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五二（崇新岳 百思峰 ）

 

（101）

 

　　毛泽东的拿手战术是“各个击破”，这次只拿掉陈伯达一个人，对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则采用“恩威并重”的战术，一方面让他们感觉到压力，感觉到再继续跟着林彪是没有出路的;另一方面又让他们感觉到希望，感觉到毛泽东给他们出路，促使他们投靠到毛泽东这边来。

　　毛泽东对林彪集团成员第一步施加的压力是“调查情况”。这种“调查情况”是表示上级已经对你有怀疑了，但还没有认定你有罪。这时候头脑“灵活”的人，就会赶紧“弃暗投明”。

   关于这次的“调查”，邱会作回忆说：

　　8月26日下午，吴法宪通知我到总理的住处开会，这个会除吴法宪、李作鹏和我之外，还有康生、汪东兴参加。总理说：“按主席指示，召集你们来谈一谈，把有些情况搞搞清楚。”

　　周恩来明确说，他和康生是奉毛泽东的指示，召集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来“把情况搞清楚”。叫吴、李、邱三人来，显然就是挑明了毛泽东怀疑吴、李、邱这三个林彪的亲信。

　　陈伯达没有被叫来，因为陈伯达已不是嫌疑犯，已经被“定罪”了。这样毛泽东就把吴、李、邱三人与陈伯达分离开，让三人感到他们只是被怀疑，还有挽回的希望。

　　这次毛泽东让汪东兴也去，应该说是让汪东兴作为“弃暗投明”的榜样，让吴、李、邱三人看到汪东兴认真检讨，“弃暗投明”之后，就可以重新做人，不但不被处理，还可以保住高官交椅。

　　关于此事，吴法宪也回忆说：8月26日下午，周恩来打电话来说，他和康生要找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我们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康生已经在座，汪东兴也在那里。这次谈话，主要是追查我们在小组会议上发言的事情。

　　康生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说：“汪东兴在华北组点火，陈伯达跳起来批判，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说‘站起来斗争’。”

　　康生真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周恩来只问了问会议的情况，没有加任何评论。听到康生讲这些话，周恩来也一声不吭。我们说：“康生同志，你下这个结论未免太早了点吧？”

　　总理趁势说：“今天就到这里，明天上午接着谈。”总理又强调：“主要是把情况搞搞清楚。”

　　（102）

　　吴、李、邱三人在这个时候，不但没有理解毛泽东派周恩来和康生“调查情况”的用意，还跟康生争辩，这样就失去“弃暗投明”的出路。

   吴法宪继续回忆：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吃过晚饭，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前往林彪的住处，向他汇报下午周恩来、康生找我们谈话的事。林彪正好从毛泽东那里开会回来，他告诉我们：“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这次毛主席说国家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不设国家主席。主席还说，‘我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我劝你林彪也不要当’。”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强大压力下，林彪不得不改变了态度，把“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都放弃了。我们也告诉了林彪下午周恩来和康生追查我们的事情，林彪没有说什么，只是听，最后说了一句：“让他们去讲吧，总要有事实根据吧。”

　　吴法宪说：在毛泽东的强大压力下，林彪不得不改变了态度，把“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都放弃了。应该说林彪对“设国家主席”问题，本来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并没有想一定会成功，所以林彪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并没有失算，不成功也是意料中的结果。林彪是在“天才论”的问题上失算栽了跟头。

　　吴、李、邱三人向林彪汇报了周恩来和康生“追查”他们，林彪懂得毛泽东的用意，所以林彪要表现出镇静自若的满不在乎态度，说“让他们去讲吧”，这样才能稳住吴、李、邱三人。

　　吴法宪继续回忆说：8月27日上午，周恩来和康生继续找我们谈话。这天上午，我们又被追查了三个小时。康生一上来就要我们交代“军事俱乐部”的事，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

　　我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这是中央定的吗？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老有什么根据吗？”

　　我说得有一点激动，听到这时，周恩来忙说：“康老的话说错了。”

　　这时，邱会作也说：“你康老在西北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我讲的话，还表扬我说我马列主义学得好。这个话你忘了吗？”

　　听了这话康生脸都红了，忙说：“我并没有说你说的都对嘛！”

　　（103）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李作鹏对付康生是有办法的，以前的政治局会议上，一有机会李作鹏就挖苦康生。李作鹏说：“康老呀，我记得在‘九大’时，主席说陈毅是‘右’的代表，现在怎么成了反革命了？这是创造性的，还是讽刺呀？”

　　我们三个人把康生收拾了一顿，康生那个嚣张劲头才下来。不过我们也只是嘴上痛快，因为康生不是代表他自己来的，他是代表毛主席来的，我们这些人不谙世故。总理说话一直没有倾向性，总是说：“平心静气，平心静气，主要是把情况搞清楚。”

　　邱会作在事后才感叹他们“不谙世故”，因为康生是代表毛泽东来找他们“了解情况”的。毛泽东如果真的想要了解情况，找其他人才能更加真实。看来毛泽东是借“了解情况”之便，行施压之实，促使三人改变立场。然而吴、李、邱三人却不懂，还反过来把康生“收拾”一顿，可见这三人是“无药可救”了。因此，第二天毛泽东就发出让吴法宪写检查的指示。

　　据吴法宪回忆说：8月28日，我刚刚起床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周恩来找我，是要我写一个检讨。他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

　　周恩来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

　　周恩来的讲话把林彪称作“副帅”这个我明白，一是不好点名，二是要我为林彪开脱一下。周恩来讲的很中肯，我感到是一片好心，于是我当即表示：“我回去考虑一下，尽快写出一个检讨，先请总理审阅。”

　　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应该请示林彪。我向林彪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错了我负责。”

　　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

　　我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

　　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我看得出，林彪对我写检讨是不高兴的。

　　（104）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叶群对我们说：“林总的态度是‘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干扰毛主席对问题的处理。’”从此他基本上都是这个态度。叶群还说：“林总说，吴法宪提出检讨，这是他的权利。如果他要问我(林)，我就说检讨是因为有错误，你吴法宪没有错，你检讨什么？”

