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六五（崇新岳 百思峰 ）

 

（54）

 

　　毛泽东给江青回信说：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本想在“批评批孔”运动中大显身手一番，要求给她“工作”，可是毛泽东却多次回绝她的要求，他给江青的工作不是领导“批评批孔”运动，而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就把江青排除出“批评批孔”运动。然而江青还是“闲不住”，她仍然仗着主席夫人的身份，插手了不少“批评批孔”的事情。

　　据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说：1974年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会后，王海容、唐闻生来主席处说起这次大会情况，主席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录音不要发。我打电话给总理。总理说：“有的省已经发了，不过我马上通知他们不放录音，没有的就不发了。”

　　针对1月25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问题，毛主席后来在游泳池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主席批评了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到处送材料等。

　　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么重大的事情，江青事先不请示毛泽东，就擅自召开了，这足以引起毛泽东的不满。1974年2月6日，江青又给毛泽东送去一些反映“批林批孔”的材料，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江青的材料上批示：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从毛泽东的批示来看，毛泽东一来不想与江青见面，二来拒绝为江青送来的材料做批示，而是让江青“你有事应找政治局”，这就是不让江青插手“批林批孔”的事。

　　但江青不甘心，她还是要插手“批林批孔”运动，又擅自提出联系实际“批林批孔”，也就是批“走后门”。江青这么一说，迟群和谢静宜不敢反对，于是也发表讲话说：在批林批孔中，要抓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严肃检查、批判和纠正‘走后门’这种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不正之风。

　　进一步，江青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联系实际“批林批孔”，批评了叶剑英涉及“走后门”的问题。为此叶剑英致信毛泽东，表示接受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

　　（55）

　　2月15日，毛泽东给叶剑英回信说：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这是毛泽东明确否认了江青的联系实际“批走后门”主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给全体中央委员。江青得知后责问周恩来说：“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

　　周恩来回答说：“是主席叫我印发的。”然后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件给江青看，江青哑口无言。

　　毛泽东在信中并没有点江青的名，不过第二天周恩来约迟群和谢静宜谈话时，明确指出：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此后周恩来又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的批示，不点名地批评江青。这样一来，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检讨，说：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江青受到批评后，希望与毛泽东面谈，多次提出面见毛泽东的请求。毛泽东没有见江青，而是给她写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毛泽东在“批林批孔”中不用张春桥、姚文元写作组，不让江青插手，另一个目的应该是避免江青集团进一步得罪人。毛泽东知道，搞大批判是最得罪人的。如果能批倒周恩来，这还没事；果批不倒周恩来，这个大批判的“帐”，将来肯定是要还的。如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成为“批林批孔”的枪手，那么将来的“还账”，肯定要落到他们身上。毛泽东对这些人还寄托着希望，希望他们在自己死后，还能在中央生存下去，所以不能让他们进一步得罪人。因此，毛泽东就另外开辟新的“枪手”来干这件事。

　　据原北京市长吴德回忆说：1974年下半年筹备四届人大时，周总理提出谢静宜任人大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而毛泽东在批阅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名单时，才把谢静宜任副委员长划掉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并不想让谢静宜等人进入中央高层，他们的任务只是枪手。

　　粉碎“四人帮”后，“批评批孔”运动中最活跃的两个写作组“梁效”和“罗思鼎”，“梁效”的主要负责人迟群判有期徒刑18年，谢静宜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免于起诉；“罗思鼎”的主要负责人徐景贤判有期徒刑18年，朱永嘉判有期徒刑14年。

　　（56）

　　江青的性格，不是追求物质享受、吃喝玩乐等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如果江青是那种人，她当年也不会从物质生活条件很好的大上海，主动跑到物质生活条件很艰苦的延安去。江青的性格喜欢从政，是喜欢投身于政治运动的政治家型的人。在文革之前，江青一直处身于政治之外，基本上“不问政治”，她本人虽然可以享受第一流的物质生活，但她还是闷闷不乐，老是觉得自己有病。

　　文革给了江青一个从政的机会和表演的舞台，使她大为兴奋，过去的各种“病”也不治自愈了。不过凡事有得必有失，江青在“不问政治”的时代，大家都对她的印象不错，尊她是主席夫人，基本上听不到有人说江青的坏话。相反，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政治上频频亮相，陪刘少奇出访大出风头，倒有不少人说王光美的坏话。

　　文革之后一切都变了，江青积极投身文革，批这个、批那个，的确批倒了不少人，但她本人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对于这一点，江青本人似乎一直没有察觉。毛泽东曾多次提醒她，但江青总不以为然，她以为只要有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别人就不敢拿她怎么样。

　　“九大”之后，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变了，想让江青退出政治圈子，让江青回到过去那种“不问政治”的状态。江青本人很清楚毛泽东的意思，但江青却非常不愿意退出政治圈子，她正在搞政治的兴头上，正干得得心应手，怎么肯退出来“不问政治”呢？毛泽东希望江青退出，江青不肯退出，这样一来，毛泽东与江青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了。

　　江青知道毛泽东不希望她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可以江青却坚持要干下去，还想继续掌权。江青的目标与毛泽东的目标不一致，这时候江青就开始干扰或阻扰毛泽东的部署了。在这段时间，江青往往故意“误解”毛泽东的指示，从而达到她的目的。

　　比如在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擅自说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江青在说这个话的同时，又给毛泽东打报告，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可见江青想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把周恩来搞掉，然后她自己趁机取而代之。对此，毛泽东一方面驳回江青希望增补为政治局常委的要求，一方面批评说：“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的看法是对的，江青的梦想，是自己当党主席，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

　　（57）

　　不过对于江青“有野心”这个评论，值得商榷。首先作为政治家来说，必须有夺权和掌权的“野心”。国外的政治家竞选总统，也都是为了夺权和掌权。如果没有当总统的野心，又何必去竞选总统呢？所以有“野心”并不是一件坏事，只是一个人的“野心”超过了这个人的“能力”，那么栽跟头就不足为奇了。江青问题的核心，就是她的野心远超能力。这点毛泽东洞若观火，可是江青却不明就里。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出于自己的利益，多方干扰毛泽东的部署，其中批“走后门”就是明显的例子。毛泽东“批林批孔”的本意，与当年批《海瑞罢官》完全不同。毛泽东并不是想要借“批林批孔”拿掉周恩来，只是要以此来铺设阻止将来周恩来等人接班上台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把“批林批孔”联系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把“儒法斗争”解释为始终贯穿中国历史的“两条路线斗争”。当时的宣传，把法家解释为顺应历史潮流而动的进步势力，把儒家解释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势力。毛泽东试图通过“批林批孔”，在人民的思想中树立起一种概念，就是儒家是“开历史倒车”的，是维护旧体制、旧道德的腐朽势力，是阻力历史前进的反动人物，因此中国今后绝不能让儒家的人物上台执政。

