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四二（崇新岳 百思峰 ）

 

（101）

 

　　8月14日，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的数百名红卫兵，在“联络站”的指引下，冲进外交部大院，砸毁“造反总部”和“攀险峰”这两个保皇派群众组织的办公室，围攻和殴打在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在墙上贴满侮辱性的大标语“保皇总部罪该万死!”等，并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他们在两天内解散。

　　在这种强大压力下，“造反总部”的处境极端困难，成员纷纷退出，最后只剩下30多人，基本上彻底垮台了。而“攀险峰”顶不住压力，被迫宣布解散了。

　　自从1967年1月的夺权风暴以来，周恩来的外交部能够顶住造反派的夺权浪潮，靠的是保皇派群众组织在外围的保护。现在，外交部的两个主要保皇派群众组织垮台了，那么周恩来在外交部的势力也就岌岌可危了。

　　外交部的造反派“联络站”打垮保皇派后，就开始夺权行动，他们成立以姚登山和“联络站”头头王中琪为首的“总指挥部”，第一个夺权的目标是外交部政治部。在对政治部夺权之前，他们向王力请示：可以不可以对政治部夺权？这次王力没有明确表态，而是通过秘书转告说：“除重大原则问题找我外，不要事事都请示。要敢于斗争，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

　　王力这些话，就等于间接地肯定了他们的夺权行动。于是8月16日，姚登山和王中琪发起“砸政治部”行动，他们包围了外交部政治部办公楼，查封所有档案柜，没收所有公章。然后宣布由12名造反派组成的“领导小组”，接管政治部的一切大权。由于外交部政治部的当权者们已经失去保皇派群众组织的保护，抵挡不住造反派来势汹汹的夺权，只好乖乖地交出大权，造反派顺利夺权。周恩来对此也束手无策。

　　造反派“领导小组”在接管权力后，立即发出通令，通知各驻外使领馆，他们已经夺权，并声称中央的最新口号是“打倒刘、邓、陈”。夺权当天的下午，造反派在外交部大院召开“彻底砸烂旧政治部祝捷大会”，姚登山讲话说：“打倒不打倒陈毅是，革命派和保守派的最明显分界线。今天砸了外交部旧政治部，接下去我们还要砸烂外交部党委。革命不能改良，修修补补是不行的，要彻底砸烂。”

　　在对政治部夺权胜利的鼓舞下，8月19日，造反派开始向外交部发起总攻，对外交部党委进行夺权。这天还是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的红卫兵打头阵，几百名红卫兵闯入外交部，强行赶走外交部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在党委办公室大门上贴上封条，封闭党委办公室。他们还发出通令：从即日起，外交部党委停止一切工作，不得擅自召开会议，无权批阅任何文件，无权处理任何业务工作。陈毅是不折不扣的外事口最大党内走资派，根本不配当外交部长，由姚登山等人组成“临时业务小组”，负责外交部的日常业务。

　　（102）

　　姚登山和“联络站”的一些头头组成了“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以姚登山为主任，强行取代外交部党委，开始掌握外交部一切党政事务的大权。此时，还有人贴出大字报，“强烈要求姚登山同志当外交部代理部长”。

　　8月20日，红卫兵和造反派进一步强行封闭所有外交部副部长的办公室，乔冠华等副部长被揪到王府井大街，强迫他们在街头叫卖《红卫兵战报》，一时间“乔老爷卖报”的消息风闻全国。据乔冠华的儿子回忆说：不久，造反派罚爸爸到王府井萃华楼附近卖《造反战报》，哥哥骑着自行车悄悄去看望了他，爸爸还是比较机灵的，造反派不看管他的时候，他干脆就坐在附近店铺的台阶上，估计时间差不多了，他就把报纸丢弃在小胡同里，然后把自己的钱换成一张张毛票，如数上交。后来还是周总理出来制止，说外交部的副部长在街上卖小报，对外影响不好，结束了爸爸的“卖报经历”。

　　21日，红卫兵和造反派又揪斗原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红卫兵和造反派逼张闻天承认，他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陈毅是后台，但被张闻天拒绝。

　　从1967年8月19日开始，整个外交的大权完全落入造反派手中。陈毅虽说还没有被打倒，但已经是时间问题了。陈毅倒台的话，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半年多之后的1968年6月，周恩来陪毛泽东接见解放军各总部负责人，在谈到“打倒陈毅”事件时，毛泽东用开玩笑的语气，对周恩来挑明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的时候，林彪在干什么呢？原来林彪看到外交部大乱，猜到这是毛泽东发起对周恩来的夺权。此时，林彪还是持中立态度，为了不惹麻烦，林彪干脆离开北京，到外地“打转”去了。周恩来一个人留在北京，焦头烂额，束手无策，眼看毛泽东的重点进攻夺权就要胜利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件意外事件拯救了周恩来的命运，这就是8月22日发生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毛泽东发起的这场“重点进攻夺权”，整个战略战术都是不错的，眼看马上就要成功了，可是没想到意外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让周恩来反败为胜。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后，姚登山等人傻眼了，出了这么大的事，造反派们没有人敢负责，更没有人敢处理这件事。这样一来，他们只好把夺到手的外交部大权，又送回到周恩来手中，请周恩来出面处理这件事。周恩来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轻而易举地把外交部的大权又拿了回来。关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详情，将在下面介绍。

　　（103）

　　在讲“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前，有必要提一下澳门1966年12月3日发生的严重警民冲突，及所谓“一二三”事件。

　　1949年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一些国民党的军政干部逃入澳门，中共的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澳门。于是在澳门这块小小的殖民地上，华人分为两派：一派是亲中共的“左派”，另一派是亲国民党的“右派”。澳门葡萄牙殖民政府对左右两派华人，采取中立的态度，既压制左派，也压制右派。

