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六八（崇新岳 百思峰 ）

第24节   邓小平的第二起（上）

　　（1）

　　人们常用“三落三起”来形容邓小平的人生。对于一般人来说，在“落”了一次之后，能够再起的就很少了，能够“落”三次，又再起三次，这就是一个传奇故事了。邓小平能“三落三起”，除了本人的意志和才能之外，运气的作用也很重要。古人常用“天数”来形容伟大人物的运势，从“天数”来看，邓小平的确遇到很多“天公作美”好的运气。

　　在中共早期的队伍中，邓小平并不十分突出。1945年的“七大”上，选出5位中央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8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当时只是普通的中央委员，还没有进入中央高层，比起陈云、康生、高岗、彭真、彭德怀这些人，邓小平还略逊一筹——差了一级。

　　虽说邓小平当时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但当时与邓小平有同级的军队高官也很多，如林彪、刘伯承、陈毅、贺龙、罗荣桓、高岗、聂荣臻、徐向前等人。另外，邓小平的军功也不是特别突出。如果毛泽东是一位保守型的领导人，按照论资排辈、论功行赏来封官的话，邓小平是根本没有希望的。因此，遇到毛泽东这么一位敢于打破陈规套矩，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领导，是邓小平的幸运。

　　新中国建国之前，毛泽东最为信任和重用的人是刘少奇，而新中国建国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有所疏远，开始重用高岗，这以至于高岗误以为毛泽东要用他取代刘少奇，四处开展“倒刘”活动，结果遭到批判，自杀身亡。1955年的七届五中全会上，因任弼时病逝，高岗自杀，政治局委员缺了两人，于是林彪和邓小平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邓小平起飞的第一步，他与彭德怀、康生、彭真等人平级了，超过了刘伯承、陈毅、贺龙等人。

　　历史上的悲剧和喜剧总是同台亮相，在某个人“倒霉”下台的同时，另一个人就“走运”上台了。高岗的自杀，不仅给邓小平空出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位子，而且使邓小平永久地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高岗的年龄比邓小平小一岁，身体也不错，如果高岗不自杀，那么毛泽东在文革后期再次启用的人物，很可能会是高岗，而不是邓小平。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多次说过：“高岗要是活着就好了。”

　　1956年的中共八大，是邓小平起飞的第二步，这次他又超过了林彪、彭德怀、康生、彭真等人，成为6名政治局常委之一，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邓小平能够一跃进入中央最高层，这主要是靠毛泽东的扶持。否则按照论资排辈、或论功行赏，那是轮不到邓小平的。但两年后1958年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增补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林彪比邓小平年龄小3岁，成为邓小平的强力竞争对手。

　　（2）

　　1966年文革开始，邓小平第二次倒台，被撤销一切职务。不过在毛泽东的特别关照下，邓小平只是下放到基层“劳动”，没有像彭真等人那样，被关进秦城监狱。如果没有发生1971年的林彪事件，那么接班人也肯定轮不到邓小平的。林彪的自爆又使邓小平永久地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

　　从年龄、资历、才能等各方面的因素来看，邓小平的最大竞争对手是高岗和林彪。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人都是死于非命，这就在客观上为邓小平的接班，排除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另外，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以及彭德怀的“身体竞赛”，也是有利于邓小平。在毛泽东身后，只要周恩来活着，接班就轮不到邓小平；即使是朱德或者彭德怀还活着，邓小平的接班也会遇到很大麻烦。这些人都在毛泽东之前去世了，就造成了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一人独大的局面。虽说毛泽东之后陈云、彭真、张闻天等元老还在，但这些元老在军队中都没有什么影响力，无法与邓小平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如果邓小平在1966年被打倒之后，没有在1975年被毛泽东第二次“起用”，那么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要想再起也很不容易。这次又是毛泽东助了邓小平一臂之力，让他成为毛泽东的第四个接班人。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号文件《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

　　一、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张春桥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17日，中共召开十届二中全会，该会议公报写道：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上述两个人事安排，正式把邓小平推上的接班人位子。在王洪文第二次向毛泽东“告状”之后，毛泽东觉得王洪文已经不可救药，转而把接力棒交到邓小平手里。毛泽东为什么交给邓小平呢？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出于“安定团结”的考虑，希望自己死后能“和平地交班”。

