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六十（崇新岳 百思峰 ）

 

（305）

 

　　林彪飞往广州的方案，必须是在他们的意图没有暴露之前，才有可能实施。现在林豆豆已经把他们准备飞广州的事情告密了，林彪此时再飞广州，等于是自投罗网。因此，现在林彪的飞机只能飞往外国。

　　接下来的问题是：林彪飞往哪个国家呢?从北戴河的地理位置和三叉戟飞机的航程来看，可以飞到的外国有三个(北朝鲜除外)：南朝鲜最近，日本次之，蒙古再次之，直接飞到苏联是不可能的。南朝鲜和日本是美国的盟国，蒙古是苏联的盟国。

　　单从逃命的角度来看，林彪从北戴河飞往最近的南朝鲜是最安全的路。南朝鲜不仅距离近，而且很快就飞出中国国境进入公海，到了公海上就不会有被中国战机击落的担忧了。林彪到了南朝鲜之后，可以转去台湾。1971年蒋介石还健在，他肯定非常欢迎“反正”的林彪，因为中共的二号人物林彪来降，等于给蒋介石一个非常大的面子，而林彪一家在台湾一定会得到非常优厚的生活待遇。

　　当然，苏联也非常欢迎中共的第二号人物林彪投奔过去，这个理由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过。不过从北戴河飞往蒙古，比飞往南朝鲜危险得多，一来因为大部分时间将在中国上空飞行，有被击落的危险；二来是航程较长，面临燃油不够的危险。事实上，林彪的座机正是因为燃油不够而迫降失事的。

　　林彪选择去比较危险的蒙古，而不是去比较安全的南朝鲜，这就说明林彪不单单是为了逃命，他还想要与毛泽东继续进行“战斗”。一旦去了台湾，林彪就不可能再回大陆；而去了苏联，林彪还有可能回到大陆的。再者，林彪去台湾，就意味着背叛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去苏联，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周恩来熟知林彪的为人，所以周恩来可以预料到林彪的飞机起飞后将飞往蒙古，而不会飞往南朝鲜。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9月12日晚11时半得到林彪开枪伤人，强行离开北戴河的时候，就预料林彪一定要赶往北戴河机场，预料到林彪的飞机一定会强行起飞，而且预料到林彪的飞机一定会飞往蒙古。这个时候，周恩来的行动就决定了林彪的命运。因为林彪从北戴河赶到山海关机场，需要近一个小时，在这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恩来完全有时间做出不让林彪出走的措施。

　　周恩来真的要想不让飞机起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命令警卫山海关机场的部队，立即把住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的潘景寅等9名机组人员扣押起来，或者干脆把这9人押上汽车，紧急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这样林彪一行人到了机场，找不到飞行员，飞机自然也就无法起飞了。

　　在林彪从北戴河出发到机场的这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恩来显得头脑糊涂，不知所措，乱打电话。一会儿给吴法宪打电话，一会儿给李作鹏打电话，一会儿给汪东兴打电话，一会儿给张耀祠打电话，显得非常忙，其实都没有忙在点子上，偏偏就忘了给毛泽东打电话。其实周恩来此时是故意“装糊涂”，故意装得对林彪的行为不知所措，这样才能为林彪争取到最宝贵的时间。

　　（306）

　　周恩来这么做的动机，在前面已经分析过。毛泽东迟迟到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后才知情，这并不只是周恩来的问题，汪东兴和张耀祠也有问题。汪东兴和张耀祠都是长年跟随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和亲信，和毛泽东非常熟，有事可以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根本不需要通过周恩来。汪东兴和张耀祠都是在9月12日晚11时半左右得知林彪开枪伤人和强行离开北戴河之事的，那么这两个毛泽东的亲信，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偏偏不向毛泽东汇报呢？

　　这就显出这两个人的私心了。汪东兴和张耀祠这次跟随毛泽东去南方，完全知道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也完全清楚毛泽东将要拿掉林彪了。这样一来，汪东兴和张耀祠不得不想另外一个问题：林彪被拿掉之后，谁来接替林彪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位置呢？从当时的各种情况来分析，汪东兴和张耀祠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林彪倒台后，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位置将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将是未来的王储。

　　当时周恩来还没有发现癌症，那时周恩来的身体非常好，人们普遍认为比毛泽东小5岁的周恩来，将比毛泽东活得长。汪东兴和张耀祠既然预料到周恩来的未来，那么当然清楚，王储是得罪不起的，得罪了王储，将来到了周恩来时代，那一定要吃苦头的。

　　汪东兴和张耀祠看出周恩来犹豫来，犹豫去，就是不想报告毛泽东。如果他们两人违背周恩来的意思去报告毛泽东，那就要大大地得罪周恩来，以后在周恩来手下的日子将会不好过。所以汪东兴和张耀祠都不愿得罪周恩来，周恩来犹豫，他们也跟着犹豫，大家都不去向毛泽东汇报。

　　直到林彪的飞机起飞，汪东兴觉得再拖下去实在无法向毛泽东交待了，所以才赶紧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汪东兴向周恩来明确提议报告毛泽东，周恩来也不能再拖下去了，就赶紧去毛泽东那里报告。当时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汪东兴距毛泽东住处的距离，比周恩来近得多。尽管如此，汪东兴和周恩来还是“同时”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汪东兴是故意这么做的，如果汪东兴先到毛泽东那里单独汇报，周恩来难免会怀疑汪东兴在毛泽东面前讲了什么不利于自己的话。现在汪东兴和周恩来一起进毛泽东的门，汪东兴就是要在这件事上，让周恩来对自己完全放心。

　　汪东兴和张耀祠这两名毛泽东的亲信，在关键时刻却怕得罪他们想象中的未来王储周恩来，这也是造成毛泽东很晚才知道林彪出走的关键因素之一。

　　（307）

　　从林彪的角度看“九一三”事件，可以分为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第一、9月12日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北京站，毛泽东返回中南海游泳池住处；

　　第二、9月12日晚7时30分左右，林立果等人乘林彪的三叉戟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北戴河林彪别墅；

　　第三、9月12日晚8时左右，林立果乘坐的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降落；

　　第四、9月12日晚9时左右，林立果到达北戴河林彪别墅，立即与林彪等人密谈。

　　第五、9月12日晚10点30分左右，林豆豆在向中央告密，林彪第二天南下广州的计划败露；

　　第六、9月12日晚11点30分左右，林彪一行人打伤警卫员，强行离开北戴河别墅前往山海关机场；

　　第七、9月13日凌晨0时30分左右，林彪的三叉戟专机强行起飞；

　　第八、9月13日凌晨2时左右，三叉戟飞出中国国境进入蒙古，三叉戟在中国国境内飞行大约1个半小时；

　　第九、9月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三叉戟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迫降失败，机上9人全部死亡。

　　从周恩来角度看“九一三”事件，也可以分出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第一、9月12日晚8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有关部长参加的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会议；

　　第二、9月12日晚10时40分左右，周恩来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得知林豆豆告密的林彪南下广州计划，但半信半疑；

　　第三、9月12日晚11时，周恩来打电话给海军政委李作鹏，查问山海关机场上是不是停有林彪的专机。李作鹏查后向周恩来汇报，林彪专机的确在山海关机场。这时周恩来感到林豆豆所说的不是空穴来风，开始认真处理这个问题；

