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队
一介教书匠，酷爱自家乡；寓居多伦多，桑梓永难忘。
林彪事件（下）
（198）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
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黄永胜）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对内：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199）
七、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
1、计划；
2、力量
指挥班子：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南京军区空军)直属师工作、(十师)周建平负责，争取二十军(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京、沪、杭、蜀、穗、
3、物质准备
武器：领、自造。通讯器材。车辆。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4)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一个先斩后联，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一是奇袭；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
3、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缓和群众的舆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保护(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200）
有人怀疑《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伪造的，并对它的来历、笔迹等提出疑问。这里先看一下《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来历。
197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其中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文影印件，并指出：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已从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查获。经参与政变的李伟信、刘世英、程洪珍等人证实，并经与于新野的其他记录本的笔迹核对，证明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是林彪死党于新野手记的。原文见影印件。
据发现《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当事人王兰义(原空军学院军事教员)回忆说：1971年4月初，原空军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刘宝文，交给我一项秘密任务，对林立果在我们院内的黑窝(俗称“小楼”)的卫生打扫和生活保障照管，名曰“接待小组”，由我带头。
1971年4月至8月底，我们对林立果一伙进行过三次接待，每次都有一周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接待期间，他们每晚经常10点以后来，住到次日上午10点以前走。
乘他们不在的时机，我们就进入小楼打扫卫生，消毒茶具餐具，通风放热。白天他们在时，偶尔也要我们准备饭菜给他们吃，饭菜都是由我和王治松、高文勇三个人在食堂监厨，做好后，由我们三人亲自送进小楼。
8月底至9月12日，这一次接待，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陈伦和(“联合舰队”成员)当面给我讲：“里面的卫生你们不要来打扫了，有事会找你们。送东西来，你们放在门口就行了。”
所以，我每天晚上送报纸，都是放在门口台阶上，用石头压住就离开。每次送饭都是先打电话送到门口，有几个女的在门口接住拿进去。这次接待期间，小楼里的人特别多，9月12日这一天，我亲眼看到的就达11个人，常住的有3个女的。车辆进进出出，比较频繁，好像很紧张。
9月12日是个星期天，院内停水停电。陈伦和出来，要我准备11个人的午餐，说是3个给首长吃，送进小楼来，8个放在食堂里吃。下午3点10分，我见小楼东边开出一辆伏尔加小车，车里面坐的是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表情都紧张。周宇驰还探头叫了我一声“老王”。
（201）
9月13日白天没人找，下班时我把报纸送到小楼门口，用一块石头压住。9月14日晚上，我提前去送报纸，看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放着。9月15日晚，我又提前去小楼送报纸，到了那里一看，一切都与昨天一样。我产生了很大疑惑，就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屋内乱七八糟，臭气熏天。
餐桌上杂乱放著本子、书报和汽水瓶，有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还有一个红色拉链本。只有红色拉链本记了一些文字，罗列了一些看不懂的条文。在另一个屋子的锅台上，还烧了一堆纸灰。我匆忙地看了一遍，总的印象就是弄得很乱，走得很急。
我赶快回到办公室，向王治松报告了上述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九一三事件”。9月16日凌晨4点，王治松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去小楼恢复原状，把那两个本子拿出来。10月4日，我怕本子丢失，就拿回家里锁进皮箱。10月6日晚，我听了总政李主任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揭开了林彪的本来面目，我豁然醒悟，那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的，就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黑纲领，我要向党交出这个本子。午夜两点，我把本子亲手交给了殷政委。
王兰义上交的红色拉链笔记本，就是写着《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件。从王兰义回忆的情况来看，中央当初以为林立果只是作为家属跟随林彪外逃，并没有想到林立果在暗地里搞“五七一工程”，所以也没有对林立果的“据点”进行搜查。王兰义在听到林彪事件的传达之后，主动把笔记本交上去，这才发现了林立果以及《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发现过程是自然的，并无造假的迹象。