　　当时澳葡殖民政府非常腐败，澳葡公职人员不论葡萄牙人还是华人，都贪污成风，不贿赂办不成事。1966年4月，一家华人学校要扩建校舍，向澳葡当局方面申请施工批准，但久久未得到回音。校方代表前后24次找当局交涉，也没有进展，大概是贿赂没有到位吧。于是校方一怒之下，不等当局的批准就先行施工，于1966年11月开始动工。而澳葡当局出动警察，禁止校方动工，双方发生冲突，造成24人受伤。

　　这下惹怒了当地居民，纷纷抗议，亲大陆的社团更是推波助澜，号召大家“敢于斗争”，澳门总督府门前每天都有抗议的人群。12月3日，总督府门前终于发生了冲突，警察先使用警棍，试图驱散示威人士，但效果相反，前来示威的群众反而愈来愈多。到了下午，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加剧，愤怒的群众捣毁警车，捣毁总督府门前的石像和铜像。下午4时警察施放催泪弹，并开枪射击，造成8人死亡，212人受伤，62人逮捕。澳门总督在晚6时颁布戒严令，并实行宵禁。

　　12月10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奉命对澳葡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澳葡当局无条件接受澳门居民的诉求，向受害人赔礼道歉，严惩肇事者，保证今后不允许国民党势力在澳门进行任何活动。在澳门的亲大陆的社团，也向澳葡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澳葡当局具签“认罪书”。

　　澳门左派发动罢市，造成市场一片萧条，有钱人纷纷逃离澳门。中国军方在澳门周围加强军事部署，并宣称准备断绝澳门的饮水供应，更加剧了澳门的紧张气氛。在此压力下，澳葡当局于12月12日发表通告，表示“全部接受”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澳门亲大陆社团所提出的要求，

　　12月16日，澳葡当局对警察厅长等人撤职，下半旗为事件中的死难者致哀。1967年1月2日，澳葡当局发出公告，禁止在澳门进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的活动”，国民党在澳门的机构和团体全部被查封，国民党在澳门的势力被全面驱逐出去。1月27日，澳葡当局发表“认罪书”，说：向全体澳门中国居民认罪赔礼，全部接受澳门中国居民代表所提的各项要求，承担死难者和受害者的抚恤费及其他损失，共计200万澳门币。

　　（104）

　　1967年1月27日澳葡政府发表“认罪书”，不仅标志着澳门中国居民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文革大革命的胜利。因为这场斗争似乎证明了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只要敢于斗争，貌似庞然大物的反动派一捅就破。同时，澳门的胜利似乎也证明文革可以扩大到国境之外，于是境外的文革就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比如1967年6月，中国驻缅甸的外交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向当地华侨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于是缅甸政府制定一条法令，禁止在缅甸的华侨学校里，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学生们当然不答应。此后缅甸华侨与缅甸政府发生多次冲突，中方一人被打死。6月30日，北京40万市民到缅甸驻华使馆示威游行，7月3日，北京一大批群众涌向缅甸驻华使馆，砸了缅甸使馆的一些设施，但好在没有出现伤人的情况。

　　又比如1967年8月9日，蒙古驻华大使夫人乘坐大使的专车，到坐落在东华门大街的友谊商店购物，蒙古司机把车停在路边。突然路上的红卫兵发现，蒙古汽车司机的刹车踏板上，有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海报，蒙古司机居然踩着毛主席像开车。愤怒的群众马上把蒙古司机揪出来，让他下跪向毛主席像请罪，后来人们的愤怒压抑不住，把蒙古大使的专车烧毁了。愤怒的群众又到蒙古驻华大使馆门前示威游行，在围墙上刷写“打倒蒙修”的标语。为了安抚愤怒的群众，中国外交部立即召见蒙古大使，对蒙古司机侮辱毛主席像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宣布将蒙古司机驱逐出境。

　　1949年大量的国民党军政干部也逃入香港，中共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于是香港的华人也分为两派：亲中共的“左派”和亲国民党的“右派”。港英当局对香港的左右两派华人，也采取中立的态度，既压制左派，也压制右派。

　　1967年5月，香港一家工厂发生劳资纠纷，资方开除150名工人。此后工人在厂外集会，张贴大字报和毛主席语录，抗议资方无理解雇，部分工人强行冲进厂内要求资方谈判。资方招来警察，警察逮捕二十多名工人，并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多名示威工人受伤。

　　此事发生后，亲大陆的港九工联会向港英当局提出“严重抗议”，香港左派报纸也发表社论支持工人，但港英当局对此置之不理。此后工潮演变成暴动，工人与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工人用石块和玻璃瓶袭击警方，警方则以木制子弹开枪镇压，施放催泪弹驱散群众，打死一人，打伤多人，逮捕多人。

　　5月1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递交一份中国外交部的抗议声明，要求港英当局接受当地工人和居民的正当要求，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赔偿损失。香港左派得到北京的公开支持，倍受鼓舞。从5月20日开始，左派连日出动大批群众，在港督府门外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街头贴满反英标语。

　　（105）

　　5月22日，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群众，100多人被捕。鉴于事态严重，港英当局宣布香港岛实施宵禁，这是香港二战后首次实施宵禁。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港英当局进行严厉的谴责，并号召香港爱国者“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这等于是号召香港群众起来造反，解放香港。6月19日北京举行100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的暴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外交部部长陈毅等出席大会。

