可以称之为“追求利益”类型的人；有的人“追求信仰”的倾向较多，这种人可以称之为“追求信仰”类型的人。完全追求利益，一点信仰也没有的人很少；相反完全追求信仰，一点利益也不要的人也很少。我们说毛泽东是“追求信仰”类型的人，并不是把毛泽东视为一点利益也不要的极端分子，只是在毛泽东身上，追求信仰的倾向表现得比较明显。

　　怎样区别“追求信仰的人”和“追求利益的人”呢？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还比较难区分，但对于某个集团的领导人来说，倒是比较容易区分的。采用“利益驱动”原则来治理集团，这个领导人毫无疑问是“追求利益”类型的人，因为他相信金钱万能；采用“信仰驱动”原则来治理集团，这个领导人毫无疑问是“追求信仰”类型的人，因为他相信信仰的力量。

　　企业的资本家或老板是典型的利益驱动型，他的员工都是用金钱雇来的，不给钱没人给他白干活；宗教集团的教主是典型的信仰驱动型，他的教徒都是靠信仰召集来的，他们不向教主讨要任何物质上的利益，他们给教主服务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信仰。

　　国家领导人也可以分为资本家型和教主型。蒋介石明显是资本家型的领导人，蒋介石搞的一套体制都是沿着“利益”这个主轴转动。蒋介石治理军队，用“杀一个共匪发多少奖金”的物质刺激办法，用金钱来驱动士兵去打仗。而毛泽东明显是教主型的领导人，毛泽东搞的一套体制都是以“信仰”这个主轴转动的。毛泽东治理军队，不是用物质刺激，而是用政治思想教育的办法，用信仰的力量激发士兵去打仗。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治理国家，治理企业等问题上，也一直反对物质刺激的办法，而是提出“政治挂帅”，也就是用信仰刺激的办法。1955年，毛泽东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按语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1959年，毛泽东在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和教育人们树立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很危险的。对于追求利益的人来说，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信仰”也被当作是一种“利益”来看待。什么对他有利，他就信什么。1970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时兴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毛泽东这种“政治挂帅”的思想，遭到以刘少奇为主的一些人的反对和抵制。刘少奇认为，我国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要把全部精力放到经济建设中。他们认为人民群众的觉悟低，对老百姓做思想政治工作，等于是对牛弹琴，毫无意义。因此他们强调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就是用奖励、奖金，工分等物质刺激的办法，来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毛泽东非常反对刘少奇主张的物质刺激办法，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主要矛盾之一。1966年2月25日，毛泽东看到王任重的一个发言稿中，谈到了“政治挂帅”问题。该发言稿说：“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商业单位则是奖金挂帅，其实质是物质刺激。”王任重提出说：“主要靠政治挂帅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搞政治挂帅，要有一系列的措施跟上去。”

　　毛泽东在王任重的发言稿上批示说：“任重同志的发言，是讲政治挂帅的，他的意见提得很好。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实行的一些奖金制度等，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的。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思想教育，靠政治挂帅，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

　　毛泽东特别把王任重的发言稿转给刘少奇，批注说：“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

　　毛泽东认为，领导干部不能一心只为自己，还必须要关心群众。比如一个厂长只关心抓生产，不关心工人生活疾苦。生产抓好了，生产搞上去了，厂长有了升官的政绩，对他个人是有直接利益的。但生产搞上去了，不等于工人的生活疾苦也解决了。而解决工人的生活疾苦，与厂长的政绩并无直接关系。如果厂长只顾抓生产，结果可能是生产上去了，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却疏远了。工人并不是被当作主人翁，而是被当作生产的机器。这样长期下去，必然引发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激化，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1969年，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中说：“看来，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但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综上所述，既然毛泽东强调“政治挂帅”，强调“信仰驱动”而不是“利益驱动”，说明毛泽东并不认为金钱万能，而是相信“信仰”的力量。既然毛泽东相信“信仰”的力量，那么理所当然毛泽东就是一个“追求信仰”类型的人。如果毛泽东是一心只想着“私利”的“追求利益”类型的人，那么毛泽东搞的体制，也应该是围绕着“利益”这个主轴转动的，不可能搞出一套围绕“信仰”主轴转的体制。

　　毛泽东作为中国领导人，即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毛泽东个人的利益来说，也并无任何损失，甚至还可能获利更多。毛泽东坚决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来改造中国，坚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毛泽东的个人私利，而是出于他对信仰的追求。