　　毛泽东自称自己是法家，对谁是儒家的问题虽然没有点名，但各种宣传让人们感觉到，周恩来是儒家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一旦树立起来“儒法斗争”的概念，即使是在他死后，周恩来这些“儒家”也难于上台执政。

　　毛泽东提出“儒法斗争”概念，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次新的转变或者发展。以前毛泽东总是强调“阶级斗争”，并没有提过“儒法斗争”。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才是历史正面人物。按照正统的马克思观点，儒家和法家都属于地主阶级，因此“儒法斗争”应该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内斗，算不上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之所以要用新的“儒法斗争”概念，取代以前的“阶级斗争”概念，第一是因为毛泽东感到“阶级斗争”的宣传效果不太好。因为“阶级斗争”的概念是舶来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的概念，中国老百姓对阶级斗争的“意义”难于理解，是很正常的事。而“儒法斗争”的概念，是纯粹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中国老百姓应该很容易理解。所以毛泽东试图用“儒法斗争”做示范或例举，让老百姓通过“儒法斗争”来理解文革这场斗争的“意义”。

　　（58）

　　毛泽东试图让老百姓理解，他发起的文革，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运动一样，是旨在推动历史进步和前进的变革。因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报刊上大肆称赞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变法运动，并声称“主张变法的就是法家，反对变法的就是儒家”。毛泽东试图这种借古喻今的方法，告诉人们“赞成文革的就是法家，反对文革的就是儒家”，并进一步声明：反对文革就是阻止社会的发展，阻止历史的前进。

　　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运动，本意只是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并不是要打到谁。“批林批孔”中批判的对象林彪和孔子，都是死人，单纯的批判死人是不可能打倒活人的。江青很快看出这一点，单单搞“批林批孔”，谁也打不倒，所以她要把“批林批孔”与现实联系起来，与活人联系起来，这样才能趁“批林批孔”打倒一批当权人物，为自己上台铺路。

　　因此，江青就想到把“批林批孔”与批“走后门”联系起来。关于“走后门”，当时主要指的是在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通过各种不正当关系进大学的问题。因为招收工农兵学员不需要入学考试，唯一的硬指标是具有“三年以上从事工、农、兵的实际经验”，也就是当过三年工人，或者当过三年农民，或者当过三年士兵的年轻人，都够工农兵大学生的入学条件。

　　这样一来，满足入学条件的人也太多了，所以只要有门路的人都可以上大学，而没有门路的人只能望洋兴叹了。以前没有门路的平头老百姓，还有可能通过自己刻苦学习，考上大学;现在没有门路的平头老百姓，上大学就是绝望了。为此，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遵照毛主席关于“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自1970年招生试点以来，招生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当前值得认真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这种“走后门”不正之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破坏教育革命的成果，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

　　对于“走后门”现象，老百姓是十分厌恶和痛恨的，江青提出“批走后门”，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江青“批走后门”的动机。

　　（59）

　　江青试图把批死人的“批林批孔”运动，结合到现实，变成批活人的“批走后门”，这样就可以通过“批走后门”，打倒或处分一部分当权的老干部。江青认为打倒这些老干部，就可以轮到她掌权了。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

    1974年新春伊始，江青一伙以批判林彪为借口，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一个恶名昭著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来人们称之为“一二五”万人大会。此会名为“批林批孔”实是“批周公”。

　　那天下午三点多钟，在周恩来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形下，他们设下了圈套，通知周恩来去首都体育馆参加会议。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一到会场，首先作自我检讨说：“军队的同志(张春桥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批林’问题上先走了一步，春桥同志昨天在京西宾馆已主持召开了大会，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走晚了一步……”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江青、张春桥及其追随者立即篡夺了会议主持权。他们大声吼叫：“我们就是要搞斗争哲学，我们就是要斗、斗、斗……”

　　他们嘴巴紧贴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吼着、扩音器音量开得又大，发出阵阵刺耳的尖叫声，令人耳膜胀痛。他们在一片狂叫声中不乏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我同其他领导人的随员坐在主席台背后休息室里，听到扩音器里传来疯狂的喊叫声，令我毛骨悚然。

　　江青不时地站起来传达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姚文元也少不了插上几句应声虫似的话。在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的情况下，他们竟然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判郭沫若等几个领导人，整个会场气氛紧张，形势咄咄逼人，充满了火药味。

　　1月25日的“一二五”万人大会之后，江青、张春桥之流掀起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波澜达到了高潮。1月2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解放军报》等军队宣传系统的负责人开会，到会的领导人有周恩来、叶剑英、康生、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等人。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神情严肃，只说了几句开场白。江青早已等不及了，跳出来发言。江青发言的中心意思是，中央决定要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派驻记者当联络员。她着重指出：“联络员可以参加地方的党委会议，地方党政军领导机关应给予方便与协助，不得进行干预或阻拦。

　　这时，江青忽然又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道：“总政的田维新来了吗？”

　　田维新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一位高个子的标准军人。他坐在人群中间，听到江青呼叫他的名字，立即站起来在原地立正，向江青行了军礼回答道：“到！我在这里。”

　　（60）

  　江青问：“田维新!我问你，《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

　　田维新一时语塞，回答不上来。如果事先未做准备，恐怕能答得上来的人不多。

　　江青怒斥田维新说：“田维新!你这个总政治部副主任，连《共产党宣言》都说不清楚!”

