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七一 （崇新岳 百思峰 ）

 

（40）

 

　　文革前的适龄学子，大都跟随高考这个指挥棒“设计人生”，都希望通过读书考大学来改变命运。但毛泽东却非常反感这种指引，他认为，如果人人都去争着考大学，谁也不愿意当工人，当农民，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变成重视知识分子而轻视工农，这对于建设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是背道而驰的。毛泽东说：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吗？

　　同时，毛泽东认为文革前的教育体制，对学生本身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利的。毛泽东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豆类的总称）、麦、黍、稷（古代的粮食作物之长），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通过文革，毛泽东彻底打破了文革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建立了新的高等教育体制。新的高等教育体制主要体现在：一、取消文化考试，改用推荐的方式，推荐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二、取消“上大学当干部”的读书作官体制，提倡“社来社去”。农村大学生毕业后，仍然回农村去当农民；城市大学生毕业后，仍然回到工厂当工人。这样一来，上大学就没有了“当干部”渠道的功能，这样就可以改变试图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命运的“读书做官”社会潮流。

　　当然，新建立的高等教育体制，也有很多缺点和弊病，比如“走后门”等等。因此当时出现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教育体制改革“搞过头了，搞糟了”，因此提出要把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扭”回去，也就是扭回到文革前的状态；第二种看法认为新教育体制尽管有不少缺点和弊病，但大方向是对的，不能倒退回去，而是应该继续向前走，在肯定新教育体制的前提下，逐步对它进行改进和完善。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必然会发生冲突，这就是所谓“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因为前一种看法，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这是关系到“肯定”还是“否定”文革的路线斗争。由于高考体制是关系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事情，所以人们都高度关注这场“两条路线斗争”。

　　毛泽东显然是第二条路线的主张者，而周荣鑫则是第一条路线的主张者。周荣鑫上任教育部长之后，到处发表演讲，大胆批评新教育体制，成为当时瞩目的人物。

　　（41）

　　周荣鑫到处演讲说：最近我陆续讲了些问题，但传得很厉害。传这些话的人，一种是无聊；还有一种也可能是想打倒你，他来干。要不，瞎传这种话干嘛？我的有些话可能刺痛了那些好搞形而上学的人，他们有些不满。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不怕被打倒的人。

　　毛主席讲的最彻底，就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这就是看破红尘，无所谓了。有的同志把流传的稿子给我看，有的好象认为教育部长是肥缺似的，打倒你我来干，争权夺利。我的话刺痛了一些人，我也不怕，有错就改。

　　现在形势是大好的，但有没有问题？现在是不能讲问题，不能说缺点。政治和文化的问题，首先看政治是对的，但对文化要不要？现在实际上是不要文化。学生中流传着：“学不学都升学，干不干都吃饭，会不会都插队，行不行都回城。”

　　农村比较好，城市是汪洋大海，难管，黄色小说、唱片流传，有从香港来的，有的外国大使馆也向外扔。黄色小说《少女的心》等传抄泛滥，《基度山恩仇记》手抄本四大本，上海铅印本在黑市上一套卖五十元。黄色小说传播到了中小城市，小城镇也有，农村也有。上海还有偷卖裸体画的，很贵。城市争夺青少年的问题严重。

　　周荣鑫首先声明他不怕被打倒，邓小平也说过这样的话。周荣鑫又指出当时青少年的思想混乱，暗指现在的青少年不读书了，所以就变得不务正业，学坏了。按照那时的语言，周荣鑫这么说，就是把形势描述的“一团漆黑”。

　　周荣鑫接着说：关于考试，主席没讲不要考试。问题是怎么考，不是取消考试，不要泼洗澡水把小孩也泼掉了。常出这样的事，从一个偏向到另一个偏向。关于考试，主席讲，还是要的，要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工农兵学员招生中，究竟要不要文化考查，实际现在是不要了。大、中、小学有没有区别？是不是有一定文化要求标准？可以不可以笔试？文化考查不是完全不对，问题是放在什么地位。

　　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质量观，但不要质量不对。不要吹牛，要实践来考验。现在学生的文化质量不敢讲，学生生活散漫，确实有这个问题。有的学生想的就是当工人，上大学，留城里，找个好对象，这四个理想和过去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修正主义的。

　　文化大革命八、九年了，成绩很大，不是没有问题，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连工作中的问题也不承认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因为有林彪路线干扰。我们的片面性很多，批了“智育第一”就不要学文化了。过去只讲学文化，现在不讲学文化，只讲劳动者，是不是形而上学？一方面搞四个现代化，一方面不要文化，怎么行？

　　（42）

　　我们有些旧的规章制度打破了，但新的没有立起来。中、小学不免费，大学包下来，每人十九元五角，高于子弟领了，去下馆子，抽过滤嘴烟。中、小学有的拿不起学费，要向中央反映，要争取中央的领导。

　　城市中学问题，可否考虑大学毕业后再下乡劳动，特别是理工科。当然上山下乡还是需要的。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这几年没有实行，明年非实行不可。

　　周荣鑫这里讲了文化考试的重要性，讲了大学生质量的重要性。话外之意，就是否定新的工农兵学员推荐体制，主张应该回到过去的高中生直接高考制度。

　　周荣鑫继续说：对知识分子要正确对待，我们不能一面用他，让他教书，一面又骂他臭知识分子，他能教得下去吗？社会主义积极性能调动起来吗？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这样对待他们成吗？

　　有没有“读书做官”的思想？应该说是有的。我们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过来的，还有旧的痕迹。但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读书做官”，而是“读书赚钱”。“读书做官”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是孔老二那里来的。