　　第四、9月12日晚11时多一点，周恩来打电话给司令吴法宪，问是不是他把林彪专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吴法宪说不是他调的飞机，他也不知道这件事。这样周恩来就判定吴法宪与此事无关；

　　第五、9月12日晚11时20分左右，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声称林彪要乘飞机“动一动”，叶群很可能在电话中向周恩来“交底”；

　　第六、9月12日晚11时30分左右，周恩来给李作鹏打电话，下令停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不准起飞，除非有周恩来等四人的批准；

　　第七、9月13日凌晨0时30分左右，周恩来得林彪一行人强行离开北戴河别墅前往山海关机场；

　　第八、9月13日凌晨0时30分左右，周恩来得知林彪的专机强行起飞；

　　第九、9月13日凌晨0时50左右，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赶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汇报林彪情况，毛泽东的指示是：“天要下雨，娘要家人，由他去吧。”

　　第十、9月13日凌晨1时10分左右，周恩来离开毛泽东住处，回到人民大会堂，指挥处理林彪事件的各种问题。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时间大约为20分钟左右，毛泽东除了“由他去吧”的指示之外，没有再发出其他指示，而是把处理林彪事件的全权，全部交给了周恩来。

　　（308）

　　关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毛泽东的警卫员陈长江回忆说：

    9月13日1时许，刚刚睡下的毛主席也被叫起来。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我到门口迎接，总理与前来迎接的汪东兴简单低语几句，然后一起进毛主席卧室。

　　大约过了20多分钟，周恩来、汪东兴出来说：“主席说了：林彪逃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东兴请示周恩来：“主席怎么办？他的安全问题……”

　　周恩来略一思索，说：“先转移到人民大会堂，那里条件好一些，以后看情况再定。”

　　我们把周恩来送出门，他匆匆乘车回人民大会堂去了。尽管这里距西花厅只有几百米，周恩来也没有回家。

　　毛主席从卧室出来，我看他的脸色很不好看，显得筋疲力尽，又很生气。我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从未见过毛主席这种脸色，但他什么话也没说。毛主席还是乘坐他那辆吉斯牌轿车，出中南海西门向人民大会堂驶去。到了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又住进老地方118厅。

　　周恩来不时过来与毛主席交谈，报告最新情况。凌晨2时，林彪坐的三叉戟飞出国界，便从雷达上消失了。我们经历了一段极为担心的时间，不知道三叉戟飞到哪里去了。

　　“九一三”事件对于毛主席来说，无疑是个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他的内心充满难以言状的痛苦，他的追求和自信都受到了严重损害，从此毛主席的身体每况愈下。头几天，毛主席没有合眼，除了说“天要下雨”几句外，再也没有说过话。一连几个月，他精神都不好，脸色苍黄，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也不像以前主动和警卫战士说话，甚至不想见任何人。我真的担心啊，毛主席他能承受得了吗？

　　据陈长江回忆，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时间并不长，只有20分钟左右。大约在9月13日凌晨1时10分前后左右，毛泽东就把处理林彪问题的全权交给了周恩来，然后周恩来匆匆离开毛泽东的中南海住处，回到人民大会堂担任处理林彪事件的总指挥。值得注意的是，9月13日1时10分的时候，林彪的三叉戟还在中国境内飞行，三叉戟是在9月13日2时才飞出国境的。这也就是说，在林彪尚未“出国”之前，毛泽东就已经把处理林彪问题的全权交给周恩来了。

　　毛泽东紧急从中南海转移到人民大会堂，这是因为林豆豆报告说：林立果准备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所以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就把毛泽东紧急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

　　另据陈长江回忆，毛泽东的身体在“九一三”事件后“每况愈下”，这件事对毛泽东的打击是极大的。

　　（309）

　　十一、9月13日凌晨1时20分左右，周恩来回到人民大会堂，全权处理林彪事件。

    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的第一件事，是向正在中国境内飞行的二五六号飞机上的林彪喊话。对此李德生回忆说：

    1971年9月12晚，我从北京军区赶到人民大会堂， 参加周总理主持的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进行到晚上10点多钟，突然，工作人员把周恩来请出去了，周总理一直没有回来。

　　直到午夜12点过后，周总理对我说：林彪乘飞机跑了，要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代替他坐镇指挥。当我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时，二五六号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已越过承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周总理报告。

　　周总理要求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周总理问：“如果我们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说：“能听到。”

　　周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总理说：“那就请你向二五六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但是，调度员稍后报告周总理：“他不回答。”

　　眼看飞机要出国了，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周总理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周恩来喊话请林彪“回来”，并没有向毛泽东请示，这是他独自做出的决定，但林彪没有理会周恩来的喊话。

　　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的第二件事，是下达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然而在13日凌晨3时左右，一架直升机违反禁空令，从沙河机场起飞，向蒙古方向飞去。这架飞机就是周宇驰等人劫持的飞机。

　　周恩来得到汇报后，立即指示迫降或打掉这架飞机的。据李德生回忆说：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

　　周总理指示：“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让它飞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打掉！决不能让它飞走！”

　　我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禁令后，还让飞机上天？”

　　机场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飞机起飞了。”

　　我立即命令北京空军部队起飞八架歼六战斗机拦截直升机！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而歼六战斗机和直升飞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八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

　　后来只好采取地面导航歼六飞机，指示目标位置，向目标开炮。即使打不到，也能对直升飞机造成威胁，迫其降落。

　　（310）

　　这时候，丧心病狂的周宇驰竟向陈修文开枪射击，陈修文壮烈牺牲。周、于两犯开枪自杀。同逃的李伟信在集体自杀时朝天开枪，没有死，被民兵捉祝后，他供出了驾机外逃的经过。

　　由李德生的回忆可见，周恩来处理周宇驰飞机时，也没有请示毛泽东，而是果断直接命令迫降和打掉。毛泽东为什么把处理林彪问题的全权交给周恩来呢？因为林彪出走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按理说，毛泽东应该亲自处理这件事。从历史上来看，凡是遇到重大事件，毛泽东都是亲自处理的，比如刘少奇的事，从开始的《评海瑞罢官》，到《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到把刘少奇开除出党，都是毛泽东亲自指挥和策划的。再看林彪发起“突然袭击”的1970年庐山会议，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件突发的重大事件。毛泽东是怎么处理的呢？

　　第一、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970年8月25月下午，江青、张春桥等人到毛泽东处告状后，毛泽东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在8月26月和8月27日，连续三天亲自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处理庐山会议问题；

　　第二、除了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大局上把握方向之外，毛泽东还在会下，不停地找人个别谈话，打通思想。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编的《毛泽东传》记载：从1970年8月26日到30日的五天里，九届二中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

　　毛泽东处理重大事件是一贯做法是：一、召开政治局会议；二、找人个别谈话或开小会。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的南巡中，毛泽东也是不停地找人谈话，做思想工作。

　　可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走，这么重大的事情，毛泽东却没有亲自主持过一次政治局常委会或常委扩大会议，处理林彪事件的会议，全部是由周恩来主持的，毛泽东只是听取周恩来的汇报，也不做出指示，除了“天要下雨……由他去吧”这句话。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毛泽东过去一贯的做事风格。

