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四三（崇新岳 百思峰 ）

第十九节   造反派降温期

　　（1）

　　这次的外交部夺权，周恩来靠好运气险胜毛泽东，让毛泽东不得不感叹“人算不如天算”。1967年9月，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在外交部工作的毛泽东表侄孙女王海容，向毛泽东汇报外交部夺权的情况。当王海容说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时，毛泽东感叹一声，有感而发：“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此后，毛泽东再无心听王海容的汇报，对她说：“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这两句唐朝诗人罗隐感慨诸葛亮命运的诗，含义是：“运气来的时候，天地都来帮你；运气走了，就是英雄也无能为力。”反映了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感叹周恩来靠好运气赢了自己。自己虽是英雄，却也无可奈何。

　　不少人误以为毛泽东吟这两句诗是对王力的，因为这两句诗是在王海容谈到王力问题时，毛泽东随势而发。其实不然，这两句诗是毛泽东感叹自己的。第一，在毛泽东眼里，王力根本谈不上什么“英雄”；第二，王力倒台，也不是因为天地运气不帮忙。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暴露出造反派已经在“左”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成了“极左派”。如果“极左派”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中国将很可能爆发内战或外战，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称自己是“左派”，而周恩来等一大批老干部是“右派”。毛泽东原来计划中的文革，本来是一场“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可是事情的发展出乎毛泽东的预料。这时毛泽东惊讶地发现，他的文革，又出现一个新的敌人，这就是“极左派”。

　　“右派”是要把文革之火熄灭，而“极左派”是文革之火把一切都烧光。毛泽东的“左派”，现在处于被“右派”和“极左派”两面夹攻的尴尬境地，自己对“右派”和“极左派”同时出击是不可能的，当前“极左派”成为最大的威胁，所以毛泽东不得不与周恩来的“右派”暂时停战，共同对付“极左派”这个新的敌人。

　　为什么会出现“极左派”呢？毛泽东认为，在群众运动的初期，总会出现因群众的革命热情过于高涨，从而产生过激或过分的行动。毛泽东在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2）

　　毛泽东的斗争思想是：革命应该分三个阶段：发动阶段，攻坚阶段，收尾阶段。在革命的“发动阶段”，不能压制极左的过分行动，否则无法形成大的革命力量，革命大火也燃烧不起来。

　　一旦革命过了这个“发动阶段”，革命大火已经点燃起来，进入“攻坚阶段”之后，那些极左的过激行动就变得有害无益了，就要开始对过激行动限制和制止。否则，极左过激行动长期蔓延下去，反过来会破坏革命。

　　革命通过了“攻坚阶段”，取得基本胜利之后，还有“收尾阶段”的考验。“收尾阶段”主要是革命成果的分配问题，胜利成果分配不均或分配不合理，就会产生内讧，使革命功亏一篑。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就是这样，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也为了分配胜利成果大伤脑筋，最后又因此引发林彪事件。这些是后话了。

　　毛泽东谈到井冈山斗争经验时说：“我们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也很左。‘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纵横十里全烧光，说要把小资产阶级烧成无产阶级。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农民并未鼓掌，反而低头而散。没有经验，就会犯错误，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

　　当时中共的政策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有一个政策叫做“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怎么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呢？就是烧掉他们的家财房屋，使他们被迫成为无产阶级。当时，湖南省委特派员周鲁去井冈山，指责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并撤销毛泽东前委书记职位。毛泽东自己回忆说：“1928年3月上旬，湖南省委派周鲁到龙市，他是个书呆子，说这里烧杀不厉害，传达了中央文件，撤销了我的前委和前委书记。”

　　毛泽东自己的经验是：革命“发动阶段”产生出来的过激行动，只有靠群众自己在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抛弃过激和极左的行动。毛泽东他们在井冈山的经验就是这样，他们在斗争中，碰了钉子，碰得头破血流，这才逐渐明白极左的过激行动是有害的，从而自觉地改正了极左的错误，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3）

　　毛泽东在文革之初，也对造反派的过激行动采取“不压制”的策略，希望造反派与他们当年在井冈山干革命的时候一样，通过犯错误，碰钉子，逐渐意识到极左过激行动的危害性，自觉改正极左错误。然而，造反派却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自觉改正极左错误，反而愈演愈烈，发展到烧外国使馆的地步。这就使毛泽东感到不得不对群众造反的“极左行动”进行降温了，特别是要打击和取缔那些“极左派”。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一个行动，是打倒“王、关、戚”三人。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极左”倾向比较严重的人，纵观他们的讲话和行动，明显比陈伯达、张春桥这些人“左”得多。张春桥在上海并没有搞极左，这是上海经验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毛泽东用打倒“王、关、戚”三人，作为搞极左的“下场”，用杀一儆百的方式让人们看到，极左是要犯大错误，栽大跟头的。在当时的“极左”气氛下，毛泽东要是从轻处理“王、关、戚”，根本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二个行动，是取消不久前他发出的“给左派发枪”指示，发出一个相反的禁枪令。这点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三个行动，是巡视各地，给各地的过激造反行动降温。毛泽东于9月16日从上海出发，分别巡视了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等地，于9月23日返回北京。这次外巡中，毛泽东每到一处就与当地的领导人谈话，这些讲话的主要内容登在《人民日报》上，细节登在《红卫兵小报》上，敲响极左派的警钟。

　　一路上，毛泽东强调了几点：

　　一、提醒红卫兵不要犯极左错误。毛泽东说：“现在是革命小将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我们要防止坏人用“极左”的口号，搞得我们犯错误。现在红卫兵都当权了，他们还很年轻，容易犯错误，他们犯错误像列宁说的“上帝还是会原谅的”，我们犯错误就不行了。要用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告诉他们犯了错误怎么办。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