　　怎样解决？现在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读书不叫你做官，读书当工人农民。现在有个提法，要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学生读了书要进城，想做官，不愿体力劳动，看不起工农，毕业后想当工程师，这是孔老二的影响，那当然不对。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现在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上大学，毕业后如果工作需要当技术员，是不是做官？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从农村来上大学，学习一段分配到工厂当技术员，算不算做官？

　　到底怎么批“读书做官”？能不能把工农与干部、工程人员、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这样批不是制造混乱吗？大学生毕业以后，要一律当工人、农民，不能当干部。有的工农兵学员原来就是车间主任，回去怎么办？就是因为上了学回去都当工人，这是不是形而上学？

　　在社会主义社会，对工作岗位怎么看，与旧社会有所区别。如果一毕业分配到其他工作岗位就是做官，那么咱们的工作岗位都是做官了？农村当个生产队长也是个“官”，总理、副总理为人民服务，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周荣鑫这里又批评了大学生毕业后回到原工作岗位的“社来社去”原则，这样就等于全盘否定了新的教育体制，要把教育体制“扭”回到文革前的状态。如果高等教育体制回到文革前的状态，那么文革唯一的成果就没有了，这样一来，文革岂不是白搞了吗？因此试图把教育体制“扭”回到文革前的状态，这是触动了毛泽东的底线，毛泽东不得不反击了。

　　（43）

　　1970年6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务院进行了机构精简，把原来90个部、委机构，合并为27个。其中文化部和教育部都被取消，分别由国务院文化组和科教组代替其职能。国务院科教组主管科学和教育，科教组组长是著名学者李四光，而实权则由科教组成员迟群和谢静宜掌握。

　　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上，决定重新恢复文化部和教育部，由于会咏(江青集团)和周荣鑫分别任文化部长和教育部长。恢复文化部和教育部，某种程度上也是从“文革体制”退回到“文革前体制”的一种“复辟”。当然这种程度的“复辟”，还是在毛泽东的容忍范围之内。

　　在教育部成立的同时，国务院科教组撤销，这样迟群、谢静宜的权力就落到了新任教育部长周荣鑫之手，这是周荣鑫在教育界大胆地发起一股否定文革“回潮”的基本条件。中共党史研究室《百年潮》杂志刊登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的最后岁月》一文中，有如下记述：

　　周荣鑫到教育部不久，周恩来和周荣鑫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时间是1975年1月28日。这天下午，周恩来特意用他的红旗大轿车把周荣鑫接到三零五医院。

　　周恩来询问周荣鑫初到教育部的情况后，对周荣鑫说：“教育部的事情，你不要太急，有些事情要慢慢地来解决。”

　　周恩来特别讲到：“迟群他们搞的那一套东西，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学校里的学生，现在都比赛着考零分，这不行。”周恩来举了黄帅的例子，说：“黄帅，作为一种精神，在学校里宣传宣传，但不能把这种事情在学校里照样去做。”

　　周恩来叮嘱周荣鑫，要注意和迟群等人的关系，要当心一些。周恩来这次找周荣鑫，就是为了给他的这位助手鼓气加油。中国的教育界弊端丛生，太需要进行革新图强了。

　　虽说周恩来支持周荣鑫在教育界适当地“扭转”局面，但并不赞成周荣鑫大胆地搞“回潮”，所以他嘱咐周荣鑫说“教育部的事情，你不要太急，有些事情要慢慢地来解决。”但周荣鑫却没有理会周恩来的劝告，搞得“太急”了一些，引起毛泽东的警惕。更有甚者，周荣鑫说还专门派人编印了《周总理关于基础科学研究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供教育部内部学习。

　　周荣鑫印《周总理指示》，当然是出于对周恩来的一片好心，但他没有想到，他这么做却是给周恩来帮倒忙。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江青等人批判周荣鑫编印《周总理指示》，是利用“总理语录”来“分裂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周荣鑫本人在批判会上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44）

　　毛泽东看到周荣鑫这么大胆地在教育界搞否定文革的“回潮”，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支持他。周荣鑫的后台，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是邓小平。虽说邓小平在历史上与周荣鑫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但邓小平在思想上与周荣鑫是一致的，所以他也支持周荣鑫在教育部门搞“整顿”，他对周荣鑫说：“现在学生都不念书了，你是教育部长，应当发表演说啊!”

　　周荣鑫大胆的“回潮”，引起了毛泽东的反击。不过毛泽东不会直接反击周荣鑫，因为他不够毛泽东反击的资格。毛泽东要反击周荣鑫的后台，也就是周恩来。至于邓小平，毛泽东一开始还没有把他作为反击的对象。毛泽东希望对周恩来的反击，能够引起邓小平的“震动”，促使邓小平改变立场。也就是说，毛泽东还想争取邓小平。

　　毛泽东这次的“反击”，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从1975年上半年的动向来看，毛泽东一直是强调“安定团结”，全力支持邓小平搞“整顿”，完全没有搞“运动”的意思。自从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就没有搞过针对某个人的运动，“批评批孔”运动，“理论学习”运动，都是旨在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而不是针对什么人。

　　而毛泽东1975年8月发起的“批《水浒》”运动，却明显是针对周恩来的，周恩来本人也很清楚这一点。据《周恩来年谱》记述：1975年9月15日，周恩来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上开展对《水浒》评论事指出：“他们那些人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如果没有周荣鑫大胆地搞“回潮”，毛泽东很可能不会发起这场反击周恩来的“批《水浒》”运动。然而周恩来本人，其实也不赞成周荣鑫这么搞。这就造成两个人的误会，但这种误会也是无法解释的。