　　而且，毛泽东在林彪出走后，也没有找人个别谈话，这也是十分异常的。毛泽东的警卫员陈长江回忆说：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的身体每况愈下。头几天，毛主席没有合眼，除了说“天要下雨”几句外，再也没有说过话。以后一连几个月，毛主席精神都不好，脸色苍黄，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也不像以前主动和警卫战士说话，甚至不想见任何人。

　　（311）

　　为什么毛泽东在林彪问题上，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也不找人个别谈话，而是全权交给周恩来处理呢？因为林彪暗杀毛泽东、出逃外国，是党内斗争历史从未有过的事情，这些事，只能说明林彪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野心家阴谋家。而毛泽东却把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当作自己的“亲密战友”，并在《党章》中写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因此，在林彪事件上毛泽东肯定是有错误的，是有责任的。

　　周恩来苦心替毛泽东开脱责任，在林彪成为党的接班人问题上，周恩来多次说：“林彪成为接班人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要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看问题。”

　　周恩来可以这么说替毛泽东开脱责任，而毛泽东本人却不能这么说替自己开脱责任说，因为毛泽东本人这么说，是无法让人心服的。因此，毛泽东如果召开会议处理林彪问题，或者找人谈话谈林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面对一个难题：就是毛泽东必须在林彪问题上做自我检讨，否则就说不过去。

　　一个领导人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自我检讨，本来就是很丢面子的事，而毛泽东的部下们，大部分是比他小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是可以当毛泽东儿子的小字辈。让毛泽东在这些小字辈面前自我检讨，更是让毛泽东感到颜面尽失，如果说感到“尴尬”，那是不够份量的，可以说感到“狼狈”。

　　毛泽东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特别是他在文革中已经被林彪捧上神坛，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圣人；现在毛泽东一下子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堕落到要向自己的部下自我检讨的地步，这个心理落差也太大了。因此，毛泽东很难拉下面子，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自我检讨。

　　当然，毛泽东一句自责的话不说，也说不过去，所以毛泽东就用自己的拿手好戏，在接见外国朋友的时候，在外国朋友面前说几句自我检讨的话，然后再把这些自我检讨传到高官们中间，就算毛泽东的自我检讨了。比如1971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在谈话中承认自己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然后指着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等人，说：“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

　　此时周恩来当然要给毛泽东面子，赶紧说：“我们也犯了错误。”

　　在毛泽东得知林彪出走的消息，首先当然是“震惊”，但马上他又想到对应的方法。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这次他被林彪“坑”苦了，他已经无法亲自处理林彪事件了。如果毛泽东亲自处理林彪事件，肯定会是“越描越黑”，越处理越没面子，越处理越丧失威信。还不如把此事全权交给周恩来处理，毛泽东在威信上的损失，要比他自己亲自出面处理少得多。

　　（312）

　　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20分钟谈话之后，他就马上决定，林彪的问题全权交给周恩来处理。毛泽东做出此决定的时候，林彪的飞机还在中国境内，还没有飞出国境。早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把林彪问题全权交给周恩来处理了，可见毛泽东的反应还是极快的。

　　毛泽东在处理林彪问题上的唯一指示，就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会做出这样的指示呢?这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是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底线。毛泽东虽然搞过很多政治斗争，整过很多人，但毛泽东的整人还是有底线的，就是“一个不杀”。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人犯错误的动机有两种：第一种是“为自己”犯错误，比如贪污腐败等。毛泽东对“为自己”犯错误的人，毫不手软地“杀”，最著名的是建国初毛泽东亲自签署枪毙贪官刘青山和张子善。

　　因为刘青山和张子善是曾立过不少的功劳，不少人向毛泽东说情，希望从轻处罚这两个人。毛泽东却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两人，才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毛泽东认为人犯错误的第二种动机，是“为革命”犯错误。不管是左倾、右倾、路线斗争、主义之争，都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出于对革命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看法。因此，毛泽东认为，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包括彭德怀、刘少奇这些人，都是“为革命”犯错误。对“为革命”犯错误的人，毛泽东的处理原则是撤职、批判，但不杀。彭德怀、刘少奇等文革中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处理的。

　　按照毛泽东的标准，林彪是犯了路线错误(那时毛泽东还不知道林彪有暗杀他的“五七一工程”)，因此林彪也是“为革命”犯错误，那么林彪当然也就不该杀了。如果毛泽东下令打林彪的飞机，那就等于是下令杀林彪，这就超过了毛泽东路线斗争的底线，因此毛泽东要放过林彪不杀。

　　毛泽东不打林彪飞机的第二个方面，是考虑到这件事造成的社会影响。“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说明林彪事件，有人写条子询问：“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座机打下来?”

　　周恩来看了条子后，非常认真地解释说：“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座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上写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嘛!”

　　周恩来这样解释之后，台下热烈鼓掌表示信服。周恩来又说：“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非要阻拦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了错误，还可以给他当一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都很宽宏大量，我为什么非要置林彪于死地呢?”

　　（313）

　　周恩来的解释，其实也反应了毛泽东担心的社会影响。把林彪的座机打下来，不仅周恩来没法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毛泽东也同样无法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如果毛泽东下令把在中国境内飞行的林彪座机打下来，总得有个理由吧?毕竟林彪当时还是党章上写的接班人，没有合适的理由不行。

　　如果说林彪叛国罪，证据在哪里呢?只要林彪的飞机在中国境内飞行，或者林彪的飞机在国内坠毁，就不能给林彪叛国罪的罪名，因为林彪毕竟没有出境嘛。当林彪的飞机飞出国境，叛国罪是成立了，但到了国外的飞机，中国方面是不可能派战机或导弹追到外国去打的。

　　因此，毛泽东指示不打林彪的飞机，第一方面是出于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底线，第二方面是出于没有合适的理由。

　　我们再转回来说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1971年9月13日凌晨1时10分左右，周恩来从毛泽东住处出来之后，马上回到人民大会堂，全权处理林彪问题。13日凌晨2时，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出国界，从雷达荧光屏上消失。13日凌晨3时，周恩来紧急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召开紧急政治局会议。

　　据李作鹏回忆：

    从12日23时到13日凌晨0时55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我处理“九一三”山海关机场事件的全部过程。此后我虽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但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林彪的飞机强行起飞了。为什么强行起飞呢？越想越想不明白，越想越觉得有问题。

　　我刚刚躺下两个多小时，13日凌晨3时，秘书来报告说：政治局通知召开紧急会议，立即到人民大会堂。由于睡眠不好，我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就赶往大会堂。

　　邱会作也回忆说：

    13日凌晨3时许，秘书叫醒我说：“总理通知，在人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要你立即去。”我因刚吃了安眠药，脑袋晕晕忽忽的。