　　林彪明白，吴法宪这时是不能检讨的，因为检讨就是承认自己“有错误”。吴法宪说的话都是根据林彪讲话的精神，一旦吴法宪有“错误”，那就意味着林彪的讲话有错误。吴法宪解释他的检讨可以保护林彪，实际上相反，吴法宪不检讨，那样才能保护林彪。不过在这个时候，林彪也不能强行命令吴法宪不做检讨，这样“逼”吴法宪，反而会把吴法宪“逼”到毛泽东那边去。所以林彪对吴法宪的检讨，只好听之任之了。

　　另外，让吴法宪检讨，虽然是出自周恩来之口，但实际上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吴法宪的检讨是写给毛泽东看的，而不是写给周恩来看的。吴法宪接着回忆说：在当时，我很清楚林彪不愿意我写检讨，可又觉得也不好违背周恩来的好意。前思后想，我感到这个检讨还是要写。于是，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拉了一个提纲，一共是两条：一、讨论林彪的报告是我提出来的，干扰了大会的议程；二、我对林彪的讲话理解上有偏差，有错误。我拿着这个提纲，又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了个把小时，他们俩都说：“言多必失，简单一点为好。”这样，我的这个检讨，一共只写了几百个字。

　　吴法宪之所以违背林彪的意愿写检讨，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吴法宪想保住自己现有的地位。此时毛泽东在“九大”上让吴法宪等人“一步到头”进入政治局的布局，发生了作用。因为吴法宪当时的地位已经非常高，他马上想到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吴法宪看到汪东兴检讨后就过关了，所以他也试图通过检讨来过关。吴法宪一写检讨，林彪就很被动了。

　　据邱会作回忆说：当时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青、张春桥他们把前一段在北京讨论宪法时，做记录的人找来写了一个材料，又把这个材料捅到主席那里去了，并大肆宣扬说：“吴法宪造谣，说假话”。吴法宪当时已经“溃不成军”了，他没有和我们商量，竟承认自己说了假话。这件事引起了林总、周总理的极大注意，我和李作鹏对吴法宪则极为不满。

　　（105）

　　林总在吴法宪困难的时候，真是帮他。林总认为吴法宪不会说假话，并为吴法宪专门说了一段话，林总还叫把他的话传出去。

　　林总说：“吴法宪没有说假话的问题。吴法宪跟我几十年，我就没有听他说过假话，也没有听别人说过吴法宪是一个说假话的人。吴法宪对毛主席、对党都是忠诚老实的，是不会说假话的人。”

　　林总还说：“在宪法小组，对运用毛泽东思想编写宪法，确实有过争论，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我们决不能说，提出不同的意见就是说假话，这样就不是以理服人。”

　　同时，总理在东北小组也做了文章。虽然总理没有像林总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吴法宪是不会说假话的人”，但他说的话是很有分量的。总理说：“吴法宪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对争论的不同意见，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说假话。”

　　懂得内幕的人，对总理的话是完全理解的。吴法宪说假话风波到此就平息下去了。

　　吴法宪的“溃不成军”，其实还是私心作怪，想保自己的地位。吴法宪以为顺着上面的意思说话，就能得到宽大处理，所以说了一些对林彪以及林彪集团不利的假话。后来吴法宪和邱会作关在一个监狱里，据邱会作回忆他们的监狱生活说：一天，我们在一起闲谈，我说起了“8月8日”在叶群家谈话的问题。吴立宪立即紧张起来，并一下拥到我的肩上，流着眼泪说：“老邱！对不起你，我说了假话，可能对你有连累。我交代过，8月8日，在毛家湾叶群和我们说的主要是‘要准备政变的问题’。”

　　我说：“你为什么要说这样天大的假话？你不只是连累我，你还连累了黄永胜和李作鹏，连累了解放军！你给江青(没敢说主席)帮了大忙。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对得起对不起都没用了。我不怪你，你放心好了！”

　　我这么说后，吴法宪哭得更伤心，他说：“是他们逼我说的。他们说：这是给我提出了找出路的方法。我就是照着他们的需要说的和写的，结果什么也没搞到，还是关监狱关到现在。”

　　林彪没想到，他最为信任的吴法宪，居然在关键时候掉链子。这场“天才论”的争论，表面上是吴法宪与张春桥的争论，背后则是林彪与毛泽东的争论。林彪之所以敢支持吴法宪继续争论下去，是林彪相信吴法宪在关键时刻能顶得住。如果林彪事先知道吴法宪是个私心重，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人，他绝不会让吴法宪去担当这么重要的角色。如果吴法宪像黄永胜那样，在关键时刻顶得住，林彪也不会输得那么惨。

　　（106）

　　文人与武将的性格差异，往往要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才能表现出来。面临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态度，陈伯达和林彪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陈伯达马上就屈服求饶，请毛泽东宽大处理。

   陈伯达回忆说：

　　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这是最后得见毛主席。毛主席批评我参加军事俱乐部，我说：“我愿做自我检讨。”

　　毛主席说：“这样好。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我感激毛主席这个宽大的盛意，但一下子又说不了很多话。告别时，毛主席同我亲切握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随后，由周总理、康生帮助我做检查。康生提的意见多，我都记下来了，不管康生自己的存意怎样，我当时都接受了，便算是我的。但检讨提到陈毅同志，这的确完全不是我的意思，当时我勉强记下来，我认为那些话是应该删去的。

　　由陈伯达的回忆可见，他不仅主动检讨，而且把康生说的所有事情都认了。即使是陈毅与他“二陈合流”的事情，陈伯达的回忆中说“我勉强记下来”，可见陈伯达连“二陈合流”这种根本没有的事情也认了下来，这就给陈毅带来了麻烦，使陈毅又遭到一次批判。好在陈毅也挨批挨惯了，并不在意。

　　陈伯达继续回忆说：回到北京家中，想再三求毛主席和党中央宽大一些。一天晚上，我打电话到毛主席那里，想求见他。过了一会，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回电话说：“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

　　以后我又打过几次电话，徐业夫不是说毛主席有事，就是说毛主席已经休息，总之是不能见。我也就不好再求了。

　　我因觉得康生和毛主席关系比较好，又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康生，想请他帮疏通一下。康生不接电话，我要曹轶欧(康生之妻)接，她也不接。

　　当我打电话给恩来同志时，恩来同志的秘书要我稍等。不一会儿，恩来同志来接电话了。他说：“本来事情或许还可以缓和，汪东兴把那个语录一交出去，就没有办法了。”