　　王洪文的表现，使毛泽东对文革中造反起家的造反派彻底失望了，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扶上墙的。本来毛泽东期待造反派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年轻人，就像他们早年在井冈山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那样。可是事实却让毛泽东大为失望，造反派中居然找不到一个人具有接班人的资质，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让造反派接班的初衷，转而从“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当中考虑现实的接班人。

　　从“安定团结”和“和平交班”的角度来看，邓小平无疑是最理想的人物，他在党政军各方面都干过，工作经验比较全面，也有一定的威信和威望，比叶剑英等人强不少，可以挑得起接班人的担子。而毛泽东对邓小平最大的担心，就是担心邓小平在他死后，会对文革翻案。

　　（3）

　　为了防止邓小平的翻案，毛泽东对邓小平是恩威并重。一方面对邓小平施恩，希望这样使邓小平感恩戴德，放弃翻案的想法；另一方面又对邓小平施威，事先作出阻止邓小平翻案的布置。毛泽东阻止邓小平翻案的布置，就是1973年中央发出的14号文件。

　　1973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14号文件《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973年14号文件还有两个附件：一、邓小平写给毛泽东的信；二、邓小平写的《我的自述》(摘录)。1973年14号文件和两个附件，被印发至县团级干部，一般群众也基本上都知道了。

　　1973年14号文件写道：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多次指出，邓小平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1972年8月14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见附件一)上，毛主席又作了重要批示。

　　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见附件二)。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

　　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毛泽东试图用发这个中央文件，来堵死邓小平将来试图翻案。在林彪事件之后，有大批老干部复出，复出的理由有两种：第一种理由是“错案”，当事人受林彪的迫害，受到了错误的处分，所以平反复出。属于这种情况的有罗瑞卿，杨成武等人。复出的第二种理由是“悔改”。这种情况不是错案，对当事人的处分也没有错，只是由于当事人表示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所以让他复出工作。

　　第一种理由复出是“无罪复出”，而第二种理由复出是“戴罪复出”。1973年14号文件，明确把邓小平定位于第二种理由。该文件首先说：“邓小平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中对邓小平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这里声明当初批判邓小平，不是搞错了，而是正确必要的。这也就是说，邓小平不是“无罪复出”，而是“戴罪复出”。

　　（4）

　　该文件又说：“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邓小平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这里进一步说明邓小平自己也承认，当初对他的批判没有错，并且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还承认自己将来还需要继续改正错误。

　　邓小平还这样给毛泽东写信：关于我自己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6、7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应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邓小平，1972年8月3日

　　毛泽东把这个中央文件和邓小平的信，印发至县团级，就是要让人们都知道，批判邓小平没有批错，邓小平的复出，并不是对邓小平的“平反”，而是因为他表示悔过自新，愿意重新做人。邓小平的信也明确表示，邓小平自己也承认文革中批判他没有错，而且承认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这样一来，邓小平要想对文革翻案，就相当困难了。

　　毛泽东当时设想，有了这个文件，邓小平即使想翻案，也很难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待，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邓小平的翻案企图。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才把接班人的接力棒交给邓小平。

　　（5）

　　如果说1973年“十大”的明星是王洪文，那么1975年“四届人大”的明星则是邓小平。1975年1月8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除了讨论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最瞩目的是人事变动，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同时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李德生是中共建国后，第一个通过辞职而“安全降落”的中央副主席级别的高官。李德生辞职后，仍然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并且当沈阳军区司令员长达10年，直到1985年才离任。

　　1975年1月10日周恩来主持十届二中全会闭幕式，周恩来致闭幕词说：二中全会闭幕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说，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最后，我也还是说主席的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1975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跃进胜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下，安定团结，一定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周恩来在短短的几句闭幕词中，四次提到“安定团结”，可见他非常期待1975年成为安定团结的一年。“安定”就是不搞政治运动，“团结”就是不搞政治批判，这些都是周恩来所期待的。不过1975年这一年，后来并没有像周恩来期待的那样“安定团结”，而又是充满风风雨雨和激烈斗争的一年。