　　既然毛泽东是一个追求信仰的人，是一个“重义”的人，我们就应该从“信仰”的角度，从“义”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而不应该从“利益”的角度，从“重利”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毛泽东的所作所为。

　　然而一些人却偏偏要从“利”来理解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个人利益。在一些无法用“现实利益”来说明的问题，就用“心理快感”和“身后名誉”来解释。

　　对于打倒刘少奇，从“信仰”的角度解释，毛泽东是为了避免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从“利益”的角度解释，就是另外一种味道了。剥夺刘少奇的权力，还可以用“现实利益”来解释；那么批斗刘少奇，毛泽东并得不到什么具体的利益，于是就被说成毛泽东是天生喜欢整人，看到刘少奇被批斗，毛泽东就得到一种“心理快感”。好像他们是毛泽东肚子里的蛔虫，连毛泽东的“快感”他们都知道。

　　对于毛泽东担心中国出现赫鲁晓夫，从“信仰”的角度解释，毛泽东是担心“中国的赫鲁晓夫”会使中国“变修”；而从“利益”的角度解释，就变成毛泽东是担心“中国的赫鲁晓夫”会做否定他的身后名誉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原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更不会害怕“身后名誉”。毛泽东敢把林彪大骂他的《五七一工程》公布出来，可见毛泽东连现实的名誉都不怕，又怕什么“身后名誉”呢。

　　毛泽东卫士李银桥回忆说：到了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去湖南，专列开动后，我们许多工作人员与毛泽东一起聊天。李敏说了一个情况，说扫墓时还听到有人骂毛泽东。恰好列车服务员姚淑贤走了进来，毛泽东坦然地笑着说：“小姚，我女儿回去扫墓，说还有人骂我呢。”

　　毛泽东仍然在笑，摇摇头说：“不对，不能说得这么绝对。有人骂是正常的，没人骂是不正常的。骂我的人有坏人，也有好人。好人有时也会骂人的，因为我也不是一贯正确么。”

　　停了片刻，毛泽东带着思索的表情继续说下去，语气变得深沉缓慢：“蒋介石挖过我的祖坟，共产党也曾把我开除一边，革命不是容易事，革命就要舍得出。人总是要死的，我也是要死的。我死后，我搞的这些东西也会有人骂，有些也会被实践证明不对。我是人，是人就有错误。但我有信念，我还是要革命；别人骂我什么，我也还是要革命。”

　　这里毛泽东说“我有信念”，所以不管别人骂我什么，我还是要革命，也就是要为了信念而奋斗。毛泽东的一生中，并没有做过什么为了维护自己“名声”的沽名钓誉之事。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名声”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不要什么“名声”，他要的是信念，是革命。

　　对于追求信仰的人来说，在利益方面是可以让步的，但在信仰方面决不能让步。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否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因为毛泽东不希望人们把他和周恩来并列在一起，把他们两人并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尽管不像刘少奇那样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他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够坚定，特别是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抵制毛泽东的文革，这些都说明，周恩来不是毛泽东的同路人。

　　但出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不可能用语言直接说出这样的话，他只能用间接的办法来表示。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不发表赞美周恩来的言论，就是要表示一件事：周恩来不是毛泽东的同路人。

　　前面提到，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在老干部和人民群众当中的威望，如果他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会赢得人们的好感和拥护，会得到一个“好名声”。但这个“好名声”，必须以牺牲毛泽东的信仰为代价。对于毛泽东这样追求信仰的人来说，他是不会为了买这个“好名声”而卖掉自己的政治信念。

　　从“人格”方面分析了毛泽东之后，再从“事业”方面分析一下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原因。

　　毛泽东已经看出，他与周恩来的路线斗争，绝不会因为周恩来的死而结束，这与林彪不一样。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随着林彪的死亡就结束了。这是因为林彪只是一个现实领袖，而周恩来则升华为精神领袖。

　　领导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现实领袖和精神领袖。所谓现实领袖就是：掌权的时候很威风，一旦失去权力，人走茶凉，就是什么也不是了。而精神领袖则升华到另一个高度，突破了时间的限制，不管这个人掌权不掌权，甚至不管这个人的肉体是否存在，他都是人们心目中的领袖。

　　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当中，只有孙中山、毛泽东和周恩来升华到精神领袖的高度，所以他们即使死了，也不会“人走茶凉”，影响力依然存在。蒋介石、刘少奇、林彪等人，都没有升华到这个高度。