　　还有一件事促成毛泽东的这次反击，1975年7月23日，毛泽东同意对他的白内障眼病施行手术治疗，由眼科专家唐由之为他的左眼作了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第二天，毛泽东的左眼能看见东西了，他又可以亲自看文件了。但为了保护视力，除重要文件外，其他不重要的报刊和书籍，则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一般报刊由机要秘书张玉凤来读，可是张玉凤不太懂古文，所以她向毛泽东建议，从大学里请一个教师来，专门给毛泽东读古典。

　　（45）

　　不过给毛泽东读古典的人，也不是那么好找，有四个条件：一、普通话要好，口齿要清楚，让毛泽东容易听懂；二、古典文学的根底要好，要能够跟毛泽东对话；三、毛泽东的生活昼夜颠倒，经常半夜读书，所以读书者年纪不能太大，避免体力不支；四、进入中南海的人，政治上要可靠。

　　首先在北大中文系物色人选，调来了北大中文系几位教师的档案，张玉风念给毛泽东听后，毛泽东说：“就让芦荻来试试看吧！”

　　芦荻，时年44岁，北京大学的普通女教师，并非学界名流。1975年5月26日晚，谢静宜忽然来找芦荻，让芦荻收拾衣服用具，马上随车出发。上了车，谢静宜才说：“我要带你去见毛主席。”

　　芦荻吓了一跳，失声说：“什么？见毛主席？”

　　据芦荻回忆说：1975年的一个暮春之夜，我如在梦幻中一般，被带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面前。灯火辉煌的游泳池大厅里，身着洁白棉针织衣裤的毛主席，端坐在单人沙发里。他面容有些憔悴，双目茫然地投向前方。后来我才知道，主席患重度白内障。这和我心目中认定的“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毛主席形象，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不禁惶恐、紧张，心头还升起了困惑和迷茫。平息我情绪波涛的，是他老人家和我共同背诵了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都到这首诗中含有我的名字“芦荻”的末句，我才恍然悟到毛主席吟诵此诗的动因。这风趣典雅的幽默，不仅让我平静下来，而且迅速地拉近了我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距离。我不禁为老人家高超的、艺术的领导魅力深深感动。

　　到1975年8月，芦荻和毛泽东接触了两个多月，已经比较轻松了。芦荻回忆说：《北京日报》一位负责人，忽然来到北大，向中文系约写一篇评论《水浒传》的文章。约稿时，定下了调子，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我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学术界向来对《水浒传》评价颇高。如今怎么变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了呢？开始我不敢问，虽然我心里到处是疑团。后来张玉凤有一天找我说：“芦荻老师，主席说了，你这个教师一定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因为你没有任何问题嘛。”

　　我说：“不是的，我学识很浅陋，基础也不好，大学没毕业我就到解放区工作去了。其实我有很多问题，但是张秘书，我不是不能问吗？”

　　（46）

　　张玉凤说：“怎么不能问？主席还觉得很奇怪，说你为什么不向他提问题，主席一贯的风格就是喜欢人家提问题的。”

　　于是我问主席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几句话是不是你说的？”

　　主席就大笑起来，手一举，对旁边的张玉凤说：“对吧，小张，那就是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是我讲的呀，是鄙人讲的。”

　　我说：“主席，我们就猜测是你讲的，但我们真的领会不了那个意思，究竟这部书还有什么好处呢？”

　　主席又大笑说：“好啊，还是好啊，好就好在投降。怎么就好在投降呢？你看，宣扬投降主义，由于起义队伍的带头人投降，使得这个队伍瓦解了。这个全过程的展示，就是一部教科书啊，你能知道宋代的一个农民起义队伍是怎么死的。以为是被血腥镇压的吗？不是，只是内部的瓦解，内部的叛变，就葬送了这支非常优秀的起义队伍。”

　　事后，芦荻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整理了一篇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文稿，该文稿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该文稿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1975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96号文件《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全文转发了上述文稿。1975年8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正式展开了。

　　（47）

　　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这样写道：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本报和其他报刊开始了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水浒》中的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终于成了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

　　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

　　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中，指出宋江的两个罪状：一、宋江在梁山泊是第二把手，晁盖是第一把手。而宋江架空晁盖，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二、宋江在晁盖死后，立即修改晁盖的路线，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搞投降主义。

　　对照现实，周恩来是第二把手，毛泽东是第一把手，这几乎就是对号入座，影射周恩来架空毛泽东，并暗示周恩来在毛泽东之后，将会修改毛泽东的路线，搞投降主义。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还指出：“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这段话，就把宋江这个古代的投降派，与现代联系起来，“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这就更明确地要给周恩来对号入座了。

　　如果是过去，周恩来这样的影射，一般是默不作声，忍下来。可这次周恩来不同了，周恩来在进手术室之前，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这次周恩来自己给自己对号入座，公开向众人挑明，批宋江投降派针对的就是他，并为自己辩护说：“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这句话，既是向周围的人说的，更是向毛泽东说的，这是周恩来对毛泽东公然的反抗。周恩来知道他的这句话，很快就会传达毛泽东那里。

　　（48）

　　周恩来的这句话，在中共高层引起了震动，很多高官都同情周恩来，甚至为周恩来忿忿不平。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回忆了叶剑英对周恩来的同情态度。张树迎回忆说：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高振普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的，特别是对于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叶剑英以为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会有什么“委屈”要发泄。但周恩来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再说什么。不过周恩来这一句话的份量就足够了，在此之后，批《水浒》就降温了。

　　1975年9月，邓小平也在讲话中公开支持周恩来，邓小平说：现在有些人听到风就是雨，听到什么，就好像出什么事了。现在批宋江的投降主义，有些人就以为要搞什么运动了。你又不是宋江，你又没有投降，你就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投降主义嘛！