　　在北京的支持下，左派工会发动联合大罢工，约6万名工人响应，巴士、电车、煤气、渡轮等行业出现罢工，左派学校宣布罢课。7月8日，香港边境沙头角发生枪战，约300名大陆民兵越境进入香港，包围沙头角警岗，双方爆发枪战，香港警察死5人，大陆民兵死1人。此后香港出现谣传北京准备收回香港，香港左派的暴力行动进一步升级，开始以自制炸弹及汽油燃烧瓶袭击警察。

　　8月4日，港英当局出动英军，从航空母舰出动直升机从天而降，查封左派工会的据点，拘捕左派组织头头，封闭左派学校。8月18日，港英政府查封了发表煽动言论的3家左派报社，逮捕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和《文汇报》等的19名记者及34名报社工作人员。

　　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强烈抗议，并发出最后通牒，限港英当局在48小时内撤消对3家报纸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记者和34名工作人员。这是姚登山等人在8月19日接管外交部之后，做出的一个极为大胆的举动。因为“最后通牒”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对方不接受最后通牒，自己一方又不敢采取报复措施的话，就会大丢面子，在国际上威信扫地，所以世界各国对“最后通牒”都是极为慎重的。

　　姚登山等人之所以大胆发出最后通牒，是因为有澳门胜利的经验。他们认为港英当局和澳葡当局一样，都是“纸老虎”，港英当局之所以还不投降，是我们施加的压力还不够，只要进一步施加压力，港英当局就会像澳葡当局那样全面投降了，因此，他们就用“最后通牒”的形式向港英当局施压。

　　但姚登山等人并没有想到，如果港英当局不接受“最后通牒”的话，我方的对策是什么？他们自信地以为，只要“最后通牒”发出去，港英当局肯定会软下来。

　　然而事情出乎姚登山等人的意料之外，这次遇到的港英当局并不是纸老虎，他们完全没有理会中方的最后通牒。8月22日晚，“最后通牒”的时限已到，港英当局没有接受“最后通牒”。这时姚登山等主持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才感到事态严重，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对应才好。

　　（106）

　　如果是周恩来主政外交部，肯定不会干出这样冒险的动作。周恩来多次批判香港左派说：“香港照抄内地红卫兵的做法，行不通。”周恩来的外交部被夺权之后，他也就管不了。

　　因为港英当局无视中国的最后通牒，激起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义愤。8月22日晚，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数千名红卫兵和造反派，冲破北京卫戍区官兵的防线，冲进英国代办处，打砸各类器物，打伤多名英国代办处的工作人员，并放火焚烧英国代办处的楼房。

　　据英国代办处的霍布森回忆说：“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他们先烧着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我们一起躲进了保险库，但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的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打，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

　　据参加这次行动的红卫兵回忆说：“我们身后的大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代办处的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越过去了。晚上11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开始燃烧，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只得回去了。英国人跑进地下室，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预，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的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英国代办处起火之后，姚登山等人吓傻了，他们没想到红卫兵会干出如此出格的事情。在这个紧急关头，姚登山等和造反派头头们，没有人敢出头处理这件事，只好把外交大权重新交还给周恩来，任由周恩来处理这件事。

　　周恩来得知英国代办处起火之后，知道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他立即行动起来，展开“反夺权”行动。周恩来于8月23日凌晨，英国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小时，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这次周恩来叫了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一起接见，陈伯达站在周恩来一边。

　　（107）

　　周恩来：“我今天首先问你们，我们国家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授权的国务院来管，还是你们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外交权力，那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造反派：“当然是中央来管。王力同志讲话以后，我们觉得……”

　　周恩来气愤地打断说：“都拿王力同志的讲话捞稻草，你不要从王力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你们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都封了，也不给中央打报告，我找谁办事？”

　　造反派：“我们封了以后听总理的。”

　　周恩来：“你们也没有打电话给我，也没有通知我。你们发生了问题，要我替你们办事。那好，请你来做外交部长。”

　　造反派：“我当不了。”

　　周恩来：“你的做法就是这样。外交大权中断了四天，这个大权能断吗？我跟你们讲了多少次，你们就是不听。还要不要国家荣誉？今天你们把英国代办处烧了，烧英国代办处，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外交大权四天中断，这是犯罪，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犯罪。”

　　周恩来：“今天的行动是谁发起的？”

　　造反派：“他们自发的。”

　　周恩来：“现在说自发的话，我都替你们感到难过，感到脸红。”

　　造反派：“我们以前砸过印度尼西亚使馆，对帝国主义不能丝毫退弱。”

　　周恩来：“你说不能丝毫退弱，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请你回答。”

　　造反派：“你这个感情就不对。”

　　周恩来：“什么感情？”

　　造反派：“我们负担责任嘛。”

　　周恩来：“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做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你们其中有人要‘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

　　陈伯达：“文化大革命是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你们是对国家开玩笑，给外国人造成的笑话，你们在外交部的行动纯粹是开玩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这简直是开玩笑。你们能管一个七亿人口国家的外交部？”

　　周恩来：“你们的指挥部，无论如何要撤出外交部，你们在那里指挥外交，成了最高权力机构不行。”

　　陈伯达：“你们都要听总理的。你们什么战斗队，我不清楚，统统听总理的命令。你们想管理国家外交大权，真是开玩笑！回到学校去，好好睡一觉，想一想，事后你们会感到很可笑。”

　　最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造反派头头们宣布：

　　一、烧英国代办处，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二、外交部的“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三、“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四、封副部长们的办公室，封条完全无效；五、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的红卫兵，马上撤离。

　　周恩来借着“英国代办处”的东风，把被夺走的外交大权，又夺了回来。不过这件事周恩来还没有向毛泽东汇报。怎样向毛泽东汇报，对周恩来来说，也是一个难题，这是考验周恩来智慧的时候。