　　田维新说：“我，我没有准备……，学习得不够……”

　　江青怒斥说：“什么学习不够？你还跟我犟嘴？”

　　田维新并不是犟嘴，他说的是老实话。江青不讲道理，他只好保持沉默。

　　江青朝门外大声吆喝道：“来人哪，把他的领章帽徽通通给我摘下来！”

　　门外立刻进来几个军人，走到田维新跟前，动手摘下了作为军人荣誉标志的领章与帽徽。看来，今天的事情是江青成心要整人，她事先作了安排，会场门外的解放军战士能招之即来，就是证明。

　　此时，会场里的人被江青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大家瞪大了眼睛，以恐惧、同情和愤懑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事情尚未结束，江青的威风还要继续耍下去，她接着转向第二个目标，又大声吆喝起来：“《解放军报》的华楠来了没有？”

　　华楠中等个头，是《解放军报》主编。华楠从人群中站起来，向江青行了军礼回答道：“到！”

　　江青问：“你跟我说说，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

　　华楠一时也答不上来，愣了一下，急得额头上直冒汗。不久之后，田维新与华楠都被“靠边站”，罢了官。

　　在这同一次会议上，江青还有一件“张狂”的事情。江青气势汹汹地冲着叶剑英责问道：“剑英啊，听说你有个儿子在空军，他是怎么参的军呀？是不是走了后门啊？”

　　江青本想借题发挥，利用“批林批孔”的机会，再制造事端，企图扩大打击面来整治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但叶帅当时沉住了气，未予理睬。事后，叶帅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及此事。毛泽东对此表示：“参军走前门的也有坏人，走后门的也有好人。”

　　毛泽东不让江青干扰“批林批孔”大方向，故有关“走后门”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江青搞“批走后门”，显然是干扰了毛泽东“批林批孔”的大方向，试图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整掉一批老干部。因此，毛泽东批评江青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被毛泽东批评后，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检讨说：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61）

　　江青曾在大会上发言说“批林批孔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这完全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发起“批林批孔”运动，目的并不是1966年发动文革那样的“全国全面夺权”，也不是想打倒什么人，而是旨在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唤醒和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却也有一位高官“落马”，他就是李德生。

　　关于李德生，在前面我们介绍过，他是毛泽东为了对林彪集团“掺沙子”而破格提拔起来的。对李德生，毛泽东曾经是非常信任的。1968年李德生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9年，李德生上调北京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毛泽东与李德生谈话时，李德生说：“我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多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这样一来，李德生就成为身兼“党政军”三职的高官，被看作是大有前途的政治新星。过去的解放军总政主任分别是罗荣桓、谭政和萧华，军衔分别是元帅、大将和上将。而李德生的军衔不过是一个少将，他能得到如此殊荣，当然是靠毛泽东推上去的。文革中毛泽东看上了四个人：安徽的李德生、河南的纪登奎、上海的王洪文、湖南的华国锋。而其中第一个得到毛泽东重用的，就是李德生。

　　1970年12月，李德生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去北京，毛泽东面见了他，让他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当时李德生已经兼职很多了，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十二军军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所以李德生向毛泽东提出：“主席，北京军区的工作任务很重，我努力去做好。总政治部的事还管不管?”

　　毛泽东回答说：“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总政治部还有副主任嘛。”

　　这样一来，李德生又兼任最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成为当时兼职最多的高官。1971年9月12日，也就是林彪外逃的那一天，毛泽东提前结束在南方的视察回到北京，在丰台火车站召见了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北京卫戍区政委吴德，与他们谈话两个多小时，特别点名批评了林彪。

　　李德生回忆这次召见说：最后，毛主席单独向我交待一项任务，从三十八军调一个师到南口，这在当时，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毛主席对林彪一伙可能要搞武装政变的最坏情况都估计到了。

　　毛泽东单独向李德生交待调动一个师，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对李德生是高度信任的。在中共“十大”上，李德生又进一步升格为党的副主席，排名在王洪文之后。但这次提名李德生当副主席的，却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

　　（62）

　　据李德生的秘书祝庭勋回忆说：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十大”人事安排，毛泽东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主席谁当啊?”

　　大家都说：“还是主席担任好。”

　　毛泽东又说：“谁当副主席?”

　　周恩来谈了大家酝酿的情况，毛泽东说：“我看，恩来算一个，洪文算一个。”

　　毛泽东听说政治局会议上，不少人不同意王洪文，便用说服的口吻，解释说：“王洪文当过兵，当过农民，当过工人，不能看不起儿童团。”

　　毛泽东接着说：“康老算一个，剑英算一个。”

　　按照当时中央的规定，39岁以下为青年，40岁至59岁为中年，60岁以上为老年。在主席、副主席候选名单里，毛泽东已近80岁，周恩来75岁，康生75岁，叶剑英76岁，都属于老年了，只有王洪文38岁，属于青年范围。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我看，现在的候选人里面，有老的，有青的，还没有中的啊?我们不是讲老、中、青三结合吗?我们也应当老、中、青三结合啊。”

　　大家对这个原则没有异议。而当时符合中年条件的政治局委员，却有好几个，究竟是谁呢?不料毛泽东说：“这个‘中’，我的意见是从军队里面选。”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范围，实际上就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排除在“中”的候选人之外了。

　　按照毛泽东提议的条件，周恩来发言说：“建议德生同志作为一位候选人。”当时，李德生57岁，是属于军队里的中年范围的。

　　毛泽东说：“可以。”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表示赞成。

　　李德生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连忙说：“我不合适，我的水平和能力，都不合适。”他又说：“从我们党内来说，先念同志是可以作为党的副主席人选的。”

　　李先念就坐在李德生的旁边，他拉拉李德生的袖子，悄悄地对他说：“主席已经表过态了，你不要再说了。”

　　李先念当时是64岁，虽然比周恩来、叶剑英小10多岁，按照有关规定，也是属于老年范围了。

　　李德生本人也回忆说：在筹备召开十大，讨论提名党的主席、副主席候选人过程中，在议定了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提名之后，毛主席提出是否还要增加一个啊。他认为，现在的候选人中有老的，有青的，但还没有中年。当时规定，39岁以下为青年，60岁以上为老年。

　　毛主席说：老中青三结合嘛!当有一个中年的同志，并建议在军队里面选。当时政治局委员中，符合中年年龄条件的人不少，但具备后一个条件的人却不多。

　　周总理提出：建议李德生同志作一个候选人。毛主席表示同意，政治局其他委员也都没有提出异议。我当即表示自己不适宜做党的副主席，并提议李先念同志作为党的副主席候选人。先念同志拉拉我的衣服，轻声地说：“主席已经表过态了，你不要再说了。”1973年8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上，我当选为党的副主席。