还有人怀疑《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笔迹不是于新野的，等等。其实判断《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真伪，关键不在于笔迹等枝节问题，而是在它的内容这个根本问题。《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大篇幅的攻击和谩骂毛泽东的内容，如果是造假，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造假人肯定不敢这么放肆地骂毛泽东，除非是毛泽东下令自己骂自己。毛泽东为什么要自己骂自己？这在逻辑上说不过去，因此《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伪造说是不合理的。
（202）
尽管《五七一工程纪要》没有整理成文，只是一些条文的罗列，显得零乱，但在整体上，《五七一工程纪要》条理非常清楚，这是林彪的特征，周恩来就说：“林总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条理化。”
要搞一场政变，首先要对一些最基本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九个基本问题，《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都提到了：
一、“可能性”。“武装起义”有没有可能。
《纪要》提出武装起义是有可能的，其可能性就在于群众的不满。《纪要》说：“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纪要》还提出各类人的具体不满：
1、高级干部不满：文革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不满，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不满；
2、农民不满：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3、知青不满：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4、红卫兵不满：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
5、一般干部不满：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6、工人不满：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纪要》分析说，几乎所有的人对文革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都有不满。把民众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作为武装起义和否定毛泽东的群众基础，这点是看得准的。
二、“必要性”。“武装起义”有没有必要。
《纪要》说：“B-52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纪要》提出他们搞武装起义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毛泽东对林彪不放心，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这里的“后事”，也就是接班人的问题。因此《纪要》说：“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203）
《纪要》这里说话的口气，显然是林彪的口气，所以说“对我们不放心”。毛泽东对林立果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对林彪才会“不放心”。
对林彪的前途，《纪要》也分析得很清楚：要不然选择束手被擒，要不然选择破釜沉舟。《纪要》说“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也就是他们选择了破釜沉舟的道路，这也符合林彪的性格。
三、“基本条件”。“武装起义”有没有条件。
《纪要》说：“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纪要》分析认为，已经具备了搞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并认为可以与列宁当年搞城市暴动相比。这里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纪要》中说“经过几年准备”。可见这个“五七一工程”不是临时想起来的，而是在几年前就开始设想和准备了，所以才有“经过几年准备”之说。
四、“时机”。什么时候发起“武装起义”。
《纪要》说：“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另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纪要》分析认为：发起武装起义的“时机”，第一种是我方准备好了，这是主动发起；第二种是我方还没有准备好，但对方却要动手了。这时不管是否准备好，都要“破釜沉舟”地发起武装起义，这是被动发起。
后来的“九一三”事件，显然是属于“破釜沉舟”的第二种被动发起情况，因此有人说“九一三”事件是“被逼”的。然而根据《纪要》，他们并不是单纯被动地等着挨打，而是他们也在准备主动发起武装起义。只是由于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之前，毛泽东那边先动手了，所以才被动应战。
五、“力量”。依靠什么力量?
《纪要》中分析了武装起义可以利用的各种力量。第一种是“基本力量”，如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等人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等；第二种是“借用力量”，如黄永胜的军委办事处，二十军、三十八军等。
这里应该注意，《纪要》中把黄永胜等“四大金刚”的军委办事处，只是作为“借用力量”而不是“基本力量”，可见搞“五七一工程”之初，原本就不准备依靠黄永胜等“四大金刚”。
（204）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他们提到国外的借用力量是苏联，《纪要》说：“我们的行动会得到苏联的支持。”《纪要》中的这句话，与后来林彪外逃苏联，是相吻合的。
六、“口号和纲领”，这个放在后面重点说明。
七、“实施要点”。怎样实施?
《纪要》把“武装起义”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巩固扩大阶段。至于具体的实施方案，《纪要》分析了一些可能的方案，如“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逼宫形式”、“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等”。在后来的《纪要》实施过程中，他们最后用的是“特种手段”中的暗杀手段。
《纪要》还提出把张春桥作为最主要的攻击对象之一，说：“一定要把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由此可见，林彪集团把张春桥视为他们的重大威胁。
八、“口号和纲领”，这个放在后面重点说明。
九、“保密和纪律”。怎样保密和严守纪律?