　　（108）

　　按照常理，出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么大的事，周恩来应该亲自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可是这次周恩来却不便亲自去汇报。因为毛泽东肯定会怀疑，“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不是周恩来在背后搞起来的，毕竟周恩来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最大受益人，不可能不被别人怀疑。

　　如果周恩来亲自去汇报，毛泽东未必相信周恩来讲的是真话，所以周恩来必须找一个第三者去汇报这件事，才能让毛泽东相信他是清白的。这个第三者找谁合适呢?陈伯达是一个人选，但陈伯达在“打倒陶铸”事件之后，毛泽东疏远他了，而陈伯达又靠近了周恩来，所以毛泽东不会太相信陈伯达的话。于是周恩来就想到了杨成武。

　　当时杨成武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而且杨成武本人没有卷入“外交部夺权”一事，可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相对客观地讲这件事，毛泽东会比较相信杨成武的汇报。因此，周恩来就选定了杨成武，请他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据杨成武回忆说：

　　 “周恩来找我单独谈话，并要我直接去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周恩来在向我讲了各省的情况后，又谈到王力8月7日的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的事，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还给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

　　周恩来不仅要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火烧英国代办处”情况，更重要的是要向毛泽东说明“外交部夺权”引发的一连串严重后果。周恩来借着“火烧英国代办处”，马上展开了“反夺权”，把被姚登山等造反派夺走的外交大权，又重新夺了回来。不过，周恩来的这个“反夺权”，还必须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才能算数。如果毛泽东不认可，再发起一场针对外交部的夺权战役，周恩来这个反夺回来的权，还有可能再次被夺走。因此，怎样说服毛泽东放弃再发起一场外交部的夺权战役，是周恩来面临的首要问题。

　　周恩来知道没有毛泽东的首肯，王力是不敢进行如此煽动性讲话的，“外交部夺权”是毛泽东的一步重要的棋。但现在毛泽东的这步棋出了问题，不仅没有起正面的作用，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因此周恩来想劝告毛泽东：你这步棋走错了，外交部夺权错了，再这么搞下去，就要起连锁反应。

　　周恩来很巧妙地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周恩来说的“连锁反应”是一个话外音，毛泽东应该很清楚，这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下一个连锁反应，就是“火烧苏联大使馆”了。

　　（109）

　　当时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反帝反修”的宣传下，对苏联的印象极不好，多次发生过针对苏联的抗议示威事件。就在“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第二天，一批红卫兵又包围了苏联大使馆，情况十分紧急，谁劝他们都没有用，只有周恩来亲自去解围了。据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忆说：

　　红卫兵的总指挥终于找到了，谁也没想到，这个总指挥竟然是个16岁的女孩子，扎着羊角辫，满脸稚气，透出一股聪明劲。她把随身带来的地图铺开，那是一张如何围攻以及如何撤退的路线图，与周恩来侃侃而谈，说：“既然可以火烧英国代办处，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

　　连周恩来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嘴巴有点厉害，他耐心地听完女孩子的意见后，便给她做思想工作。周恩来先肯定女孩子要“反修防修”是对的，同时又充分肯定苏联好的一面，指出围攻苏联大使馆这种办法不对，希望他们赶快撤退。因为周恩来在红卫兵中威信很高，说话算数，女孩子马上答应下令撤退，并很快就有秩序地撤退走了。

　　这次包围苏联大使馆，周恩来亲自去解围，劝退了红卫兵。如果没有周恩来的亲自劝退，红卫兵说不定又要闹出“火烧苏联大使馆”的事件。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非常紧张，大有战争一触即发的气氛，如果发生“火烧苏联大使馆”，就很有可能引发中苏战争了。

　　因此，周恩来巧妙地用“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连锁反应，提醒毛泽东，如果任凭红卫兵和造反派这样闹下去，就很有可能引发中苏战争，这是极其危险的。

　　当然，周恩来能劝退包围苏联大使馆的红卫兵，说明周恩来还能控制一定的局势。如果周恩来在红卫兵包围英国代办处的时候，亲自出面劝退红卫兵，很可能就不会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可是周恩来没有管红卫兵包围英国代办处的事，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周恩来心里有气，他被夺权了，当然也就不再管事了。

　　周恩来不管事了，就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周恩来出来管事，就劝退了包围苏联大使馆的红卫兵。因此，周恩来也想用这件事，告诫毛泽东：你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失控了，如果你夺了我周恩来的权，没人管事，那就要天下大乱，就会从“火烧英国代办处”发展到“火烧苏联大使馆”，就很有可能引发中苏战争。周恩来要让毛泽东知道，夺周恩来的权，其代价将会有多大。

　　所以，周恩来让杨成武给毛泽东“捎话”说：“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这里，周恩来说“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也就是用暗语对毛泽东说：“周恩来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周恩来说“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也就是用暗语对毛泽东说：“林彪在军队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失控了，只有这两个“不动摇”，也就是不触动周恩来和林彪的地位，才能保住不会天下大乱。

　　（110）

　　周恩来除了让杨成武给他“捎话”外，还把王力的“八七讲话”带给毛泽东，表示他对“八七讲话”的不满，委婉地希望毛泽东对王力，以及关锋、戚本禹这些挑动外交部夺权的人，给予一定的处分。

　　据杨成武回忆说：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过来。”

　　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回北京的飞机后，又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对我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会写几篇文章，就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力的错误很大。我的看法，王力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力的破坏力大些，关锋听王力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

　　稍停，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

　　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将我的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

　　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他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

　　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

　　周恩来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周恩来又叫我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我说：“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让我只单独向您一人汇报，并让我转告您，这件事让您一个人单独处理。”

　　周恩来说：“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你回去对主席讲时，就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