　　二、不要提过激的口号和要求。毛泽东说：“你们提口号要留有余地，动不动就发勒令，否则就采取革命行动。发通牒干什么？他们不照办怎么办？你们自己毫无余地。”

　　(4)

　　三、不要私心太重，争当造反派组织的核心领导。毛泽东说：“有的群众组织头头私心杂念重，争核心、争名位、名次。劝他们不要争了，核心有啥好争的？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经历看来，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想问题的人，而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四、要团结大多数。毛泽东说：“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古田会议前，教条主义者还整我，以后又排斥我，说：‘山上没有马列主义’。朱德、李德(一个洋人)不听意见，打了败仗，后来才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洋人投了我一票，我才达到四比三。所以，核心不能自封。张国焘两次南下，徐向前在这个问题上是好的。许世友是个和尚，但是一员战将，他也要打倒？看一个人，要全面的看，历史的看，又要比较的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好。这对革命事业，对党不利。”

　　五、不要搞派性，不要武斗。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就想不通。我们过去内部也斗，但不搞喷气式。主要是朱德和陈毅，造我和林彪的反。以后我们还是团结起来了，合作得比较好。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侮辱。上海张春侨、姚文元同志一直抓工人工作，那里没发生抢枪，大批判专栏办得最好，我们要学习。”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四个行动，是借助周恩来派系打击极左派。周恩来派系也反对极左派，这点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借助周恩来派系打击极左派，有两大好处：

　　一、毛泽东反“极左”，有悖于他的“造反有理”精神。如果毛泽东亲自出面反“极左”，就会让所有的造反派，也对自己怀疑甚至失望；而让周恩来去反“极左派”，造反派就不会对毛泽东产生怀疑或失望。

　　二、毛泽东派系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擅长搞斗争，而不擅长搞稳定。毛泽东派系的康生、江青等主要干将，都是长于斗争，而短于稳定局势。如果让江青、康生这些人去反“极左”，就会将斗争激化，不仅局势得不到稳定，甚至有可能恶化。毛泽东不能把斗争激化，所以让周恩来去反“极左派”，周恩来会把局势稳定下来。

　　于是，周恩来得到毛泽东的授命，打击极左派，稳定天下大乱的局势。此后，文革进入一个降温的时期。

　　（5）

　　从1967年9月开始，周恩来接手扭转天下大乱的重任，他一方面要给造反降温，另一方面要打击极左。周恩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善后。在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在英国伦敦的中国驻英代办处，也受到英方的报复，几名中国外交官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所以必须尽快善后“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周恩来面临的首要难题，是中央对“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表态。这是一件颇难的事情，如果调子太软，在当时群众革命热情极为高涨的时代，会被扣上“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如果调子太硬，就会让问题进一步激化升温。周恩来亲自过问《人民日报》对“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报道，因为当时《人民日报》就是中央态度的晴雨表。

　　《人民日报》这样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人民日报》巧妙地报道了这件事。第一、没有提到“最后通牒”，只是说群众示威，这就暗示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个“最后通牒”；第二、使用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一词，这样的态度就不至于被骂为“投降主义”；第三、使用“强烈的行动”一词描述火烧英国代办处。“强烈”是中性词，既没有表示赞扬，也没有表示批评。

　　据说当时周恩来私下对“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向英方表示了歉意，但没有公开报道。后来中国在香港问题上主动降温，进一步缓冲了中英关系。之后，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了房屋，对毁坏的物品作了赔偿，这件事总算是平息下来。

　　周恩来要做的第二件事，是香港问题的收场，因为香港问题是引发“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导火索。香港问题不收场，那么就可能重新引发中英之间的外交冲突。周恩来知道，这次在香港问题上不能强硬，只能妥协，因为国内局势不稳，要尽快把可能引爆国内暴乱的香港问题解决掉。

　　周恩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是全方位撤退和让步，但周恩来要把这个明显“投降主义”的政策贯彻下去，也非常不容易，首先香港的左派们就不同意。当港英当局拒绝北京发出的最后通牒之后，香港的左派们也非常气愤，他们也要对港英当局采取报复措施，提出将进行更大规模罢工，组织渔船在香港海面大规模示威，最厉害的报复措施就是搞炸弹袭击。左派在香港街头放置各种真假土制炸弹，旁边压纸条：“同胞勿近，专炸英国人”。但是这种炸弹袭击，也让百姓遭殃，引起居民对左派的反感和厌恶。

　　于是周恩来通过国务院香港办公室，向香港左派总部的香港工会发出指示说“香港问题要转弯，不要上街游行，不要罢工，更不要搞炸弹袭击。”但香港工会头头们头脑很热，表示难于接受香港办公室的指示，把这个指示斥责为“投降主义”。于是周恩来把香港工会负责人招来北京，亲自对他进行了五小时的思想教育，使其认识了错误，接受“转弯”的指示。

　　（6）

　　香港工会的总头头思想通了之后，对于其他头头，周恩来也用请来北京的方法，暂扣两个月，不让他们回香港。周恩来这样说：“之所以把你们扣在这里两个月，就是要你们把头脑冷静下来。我已经报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香港不搞上街游行，不搞罢工，不搞真假炸弹，这些对人民有害，对港英当局无用。”

　　因为领导人被扣北京，香港左派群龙无首，香港形势很快就降温熄火了。据统计，这次香港暴动造成52人死亡，802人受伤，1936人被捕。暴动期间共发现8074个假炸弹，1167个真炸弹，造成经济损失更是无法统计。

