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五十（崇新岳 百思峰 ）

 

（50）

 

　　林彪这些吹捧毛泽东的套话，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这么说了，这时已没有新意。林彪接下去的话，才是他通篇讲话的关键。林彪说：

　　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问题，我有一点看法。人有没有天才呢？我认为是有天才的。马克思讲了天才，列宁也讲了天才。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延安的“七大”就提出来了的。当然，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的。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个别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会引起混乱。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已经提出来很多年了，这个问题是不能动摇的。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妥。

　　不知道高层内情的人，对林彪的这些话感觉不到什么；可是知道高层内情的人，就明白林彪这样说，简直是对毛泽东“挑战”了。就在四个月前的1970年4月，毛泽东审阅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稿时，亲笔删去了“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等几句话，并做批示说：“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毛泽东等于是用批示向林彪质问说：“我已经讲过一百次了，你为什么不听？你是什么动机？”

　　7月18日，周恩来在修改宪法小组会上说：前不久，主席、林副主席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就发脾气，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

　　一进北大厅，主席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说：“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主席对我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

　　据周恩来说，毛泽东是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话的，林彪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尽管林彪早已知道毛泽东的态度，但林彪在这里还是又搬出被毛泽东删掉的“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并说“我有一点看法”。林彪不仅不同意毛泽东的话，而且明确说“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妥。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等于是说毛泽东的意见“不妥”，并公开坚持自己与毛泽东不同的观点。

　　（51）

　　林彪说的“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林彪的这句话，几乎就是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了。据参会的邱会作回忆说：“今天开会的座位，张春桥坐在我的左边，我们紧挨着。林总评论宪法时，张春桥总是张开口，无声笑着，一个字也没有记录。当林总讲到‘同志们必须记住……’时，张春桥有些敏感，立即紧张起来，他越听越不是滋味，沉默起来，拼命做记录。林总讲完话之后，他掏出香烟，自己没有抽，第一支先给了我。他的手都有点发抖，拿着烟对我说：‘老邱抽烟’。这是我们认识以来，他第一次递给我香烟。我有点好笑，我和张春桥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这虽是小小的举动，但也可以看出张春桥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做贼心虚。”

　　林彪继续讲话说：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指毛泽东的三篇短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不起大的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毛主席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水平都高于我们现在，比我的水平高，是有创造的。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从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

　　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有创造的，毛主席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新的发展。毛主席的著作中间所发挥的，所具体化的，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们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很自然，因为他们不能对于现在的新问题做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

　　这里，林彪再次强调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在前面一个问题上，林彪强调毛泽东是“天才”，这两个问题加起来，就是强调毛泽东“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这句话正是林彪最具代表性的话。林彪最后说：

　　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52）

　　林彪这里所谓的“深思”，其实是暗示毛泽东要“深思”。林彪说“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如果不“深思”，就“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一声号令发下去，那么整个事情就会“改变面貌”，林彪一连重复说了三次“改变面貌”。改变什么面貌呢？这就是林彪强烈建议毛泽东“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认真思考一下。

　　毛泽东并未认真思考林彪“改变面貌”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果然一年之后，使中国“改变面貌”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了。

　　林彪讲完话之后，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般中央委员，只是对林彪这位“副统帅”进行礼仪性的热烈鼓掌，而知道内情的人，鼓掌的意义又另有不同。

　　据邱会作回忆说：林彪结束的话声刚落，全场爆以热烈地掌声。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的许世友、陈锡联竟跑上前去和林彪握手，表示支持和敬意。这时叶帅和陈老总也起身和林彪握手。林彪为了表示尊重，蹲在台子上和两个老帅说了几句话。

　　吴法宪也回忆说：林彪讲完话，此时不光我们几个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也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尤其是许世友，对林彪的态度最为热烈。许世友对张春桥从来都没有什么好感，曾多次对我说：“别看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是他什么都不懂，一个兵也调不动。”

　　开幕式的原定日程是：周恩来做有关经济计划的讲话，康生做有关修改宪法的讲话。插入了林彪的讲话之后，接下来应该轮到周恩来讲话。但周恩来却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周恩来不讲话，就轮到康生讲话。关于康生的讲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写道：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康生说：“刚才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接班人，讲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

　　康生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

　　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参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主席去开会，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53）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突然发表讲话。林彪的这个讲话，事先对他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也保密。据邱会作回忆说：林总的讲话，是批评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我们是完全拥护的。但这次林总讲话，我们事先一点都不知道。我和李作鹏一同走在回去的路上，李作鹏问：“老邱怎么样呀？(指林总的讲话)”

　　我说：“不知道为什么？”

　　李作鹏说：“是呀，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

　　晚饭后八时许，我同北京黄永胜打了一个电话。我拿起话筒就问：“山上的热闹，你知道了吗？”

　　黄永胜说：“刚才，吴胖子来过电话了，知道山上的大好事，不需要再说了，真高兴啊！晚上还多吃了一碗饭。”我们在电话上谈笑了一阵，就挂电话了。

　　在林彪的“四大金刚”中，黄永胜和吴法宪的地位比李作鹏和邱会作高，因为黄永胜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是副组长，而李作鹏和邱会作只是组员。这次黄永胜在北京留守，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所以李作鹏和邱会作就怀疑，林彪的讲话事先通知了吴法宪，而没有通知他们两人，所以感到有被疏远的不满。

　　其实林彪也没有事先通知吴法宪。吴法宪三人上庐山之后，去林彪住处拜访一次，但林彪并没有亲自见他们。据邱会作回忆说：8月21日，我们在山上住下之后，各方面都感到很舒适。晚上无事，我和李作鹏来到吴法宪的住处吹牛皮，我们三人吹了一会，就一起散步去看林总。我们是九点以后才去的，因为林总早休息了，就没有去打扰，叶群接待了我们。这次是礼节性拜访，我们在那里闲谈到次日一时左右回来的。