　　在抓起王力、关锋的第二天，我奉周总理的指示，飞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我汇报完毛泽东、周恩来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后，林彪感到很震惊，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我问林彪有什么指示？林彪答：“没有了。”我随即告退返回北京，这就是处理王、关、戚的全过程。

　　毛泽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反应呢？我们将在下面进行分析。

　　（111）

　　毛泽东发动文革，本来准备搞三年。他在1966年底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毛泽东在1967年初又说：“第一年开张，第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第三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搞文革的目标有多个，有刷新人们思想觉悟的目标，有改革政治体制的目标，也有改换人事布局的目标。其中改换人事的目标，也就是“夺权”，是最硬的指标，最难啃的骨头。毛泽东对搞文革的思想目标和政治目标有很多阐述，但对搞文革的改换人事目标，也就是“夺权”的目标，从来没有明确地讲过。不过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我们可以推测毛泽东的人事目标，应该是第一年夺刘少奇的权，第二年夺周恩来的权，第三年夺林彪的权，这样文革大革命就胜利结束了。

　　毛泽东搞文革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他本人的权力问题，而是要为他的红色接班人顺利接班铺平道路。刘少奇、周恩来和林彪这三个人在党内的威信太高，只要他们三人中的一个人掌握实权，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无法顺利接班。所以毛泽东一定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这个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

　　第一年对刘少奇的夺权比较顺利，刘少奇掌控的三个主要部门：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实现了完全彻底的夺权，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接管了这些部门的权力。第二年对周恩来的夺权，就很不顺利了。本来毛泽东想来一个“一锅端”，来一个“全国全面夺权”，结果遇到高官们的强烈抵制，所以毛泽东只好放弃“全国全面夺权”，改为“重点突破夺权”。

　　周恩来掌控的三个主要部门是：外交部、财政部和农业部。毛泽东把第一个“重点突破夺权”的目标，放在了“外交部”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三员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亲自出马插手和煽动外交部的夺权，红卫兵和外交部的造反派，仗着中央文革亲自出面支持的威风，一举打垮了外交部的保皇派，终于实现了外交部的夺权，实现了毛泽东“重点突破夺权”第一个的目标。

　　可是毛泽东没有料到，他虽然依靠红卫兵和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但这些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热血沸腾，造反派野心膨胀，使得毛泽东本人也对他们失去了控制，最后干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无法无天之事。1970年12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斯诺问：“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毛泽东说：“就是那个时期。”

　　（112）

　　为什么会出现失控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是群众的革命热情越来越激烈，第二个方面是造反派的野心膨胀，急于立功。关于造反派的野心膨胀，周恩来后来在讲话时说：“王力在8月7日要夺外交部大权，于是‘五一六兵团’就在天安门贴出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理外交部长’、‘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小字报也登出来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了。”

　　康生插话说：“王力想当总理。”

　　毛泽东后来也说：“姚登山怎么能当外交部长？他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英国就钻这个空子，发照会给陈毅本人。陈毅打过仗不怎么突出，比较右。”

　　毛泽东说姚登山“闯了几个祸”，这也是对的。姚登山夺了外交部的大权后，立功心切，想立一个大功，一举当上外交部长，于是就搞了一个对英国的“最后通牒”，想把英国一举压垮，夺取一个外交上的大胜利。

　　然而“最后通牒”绝不是一般的强烈抗议，绝不是可以随便动用的外交手段。新中国建国后，外交部只有两次对外国发出最后通牒，第一次最后通牒是对印度，那次最后通牒是周恩来与毛泽东协商后发出的。当时解放军已经做好准备，印度不接受最后通牒的话，就立即发起进攻。后来印度接受了最后通牒，此次是中国赢了一次外交胜利。

　　姚登山等人在外交部夺权后的第二天，居然就发出了新中国第二个“最后通牒”，周恩来得知后非常气愤。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周敏这样回忆周恩来在“火烧英国代办处”后的反应：

　　总理问：“英国代办处烧了？”

　　周敏说：“基本上都烧了。”

　　总理问：“姚登山来了没有？”

　　周敏说：“没有。”

　　总理说：“马上叫他来。”

　　总理开始讲话，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他说：“外事行动，不能步步升级，要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你们怎么这么干呢？我没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事先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汇报，这样大的事情也不请示。现在你们说怎么办吧？”总理气得手发抖。

　　陈伯达也很生气，说：“外事行动以后都由外交部掌管，别的组织不要插手。”

　　姚登山家住东单二条，离人民大会堂不远，此时也已到了。总理问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的人：“火烧英国代办处，你们参加了没有?”

　　大家回答：“没有。”

　　总理又问：“你们知道不知道？”

　　大家回答：“不知道。”

　　总理说：“没参加，不知道就好。”

　　（113）

　　虽然目前还没有透露毛泽东得知“火烧英国代办处”后的反应，但毛泽东肯定也是非常生气的。对英国发“最后通牒”这么重大的事情，居然也没有人向毛泽东汇报，这就是“失控”。造反派已经自作主张，自行其是，根本没有想到要向毛泽东请示汇报，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对造反派失去控制了。

　　更让毛泽东生气的是，姚登山等造反派在“闯祸”之后，居然表现出“敢做不敢当”的软骨头，缩起头来，不敢出来了。

　　“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直接导火索，是姚登山等人搞的“最后通牒”。在“最后通牒”时限到达之前，已经有上万人的红卫兵和群众围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如果到时限之后，英国不接受“最后通牒”的话，中国反而受辱，因此英国代办处门前的红卫兵和群众肯定会闹事，这是很容易想到的。

　　姚登山要是有敢于负责的态度，他应该早早赶到英国代办处门前，阻止和劝说红卫兵和群众不要采取过激行动，这才是“敢做敢当”。可是姚登山在红卫兵和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闹事的时候，居然躲在家里，周恩来问：“你们参加没有？知道不知道？”姚登山等人说“没有参加。不知道。”