　　此次暴动，不少中共地下组织在事件中曝光，有些人被抓捕，有些人被遣返大陆，对中共在香港的势力造成致命的打击。香港左派暴力抗争的手法失去民心，有不少之前属于或是接近左派的人士，从此脱离左派组织，很多香港市民亦对左派怀有戒心。左派的声势一直到1990年代之后，才慢慢恢复过来。1997年香港回归后，行政长官董建华颁发勋章授予当时左派负责策划暴动的头号人物杨光，被视为是对当年左派暴动的一种肯定。

　　不过1967年的这次香港暴动，也促使了港英当局进行社会改革。港英当局通过这次暴乱，察觉到有必要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缓和人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港英当局在暴动结束后的1968年，进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成立民政处，大大加强在教育、医疗、廉政、房屋等等方面的福利措施，并修改劳工法，大幅加强对工人的保障。这样看来，香港暴动也算是没有白搞。

　　周恩来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外交部夺权的收场。周恩来第一个要解决的人，当然就是姚登山了。尽管姚登山也应该是周恩来最“恨”的人之一，但周恩来还是要保持他“宽容宽厚”的风度，在批评姚登山的同时，并没有对姚登山严厉处理，以免别人说周恩来挟私报复，影响周恩来的声誉。

　　9月18日，周恩来召开外交部干部和外交部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周恩来在会上对姚登山说：“姚登山你在这里，我要再讲一遍：你在对外斗争时是英勇的，我对你的估价是足够的，是我把你派出国的，你回国时我亲自去机场接你，我又把你推荐给毛主席接见了，报上还登了照片，不料你却昏昏然了。8月27日上午，我接见外交部‘联络站’的代表时，他们逼我到了那个情况，你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吭。我的病发作，手都打哆嗦，我的医生都看不惯了，要造你的反了，你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我对你是有阶级感情的，许多同志看见都非常气愤。你就没有感觉，处之泰然，奇怪！”

　　（7）

　　“姚登山你干扰了外交部，而且到处作报告，个人主义膨胀了。你是司级干部，你尽管对我说，你承认错误，要检讨，但你没有认识错误。不过姚登山在国外抗暴还是有功的，还是坚强的。现在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要允许他检查，允许他改正错误，允许他革命。有人说，主席接见姚登山的那部新闻纪录片不能放了，我说电影还是照样放嘛。姚登山还是要保的。”

　　虽然周恩来说“姚登山还要保”，但在后来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姚登山还是被打成外交部的头号“五一六”分子。1971年6月11日，外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万人大会，会上宣布姚登山等人的十大罪状，当场逮捕姚登山，之后姚登山被关进秦城监狱。

　　周恩来对外交部夺权的收场，第二个要解决的人是陈毅。因为外交部的很多造反派要打倒陈毅，如果周恩来现在一下子把陈毅说得一点儿错误也没有，就不能让人们心服。所以周恩来用半批评办支持的态度对陈毅表态，让人们觉得周恩来没有偏袒陈毅。

　　周恩来批评陈毅说：“陈毅是有严重错误的，亚非会议上有严重错误，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有严重错误。陈毅随刘少奇出访，刘少奇是典型的“三降一灭”，陈毅也会有错误。一月份让陈毅过了关，以后他又发那么大脾气，无怪小将抓住他不放，这个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过去“二月逆流”是要批的，陈毅、谭震林还是要继续批。”

　　然后周恩来的话语一转：“但是毛主席说，陈毅同志还是要‘一批二保’。外交部和另外的部就是不一样，陈毅这个部长和别的部长就是不一样，这是关系到国家威信和威望的问题，不是保他个人，不是保他的面子。陈毅的大字报、大标语等不能上街，对陈毅一批二保，是最高指示！”

　　周恩来巧妙地用毛泽东的话来保陈毅，这样就显出他处理陈毅是公正的。之后，陈毅有一个月时间冷处理，没有公开露面，也没有回到外交部。不过到10月以后，陈毅就重新公开露面了。

　　周恩来除了对火烧英国领事馆、香港问题、外交部夺权问题进行收场之外，最大的任务是批判走极端倾向的极左路线，稳定天下大乱的局势。为此，以周恩来为主导发起一场“批极左、抓坏人”的运动，即所谓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对此，毛泽东是大力支持的。毛泽东说：“所谓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他们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有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1967年8月27日，毛泽东在修改《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的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兵团’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于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8）

　　所谓“五一六兵团”，就是反周恩来的群众组织。毛泽东为支持这次“批极左、抓坏人”运动，特把“五一六兵团”作为典型，其寓意有两个：

　　第一、是树立周恩来的威信，把反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实际上就是宣布：谁反对周恩来，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在树立周恩来威信的同时，也把周恩来推到火上“烤”。因为人们会认为，这场运动是周恩来为了“保自己”搞起来的。如果运动中出现冤案，或者出现扩大化，这个责任也会被算到周恩来头上。

　　因此，周恩来也知道，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搞好了，可以提高自己的威信，搞不好，反而会降低自己的威信，所以周恩来要特别慎重。周恩来在谈到“五一六”问题时说：“现在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这种人就是‘五一六’。

　　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反对我周恩来。我欢迎给我贴大字报，不要因为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而抓起来，有人要抓，我亲自干预了这个事情。但‘五一六’不是反我一个人，反我一个人的错误可以，后来知道‘五一六’有黑后台，反康老、反江青同志，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五一六’拿反对我作幌子，收集我的材料，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就是‘五一六’的阴谋，这是不会得逞的。