　　叶群和我们一起，在一个不大的客厅里谈起来了。叶群说：“我们20日从北戴河来，比你们早一天到。从准备好的文件来看，这次会议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做。我们大家都好好休息一下，要利用这个好机会，看一下庐山，我可以当个导游。”

　　我们当场还约好了，第二天下午四点一起游仙人洞。临走时，在叶群的会客室里，叶、吴、李、邱挤在一个长沙发上，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后来也成为罪证)

　　（54）

　　另据吴法宪回忆说：做完这一切工作，我又去看望了林彪。在林彪的住处，我见到了林立果。叶群看我有点意外，便对我解释说：“孩子没来过庐山，上山来看看。”

　　我当时对这件事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林彪的儿子到处跑跑，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接着叶群又对我说：“这次开会还带来了一些书，如果他们还要争论，就到我这里来找语录。”

　　叶群还告诉我：“明天下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

　　我在林彪那里坐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据邱会作和吴法宪回忆，林彪在大会开幕之前，并未单独与他们见面。叶群与吴法宪等三人多次谈话，但从未谈到林彪要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之事。甚至在前一天，叶群还对吴法宪说：林彪不准备讲话了。

　　林彪之所以要对他的亲信“保密”，是因为林彪要把这次讲话，作为一个“突然袭击”，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林彪事先对吴法宪等人说他要讲话，而吴法宪等人的“嘴”也不是那么严，万一消息透露出去，毛泽东事先知道了林彪要讲话，那么毛泽东就会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这样一来，林彪的“突然袭击”就很可能失效或落空。因此，林彪为了真正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就连他最为信任的“四大金刚”也保密了。

　　另有一种说法，说林彪在讲话前一天的8月22日晚上，曾经与陈伯达谈过话。这种说法主要来自邱会作的回忆，但陈伯达本人否认。邱会作回忆说：据陈伯达讲，8月22日晚，他到了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彪能在会上讲话。陈伯达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国家长期处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下是极为不利的，会承受不起。陈伯达认为：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康生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是可以的。

　　林彪没有对陈伯达表态，林彪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开会前向主席报告一下。”

　　实际上，我认为陈伯达还是把林彪说动了。事前，吴法宪向林彪报告了他与张春桥在修改宪法问题上的争论，也是促使林彪要讲话的原因。

　　此外，叶永烈写的《陈伯达传》中，也提到陈伯达与林彪在庐山上频繁接触。《陈伯达传》写道：8月22 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常委会，毛、林、周、陈、康相聚。林彪又一次提出在宪法中要有国家主席的条文，遭到毛泽东当面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没有表示要在明天的开幕式上讲话。

　　（55）

　　政治局常委会结束之后，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因为许多机密要事在电话中谈甚为不便，陈伯达与林彪的私下接触变得异常频繁。九届二中全会定于23 日下午3 时举行开幕式，23 日上午，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

　　从各种情况来分析，我们认为陈伯达与林彪在庐山上进行频繁接触，并不符合常理。以前陈伯达去林彪处“看电影”，还怕别人看见，悄悄地去。这次上庐山，陈伯达如果公开频繁去林彪那里，自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特别是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这些是陈伯达要避开的。

　　再说，林彪也知道陈伯达是一个迂腐的“书生”，在政治斗争方面，肯定不能指望陈伯达会有什么“高见”。因此，林彪与陈伯达在庐山上密谈和密谋，完全就是毫无必要的。既然是毫无必要的事情，林彪自然也就不会与陈伯达频繁来往，引人注目，授人口实。

　　那为什么邱会作声称“据陈伯达讲……”呢？大概他只是听到别人的传闻，而非陈伯达亲口讲的。陈伯达本人回忆说：叶群到我那里只一次，她说的话，我现在已记不清了，大意是：江青说过，毛主席还在，林彪如果当国家主席，也不好。

　　有一回，周总理来电话说：“我还未见到毛主席。不过，有些人主张还要国家主席，你是否准备一个条文，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见，备而不用。”周总理给我打电话的事，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会上批我批得那样厉害，我一说，事情就会牵连到周总理。有许多事，我都是一个人吞下了。

　　林彪这个“突然袭击”的讲话，果然让毛泽东始料未及，毛泽东一时间心情很不好。林彪这时还要乘胜追击，再给毛泽东一个重手“追击”，迫使毛泽东同意“设国家主席”。即使是毛泽东本人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这也是林彪的胜利。这次林彪发动“追击”，就要动用他的亲信了。据吴法宪回忆说：

　　8月23日下午，叶群又叫我、李作鹏和邱会作到她那里去，说要商量一下林彪讲话以后的事情。叶群提出：

　　第一、我们几个人都要准备支持林彪的讲话。

　　第二、批评时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的名。另外，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一律不点名。

　　第三、坚持在宪法上设国家主席。

　　第四、向陈伯达要一份关于天才的“语录”，争取从理论上说明问题。

　　第五、我们几个人都在各个小组会议上带头发言。

　　（56）

　　那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按照惯例，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到会。

　　会议首先进行了九届二中全会的编组工作，决定一共分为六组，按地区划分，政治局委员分别编入各组中。叶群、李作鹏被编入中南组，邱会作被编入西北组，我则被编入了西南组。

　　编组问题决定以后，我首先提出：“是不是可以先讨论一下林副主席的讲话？”

　　我刚说完，陈锡联马上第一个起来响应，说：“好哇，要讨论讨论！”

　　紧接着，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李作鹏、邱会作等很多人都纷纷表示同意。汪东兴还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大家的情绪更高了。