　　红卫兵和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闹事，这么大的事情，而且是与姚登山等人搞的“最后通牒”直接相关的事情，姚登山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姚登山肯定是知道的，但他不敢到现场去。如果姚登山去了现场，愤怒的红卫兵和群众肯定会向他提出问题：“英国不接受最后通牒，我们怎么办？”

　　姚登山就是害怕回答这个现实问题。如果姚登山的回答太软了，群众就会指责他是投降主义，卖国贼，甚至有可能被愤怒的群众痛打一顿；如果姚登山的回答太硬了，就会向群众火上浇油，群众就会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干出更离谱的事。所以，姚登山不敢回答群众的问题，也就不敢到群众中去了。

　　同样，煽动外交部夺权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也不敢到现场去，因为他们也害怕回答群众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回答的太软，要被群众骂成卖国贼，挨打不说，还要毁掉他们“响当当”造反派的硬汉形象；回答的太硬，又怕给群众火上浇油，惹出更大的祸来。所以他们三人也采取缩头乌龟，不敢去现场，任凭现场的群众闹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大祸。

　　（114）

　　8月23日晚9时，一万多红卫兵和群众在英国代办处前面举行抗议大会；晚10时，最后通牒限期到了，英国不予理睬。这时该怎么办呢？据一位参加这次事件的红卫兵回忆：晚上10点，通牒限期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晚10时半，群众冲进英国代办处；晚11时，英国代办处起火。可见这次火烧事件，不是突发的，而是在这之前有两个小时的“潜伏期”。最糟糕的是，在晚10时最后通牒限期到的时候，没有一位中央首长到现场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于是愤怒的群众就自发地采取“显示力量”的革命行动，这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有一种传言，说群众在英国代办处前闹事的时候，周恩来和江青、陈伯达、康生紧急起草了一份广播讲话稿，在英国代办处现场反复播出。这个传言是不真实的。据当时在现场的人回忆，他们没有听到过这个广播，而且周恩来和江青、陈伯达等人，在后来谈到“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时，都没有提到过他们曾经紧急起草过一份广播讲话稿。

　　群众在英国代办处前闹事的时候，如果有一位有威信的中央首长到现场，就有可能控制和制止群众的过火行动。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一位中央首长到现场去，任凭群众胡闹，闯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大祸，这能不让毛泽东生气吗？

　　当然，对周恩来不去现场，毛泽东倒也不生气，因为周恩来被夺权了，撒手不管也情有可原。最让毛泽东生气的是姚登山、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他们是最应该出现在现场的，因为这件事就是他们挑起来的。如果他们有一点责任心的话，就应该挺身而出，哪怕是挨打挨骂，毁掉自己“响当当”造反派的名声，也要阻止群众的胡闹。可是在关键的时刻，这些人成了“缩头乌龟”，没有一个人去现场。他们为什么不去呢？答案只有一个：出于私心，为了自保。

　　毛泽东最不喜欢那种私心重，处处想着自保的人。因此毛泽东后来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与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有很大关系，他们在关键时刻没有经得起考验，私心暴露无疑。陈再道这样的军人，在“七二零”事件中闯祸之后，依然敢做敢当，没有当缩头乌龟。与陈再道相比，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文人实在差了很多，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彻底失望了。

　　（115）

　　毛泽东费了很多心思，做了很多准备，发起“重点突破夺权”，好不容易夺下了周恩来的外交大权。可是周恩来借着“火烧英国代办处”东风，成功地进行“反夺权”，又从造反派手中夺回外交大权。那么毛泽东是不是要再发起一次“重点突破进攻”，再来夺周恩来的外交大权呢?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后，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定位，权衡利弊，认真地再三思考，是否应该再次发起一场夺周恩来外交大权的战役。这个问题毛泽东思考了一天，第二天才把自己的思考结果告诉杨成武，毛泽东的最后结论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让周恩来掌握外交大权，反而更好。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想呢？这是因为他对“左派”失望了。

　　在一个月前的武汉“七二零”事件中，毛泽东还对“左派”抱有很大信心，甚至提出“给左派发枪”。可是“火烧英国代办处”，无情地粉碎了毛泽东对“左派”的幻想，他开始对左派失望，不仅不再提“给左派发枪”，甚至连支持“左派”夺权的问题，也不得不慎重考虑。

　　毛泽东本以为自己说话“一句顶一万句”，红卫兵和造反派，也就是所谓的“左派”，都会绝对听他的话，所以才积极扶持造反派，但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造反派夺权之后，自我膨胀，骄傲自满，自高自大，自作主张，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世界上没有权威了，就是毛泽东的权威他们也不尊重。

　　向外国发出“最后通牒”是极其慎重之事，一定要请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同意，这在世界各国都是惯例，没有听说哪国的外交部，不请示国家最高领导人，就自作主张发出“最后通牒”的。毛泽东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夺权后的外交部造反派，居然不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就擅自对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这简直是完全无视毛泽东的权威，无法无天了。外交部造反派这样无视毛泽东的权威，让毛泽东以后如何控制外交部！

　　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在“火烧英国代办处”后，从造反派手中夺回外交大权，反而让毛泽东感到安心了。至少周恩来掌管外交部，还是尊重毛泽东权威的，凡是重大的外交事情都要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毛泽东对外交部还能控制。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与苏联发生外交纠纷，进而引发中苏战争，这可是关系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事，绝不可大意。在红卫兵包围苏联大使馆的时候，只要有洞察力的人都会发现其危险性，这样下去弄不好就是第二个“火烧”，弄不好就会引发战争。可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王力、姚登山这些人又不见踪影了，他们不敢管，也没有能力管这件事。