　　（63）

　　从上述回忆来看，毛泽东直接提名了四个副主席，但最后一个李德生，毛泽东则没有直接提名，这说明毛泽东对李德生的信任程度已经有所下降。这个理由，主要是在毛泽东1972年病倒的一年多里，李德生积极协助周恩来搞“批林整风”。这在毛泽东看来，李德生已经不太可靠了，所以对提名李德生并不积极，而是由周恩来提出来的。不过当时毛泽东对李德生的态度是继续“看看”，对他还有“挽救”的希望。

　　林彪事件之后，军委办事组撤销，由叶剑英负责军委日常工作，李德生协助，这样李德生就在军队中成为仅次于叶剑英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把李德生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是希望李德生在军队中贯彻执行他的指示和意图。但李德生在“批林批孔”中的表现，却让毛泽东彻底失望了。

　　据李德生的秘书祝庭勋回忆说：“批林整风”中提出“批孔”，李德生最早是在1973年5月25日听到的。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先讲了批林整风，然后提出要注意抓意识形态，并要求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这是李德生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提到批孔，是把它作为抓意识形态的一项内容提及的。

　　1973年7月5日，李德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张春桥传达了前一天毛泽东的谈话，谈到外交部近来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并讲到“批孔”问题，毛泽东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不赞成骂秦始皇。李德生开始感到毛泽东对“批孔”的强调。

　　1973年7月17日，李德生看到毛泽东接见杨振宁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说：“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李德生开始找有关书籍来看。

　　1973年8月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显得很神气地传达毛泽东讲述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情况。毛泽东认为：历史上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李德生专门查找《史记》和《封建论》阅读，看来毛泽东对于“批孔”很是重视。

　　江青在会上要求将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当时表示，对此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后来，毛泽东对此也没有异议。

　　就在江青传达毛泽东意见的第二天起，8月7日和13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两篇“批孔”文章。

　　（64）

　　“十大”闭幕后，9月4日，《北京日报》登载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笔名发表的长篇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接着，一些报刊陆续发表批孔、批儒的文章，公开影射周恩来。

　　到了这个时候，李德生看出来了，这是在1972年反对“批极左”之后，又在酝酿一场新的斗争。报上的“批孔”文章日益增多，调子越来越高，而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没有就全国范围开展“批孔”问题讨论过。但是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迅速波及部队，在部队引起日渐强烈的反应。

　　李德生亲自遇到一件事：1973年10月中旬，北京军区在华北某地组织军事演习，李德生乘飞机到演习部队去，在西郊机场一位干部汇报说：“听说‘批林批孔’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应当怎么搞？”

　　李德生感到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议论呢？李德生坦然地说：“毛主席的这个战略部署，我怎么不知道啊？”

　　与此同时，总政治部机关也接到部队的多次请示，李德生同其它领导同志说：“我在西郊机场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报纸上的署名文章，不能代表中央。这件事经政治局讨论后，有了决定，将通过中央文件来传达。现在，部队还是应当抓好“十大”精神的贯彻，在“批林”中联系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可以放在政治教育中进行，不要形成运动。”

　　李德生要求总政治部，针对部队的各种思想反映，起草一个《通知》发给部队，以便统一思想。1973年10月24日，总政治部起草了《关于在部队中批判孔子的意见》。李德生审定后，10月27日作了传达。

　　这个《通知》，是在当时“批林批孔”文章连篇累牍的情况下，做出了军队内部教育方面的规定。《通知》不可能不提“批孔”，但是要求把“批孔”放在适当范围内，防止乱联系、乱点名，防止形成一场政治运动。这就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批林批孔批周公”，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格格不入。江青他们得知总政治部的《通知》后，极为不满，只隔两个月，就公开展开对总政治部《通知》的批判。

　　从李德生秘书的回忆来看，李德生应该很清楚“批孔”是来自毛泽东的意图，而这个意图指向周恩来。然而李德生却没有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意图，相反却向部队发出一个《通知》，限制在部队中展开“批孔”，这分明就是抵制毛泽东搞“批孔”。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不能再重用李德生了，首先要拿掉李德生“总政治部主任”这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于是在1973年12月，毛泽东进行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次对调的第一个对象，就是针对李德生。

　　（65）

　　1973年12月，毛泽东进行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高层军官改组，这就是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毛泽东进行这次大改组的原因，最主要的目的为了扶持王洪文接班。

　　前面说过，在讨论王洪文当党中央副主席的时候，许世友为代表的大军区司令员，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抵制情绪，对王洪文不服气。因此毛泽东认为，高层军官是王洪文接班的最大障碍，所以有必要对高层军官，特别是掌握实权的各大军区司令员，进行一次改组和整顿。

　　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对这批大军区司令员进行撤职处理，换上对王洪文服气和听话的新人。可是这样做的触动面太大，触犯的人太多，现在的形势已经与文革初期不同了，不能再用“打倒”的方式了。于是毛泽东就采用“对调”的方式，让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样做，每个各大军区司令员的职位和职务都没有变，只是工作地点变了，这样可以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阻力比较小。

　　以前的大军区司令员，不少是长期在一个地方任职。比如许世友，从1955年开始，就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此后一直没有动过。这样许世友在南京军区经营了近二十年，建立起自己的一批人马和势力。这次把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任司令员，而且只能带10名以内的随从。许世友等于是只身去广州军区任职，长年来培养起来的一大批亲信都没有了。这样一来，许世友的职位虽然没有动，但势力却小了许多，说话不像在南京军区那么顶用了。

　　因此，毛泽东把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就是要缩小他们的势力。这些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至少也得几年。有这几年的缓冲，王洪文自己的势力也培植起来了，不用怕这些大军区司令了，这就是毛泽东的想法和打算。

　　这次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毛泽东进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第二个目的，是对李德生的处分。李德生治军的才能并不是特别优秀，打仗的战绩也不是特别突出，毛泽东看上李德生，主要是看上他的政治才能，让他当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可是在毛泽东发起“批林批孔”这场政治运动时，李德生主持的总政治部，不但不积极响应，反而“泼冷水”，设限制，这就不免让毛泽东感到李德生辜负他的期待，所以要把李德生拿下，搬开这块阻碍“批林批孔”运动的绊脚石。