　　四届人大有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政府工作报告》，另一个是《修改宪法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做，而《修改宪法报告》却是由张春桥来作，这显示出毛泽东对张春桥的信任。毛泽东在让邓小平接班的同时，又把张春桥提拔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树立张春桥的威信，试图把张春桥培养为制衡邓小平的一个棋子。

　　“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都是由张春桥牵头主持起草的，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毛泽东没有让张春桥起草，而是让邓小平来起草。邓小平起草《政治报告》时，以周恩来的意见为主，写入了周恩来想要写的东西，这就是“四个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是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它一改文革以来强调政治的风潮，转而强调生产建设的重要性。这似乎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以后要把政府的工作重点转到物质建设方面。“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口号，成为后来邓小平搞“全面整顿”的重要理论根据。

　　据参加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顾明回忆说：1974年冬，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委托，代恩来同志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考虑照顾恩来同志病体的承受能力，要求我们草拟一个三千字左右的《报告》稿。小平同志与‘四人帮’坚决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定了总纲和方针。经过大家反复思考，把恩来同志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重点来写，与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1975年1月13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恩来同志以无比顽强的意志，战胜病痛，激昂有力地向大会作《报告》。全场振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6）

　　1975年1月13日晚8时，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大厅隆重开幕。这次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完全由周恩来主持。当周恩来走上大会主席台时，台下爆发出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这种掌声雷动的情景，不亚于毛泽东出场时的场面。周恩来坐在主席台中央主持人的席位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毛泽东没有参加的大会，周恩来成为这次大会的主角。当时一家外国报刊评论说：“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周恩来毕生奋斗的顶点。”

　　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四届人大上，选举89岁的朱德为全国人大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等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王震、余秋里等人为副总理。

　　各主要部委的人事安排是：国防部部长叶剑英；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财政部部长张劲夫；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

　　这次江青集团得到的位子不多，只有文化部、卫生部、国家体委等部门，其他实权部门均被老干部们掌握。这些部门中，最烫手的是两个控制“上层建筑”的文化部和教育部，其中江青集团得到了文化部，而教育部部长则由周恩来的亲信周荣鑫担任。周荣鑫在文革前是国务院秘书长，是周恩来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文革后不久周荣鑫被下放，直到1972年才恢复工作。1975年由周恩来提名，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

　　文化部长于会泳，以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闻名，成为江青集团的红人。粉碎“四人帮”后，于会泳被撤职审查，1977年8月于会泳自杀身亡。在此之前，周荣鑫于1976年4月“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被批判时当场心脏病发作去世)。文化部和教育部的两个部长都死于非命。

　　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是谢富治的妻子，粉碎“四人帮”后也被撤职，体委主任庄则栋也作为“四人帮”成员被审查多年。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原来是周恩来的亲信，但后来和“四人帮”走得很近，曾带头批判周恩来的外交路线。“四人帮”倒台后不久，乔冠华就被隔离审查，乔冠华的事以后还要提到。

　　国务院各部之中，重中之重是国防部和公安部。公安部部长华国锋，这是毛泽东信任的人，但并不属于江青集团。叶剑英任国防部长，则意味着他的军职比总参谋长邓小平高一级。文革前林彪任国防部长，罗瑞卿任总参谋长，罗瑞卿在林彪的领导下。

　　毛泽东这样安排是大有深意的。在党内，邓小平和叶剑英都是中央副主席，但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比叶剑英略高一级；在军内，邓小平和叶剑英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又是国防部长，比邓小平又略高一级。这样一来，邓小平和叶剑英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

　　（7）

　　叶剑英在新中国历史中是一位非常的重要人物，可以说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叶剑英1897年生，比周恩来大1岁，比毛泽东小4岁，但叶剑英身体很好，高寿89岁，一直活到1986年去世。