　　恩来同志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这使我终生难忘。恩来同志不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遇到困难，就加以鄙弃，却是给以希望。我想，这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的道德。

　　陈伯达说：他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不见他；他请康生在毛泽东面前“疏通”，康生不理他；他又打电话给周恩来……。总而言之，是陈伯达单方面求见，而毛泽东不理他，这点与刘少奇有些相似。刘少奇下台后也多次求见毛泽东，多次给毛泽东写信，但毛泽东都置之不理。

　　（107）

　　林彪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除了毛泽东召他去开会外，从来没有求见过毛泽东，也没有给毛泽东写过信。不仅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是庐山会议之后，直到1971年9月林彪外逃，林彪也没有求见过毛泽东一次，也没有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林彪的态度是不屈服，不求饶，不检讨。新中国成立后，党内高官对毛泽东态度如此强硬的，大概只有林彪一个人。

　　一般人看来，林彪态度这么强硬，就是不给自己留后路了。事实上林彪还是给自己留后路的，这就是“外逃”。当然林彪的这个后路，不是向毛泽东屈服的后路。一些人也认为林彪的悲剧是因为他个人的脾气太倔，只要林彪向毛泽东低头检讨一下，认个错，毛泽东念及他们几十年老战友的旧情，应该就会原谅林彪的。

　　这种看法是按照一般市井百姓的心态去理解毛泽东，而林彪却很清楚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是一个不讲私情的人，试图用几十年老战友的旧情来打动毛泽东，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另一种“铁面无私”之人，他不是在“法律”面前不讲私情，而是在“主义”面前不讲私情。

　　中国人一般是很重视私情的，某个人曾经帮过我，我就要回报他，不管他是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还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我只是回报他这个人，而不管他信奉什么主义。而毛泽东这样的人，却不讲这种私情。毛泽东的看法是：只要你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了，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了，我就要打倒你，不管我们过去曾经有过多少交情。

　　毛泽东与张春桥，可以说没有多少私交，而与林彪则是几十年一起出生入死过的老战友。从私情来说，毛泽东与林彪的私情，远远大于张春桥，但毛泽东却不是以私情为标准来考虑问题的。在毛泽东看来，张春桥是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人；而林彪走社会主义道路则不坚定，更不想继续革命。因此，毛泽东在张春桥和林彪两人之间，取张春桥而舍林彪，并不是因为他特别喜欢张春桥，只是他认为张春桥是坚定要继续革命的人。

　　另外，毛泽东支持张春桥，也关系到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海是文革搞得比较好的代表性地区，如果张春桥被打倒了，那就是对上海这个文革典型的否定，也是对文革中产生出来的一批靠造反起家的人的否定，也就是对整个文革的否定。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发动文革是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他是不能容忍任何人否定文革的。

　　（108）

　　对于政治人物职业革命家来说，“敌人”有两种：“公敌”与“私敌”。“私敌”是起因于个人恩怨，而“公敌”则起因于主义、路线、宗教等非个人恩怨的东西。比如士兵在战场上与敌方的士兵作战，敌方士兵与自己从未见过面，毫无个人恩怨，这样的敌人就是“公敌”，而不是“私敌”。在解放战争期间，有一个常用词“人民公敌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公敌”，而不是“私敌”。

　　对于毛泽东这样不讲私情的人来说，他的敌人基本上都是“公敌”。刘少奇曾经是毛泽东的“公敌”，现在毛泽东又把林彪看成是自己的“公敌”。毛泽东要打倒林彪，并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为了他的主义、他的理想。既然毛泽东把林彪看成是“公敌”，而毛泽东又是不讲私情的人，那么林彪就不能指望毛泽东念及他们老战友的旧情和私谊，而与他重归于好。

　　这样一来，林彪就没有必要去向毛泽东求饶了。因为既然是“公敌”关系，求饶不求饶，下场都一样，刘少奇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林彪就干脆强硬到底。

　　从另一方面来看，林彪也确是有胆量的人。像陈伯达这样的人，不要说不敢对毛泽东造反，根本就连想也不敢想。而林彪不仅敢想，而且敢干。在林彪看来，毛泽东既然要张春桥而不要他，既然毛泽东对他不讲私情，那么林彪也没有必要对毛泽东讲私情，没有必要再念及毛泽东对他的恩情了。此时，林彪开始策划对毛泽东“造反”了。

　　以前林彪还只是想怎么逼毛泽东让步，还没有想过暗杀等手段，现在林彪与毛泽东恩断情绝，就开始对毛泽东动起了“杀机”。当然暗杀毛泽东的事，是绝对不能对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讲的，所以林彪就出奇兵，让不引人注目的林立果担当这个重任，这些是后话了。

　　邱会作回忆说：8月25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之后，常委会是否照常开会我不知道，但周总理、康生则每天晚饭后都要到毛主席的住处去。以我所知，林总一次也没有去过。事实上，这时候林总就已经被排除在中央常委领导之外了。

　　毛泽东从庐山会议开始，就把林彪排出最高决策层了。但林彪毕竟占据着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位置，如果林彪对打倒陈伯达的事情不表态，就会在众人面前暴露出党内最高层的分歧，这点是毛泽东不希望的。于是毛泽东就想出一个办法，让林彪主持批陈伯达的会，逼林彪表态。据邱会作回忆说：

　　主席还想了一个方法，叫林彪给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说我们犯了错误，都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把问题谈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109）

　　林彪是不愿意出面开这个会的，但主席发了话，林彪也只能照办。从8月28日开始，林彪就召集陈伯达等六人，在他的住处开过三次会。每次会从9时开始，11时结束，每次会约两小时。

　　第一次会议开始时，林总说：“毛主席要我同各位谈谈，做点思想工作，我们的会要开两三次，每次会的情况，请汪东兴向主席口头报告，我就不另写书面报告了。”

　　林总当面批评了陈伯达说：“你的书生气太重了，考虑的太多。主席批评我能不能再看张春桥两年，主席说得对。我们部队的干部要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就是这些嘛。”

　　到会的人都说了话，说的内容都是有关团结的问题。当时，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还没有印发出来，所以大家都没有批判“天才论”的问题。大家的话都说得很简单，实质性的话一句也没有，这种会是纯粹做样子的。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林彪有些调侃地说（我从没有见到过林彪开玩笑，林说话向来认认真真）：“你们说说，是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你们为什么在同一时间，讲了同样的话？”