　　‘五一六’的后台，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现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说几点：第一、不扩大化，按主席思想，只抓陷得很深的少数头头，如张建旗，以便孤立少数。青年人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第二、各单位组织让受蒙蔽的群众自己抓，我们不要去抓。”

　　后来外交部在清查“五一六”时，清查出一千多个“五一六分子”。周恩来对此批示说：“外交部有那么多‘五一六’？不要头脑发昏”。外交部最后确定“五一六反革命分子”20人，另有100多人种处分。姚登山关进秦城监狱，其他人送到干校监督劳动。

　　总而言之，周恩来对清查“五一六”是慎重的，但他对属下单位能控制，对其他地方就难以控制了。后来的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江苏就大清“五一六”。有人说许世友逮了几万人，也有人说有30万人被他打成“五一六分子”，让江苏成为“五一六”的重灾区。

　　（9）

　　文革进入降温期之后，周恩来主持具体的收摊子工作，遏制极左思潮和行动，稳定局面。而毛泽东则从“思想、政治、人事”三方面思考路线方针的大问题，也就是文革走什么路的问题。

　　思想上，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总结一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点我们将在后面着重说明。

   政治上，毛泽东一直对现有的政治体制十分不满。建国时，中共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毛泽东认为正是这样的政治体制，才让苏联演变成修正主义。所以毛泽东要大胆创新政治体制，出现“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政治体制、“工农兵大学生”的教育体制、“赤脚医生”的医疗体制等苏联所没有的新体制。关于这些我们也将在后面具体论述。

   这里先探讨毛泽东对人事的思考。

　　毛泽东本来试图依靠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完全抛弃现有的党员干部，重建一套革命新人的人事体系。可是造反派却让毛泽东非常失望，没有涌现出优秀和杰出的人才，根本无力取代现有的党员干部。于是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调整他最初的人事战略，因为造反派不堪用，所以毛泽东想出一个新办法，就是放弃“踢开党委闹革命”，转为“依靠党委闹革命”，作为他下一步文革的主要人事战略。

　　不过毛泽东认为现在的“党”不行，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大多都是暮气沉沉，不想革命的。所以毛泽东就想到改造党，向党内注入新人新鲜血液，把目前这个暮气沉沉的党，改造成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党，这样才能实现毛泽东的文革计划和心愿。

　　于是毛泽东就着手开始他“改造党”的计划，也就是“整党”。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67年10月，毛泽东表示要准备召开“九大”。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开会，讲述他召开“九大”的思路。

　　毛泽东说：“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意见已经反映上来了，继续征求意见。各地对整党问题，有些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和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要整。”

　　毛泽东以前说“踢开党委闹革命”，现在毛泽东不踢党委了，但是要整党，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这样的指示以前是没有的，这反映出毛泽东搞文革战略方向的转变。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

　　（10）

　　“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有些人二、三十岁，年岁不大，暮气却很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一冲，病没有了，坐喷气式飞机，反而治好了他的病。现在到医院去的很少了，起了很大的变化。”

　　毛泽东这里阐明他的整党思想：一、要吸收新血液，吸收工、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二、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思想革命的；不要那种暮气沉沉，思想保守的。

　　毛泽东又说：“青年人入团可困难啦，比入党更困难。党、团组织被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过去，一是‘听话’，二是生产搞得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就讲了三个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线正确，人家自然就会服从。”

　　这里毛泽东指出：现在的新人入党难，党支部被老党员把持住了，新人难进来。毛泽东又说：现在入党的条件，一是听话，二是生产搞得好。不听话的人难入党。毛泽东反对发展“听话”的驯服工具党员，提出要发展“敢想敢干”的党员。

　　毛泽东继续说：“关于整党，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说要恢复党组织生活，他们又神气起来了。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毛泽东这里转变了他“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想法，重新承认党的重要性，重新承认需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强调不要恢复到过去的老样子。毛泽东又批评一些高官喜欢训人，特别提出陈毅，这是提醒陈毅，不要以为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打倒陈毅”不再提起了，他就可以翘尾巴了。

　　毛泽东还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经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八大’决议刚通过，我就反对。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毛泽东这时已经想到把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开，把邓小平作为一个备用的棋子，留着备用。

　　毛泽东准备召开“九大”的讲话传出去以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是一次权力的重新分配，是一次胜利果实的重新分配，是一次“分蛋糕”的关键时刻，所以不少人就开始动“心思”，希望趁着这次“九大”的机会，分到更多的权力，爬上更高的位置。

　　经过文革以后，作为党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政治局常委，已经有多人被打倒，有多人靠边站，空出不少位置。一些有野心，想更上一层楼的人，就盯上了“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有两个人比较明显，一个是江青，另一个是杨成武。他们两人马上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为在“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铺路。

　　（11）

　　1967年以后，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党的最高实权机关；同样，中央军委办事组也成为军队的最高实权机关。江青名义上是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但她是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人，而杨成武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因此，江青和杨成武就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和第五号实权人物。这样一来，江青和杨成武自然地认为，他们两人是距离政治局常委距离最近的人。

　　中共中央成员的政治地位排行如下：第一、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二、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四、中央委员；第五、候补中央委员。

　　杨成武是中央军委办事组的组长，是军队中仅次于林彪实权最大的人，但当时杨成武在党内的身份，连普通的中央委员也不是，只是候补中央委员。杨成武要想从第五位的候补中央委员，一下子飞跃到第一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常理是不可能的。

　　可是文革把一切都打乱了，也把一切所谓的“常理”都打破了，使过去不可能的事情，也变成可能了。因此杨成武就想到趁着现在天下大乱的机会，在“九大”上挤入中央政治局常委，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怕难有第二次机会。