　　1975年9月，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者有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共3700人。邓小平、江青等人都到会，并发表了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没有提到“批宋江投降派”的问题，只是强调说：全国存在着各方面的整顿问题。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江青在会上则大谈批《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说：最近评《水浒》是我们主席亲自批的。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

　　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斗争，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嘴脸。

　　你看，宋江那么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最后，晁盖第一天死，第二天他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晁盖那个厅叫聚义厅，他是造皇帝的反的，他是聚义。宋江一下子改成忠义堂，要招安。

　　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宋江这个人啊，两面派的手法可多得很哪！宋江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宋江哪能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

　　（49）

　　江青的这番话，可以说是明目张胆地把宋江与周恩来联系起来。江青讲完后，还要求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对于江青明目张胆地反周，邓小平当然是要抵制的。1975年9月24日，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特别谈到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听后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上边(指中央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毛泽东还明确指示：“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反周讲话的态度，我们将在后面分析。这里先提一件事，就是关于江青《红都女皇》之事。1975年夏，全国各地纷纷流传一则消息，江青失宠于毛泽东了，起因是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吹捧江青的书《红都女皇》。

　　《红都女皇》的背景，据称是一位懂中文，能以汉语会话的美国女学者维特克应邀访华，江青与她谈话几十个小时，并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一本传记，于是就在香港出版了《红都女皇》。据传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后，勃然大怒，大骂江青说：“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红都女皇》的传闻流传甚广，但真实性却很有问题。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二、之三)》，其中提到了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之事，但没有提到《红都女皇》，更没有提到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

　　如果真有《红都女皇》这本书，真有毛泽东对江青的严厉批评，这是江青绝好的“罪证”，在江青罪证材料之中是不应该被漏掉的。在1980年公审江青的时候，也没有提到《红都女皇》。看来《红都女皇》可能只是民间的谣传而已。

　　1997年中共党史研究所《百年潮》杂志，发表了当年陪同维特克与江青谈话的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写的《周恩来与江青维特克事件》一文，这里摘录一段如下：

　　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时报周刊，读了以后真是令我万分惊讶。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

　　该文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然后维特克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来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内容。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

　　（50）

　　我看到这篇所谓采访文章以后，真是哭笑不得。维特克教授这番假设，奇妙之极。我觉得她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事情已过去二十年了，居然有人有兴趣把旧事重提，而且造那种谣言，真是荒唐已极。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江青他们是“四人帮”，那是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四人帮”违背了毛泽东的原则，而绝不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这些情况到现在当然都已真相大白。

　　当时在香港也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这本书。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属子虚乌有，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会认为那不过是胡吹乱捧，不是事实，写作水平及文字也拙劣得很。此书在内地也很少见。

　　无独有偶，美国女副教授维特克，于1972年夏季在中国访问期间，曾采访江青，谈话时间长达60多小时。她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又在1977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维特克这本书与《红都女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仍是非颠倒，甚至以此造谣生事，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维特克采中国访问期间，特别是与江青的所有接触，我作为主要陪见人员(另外还有六人)都是参加了的。当时我的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是由外交部领导决定派去工作的。本来外交部干部被指派去见外宾是很普通的事情，而这次陪见却非同寻常。

　　维特克是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这次是根据她本人的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由对外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来华访问的。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都不安排江青单独接见外宾，因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但维特克一再要求采访江青，友协只好请示周总理决定。周总理于1972年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批示，立刻决定会见。会见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进行。外交部除了我，还有翻译小沈、礼宾司一位副科长和一位速记员，友协来了负责人老丁和陪同老陈、小俞。姚文元也来了，坐在江青身旁。

　　谈话开始不久，江青就问维特克：“我听说你回去以后准备写一本书……是吗?”

　　维特克一时不知所措，因为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要写书。迟疑片刻以后，她说：“如果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写一本书，那是我最高的向往，我将会尽力去做的。”

　　（51）

　　江青高兴地说：“很好呀，我们也希望有一本由美国人写的书……我们合作吧，我给你说，你来写……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她说的是维特克，想的显然是她自己要在世界上扬名了。

　　周总理批示的是礼节性会见，只谈一个小时，江青却兴高采烈地东拉西扯了整整一个下午，完了还在江苏厅大摆宴席，又边吃边谈了一个多小时。江青根本不理会总理的指示，从25日到31日，她一连在广州与维特克谈了六十多个小时，不仅大谈个人经历、私人生活、文化艺术，而且大谈解放战争的“历史”，甚至说西北战场就是她“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还谈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机密。

　　回到北京以后，江青又催逼着我们整理修改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说要送交周总理和张春桥、姚文元审阅，然后寄给维特克。我们加班加点一直忙到10月底，大家商量，无论如何应该向周总理汇报一下了，并推我去。于是我给总理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请秘书转达我们的意愿。

　　第二天下午，周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了我。总理正忙着批阅文件，让我先说说重要的情况。我说：“如果要简单地说，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六十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

　　我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总理笑起来：“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

　　我和邓大姐很熟，所以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虑，说错了她会指正我的。那天下午我和邓大姐谈了整整三个小时。因为她也接见过维特克，所以一些情况她是了解的，但她没有想到江青会这样做。

　　又是一个夜晚，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子，上面写了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

　　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意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1972年的岁末，周总理又召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总理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52）

　　于是第二天，我们把所有的记录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加上封条，交给了外交部保密室。

　　1973年秋末，我调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任中国大使馆政务参赞。1974年秋末，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全国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所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据说是《红都女皇》那本书从香港进入以后，引起一些不良影响，江青也被领导批评。