　　这时周恩来也显得很高兴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

　　周恩来还提出：“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体通过了周恩来的安排。这样一来，就一下改变了全会原来的三项议程，改为首先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对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晚上九时许，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今天会场的空气与往常不一样了。张春桥、姚文元坐在后面了，不是同往常一样总是坐在前面；江青和康生虽然坐在前面，但江青也总是吊着一张脸不说话；康生翘着小胡子，不断地抽烟。陈伯达、吴法宪并没有什么具体事，他们却在会场上来回走动。两种不同心情的人，表现出两种情绪，显得格外分明。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明天开小组会的问题，没有别的议程。吴法宪提出：“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各小组应当好好学习讨论。”许世友、陈锡联等人随声附议。

　　总理说：“这个意见很好，请汪东兴同志报告主席。”

　　汪东兴接着提出：“各组反映，对林副主席的讲话，不少地方没有听清楚，他的口音重，要求重放录音。”

　　总理同样简单地对汪东兴说：“此事，也请报告主席。”

　　总理对着张春桥说：“宪法草稿，有关国家主席的章节，要准备一下，备用。”

　　张春桥急忙回答说：“现成的，现成的。已经准备好了，请总理放心。”

　　今天的政治局会议没有更多的内容，自然散得很早。散会后，我和李作鹏示意吴法宪到叶群那里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吴法宪又说请“老夫子”(陈伯达)到他的住处来闲谈。不久，陈伯达到了吴法宪的住处。我们听陈、吴谈话，主要是陈伯达谈话，一直谈到24日凌晨三时才散伙。

　　（57）

　　8月24日上午，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改变会议的原定日程，在庐山礼堂里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一连放了两遍。毛泽东同意改变会议的日程，专门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吗？对此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周恩来直接做出的指示，事后才向毛泽东汇报；第二种说法是周恩来事先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同意放林彪的录音。

　　支持第二种说法的，多半是泛泛地说“毛泽东同意放林彪的录音”，但没有给出特别的证据。而支持第一种说法的证据较多，比如吴法宪回忆说：汪东兴还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周恩来也显得很高兴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

　　汪东兴也回忆说：这天晚上，周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吴法宪却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要求再播放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附和了。周总理只好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24日上午全体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讨论林彪的讲话。

　　前面提到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杨福云也回忆说：23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我们都没有睡，等着作记录的李鑫回来。李鑫回得比较晚，他告诉我们：吴法宪提出明天上午要全体中央委员再听一次林彪讲话录音，进一步领会林彪讲话的精神，再进行讨论。主持会议的周总理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好反对，就这样定了：明天上午听录音，下午开始讨论林彪讲话。

　　《周恩来年谱》也记载：8月23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吴法宪提出：明天全会各小组要听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要学习讨论林彪讲话。政治局会议同意了这个建议。

　　上述材料，特别是严谨的《周恩来年谱》指出“政治局会议同意了这个建议”，而没有说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8月24日上午全体委员听林彪讲话录音，是周恩来在23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当场拍板决定的。这件事周恩来事后才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做出的这个决定，直接影响了庐山会议的进程。

　　如果周恩来不附和吴法宪的建议，不改变会议日程去讨论林彪讲话，那么庐山会议将完全是另外一个结果。或者，周恩来当时不做决定，第二天向毛泽东汇报和商议怎样处理林彪的讲话，那么庐山会议也将是另外一个样子。显然，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表现出举足轻重的角色。

　　周恩来对林彪8月23日讲话的意图，应该说是很清楚的。周恩来明白林彪这是向毛泽东挑战，不仅要当国家主席，而且还要拿掉张春桥，除去危及林彪接班人地位的危险人物。

　　（58）

　　从周恩来的角度出发，林彪当国家主席，拿掉张春桥，对于周恩来这些老干部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所以周恩来在内心中应该是高兴林彪向毛泽东挑战的。

　　不过周恩来办事还是很沉稳，他在林彪讲话后，并没有发表大会讲话，更没有像康生那样在大会上公开支持林彪。最重要的是，周恩来要考虑到党的团结，他希望林彪与毛泽东“恰到好处”地斗争一下，但又不能让这场斗争太惨烈，特别是不能上升到分裂党的境地。因此，周恩来在林彪与毛泽东的斗争问题上，态度是“有喜有忧”，徘徊不定。

　　尽管周恩来没有公开支持林彪，但他还是表现出对林彪的偏向性，在关键的时刻，做出决定在大会上学习和讨论林彪的讲话。关于放林彪录音的过程，汪东兴回忆说：8月24日上午8时，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庐山礼堂开大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会议由我主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了两遍，11时半才散会。

　　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我去请示毛主席。

　　散会后，我报告毛主席了。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

　　毛主席还嘱咐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

　　我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毛泽东之所以同意印发林彪的讲话，因为这是“先斩后奏”，毛泽东没办法再反对了。在此之前，林彪的讲话录音已经播放了多次，大家都说很好，毛泽东也没有理由反对印发。如果毛泽东硬要反对印发林彪的讲话，那就是公开反对林彪了，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想要公开反对林彪，所以也就只能同意印发林彪的讲话了。

　　林彪的讲话还没有印出来，在听完林彪讲话录音的当天下午，各大组就开始讨论林彪的讲话了。这次庐山会议，按地区分为六大组，即华北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北组、西南组，进行分组讨论。这里先介绍华东组的情况，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说：

　　8月24日上午，全体中央委员又集中到大礼堂，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反复听了两遍。中央委员们觉得这个讲话既然如此重要，又朦朦胧胧觉得讲话内容若有所指，份量很重。可是，讲话中没有点名，使大家疑惑丛生，说不清楚究竟指的什么人。

　　（59）

　　连林彪在浙江和上海的心腹陈励耘和王维国，也吃不准林彪讲话具体指的是谁。他们去找吴法宪，吴法宪诡秘地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张”字，陈励転和王维国这才心领神会。可是，吴法宪关照说：“这件事你们可不能说。叶群同志讲过：不能点名。只能不点名地点名。”

　　许世友是华东组的组长，这个组没有林彪的几员大将当“宣讲员”，张春桥倒来参加了。张春桥换下从文革开始就穿着的军装，改穿一身浅灰色的毛哔叽中山装，含笑和大家打招呼。大多数人因为不知道林彪讲话指的就是他，所以对他很是客气。