　　周恩来升华到“精神领袖”，所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已经不局限在他们生前，而在他们死后，这场斗争也不会很快结束，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毛泽东要考虑到他和周恩来都死去之后，他的路线与周恩来的路线也还将继续斗争下去的情况。

　　毛泽东最后的事业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拿下邓小平，冒险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人物华国锋接班。毛泽东这次是在绝对逆境的情况下发起“右倾翻案风”，尽管如此，毛泽东也要想方设法让这场斗争取得胜利，也就是保证华国锋接班之后，按照自己的路线走下去。

　　周恩来死后，党的第二把手自动消失，毛泽东可以保证让华国锋接班。但华国锋接班后，能不能按照自己的路线走，这点毛泽东就比较难保证了。从接班人的角度来看，华国锋不如王洪文。因为王洪文毕竟是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对文革有感情。否定了文革，也就等于否定了王洪文本人，所以王洪文对文革的立场是不须怀疑的。

　　而华国锋并不是靠文革上来的，尽管华国锋是文革的得益者，但华国锋在文革中表现并不特别积极，得罪人也不多。否定了文革，并不等于否定华国锋，所以华国锋对文革的立场不是那么可靠。毛泽东对王洪文的立场放心，对华国锋的立场不是那么不放心。

　　从历史上看，华国锋与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没有什么渊源，但华国锋进入高官阶层的时间较早，比较懂得在官场里“左右逢源”的那一套，是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容易接受的中间派人物。但毛泽东就是对华国锋这种左右逢源中间派的“立场”不放心，他担心华国锋在自己死后，很快偏离自己的路线，滑到周恩来、邓小平的路线上去。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要在自己生前，“替”华国锋与周恩来和邓小平划清界限。所以毛泽东安排华国锋主持“批邓”，这就逼着华国锋不得不“得罪”邓小平，让华国锋不得不与邓小平划清界限。虽说周恩来已死，但周恩来的路线还在，毛泽东还要让华国锋与周恩来的路线划清界限。

　　毛泽东最担心华国锋这种中间派人物会左右逢源，把毛泽东路线与周恩来路线模糊起来“和稀泥”。所以毛泽东要自己先与周恩来的路线划清界限，这就使华国锋将来难于把他们两人的路线模糊起来，以至于进一步滑到周恩来的路线上。

　　为了表示自己与周恩来的路线划清界限，毛泽东就不能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不能发表赞美周恩来的言论。否则就会给人们一种错觉，认为毛泽东是支持周恩来路线的，这就让华国锋很容易滑到周恩来路线上去。

　　因此，从“事业”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是旨在“堵死”他的接班人试图把他的路线与周恩来的路线模糊起来，阻止他的接班人滑到周恩来的路线上去。

　　毛泽东决定低调处理周恩来的丧事，不组织大批悼念周恩来的文章，不邀请外国代表团，他本人也不参加追悼会，不谈周恩来的话题。毛泽东本人也没想到他的这个决定，起了相反的作用，不但没有淡化周恩来的丧事，反而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周恩来的丧事了。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下午3时，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丧事问题。下午6时30分，致信毛泽东:“政治局专门讨论了恩来同志的丧事问题，拟定了:一、请示报告；二、讣告；三、治丧委员会名单。二、三两件均须于今晚广播，现送请审批。”9日凌晨1时，毛泽东批示:“同意。”

　　1月9日下午4时，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总理逝世消息发表后，不少国家要求派代表团或代表来京参加丧礼。其中有阿尔巴尼亚的谢胡和阿利雅，明晨动身；日本的三木武夫，明晨动身；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今晚动身。政治局对此作了紧急讨论，决定仍按主席批准方案（一律不请）执行。拟由治丧委员会发一正式公告，现送上，请主席批示，以便发表。”

　　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治丧委员会于本日发表公告，决定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来华参加周恩来的吊唁活动，对已经提出这方面要求的国家、政党和人士表示感谢。

　　1月9日下午，邓小平会见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就阿尔巴尼亚决定派以谢胡为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参加周恩来葬礼一事表示感谢，并说明：“根据我们的惯例和礼宾改革，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派代表团来。大使在北京可以参加吊唁活动，你们领导人可以参加我们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吊唁活动，但不必派代表团来京。”