　　当然，杨成武也明白，他要想连跳几级，一下子跳进中央政治局常委，难度还是相当大的，必须要有人提携才行。于是杨成武就想到了江青，希望江青在毛泽东面前为自己多多美言，因此杨成武就在各方面讨好江青，尽力为江青办事，希望以此换来江青在毛泽东面前的美言。杨成武是极少数几个人看过毛泽东1966年7月写给江青的《滴水洞家信》，他意识到毛泽东对江青很重视，认为依靠江青不会有错。

　　在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只剩下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五个人。其中陈伯达和康生是政治局常委，而实际领导人江青，就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比杨成武的级别还要低。这样，江青要想一下子连跳几级飞进政治局常委，同样有相当难度的。因此江青就想到，需要为自己进入政治局常委，进行一些舆论宣传的铺垫。

　　虽说江青把持着中央文革小组，但江青要让文革小组宣传自己，不免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所以江青就想找一个文革小组之外的机构来吹捧宣传自己，为在“九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做舆论宣传。于是江青就想到杨成武，让杨成武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替自己搞宣传。江青和杨成武两个人相互帮助，杨成武帮江青搞“宣传”，江青帮杨成武说“美言”，两人建立起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

　　（12）

　　关于杨成武帮江青搞宣传之事，原军委办事组的副组长吴法宪和组员邱会作，都有较为详细的回忆，这里摘录如下。吴法宪回忆说：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江青经常找杨成武办一些事情。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当时有一件事情与江青和杨成武有关，这就是组织写《党史纲要》的事。

　　1967年冬，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要写一个《党史纲要》(两条路线斗争史)。对江青的这个提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那么这个《党史纲要》究竟由谁来写呢？江青提议由杨成武负责。于是会议决定，这个《党史纲要》由军队组织写。

　　按照党内分工，军队不应该负责写《党史》这样的东西，而应该由中央文革小组来写。江青却自己不写，让杨成武主持写，可见她是另有居心。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当然也看出江青的居心，但也不好劝阻，任凭江青去胡闹。

　　吴法宪继续回忆说：会后，杨成武专门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等抽调30多名“笔杆子”，集中在京西宾馆的一层楼上，专门写这个《党史纲要》。杨成武还把自己的女儿杨毅，也从《空军报》调进了这个写作班子。

　　过了几个月，《党史纲要》的初稿出来了。讨论的时候，杨成武要我也去参加。我一看，这个《党史纲要》里面总共只剩下三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林彪，再有一个就是江青。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里连周恩来都没有，于是我就跟杨成武说：“连朱老总和周总理都没有，这能行吗？”

　　杨成武和我咬耳朵说：“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

　　我这才明白，江青哪里是真的要写什么《党史纲要》，她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借机抬高自己，为日后进一步掌权作铺垫而已。

　　《党史纲要》写成后，杨成武就送给了江青，江青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一下就把《党史纲要》摔到了地上，并且告诉江青，赶紧把这个《党史纲要》烧掉，一份也不要留；参加写作的人全部送回原单位，一个也不要留。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江青连夜通知杨成武，要他把所有的人全部遣散回原单位。

　　江青写这个《党史纲要》，显然是背着毛泽东干的。江青这么做，本来是想抬高自己，为进入政治局制造舆论。但江青的头脑太简单了一点，她没有想到这么做太过分了，反而会引起别人的反感，甚至有可能上升到毛泽东的反感，江青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等于是在自毁长城。毛泽东看到江青做了这样一件蠢事，只得让江青赶紧把《党史纲要》烧掉，一份也不要留，以免传出去引起人们的反感。

　　（13）

　　邱会作也对此事回忆说：1967年11月间，杨成武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主持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即编写《党史纲要》的工作。对编写《党史纲要》的事，杨成武有些神秘的表现。为什么要办这样大的事？他没有作过任何说明。以我的想法，编写《党史纲要》的工作，军委办事组没有资格和权威担任。我曾将自己的想法，善意地向杨成武表示过，但他避而不答。

　　为了编写《党史纲要》，军委办事组调集了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等几十个笔杆子在京西宾馆专门从事这件事，杨成武的秘书和他的大女儿杨毅，参加了写作班子。对此工作，由杨成武亲自挂帅，别人不能过问。

　　邱会作回忆说，在《党史纲要》这件事上，杨成武采取了保密的做法，可以推测这是江青让杨成武保密的。此时杨成武只想讨好江青，他也过分相信江青，误以为江青的意见，就是代表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就跟着江青“胡闹”，这也是造成杨成武倒台的重要原因。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大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第一次初稿就出来了。《党史纲要》的初稿，当时我手头有一本，也看过。我记得在《党史纲要》中，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林总的接班人也得到了充分肯定，江青的文化革命“旗手”也得到了肯定。江青没什么历史可写，也被放在“第三号”的位置上了。周恩来的名字在文稿上出现过，但不占重要地位，更不占创始人之—的位置，其余人就“榜上无名”了。

　　大约在1968年2月间，杨成武下令把《党史纲要》初稿一律销毁，一份也不准留下。谁让他这样做的？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是谁监督烧的。

　　邱会作的回忆与吴法宪差不多，不过当时吴法宪是军委办事组的副组长，而邱会作只是组员，所以吴法宪知道的情况比邱会作多一些。

　　江青除了搞《党史纲要》宣传自己外，还搞了一次《红太阳》图片展，这也是杨成武帮江青搞的。据邱会作回忆说：

　　“在编写《党史纲要》的同时，杨成武主持的军委办事组，还办了另一件大事，就是组织《红太阳图片展》。这两件事，杨成武放在同样重要位置上的。以我的想法，《红太阳展览》这样重大的问题，同样不是军委办事组应当办的事。