《纪要》说：“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由此可见，《纪要》中也提出，他们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即“不成功便成仁”。后来周宇驰等人还真的发扬了“江田岛”精神，成仁了。
综上所述，《纪要》对武装起义搞政变，进行了条理很清楚的分析，所以制定《纪要》的人，头脑是相当清醒的。特别是他们提出了“五七一工程”的三点主要困难：一、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二、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三、B-52深居简出，行动神秘诡诈，戒备森严。
《纪要》分析的三个主要困难，是比较准确的。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因此，要实施“五七一工程”，就要打破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而要打掉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对毛泽东“抹黑”。
所以，《纪要》的另一个核心部分，就是对毛泽东的攻击和抹黑。《纪要》的“抹黑”水平是很高的，后来出现的对毛泽东的各种“抹黑”，大致上都是来自《纪要》的思路。这些我们将在后面专门分析。
（205）
要理解《五七一工程纪要》，首先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起草这个《纪要》？现在的普遍说法认为《纪要》是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如果林彪或者是林立果仅仅是为了暗杀毛泽东，那么他们不应该写下和留下这种文字的证据。
因为暗杀总不是光彩的事情，古今中外搞暗杀，暗杀的“首谋”为了“避嫌”，都极力避免留下文字性的证据，在暗杀过程中，策划和命令都是口授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多次暗杀事件，比如宋教仁暗杀，廖仲恺暗杀等，都看不到任何文字性的证据。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林彪搞暗杀而留下《五七一工程纪要》这种文字证据，不管他的暗杀成功或者失败，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如果暗杀失败了，林彪将背上一个搞暗杀的不光彩罪名；如果暗杀成功了，林彪登基接班，那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成为威胁林彪的一个黑材料，因为林彪无法保证《纪要》一定不会泄露出去。
从搞暗杀的角度来看，留下《纪要》这样的文字材料，不管暗杀成功或者失败，都是很难善后的事，所以林彪如果单纯是暗杀，不会搞《纪要》这种文字性的东西。
有人说《纪要》是林立果搞的，林彪不知道，那么林立果就更没有必要搞《纪要》了。因为对于策划暗杀毛泽东来说，《纪要》这种文字性的东西，不但没有作用，反而是一个累赘。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纪要》不是为了暗杀毛泽东而搞的，它是为了政变而搞的，《纪要》是为了搞政变而做的舆论准备。《纪要》提出搞政变的概念是很明确的，暗杀只是政变的一个手段。
《纪要》中提出的政变方式有：一、“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均在我手心之中，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二、“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逼宫形式”；三、“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由《纪要》可见，他们提出的政变方式，第一种是利用高层开会时，隐蔽在周围的“联合舰队”成员突然冲入会场，将毛泽东等人控制住，一网打尽；第二种是先抓住江青、张春桥等人当人质，然后与毛泽东讲条件谈判，逼毛泽东就范；第三种才是搞暗杀等“特种手段”。
（206）
搞政变就必须要做舆论，而做舆论就要有文字性的东西，因此《纪要》就是为了政变而准备的纲领性文件。如果是单纯搞暗杀，还可以勉强说林立果背着林彪，私下搞暗杀活动；如果是搞政变，那么林立果是不可能背着林彪搞政变的。因此，说《纪要》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这就像不少书讲文革的事情，说一切都是江青背着毛泽东搞的，毛泽东完全不知情。这样的书看起来，总让人感到牵强附会。同样说林彪事件的一切都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林彪不知情，也是非常牵强附会的。
《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政变的纲领性文件，主要反映在“口号和纲领”以及“政策和策略”两个部分中，《纪要》在这里提出他们搞政变的“合理性”：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搞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搞社会主义才是正义的。因此《纪要》也煞有介事地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这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是一致的。毛泽东说反对刘少奇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受到了威胁”，理由是刘少奇搞资本主义的一套；而这里林彪也说反对毛泽东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受到了威胁”，林彪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搞封建主义的一套。
毛泽东说刘少奇是假马克思主义者，林彪也说毛泽东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并说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也就是声称毛泽东是“托派”，并把毛泽东麾下的江青集团，称为“笔杆子托派集团”。《纪要》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纪要》提出他们要推翻毛泽东的理由，是因为毛泽东搞封建主义的一套，甚至说毛泽东就是当代的秦始皇。
（207）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纪要》说毛泽东“行孔孟之道”，也就是指责毛泽东搞封建主义的孔孟之道那一套。而后来毛泽东批判林彪的时候，也把林彪与孔子联系起来“批林批孔”，又反过来指责林彪搞孔孟之道。
《纪要》还提出他们的口号：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的“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纪要》给毛泽东扣了一个大帽子“社会封建主义”，这也是模仿毛泽东给刘少奇扣一个“修正主义”，给苏联扣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
然而，林彪在过去曾经大肆吹捧过毛泽东，为此《纪要》解释说：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这里《纪要》承认毛泽东的历史作用，从而把过去林彪吹捧毛泽东，解释为“我们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支持”。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纪要》提出的这些口号，可以说有一些号召力，但要凭这些推翻毛泽东，显然是不够的。不过《纪要》把毛泽东说成是“封建暴君”，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发明”。直到今天，大部分“抹黑”毛泽东的文章，都是按照“封建暴君”这个思路和理论体系，以至于有人把《纪要》说成是反毛的思想纲领。毛泽东真的是“封建暴君”吗？这个问题我们放到文章的最后再谈。
仅仅说毛泽东是“当代秦始皇”是不够的，还需要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于是《纪要》也列举了一些“证据”，说：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
（208）
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单纯从表面现象来看，《纪要》列出的有些“证据”是存在的，但问题是《纪要》在这里有意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的动机。毛泽东为什么要“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为什么要“今天拉这个，明天打那个”？毛泽东做这些事的动机何在？