　　1月9日，中央宣布成立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107七人组成的周恩来治丧委员会。1月9日，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等地，下半旗志哀。1月10日和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一万多人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传闻，说江青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没有脱帽。该传闻说：人民注意到唯有江青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丝毫悲哀，更没有泪痕，她竟然连帽子都没有脱！她有意当众怠慢周恩来的无礼行为暴露在全国百姓面前，坐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幕的群众禁不住愤怒地大声吼叫起来：“把帽子脱下来！脱帽！脱帽！”

　　江青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没有脱帽，被电视镜头捕捉后引起了震动。沈阳的一位军人愤怒地抓起一把椅子向电视机砸去；在广州的北京路，聚集在邻居家看电视的一群人大声喊着:“打死她。”

　　关于这个传闻，笔者专门看了1976年拍的《周恩来逝世纪录片》。但这个片子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公布出来的，其中江青等“四人帮”的镜头均被删去。但对于“脱帽”这个细节，当时有不少参加遗体告别的人，都没有脱帽。从纪录片的画面看，朱德没有脱帽，蔡畅(女)也没有脱帽。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用于遗体告别的房子很小，而且也不是套间，一进门就是遗体，就立即向遗体告别。当时正值北京最寒冷的季节，遗体告别的房间房门大开，屋内十分寒冷，对于那些年岁已高的老干部来说，在这么冷的环境里脱帽，似乎有感冒的危险。

　　因此，上述传闻声称：电视观众向江青大喊“把帽子脱下来！”，这并不符合实情。因为朱德等人都没有脱帽，为什么人们偏偏对着江青一个人喊“脱帽”？至于对江青喊“打死她”，更应该是事后诸葛亮的编故事了。在毛泽东生前，有人喊打死毛泽东的夫人江青，那是典型的“现行反革命”，似乎没人敢这么做。

　　在周恩来逝世后，最让人震撼的场面，发生在1月11日。当天运送周恩来遗体的灵车将经过天安门广场驶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北京居民得知这一消息后，自发地来到长安街，为周恩来的遗体送行。当天的天气十分寒冷，但仍有100多万居民站立的长安街两旁，向周恩来告别。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没有经过政府的动员，而完全由群众自发地参与的政治活动。这一方面显示出周恩来在民众中的巨大威望，另一方面也是文革的成果。经过造反精神洗礼的民众，不再那么听从政府的号令了。

　　周恩来的遗体火化后，安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在那里设立了灵堂，从1月12日到14日举办了三天的悼念活动。有数万各界人士和外国友人前往灵堂悼念周恩来，给周恩来送花圈。没有资格去灵堂吊唁的人，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献放花圈，以示悼念。全国各大城市也都举行了规模不等的悼念活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摆满了花圈，连纪念碑四周的小柏树上也扎满了小白花。

　　《邓小平年谱》记述：1月12日下午2时，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悼词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邓小平在会议开始后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

　　会后，根据文稿起草人的意见，在“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句话后，加写“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后，将悼词稿送毛泽东审阅，并致信说:“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毛泽东批示:“同意。”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张春桥提出由叶剑英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时，遭到叶剑英反对。叶剑英提议由邓小平给周恩来致悼词，得到与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

　　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的追悼大会。当时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的：新华社1976年1月15日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五千多人，今天下午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沉痛哀悼。今天，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场庄严肃穆，会场入口的横幅上面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会场正中悬挂着周恩来同志的遗像，安放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满冬青和鲜花。会场四周挂着黑纱。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的花圈放在周恩来同志遗像两侧。中共中央委员、周恩来同志的老战友、夫人邓颖超同志献的花圈，放在骨灰盒前面（邓颖超的花圈上写着：“哀悼恩来战友。小超哀献。”）

　　会场里还放着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送的花圈。送花圈的领导人是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宋庆龄、刘伯承、江青……

　　参加追悼会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以及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和各方面代表。

　　下午3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志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参加追悼大会的全体同志在哀乐声中肃立默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致悼词。

　　出席这次追悼会的领导人名单，又是一次显示各高官地位的排名表。根据这个排名表，王洪文在党内排名第二位，叶剑英第三位，邓小平第四位，张春桥第五位，江青第六位（宋庆龄非党员），姚文元第七位。

　　“四人帮”在这次意外地排名十分靠前，连李先念、纪登奎这些“老副总理”也排名在姚文元之后，而不久后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华国锋，此时党内排名只是第12位。