　　许世友掌握的华东组讨论，比较平稳。一是因为华东组没有林彪的大将当“宣讲员”，二是陈励耘和王维国虽然知道了底细也不敢轻举妄动，至于其它中央委员们都感到吃不准，只能泛泛而谈。

　　8月24日晚上，华东组讨论到一半的时候，江青来了。江青没有固定的小组，而是任她选择。许世友热情地招呼江青坐在前排沙发里，这时，这次庐山会议的主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开腔了，他当着江靑的面，提出宪法里还是应该“设国家主席”。

　　这时，有一些人附和程世清的意见。许世友一向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他也开口说：“我看还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吧！”

　　江青看到有不少人要求设国家主席，就插话说：“我觉得，不设国家主席，可以减少国家机构的层次。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已经作过多次指示，你们也都听过传达，大家还是尊重主席的意见吧！”

　　浙江的陈励耘发言了：“不设国家主席，群众从感情上通不过。”

　　江靑答：“群众要我们去做工作嘛！”

　　程世清的讲话有些不太客气：“毛主席也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嘛！”

　　江青扶了扶眼镜，朝会场四周看了一眼，慢条斯理向众人交底：“我们要看得远一些，主席不但高瞻远瞩，而且深谋远虑。要知道，设了一个国家主席的位置，就会有人伸手的，主席都考虑到了。至于主席自己，他是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他说过‘不要黄袍加身’。”

　　听了江靑的讲话，大多数人不说话了，有些人还在嘀咕。这时，江青侧过脸去对坐在旁边沙发上的许世友说：“许师傅，你来帮帮我的忙嘛。”

　　江青称许世友为“许师傅”，是因为许世友年轻时在少林寺当过和尚。许世友是个爽快人，有啥说啥，他看时间不早了，就宣布散会：“好了，好了，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别的事我可以帮你的忙，这件事情上我思想还是不通。”

　　张春桥在华东组的讨论会上，坐着静听，没有发言。整个华东组第一次讨论的气氛，由于没有人煽风点火，比较平和，没有剑拔弩张的景象。

　　（60）

　　接着介绍中南组的情况。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杨福云回忆说：我分在中南组旁听。会议进行了一段时间，李作鹏、叶群进来了。他们坐下后，召集人请他们讲话。李作鹏一开口，就带着浓重的火药味。

　　李作鹏说：“宪法修改草案是经过斗争产生的，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

　　李作鹏一说这些，会场气氛马上变得紧张。我一时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我对此一无所知。

　　我正紧张思考的时候，李作鹏越说越言辞激烈，他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

　　我作为一个工作人员，第一次参加中央全会就面对这样尖锐的问题，确实有点紧张。李作鹏继续说：“有人连‘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李作鹏发言完，叶群接着讲，她说：“宪法修改草案是经过吴法宪、李作鹏同志与‘他们’进行了长期斗争的结果。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

　　叶群引了许多条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称天才”的语录，称毛主席为天才是有根据的。叶群也用了林彪好几段讲天才的话，然后煽动说：“这些话全国、全世界都知道，现在有人反对，我们答应不答应？不答应！”

　　叶群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说着，叶群掉下了眼泪。

　　叶群又举了不少“事实”，说明有人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她说：“有人反对学习《老三篇》，有人下命令收回《毛主席语录》，有人反对举《毛主席语录》，有人反对挂《毛主席语录》，把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的《毛主席语录》都摘下来了。”

　　这时有人插话：“真是反革命！”

　　叶群讲这些“事实”时，是一条一条说明的，所以发言时间很长，讲了一个多小时。叶群讲完，就散会，已过了吃晚饭时间。

　　（61）

　　关于西北组的情况，邱会作回忆说：我下午去参加西北组的小组会。开会前，吴法宪打来电话说：“姓汪的来电话说，他已经发言了，叫我们快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其他军队同志发言。今天发言表示你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的发言很重要，要尽快发言。”

　　我说：“姓汪的都指挥到我们头上了。”

　　吴法宪说：“人家也是好心嘛！”

　　我说：“对对对，知道了。”

　　24日下午，在西北小组会上，我第四个发言。我的发言主要是三个内容：一、热烈拥护林副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二、严厉谴责反毛主席的人；三、宣读了陈伯达搞的马列论天才的《语录》。

　　我发言的具体内容并不很多，时间也不长，我的发言主要是讲对毛泽东思想态度问题。我说：“林副主席说过‘毛主席是天才，是全面继承，捍卫……’为什么在这次会上林副主席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人不同意’，要不然为什么又提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动摇的，不能利用毛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

　　我发言之后，康生、董必武、粟裕、邓颖超等都做了发言。

　　康生说：“我同意邱副总长的发言，他用的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态度。这是很好的态度，对问题应当有研究的精神。我看他马列主义学得比较好。”

　　康生还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三种人：一种是学习好、用得好，林副主席是榜样；一种是学习还可以，但用得不好，我就属于这种人；一种是不好好学习的，这种人不是个别人，但也不是多数人。”

　　康生在西北组的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

　　邓颖超说：“我同邱会作同志长征就在一起，他是一个很使人喜爱的干部，很多同志就很喜爱他。他刚才的发言，是很能启发人的。”

　　邓颖超在发言中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她还义愤填膺地说：“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邓颖超还争功似的说：“我们现在都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知道吗？‘亲密战友’这样的称呼，是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

　　大家差不多都发了言后，邓颖超说：“我们都发言了。现在我们再用全组通过的办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这样我们小组的态度就更加鲜明了。”

　　邓颖超提议后，立即一致通过。由邓颖超、粟裕牵头，集体通过了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意见。

　　（62）

　　晚饭后，政治局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我在会场的电话室门口与总理相遇，总理笑着对我说：“你下午很有力量！”

　　我问：“你怎么知道？”