评价一件事，只看表面现象，不提背后的动机，肯定是不客观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何在？难道搞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显然，《纪要》只提现象不提动机的做法，是抹黑毛泽东的高级手段，直到现在，这也是“黑毛”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纪要》还说：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纪要》这里进一步上升到贬损毛泽东的人品，说他是“怀疑狂、虐待狂”，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成为失去理智，以整人“取乐”的狂人。直到现在，还有人袭用这种贬损毛泽东的人品“黑毛”手段。
综上所述，《纪要》并不是一份暗杀毛泽东的计划书，而是一份声讨毛泽东的政治檄文，是一个搞政变的政治宣传品。不少人说当时看到《纪要》，都感到非常震惊。人们感到震惊的地方，并不是暗杀，而是《纪要》对毛泽东的评价。
据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以后才发现的，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检起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他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自己还是很自信的，他相信人民群众不会被林彪制造的反毛舆论所蒙蔽，所以坚持把《五七一工程纪要》公开出来。
（209）
林立果等人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活动，当然这些秘密活动巧妙地打着“选妃子”的旗号，起到很好的烟幕弹作用。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了林立果在上海的“选妃”活动：林立果在上海“空四军”内物色人员，建立了找对象的“找人小组”。开始时选了最贴心的八名核心人员，所以叫“八人小组”，后来又扩大成员，由林立果亲自命名为“上海小组”。
林立果当时的身份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为“上海小组”题了字，制作了精致的组标，还亲自来上海主持授枪仪式，给“上海小组”成员发了枪。凡是参加“上海小组”的人，都要举行宣誓，宣誓的内容除了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以外，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忠于林副部长”。
上海小组的成员后来发展到二十多人，都会打枪，会摄影，会驾驶汽车。每个人配备了一辆苏联造的伏尔加小轿车。上海小组为林立果“选美”的行动，对外当然是绝对保密、秘而不宣的，所以连“空四军”的有些领导也不了解这个小组的内情。
林立果每次到上海活动，都住在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大院内一幢独立的花园洋房里。这里原来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文革开始后被占用了。花园洋房被高高的围墙包围着，汽车从巨鹿路穿过一条长弄堂，可以驶进大铁门一直开到客厅前面的草坪旁边另一扇小铁门，又可以直通空四军招待所大院。这个地点既隐蔽又方便，林立果就在这里直接指挥上海小组“选美”。
据徐景贤回忆，林立果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号称是为了找对象的“找人小组”，林立果亲自命名为“上海小组”。林立果还给上海小组的成员发枪，而且小组成员都会打枪，会驾驶汽车等，参加上海小组的人还要宣誓效忠林立果。显然，如果真的是为了“选妃子”，小组成员根本没必要会打枪，会驾驶汽车，更没有必要进行效忠宣誓。因此林立果组建的上海小组，完全是一支进行特务活动的特种部队。这个特种部队的用途，当然应该是为了配合林立果搞政变活动。
现在可以看到的关于林立果地下部队活动的资料很少，据《文革十年史》说【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
（210）
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援意，曾经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林立果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1971年4月3日，林立果给上海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同月，王维国在林立果指使下，在上海秘密组织了“新华一村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和驾驶车辆等的特种训练。教导队由王维国、江腾蛟直接领导。用林立果的话讲，教导队“是我们的警卫处”，装备都是按警卫处的规格配备：每人一支长枪(冲锋枪或步枪)，一支手枪，每班—支班用机枪。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例如：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扮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恐。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回到北京。林彪回到北京后的第四天4月23日晚，“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开了一次反革命黑会。从于新野记载的这次黑会的记录上可以看出，他们在会上讨论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准备加快、提前实行反革命政变的计划。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
关于这个问题，吴法宪回忆说：
林立果和周宇驰回北京来看我，说是要学习驾驶直升飞机，以便掌握一点第一手材料。对此，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林立果不是飞行员，学习什么驾驶直升飞机？万一发生事故，我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懂得一点飞行技术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学习开飞机。”
在我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没学成驾驶直升机，但后来事实证明，周宇驰还是瞒着我偷偷地学习了驾驶直升飞机。我当时完全认为林立果、周宇驰他们真的是学习飞行技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在底下搞一些别的名堂。
（211）
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庐山会议以后，叶群、林立果背着我，同空军的少数人搞在一起，干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1970年11月，我陪江青到广州时，曾想去看看林立果，但是却不知道林立果住在什么地方。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说他知道，自告奋勇地把我带到了林立果的住地。我一看，他住的房子布置得很好，还有专门的厨师为他们做饭吃。我很奇怪，林立果怎么会住在这里？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只好对林立果说：“你们在这里搞到一定程度就该回去了。”
林立果说：“我们还要在那里搞调查研究一下，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去的。”
当时我并没有怀疑什么，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什么，呆了一会就回去了。以后我到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把我带到空四军巨鹿路的招待所，我看见隔壁的一所原来是上海资本家的别墅，被装修得很漂亮。我说：“招待所原来没有这样的房子呀。”
王维国向我解释，说这是给林立果修的，他来上海的时候就住在这里。我这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也有住处。
“九一三”以后，在我被逮捕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经过群众的揭发，卫戍区的搜查，我才知道不仅在广州和上海，就在北京的空军招待所、西郊机场、空军学院等处，都有林立果的专用房屋。这些被称为林立果的据点，但我当时却一点都不知道，林立果等人的这些事情，都是背着我干的。