　　（66）

　　如果用过去的打倒手法，像打倒罗瑞卿、杨成武那样拿掉李德生，虽说比较简单，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复权的老干部们对“打倒”已经很反感，如果毛泽东再打倒李德生，不但人心尽失，而且会火上浇油，在军队中引发更大的抵触情绪，对王洪文的接班也不利，所以这次毛泽东要用新的办法拿掉李德生。于是毛泽东就想出一个新的处理李德生的办法，就是不对他进行降职处分，而是把他平级调走，即所谓“平调”。

　　此时李德生不仅是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这些职务中，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总政治部主任是不能调动的，而北京军区司令员则是可以调动的，所以毛泽东就用“对调”的办法，把李德生调到沈阳军区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李德生到了沈阳之后，人不在北京，当然就无法再兼顾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也不能经常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样就在无形之中，把李德生的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拿掉了。不过在名誉上，并没有对李德生进行任何降职处分，这样可以“伤人”较小，减少老干部们的不满和抵触。

　　李德生调到沈阳军区之后，他并没有“知错就改”或者“戴罪立功”，甚至还走得更远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就要进一步拿掉李德生的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当然这也不能用过去的“打倒”方式，所以毛泽东就让李德生“辞职”，让他体面地下台。

　　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曾兼任北京军区政委，与李德生这个北京军区司令员是“搭档”。据纪登奎之子纪坡民撰文说：对李德生同志辞职的事，父亲是知道的。李德生同志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是1975年党中央的“一号文”公布的。大概是1974年底吧，父亲和李先念同志两人受中央委派，去和李德生同志谈话，提到要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大概是我们党内从来没所谓“辞职”的先例吧，李德生听了以后很诧异，还以为是“四人帮”整他，很生气。父亲和李先念只是奉命办事，不愿意和李德生同志争论，再伤害他。父亲便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

　　李德生同志听了这个话，便不再说什么了。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之后，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到1980年代，李德生还担任国防大学的政委。

　　（67）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建议。毛泽东说：我主张把大军区司今员、政治委员都找来。议什么事，要议军。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陈锡联同志当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同志到沈阳军区去；杨得志同志跟曾思玉同志对调；许世友同志跟丁盛同志对调；韩先楚同志跟皮定均同志对调。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搞久了就油了。

　　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

　　毛泽东先说了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的理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搞久了就油了”，所以要互相调动。毛泽东又强调说：“又不开除你的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这就告诉这些司令员们，这次是平调，不是降职。而且毛泽东也说明，他事先与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商量过，他们两人都同意了。

　　毛泽东对韩先楚说：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这个会差不多了吧。

　　毛泽东对韩先楚说“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再次强调八大军区司令员不会被撤职，更不会挨批。毛泽东又对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红楼梦》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

　　你许世友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许世友插话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说：不怕啊？你许世友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毛泽东为什么让许世友读《红楼梦》呢？他点破了关键是“真事隐去，假语村言”。毛泽东更直接地说：“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毛泽东这里是想借《红楼梦》提醒许世友等人，毛泽东自己的讲话也是“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因为政治斗争是不能直接用大白话明讲出来的，所以毛泽东不能直接讲，只能用“假语村言”来提示，让他们自己去琢磨和体会。

　　（68）

　　毛泽东又提到李德生说：我们还有一位李司令，司令常来常往嘛！李德生刚来北京军区不久，司令员对调，他是陪绑的。

　　接着毛泽东对李德生说：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慢慢来，就会顺手。如果到那边不顺手，我们也可以商量一下。

　　李德生插话说：“一定顺手。”

　　毛泽东说：靠不住！你不从坏处着想，单从好处着想。你李德生是唱李铁梅的，你一家出了一个李铁梅。你也做些好事吧，将来上帝也请你喝烧酒。然后毛泽东风趣地说：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

　　毛泽东对李德生说这些话，是安抚一下他。不过李德生后来真的活到96岁，差一点就99岁了。

　　毛泽东又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也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这里毛泽东又替王洪文说话，让大家不能小看王洪文，因为他们这些司令员，当年也是二十几岁就当军长、当师长了。然后毛泽东又提到邓小平，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总参谋长吧。

　　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

　　毛泽东又对到会的邓小平说：你(指邓小平)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在这之前，邓小平已经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了。不过这是毛泽东首次公开说要让邓小平当总参谋长，也就是准备给邓小平军权。

　　最后毛泽东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一仗呢。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毛泽东后面这些话，显然又是影射周恩来对美国“软”，怕打仗。前面提到，毛泽东在1973年11月下旬到12月5日，曾多次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然而在12月6日以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又“和解”了。毛泽东安排在12月12日，也就是在与周恩来和解之后，才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之事，这也是考虑周恩来的原因。

　　（69）

　　不少人认为1973年11月底到12月初召开的一系列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是毛泽东准备从组织上拿掉周恩来，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作罢。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解释一些基本的事实。因为毛泽东要拿掉某个高官，从来不是一时兴起的意气用事，毛泽东总是非常慎重地进行事前的部署。

　　毛泽东的事前部署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事先向自己信任的高官“打招呼”，第二个部分是事先做好军事方面的防范性部署，以防被拿掉的人铤而走险。林彪在被拿掉之前铤而走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毛泽东在拿掉某个高官之前，事先总要“打招呼”，把自己的政治意图向信任的高官们“交底”，这样才能使那些高官在关键时刻正确地领会和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更不至于“站错队”。这种“交底”，都是毛泽东亲自出面讲，绝不会通过第三者来传话。因为第三者的传话，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传达毛泽东的意图。在打倒刘少奇之前，毛泽东事先亲自向周恩来等人“交底”；在拿掉林彪之前，毛泽东也在南巡中，亲自向高官们事先“交底”。

　　如果毛泽东要在1973年11月，借着召开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一举拿掉周恩来，那么毛泽东肯定事先要向自己最为信任的江青集团“交底”。至今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毛泽东向江青集团成员或者其他高官“交底”之事。江青在这次会上指责周恩来“迫不及待”，并说“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后来江青的这些话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此事反过来可以证明毛泽东没有向江青“交底”。如果毛泽东真想拿掉周恩来，而事先不向江青“交底”，这是不太可能的事。