　　（116）

　　中苏关系比中英关系更难处理，那时中国人把苏联认为是头号敌人之一。在制止红卫兵冲击苏联大使馆的时候，如果对苏联的态度太软，会被说成是违背毛泽东的“反修”思想；如果对苏联的态度太硬，又可能煽动起严重的中苏冲突，甚至战争。因此，王力、姚登山根本不敢插手中苏关系的问题，他们也没有处理苏联外交纠纷的高超艺术。在本文后面附文一篇《周恩来处理国际列车事件》，它反映出周恩来处理这种问题的高超技巧。

　　处理天下大乱中的外交问题，特别是中苏关系，只有周恩来出面才能稳住局面，这时不能没有周恩来。所以毛泽东不得不决定，承认周恩来的反夺权，外交部暂时还是继续让周恩来掌控比较好，等待以后有时机的时候，再考虑夺周恩来的权。这样一来，毛泽东精心准备的一场针对周恩来的重点突破夺权战役，就戛然而止了。

　　这次，毛泽东再次与周恩来暂时停战，毛泽东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打倒中央文革的三员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做出的重大让步之一。不过，毛泽东在对周恩来让步的同时，又悄悄给周恩来埋了一个陷阱，他要离间一下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

　　毛泽东在王力的“八七”讲话上批语：“大、大、大毒草!”然后让杨成武转告周恩来，说：“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要总理一个人单独处理，把他们抓起来。”

　　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转交给毛泽东，就是希望毛泽东对王力的讲话表态。毛泽东对王力讲话批示“大毒草”，让周恩来感到满意。毛泽东又说让周恩来“一个人单独处理这件事”，让周恩来把王力等人抓起来。如果周恩来是一般人，就会中毛泽东的“计”，马上一个人单独处理这件事，下令把王力等人抓起来，但周恩来却没有中毛泽东的“计”。

　　周恩来想到，如果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做，自己单独下令把王力等人抓起来，就会让林彪产生一种看法。这样，林彪会认为周恩来背着他林彪做事，抓人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林彪打个招呼就抓，无视他林彪的存在。这样一来，林彪就会对周恩来的好感度和信任度大打折扣。

　　周恩来不愧是高手，马上来一个“将计就计”，他立刻让杨成武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这一决定。这时，杨成武却搞不清这里面的玄机，向周恩来解释说：“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让我只单独向您一人汇报，并让我转告您，这件事让您一个人单独处理。”

　　（117）

　　周恩来说：“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你回去对主席讲时，就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

　　杨成武也觉得周恩来的话有理。特别是周恩来说“你回去对主席讲时，就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这等于是向杨成武下命令，同时又说“你就说是我让去的”，这是鼓励杨成武不要害怕违背毛泽东的指示，你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就行。

　　毛泽东特别交代杨成武说“你只单独向总理一人报告”，毛泽东并没有让杨成武向林彪报告。可是杨成武在关键时刻，居然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反而遵照周恩来的话，去向林彪报告了。杨成武没有想到，他这么做是给毛泽东“惹麻烦”了。因为这样一来，不但毛泽东离间周恩来与林彪关系的计策失败，却反过来离间了毛泽东自己与林彪的关系。

　　因为杨成武说是周恩来派他来向林彪汇报，林彪就会对毛泽东产生看法。这么大的高层人事变动，按照常理，毛泽东应该先通知林彪这个党内第二把手，这才是尊重林彪的地位。可是毛泽东居然不告诉林彪，还是周恩来派人来告诉林彪，那么林彪就会觉得毛泽东把他看成是“可有可无”的摆设，不尊重他的地位，反而还是周恩来尊重林彪。这样一来，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反而产生裂痕了。

　　毛泽东的这个计策本来是不坏的，只是没想到他非常信任的杨成武，居然在关键时刻会违背自己的指示，反而听周恩来的话。杨成武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杨成武怕得罪周恩来，杨成武想谁都不得罪，想八面玲珑做好人。而毛泽东非常不喜欢八面玲珑的人，杨成武在关键时刻辜负了毛泽东，给毛泽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使毛泽东感到杨成武“不能信任”，这就为后来毛泽东“打倒杨成武”埋下了伏笔。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毛泽东对文革思考的第二个转折点。到此时毛泽东才吃惊地发现，造反派已经完全失控了，天下真的大乱了。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刻，连毛泽东自己都控制不住局势，只有周恩来还可以稳住局势，如果周恩来撒手不管，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正应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说的一句名言：“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革命之火就可能会把一切烧成灰烬。”

　　毛泽东后来也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毛泽东明白，在天下大乱的局面下，不能再降低周恩来的威望，相反要提升周恩来的威望，这样才能稳住局势，尽快走出天下大乱的混乱。

　　（118）

　　因此，毛泽东不仅停止了打倒周恩来的计划，反而开始树立周恩来的威信。毛泽东树立周恩来威信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反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打成反革命集团。

　　1967年9月8日，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了这样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上极右的口号，利用‘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兵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的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

　　此后，中国开始了一场浩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反对过周恩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姚登山等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件事我们后面还要讲到。

   附：

            周恩来处理国际列车事件

陶铁柱

　　(作者是参加这次“反修”行动的“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头头之一。)

　　1966年9月3日，北京开往莫斯科的1次特快，徐徐开进了中国边陲小城海拉尔，我们“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已在此恭候多时了。站台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油漆、毛泽东画像、用汉英俄蒙四种文字印制的“反对苏修”的传单和小册子。

　　列车刚一停稳，车门刚刚打开，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我们的“反修”行动。林东红灵巧地窜进车厢，不由分说地就去张贴毛泽东画像，苏联女列车员先是吃了一惊，后来也不甘示弱，愤怒地把画像扯了下来，撕个粉碎。

　　“你敢撕毛主席像?”林东红大吼着。

　　女列车员不懂得汉语，嘴里不断地用俄语骂着：“土匪!”