　　张春桥曾提议由叶剑英致悼词，当时叶剑英排名在邓小平之前，当然也说得过去。不过叶剑英还是把致悼词的荣誉交给了邓小平，由邓小平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这是邓小平在1977年春复出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悼词》不长，不到三千字。《悼词》先回顾了周恩来的履历，这里有很多敏感的问题，因为周恩来在党内的职务一度曾高于毛泽东，但《悼词》还是比较如实地讲了周恩来的履历。

　　《悼词》说：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到1924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1924年到1926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1926年冬，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他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务。

　　1931年12月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

　　《悼词》说“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这就暗示在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并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悼词》在介绍了周恩来的履历后，继续说：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

　　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满腔热情地支持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

　　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悼词》对周恩来的评价，基本上是比较客观的。但从感情上而言，还是显得用词不够热情，显得冷淡。周恩来追悼大会开完之后，根据周恩来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八宝山革命公墓里，没有周恩来的骨灰。

　　在周恩来治丧期间，江青集团控制的新闻媒体，想方设法淡化周恩来的丧事，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愤怒，这成为引发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导火索。

　　周恩来的丧事之后，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毛泽东面前，这就是谁来接周恩来的班。本来毛泽东是安排好邓小平接班的，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也就明摆着是周恩来的接班人。可是当毛泽东在1975年底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邓小平接班是不可能了，必须换人。

　　按照当时党内的排序，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是第二副总理，现在邓小平不行了，那么换张春桥上，似乎是水到渠成之事。即使张春桥不行，那么当时的第三副总理李先念、第四副总理纪登奎，让这两个人其中的一个人上，也不会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可是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周恩来的接班人居然是华国锋。前面提到，在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的排名上，华国锋在党内的排名只是第12位。现在华国锋连跳10级，一下子跳到党的第2位，接周恩来的班，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很多人大惑不解：毛泽东到底为什么选华国锋呢？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记述：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确定一位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张玉凤回忆：“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1976年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毛远新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

　　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

　　就这样，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主席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由于毛泽东病重、周恩来逝世，这个决定实际上表明华国锋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毛泽东于1976年1月28日正式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据《毛泽东传》的记述，毛泽东不是一下子就选定华国锋的。从周恩来1月8日逝世，到1月28日正式决定华国锋，毛泽东整整想了20天，才最后做出这个决定，可见毛泽东对华国锋并不是特别满意，是实在想不出其他合适人选的情况下，不得已才选了华国锋接班。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关于华国锋，陈锡联同志任职的通知》。该文件写道：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1976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宣布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决定，在李先念副总理养病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素文负责主管财贸各部委和外经部的工作。

　　毛泽东要让华国锋接班，只给他一个职位还不够，还要为他铺路，这就是处理两个比较有威信的人：叶剑英和李先念。当时他们两人是在军队和政府中，威信仅次于邓小平的人物。让邓小平接班，他可以压得住叶剑英和李先念，用不着毛泽东为他铺路；而让华国锋接班，他就压不住这两个人，所以毛泽东要把这两个人“搬开”，为华国锋铺路。

　　处理这两个人，过去的“打倒”或者“靠边站”的方式，已经不适用了。所以毛泽东就想出一个新办法，让这两个人“因病停职”。其实叶剑英和李先念并没有病，中央文件中说“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和“在李先念副总理养病期间”，只是给他们一个面子，说他们是“因病”而停职，并不是因为“犯了错误”而停职。

　　前面提到，毛泽东早就把华国锋视为潜在的接班人候选人，对他进行观察和培养。华国锋能进入毛泽东的“法眼”，并不是因为他有过人的能力，也不是因为他有骄人的政绩，仅仅是因为他“忠厚老实”，这是非常例外的。

　　在华国锋之前，毛泽东选过四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其中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是政绩和能力都非常突出的人，称之为“人才”也不为过。王洪文虽比上述三人差一些，但也有相当的才能和政绩：王洪文在文革中能率领一支上海百万人规模的造反工人大军，表现出王洪文的领导才能；把上海搞成“革命”和“生产”双丰收的文革模范基地，这是王洪文的政绩。这也是毛泽东当时看好王洪文的原因。

　　华国锋有什么才能和政绩呢？这里回顾一下华国锋的历史。

　　华国锋原名苏铸，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商人家庭。1938年，17岁的苏铸参加交城县抗日游击队，改名华国锋。华国锋的名字来自“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中的“华”、“国”、“锋”三个字。华国锋1938年入党，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5年华国锋任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随着解放军占领江南，南方的新解放区急需大批干部，华国锋随军南下至湖南。1949年8月，28岁的华国锋任中共湘阴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52年华国锋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