　　我们大概等了近3小时，于13日早6时，天都快大亮了的时候，政治局的会议才开始的。周总理随即进入大厅，叶剑英、黄永胜、李先念、吴法宪等人也跟在总理后面进来了。周总理刚进来时，我观察到他的神色很特别，他看起来不光是疲劳的问题。但我万万没想到，竟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周恩来本来是准备在凌晨3时左右开会的，向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通告林彪飞机出境之事。由此可见，周恩来办事的行动是极为高效迅速的。林彪的飞机凌晨2时出境，凌晨3时周恩来就通知政治局委员们来开会。就在周恩来准备开会的时候，在3时15分，忽然来了报告，一架直升飞机违反禁空令起飞，向蒙古方向飞去。这样一来，周恩来不得不推迟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集中精力处理这架直升飞机。

　　（314）

　　关于又有一架直升机违禁起飞蒙古方向一事，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说：

    9月13日凌晨3时15分，北京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向张家口方向飞去。李德生立即将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果断地指示：“迫它降落，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出去。”

　　于是空军先后派出八架飞机拦截。因天黑没有找到这架直升机，空军调度室一片紧张，总理在大会堂内等待着。这架被周宇驰等人劫持的直-五飞机，携带大量文件向北飞，企图追随林彪逃往国外。智勇双全、具有高度觉悟的驾驶员陈修文识破了他们的企图，机智地骗过他们，把飞机飞回北京，将飞机降落在怀柔县境内。

　　接近地面时，陈修文与周宇驰等搏斗，被周宇驰枪杀。周宇驰等爬出飞机，狼狈奔逃，被赶来的部队、民兵、群众追进庄稼地里，团团围住。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料已无法脱逃，约定一起自杀。周宇驰、于新野当场毙命，李伟信朝天空放一枪，保住性命，被战士、民兵捕获，留下这一活的口供。

　　关于周宇驰等人劫持飞机之事，周宇驰的女儿周向红回忆说：

    因为当时我在广州上学，没有和家人一起亲历北京9月12日那一夜，但是从家人的描述里，我了解到9月12日发生的事。

　　9月10日，我二叔接到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后，带着三岁多的堂妹从外地赶到了我家。二叔是父辈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1957年刚上大学就赶上“反右”，所以二叔历来对政治没兴趣，淡泊名利，被父亲划入属于政治上不要求进步的一类人。二叔问父亲：“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

　　父亲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形势比较紧张。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们。”

　　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

　　父亲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你不用惦记我们，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父亲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枪。

　　二叔看父亲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他俩谈话时间很短，谈完后父亲走了，看来父亲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母亲的事情来的。

　　9月12日晚上父亲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

　　说着父亲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三千元，给了二叔，说是让他以后用来照顾老母亲。父亲和母亲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就过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父亲说：“你不要问。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

　　（315）

　　二叔听了父亲的话，知道哥哥这回真的是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想出也出不来了。

　　母亲在旁边一边收拾，一边也说：“他们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斩尽杀绝！”

　　父亲接着母亲的话说：“他们也好不了，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

　　母亲是个医生，是个非常本分老实到木讷的传统女性，家都交给婆婆管。母亲很信任父亲，也从来不过问父亲的事情。我听了二叔的描述，很难相信他讲的是我妈妈。但二叔的话我是相信的，父亲要是不跟母亲“交底”，母亲怎么跟他走呢？

　　后来父亲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父亲才显得有些着急了。父亲匆匆忙忙带着母亲和我的哥哥和弟弟走了，家里就剩下二叔陪奶奶。

　　谁知没过多久，父亲他们又回来了，父亲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

　　父亲说：“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了。”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是什么意思。

　　父亲要马上开车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周向红的哥哥)带走吧！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吧，要不家里没个人。”

　　在去车站的路上，父亲在车上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谁也顾不了了！”

　　我父亲开车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母亲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又开走了。母亲很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

　　父亲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母亲隐约听他说了一句：“别等我了！”这句话就成了父亲留给母亲的临终遗言。

　　据我哥哥回忆，父亲在9月12日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因为没走成，父亲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叵测，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父亲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他是准备去死了。

　　于新野叔叔的爱人李雯阿姨也告诉我们：她在1971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收到过于新野叔叔在“九一三”之前发自一封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口气挺内疚的，他也准备去死了。

　　据周向红回忆，早在9月10日，周宇驰就准备好南下广州之事，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弟弟，可见“南下广州”这件事是早就策划好的。本来在“南下广州”计划中，周宇驰等人也是带着家眷一起去的，所以周宇驰事先对他妻子“交底”了。

　　（316）

　　没想到因为林豆豆的告密，林立果紧急通知周宇驰改为“北上”，于是周宇驰立即带着一家人直奔北京西郊机场，在那里他们似乎也事先准备好“北上”用的飞机。但这时吴法宪已经亲自到西郊机场去查飞机，这样他们准备好的“北上”用的飞机，就不能使用了，周宇驰只好又把一家人带回家来。

　　此时周宇驰做出破釜沉舟，劫持飞机外逃的决定，他把弟弟送到火车站，并且把自己的大儿子托付给弟弟；而他的妻子和小儿子，以及他母亲，就只好留在家里了。周宇驰在路上说：“我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他已经准备好去死了。

　　关于周宇驰劫持飞机之事，林彪专机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说：

    1971年“九一三事件”其实涉及了两架飞机。除了256号三叉戟之外，还有一架是被周宇驰劫持的3685号直升机。但是很多年来，关于这架直升机的故事却很少被提及。

　　巧的是，这架直升机的一位亲历者陈士印，是我在航校时的同学。1971年春，空军参谋长胡萍找到直升机团，说空军首长要求，在首长(林彪)身边要培养一名直升机飞行员，这位准备学习直升机的人就是周宇驰。虽然周宇驰在空军的身份只是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但他与林立果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作为直升机团副大队长的陈士印，被指定担任训练周宇驰飞行的指挥员。

　　9月13日凌晨1点多，正在熟睡的陈士印被周宇驰的电话叫醒。周宇驰让于新野用车把陈士印接到空军指挥学院的小楼里，周宇驰拿出一张白纸让陈士印看，上面是红铅笔写的歪歪斜斜的几个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落款是“林彪九月八日”。上面没有红头，下面没有红章。周宇驰说有重要任务，让陈士印开直升机去北戴河给林彪送文件。

　　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3人在空军指挥学院办公室匆匆忙忙装上一大堆东西后，拉着陈士印赶到沙河机场。因为很长时间没有飞直-五型直升机，陈士印觉得没把握，又叫上了另一名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

　　周宇驰拿着这张林彪手令，骗过了机械师打开直升机，也骗过汽车连连长给3685号飞机加了油，最后骗过场站调度室给直升机放飞。凌晨3点15分，3685号直升机起飞。其实那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向全国发出了“禁空令”。

　　陈士印和陈修文当然不知道这一切。直-五驾驶舱只能坐3个人，陈修文坐在左边正驾驶员的位置上，陈士印在右边驾驶，周宇驰坐在陈士印的后面。他关掉了通话开关，又熟练地关闭了航行灯和机舱所有灯光，说是任务绝密，要保持静默飞行。

　　3685号直升机起飞后，周宇驰让两位飞行员向张家口方向飞。飞行员质疑：不是到北戴河执行任务吗？周宇驰认为不可能再继续瞒下去，才拿出一张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命令两位飞行员飞乌兰巴托。