　　再者，如果毛泽东真要拿掉周恩来，他就必须事先防范周恩来铤而走险，干出无法预测之事。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周恩来会那么“老实”地束手就擒，林彪最后的铤而走险就是很好的教训。所以毛泽东真要拿掉周恩来的话，军事上的防范性动作，是事先必须要做的。

　　前面提到过，在拿掉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人之前，毛泽东都事先做了防范性的军事部署。而至今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毛泽东做针对于周恩来的军事部署的情报。毛泽东事先不做任何军事部署，就着手直接拿周恩来，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事。

　　其实毛泽东在批评周恩来的同时，也向周恩来放出强烈的信息，就是这次会议只是批评一下周恩来，不会触动周恩来的职位和权力。

　　（70）

　　毛泽东这么做，就是要防止周恩来误解他的意图。万一周恩来误以为这次毛泽东要拿掉他，来个最后一搏，干出什么铤而走险之事，那就要出大乱子了，所以毛泽东不能让周恩来误解他的意图。

　　毛泽东让周恩来理解他的意图，第一件事是不动周恩来的外围，直接批周恩来，而且还把周恩来和叶剑英一起批。从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的“剥笋”策略，先拿掉刘少奇的外围彭真等人，最后才向刘少奇动手。打倒林彪的过程不完全，但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先拿掉林彪的外围“四大金刚”，最后才准备向林彪动手。

　　如果毛泽东真的要拿掉周恩来，那么他还是要“剥笋”，先拿掉周恩来的外围，不会直接上来就把火力对准周恩来，更不会把周恩来和叶剑英一起批，因为这有违毛泽东“各个击破”的一贯战术。周恩来看毛泽东没有先对他的外围动手，就应该估计出这次毛泽东只是“动嘴”，不会“动手”。

　　毛泽东让周恩来理解他的意图的第二件事，是不亲自参加批周的会议。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最后的关键会议上，他都是直接参加的，这样才能镇住场面，才能让高官们敢于批刘。而这次批周的会议，毛泽东只是让唐闻生等人传他的话，自己不出席，这样会议的力度就大打折扣，并且没有毛泽东的亲自撑腰，许多高官也不敢向周恩来发难。所以周恩来看毛泽东不亲自参加这些会议，也应该估计出这次毛泽东只是“动嘴”，不会“动手”。

　　毛泽东让周恩来理解他的意图的第三件事，是不对军队做任何布置或动作。如果毛泽东在批周的同时，进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那么就有可能让周恩来误以为这次军区司令员对调是针对他的，就有可能“刺激”周恩来干出什么铤而走险之事。所以毛泽东要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件事，放在他与周恩来和解之后，这样才能让周恩来放心这些事不是针对他的。

　　据原中联部部长耿飚回忆说：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他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谈到江青在“批林批孔”大会点了他的名，他想辞职不干了。周恩来听后说：“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几句话不仅是说给耿飚的，也是周恩来自己的心态。

　　（71）

　　周恩来挨批的心情，肯定是不好受的，心里肯定不痛快，这些毫无疑问。但周恩来当时也应该很清楚，毛泽东此举只是要打一打他的威信，不是触动他的职权，所以周恩来并不会担心自己被打倒。现在不少人夸大了这次批周会议，把周恩来描述成地位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这是不正确的。

　　还有人说毛泽东不打倒周恩来，是因为毛泽东担心或害怕失去周恩来，就没有人替毛泽东“干活”了。似乎少了周恩来，毛泽东的政权就维持不下去了。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毛泽东从来没有依靠或依赖过周恩来，所以他也从不担心少了周恩来，政权就会维持不下去。事实上，周恩来早于毛泽东半年多去世，周恩来死后，毛泽东没有任何的担心或害怕，毛泽东的政权照样正常运转，绝没有出现少了周恩来就“不行”的情况。其实这个世界，少了毛泽东本人也不会“不行”。所以毛泽东不可能担心少了周恩来，他就维持不下去了。

　　不过在1973年12月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上，毛泽东还是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恩来，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政治局要议政。军委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毛泽东这里说的“议政”，就是“批林批孔”，因为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和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对“批评批孔”都持消极抵制的态度，所以毛泽东要督促他们“议政”。在毛泽东的督促下，1974年1月中央发出“批评批孔”的一号文件，号召在全国展开“批林批孔”运动。

　　“批评批孔”开展之后，江青又满怀热情地投身于这场政治运动中。尽管毛泽东不希望江青在这次运动中出面，可是江青仍然仗着她的身份和地位，不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出风头，而且还做了不少干扰毛泽东运动方向的举动，其中之一就是吹捧武则天。

　　据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回忆说：1967年3月间，陈伯达对我们说，毛主席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江青的霸道行径严厉地批评过。毛主席生气地说：“有人说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话不对！她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她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多次批评过她，她听了吗？她这个人呢，有武则天之心，而无武则天之才。”

　　毛泽东说完后，谁也没有说话。后来，还是周总理打破沉闷的气氛，说：“江青同志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很辛苦，是有成绩的。”这时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下来。

　　（72）

　　然而散会后，没有一个人传达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陈伯达不满地说：“别人做错了事，主席有时生气地批评几句，就马上向下传达，被批评的人，很快就会倒台了。而主席这么严厉地批评江青，就没人传达一句，反而还护着她。”陈伯达说完直叹气。

　　可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还哭闹着诉委屈，说：“正因为我是他（指主席）的老婆，他总是限制着我。这么多年来，如果不是这样，我早就放开工作了，我真是受不了……”

　　毛泽东批评江青“有武则天之心，无武则天之才”，还真说的不错。江青借着“批林批孔”运动，真的公开吹捧起武则天来。1974年第四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公然吹捧武则天：武则天敢于大胆地参与国事，亲自执政，推行法家路线，这本身就是对儒家所谓正统思想的蔑视和造反，就是对“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批判。

　　武则天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实行坚决铲除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法家政治路线，改革政治制度。在她所统治的时期内，基本上是贯彻了一条法家政治路线。她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需要的。

　　“梁效”原是毛泽东建立的独立于江青集团的写作组，可是江青发现这个写作组后，就积极插手，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迟群、谢静宜等人也不敢得罪江青，只好尽可能满足江青的要求，于是就按照江青的意图，写了吹捧武则天的文章。