　　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中学毕业后曾到马来西亚“闯南洋”，后回国考入云南讲武堂。1919年叶剑英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回到广东，参加孙中山麾下的粤军。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非常政府，自任非常大总统，叶剑英在孙中山的卫队中任海军陆战队营长。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于1924年在广州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叶剑英被任命为教授部副主任。

　　1926年7月，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率领下开始北伐，叶剑英任第四军参谋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叶剑英坚决反蒋，于1927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叶剑英与张太雷、叶挺等人发动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叶剑英回国，来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的红军任参谋部长。红军长征中，叶剑英任前敌指挥部参谋长。

　　叶剑英长征中的最大“功绩”，是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密电偷偷拿给毛泽东看。据说张国焘在一份密电中，命令他的部队对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进行“武力解决”。毛泽东看到这封密电后，立即命令红一方面军，抛开红四方面军单独北上，避免了“武力解决”事件的发生。这样一来，叶剑英就成为在关键时刻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

　　关于叶剑英“偷密电”之事，有些研究者予以否认，认为根本就没有“密电”，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提到叶剑英“偷密电”之事。据中央文献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在1937年延安批判张国焘时，毛泽东说：“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怀念叶剑英》中说：“1950年代中期，毛主席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说：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毛主席边说边摸脑袋)。他救了党，救了我们这些人。”

　　（8）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叶剑英，说：“叶剑英同志搞了一篇文章，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诸葛，大家都知道，是诸葛亮;吕端是宋朝的一个宰相，说这个人大事不糊涂。”

　　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与丁盛、韦国清等人谈话时，重提1935年的电报一事，明确说：“叶剑英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1960年朱德谈到张国焘时，也说：“到阿坝，张国焘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发电报要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张国焘，没有签字。后来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截住，告诉毛主席，没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

　　1972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也说：“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使中央脱离危险，立了大功。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

　　叶剑英虽然长期在军队中任职，但他一直是担任参谋长这种高级幕僚的职务，从未直接指挥过军队作战。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曾短期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1953年调回北京工作，任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成为十大元帅的最后一名。

　　叶剑英成为元帅，主要是根据他在军队中的资历，是十大元帅中唯一没有独立指挥过军队作战的幕僚型元帅。不过叶剑英没有独立指挥军队作战的经验，这在后来反而成为他迅速崛起的优势。

　　在文革前，叶剑英一直没有受到特别的重用，只是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主要负责军队的教育训练工作。如果没有文革，叶剑英的一生将是很平淡的，可以说叶剑英是文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1965年底罗瑞卿倒台，罗瑞卿兼任的两个重要职务：中央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分别由叶剑英和杨成武接任。1966年叶剑英又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是林彪，但林彪身体不好，军委的实际工作由叶剑英负责，这是叶剑英第一次成为掌握军队实权的人物。

　　然而在不到一年之后，中央又成立了一个“军委办事组”的新组织，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事务，取代了原来的中央军委。这样一来，叶剑英这个军委秘书长也自然成为有名无实的人物，军队的实权完全被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所掌握。

　　（9）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军委办事组撤销，重新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工作，这是叶剑英第二次成为掌握军队实权的人物。1975年叶剑英又接替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同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为什么毛泽东两次让叶剑英掌握军队的实权，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叶剑英在长征中救过毛泽东，这个看法显然不合理。如果毛泽东真的非常看中叶剑英在长征中“救”过他，那么早在文革前就应该重用叶剑英了。叶剑英在文革前被边缘化的事实，可见毛泽东重用叶剑英，并不是出于回报叶剑英的“救命之恩”，而是出于平衡军队中派系或“山头”的考虑。

　　解放军在历史上根据源流不同，分成不同的派系和“山头”。在十大元帅中，作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自然就在他周围形成了“一野派”；刘伯承和邓小平作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也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二野派”；同样陈毅和林彪也有他们的“三野派”和“四野派”；当时除了四大野战军之外，还有一支华北野战军，作为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也有他的“华野派”；另外贺龙有他的“红二方面军派”；徐向前也有他的“红四方面军派”。