关于林立果等人的活动，《文革十年史》还说：林立果等人还四处活动，为武装政变制造舆论。6月7日，林立果对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什么可怕的。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吓唬我们。只要我们的政策策略对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可怕的。”
6月中旬，刘世英又说：“不仅空军内部，而且外部和上面对林副主席的态度和感情都有点问题。不仅有人反对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抢班夺权。现在的问题是保卫林副主席的问题，是争夺接班人的问题。”
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散布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中央在9月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摘根据地。”
为了给林彪寻找后路，7月下旬，林立果还与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一起到广东省深圳、沙头角一带活动，用飞机察看当地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林彪)到香港指挥、遥控。”不久，林立果又来到北戴河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以备急用。
（212）
从1970年8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到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相差一年时间。本来在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就着手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是因为庐山会议上的风波，召开四届人大的事情被推后了。一年后，毛泽东再次提出召开四届人大之事，决定在1971年国庆节之后召开四届人大，在国庆节前后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为召开四届人大做准备。
在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对黄、吴、李、邱、叶五人做了结论，庐山会议这件事似乎已经解决了。从1971年4月到8月这五个月期间，一切风平浪静，毛泽东没有再提起庐山会议之事。当1971年10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消息传来之后，林彪集团认为毛泽东不会在这次会上对林彪动手了，因此也就放松了警惕。
邱会作回忆说：
从1971年4月底到8月下旬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里，中央太平无事，大家都在自己份内认真工作。至于周总理，他对军队的关系还是同过去一样的密切。
这时，关于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也在正常进行。在四届人大的方案中，黄、吴、李、邱都有所安排，黄永胜为第一副总理，李作鹏和邱会作为副总理，吴法宪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而且，在总理给主席的报告中，还专门讲了“请林副主席在国庆节和四届人大上讲话”，看来一切都很正常。
据邱会作的回忆，在毛泽东南巡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当时在四届人大的方案中，黄永胜为第一副总理，李作鹏和邱会作为副总理，吴法宪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对他们是很大的麻痹，使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没事了。就在这个时候，8月15日，毛泽东突然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史称“南巡”。毛泽东在这次“南巡”中，突然对林彪提出点名批评，同时也严厉点名批评了黄、吴、李、邱等人，可以说是给了林彪集团一个突然袭击。
吴法宪也对这次毛泽东南巡回忆：
正当我们如坠五里烟雾里，认为庐山会议的问题已经结束了，全党可以团结起来了的时候，毛主席又开始了南巡。这次南巡，是毛主席许多次南巡中最神秘的一次。
历次毛泽东外出，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毛泽东的行踪只有周恩来一个人掌握，这是组织纪律。但是，毛泽东每次外出，都要派飞机给他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这些派飞机的事情，有时候是周恩来通知我，有时候是汪东兴直接打电话来要我办理，所以毛泽东的行踪我是知道的。
（213）
这一次，毛主席在武汉等地不断地派飞机接送几个省、市的领导，这些情况我也是知道的。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是在搞串连，是在针对我们采取措施。毛泽东同当地领导人的谈话内容，对我们，包括林彪，都实行了极为严密的封锁。
正好9月上旬，朝鲜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李作鹏陪同朝鲜代表团到武汉时，见到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刘丰把毛泽东讲话的一些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以后，在欢送朝鲜代表团的宴会之前，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但没有告诉我和邱会作。邱会作比较机灵，宴会以后，就坐进了李作鹏的车子，追问他与黄永胜谈话的内容，李作鹏也就将情况简要地告诉了他。唯独对我，他们是滴水不漏，说我的嘴不紧。
一直到1981年我保外就医以后，才从一些材料上了解到毛泽东这次南巡的谈话内容。看过毛泽东的“南巡谈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被打倒的。直到看到这个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毛泽东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邱会作也回忆说：
毛主席外出巡视，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是常事。那时主席的外出，中央常委，总参谋部、空军、海军主要负责首长都是知道的，因为军队对毛主席负有相应的保证安全的责任。
这次则很特别，毛主席外出后，周总理只说过一句话：“毛主席外出了，现在武昌，要华国锋到武昌去。”
毛主席离开北京时，林彪在北戴河也不知道。过去，毛主席在外地的谈话，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都是及时传达的，这次则没有做一个字的传达。
九届三中全会临近，主席也走得匆忙，毛主席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毛主席为什么南巡？目的是什么？南巡的导火线是什么？我当时和现在都不清楚，但从他在各地的讲话来看，也就很清楚了。南巡就是发动“群众”，要大家站在他一边，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开始重新处理林彪的问题。
林彪是与毛主席一起在战壕里成长的，不论是艰苦岁月还是枪林弹雨，不论是挫折还是胜利。林彪一生中功绩很大，没有什么“污点”。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把林彪拉上了自己的“神台”，毛主席对这样一个人，是不能不慎之又慎的。想把林总拉下来，在党内是要有基础的，尤其是军队。因此主席出去游说是必要的。
（214）
毛泽东为什么在1971年4月到8月的五个月风平浪静之后，突然发起旨在拿掉林彪的南巡呢？对此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毛泽东本来就要搞一次突然袭击，这是对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起突然袭击的“以牙还牙”。因此，毛泽东一直等到九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一个月前，才突然提出林彪问题，让林彪集团来不及防范，慌了手脚，一败涂地。林彪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时，剩下的时间只有半个月了，因为林彪集团的行动非常匆忙慌乱。如果林彪提前几个月知道毛泽东要在1971年9月底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把他拿掉，林彪事件的发展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结局了。
关于毛泽东南巡理由的第二种看法，是认为毛泽东发现了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是“假的”，因此才发起南巡，拿掉林彪。关于第二种看法，原国务院总理助理熊向晖有比较详细的回忆：