　　“梁效”写作组吹捧武则天的文章发表后，其他刊物当然积极跟上，继而发表了《谈武则天的反儒精神》、《武则天——尊法反儒的女政治家》等一系列吹捧武则天的文章。“梁效”写作组还按照江青的意思，写了吹捧刘邦夫人吕后的《法家人物简介——吕后》等文章，为江青将来掌握最高领导权制造社会舆论。

　　江青在此期间明显干涉毛泽东的决策，是反对邓小平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对此，毛泽东不得不给江青写信，明确地告诉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这是邓小平自1966年被打倒之后，第一次公开在国际舞台露面，这理所当然地在中国引起一次政治震动。王洪文作为接班人，人们已经感到意外了；而邓小平成为接班人，人们更是感到“意外中的意外”。

　　（73）

　　在战争年代高官犯了严重错误，受到降职或撤职处分之后，又重新复出的现象很多。毛泽东本人就有过这样的经历，邓小平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新中国建国后，就不再有这样的例子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犯了错误之后，都是“一撸到底”。只有邓小平是唯一的例外，他犯了严重错误，被打倒之后，又再次复出。当然，在毛泽东去世后，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官们复出，当属另外一回事了。

　　毛泽东当初打倒邓小平的时候，并没有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而是把他保留下来作为备用的棋子。如果文革的发展形势很顺利，当然用不着备用。可是文革却出乎意料的不顺利，以至于毛泽东不得的用邓小平作备用棋子了。

　　毛泽东最初动用邓小平的用意，并不是让邓小平接班，而是让他辅佐王洪文，当王洪文的军师。毛泽东知道，要想让王洪文这样的年轻人顺利接班，最好是有一个执政水平高、谋略老练的军师来辅佐。然而这样的军师却很难找，因为有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执政水平高的人，往往威信也高，很容易将王洪文取而代之；执政水平低的人，威信当然也低，不会对王洪文的地位构成威胁，但对王洪文的帮助也会有限。

　　让周恩来、朱德这些人辅佐王洪文，在毛泽东死后，肯定要取而代之。周恩来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都敢抵制毛泽东的方针政策，一旦毛泽东去世，那就要一切听周恩来的，王洪文肯定要靠边站。因此，理想的军师人选，最好是执政水平高，而威信却不高的人。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看上了邓小平。邓小平的执政水平高，毛泽东是相信的，而邓小平在文革中被大批判了一次，威信受到很大打击，正好满足毛泽东期待的“执政水平高，威信却不高”的要求，所以毛泽东就想到让邓小平给王洪文当“军师”。毛泽东在1973年12月大军区司令对调会议上，对众人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毛泽东这里很明确给邓小平的定位是“军师”，而不是“王储”。

　　毛泽东的理想是：在他死后，王洪文当党中央主席，是国家方向路线的制定者；邓小平当国务院总理，是国家方向路线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毛泽东相信王洪文有坚定的立场，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对王洪文的执政能力却表示怀疑；毛泽东相信邓小平有高超的执政能力，但对邓小平的立场坚定性又表示怀疑。所以最好就是把这两个人“搭配”起来，取长补短。毛泽东希望王洪文和邓小平的搭配，就像他与周恩来的搭配一样，毛泽东制定路线，周恩来执行路线。

　　（74）

　　因此，毛泽东的思路是，在他死后，把党权交给王洪文，把政权交给邓小平。而在至关重要的军权问题上，毛泽东却比较犹豫，他很清楚军队是讲论资排辈讲战功的。像江青、张春桥这些既没有资历，也没有战功的中年人，在军队中是很难指挥得动那些老将军的，更何况王洪文这个年轻的“儿童团”。所以要想让王洪文掌握军权，肯定是不现实的。而邓小平早年就在军中任职，是第二野战军政委，既有资历，又有战功，在军队中的威望甚至要超过叶剑英元帅，可以指挥得动那些老将军。

　　不过毛泽东把军权全部交给邓小平，又怕他的权力太大，王洪文控制不住，所以毛泽东就想到让叶剑英和邓小平分享军权。毛泽东让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地位高于邓小平；让邓小平任总参谋长，实权大于叶剑英，形成两个人的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在军中独大。这样一来，王洪文就能控制这两个人了。关于毛泽东为什么重用叶剑英的问题，将在后面专门分析。

　　上述这些毛泽东的设想能不能实现，要看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天时、地利不是人力可为的，所以毛泽东就在“人和”方面努力。毛泽东一方面为王洪文树威，另一方面也帮邓小平恢复一定的威信。毕竟邓小平在文革前几年中，一度被批得很“臭”，因此需要帮邓小平恢复威信。

　　1972年底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出头露面并不多，特别是没有单独出头露面的机会。因此在1973年3月，毛泽东给邓小平一个单独出头露面的机会，让他当中国代表团团长，去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言。

　　这次本应由周恩来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但此时周恩来病情较重，不宜出国远行。周恩来让王海蓉去打探毛泽东的意见，3月19日，王海蓉向毛泽东请示后，毛泽东说：“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

　　于是王海蓉就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起草了一份《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副总理任团长。3月22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的建议，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可是在这次会上，江青却公开表示反对，她认为邓小平犯过严重错误，刚刚恢复工作，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

　　（75）

　　因为江青的反对，政治局的讨论没有结果。3月24日，周恩来把外交部的建议和江青的意见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圈阅同意外交部的建议。然而就在同时，江青把王海蓉、唐闻生叫到她的住处，要求外交部收回请示报告，阻止邓小平率团出国。

　　王海蓉把江青的要求告诉周恩来，周恩来弄不清楚江青代表毛泽东的意见，还是个人私货，于是提出与王洪文一起去向毛泽东请示。当天毛泽东身体不好，让秘书传话说：“关于邓小平出国的事，我是这个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秘书说：“将在明天向政治局传达主席的指示。”

　　同时在这天，江青四次打电话给王海蓉、唐闻生，继续要求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王海蓉、唐闻生也搞不清江青的“来头”，于是打电话给毛泽东秘书问：“毛主席是否仍主张由邓小平率团出国？”

　　秘书回话说：“毛主席说，让邓小平去是他提议的。如果政治局的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3月26日，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此事。这次会议周恩来特别请王海蓉和唐闻生来列席。会上江青对王海蓉和唐闻生进行了训斥，再次要求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但王海蓉也寸步不让，两人就在会上争吵起来。最后，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除江青外都同意了邓小平率团出国，而江青仍然坚持反对，说：“我要保留意见，主席是允许保留意见的。”