　　（317）

　　陈士印后来告诉我，他们当时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并不了解，在他们看来，周宇驰是要叛逃，这是他们坚决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一边飞一边想对策。

　　其实，这架3685号飞机当时已经处在地面雷达的监视下，张家口一带机场8架歼击机已经起飞。陈士印回忆，他和陈修文也隐约看到了在飞机周围闪过的小飞机的影子，他们告诉周宇驰有飞机拦截，当周宇驰慌忙伸着脖子往外看的时候，飞行员趁这个间隙，眼疾手快，偷偷把飞机航向表往回拧了180度，并巧妙地操纵飞机向后转弯。就这样，直升机调转机头开始返航。

　　凌晨4点50分左右，到达官厅水库上空。北京城内的灯光依稀可见，周宇驰顿时意识到被骗了，他方寸大乱，先是掏出手枪要跟两个飞行员拼命，又让他们冲击钓鱼台国宾馆，飞行员回答说：钓鱼台附近都是高炮，还没飞到就会被打下来。

　　直升机渐渐飞到怀柔上空，天已经亮了。陈士印说他在沙峪一带看到河滩上的一片开阔地，便慢慢下降高度。此时已经飞了3小时，周宇驰也知道剩余油量已经不可能飞出国境线，所以没有再阻止落地动作。当高度下降到80米左右时，陈修文突然猛地向右转身，想夺周宇驰的枪，结果周宇驰顺手一枪近距离射中他的左胸。

　　飞机落地后，坐在后客舱的于新野和李伟信登着梯子上来了。他们看见陈修文倒在座位上，知道发生了冲突，于新野立即将枪口对准陈士印准备射击。陈士印从眼睛余光里发现有人上来，赶紧向右前方趴下去。此刻，周宇驰的两只手正使劲抓着他的肩膀，陈士印趴下的瞬间枪响了，于新野的子弹射过来，打穿了周宇驰的手腕。周宇驰大叫：“打着我了!”陈士印说他趁乱推开右舱门，跑了出来。

　　陈士印跑了后，于新野和李伟信架着受伤的周宇驰从飞机上爬下来，跑到一处玉米地里，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3个人都掏出手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而李伟信冲天打了一枪，活了下来。我听说李伟信后来在上海从事建筑业，据说生意做得还不错。

　　据康庭梓转述陈士印的回忆，周宇驰等人的直升机，并不是强行起飞的，而是通过正常手续由调度室给直升机放飞的。那时候周恩来已经对全国机场下达了禁空令，可是为什么沙河机场给周宇驰的直升机放行呢？那就是因为有“林彪的手令”。

    李德生回忆说：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

　　我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禁空令后，还让飞机上天？”

　　机场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飞机起飞了。”

　　（318）

　　所谓的“林彪手令”，据陈士印回忆，就是一张白纸，上面用红铅笔歪歪斜斜写几个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上面没有红头，下面没有红章。林彪写几个字，没有红头，没有红章，就可以让机场违反周恩来发出的禁空令，破例让飞机起飞。可见当时林彪在一般人中间，还是有相当威信的。林彪顺便写个纸条，就是副统帅的命令，机场的人不敢不服从。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林彪坐的三叉戟飞机升空后，刚开始航向不明，后来才把航向调到飞往蒙古。有人推测说：林彪在三叉戟升空之后，还没有确定航向，飞了一段时间后，才下决心飞往蒙古。

　　根据周宇驰等人劫持飞机的行动来看，他们一上来就要飞往蒙古。周宇驰劫持的飞机与林彪的飞机不约而同地飞向同一个地点，这说明他们事先已经商约好飞往蒙古的“北上”计划。所以林彪的飞机，并非在起飞之后才临时决定去蒙古，而是早就准备好去蒙古了。

　　周宇驰的飞机凌晨3时左右起飞，在天上飞了3个小时，早上6时左右降落。周宇驰的飞机降落后，周恩来才一块石头落地，开始主持紧急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飞机出境之事。

    关于周恩来召开这次紧急会议的作用，邱会作回忆说：

    总理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他可能想得较远，因此，它既没有说他和吴法宪、李作鹏想办法阻止飞机起飞的情况，也没有说主席讲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话。总理有政治态度的话，都是在9月14日确认林彪摔死之后。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周总理对大小问题都做了具体的布置。周总理把所有紧急的问题都处理完了，最后郑重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安全回到北京来了，并已进住中南海。”但总理并未宣布毛主席什么时候进住中南海的。

　　江青无头无脑地说：“昨天下午，我巳经到中南海把主席卧室的窗户打开了，换了空气。室内也做了卫生消毒处理。”

　　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江青也根本不会知道毛主席的行踪，她是有意吹牛皮，抬高自己的身价。

　　周总理用带有调侃的语调说：“啊？我是在主席回到丰台以后，才知道这一情况的。”

　　江青听了总理的话之后，不仅不脸红，而且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

　　从13日凌晨3时，到下午5时半，历时15个小时的政治局紧急会议到此结束。

　　（319）

　　据邱会作回忆，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们(李德生等人除外)，包括江青在内，都不知道毛泽东已于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可见毛泽东这次南巡行动的保密工作，的确是非同寻常的。不过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发现林立果的暗杀行动，他这么做只是出于一种直觉性的防范，或者叫做革命斗争经验吧。

　　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于9月13日晚给在毛泽东写信汇报。周恩来在信中说：现呈上政治局与总参共同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参加者有春桥、文元、永胜、法宪、登奎等人，请主席审批。现与各大军区有通电话，其他也都作了布置，通了电话。江青参加了第一次会谈，现已入睡。今日(13日)凌晨6时半迫降的直-五飞机，被坏人打死一，自杀二，活着二，缴获文件材料甚多。目前北京军区、卫戍区部队均己进入部署位置，机场均有陆军驻扎，手中亦有机动兵力，便于机动，一切请放心。敬祝主席安康！

　　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说：9月14日上午11时，已忙碌了40多个小时的周总理，显得格外疲倦，在我们的一再劝说下，才服了安眠药，上床休息。总理躺下后，很快便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14日下午2时，服务员叫我们接电话，说是王海容问总理在什么地方，她有重要情况要向总理报告。我们叫醒总理，报告了王海容电话的内容。总理叫她马上来大会堂，并让我到门口等王海容。王海容手持密封信，边走边着急地问我：“总理在哪里？”

　　我说：“先进去吧。”

　　总理已在卫生间漱口，秘书纪东接过王海容手中的信，总理催他快念。信中说，一架军用飞机在蒙古失事，机上9人全部遇难，其中有一妇女，机号256。

　　总理听后拿过电报，穿着睡衣拖鞋，急步走向毛主席所在的118厅。他们谈得很久，约下午4时，总理才离开。政治局的全体成员已转到福建厅，总理向他们宣布了林彪摔死的消息，会场马上变得一片轻松。总理叫人准备饭，他们要好好吃一顿饭了，还破例喝了茅台酒。

　　林彪一行人“摔死”的消息，中国方面是9月14日下午才知道的。周恩来拿着这个消息，与毛泽东两人单独谈了两个小时。此后，毛泽东还是没有露面，由周恩来全权处理林彪事件。