　　总理说：“跟你一组的人(指邓颖超)同我说的。她还问我说，邱的发言，很显然是话中还有话的，话并没有说完，是怎么一回事？我叫她独立思考。”

　　我说：“这次林总的讲话，我事先确实不知道，因此没有向总理汇报。我要有什么打算，肯定会事先向总理报告，并得到总理的指示。”

　　总理说：“这次发生的问题，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这点，我不会有任何怀疑的。现在事情才开始。”

　　我说：“我一定听总理的话！”

　　对林彪的讲话，我确实是不知原委的；在会前，连林彪要在全会上讲话，我也是不知道的。

　　关于西南组的情况，吴法宪回忆说：8月24日下午，我参加西南组的讨论。参加这一组讨论的，还有朱德、聂荣臻和李先念等。朱德等人坐在前排，我们都坐在后面。

　　开始时，发言的同志只是一般地谈谈，我是第四个发言的。我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林副主席关于天才的论述非常全面，既讲了毛主席是伟大天才，又说明了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和战争的艰苦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说到这里，我念了一条陈伯达搞出来的马克思关于论天才的“语录”，说明否认天才的存在是错误的。接下来我又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批评了一些人所散布的反对天才论的言论。这是因为在这次讨论修改宪法过程中，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说法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想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想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对此，我们绝不能迷迷糊糊的，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还提到有人反对学《老三篇》，我说：“这个风不可刮，我们中央全会对毛泽东思想应当是坚定不移的，要起示范作用。”

　　我讲完了，全组热烈鼓掌。这时我心里却在想：是不是有点讲过了？

　　在小组会中间休息时，有很多人向我打听是谁在反对“天才论”和学《老三篇》。我不好说，只悄悄告诉了张国华和梁兴初，这个人是张春桥，并告诉他们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后来李先念也来问我，我也告诉了他。李先念听说是张春桥，就说：“噢，是这个家伙！我还蒙在鼓里。”

　　以后大家继续发言，都是拥护林彪的讲话。朱德和聂荣臻、李先念都没有发言。下午小组会开得也一般，比较平静。

　　傍晚，我到空军的几个中央委员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王秉璋和曾国华的住处，向他们转告叶群的意见，要他们带头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这次会议上讨论最激烈的，是陈伯达所在的华北组。关于华北组的情况，下面重点介绍。

　　（63）

　　在8月24日的华北组讨论会上，陈伯达的发言立场鲜明——拥护林彪。关于这件事，陈伯达本人回忆说：我是属于华北组的。在会上，我发言除了会上记录外，我也预先简单写几句，内容已不完全记得，但天才问题是说了的。《华北小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类似“把人揪出来”的句子。我的记忆，这样的句子不是我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这句话是汪东兴说的。

　　陈伯达不愿意具体讲那次会议的情况，汪东兴则回忆说：8月24日下午3点钟，陈伯达到华北组参加讨论。陈伯达到会场时，有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了这位同志的发言，请陈伯达先讲。

　　当时我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陈伯达讲的—口福建话，别人听不懂，能听懂的同志替他作翻译。陈伯达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他讲到“欢喜得跳起来了”时，还动手动脚地比划着。

　　根据《九届二中全会简报》刊载陈伯达讲话的主要内容：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

　　陈伯达先吹捧一下林彪的讲话，陈伯达不仅吹捧林彪，还学着林彪讲话的口气说：“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陈伯达不愧是宣传高手，懂得怎样抓住人心，他在吹捧林彪之后，話风一转说：这次在宪法中肯定毛泽东的地位，是“经过很多斗争的结果”。这样一来，就把众人的注意力吸引住了，人们开始纷纷猜想：这是和谁在斗争呢？陈伯达故弄玄虚地让众人猜谜之后，继续说：

　　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副主席经常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这里我引用林副主席以下三段话：

　　林副主席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林副主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64）

　　陈伯达引用的林彪三段“称天才”讲话，都是文革以来中央党报经常发表，大标语经常张贴的内容，大家对这些话都熟得不能再熟，已经被当作是经典语言了。可是陈伯达又把话题一转，说：“现在居然有人反对林彪的这些经典语言”。这样一来，人们就更吃惊了，纷纷猜想：是什么人这么大胆，竟敢反对林彪的经典语言？

　　比起吴法宪等人的讲话，陈伯达讲话的条理性和逻辑性要清楚得多，宣传煽动力也大得多。陈伯达接着说：

　　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是宣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公报，但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这里提出这个问题。

　　陈伯达把问题更提升一步，林彪的这些经典语言，不仅是林彪个人的讲话，也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也就是说，林彪的经典语言代表了党中央的精神。反对林彪的经典语言，不仅是反林彪，还是反党中央，而且进一步又提升到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高度。

　　从“上纲上线”的能力可见，陈伯达攻击对手的能力是很强的。陈伯达继续说：

　　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按照列宁的说法，否认天才，就是否认领袖，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陈伯达还引用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一段话，证明毛泽东本人也承认天才。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做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陈伯达继续从“理论”上证明，林彪提出的“天才论”是符合马列主义的。甚至提出毛泽东本人，也是承认天才的。

　　（65）

　　这样一来，林彪的“天才论”就成了有理论依据的东西了。陈伯达说“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这句话甚至有影射毛泽东的味道。

　　陈伯达最后说：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消。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是我听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发表这样一点意见。还有其它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陈伯达不愧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搞政治写檄文，宣传的能力超强。尽管陈伯达是为林彪的“天才论”辩护，但他辩护的思路和脉络，则是陈伯达自己独立思考出来的，是一篇很有宣传力和煽动性的演讲。以前陈伯达总是淹没在毛泽东的强大光环之下，人们看不到陈伯达的真面目。陈伯达的庐山讲话，是陈伯达唯一一次不代表毛泽东的意思，不经过毛泽东批准的“独立”讲话，也算是陈伯达展露了一下他的“天才”吧。