　　1977年，维特克在美国出版了以江青谈话为主要内容的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这本书出版时，江青一伙已经垮台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截然不同了，所以作者并没有盲目地一味吹捧江青，而是根据她的一些分析和看法，还补充和修改了江青谈话的一些内容。

　　另外，围绕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这件事，前前后后还有一些沸沸扬扬的传言。传得时间比较长而又离奇的是：周恩来为了避免维特克写的书出版以后，引起对江青的非议和各方面的不良影响，曾指令我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有关人员找维特克女士商议，用高价收买她的版权，使之不能流传。据我当时所知，绝无此事。最近我又与那时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同维特克有接触的人士核实，也不知道这种谣言从何而来。

　　据张颖介绍，约1975年左右，在香港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中文书，书中极力吹捧江青，但这本书与维特克采访江青无关。而维特克根据采访江青的内容，写成《江青同志》英文书，出版于1977年。《红都女皇》是中文书，《江青同志》是英文书，两者毫无关系。人们误把《江青同志》与《红都女皇》混同为一本书了。

　　据张颖这么一说，《红都女皇》的谜团似乎解开了，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最大的疑问是1975年香港版的《红都女皇》，并很少有人看过。张颖在文章说他看过《红都女皇》这本中文书，但并没有给出这本书的出版社、作者等关键情报。张颖还特别提到“此书在内地也很少见。”

　　也许是因为“少见”，许多文革研究者，也都没有看到过《红都女皇》这本书。据写《江青传》的作家叶永烈说：关于《红都女皇》一书，传说是如此“有鼻子有眼”，然而经我多方查寻，却一直没有查到此书。香港的研究者在香港的诸多图书馆查找，也未能找到这本据说是在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因此，《红都女皇》一书至今仍是一个谜。

　　还应提到的是，在2006年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范思译的维特克著《江青同志》中译本。为了吸引读者，封面上印着比书名更突出的“红都女皇”四字，使读者误以为这本书就是传说中的《红都女皇》。其实，这本书与传说中的《红都女皇》不相干。

　　（53）

　　在1973年底因基辛格访华之事，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帮助”周恩来之后，在1974年和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关系都是良好的。

　　特别是1974年底到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两人晚年中最良好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持四届人大，而且在1975年上半年江青集团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时，毛泽东基本站在周恩来一边，严厉批评了江青集团。

　　然而在1975年下半年，毛与周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

　　造成毛与周两人关系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周恩来因病退居二线，不再管政事了。1975年2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12位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以及国务院各部的部长开会，正式宣布自己退居二线。

　　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今后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副总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此后周恩来不再过问政事，专心治病。按照常理，周恩来退居二线，不再过问政事，也就不会与毛泽东发生冲突了，两人的关系应该更好才对。可是为什么周恩来退居二线之后，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反而恶化了呢？这就体现出周恩来扮演的特殊角色的重要性。

　　毛泽东发起文革，触动了大部分老干部们的既得利益，自然也就引起老干部们的极大不满。这些战争过来的老干部，都不是贪生怕死之人，要不是周恩来在其中“和稀泥”，调节各方面的关系，老干部们的不满，很可能会喷发出来，发展到武力对抗。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少了一个军队中强有力的臂膀，就更难压制老干部们的反抗了。

　　这时候，周恩来对稳定形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恩来一方面同情和支持老干部们对毛泽东的不满，另一方面他又想方设法把这老干部们的不满，压制到毛泽东可以忍受的程度，避免了老干部们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造成了这几年来相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54）

　　可是周恩来退居二线之后，没有人来压制老干部们的不满情绪，于是老干部们的不满就喷发出来，在各个方面明目张胆地否定文革，最后造成与毛泽东的正面冲突，促使毛泽东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后来发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绝不是只针对邓小平一个人，而是针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这批人其实早就蠢蠢欲动了，只是在周恩来的压制下，他们的行动没有爆发出来。邓小平上台后，他不但不压制老干部们的不满情绪，反而迎合和助长这种情绪。这一方面使邓小平赢得了老干部们的强烈支持，另一方面则激化了与毛泽东的矛盾。要不是毛泽东当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这场矛盾激化很可能引起一场大动乱。

　　回顾历史来看，周恩来对安定团结，稳定形势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在周恩来当权的时候，1975年初成功地召开了四届人大，一片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可是周恩来退居二线之后，无人压得住老干部们，安定团结的形势开始恶化。到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就基本上控制不住局势了，以至于引发起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周恩来死后，中国安定团结的形势就失控了，从这点看，周恩来在稳定局势方面发挥的作用，的确是非常巨大的。

　　另一方面，周恩来的温厚性格，也是他与毛泽东合作的非常重要因素。毛泽东说邓小平是钢铁公司，其实毛泽东自己更是钢铁公司，他与邓小平两个人是“钢铁”对“钢铁”，根本无法长期合作下去。事实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他与毛泽东合作了半年多就合作不下去了。而周恩来与毛泽东合作了几十年，这是历史上难得见到的刚柔搭配的理想领导班子。

　　周恩来退居二线后，无人压住否定文革的风潮，于是这股风潮开始喷发出来，很快突破了毛泽东的底线。这样一来，毛泽东不得不修改他在1975年上半年“安定团结”的初衷，发起一场针对这股否定文革“回潮”的反击。

　　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老干部之所以敢大胆地发起否定文革的“回潮”，主要是有人在背后给他们撑腰，他们有后台，而这个后台就是周恩来。特别是与周恩来关系极为密切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的大胆行动，更让毛泽东联想到他们的后台就是周恩来。