　　在当时的情况下，主持军队的人必须是元帅这样级别的人物，否则根本领导不了那些战场上厮杀过来的老将军。1966年在世的九位元帅中，除了朱德和叶剑英之外，都有自己派系和山头。不管哪个派系掌权，都会造成其他派系的不满，影响军队的团结。这样一来，毛泽东要稳定军队，平衡派系山头，最合适的就是让朱德或叶剑英来主持军队工作。因为这两个人没有自己的派系，可以用超脱的身份来处理各个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反而能够被各个派别所接受。朱德掌军显然不现实，所以唯一合适的掌军人选，只有叶剑英一个人了。因此，毛泽东也只能用叶剑英。

　　当时毛泽东的设想是：邓小平和叶剑英共同主持军队，再让没有军队经验的张春桥来领导军队的政治工作，在军队中形成邓、叶、张“三分天下”的局面。这样邓小平就不能控制军队，也就不能独揽大权；而邓小平不能独揽大权，也就不能对文革翻案。毛泽东的这个设想应该是相当智慧的，但人算不如天算，历史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来发展。

　　（10）

　　毛泽东虽然让邓小平接班，但同时也对他非常不放心，因此毛泽东做了三件事，来限制和阻止邓小平将来否定文化大革命。

　　第一件事是在舆论上做了安排，向全党发了邓小平表示认错和悔改的信，给邓小平制造难于翻案的社会舆论。这件事前面已说过。

　　第二件事是在人事上做了安排，安排叶剑英与邓小平分享军权；安排华国锋担任公安部长，这个不属于军队，但又掌握生杀大权的重权；又安排张春桥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分管军队的政治工作。

　　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和成立“军委常务委员会”的通知。“军委办公会议”是林彪事件后，取消“军委办事组”而成立的新机构。1971年9月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成员有谢富治(上将)、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少将)、纪登奎、汪东兴(少将)、陈士榘(上将，工程兵司令员)、张才千(中将，副总参谋长)、刘贤权(少将，铁道兵司令员)10人组成。

　　1975年2月成立的“军委常务委员会”，仍然由叶剑英主持，成员为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刘伯承(元帅)、陈锡联(上将)、汪东兴(少将)、苏振华(上将)、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粟裕(大将)11人组成。

　　对比1971年的“军委办公会议”和1975年的“军委常务委员会”，体现出毛泽东对军队布局思考的变化。1971年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年龄比较轻，资历比较浅，元帅1人，上将2人，中将1人，少将3人。而1975年的“军委常务委员会”，明显有论资排辈的倾向，元帅4人，大将1人，上将2人，中将和少将的军人，除了汪东兴身份特殊之外，已经被排出军队决策层。如果说1971年的“军委办公会议”体现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想法，那么1975年的“军委常务委员会”就体现了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想法。

　　叶剑英主持军队工作，自然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实力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重视叶剑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记载：1975年12月底，周恩来在病危之际，多次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他嘱咐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记载：1976年9月8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叶剑英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剑英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讲，但已说不出话来了。

　　（11）

　　毛泽东为防止邓小平否定文革做所做的第三件事，是在思想上做的安排，这就是在全国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运动。毛泽东搞这个运动，是试图让全国人民理解，他搞文革的初衷是什么。其实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就多次讲过他搞文革的初衷和目的，但当时人们的兴趣在“打倒”和“夺权”上，对于为什么要搞文革这个思想理论问题，反而没有人关注。

　　因此，这次毛泽东向全国人民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认为只要全国人民充分理解了他搞文革的初衷和意义，那么就可以自觉地抵制有人否定文革的企图。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5号文件《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通知》，该《通知》说：现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

　　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前面曾经提到过，主要内容是：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毛泽东还专门说：关于理论问题，要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特别提出让张春桥写“理论问题”的文章，可见他对张春桥的重视。毛泽东知道，批判文章不能再让张春桥写了，这样得罪人太多，所以毛泽东把批判文章交给“梁效”写作组来写。而“理论问题”的文章，不是批判什么人，所以让张春桥来写，既可以增强张春桥的威信，又不会得罪人。

　　1975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的署名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既可以作为张春桥的代表作，更可以作为毛泽东晚年思想的表现，因此这里用较大篇幅摘录一部分。