1971年7月9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天中午12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周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第一轮会谈，熊向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会谈的。
周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第一天的会谈以后，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给毛主席。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过去，还让熊向晖也去。”
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总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
毛主席说：“我不困。”
熊向晖跟着握住毛主席伸出的手，说：“主席好！”
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周总理准备汇报基辛格的问题，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毛主席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主席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主席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谋部二部当副部长？”
熊向晖回答：“是。”
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215）
熊向晖回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同他“漫谈”。主席问：“在总参谋部‘批陈整风’小结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说：“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
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我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我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
毛主席转过身来，问周总理：“‘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
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六十多份。”
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总理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216）
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直到此时，毛主席才结束了他与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总理关于同基辛格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毛主席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总理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关于这件事，《周恩来年谱》也记载道：7月10日，到毛泽东处汇报与基辛格前两轮会谈情况。谈话中，毛泽东向陪同周恩来前来汇报的熊向晖，了解黄永胜等人在总参谋部传达“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后，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对毛泽东南巡的第二种看法，就是一些人根据熊向晖的回忆，认为毛泽东在1971年7月10日以前，还没有准备拿掉林彪，只是在与熊向晖的谈话中，“偶然”发现了黄永胜没有在总参谋部传达他们犯了错误。毛泽东是在知道这件事之后，才突然决定拿掉林彪和林彪集团的。因此毛泽东在一个月之后的1971年8月15日离开北京南巡，开始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工作。
上述的第一种看法和第二种看法，哪一种看法合理呢？我们认为第一种看法比较合理。根据熊向晖的回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看似“偶然的寒暄和漫谈”，实际上是毛泽东引导的。毛泽东这场谈话就是要这么一个结论，即“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首先据熊向晖回忆说，是毛泽东主动点名让他和周恩来一起去汇报工作的。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先问熊向晖说：“你在总参谋部二部当副部长？”可见毛泽东召熊向晖过来之前，就知道他是总参谋部二部的副部长。
毛泽东又追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毛泽东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就知道熊向晖的回答了。因为黄永胜肯定是不会讲自己和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上“搞鬼”。如果黄永胜自己承认他们在庐山上“搞鬼”了，那么黄永胜就必须下台。哪有自己承认自己“搞鬼”的人，还可以不下台的先例呢？
因此熊向晖听到毛泽东的问话，理所当然地回答说：“没有听黄总长讲过。”这是毛泽东早就料到的回答。
毛泽东又问熊向晖，看到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报告没有？熊向晖的回答毛泽东也早就料到了。因为检讨报告是写给上级看的，而不是写给下级看的。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报告是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看的，也可以给平级的政治局委员看，但不能给熊向晖这样的下级看。如果黄永胜给下级看自己的检讨报告，向下级宣读自己的检讨报告，那就意味着黄永胜准备辞职了。
（217）
因为黄永胜想要在总参谋部继续当总长，所以就要维护自己的威信，不把自己的检讨报告下发给熊向晖等下级看。对下级隐瞒自己犯了错误，这是人之常情，应该算不上什么“搞鬼”。然而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做出一个很严重的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这里说的“后台”，明显就是指林彪了。
前面提过，林彪自从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再对黄永胜等人做指示了。黄永胜在总参谋部没有传达他们的检讨报告，这件事与林彪应该是无关的。而毛泽东这里提出要查“后台”，当然就是要查林彪，把这件事作为查林彪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因此，毛泽东事先已经物色好把熊向晖作为查处林彪问题的突破口了。
毛泽东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毛泽东已经在黄、李、邱三人的检讨报告上批示“很好”，在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报告上批示“可以了”，并且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公开说黄永胜等人的问题是“人们内部矛盾”，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已经完了，对庐山会议的处理也应告一段落了。
现在毛泽东要推翻自己的批示，要重新处理庐山会议的问题，就必须有一个理由作为突破口。于是熊向晖的回答就给了毛泽东这个理由，毛泽东因此得出结论说：“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周恩来听到毛泽东的这个结论时，马上替黄永胜等人说好话。周恩来说：“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并没有接受周恩来说的好话，要把这件事继续揪下去。此时，周恩来已经意识到，毛泽东很可能是下决心要拿掉林彪了。因此周恩来对熊向晖说：“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毛泽东7月10日这次对熊向晖的谈话，其实也是向周恩来暗示自己准备要拿掉林彪，周恩来当然也就要暗暗留意这件事。