　　在《九届二中全会简报》中刊载有陈伯达讲完之后，汪东兴接着的发言：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是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在关键的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着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

　　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汪东兴的讲话，不像陈伯达的讲话那么具有理论性，但他的立场和态度却是非常鲜明的。汪东兴说：“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到底”这样的话，就挑明了林彪昨天的讲话，其实是代表着一场政治斗争。

　　汪东兴继续说：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

　　（66）

　　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

　　(伯达同志插话：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了回来。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汪东兴这些话，更加挑明这次斗争的性质，又是一次“夺权斗争”。汪东兴挑明说：“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汪东兴这里已经不点名地把张春桥说成是“坏蛋”，并声称“我们不甘心权被张春桥夺走。”由此可见，汪东兴反对张春桥和支持林彪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华北组的会场，被陈伯达和汪东兴两个人的讲话一煽动，人们情绪一下子就爆发起来。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吴德回忆说：8月24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还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

　　陈伯达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地是相信他的讲话。

　　当时的九届二中全会笫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这样写道：

　　华北组24日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刘锡昌、马福全、钱学森等十二位同志发了言。陈毅同志也发了言。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然有人妄图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

　　（67）

　　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

　　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马福全同志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我们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在宪法上写上。

　　由《笫六号简报》可见，当时人们对陈伯达和汪东兴讲话的反响是非常大的，《简报》甚至提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等极端主张，这不仅给张春桥等人造成极大的压力，更给毛泽东造成巨大的压力。

　　汪东兴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据汪东兴本人回忆说：陈伯达在华北组煽动性的发言，使不明真相的人都激动起来。陈伯达讲完后，其他一些同志纷纷发言表态，都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我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

　　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汪东兴的解释，显然很难让人信服。关于汪东兴的为什么说这些话，我们放在后面分析。

　　（68）

　　在华北组的讨论中，还有一个人的发言值得注意，他就是陈毅。本来陈毅在“九大”之后，基本上就坐冷板凳了。陈毅名义上还是外交部长，但实际上已经不管事，由副部长乔冠华代理外交部长。陈毅虽说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但还是中央委员，所以也来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

　　陈毅的政治嗅觉本来就是很敏锐的，他听了林彪的讲话，再听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华北组的讲话，马上明白这是林彪集团向江青集团的干将张春桥开炮。在“九大”时，陈毅作为上海代表，被张春桥等上海帮整得够呛，现在看到林彪集团要对张春桥开刀，自然是大为高兴。陈毅这个人的性格，在这种时刻是憋不住的，马上跳出来发言，支持陈伯达和汪东兴。

　　陈毅听完陈伯达的发言后，说：“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发言。我陈毅是有反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他们是什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陈毅还说：“我虽然身患重病，也要手扶肚子同他们斗争。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九大以后，我是被打进阴沟里的，现在我必须爬出来，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

　　当陈毅听完汪东兴的讲话后，又发言说：“说这种话的人，就是完全否认革命的历史，只有帝、修、反的走狗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

　　陈毅的发言，在华北组并不是最激烈的，但因为陈毅的身份特殊，所以后来被扣上“二陈合流”的帽子，又被批判了一次。

　　在庐山会议的六个组中，前面五个组的情况大致介绍了，还有一个组，就是周恩来所在的东北组。一般周恩来坐镇的组，气氛都比较平静。不过周恩来在东北组的发言中，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并表示同意林彪的“天才论”。不过周恩来的话说得很巧妙，他说：“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但客观上就是这样。”

　　不过周恩来又说：“过去犯过错误的不要再犯，要夹着尾巴做人，发现错了就改，真正做毛主席的学生，要把经验教训告诉青年人。”这样一来，周恩来就表现出一种比较中立的姿态，而不是向林彪一边倒。

　　这次林彪“炮打”张春桥，不但得到周恩来派系的支持，就是军队中非林彪派系的将军，也支持“炮打”张春桥。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这三位大军区的司令员，也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信，坚决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69）

　　许世友还直接地点了张春桥的名，并提议把张春桥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许世友这些军队高官，在文革夺权运动时，被造反派整的够呛，所以他们对张春桥等造反派出身的人满腔怨恨。这次看到林彪带头整张春桥，当然是非常高兴，立即响应。

　　邱会作回忆说：8月29日上午，李作鹏和我在宿舍闲谈，叶群也来了。叶群说：她拾到了三个“险球”。这三个“险球”是指周总理转给叶群的三封信，并附有条子说：“此件存你处，不必再呈、转了。”

　　这三封信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写给毛主席、林总、周总理的，信的内容是打击张春桥的。许世友提出：要把张春桥下放农村改造三年；杨得志提出要公开批判张春桥；韩先楚原来没有写信，听许世友一讲，他立即响应，说：“我也给这个鳝鱼眼(指张春桥)补一枪。”

　　叶群对我们说：“与此事不搭杠的老同志，我一定要保他们。”

　　这样的信不转到毛主席那里去，不去火上加油，只有周总理能够做到，同时也只有总理能够把事情向着好的方向解决处理。

　　邱会作说周恩来的好话，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三封信是写给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三人的，周恩来看过后，转送林彪；而林彪看过后，就应该转送毛泽东。可是在8月29日的时候，毛泽东保张春桥，明批陈伯达，暗批林彪的事情，已经很明确了。如果毛泽东看到林彪转来的三封信，而这三封信是支持林彪和反对张春桥的信，必然要使毛泽东生气，给毛泽东火上浇油，甚至有可能误认为林彪转来这些信的用意，是继续挑战。相反，如果林彪压下这三封信不转给毛泽东，又是违反纪律的，传出去的话，就更说不清了。

　　就在林彪左右为难的时候，周恩来帮林彪下台，主动提出这三封信不必再转给毛泽东了，存放在林彪那里就行。因为这三封信是写给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三人的，到目前为止，只有周恩来和林彪两人知道，只要周恩来不说，毛泽东就不会知道。所以周恩来巧妙地用这些信，向林彪示好，继续团结林彪。