　　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写道：列宁反复地强调，“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

　　（12）

　　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

　　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

　　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可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

　　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

　　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像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来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

　　（13）

　　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而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975年3月，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更直白地说了一些问题。张春桥说：主席对这次学习理论问题抓得很紧，语录中特别选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主席说：“中国的资产阶级难于造反，就是因为我们强大的军队。”

　　主席还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现在有的人把那股劲，用在打扑克和跳舞上了。我们主席这样高龄，《参考资料》两大本，天天都要读，文件批得很多。

　　主席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但他是跟着刘少奇的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这是主席在1969年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问题，但有一阵又恢复了。主席的话讲了，没有作用。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1971年、1972年都有。不要以为主席说过了，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它有它的基础，到处都有。如果理论上不搞清楚，以为这些都是好的，分不清楚，他就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主席说：“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思想上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因为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

　　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这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

　　（14）

　　毛泽东在做了“舆论”、“人事”、“思想”三方面的准备之后，在1975年初，决定把接班人的接力棒交给邓小平，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过毛泽东又做了一个布置，就是不明确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排名。

　　文革前中共党内的地位排名是十分明确的，文革一度打破了过去的“排名制”，在1969年的“九大”上，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之外，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是按照姓氏笔画排列，没有进行排名。然而在1973年的“十大”上，“排名制”再次恢复。当时党中央有5位副主席，排名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9名政治局常委排名为：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朱德、张春桥、董必武。

　　1975年1月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选举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那么新当选的邓小平，在上述5名副主席中，以及在9名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几位呢？当时中央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1975年5月1日“五一节”，是中央领导人集体出面的一次排名亮相。当时新华社的报道如下：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今天满怀继续革命的豪情，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节日的首都，红旗飘扬，歌声嘹亮，竖立着高大的红色标语牌，上面写着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党和国家领导人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了节日联欢活动。

　　这次“五一节”活动，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因病没有参加。根据这次新闻报道，邓小平在上述5位副主席中，排名最后一位；在8名政治局常委中(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排名第6位，仅排在朱德和张春桥之前。而半年多后成为真正接班人的华国锋，此时在党内的排名只是第13位，而且还不是政治局常委。

　　（15）

　　在文革前，“党、政、军”三大权力的分配是：刘少奇主党，周恩来主政，林彪主军；刘少奇被打倒后，改为周恩来主政，林彪主军，而党务由周恩来和林彪共同主持；林彪事件之后，又改为周恩来兼主党和主政，叶剑英主军；1973年“十大”后，再次改为周恩来和王洪文共同主党，周恩来主政，叶剑英主军；1975年“四届人大”后，又成为邓小平兼主党和主政，叶剑英主军。

　　邓小平在中央兼主党和主政，可是在党内的排名却是第6位，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考虑到5名党中央副主席当中，周恩来是半病休状态，康生是全病休状态，王洪文是“失宠”状态，只剩下2名副主席：叶剑英和邓小平掌握实权。从实权的大小来看，是邓小平大于叶剑英，可是党内排名又是叶剑英在邓小平之前，这就造成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人的权力交织，相互牵制，谁也无法独大。

　　主持党务日常工作的大权，毛泽东早就交给了刘少奇，而主持政务日常工作的大权，周恩来一直没有交给过别人。不过此时周恩来因为健康原因，不得不把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大权，也就是主政的权力，交给了邓小平。自从周恩来当总理以来，这是他第一次交出国务院的大权。

　　1975年2月1日，周恩来正式宣布“退居二线”。虽说他名义上还是总理，但国务院的事情，已经不再过问了。2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正式提出他退居二线后的国务院人事安排。周恩来写道：

　　1975年2月1日，国务院召开总理、副总理13人的常务会议，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剑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两同志列席。会议审定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如下：