　　（320）

　　9月14日下午，周恩来得知林彪一行人在蒙古机毁人亡之后，先把这个消息报告毛泽东，与毛泽东单独谈了两个小时。晚上，周恩来向政治局全体成员宣布林彪“摔死”的消息。

    邱会作回忆说：晚上开会时，总理宣布：林彪乘坐三叉戟飞机，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了，机毁人亡，飞机上9个人都死了。

　　张春桥听到周总理宣布林彪死了之后，亲自到外间服务台拿出了一瓶茅台酒和几个杯子，他手拿着酒和杯子，笑嘻嘻地说：“今天，我自己花钱请大家干一杯！”

　　张春桥给每人斟了一杯酒，并说：“我们今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好工作。”张春桥走到总理跟前时，也说了什么话，但我没有听清楚，总理没有站起来同张春桥碰杯。

　　李作鹏也回忆说：“上海帮”那几个人得知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张春桥特地买了瓶茅台酒与政治局成员碰杯，表示热烈庆贺。叶剑英看到他们的这种表演说：“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姚文元红着脸说：“难道这不是好事吗？”

　　叶帅严肃地提高嗓音说: “是好事，也是丑事。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叛国逃跑，在国内、国外将产生什么影响？”这几句落地有声的话，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低头不语。

　　周恩来宣布了林彪的死讯后，连日来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松了下来。

    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回忆说：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大会堂集体办公。当时李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下乐，便进去好言劝慰。

　　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下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

　　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

　　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下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毛泽东流泪的事情听过很多，不仅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多有回忆毛泽东流泪之事，就是蒯大富等人也回忆说，毛泽东当着他们的面流泪。然而周恩来却是一个极少流泪的人，很少听说周恩来流泪的故事。像纪登奎回忆说的，周恩来在林彪死后，失声痛哭的情况，是极少见的。

　　（321）

　　周恩来为什么流泪呢？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在我们看来，周恩来的流泪，第一个原因可能是悼念林彪这位“亲密战友”。在文革中，林彪没有整过周恩来，没有为难过周恩来，相反在不少地方对周恩来还伸出援助之手。现在林彪死了，周恩来不能不为此伤心。

　　周恩来流泪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感谢林彪用自己的生命，帮了周恩来一个“大忙”。本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实力对比是相差较大的，林彪的死，使毛泽东的威信大损，周恩来的威信上升。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的实力已经与毛泽东势均力敌了，毛泽东再想打倒周恩来，已是不太可能了。

　　当然，周恩来流泪的原因可能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分析了，下面接着说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

　　9月15日，从周宇驰劫持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罪证材料”，送到了中央政治局，其中不少与林彪四大金刚黄、吴、李、邱有关。

    邱会作对此回忆说：

    9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会场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中间摆着一个大搪瓷盘子，里面放着一个大黑本子，本子上有两页白纸，贴着很多碎纸片拼起来的有数行红字的一张条子。这就是号称林彪写给黄永胜的那封信，信上写道：“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林彪。”

　　上文是我按材料抄在这里的，我现在能记得起来的不完全。信是用红铅笔写的，信的形式像林彪写的，但疑点一看就能看出来。当时就有人提出：“这是手迹吗？”我也走近桌子去看了一下，我看后，摇了摇头，表示怀疑。看完我一抬头，看见周总理就在我旁边，他用眼瞪了我一下，但没有说话。黄永胜气得坐在那里不说话。

　　毛泽东看到这些材料后，对“四大金刚”产生了怀疑。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从已经缴获的林彪一伙的罪证材料判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与林彪、叶群等人关系密切，非同一般。对此，毛泽东告诉周恩来：“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9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先传达到省、军级高官；9月18日，《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9月21日，中央成立林彪、陈伯达专案组，由纪登奎和汪东兴领导。毛泽东阅批：“同意。”

　　9月23日，毛泽东向周恩来询问黄永胜“四大金刚”的情况。周恩来本来是“想”保这四个人的，但毛泽东下决定要拿掉这几个人。

　　（322）

　　关于周恩来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情况，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说：

　　林彪等已葬身于蒙古的温都尔汗。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已是六神无主，他们没有主动向中央坦白交待，而是私下活动，销毁证据，对抗中央。毛主席决定把他们四人抓起来，这项决定由周总理执行。

　　9月24日上午8时，李先念率团去越南访问，去机场送行的有邱会作。逮捕他们四人的行动需秘密进行，为不引起外界反应，便改在送走李先念以后。

　　24日早晨7时50分，周总理到了首都机场。纪登奎等已到候机室，邱会作也坐在那里。和往常一样，总理与他们相互握手就座。李先念到后，我紧随在周总理的身边警惕着周围的动向。李先念登上飞机，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

　　周总理转身对纪登奎、邱会作说：“9点钟在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其实纪登奎知道开会的内容，邱会作也接到开会的通知，但他却不知道今天的会对他是个什么结果。

　　9时，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先后到会，与邱会作一块坐在福建厅。9时10分左右，周总理、叶帅、纪登奎走进福建厅。他们从沙发上站起来。周总理等和他们四人一一握手。就座后，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们四人隔离审查，希望你们与林彪划清界线，交待你们的错误。”

　　周总理指出他们四人从庐山会议到这次林彪叛逃期间的所作所为。总理没有用“罪行”二字，大概也是个策略。总理说：“林彪叛逃后，毛主席等了你们十天，希望你们觉悟，主动向中央交待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待，反而相互串联，销毁证据，完全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所以，中央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待问题，也便于中央对你们进一步审查。”

　　总理接着说：“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

　　就这样，比较顺利地把林彪的四员干将抓了起来，消除一大内患。这也是林彪事件后，中央采取的一大行动。

　　据邱会作回忆说：

    9月17日下午4时，周总理给我打电话。总理说：“刚才，我同黄总长打电话，他理发去了。现在，我把要同他说的话，先同你说一下，等会儿你到山上去同他说一下，我现在就去睡觉了。”

　　周总理说：“你告诉黄总长今晚召开一次各总部、军兵种首长会议，把三北情况很好研究一下，并要尽快落实。告诉黄总长可不许撂挑子呀！”

　　我回答说：“总理的指示精神我懂了。我很快就上山去向黄总长报告。”

　　周总理又说：“会作呀，你的水平怎么这么低呀，你怎么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

　　我说：“总理呀，我不只是水平低，我的觉悟也很低。对现在发生的事，我想不通，也说不清楚，更是写不请楚。”说完，我的眼泪就随之流下来了。

　　（323）

　　“啊!”总理叫了一声，有些吃惊地说：“你还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这是不对的，你的事没有多少，黄，吴麻烦一点，黄总长是横竖看不起江青。你过去同我说过的那些问题，现在证明你说的是对的，对那些问题，我是不会忘记的(总理说到这里，我的心里很感谢他)。最近两、三天内，我会抽时间来找你谈，你的情况我还会同毛主席谈。据我现在了解的情况，你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是保你的。一会你见到黄永胜，也要给他做工作，尽快向主席表示态度。”

　　我说：“这个时候做黄的工作有难度。总理呀，你可要把握住江青。江青要耍霸道，有意挑衅，黄是个很硬的人，他不怕江青。”