　　三天的会，林彪没有多讲一句话。对于让林彪主持这样的会，后来林彪说主席在“耍”他，他也只有应付差事。

　　毛泽东希望林彪跳出来批陈伯达来保自己，就像当年刘少奇批彭真保自己一样，可是林彪并没有轻易上钩，他基本上没有批陈伯达，这就让毛泽东的计划落空了。

　　8月30日，在北京留守的黄永胜上庐山参加会议。，因为黄永胜在此之前没有直接卷入这件事，还可以说是“清白”的，因此毛泽东趁着黄永胜尚“清白”的时候，试图把黄永胜拉过来。

   邱会作回忆说：

　　黄永胜一上山就被叫到毛主席住处，我们一直在吴法宪的住处等他。黄永胜从主席那里出来，又去看林彪，半夜了黄永胜才回来，而且是和叶群一起来的。黄永胜只简单地讲了一下毛主席和他谈话的情况，有些情况没有多讲，尤其是主席拉他和批评吴法宪的话。

　　黄永胜说，谈话一开始主席就问：“到庐山来紧张吗？”

　　黄永胜：“我刚到，就来主席这里。”

　　毛主席：“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

　　黄永胜一听说的是张春桥，也直言回答道：“张春桥不得人心，我们确实有些意见。他特别倚重江青同志，我认为有些事是给主席脸上抹黑。政治局实际上是不团结的，张春桥起的作用不好。过去，没有向主席报告清楚，我应当负责！”

　　（110）

　　毛主席：“你当然要负责，你是一个头。张春桥拍江青的马屁有什么用？”

　　黄永胜：“江青自以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张牌嘛！她总认为自己主牌多，又有大王，她总认为自己会赢。”

　　毛主席：“大王出过了，小王就当家了。你是和我一起搞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嘛，人不多喽。为什么连你都不向我报告江青的情况？”

　　黄永胜是个政治上挺成熟的人，因此他没有顺着毛主席的思路往下说，黄永胜说：“我们不想干扰主席。”

　　毛主席：“你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

　　黄永胜：“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参加秋收起义的，几十年来我都是跟毛主席的，我都是拥护主席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为人为事，我不能同意。造反派到处冲击，到处夺权，到处打、砸、抢，我不同意。造反派上面有人，问题最难办。”

　　毛主席：“你也不赞成文化大革命？”

　　黄永胜：“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不同意的是打、砸、抢。”

　　毛主席：“现在把问题都解决了，不把问题带下山去。大家都要执行九大路线，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黄永胜：“我听主席的话，在主席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搞好团结。”

　　不过，黄永胜的态度，也决定了事后毛主席对林彪，黄、吴、李、邱的取舍。毛主席当时已经很清楚了：要林彪、黄、吴、李、邱，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他们骨子里都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要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须拿掉林彪，有没有以后的“九一三事件”都是一样。

　　黄永胜强调说：“老夫子（陈伯达）也是手无寸铁。”我现在想起这些往事，仍然认为黄永胜的思想水平是高的，人品是很可贵的。如果黄永胜被毛主席拉过去，问题就复杂了，毛主席就可能提前把林彪端出来。

　　分化瓦解林彪集团，一直是毛泽东处理林彪问题的重点。如果毛泽东把掌握重权的黄永胜等几个林彪的亲信拉过来，再处理林彪就好办多了。因此，毛泽东一再向林彪的四大金刚招手，可他们就是不上毛泽东的这条船，最后毛泽东只好向他们挑明说话。

　　据原军委办事组的李德生回忆说：毛主席听了汇报后，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退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可见，毛泽东几乎用明话对他们说：“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但这四个人仍然是“执迷不悟”。

　　（111）

　　8月29日，毛泽东让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做了检讨。毛泽东希望这次会上林彪出来表态，批评陈伯达和吴法宪，这样就表现出党内高层“团结一致”的象征。可是林彪却没有发表讲话，由周恩来和康生传达毛泽东几天来的一系列讲话精神。

　　周恩来说：在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8月25日主席召集常委扩大会议之后，才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直到今天开会前，一直停止了小组会，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

　　周恩来代表毛泽东，解释这几天停开小组会的原因，是因为陈伯达、吴法宪等作了“错误发言”，把会议“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可是陈伯达和吴法宪错在哪里呢？周恩来却没有解释。因为周恩来无法说清“称毛泽东天才”为什么是错的，也无法说清“设国家主席”为什么是错的。

　　周恩来接着说：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态度一贯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大家要下决心按照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意思，对犯了错误的人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所谓“允许改正错误”的内涵是很深的，首先要理解“改正错误”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做出一些实际的具体行动。对于吴法宪来说，他要想“改正错误”，就要有实际的行动，例如表示要脱离林彪集团，积极检举揭发林彪集团等等。当然毛泽东也理解吴法宪等人这样做，是需要下决心的，决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毛泽东也说“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不能着急。”

　　周恩来讲话之后，陈伯达和吴法宪作了检讨。关于吴法宪作检讨的事，邱会作回忆说：8月28日上午，总理给我来电话说：“我已通知吴法宪写个检讨，这样争取主动，主席对于肯做检讨的人，一般是原谅的。我看吴法宪的精神有些紧张，恐怕他写不好，你和李作鹏都去帮他起草一个稿子，拿给我看看。”

　　我说：“我马上照办。不过这里面有个问题，吴法宪写检讨一事，是否要报告林副主席？吴法宪一旦检讨，势必影响到叶群，也就等于影响到林副主席。”

　　总理说：“你考虑得周到。但检讨还是要写的，不然主席那里不好交待，两边都要兼顾到。关键是检讨怎么个写法，所以我才叫你和李作鹏去嘛。”

　　（112）

　　我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讲明情况，吴法宪表示感谢，说他自己先搞。吴法宪的思想压力大，自己搞不深透，秘书搞，吴法宪又不满意，主要是怎么说林彪，拿不定主意。

　　晚上我和李作鹏到了吴法宪的住处，共同商量检讨稿怎么写，大家商量了一个框架。吴法宪当时精力消耗太大，有些力不从心，我就执笔给他写了一个稿子，吴法宪认可了。

　　吴法宪向总理交了卷后，总理又把我们三个人叫去亲自谈，亲自动笔修改后才定稿的。总理还说：“你们几个人政治上一直都很顺利嘛，要经得起挫折。”