　　（55）

　　毛泽东认为，只有打倒周恩来这个后台，才能扑灭这股反对文革的风潮。于是毛泽东打响了这场 “反击战”，发起一场针对周恩来的“评《水浒》批宋江”判运动。我们可以从后来的历史事实，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出毛泽东这次“反击战”搞错了对象，不应该针对周恩来，因为周恩来其实是在扮演压制否定文革风潮的角色。

　　然而毛泽东并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看清周恩来的这个角色，所以发动了一场战略上错误的批判周恩来运动。这场批周运动，不但没有扑灭反对文革的风潮，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刺激和助长了反对文革的风潮，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

　　毛泽东这次针对周恩来的战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困难，这是因为周恩来已经交出所有权力，只是在名义还是国务院总理。以前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可以用剥夺周恩来的一部分权力，对周恩来进行“处分”。毛泽东在1973年批周恩来的时候，就是暂时撤销了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的资格，作为对周恩来的处分或者处罚。而现在周恩来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毛泽东也就无法处分周恩来了，唯一可以做的“处分”，就是撤掉周恩来在名义上保留的国务院总理职位。

　　周恩来本人也看出此时自己是“无职一身轻”，毛泽东已经没有办法处分他了。周恩来进一步争取主动，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务院总理职位，这就让毛泽东更无法处分他了。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

　　1975年的哪一天，我记不清了，可能是在7、8月份，周恩来感到自己的病情会加重，要想康复怕是很困难了。周总理从国家、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举荐邓小平同志。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一般情况下，总理是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你不用出去。”

　　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开始写了。邓大姐见总理托着板，写字很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

　　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

　　我站在总理的右方，看着他是给毛主席写信，是向毛主席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位置。虽然没明确地写上“总理”和“第一副主席”，但这职务位置已明确了小平同志的职务。总理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已上报，始终无音讯。

　　因为此时周恩来已无任何实职，无任何权力，所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次斗争，就不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而是成为两人的“威信”之争。

　　（56）

　　提到“权力斗争”，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是为了个人私益的争权夺利，这是把权力斗争庸俗化了。不管“主义斗争”也好，“路线斗争”也好，最后总要落到实处，这个“实处”就是权力，也就是“路线”的斗争，最后总要落到“权力”的斗争上。

　　毛泽东有自己的路线，刘少奇有自己的路线，周恩来也有自己的路线。如果毛泽东掌握了大部分权力，中国就会按照毛泽东的路线走；如果刘少奇或周恩来掌握了大部分权力，那么中国就按照刘少奇或周恩来的路线走。你想要中国按照你的路线走，你首先必须拿到权力，否则一切都是空话。因此，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就是权力斗争。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就是为夺权”，这句话并没有错，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文革就是夺权。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的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毛泽东自己给文革的定义，就是“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因为只有夺了刘少奇的权，才能阻止中国走刘少奇的道路。因此毛泽东发出指示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在权力斗争中，所谓的“打倒”，具体说来就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也就是剥夺一切权力。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被打倒，就是失去了一切权力，成为普通老百姓。197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这标志着邓小平再次失去一切权力，也就是再次被“打倒”。

　　不仅是毛泽东，周恩来也承认权力斗争。前面提到，周恩来在病重的时候对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这里周恩来也明确地说，斗争的目的就是争权，不能让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在权力斗争方面，周恩来也绝不是手软的人。如果周恩来在权力斗争方面手软，拱手把权力让给别人，他也不可能当27年的总理。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路线斗争，这是一条明线，最后以刘少奇丧失一切权力，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终；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路线斗争，这是一条暗线，最后周恩来因病全身而退。周恩来是输给了自然规律，并没有输给毛泽东。如果周恩来当时身体较好，大概绝不会把总理的大权交出去的。

　　这里还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夺权并不等于掌权”，夺到权之后，必须有能干的人来掌握才行，否则夺到手的权掌握不住，又会被别人再次夺走。

　　（57）

　　毛泽东的强项是“夺权”，包括领导中共夺了蒋介石的权，周恩来的强项是“掌权”。毛泽东、邓小平等人都有过被“打倒”的经历，而周恩来则是不倒翁，几十年来从未被打倒过，可见周恩来的“掌权”功夫是非常到家的。

　　毛泽东在文革中夺权是成功的，但夺到权之后的掌权，却是失败的。最后这些夺到手的权，又被别人悄悄夺回去了。毛泽东的掌权失败，主要是缺少善于掌权的人才。毛泽东善于发现“夺权”人才，却不善于发现“掌权”人才，毛泽东的干将江青、张春桥等人，都是“夺权”人才而不精于“掌权”。相反，周恩来善于发现“掌权”人才，周恩来的干将都是善于掌权的高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斗争，也是一场人才争夺战，双方都试图把能干的人，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这在邓小平身上体现得很明显，毛和周都在争取邓小平，但最后是周取胜，毛不得不再次打倒邓。不过周恩来也有争夺人才失败的时候，典型例子就是乔冠华。

　　乔冠华在中共高官中是一个“异数”，因为他是当时部长级高官中，唯一一个有洋博士学位的人。乔冠华1913年出生在富裕家庭，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赴日本、德国留学，1937年在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乔冠华1938年回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跟随周恩来在重庆工作，受到周恩来的重视和重用。新中国建国后，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乔冠华成为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上的主要助手之一，历任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

　　在文革初期，乔冠华作为周恩来派系的代表人物，与陈毅、姬鹏飞三人一起被列为外交部的头号“打倒”对象，但在周恩来保护下，乔冠华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林彪事件后，姬鹏飞和乔冠华都复出，陈毅去世后，姬鹏飞继任外交部长，乔冠华任外交副部长，成为外交部第二号实权人物。