　　8月25日上午，全会印发了华北组的发言简报，即《六号简报》，造成极大的反响。在此之前，其他分组的人隐约听说华北组有激烈的发言，但具体情况并不清楚。8月25日上午他们看到华北组的《六号简报》，火又进一步烧起来。据徐景贤回忆说：

　　《六号简报》一出，天下果真大乱。8月25日淸早，王洪文还没有起床，我和马天水正在吃早餐，就收到了会议秘书组送来的两份《六号简报》。

　　我看了陈伯达和汪东兴的发言，大吃一惊，连早饭都无心吃了，马上拿了《六号简报》，奔到王洪文住的小别墅，把他叫醒。

　　（70）

　　看过《六号简报》，我们两个人议论开了。王洪文和我越谈越觉得无所适从，疑窦丛生，上海小组该怎么表态才好呢？

　　我们想找张春桥，我拎起电话，要总机接到张春桥住的那幢别墅，接电话的是严秘书，他说张春桥还没有起床。我问他看到华北组的《六号简报》没有，他说没有收到。我就在电话里把《六号简报》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严秘书，让他叫醒张春桥，请示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搁下电话，过了片刻，电话铃响了，还是严秘书打来的，他说已经报告了张春桥，张春桥要他马上来拿《简报》。电话挂断不久，严秘书就气喘吁吁地爬坡上山，把我手里的一份《六号简报》取走了。

　　王洪文和我商量，赶紧把上海的中央委员们全部找来，紧急讨论如何表态。小组的成员们没有到齐，王洪文和我站在别墅门口的台阶上朝坡下望去，只见张春桥从他的住所急匆匆走出来，几乎是同时，左首别墅里的姚文元也出了他的屋门，看来他们事先已经电话联系过了。他们两个人见了面，不说一句话，就一起坐进了早已停在院子门外的一辆轿车里，轿车朝着江靑的住所疾驰而去。

　　上海的中央委员们齐集在王洪文的住所，大家翻看着《六号简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大家议论后认为，整个上海小组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态度。对于林彪的讲话，上海小组讨论后一致表态：应该坚决拥护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大家觉得还是应当听从毛主席的指示，以不设国家主席为准。至于陈伯达、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因为不了解情况，上海小组决定暂不表态。讨论的意见基本趋向一致以后，大家推举由我执笔起草一份上海小组的集体发言。

　　下午，华东组的会场设在庐山图书馆旁边的一幢小楼里，场内的气氛异常。其它省、市的中央委员们正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议，一见上海小组的人员进场，马上停止议论，用一种沉默的目光打量着上海的中央委员们。等到张春桥进场的时候，会场里寂无声息，空气简直像冻结了似的。

　　张春桥还是像上次来华东组参加讨论时一样，面带微笑走进来，但这回根本没有人招呼他，也没有人回他一个笑脸。张春桥显得十分尴尬，讪讪地找了一个单人沙发坐下，连开水也没有人给他倒一杯。

　　8月25日下午两点，华东组组长许世友宣布讨论开始。很多人的手里都拿着那份《六号简报》，王维国（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被认为是林彪死党）抢先第一个发言。王维国今天在发言中，先是大肆赞扬林彪的讲话如何重要，为全会指明了方向，接着声称“坚决打倒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把他们揪出来示众”。在王维发言时，张春桥听得非常仔细，板着面孔不动声色。

　　（71）

　　王维国打了头阵，华东组发言的调子越来越高，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热情地讴歌“毛主席是天才”，而激情地斥责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痛批“埋藏在中央的定时炸弹”妄图“篡党夺权”，“罪该万死”，必须把他“揪出来”。有的人发言时拿着《六号简报》，直接引用陈伯达等人的讲话，可是所有的人发言时，都没有公开点名。

　　郭沬若副委员长作为中央委员，也被编入华东组参加讨论。郭老耳朵重听，带了一副助听器，困难地听着别人发言，听到一半，他也要求发言了：“我是一个懵懂派，搞不淸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今天看了华北组的《六号简报》，又听了刚才几位的发言，才知道全会上出了大事……”其实郭沫若还是没有搞淸楚究竟出了什么事。

　　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励耘（被认为是林彪死党）座位的位置，正好在张春桥的左侧，两个人的座位是九十度直角形。说来也巧，这时，正好有一个中央委员在慷慨激昂地发言，说是“不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

　　陈励耘听到这里，马上打断那个人的发言，侧过脸去冲着张春桥，大声地说：“自己站出来嘛！”

　　全场为之震惊。张春桥的脸色非常难看，他过去总是“揪”别人的，现在轮到自己在中央全会上被别人“揪”了，心头该是什么滋味？但张春桥强作镇静，也不看陈励耘一眼，把眼光落在沙发前面的地毯上，只是猛吸香烟。

　　会场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浙江省的一个穿着海军军装的候补中央委员，索性站了起来，带领大家高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全场随之高呼，声震屋宇，呼声一直传到外边的街道上去。

　　这些批张春桥的中央委员们还不知道，就在这天上午，张春桥已经到毛泽东那里去“告御状”了。

　　在8月24日这天，毛泽东没有出门，也没有参加会议，然而各种消息照样源源不断传到毛泽东那里。第一、毛泽东受到林彪的突然袭击，一时间还没有想好反击的办法；第二、毛泽东摸不清林彪下一步要干什么，所以索性就采用“静观其变”的态度。

　　8月25日这天，毛泽东本来还想继续“静观其变”，可是张春桥等人坐不住了，8月25日上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去毛泽东那里“告状”。

　　关于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到毛泽东那里告状之事，汪东兴说：8月25日吃中午饭时，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我赶紧吃完饭就去了。

　　毛主席问我：“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我说：“刚看到。”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

　　（72）

　　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我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我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