　　总理说：“你去做工作嘛！批陈整风会上，黄不肯检讨，说他在庐山没有发言，还跟我们讲党性原则。后来，你做了工作，他才肯检讨，我相信你能做通工作。”

　　我说：“好，照总理的指示办。”

　　接完总理的电话，我一时感到轻松多了，说;“这下好了，总理保我了。”

　　约6点半钟的样子，我同黄永胜见面谈了话。这次谈话是“九一三”之后，我们第一次谈话，也是此生我们最后一次谈话。

　　两人坐下来之后，反而没有立即说话，这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最后还是黄永胜开了口。

　　黄永胜说：“老邱啊，我们以后谈话的机会不会多了。”

　　当我讲了周总理的态度后，黄永胜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总理做不了这个主，江青不会罢休的。”

　　黄永胜接着说：“我们反江青、张春桥，有道理嘛！不顶住文革小组那一套，不行嘛！况且，张春桥还是个板上钉钉子的叛徒，不让江青插手军队，是怕军队乱了，这也不对吗？”

　　当时黄永胜对林彪是十分有气的，他说到这里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走到有一幅巨大的三北地图的墙前，大声疾呼：“你跑什么跑，害死人呀！”

　　黄永胜喊完坐下来后又说：“庐山会议以后，我们还没有吃够苦头？我看，林彪的下场就是反江青的结果，现在该轮到我们头上了。”

　　黄永胜说着说着，有些不耐烦了，突然说：“说这些王八蛋干什么，算了，不说这些了。”

　　黄永胜又换了一个话题，说：“老邱呀，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说：“我在江西苏区就知道你，我刚参军时，你就当团长了。”

　　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从江西苏区、五次反围剿、长征路上、延安、热河、东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说着说着，我们都开始流泪，边说边流，黄永胜则大哭起来，当谈到我们在敌人的炮火下生死与共的情景时，两人泪眼相望，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但心里痛快极了。

　　（324）

　　9月18日下午3时，总理又给我打电话，问昨天晚上战备会议情况，转问黄永胜的精神状态。总理问：“黄总长的情绪怎样？”

　　我说：“怎么好得起来，总的来说是悲观的，还做了最坏的打算。”

　　总理问：“主要是什么问题？”

　　我说：“最主要的是，他说只知道难受，不知道‘病’在哪里。林彪给他的那封信，也是他负担很重的问题。”

　　总理说：“你同黄总长再谈—下：光难受不行，还是要好好想想，要相信毛主席、中央。你还要告诉他，过去你和他同我谈过的问题(指江青攻击总理之事)，我是不会忘记的。”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在9月23日毛泽东发话抓“四大金刚”之前的9月17日，周恩来还是想保他们，特别是想保黄永胜，让邱会作去做黄永胜的工作，希望黄永胜主动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负荆请罪，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可是黄永胜却很“硬”，拒不认错，还说：“我们反江青、张春桥有道理嘛!”这样一来，周恩来也没法保他们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9月24日，早6时去东郊机场送李先念出访越南。送走李先念后，总理主动对我说：“8点钟福建厅有会，知道吗？传达主席的指示。”

　　我回答说：“知道。”

　　总理又说：“我就直接去大会堂了，你还回家不回家？”

　　我回答说：“那我也不回家了。”

　　总理说：“你不回家，还不给胡敏打个电话？”

　　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把我们抓起来，随即笑着对总理说：“给她打电话干什么，不用。”

　　总理说：“那好吧，到大会堂，我们先谈一谈。”

　　一踏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眼就可以看出一切都变了。福建厅是昔日的中央政治局办公地，今天变成了法场。东边只有两张单人的沙发，南边四张沙发，北边还有两排若干张沙发。厅内沙发后面有若干警卫人员像西安临潼兵马俑的泥人一样，面无表情地站立在那里，每个人手扶着腰上的手枪。叶剑英、李德生、纪登奎、张才千、刘贤权在北面的沙发外站着，他们对我视而不见，我也没有同他们打招呼。

　　我是第一个到福建厅的，不久，吴、黄、李先后到了，他们进来时，同我的神情几乎一样。

　　大约9时，总理在杨德中的陪同下，步入福建厅。看上去，总理心情沉重，很疲劳，步伐也不十分稳健。杨德中有意坐在总理和我们之间，这种坐法就是为了“安全”，把总理和我们分开。杨德中是中央警卫团政委，专门负责总理安全保卫工作的。杨德中这种做法，在我们来看是多余的，在他来看是必要的。

　　总理坐下之后，首先喝了一口茶，并扫了我们一眼，即开口说：“主席对你们的问题有决定，政治局内部的意见也很尖锐(指江青一伙)，这样就只好先对你们采取一些措施了。党内发生过许多重大问题，毛主席都处理得很好。这次对你们的问题会处理得更好。”总理的讲话很平静、很客气。

　　（325）

　　总理说到这里又喝了一口茶，并略微思考了一下，说话时前后并不很连贯。总理说：“出事都十天了，你们几个人一言不发，一字不写，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你们暂时离开工作的岗位，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你们要相信主席，相信中央。林彪叛国，造成很大的被动，上了党章嘛，几乎要毁掉我们的党。”

　　此时，吴法宪支吾地说：“我昨天晚上向主席、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凌晨五时送出去的。”

　　总理对吴法宪的话没有做任何表示。总理接着说：“主席说等了你们十天，不能再等了。十天的时间，你们怎么一个字都没有给主席写？”

　　我们都默默无语。写什么呢？难啊。关于庐山会议的检讨，在主席那里已经过关了，主席还跟我们开玩笑。在主席那里检讨过关以后，我们没有犯新的错误，“九一三”的事，的确一无所知。写什么呢？总不能说我们也搞“政变”吧？实际上，我们被关起来以后，主要挖我们的就是“政变”问题。

　　然后，总理先问了黄永胜几件事，主要问的还是前几天的那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信，黄永胜完全否认，态度很强硬。总理不好再往下说，从座位上起来，一边说：“你先走吧。”一边走上来和黄永胜握手，并叫吴忠跟黄永胜走。

　　接下来，总理问吴法宪：“林立果大学没有毕业，就当了什么副部长，林彪的子女都在你们空军工作。空军搞得很乱，你吴法宪是有责任的。你把空军搞得一塌糊涂！”

　　总理刚问完，吴法宪就站起来说：“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我们军委办事组反对江青同志，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

　　因为吴法宪提到了军委办事组反江青的事，李作鹏突然大声说：“吴法宪胡说八道！是他自己讨好林彪、叶群。”李作鹏心里认为，反江青算什么错？李作鹏激动得不能自已。

　　总理没有顾及李作鹏，马上对吴法宪说：“你也走吧。”并与吴法宪握手，由杨俊生跟吴法宪走了。

　　总理又坐下来对李作鹏说：“不要急，有充分的时间让你们考虑问题。”

　　李作鹏走时，总理也上去与李作鹏握手。

　　总理有些生气地问我：“你怎么也搞进去了？”我没有吭声，也没有正视总理。接着，我有些醒悟似的，把胡敏(邱会作妻子)给林豆豆、林立果找对象的事讲了一下，我向总理做了检讨。

　　我走前总理和我握手，我含着泪对总理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

　　总理那双很有神的眼睛看了我很久说：“好。”