　　姬鹏飞是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他当外交部长并不意外。而乔冠华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当上外交部副部长，完全是得益于周恩来的培养和提拔。乔冠华除周恩来之外，与其他党内大腕人物几乎都没有渊源，完全是周恩来的人，有人说周恩来对待乔冠华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如果乔冠华1973年没有与章含之结婚，他肯定将继续作为周恩来派系的重镇人物，但这次婚姻改变了乔冠华的命运，因为乔冠华的新妻章含之是一位不一般的人物。

　　（58）

　　说到章含之，不能不说到她的养父章士钊。章士钊算是老牌革命家，早年为《苏报》主笔，大力宣扬革命思想，后又与蔡元培、蔡锷等人在上海组织爱国协会，成为当时中国政坛有影响的人物。辛亥革命后章士钊在北洋政府中任职，曾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职。章士钊在此期间无意中做了一件“大事”，这就是资助两万元大洋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毛泽东。

　　后来有人说章士钊当年资助毛泽东，是因为看到毛泽东有“帝王之气”，这当属事后诸葛。当时章士钊资助毛泽东，主要是看在湖南老乡的情分上。这笔钱对于当时已经是大人物的章士钊来说，并不算什么；而对于当时还是渺小人物的毛泽东来说，则是一笔巨款了，这笔钱帮了毛泽东的大忙。后来毛泽东还感激地说：“章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了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他也成为毛泽东为数不多的党外人士和“世交”朋友。1963年，毛泽东提出要还章士钊当年借给他的钱，2万银元折算2万元人民币。章士钊坚持不要，毛泽东则坚持要还。此后每年春节，毛泽东让秘书送2千元给章士钊，一直送了10年，还清了2万元。

　　章含之1935年生，生母原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后成为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1949年结识当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洪君彦，两人恋爱，并于1957年结婚。洪君彦的父亲解放前是大资本家，与章士钊也算是名门相配。结婚后，洪君彦得益于章士钊的背景，一路攀升，年仅27岁时就担任北京大学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那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不过文革开始后，洪君彦被作为“黑帮”批判和批斗，可谓厄运临头。

　　1953年章含之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部，之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英语教师。1963年毛泽东70寿辰，他请了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四位湖南老乡，办一个家宴，章含之随章士钊一起去赴宴。宴会上，毛泽东得知章含之是英语教师时，问她：“章老师，你愿不愿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

　　章含之以为毛泽东是开玩笑，就说：“主席，我哪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

　　毛泽东却很认真地说：“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还要拜你为师啊。”

　　章含之不知如何回答，章士钊替她说：“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

　　一星期后，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章含之，请她到毛泽东那里教英语，每次一个多小时，持续半年多。以后的章含之就成为能够直接“通天”与毛泽东说话的人。1971年外交部改组，毛泽东推荐章含之进入外交部，此后章含之一路攀升，历任一般职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参与了中美会谈、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

　　1972年，章含之与丈夫洪君彦离婚。关于离婚理由，章含之与洪君彦有不同的说法。章含之说离婚是因为洪君彦有外遇，而洪君彦则另有说法。另外，章含之还说：是毛泽东鼓励她离婚的。

　　（59）

　　章含之在回忆录中说：一个多月后，冠华从毛主席那里终于得知我的破裂的婚姻，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记得是9月29日，主席召我们去谈田中首相访华的情况，在座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鹏飞和乔冠华以及我们几个参加中日建交公报工作的翻译。

　　那天，主席对于继中美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非常高兴，他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讲了许多话，当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起那段时间主席和周总理的那种融洽关系，那是多么可贵!可惜，那是在乱世的大环境中，因而在和谐的背后已暗藏着阴谋。

　　毛主席在讲了许多历史故事之后，不知怎么，话锋一转，直视着我说：“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

　　我当时坐在正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我以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于是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评，我这人是没出息！”

　　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

　　主席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示了我生活中的伤痕使我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我心头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

　　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

　　在场的包括周总理在内的几个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的沉默。我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

　　主席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

　　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深知我个人生活中的波折，但我深感他对我父辈般的关怀，主席同我父亲有着半个世纪的友情。我常常想，我的一生见主席的机会并不比其他人多，但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却决定了我的命运。对于我来说，他有一种神的力量！

　　现在，毛主席又为我开辟一个未来新的感情世界。过去一切悲欢离合重映在眼前，我默默地回味着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兴奋。那年我36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已近尾声。本来应该是生活与事业丰收的时节，我却面临着一切从头开始的后半生。

　　在我正式办完离婚手续之前，我和冠华一周通几次电话。我们从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抑制。

　　（60）

　　章含之的上述说法，总让人感到有不自然之处。既然章含之好面子，怕别人知道，她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毛泽东？而且毛泽东鼓励章含之离婚，也不太合乎毛泽东一贯的做事风格。从各种人对毛泽东的回忆来看，毛泽东是不爱插手身边人的婚姻等私事的。就是毛泽东自己的女儿李讷的婚事，毛泽东也没有插手。1970年，李讷到江西省五七干校劳动，爱上了中央办公厅内部招待所的服务员小徐，但遭到江青的反对。毛泽东则尊重李讷的意愿，同意李讷自由婚姻，于是两人结了婚，毛泽东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是一套《马列选集》。

　　另据章含之的前夫洪君彦回忆说：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

　　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试想从1966年章含之出现张姓的第三者，到1969年我也出现了第三者，章含之从未提过离婚二字。那并不意味着她仍然留恋那段婚姻和家庭，而是她有所企盼，有所追求。