　　《红太阳展览》在军事博物馆展出，大约有图片300余张。《红太阳展览》和《党史纲要》的指导思想是一样的，也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党的历史都反映出来了。毛主席、林总、江青三个人在《红太阳展览》中的地位，同《党史纲要》是一样的，突出了毛主席，肯定了林总，江青占有重要的地位。

　　同样，江青没有什么历史性的照片，只有把生活照片当作历史照片了。我记的有几张照片是毛主席、江青、李讷在一起照的。李讷趴在毛主席肩上，江青在一边，这种不折不扣的生活照，也作为政治照片展出来了。周恩来只有陪衬别人的集体照片，没有单独照片。”

　　（14）

　　《红太阳展览》同样是杨成武亲自组织领导的，江青去看过两次，据说都表示满意。《党史纲要》和《红太阳展览》是“名不正言不顺”，把江青的政治地位提到党的第三位是错误的。对为什么要编《党史纲要》和办《红太阳展览》，杨成武只是个别与我说过一次。杨成武说：“今后我们将要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很多的事。我们现在办的《党史纲要》和《红太阳展览》这些事，都是为召开‘九大’作的重要准备工作。我们的眼光要放大一点，远一点。”

　　这里杨成武对邱会作透露了一点内幕，说“今后我们将要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很多事”，这里的“中央文革小组”，其实就是江青个人。杨成武又说“《党史纲要》和《红太阳展览》都是为召开‘九大’的重要准备工作”，这就一语道破了江青的用意，为她在“九大”进入政治局做准备工作。

　　本来，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他与林彪的关系是很好的。吴法宪回忆说：杨成武是林彪在红军时期的老部下，林彪与杨成武的关系一向很好，对杨成武也一直较为器重。但后来杨成武感到自己进入政治局，需要江青的帮助，于是就开始疏远林彪，而和江青靠得很近。邱会作对此回忆说：

　　“杨成武在军委办事组常炫耀他和江青的关系，有一次他故意问我和吴法宪：“江青同志找你们单独谈过话没有？”

　　我们都说没有。这时杨成武来劲了，他说：“江青同志对我太关心了，最近她把我叫到家里谈了几次话。江青同志说：‘不是最亲近的同志，我不在家里谈话。另外，我今天第一次向别人讲我自己的苦难家史’。江青同志幼年生活很艰辛贫苦，江青同志一边讲一边流泪，我一直在陪江青同志流泪。”

　　林总对杨成武有所批评，但杨成武自以为有江青的青睐，有些忘乎所以，在有些问题上直截了当地打出江青的牌子对付林总。林总伤心地说：“人一旦失去革命友情，就什么也没有了。”

　　邱会作还对杨成武的倒台，分析说：杨成武的倒台有他自身的原因。毛主席、林总对杨成武都是很器重的，杨成武的确是一个军政双全的人，也能团结同志。但自1967年“二月逆流”以后，他自己就过于往主席、江青个人身上靠，没有分清哪些是主席作为党的领袖在关心他，哪些是主席个人在拉他。但更重要的是，江青拉他，把他拉得意了，其实是拉糊涂了。杨成武自己踩在林总、江青两只船上，最后翻船落水。

　　邱会作对杨成武倒台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杨成武过于依靠江青，为了江青得罪了林彪。毛泽东在上次给周恩来传话的问题上，就已经对杨成武有看法了，现在杨成武再得罪了林彪，那么他被打倒，就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不过造成杨成武倒台的直接导火索，却是他的女儿杨毅的个人问题。这件事我们将在下面说明。

　　（15）

　　杨成武在红军时代就是林彪的老部下，与林彪的关系本来是不错的。1967年初，杨成武还专门写了一篇赞捧林彪的长文《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可是到了1967年下半年，杨成武就开始与林彪拉开距离，其中一个原因，是杨成武发现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有所变化。

　　1967年8月，杨成武陪同毛泽东在上海，有一天毛泽东与杨成武谈到“四个伟大”(林彪的题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泽东用不满的语气说：“谁封我四个官呀？我不要这四个官，我不要！”

　　毛泽东又说：“永远健康？哪有不死的人啊？”

　　毛泽东这句话，指的是文革时开大会，首先要说两句固定格式的祝词：“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这个祝词也成为当时约定成俗的流行语，提到“万寿无疆”，就是指毛泽东；而提到“永远健康”，就是指林彪。因此，杨成武一听毛泽东说“永远健康”，马上清楚毛泽东这里说林彪，明白毛泽东对林彪有所不满了。

　　提到林彪的“永远健康”，还有一件事需要提一下。据原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回忆：1967年夏，有一天晚上我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革命样板戏，前头并排坐着毛泽东和林彪，我正好坐在他们后面。戏开演前，台上报幕员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当报幕员准备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时，毛泽东转过头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林彪未说话，只是微微一笑。

　　第二天，林彪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帮助注意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

　　毛泽东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这是随便与林彪开玩笑？还是有意识地提醒林彪什么事呢？这个无法猜测。不过林彪还是慎重的，他马上主动提出不要把他与毛泽东并提，不要喊“永远健康”，一来表示自己的谦虚，二来也是为了消除毛泽东可能有的“想法”。

　　（16）

　　但这封信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却表示林彪不必如此谦虚，并没有很认真处理这件事，所以在群众大会的场合，人们还是照样喊这两句祝词。