　　吴法宪的检讨稿很简单，第一点是说对林彪的讲话，自己理解上有偏差，因此在发言中有错误，自己发言中的错误自己承担。总理说：“这个提法好，要自己承担，保护副帅（指林彪，这是总理的专用语）”。第二点是说讨论林彪的讲话是吴法宪提出来的，他的提议干扰了大会的议程。这个提法就等于替总理开脱了，因为此事江青抓住不放，讨论林彪的讲话和听录音毕竟是总理同意的。总理对这一条特别满意。

　　吴法宪的检讨内容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的态度。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如果吴法宪替林彪承担错误，保护林彪，那么吴法宪的检讨就是“不深刻”，因为吴法宪还不肯脱离林彪集团；相反，如果吴法宪在检讨中不替林彪承担错误，表现出要脱离林彪集团的意思，那么吴法宪的检讨就“深刻”了，就可以过关了。

　　吴法宪在讲话中，替林彪承担错误，说自己错误地理解了林彪的讲话，错误地提议干扰了大会的议程。吴法宪这样的检讨，林彪不满意，毛泽也不满意，只是周恩来比较满意。吴法宪要让林彪满意，就坚持不检讨；吴法宪要让毛泽东满意，就不替林彪承担错误。吴法宪这样的检讨是两头不讨好。

　　这次会上陈伯达也做了检讨，陈伯达在检讨中对自己的错误总结说：一、不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二、歪曲了林彪的讲话，乱讲“天才”问题，引起大家的思想混乱；三、作了煽动性发言，提出要“揪人”。

　　陈伯达检讨的内容倒是中肯的，不过他是这次事件的主犯，和吴法宪这样的从犯不同。因此陈伯达再怎么深刻检讨，也是不可能过关的。

　　林彪在这次会上没有表态。据说周恩来在会上曾三次给主持会议的林彪写条子，希望他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以利团结，但林彪却始终没有说任何话。因为林彪不表态，毛泽东不得不采取另外的行动。

　　（113）

　　8月31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这是毛泽东即兴写在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页边空白处，这与1966年他写《我的一张大字报》非常相似，同时，两者的内容也十分相似。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这样写道：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

　　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这篇约七百字的短文，可以算是毛泽东晚年亲笔写的最长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写完这篇文章后，先打电话让周恩来和康生过来看，这点与毛泽东当年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先让周恩来过来看的情况也类似。周恩来后来在会上对《我的一点意见》做了一些说明，他说：《我的一点意见》是毛主席考虑了三天之后才写出来的。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的问题迟早要暴露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考虑三天时间写《我的一点意见》呢？这将在后面分析。

　　（114）

　　毛泽东1966年写《我的一张大字报》，对象是刘少奇这个超重量级人物，而这次毛泽东考虑了三天之后才写出来的《我的一点意见》，表面上是针对陈伯达，实际上是针对林彪的。

　　因为陈伯达这种轻量级人物，根本不值得毛泽东专花三天来给他写“意见”。只有林彪这样超重量级的人物，才值得毛泽东这么做。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着眼于以下三点：

　　第一、向众人解释陈伯达鼓吹的“天才论”为什么是错的。在这之前，毛泽东主要批评陈伯达在华北组“起哄”要揪张春桥，并没有涉及陈伯达说的“天才论”。显然，要批评“天才论”是不容易的，因为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没有什么辫子可揪，所以毛泽东需要想三天，才想出突破口。

　　毛泽东写道：这个材料（陈伯达搞的恩格斯等论天才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

　　首先毛泽东点了陈伯达的名字，在党内被点名批评是十分严重的事，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对刘少奇也是没有点名的。不过毛泽东还是称“陈伯达同志”，这算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意思。

　　毛泽东指出陈伯达搞的“称天才”语录有三点问题，并声称他用这三点欺骗不少同志。然后毛泽东借着列宁的称天才语录，把话锋一转，用列宁的话来批评陈伯达。

　　毛泽东写道：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毛泽东说：列宁指出领袖要相互配合，可是陈伯达与他在三十多年中，在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这里毛泽东是言过了，陈伯达与毛泽东过去还是配合的，不配合只是最近的事情。

　　毛泽东这样说，意把陈伯达的问题扩展历史，如果单单只是天才论问题，那么打倒陈伯达的理由还是不够充分的。

　　（115）

　　对此陈伯达回忆说：这时我已不能参加任何大会小会，但简报还看得见。有些关于我的事，是从简报上看到的。在一个会上，有人批我在大的问题上没有同毛主席配合，周恩来同志解释说：“是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没有配合”，还举例说，在反对蒋介石的时候就配合了。在那样条件下，周恩来同志还能维护我，使我感到他对事对人的公正。

　　周恩来在会上为陈伯达稍做辩解，是因为他看到这是毛泽东的软肋。毛泽东说陈伯达三十多年不配合，显然大家心中不服气。周恩来正面是为陈伯达说话，侧面则是树立了自己对事对人的公正形象。有人说毛泽东这么批陈伯达不明智，有损于自己在党内高官中间的形象，其实毛泽东根本就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如果毛泽东要想树立自己在党内高官中间的形象，他最好是打倒张春桥，拿掉江青，这样党内高官会一致拥护毛泽东英明伟大。毛泽东搞文革，并不是为了提高他在党内高官中的威信，因为发动文革本身就不是为了党内高官们的利益来考虑的。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继续批陈伯达说：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我的一点意见》的第二个着眼点，这是要告诫林彪，你的野心得逞不了。毛泽东明着指责陈伯达“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这些话实际上是说林彪的。毛泽东还推测陈伯达搞突然袭击的动机说：“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

　　这里毛泽东明显说的是反话，如果陈伯达搞突然袭击是出于“良心”而不是“野心”，那么陈伯达这件事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因此，毛泽东其实是说陈伯达搞突然袭击的目的，是出于“野心”而不是“良心”。可是陈伯达又有什么野心可言呢？其实陈伯达这样的人，还够不上有野心，所以毛泽东这里说的“野心”，指的是林彪，毛泽东其实是暗指林彪发起这次突然袭击，是出于“野心”。