（218）
8月9日到8月12日，周恩来在广州开会。据《周恩来年谱》记载：8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我，或告王海容转告。
周恩来这里所谓的“急事”，当然就是与林彪相关的事情。在周恩来8月12日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则于8月15日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各省“南巡”。然而周恩来在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巡的第二天，亲自带着张春桥、黄永胜等人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一般相关的书籍文章都很少提到周恩来这次北戴河之行。而据《周恩来年谱》记载：
1971年8月12日，到毛泽东处汇报广州之行，请示四届人大召开时间。毛泽东提出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的设想。之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的意见。会议一致同意会期安排在国庆节后，并拟定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组成筹备小组，着手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还同意于近期内，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李先念、纪登奎五人去北戴河林彪处作一次工作汇报。8月16日，和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乘火车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主要谈国际形势问题。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分别谈了宣传、党务、生产、军事等工作情况。汇报结束时，周恩来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年谱》说周恩来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并不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而是周恩来在自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参会的人也都同意了。试想，早在7月10日，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提出“黄永胜他们有后台”，其实很明确地暗示了要“揪”林彪这个后台。周恩来在知道毛泽东的心思之后，不但没有与林彪疏远，还找理由去北戴河面见林彪，可见周恩来试图“保”林彪的态度是明显的。
《周恩来年谱》没有披露周恩来与林彪的这次谈话内容。是不是周恩来借着这次机会向林彪暗示，毛泽东已经准备拿掉他了？这些我们就无法知道了。
（219）
毛泽东的南巡从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在这期间毛泽东找来一些大军区负责人、省市负责人谈话，跟他们“交底”，为在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拿下林彪，做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关于毛泽东这次南巡和讲话，《汪东兴回忆录》中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赘述，只分析一些提纲性的问题。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想告诉高官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对林彪问题的定性。毛泽东知道，众高官都认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如果毛泽东给林彪问题定性的调子比较低，大家就会认为毛泽东只是批评林彪一下而已，不会触动林彪的地位，所以就不敢得罪林彪。不敢得罪林彪的直接结果，就是高官们在会上不敢揭发批判林彪，这样毛泽东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拿掉林彪，就得不到足够的响应。
毛泽东为了鼓励高官们敢于站出来揭批林彪，就必须给林彪问题做一个很严重的定性，让众人知道这次毛泽东真的要与林彪彻底决裂了，这样人们才敢出来拥护毛泽东，才敢与林彪划清界线。因此，毛泽东把林彪问题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即“路线斗争”。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特别列举了党的“十次路线斗争”。
毛泽东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第一次)。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第二次)。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第三次)。他搞了个“立三路线”，主张打大城市。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第四次)。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第五次)。王明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从1931年到1934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220）
在长征的路上，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第六次)。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第七次)。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第八次)。他们搞军事俱乐部，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第九次)。
再就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第十次)。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论”。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不少人以为“第十次路线斗争”是在林彪外逃之后，毛泽东才给他扣上的帽子。其实不然，在林彪外逃之前，毛泽东就把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定性为“第十次路线斗争”。虽说毛泽东这里没有点林彪的名，毛泽东说的“他们”,谁都猜得出来是指林彪。
毛泽东又说“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纲领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也就是试图“篡党夺权”。林彪的“篡党夺权”罪名，其实在他外逃之前，毛泽东就已经给他准备好了。而且，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上升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就意味要按照处理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方式，来处理林彪了。
（221）
毛泽东又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人会议(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总理作的总结。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你们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风”的这些。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的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风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
毛泽东这里说明，他说的“第十次路线斗争”，还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还没有做结论。同时毛泽东在这次南巡讲话中，直接点名批评了林彪。毛泽东说：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张国焘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