　　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我还拿群众的意见作辩解，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

　　毛主席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听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难受，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似乎是故意避开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到毛泽东那里告状之事。不过吴法宪在回忆中提及了此事：8月25日上午，汪东兴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事前没有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春桥、姚文元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

　　毛主席对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说了些什么，汪东兴不知道，但汪东兴已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叶群叫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要我沉住气。

　　我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以后，心里有一点疑虑，但转过来一想，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是不会支持张春桥的。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了。

　　邱会作关于此事的回忆更详细一些：“汪东兴这个人，‘九大’以后经常给军委办事组打电话，跟叶群就更紧密了。上了庐山以后，他天天给吴法宪打电话，甚至一天不止一次，一般情况下由吴法宪再转告我们。”

　　“汪东兴告诉我们说：‘看到全会上各组的气氛，他们真害怕了。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乘江青的汽车闯进毛主席的住处，她是带着张、姚去向毛主席告状的。江青进毛主席的门时，卫兵挡了她的车，江青说：‘我自己的家里也不许进去吗？’卫兵和江青正在争议时，张耀祠出来了，这时江青才进去的。江青向毛主席说：‘我带春桥、文元来见你一面，他们快死了！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你要保呀！他们表面上是对着春桥，实际上是对着你来的，现在各个小组都有刘少奇的阴魂。’”

　　“汪东兴接着幸灾乐祸地说：‘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家伙，见到主席立即跪在面前，一人抱着主席一条大腿痛哭，这两个家伙把主席的裤子都哭湿了。毛主席对他们说：‘对开会的事，中央就要开常委会讨论了。’”

　　（73）

　　“汪东兴还胸有成竹地说：‘我看开会，也是主席让大家给他们一条生路。’”

　　“汪东兴还专门说：‘主席已采取措施，今后我们暂停电话联系。你们之间也少打电话，有话当面说。’”

　　“汪东兴还说：‘许世友要我担任国家主席？我的手都是冰冷的（伸出手去给许摸），我每天能睡着觉的时间很少，我不能担任国家主席那个职务。国家主席由老年人、年轻人担任都可以，你许世友也可以，你许世友担任国家主席就足足有余。’”

　　“许世友说：‘我听毛主席的话，我再不提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了。’”

　　“主席笑着说：‘有希望！只要对你许世友的工作做通了，其余的人就没有不通的。’”

　　对张春桥他们告状这件事，陈伯达回忆说：江青、张春桥见了《六号简报》，开始似乎有点恐慌，因为他们惯于“揪人”，现在却有人也想把他们“揪出来”。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时，我的记忆中，江、张都未到，因为他们先向毛主席告状，已获得胜利，他们可不必出席。而那位提出“揪出来”的人(汪东兴)，也没有事。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参加过毛主席那里的会。

　　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我去见过周恩来同志，记得他说：“江青、张春桥是先到我这里要谈话的，还没有见面，他们却又走了，直接到毛主席那里去了。”

　　关于这个情节，江青却有不同说法，她说：25日那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那份《六号简报》。我这里倒是早发来了，可是我还没有看呐。看完《六号简报》，我们三个人一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一开开到主席那儿去了。

　　据《毛泽东传》记述：8月25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张、姚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

　　随后，毛泽东向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毛泽东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张春桥和姚文元来他这里告状之后，马上公开表明支持张春桥，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做出这样的决定呢？下面将重点分析这个问题。

　　（74）

　　这次带头反张春桥的林彪、陈伯达、汪东兴，本来都是毛泽东派系的人。林彪是毛泽东的爱将，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笔杆子，汪东兴更是毛泽东的警卫员，他们都是跟随毛泽东几十年的人。为了表述方便，这里且称他们为“旧党”；文革开始后，毛泽东身边又异军突起一批新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里称他们为“新党”。

　　毛泽东对“新党”的热情，明显高于对“旧党”，这就让“旧党”们感到被冷落，不再被重视，用过去的老话，这种情况叫做“失宠”。因此，“旧党”就自然而然地对“新党”非常不满，想要把“新党”排挤出去。比如陈伯达，以前毛泽东的重要文件都由他来起草，可是张春桥来了之后，毛泽东就把重要文件交给张春桥起草了，这使陈伯达不免感到“失宠”，有机会就攻击张春桥。

　　据邱会作回忆说：8月23日晚，吴法宪请陈伯达到他的住处来闲谈，我们听陈伯达和吴法宪谈话，主要是陈伯达谈的。从陈伯达谈话的内容和口气来看，陈伯达对张春桥不仅是贬低，简直是到了鄙视的地步，可见陈伯达对张春桥的仇恨是很深的。

　　陈伯达说：“张春桥是个无名小卒，没有什么本事，写文章也不行。自己不行，还好表现自己。如果他写了一篇什么东西，总怕别人不知道，到处瞎吹一通。张春桥写的东西都是在上海请人搞的，在上海那个地方搞文字吃饭的人有的是。张春桥参加‘九大’修改党章，就到处吹嘘自己。我写的文章很多，我从来都不说。”

　　此外，陈伯达还讲了张春桥的许多坏话，有的我就记不起来了。我们大家在一起听陈伯达讲到24日早上3时，吃了夜餐。

　　林彪对张春桥的戒心，倒不是陈伯达那种“同行是冤家”的心态，而是出于对毛泽东要“换接班人”的担心。很多严肃的研究者，都提到毛泽东跟林彪谈起让张春桥接班的事情，一些人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这个问题。比如《吴法宪回忆》中就说：8月29日晚上，林彪专门又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根据吴法宪的说法，毛泽东对林彪说“对张春桥再观察两年，不行的话把他拿掉”，可是如果毛泽东观察了张春桥两年之后，觉得张春桥“行”的话，那会怎么样？那就是毛泽东要交班给张春桥，而不是交班给林彪了。林彪能甘愿屈居于张春桥之下，甘愿接受张春桥的领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