　　如果说毛泽东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这还有开玩笑的意思；而毛泽东说“永远健康？哪有不死的人？”这显然就是对“永远健康”这句祝词不满。于是杨成武就留了心，在公共场合他就不再喊林彪“永远健康”这句祝词了。杨成武的此举，很快被叶群发现。据杨成武回忆说：

　　1967年底，在总参谋部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闭幕时，我讲完话，有意只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去掉了“永远”两个字。这是因为一次毛泽东对我说：“什么永远健康？哪有不死的人啊？”我想：“别人怎么喊我不管，但我不能再那样喊了。”

　　于是，我激怒了叶群。散会后，她快步走到我面前，说：“杨代总长，你不喊‘永远健康’，他的内脏也是好的，他的身体也没病。”说完，愤愤然走下楼梯。

　　这时，我才意识到，叶群和她的丈夫，对这两个字是看得很重的。

　　杨成武说林彪对“永远健康”看得很重，这没有说到点子上。林彪并不是在意“永远健康”这句话，而是在意杨成武对他的态度。杨成武不喊“永远健康”，那就意味着他不想再与林彪靠得那么近了，想要疏远林彪了。

　　杨成武疏远林彪的第二件事，是发表《大树特树》的署名文章。1967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统对权威》。当时的“军人”发表这种署名文章，并不是出于什么宣传目的，主要是作为“表忠心”的一种态度。比如《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吴法宪”的《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就是意味着吴法宪向林彪的“表忠心”。那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毛主席统对权威》，就是意味着杨成武向毛泽东表忠心。

　　对于林彪来说，杨成武向毛泽东表忠心，本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在他表忠心的方式。自从1960年以来，林彪就一直在军队中大捧特捧毛泽东，可以说“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是林彪的专利。现在杨成武也要来“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那岂不是抢林彪的专利，争林彪的风头！

　　更重要的是，杨成武说“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会让人们产生错觉：林彪主持下的军队，对毛泽东的权威树立的不够，所以杨成武才需要提出“大树特树”。

　　（17）

　　如果军队中早已“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了，就完全没有必要再提什么“大树特树”。这样一来，杨成武这篇《大树特树》的文章，就包含有对林彪暗喻批评的意思了，所以林彪对这篇文章非常不满，更进一步对杨成武不满。

　　杨成武写这篇文章，本来是想向毛泽东表忠心，没想到毛泽东却对这篇文章也不满。杨成武在文章发表前，先把文章送交毛泽东过目，以为毛泽东会很高兴，可是毛泽东看后的表示却很平淡。据杨成武回忆说：三天后，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从楼上下来，把稿子退给我。毛泽东的批示是：“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小吴还悄悄告诉我：“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杨成武没有理会毛泽东的态度，还是照样把这篇文章发了出去。据邱会作回忆说：

　　1967年冬，杨成武发表了《大树特树》的署名文章。这篇文章原是总参谋部大批判组的稿件，是杨成武硬抢过来的。当时杨成武口气很大，很得意地说：“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可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杨成武却说《大树特树》是林彪那里搞的文章，硬逼着杨成武以他的名义发表，这就太不够实事求是了。

　　为了文章的发表，杨成武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提出要下发文件，通知全军组织学习。文章刊发时，军委办事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由《解放军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告这篇文章即将发表；军委办事组对全军召开电话会议，讲杨成武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和组织收听、阅读等事宜。对一篇文章的刊载事先做这样的准备工作，我见到的是第一次，是空前未有的。文章发表后，宣传得很厉害，标语刷了很多。

　　《人民日报》刊文时排在第二版一小段就转到第三版，新华社也以重要新闻播发了。杨成武对《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很不满意，致使中央文革管宣传的戚本禹还上门来道歉。杨成武的文章发表后一、两天，我们到了杨成武家，一进门，他就气愤地说：“戚本禹刚刚走掉。这个戚本禹真是乱弹琴，太可气了，《大树特树》这么重要的文章，他在《人民日报》上登在第二版。你们知道这篇文章多重要吗？

　　对于杨成武的抢风头，林彪也不能等闲视之，否则别人会误以为林彪对宣传毛泽东不热心。

　　（18）

　　11月29日，林彪给海军“学习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一下子，全国又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林彪的题词，同时让人们感到，林彪还是在“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林彪就这样声色不动地挽回了杨成武暗喻自己宣传毛泽东不够的影响。

　　杨成武看到林彪吹捧毛泽东，登上了接班人的宝座，就误以为毛泽东喜欢别人吹捧，林彪就是靠吹捧毛泽东爬上去的。于是杨成武依林彪为榜样，也来大捧特捧毛泽东，以为这样就能讨得毛泽东的欢心，以为这样可以使他更上一层楼，在“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

　　但杨成武犯了东施效颦的错误，他没有看到林彪吹捧毛泽东的时代背景不同。林彪在1960年之后毛泽东最困难的那段时间吹捧毛泽东，是给毛泽东雪中送炭，毛泽东当然要感谢林彪了。而现在杨成武吹捧毛泽东，只不过是锦上添花，毛泽东不但不会感谢他，反而看出他有野心。于是，毛泽东很快就对杨成武这篇文章做出了批评。

　　据吴法宪回忆说：谁知道，杨成武这篇文章，在不久之后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2月1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委会的报告上作了六条批示，批示中的前两条都提到杨成武的这篇文章。其中第一条批示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什么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第二条批示说：“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只能是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权威必然会垮下来。”

　　毛泽东将这个批示转给了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12月27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名义，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转发给国务院、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新闻机构。这样一来，就等于在全国公开了毛泽东对《大树特树》一文的批评，使人不得不联想到杨成武。