　　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建议。”

　　江青收到毛泽东的信，只得改变意见，同意了邓小平出国。但4月3日至5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联大上的发言稿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没有出席会议。

　　周恩来很快看出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的用意，也看出毛泽东这一招棋是高手。不过周恩来也有他的破解办法，就是把邓小平团结和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周恩来是非常善于团结和争取人的，4月6日，周恩来亲自率全体政治局成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四千余名群众，到机场为邓小平送行。4月19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回国时，周恩来再次亲临机场，以同样的规格迎接邓小平一行凯旋而归。周恩来亲率数千人为迎送邓小平，给足了邓小平面子，也让群众感觉到了邓小平在中央的地位。

　　（76）

　　晚年的毛泽东总结自己的一生说：我八十多岁了，人老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海岛上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毛泽东说他发动的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主要是指党内高官对文革的反对。毛泽东的文革之所以搞了十年还无法取得胜利，关键就是党内存在一个强大的反对集团，而周恩来就是这个反对集团的首领。毛泽东从发动文革之初，就清楚地知道周恩来在反对文革势力中的首领地位，毛泽东也多次试图拿掉周恩来，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实现。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的实力大增，毛泽东在组织上拿掉周恩来已经不现实了，只能在思想上跟周恩来进行“斗争”。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三年中，他发起了两次针对周恩来的思想运动，第一次是1973年下半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第二次是1975年下半年开始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这两次运动都不是要对周恩来进行什么组织处理，而是要与周恩来以及周恩来为代表的反文革派争夺“思想阵地”。

　　“批林批孔”运动的针对性还不是特别明显，可以看成是对周恩来1972年发起的“批判极左思潮”运动的反击；而“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的针对性就十分明显了，以至于周恩来在进手术室之前，仍公然抗辩说：“我不是投降派！”

　　我们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次运动的轨迹。

　　1973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1974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略论秦始皇的暴力》

　　197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1974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克己复礼”与野心家阴谋家林彪》

　　1974年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1974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再批“克己复礼”》

　　1974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孔丘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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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1975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水浒>》

　　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1975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批判<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

　　（77）

　　这里先说“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可以说是“批林批孔”的纲领性文章，该文开宗明义：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

　　该文首先声明：一、批林批孔是一场政治斗争；二、这场斗争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就是声明“批林批孔”和“文化大革命”一样，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也说明毛泽东对这场运动的高度重视。

　　社论继续写道：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为什么拼命鼓吹孔孟之道呢？就是因为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是一致的，都要复辟旧制度，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孔子要复礼，林彪要复辟，两人一样的。”

　　该文在这里说明批孔的理由，声称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要复辟旧制度，要把历史拉向倒退。这里所谓的“旧制度”，暗指文革以前的旧体制，暗指“恢复文革以前的旧体制，就是要把历史拉向倒退”。

　　该文进一步叙述：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该文章高调宣称：“批林批孔”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彻底革命”、“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特别还对“各级领导”敲钟：“对批林批孔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该文之所以要这么说，是因为“各级领导”对这场“批林批孔”运动，大部分都是敷衍了事。在1974年的时候，大部分单位的领导权已经被复权的老干部们掌握。老干部们已经被文革以来的运动搞“怕”了，不管是针对谁的“运动”，他们都要抵制，因为怕运动搞大了，最后会搞到自己头上。

　　这样一来，这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报刊上喊得很高，到了基层就无人理睬，最后只得不了了之。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在一年之后再发起“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这是后话了。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同时，毛泽东还发起一场号召群众起来“反潮流”的运动，出现三个重要的风云人物：李庆霖、张铁生、黄帅。

　　（78）

　　李庆霖是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而出名的人物。李庆霖是福建人，原为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某小学任教。1972年底，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儿子下乡插队，口粮不够吃，没钱看病等问题。

    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1968年初中毕业，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的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后，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

　　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请医生看病的钱都没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

　　从1969年起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79）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今年冬，我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

　　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 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些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这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的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到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致倾大安！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李庆霖敬上，1972年12月20日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人民来信”，不禁泪下。毛泽东对李庆霖大胆敢“告御状”的勇气十分赞赏，毛泽东就喜欢这种敢说话，敢造反的人，因为在文革的大环境中，据实直言需要极大的勇气。

　　毛泽东让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毛泽东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

　　（80）

　　1973年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字样。李庆霖胆颤心惊地打开信封，里面是毛泽东回信的打印件(原件留存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不敢相信毛泽东会给他回信，激动得泪流满面。毛泽东在信中说：“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4月26日”。5月10日，李庆霖又收到毛泽东寄给他的300元钱。

　　1973年4月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时，宣读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回信。周恩来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

　　国务院很快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并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在各省、市、县也成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国务院同时做出指示，放宽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规定，做出改善知青生活的具体措施，并且成立调查小组，调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实际情况。

　　中央开始调查之后，全国各地有关迫害知青的案件相继揭露出来，其中最恶性的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数十名女知青。对此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发出1973年104号文件《关于黄砚田、李耀东奸污迫害女知青的通报》：黄砚田，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49岁，江苏泗洪县人，1943年入伍，1944年入党;李耀东，16团参谋长，48岁，河北迁西人，1943年入伍，1944年入党。两人奸污、偎亵女知青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后，又被李奸污。判处两人死刑，立即执行。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一下子使李庆霖身价百倍，很快入了党，成为国务院知青办成员，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当时，“反潮流英雄”李庆霖在介绍自己的“反潮流经验”时说：有人说：“反潮流危险，随大流保险”，这是十足的利己主义的表现。有了这种思想，不可能为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而“鞠躬尽瘁”，到革命队伍里来寻找个人的功名利祿，来混饭吃，其面目实在可憎！

　　更有一种人，他们自己不敢反潮流，看到别人反潮流，就忙着把自己装扮成饱经风霜和深明世故的“识时务”者，似乎很关切地说：“你敢反潮流吗？历史上敢于反潮流的人，到头来都落一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不过后来的历史似乎是在跟李庆霖开玩笑，反过来应验了李庆霖批评的“识时务者”的话。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李庆霖被逮捕，判处无期徒刑。不过后来李庆霖在狱中表现较好，减为有期徒刑10年，于1994年提前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