　　（116）

　　毛泽东继续写道：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毛泽东这是用暗语告诫林彪：庐山是炸不平的，无产阶级的天下是不会乱的，你林彪的野心是得逞不了的。

　　毛泽东这里又把话题一转，写道：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我的一点意见》的第三个着眼点，这是制造一个党内高层团结一致的形象。因为林彪对陈伯达的问题不表态，众高官就会认为林彪有不同的看法，就会怀疑党内高层出现了分裂。此时毛泽东还不想把他与林彪的分歧向众人暴露出来，因为现在还不是时机，大家的思想转不过弯来。

　　因此，毛泽东写道“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里，毛泽东代替林彪对陈伯达的问题表态了，这个“一致”是毛泽东强加给林彪的。这样一来，众人就认为林彪和毛泽东的意见一致，就解决了林彪不肯表态的难题。

　　毛泽东还说：天才论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而不是“唯物论的反映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奴隶创造历史，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这样就批驳了陈伯达说的“天才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最后写道：同时我们两人(林彪)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最后说：希望众人与他和林彪的态度一样，不要上当，不要相信“天才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林彪本人是坚持“天才论”的，毛泽东巧妙地用《我的一点意见》，把林彪的观点改为了反对“天才论”，这样林彪就与毛泽东的观点一致了。毛泽东白纸黑字写出来的东西，使林彪无法反驳，让林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17）

　　9月1日，九届二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全会转为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开展对陈伯达的批判。

   邱会作回忆说：在政治局讨论《我的一点意见》时，江、张、姚高兴得不得了，姚文元说：“毛泽东思想是无价之宝，可以战胜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战胜权威人士（暗指林彪），我们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

　　张春桥说：“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又一光辉文献。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同样，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也一定是战无不胜的。”

　　吴法宪、李李作鹏和我除了表态拥护之外，一句话也没有说。姚文元带着讽刺口吻说了一句：“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

　　我也说了一句：“表态也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态度。”

　　周总理怕吵起来，就用其他的话把问题引开了。

　　分组讨论会恢复后，张春桥擅自参加了各个小组的会议，他的举动没有别的，就是要大家看看，“副统帅亲自上阵也没有把我张春桥打倒，还有什么人可以把我打倒吗？”

　　周恩来知道会场被他们搞乱了，非常生气，他告诉张春桥：“回到华东组去。”

　　张春桥对总理不屑一顾。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哈哈大笑。

　　江青的表演就更使人恶心了，她每天上午都到一个小组（不固定）的会场上去。她到西北组的时候，一进门就笑起来，表示非常高兴的样子。江青坐下之后，她说：“我来晚了，是有原因的。我要协助毛主席处理会务的许多问题之后，才能出门。我是来看看大家的，毛主席睡觉很好！”

　　康生在西北组除了把我讽刺了一顿之外，还以“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为题讲了大约两小时。

　　众高官都知道，陈伯达在他的“称天才”发言中，点名赞扬过吴法宪，所以批判陈伯达，吴法宪也有问题。一些头脑灵活的人，闻出了政治气味，开始转向批吴法宪了。

   吴法宪回忆说：全会开始批判陈伯达，我去参加西南组的会议，这一下气氛完全不同了。小组会说是批判陈伯达，结果批起我来了。

　　小组会开始后，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可是来了情绪，说：“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　　

　　（118）

　　我当时真是忍了又忍，心想：反正这是在党的会议上，就由她去说吧。曹轶欧说完，云南省委副书记周某和外贸部部长李某等都跟着来指责我，对这些，我也是硬着头皮听着，不吭声。

　　散会以后，我给叶群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而是批判吴法宪了。”

　　叶群对我说：“你沉住气，我报告周总理。”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把西南的情况说了说，周恩来考虑了一下，说：“下午我来。”

　　下午周恩来亲自到西南组坐镇来了，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听了一段，就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

　　周恩来这样一插话，会议的气氛就又变了，我很感谢周总理当时对我的保护。

　　西南组还有朱德、聂荣臻两位老帅和李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他们始终都没有发言，不但没有批我，连陈伯达也没有批。我当时心里很佩服这些老同志，他们不仅斗争经验丰富，城府也很深。

　　由此可见，周恩来在林彪集团困难的时候，还是帮林彪的，周恩来并不希望林彪倒台。朱德、聂荣臻、李先念等人，也没有跟着批陈伯达，他们的“斗争经验丰富”，看出批陈伯达的水很深。

　　吴法宪接着回忆说：陈伯达的问题批了两天，后来就没有什么进展了，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9月2日晚，毛泽东通知开中央常委会，林彪开完会回到住处，要叶群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碰头。

　　我们见到了叶群，她告诉我们，毛主席提议陈伯达不再批了，准备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战备工作报告”。毛泽东还提出：“9月6日全会闭幕，散会回家。”

　　这次是康生打着大家的旗号，提出说：“大家的意见，要把庐山的问题搞清楚，不搞个水落石出，就不下山。”

　　这时毛主席发火了，说：“要开会你康生去开吧，我是不开了。”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不吭声了。毛主席还是决定，9月6日全会结束，发公报。这样毛主席给了康生一记闷棍，因为康生很狂，这次会上，除了毛主席就是他了，林彪、周恩来都没有讲话。

　　毛泽东批陈伯达，本来只是造一个声势，因为除了江青等造反派之外，大部分高官对批陈伯达是有抵触的，是想不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知道越批陈伯达，大家的抵触情绪越大，所以很快就停止批陈伯达。而康生却误解了毛泽东的意思，以为毛泽东痛恨陈伯达背叛了他，一定要把陈伯达这个“叛徒”彻底批臭才罢休，所以提议继续批陈伯达，结果反而惹毛泽东生气了。

　　（119）

　　毛泽东停止批陈伯达之后，从9月3日起，庐山的“战火”暂时平息，九届二中全会转回到原来的议题，就是审议《宪法草案》和《经济计划报告》。众人被这次会上的风云突变搞得很紧张，对这两个报告也没有心思讨论，很快就通过了，全会于9月6日闭幕。在闭幕式上，陈伯达在主席台上的座位没有了。

   邱会作回忆说：9月4日，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到会的陈伯达说：“闭幕式你就不要参加了。你如果参加，别人会把你从主席台上撵下来。”