　　毛泽东对杨成武的公开批评，已经显示出毛泽东准备要拿掉杨成武了。但毛泽东本来并没有想要“打倒”杨成武，只是准备给杨成武一个冷处理，降职处分就算完了。没想到杨成武在他女儿杨毅的问题上，与空军司令吴法宪闹翻了，进而又与林彪严重冲突，引发林彪对杨成武的巨大不满。这样一来，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与林彪的关系，所以就决定“打倒”杨成武了。

　　（19）

　　杨成武让自己的女儿杨毅到《空军报》工作后，空军政委余立金为了讨好一下杨成武，就派自己的秘书单世充专门去“帮助”杨毅，为杨毅的工作创造方便。余立金这么做也是出于“好心”，但没想到却惹出一场男女关系问题，牵连到他自己也被打倒了。

　　据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余立金有一个秘书，叫单世充，人长得比较精神，又能说会写，给刘亚楼和我都当过秘书。1968年3月初的一天，单世充的老婆纵素梅(空军司令部门诊部护士)来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大闹，说单世充和杨毅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她还在单世充的日记本里，发现了单世充和杨毅两人的合影和两首诗，其中第一首诗上说“春风遥盼玉门关”，第二首诗里却已是“春风已度玉门关”了。还有，纵素梅本来和单世充的感情很好，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但单世充这时突然向纵素梅提出要离婚。在这种情况下，纵素梅说她已经忍无可忍，只能向领导上提出求救。

　　因为这牵扯到杨成武女儿的问题，吴法宪找余立金一起商量，决定先把单士充关押隔离起来，等问题搞清楚后再作处理，并说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杨成武的声誉。

　　单士充被关押隔离后，趁别人不注意，偷偷与杨毅通了电话，把他们事情的暴露及他被隔离的情况告诉了杨毅，杨毅又告诉了她父亲。

　　杨成武一听这件事，就感到不对。如果吴法宪真的想维护他杨成武的声誉，那就应该把纵素梅关押起来，而不是把单世充关押起来。因为关押单世充，就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等于是承认单世充有罪。如果单世充有罪，那么杨毅也就肯定不干净，这样杨成武的威信也就受到损害。

　　因此，杨成武感到非常恼火，认为吴法宪这样做，是要故意损害他的威信。谁都知道吴法宪是林彪的铁杆，而杨成武从1967年下半年以后就对林彪有所疏远，已经得罪了林彪，因此杨成武认为，这是林彪在背后指使吴法宪这么做的。

　　这样一来，杨成武就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是忍下这口气，对吴法宪对他的冒犯不闻不问；第二是对吴法宪进行反击。如果这样，就必然要触碰到吴法宪背后的林彪。也就是说，杨成武对吴法宪的反击，就会上升为一场杨成武与林彪的斗争。

　　杨成武个人当然是敌不过林彪的，这时毛泽东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当时杨成武认为，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肯定要超过对林彪的信任，否则毛泽东怎么可能当着自己的面，说林彪的“坏话”呢？这么一想，杨成武就认为，一旦他与林彪发生冲突，毛泽东肯定会站在自己的一边，那么这场斗争的胜利肯定就属于杨成武了。

　　（20）

　　此时杨成武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在处理“王、关、戚”事件的时候，没有遵守毛泽东的“只对总理一个人说”的指示，反而听从周恩来的指示去向林彪汇报。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不信任杨成武了，但杨成武本人却一点没有察觉。

　　杨成武认定毛泽东会支持他，自然也就大胆地对吴法宪进行反击了。杨成武行动的第一步，是把空军政委余立金“拉”到自己的一边。正好这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他们从敌伪档案里发现余立金是叛徒，紧急给中央送来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杨成武和吴法宪几个人知道，对余立金是保密的。于是杨成武就把余立金找来，悄悄向他透露这份揭发他的材料，并表示自己一定“保”余立金。这样一来，余立金马上对杨成武感激涕零，表示愿为杨成武效力。

　　杨成武要余立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关押的单士充放出来。于是余立金在不让吴法宪知道的情况下，放了单士充。单士充本来就是余立金的秘书，余立金就让单士充回到原来的秘书办公室。杨成武还传话说：没有杨成武的命令，单士充不能离开办公室一步。

　　吴法宪得知单士充被放出来，当然也是大为恼怒，于是派人对单士充说：“吴司令要你去谈话。”

　　单士充自恃有杨成武和余立金撑腰，拒绝去见吴法宪，说：“杨代总长有指示，没有他的命令，我不能离开办公室一步。”

　　这下子吴法宪没办法了，输了一步。然后杨成武的妻子赵志珍，以杨成武办公室主任的身份打电话通知吴法宪和余立金，马上到杨成武家里去一趟。据吴法宪回忆说：就在我和余立金刚进杨成武的家门，赵志珍就开始对大发脾气：“杨毅和单世充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你们空军为什么要把单世充抓起来？你们要把杨毅搞出空军，也不必要用这样的办法！”

　　我只能申辩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杨代总长的声誉。对单世充，我需要严加管教，不能放任，否则我就对不起你们了。”

　　接着，我要求面见杨成武说明情况。赵志珍拒不让见，说：“杨成武身体不好，不见！”

　　杨成武招来吴法宪，又不见他，完全不给他面子，狠狠回击了一下吴法宪。另外，杨成武又派妻子赵志珍去林彪那里告吴法宪的状。杨成武知道吴法宪的后台就是林彪，他向林彪状告吴法宪，也就是向林彪开战了，等于是向林彪说：你不处分吴法宪的话，咱们就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