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林彪的“天才论”、“大树特树”、“缔造和指挥”等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然后毛泽东又不点名地批评林彪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毛泽东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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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林立果)，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另外，毛泽东还向高官们解释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参会人员对张春桥群起攻击，说明众人对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意见很大，毛泽东有必要做一些说明工作。对此李作鹏回忆说：
毛泽东的方针很明显，步步升级，步步紧逼，实际是“敲山震虎”，看你林彪什么态度。毛泽东已下定决心，不投降就让你灭亡。刘少奇“投降”了，作了检讨，也未能挽救自己的灭亡。我看林彪不屈从、不检讨、不发言的态度是对的，反正检讨不检讨结果是一样，黄、吴、叶、李、邱检讨了多次，最后怎么样？结果不还是统统被打倒了吗？
毛泽东在沿途各地的秘密讲话中，除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外，据知情者说还有这样一些内容。在讲路线斗争时表扬了江青，批评了许世友。毛主席说：“江青直接参与了两次路线斗争，就是同刘少奇，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林彪)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她在国外，没有介入到核心里来。江青这个人头脑清醒，我的话她是听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
毛主席又说：“我承认江青有她的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察觉到的。这一点我应向她学习，你们也应向她学呢。”
这是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对江青的高度评价。很明显，毛泽东把江青进一步推向政治前台的目的，一方面把江青树立成为文革的“光辉形象”，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文革成果，推动文革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是表示出毛泽东是江青的后台，谁再胆敢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毛泽东，下场如同林彪以及黄、吴、叶、李、邱。
同时，毛主席批评许世友时说：“张国焘搞伪中央，你许世友是清楚的。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是缔造者、指挥者。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搞分裂，那样不好嘛。长征时你许世友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张国焘打电报命令你们返回去，后来你们还是回去了。你许世友同张国焘一样是不对的，要接受这个教训。现在你对我们的感情不如过去，我的话你也不听了。”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批评许世友呢？因为许世友在庐山会议华东小组会议上，坚决拥护林彪讲话，对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表示出极大的反感，以后又给林彪写了一封表态信。毛主席借许世友的脑袋，又敲打了一大批心中有想法的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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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最著名的话，就是“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后来这个“三要三不要”被定为党内的三项基本原则。毛泽东的原话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我的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叫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泽东说“三要三不要”，旨在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因为林彪是搞暗的，毛泽东是搞明的，在道德上来讲，当然是毛泽东占上风，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一点。
不过“三要三不要”旨在争取人心的宣传，对实际上的政治家来说，他们的定律只有一条，就是“不惜任何手段去争取胜利”。这就像打仗一样，打仗的目的就是胜利，为了胜利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所以才有“兵不厌诈”的说法。
毛泽东是强者，林彪是弱者，强者都希望光明正大地正面战斗，而弱者就害怕正面战斗。比如毛泽东等人在红军时期是弱者，对付国民党的办法就是“游击战”和“地下党”，不能跟国民党正面较量；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已经足够强大了，这时候毛泽东也就不用游击战了，而是与国民党军队进行阵地战，光明正大地较量。林彪作为弱者，他要想打败毛泽东，正面较量肯定是不行，所以他就要想“诡计”了。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还特别告诉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他本人要出来主持军队事务了。毛泽东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队的事主要是彭德怀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以后就是林彪管了。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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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他要出来主管军队，也是有用意的。因为当时林彪主管军队，林彪是各大军区负责人的顶头上司，常言道“不怕县官，就怕现管”，各大军区负责人揭发自己的顶头上司，肯定是很为难的。所以毛泽东告诉他们，以后不用担心林彪了，因为他要亲自管军队了，毛泽东将是各大军区负责人的新顶头上司了。
毛泽东又特别提出军队“造反”的问题，毛泽东说：我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因为空军才能炸平。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谁听你的？
由毛泽东的话可见，他早就想到林彪有可能动用军队“造反”，所以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军队造反”，其实毛泽东不是不相信，而是做好了防范，所以才说出这样自信的话。
毛泽东最后更加明确了林彪的问题，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
对林还是要保。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毛泽东这里挑明说“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虽然他也说“对林还是要保”，但又说“犯了大的原则错误，为首的，改也难。陈独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毛泽东的言外之意，就是林彪也不会改。这样一来，打倒林彪就变成必然的了。
毛泽东这次南巡没有到广州，而是把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人召到长沙谈话。因为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之后四野司令部就在广州组建了广州军区。由于广州军区是原四野司令部的班底，所以作为四野司令员的林彪，在广州军区的威信又与其他军区不同，广州军区可以说是林彪的“老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