　　我就要离开福建厅了，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双手握住总理的手，从肺腑里吐出一句话：“希望再见到总理！”

　　总理又盯住我看了一眼，用很低沉的口气说;“到那里去，好好住下！”

　　（326）

　　据邱会作的回忆，周恩来明确说，抓他们四人是“毛主席”的决定，并说毛泽东等了“四大金刚”十天。毛泽东等“四大金刚”十天，这里面应该包含有周恩来说好话的因素。可是这十天来，“四大金刚”一言不发，一字不写，没有任何表态。

　　其实周恩来在这十天中间，特别提醒他们四人，甚至明确让邱会作转告黄永胜，说：“见到黄永胜，也要给他做工作，尽快向主席表示态度。”可是黄永胜四人没有理会或者没有理解周恩来让他们向毛泽东“表示态度”的意思。不过对于黄永胜这些军人来说，他们的确也不会政治家的那种“表态”，想不通就是想不通，这样也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

　　周恩来处理完林彪的“四大金刚”，林彪事件算是告一段落。在毛泽东的十次路线斗争中，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彭德怀等人被批斗，被监禁，但没有被开除党籍；与刘少奇走资派司令部的斗争，只有刘少奇一人被开除党籍，王光美等人都没有开除党籍；而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有林彪、叶群、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等7人被开除党籍，这是建国后高官开除党籍人数最多的一次。

　　林彪的问题与刘少奇大不一样，涉及的人极多。刘少奇的秘书、警卫员等，都没有因刘少奇的倒台而受到处分；可是林彪的秘书、警卫员等人，都受到了隔离审查，贬官下放等处分。正因为林彪涉及到如此多的人，黄永胜曾不满地大喊：“你(林彪)跑什么跑，害死人呀！”

　　在林彪事件结束之前，再回顾一下林彪事件的整个过程。这里主要着眼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非要拿掉林彪呢？要理解这个问题，要追溯到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如果毛泽东不搞文革，是不可能与林彪发生冲突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是来自三个“不满”：第一、对刘少奇以及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的不满；第二、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满；第三、对党员干部队伍的不满。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前面已经讲过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毛泽东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满，主要是毛泽东不满苏联式政治体制。新中国建国时，由于种种原因，照搬了苏联的一套政治体制，但毛泽东却对苏联式体制很不满意。苏联式体制的最大特点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之下。然而毛泽东却认为苏联式体制的弊病很大，会导致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甚至会导致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苏联之所以变修，根本原因就在政治体制上。

　　（327）

　　因此毛泽东搞文革的一大目的，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毛泽东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就是打破“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苏联体制的新政治体制，比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领导班子、非党员群众参加整党、工农兵大学生、赤脚医生等等，都是苏联体制完全没有的东西。再比如王洪文这样的普通工人当副主席，陈永贵这样的普通农民当副总理，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毛泽东在1967年说：建国18年了，我们脱离了群众。1949年到1952年群众欢迎我们，那个时候干部吃住很简单，吃小米饭，住帐篷。进城后搞薪金制，群众就不欢迎我们了。搞薪金制，搞军衔制我从来就反对，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1952年以后群众对我们冷淡了，我们党脱离了群众，群众不欢迎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改变我们脱离群众的问题。

　　毛泽东对干部队伍的不满，主要是不满干部队伍贪图安逸享乐，脱离群众。因此毛泽东试图通过文革，对党员干部进行一次彻底的整顿。毛泽东在1969年说：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对于毛泽东的“三大不满”，那么林彪的看法如何呢？在对刘少奇不满方面，林彪与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这点两人之间没有矛盾。

　　在对政治体制不满方面，林彪的看法就与毛泽东相左了。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林彪认为当时的政治体制并无大的缺陷，甚至觉得很不错。因此，林彪对毛泽东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袖手旁观，就是消极抵制，这样一来，就与毛泽东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了，也就引发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

　　在对干部队伍不满方面，林彪的看法也是与毛泽东相左的。林彪认为干部队伍，特别是军队的干部队伍，是很好的，根本不需要整顿。

　　所谓“整党”，实质就是“整人”，整党越彻底，整人就越多。不“整人”的“整党”，完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走过场。不少人一提起“整人”，就有不好的印象，其实对“整人”应该辩证地看。

　　一个党要保持纯洁性，就必须经常地把混进党内的不纯分子、坏分子清除出去，这就是“整党”。不用“整人”的手段，怎么把那些不纯分子和坏分子清除出去呢？因此，“整人”本身是有必要的，但扩大化就不好了。

　　（328）

　　林彪在历史上，一直是不愿整人的“老好人”，如果让林彪这样老好人来领导“整党”，那么整党肯定会变成一种蜻蜓点水的走过场形式。因此，林彪这样的“老好人”，是担当不起“整党建党”重任的。

　　另外，要想完成“整党建党”，领导人必须做到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对亲朋好友一视同仁。如果领导人的私心重，把人情带到“整党建党”中，对自己的亲戚照顾一下，对自己的好友放松一下，那么下面的干部就会上行下效，大家都讲人情，都照顾自己的亲朋好友。这样一来，“整党建党”也就只能整几个毫无背景的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不少人批评毛泽东不讲人情，六亲不认，然而要完成“整党建党”这样的工作，还非要靠毛泽东这种不讲人情的六亲不认之人。

　　从各方面来看，林彪是讲人情的，对自己的老部下格外关照，整党绝不会整到自己的老部下头上。因此在毛泽东看来，林彪这种性格的人，如果成为接班人，肯定不可能完成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毛泽东之所以欣赏张春桥，就是因为张春桥不讲人情，敢整人，这样的人才能担当起“整党建党”的重任。

　　综上所述，在毛泽东看来，林彪的政治理念、人品性格，都不足以托付他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因此，林彪不是称职的接班人，林彪必须拿掉。尽管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历史上对毛泽东的贡献很大，但要想成就宏伟事业，必须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就是“亲密战友”也要拿掉，这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要拿掉林彪，而林彪却不甘愿被扫出历史舞台，于是一场围绕着接班人的攻防战就展开了。在毛、林下的这盘攻防大棋中，林彪走的棋是先声夺人，毛泽东不得不被动应付，毛泽东遇到他政治生涯中最棘手的敌人。直到南巡讲话，毛泽东以为这次可以先声夺人了，但没想到林彪出手更快，来一个叛逃，搞得毛泽东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使毛泽东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受到重大的打击。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说：当揪出了林彪的一批黑干将后，我明显地看到，主席的身体、精神不如从前了，一下子变老多了，他后悔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毛主席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苦苦思虑，白发骤增，我们无不为毛主席的身体而焦虑。

　　毛泽东的警卫员陈长江回忆说：“九一三”事件对于毛主席来说，无疑是个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他的内心充满难以言状的痛苦，他的追求和自信都受到了严重损害，从此毛主席的身体每况愈下。

　　1972年1月初，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从八宝山回来毛主席就病倒了，1月13日突然休克，时隔不久，毛主席再一次休克。这以后，毛主席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毛泽东的身心受到巨大创伤，就是林彪“同归于尽”战术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他已无法全面主导中国的政事，之后中国政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周恩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