　　主席说完话，陈伯达当时非常窘迫，他低着头坐在那里不动。这时总理走过去，给陈伯达咬了咬耳朵，陈伯达站起来怏怏不乐地退出会场了。

　　陈伯达走了以后，主席又接着说：“陈伯达的历史我和康老最清楚。我在这里向中央揭发陈伯达，陈伯达是个托派、叛徒。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陈伯达有变节行为，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国民党特务，一贯追随王明……”。主席还说：“对陈伯达还要看一看，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由林副主席主持。这是毛主席特意要林总主持会议的，毛主席说：“你要不主持会议，大家会有很多想法的。”

　　据邱会作回忆说，毛泽东提出陈伯达不要出席闭幕式，陈伯达非常窘迫。因为陈伯达如果听了毛泽东的话，立即起身退出会场，会被认为是对毛泽东不满，愤然退场，所以陈伯达不敢走。可是陈伯达不走，大家继续要讨论闭幕式的事情，陈伯达加在中间非常尴尬。所以此时周恩来就及时地出面，让陈伯达退场。这样一来，陈伯达就是被命令退场，而不是自己主动愤然退场，这样就为陈伯达解了围，也为毛泽东解了围。

　　陈伯达走后，毛泽东才谈陈伯达的问题，毛泽东亲自揭发陈伯达有历史问题。前面提到过，要打倒陈伯达，仅仅是“称天才”这点小错误是不够的，必须加上历史问题才行。一般来说，嫌疑人的历史问题都是别人来揭发的，可是众高官经过庐山会议上的风云突变，大家都变得谨小慎微，生怕说错了话，所以最好是不说话。

　　同时，由于陈伯达是毛泽东几十年来的秘书，所以没有人敢揭发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因为揭发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就避免不了要牵扯到毛泽东。假如有人揭发毛泽东的秘书是叛徒，那么毛泽东重用一个叛徒当了几十年的秘书，这岂不是让毛泽东很尴尬，并且暗示毛泽东用人很糊涂。

　　（120）

　　因为陈伯达的历史与毛泽东牵连得太深，没有人愿意自找麻烦去揭发陈伯达的历史问题，更没有人敢说毛泽东的秘书是托派和叛徒。因此，毛泽东就不得不亲自来揭发陈伯达的历史问题，亲自给陈伯达扣上有变节行为的帽子。按照惯例，一个人一旦有了历史问题，就需要成立专案组来调查。9月9日，陈伯达专案组成立，周恩来负责，成员有康生和李德生。

　　另外，毛泽东说“对陈伯达还要看一看，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毛泽东这里的意思，是看陈伯达今后的表现，如果表现好，可以给陈伯达当一个中央委员。

　　对于陈伯达来说，怎样才算是表现好呢？因为毛泽东今后要展开一场对林彪的斗争，如果陈伯达能够积极配合毛泽东，揭发林彪的问题，那么还是有可能当一个坐冷板凳的中央委员。不过后来陈伯达并没有检举揭发林彪的问题，这样陈伯达也就面临彻底打倒的命运了。

　　9月6日的闭幕式上，周恩来首先发言。周恩来没有谈具体的事，只是说：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加强团结。要严于责己，宽于责人，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妥协，不能让步。这次庐山发生的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处理得很好。主席再三说对庐山会议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要搞好读书学习，应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最后周恩来向众人宣布：他代表毛泽东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周恩来发言之后，康生做了长篇讲话，从理论上批判了“天才论”。不过这次林彪没有发言，这与他在开幕式上作长篇讲话形成鲜明对比。相反，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没有讲话，但在闭幕式上却做了较长时间的讲话。

　　毛泽东说：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指陈伯达编辑的《称天才语录》中所收恩格斯的德文第三版序言），就照着吹。那末，你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

　　毛泽东首先指责陈伯达仗着读书多，欺骗了大家，所以号召大家多读几本书，才会不上当。毛泽东这里说的“黑秀才”当然是指陈伯达，而“红秀才”则是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

　　（121）

　　毛泽东接着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我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泽东这里是不点名地批评林彪等人劝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理由，声称“当国家主席是尊重人民的意愿”。所以毛泽东说，他在1959年就不当国家主席了，如果根据这个道理，那么毛泽东在十几年前就不代表人民了？

　　毛泽东还特别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这句话显然是指林彪的，因为林彪六次提出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说：我就是不干，你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继续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毛泽东这段话，指的是林彪在开幕式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陈伯达又进一步把林彪对张春桥的批评扩大化，发展到“揪人”。毛泽东这里说“不讲团结”，主要是指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内讧，毛泽东批评林彪发起对张春桥的进攻，是破坏了党的团结。

　　关于毛泽东在闭幕式上的讲话，参加这次会议的徐景贤回忆说：毛泽东的讲话总是旁征博引、议论风生的。毛泽东说他自己不是天才，即使马克思的著作也不都是天才著作。毛泽东援引了马克思的一封信，说明当时马克思的经济很困难，生活很窘迫，因此在应美国的一份刊物约稿时，故意把文章写得很长，为了多得稿费。

　　毛泽东在讲话中，有一句话使全场为之惊愕，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二陈合流”。这第一个“陈”指的是陈伯达；第二个“陈”指的陈毅。因为陈毅也跟着发言，说自己是有反党经验的人，就是有人在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等等。毛泽东听说了陈毅的这一番发言，就在闭幕会上提出“二陈合流”的说法。

　　其实，毛泽东此话是错怪陈毅了。陈毅在会上最多也属于上当受骗之列，根本谈不上和陈伯达“合流”。后来，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病榻上的陈毅立即投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他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和林彪、陈伯达之流毫无瓜葛。

　　（122）

　　毛泽东其实并没有误认为陈毅与陈伯达是一伙的，只是因为陈毅在历史上多次反对过毛泽东，这次又趁着机会向毛泽东发难，所以毛泽东要再次批陈毅一下，不能让他“旧病复发”。毛泽东说：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现在还要闹。此种人不可少，我说还可以允许。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

　　毛泽东批评陈毅“历史上历来闹别扭，现在还要闹”，但毛泽东又说可以允许陈毅这样“反对派”存在，所以他说：“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毛泽东这里所谓的“一分为二”，指的是有陈毅这样的反对派存在，也不一定是坏事，也可能有好的一面，所以称“一分为二”。