　　现在她如愿以偿找到了合意的人，不离婚更待何时？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不过，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

　　章含之离婚后，开始公开与比自己年长22岁的乔冠华谈恋爱，当时乔冠华已经丧偶。章含之回忆说：早在1973年初，在一次西花厅会议休息大家吃夜宵时，周总理说：“有人当个大新闻，告诉我老乔和含之在谈恋爱。我说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早有预感了。”

　　乔冠华和章含之谈恋爱，不管他们本人的意思如何，他们必然地陷入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乔冠华是周恩来一手培养的人，周恩来是乔冠华的大恩公，乔冠华是周恩来的人；章含之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人，毛泽东是章含之的大恩公，章含之是毛泽东的人。一个毛泽东的人与一个周恩来的人恋爱，如果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矛盾，他们两人还可以相安无事，但当毛泽东和周恩来出现矛盾时，就不免要殃及池鱼，乔冠华和章含之也不得不做出选择：或者靠在毛泽东这边，或者靠在周恩来那边。试图两边都不得罪是不可能的，必须得罪一边。

　　果然，1973年底，毛泽东与周恩来出现了重大矛盾冲突，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乔冠华和章含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时，他们两人必须做出一个决断：真批周恩来，还是应付一下假批周恩来。如果是真批周恩来，乔冠华就对不起周恩来；如果是假批周恩来，章含之就对不起毛泽东。最后两人决定真批周恩来，靠到毛泽东这一边。

　　（61）

　　对此章含之回忆说：回首往事，在1970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都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

　　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

　　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我愿按冠华说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去剖析自己。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

　　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1975年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

　　所有这一切，我并不想去论说是非，历史和人民永远是最公正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在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时对70年代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活做出客观公正的评说。

　　章含之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含糊其词，特别是不提他们在批周的会上，到底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对此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中，提到了章含之在那次会上的表现：后来我还听一位与会者说过，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总理身体虚弱，右手发颤。他曾向那位常去西花厅的小姐提出：“我手颤记不下来，你能不能帮我记一下？”

　　那位平时谦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圆睁，板脸怒斥：“怎么，你想秋后算账？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

　　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一闭眼睛，仿佛还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还能体味伯伯以病体承受的千钧压力。

　　据当年与乔冠华同住外交部干部宿舍的俞建章撰文说：章含之走进乔冠华的视野，继而走进乔冠华的生活，成为乔冠华的夫人，也成为把乔冠华拖进历史泥潭的罪人。章含之把乔冠华拖入泥潭，最丧心病狂的举动就是在1973年批判周恩来的风潮中，她把乔冠华捆在了自己的“战车”上，让乔冠华在批判会上连连向周恩来射出重磅炮弹。

　　且不说乔冠华批周恩来的那些发言内容的政治性是如何的荒谬和颠倒是非，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乔冠华的批周恩来，是把自己永远捆在了人格的耻辱柱上。

　　（62）

　　了解乔冠华的人都知道，乔冠华从1940年代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一直没有脱离过周恩来的直接领导，是在周恩来手把手的教诲下成长起来的，周恩来是他的领导人，也是领路人；是上级，也是父兄。

　　文革以后，乔冠华“落难”，在他任职多年的外交部并没有多少人同情他，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文革中政治上所犯的错误，更是因为他的反周恩来引起了外交部广大干部在道义上的厌恶，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章含之。

　　在章含之后来撰写的那些《回忆录》里，对这些最重要的历史事实不是避重就轻、一笔带过，就是信口胡言。她写道：她和乔冠华曾经在陪同外宾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候，就1973年批周的事情向周恩来表示了忏悔，得到了周恩来的原谅。

　　周恩来已经去世，此话现在已经无从证实。但是，据当时参加接见的医生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在回忆这次接见时写道：周恩来接见完外宾之后，工作人员要求和总理合影留念，乔冠华夫妇也在合影人群之中。总理在记者照完像后，对所有在场的人说了一句话，令当时在场的人都震惊不已。总理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

　　这话是说给谁听的？是那些医生护士？还是总理身边的秘书、警卫？显然是说给那些在总理脸上打过叉的人的。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这次事件说：1975年夏季，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时间，他带病坚持工作，一批又一批地会见中外宾客。医疗组和陪同周恩来在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想找机会同总理合影留念，可总找不到合适的时机。

　　机会终于来了，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带病在李先念和乔冠华的陪同下和前来访问的泰王国政府总理巴莫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这件事情，事先有人已“谋划”好了，由乔冠华出面请求周总理同大家合影留念。事情说妥以后，大家按新华社派来专为中央领导人拍照的摄影师杜修贤的安排，将人们分成两排站好了队，李先念和乔冠华站在前排中间，他们两人当中留给周恩来一个空位置。

　　周总理在值班护士的搀扶下，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当摄影师正要举起相机拍照时，突然间，一个叫人听了心颤的声音响起来了：“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周恩来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声音是十分平缓的。但是，在场听到这句话的人不由得心中一震。一向儒雅的周恩来，平素很少听到他跟别人有过开玩笑的话。此时此刻，人们对他的这一句话颇费猜测，似乎预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将要来临。

　　1973年12月，章含之与乔冠华正式结婚，当时章38岁，乔60岁。乔冠华在1973底年批周时“反戈一击”，立了功，成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但他们两人的职位和能力都不能独当一面，不能自成一派，只能投靠到江青集团那一边。1975年的四届人大上，乔冠华接替姬鹏飞当上了外交部长，这既是来自江青集团的推荐，也是毛泽东的意思。但乔冠华的好景不长，1976年粉碎“四人帮”不久，乔冠华被撤销外交部长职务，隔离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