　　华国锋在1938年就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而到1952年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14年还是停留在县委书记的级别上。这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华国锋没有做出重大的政绩，所以没有升官的资本；二是华国锋不善于吹拍，没有攀上一个大官做靠山后台。

　　对于华国锋这种既没有政绩，也没有后台的人，如果当时他在其他的县担任县委书记的话，很可能他这一辈子就在县委书记的级别上退休了。但华国锋居然运气特别好，无意中到了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这就让华国锋有机会进入毛泽东的法眼。

　　解放后毛泽东多次回家乡，都由华国锋陪同。这位衣着朴素，面相忠厚的大高个北方人，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你是我的父母官哪！”。

　　一般的领导，不会喜欢华国锋这种“忠厚老实”型的干部，因为“忠厚老实”的同义词就是“不能干”和“不会干”。而毛泽东偏偏喜欢华国锋这个既“不能干”又“不会干”的忠厚老实干部，真是华国锋天上掉下来的福分。

　　1955年10月，毛泽东破例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华国锋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1959年毛泽东由华国锋陪同回到家乡韶山，之后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为湖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当时只有38岁，在全国省级领导中也算很年轻的，这是托毛泽东一句话的平步青云。

　　1964年，华国锋出任湖南副省长。当时的湖南省长程潜（民主人士）、副省长唐生智（民主人士）都是不管事的，所以华国锋成为湖南省的实际省长。1966年文革开始后，华国锋与湖南省第一书记张平化一起被批斗，周恩来三次亲自打电话，要把华国锋送到北京，这才把华国锋解救出来。其实周恩来并不认识华国锋，建国后华国锋一直在湖南工作，而周恩来很少去湖南。周恩来三次打电话救华国锋，完全是奉毛泽东之命。

　　1968年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华国锋担任副主任。1969年，华国锋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在林彪事件之前，毛泽东虽说把华国锋提拔为省委书记，但还没有把华国锋当作接班人考虑。林彪事件之后，华国锋和王洪文一起调进北京，毛泽东开始对华国锋进行观察和培养，把他作为潜在的接班人。

　　1973年8月，华国锋在中共“十大”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10月担任公安部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非常重要的要职交给华国锋。1975年四届人大上，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长，但这时华国锋在党内的排名仍没有进入前十名。因此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时，引起人们的震惊。

　　最为震惊的人之一是张春桥。在张春桥看来，毛泽东对他很重视，一直让他担任要职，重要的文件也让他起草，似乎接班人应该让他当。可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三次选接班人：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都没有张春桥的份。毛泽东还传话给张春桥，要他“让”一下。其实张春桥已经“让”了三次，第一次是让王洪文，第二次是让邓小平，第三次又让华国锋。

　　因此，张春桥心中非常不满，于1976年2月3日亲笔写下《1976年2月3日有感》。这份《有感》是粉碎“四人帮”后从张春桥的住处搜查出来的。1976年底，《有感》作为张春桥的“反党罪证”被公布出来。当时中央文件的按语说：1976年2月3日，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公布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中央发出《1号文件》的同一天，张春桥写了《1976年2月3日有感》，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铁证。

　　又是一个《1号文件》。(1976年《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

　　去年发了一个《1号文件》。(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

　　张春桥的《有感》，明显表示了对毛泽东的不满，因为这两个《1号文件》都是毛泽东提议的。张春桥说“来得快，来得凶”，是因为他在文革中出了很大的力，立了很大的功，好不容易才爬到现在的位置。而邓小平对文革一点贡献也没有，就下山来摘桃子；华国锋更是连贡献也谈不上的人，居然也来摘桃子，张春桥心中的不满是明显的。其实张春桥没有理解毛泽东的苦心，毛泽东不让张春桥上，也是为了保护张春桥。

　　华国锋从当县委书记开始，直到当国务院副总理，从来没有做出令人瞩目的政绩，也没有干一番大事业的“野心”，可谓平平之人。要说能干，“四人帮”中的每一个人都比华国锋能干，更不要说其他的老干部。

　　可是这位没有像样政绩的平平之人，却偏偏扶摇直上，一直攀升到接班人，后来还真的接了班，成为中国的领导人。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也是极为罕见的。这除了华国锋的运气极佳之外，还有本人的性格因素。这将在后面分析。

大洋彼岸洋插队

第25节最后的反击

念奴娇·鸟儿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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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文革洞因》七四（崇新岳 百思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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