　　一、邓小平：主管外事，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二、张春桥：主管文化、教育；

　　三、李先念：主管财政、贸易；

　　四、陈锡联：主管国防工业和体育；

　　五、纪登奎：主管劳动工资和干部调配；

　　六、华国锋：常务，主管政法和科学；

　　七、阵永贵：主管农业；

　　八、吴桂贤：主管卫生和轻工业；

　　九、王震：主管交通和供销；

　　十、余秋里：主管计划和工业；

　　十一、谷牧：主管建设和工业；

　　十二、孙健：主管工业生产。

　　（16）

　　毛泽东圈阅同意了周恩来对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此后政府工作就开始由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主持了。邓小平一上任，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搞“整顿”。关于这件事，后来邓小平在1984年10月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1987年10月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书记卡达尔时又说：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我们已经实验过一段。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什么是“整顿”呢？所谓“整顿”，其实就是抓生产，用当时的话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巧妙地从毛泽东在1974年底到1975年初的一些讲话中，抽取出其中的“三项指示”，号召全党全国的工作，要以毛泽东的这三项指示为准绳，即所谓“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说：【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

　　后来国务院政研室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该文写道：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25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

　　邓小平这里说的毛泽东的第一条指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邓小平名义上借用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办的是他想要办的事情，这就是抓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后来党史研究者们对“三项指示为纲”发生了一些争论：“三项指示为纲”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因为这“三项指示”，的确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指示。

　　但事实上，毛泽东发出这些指示时，都有它的背景和条件。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毛泽东的指示本身，而是谁来解释毛泽东的指示，谁有毛泽东指示的解释权。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实际上也就掌握了毛泽东指示的解释权，他巧妙地片段引用毛泽东的话，变成他自己想要说的话。因此很多人认为“三项指示为纲”虽然引用的是毛泽东的原话，但实际上是邓小平理论。

　　（17）

　　在一年后的1976年，毛泽东特别批评了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毛泽东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不过邓小平后来又反批评毛泽东的观点，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

　　邓小平一上任，就大胆地抓生产。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讲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

　　邓小平认为，抓生产的第一步是抓铁路。因为当时全国铁路运输严重堵塞，对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对小平说：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不是空喊口号，而是敢动真格的，敢用被毛泽东批判过的物质刺激“赏罚”办法，来解决问题。邓小平说：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当然是调头头。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怎么办？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你的“行业”是闹派性，何必到我们这里来拿工资？总之，解决问题要有一点办法。

　　邓小平的“赏罚”办法果然有效，铁路部门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全国铁路运输的形势迅速好转，严重堵塞的路段全部疏通，大部分铁路局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这个事实也使邓小平在中央和全国的威信大大上升了。

　　邓小平解决了铁路问题之后，又着手解决钢铁问题。1975年5月，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讲话。邓小平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要求领导干部敢于“管”工人。因为文革造反以来，领导干部都比较怕工人，对工人不敢管，工厂纪律松弛，无人管事，所以生产上不去。

　　邓小平说：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现在，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

　　（18）

　　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不光是冶金部，各个公司、厂矿、车间的领导班子，都要加强。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

　　今年3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

　　有的工厂纪律很松弛，职工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哪能随便不上班，马马虎虎呢？不上班就不发工资，不干工作就叫他离开嘛！你既然不愿意工作，国家为什么还要照发工资呢？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

　　邓小平用“赏罚”办法来“管”工人，果然有效。经过1个月的整顿，到1975年6月底，全国钢铁生产的形势明显好转，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

　　在铁路部门和钢铁部门搞出成绩之后，邓小平又试图在全国推广他的经验。1975年8月，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邓小平提出的这一文件，后来由于毛泽东的不满意而未能下发。邓小平的经验，是用物质刺激的办法来发展经济，这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1975年9月，邓小平又开始着手搞农业整顿。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调整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下发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一切也是试图用物质刺激的办法来发展农业。不过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见效慢，还没有来得及见效就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中断。

　　1975年10月，邓小平又开始把教育部门也列入整顿的行列。而教育部门一直是江青集团控制的部门，所以邓小平触动教育部门，不仅引起江青集团的强烈反弹，也引起毛泽东的警惕。1975年11月20日，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要求邓小平牵头，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遭到邓小平的拒绝。毛泽东立即决定停止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让他专管外事。这样，邓小平持续了近一年的“全面整顿”就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