　　闭幕式结束时，林彪因为是主持人，不得不说几句，于是林彪简单地说：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林彪不仅没有批评陈伯达，甚至闭口不谈毛泽东写的重要文献《我的一点意见》。林彪只是泛泛地说经过毛泽东的指导，这次会议的问题顺利解决了。众人们都能从林彪的简单讲话中，看出林彪对陈伯达问题的温度差。

　　对于参加这次会议的众高官来说，大部分人应该对陈伯达是同情的，对毛泽东袒护张春桥等人是不满的。据邱会作说：全会闭幕了，服务员在打扫会场的卫生时，竟然从地上拾到一张条子，写上面着：“打倒张春桥──几个中央委员”。周恩来看到条子后，非常感慨。我想主席看到条子后，一定也非常吃惊。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林彪就下庐山回北戴河休养了。林彪并没有直接向毛泽东辞行，而是带着叶群去江青那里，算是间接向毛泽东辞行。据吴法宪回忆说：全会闭幕的当天晚上，林彪带着叶群去了江青那里。这次我们打了大败仗，对林彪来说，这是包括战争时期以来的第一次。林彪去江青那里是要缓和一下气氛，江青要林彪注意保重身体，林彪也告诉江青：“这次不回北京，要直接去北戴河养身体。”这些都是表面应付，实际上林彪和江青关系早已破裂了。

　　（123）

　　林彪回来以后，叶群又带着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江青那里去。这次来庐山后，我们还是第一次进江青的门。江青住的是庐山上最好的房子，原来是蒋介石住过的。这座别墅前面的阶梯较高，上去比较吃力，何况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

　　进门后，江青板起一副面孔来同我们握手，一见面就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

　　当时我心想：江青真是狂!不过我没有说话。我们在来之前统一了思想，这次来只听不说。叶群还特意嘱咐我们不要说话，所以，我们只是听江青一个人训话。

　　江青又说：“你们不听老娘的话，吃亏了吧？要是早听我的话，就不会犯错误了。”

　　在江青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黄永胜和李作鹏两个人虽然没说一句话，可眼睛都鼓起来了。为了缓和一下空气，我说：“我这次犯了错误，对不起江青同志。”

　　我作了检讨，大家作哑巴，就是江青一个人说话：“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要多同我联系，怎么样？”

　　我还想说几句，但黄永胜拉着我，不让我说。这样，我们没有人表态，待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回去的路上，黄永胜对我说：“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了，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呢。”

　　我说：“我检讨只涉及自己，和你们没有联系。毛主席说了，犯了错误允许改嘛。”

　　黄永胜他们几个都安慰我说：“不要再检讨了，再检讨也是一样。”

　　李作鹏也说：“从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这话让李作鹏说中了。

　　林彪下山的时候，周恩来去送行。据邱会作回忆说：9月7日，林彪下山了。周恩来去看望林彪，两人紧握双手，面面相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我，下山到九江机场向林彪送别，在飞机上大家合影留念。（以后见到有关材料说我们这张照片是“要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反扑”。）

　　林总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工作，最多是个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情多向周总理请示报告。”

　　从此以后林彪就很少和我们联系了。

　　林彪在离开庐山之后，基本上不再与他的“四大金刚”联系了。林彪知道，这时候如果他继续与“四大金刚”联系，继续向他们发出指示，反而给“四大金刚”惹麻烦，反而让他们为难，所以林彪干脆就不再与“四大金刚”联系了。

　　林彪把“四大金刚”托付给了周恩来，说“你们有事情多向周总理请示报告”，话外之音就是：我不再管你们了，也管不了你们了，你们就投奔周恩来吧。

　　然而，林彪并没有就此放弃斗争，束手认输。从此以后，林彪悄悄开始了他的另一场与毛泽东的斗争。

　　（124）

　　在毛泽东的文革中，出现林彪事件，好像是战略部署之外的一个意外。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的战略部署是很清楚的，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我的一张大字报》，到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都是一步一步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的。

　　可是在林彪问题上，就看不出毛泽东拿掉林彪清晰的战略部署，因此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毛泽东是准备让林彪接班的，并没有想过主动拿掉林彪；第二种看法是毛泽东是不准备让林彪接班的，早计划好了要拿掉林彪。

　　毛泽东真的准备让林彪接班的第一种看法，由于对后来发生的各种事件无法自圆其说，所以现在的主流看法是认为毛泽东早计划好要拿掉林彪。其中代表性的说法是《邱会作回忆录》：

　　毛主席还有一个苦涩，就是文革的问题。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的讲话，讲张春桥的话是含含糊糊的，而且也没有点名。所以听林彪讲录音，讨论林彪的讲话，毛主席都同意了，总理也非常积极。毛主席没有想到的是在讨论林彪讲话的时候，对张春桥形成了讨伐。而且，几乎全体的中央委员都拥护林彪的讲话，几乎是一呼百应，这种号召力毛主席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没有“设国家主席”，没有林彪坚持“天才的观点”，没有陈伯达搞“称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就不拿掉林彪了吗？正如毛主席后来所讲的，搞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否定了文革，基本上等于也否定了他。毛主席认为林彪不是对着张春桥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对着文化革命来的。

　　林彪经过庐山会议的折磨，并没有什么损失，地位和威望并无损失，反而提高了。大家本来就对江青、张春桥十分怨恨，庐山会议上的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心里也明白，主席心里也明白，以陈伯达换张春桥本来就有些不值，保护张春桥伤害林彪就更不值。主席不停地张罗，收效甚微，大家口服心不服，反而同情林彪。主席会想：这样的林彪能够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吗？

　　毛主席借“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为由，把林彪和黄、吴、李、邱画在一个圈子里，先扣上帽子，然后进行削弱和打击。这种削弱和打击不是在庐山偶然形成的，而是九大以后毛主席对林彪就不感冒了，他是要找机会削弱和打击林彪的，在庐山正是机会。

　　九大以后，主席开始挖苦林彪（四个伟大讨嫌啦，缔造不能指挥啦，三个副词啦，等等），然后是国家主席问题，然后是九届二中全会，然后是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然后是华北会议，然后是批陈整风汇报会，给黄、吴、李、邱戴上紧箍咒，然后是南巡讲话，点了林彪的名，准备在九届三中全会拿下林彪，然后是“九一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