　　林东红一连又贴了两、三张毛泽东画像。女列车员忍无可忍，挥手给了她一耳光。林东红跳了起来，扑到女列车员身上，和她扭打成一团。

　　王保尔、陈其健等人，沿着包厢外的走廊，散发“反修”传单和小册子。外国旅客的态度不一，有的恭恭敬敬地拿在手里，装作认真阅读的样子，一看便知，他们是日本人；有的连看都不看，拿到后就像扔废纸似地扔到窗外面，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估计他们是俄国人。

　　车下也是一片忙乱，李建军领着一帮人，用大排笔刷子和各色油漆，往车厢上刷着大标语。此时，我正站在一节车厢门口，和一位苏联女列车员进行激烈辩论。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苏联列车，不是中国列车。滚开！”

　　（119）

　　“苏联列车？可它行驶在中国领土上。我们这是在进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你们要反对革命吗？”

　　红卫兵们又刷大字报，又喊口号，火车比规定时间晚开了10分钟。海拉尔车站站长面露难色，因为误车是他失职，但他也不敢流露。

　　临开车前，红卫兵们突然发现少两位战友：彭少珠、商小果不见了，他们估计可能被苏联列车扣住了，急忙让站长发出紧急停车的信号，几个“反修勇士”飞快地跑到列车前不远卧在铁轨上。

　  列车这时不得不停下来。红卫兵们要求上车，但苏联列车员硬是不开门。还是工人阶级有力量，站长对几个工人说：“不开门就用铁榔头砸!”几个工人果然抡起榔头砸了几下，列车门终于开了。

　　红卫兵们一拥而上，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搜寻，终于找到了这两位同学，只见她们的手被反绑着，嘴里还塞上了毛巾。

　　红卫兵们当然怒不可遏，大家异口同声，同仇敌忾地说：“不能这么便宜了苏联，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我说：“拿油漆把车厢那一面全刷上标语，上车把没有散发完的传单、小册子全都散出去!”

　　我和一些小分队员拿起油漆筒和排笔刷子，绕到列车另一面，在车厢上写满了这样的标语：“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到了下半夜，列车总算又开动了。带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带着斑斑点点的传单，像一只受伤逃窜的野兽，消失在大草原的茫茫黑夜中。

　　回来后，我们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有人批评我和李建军：“你们当头头的也太软弱了，苏修打人抓人，咱们刷几条标语就算完事了？你们还有点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吗？”

　　大家一致决定，9月7日再搞一次行动。

　　在我们行动前一天的9月6日，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共华北局书记华山，他转来了一份党中央给我们的电报。电文是：“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注意斗争策略。”

　　华山说：“我代表华北局支持你们的反修行动，但你们9月7日的这一次行动要事先请示中央。”

　　大家议论纷纷：“反修还用得着请示中央啊？”华山拐弯抹角，只是坚持让我们在行动前请示中央。

　　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边准备，边请示。

　　9月7日，到下午还没有和中央联系上。晚上，他们都去车站等候国际列车，留下我再做最后努力。

　　我在市委招待所给北京挂长途，要求直接接通周恩来。电话员颇为傲慢地问：“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找周总理讲话？”

　　（120）

　　我大发脾气：“我是北京红卫兵，现在有重要情况向周总理请示。如果你不给我接通，过一会儿发生了国际事件，中央不知道，责任要由你完全承担！你敢负这个责吗？”

　　这时周恩来正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大会上发表讲话，听说有紧急长途电话，马上离开会场去接。

　　“您是周总理吗？”

　　“是啊，我是周恩来，你是哪一位？”

　　“我是北京红卫兵红涛，我们小分队正在海拉尔串连。前几天我们拦截了苏联的国际列车，造了苏修的反。”

　　“中央派华山同志送给你们的电报，收到了吗？”

　　“收到了。”

　　“毛主席、党中央认为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你们这一代大有希望，如果你们能够认真总结经验，不但敢于革命，而且善于革命，提高斗争水平，你们的反修斗争就会取得更大成就！”

　　“我们打算再搞一次拦截行动，小分队的同志们已经到车站去了，留下我向您请示。”

　　“我的意见，你们可以在车站上贴大字报，喊口号，不要到列车上去，那是他们的列车，你一闯，他们就说你侵犯他们的主权，这样就会发生国际纠纷，他们就会提抗议，还会发生上次绑架之类的事情。希望你能够马上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小分队的同志们。”

　　我立刻给在车站的李建军打电话，向他讲了总理的意见。他和身边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对我说：“现在苏联的列车已经到达，我们正在车厢上刷标语，有人在车上演讲和散发传单。我们的意见是，苏修上次绑架了我们的人，这次我们不能轻饶了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认为中国红卫兵软弱可欺。你问一下总理，他的话代不代表毛主席？如果代表，我们坚决执行，马上撤下来。再问一下，车站为什么来了这么多解放军？”

　　“来了解放军？”

　　“是的，刚才来了几卡车解放军，现在正在铁路沿线放警戒线。”

　　我又给总理打电话。周恩来说：“中央今天上午讨论了你们的行动计划，我刚才的话当然是代表毛主席说的。你们能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很高兴。部队是我派去的。你们上次不是受苏联欺负了吗？毛主席让派部队去保护你们。这次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发生苏修绑架这种事情了。你们最好10日前赶回北京，我要开会欢迎你们。”

　　9月9日，我们小分队一行20多人回到北京，国务院派车把我们接到中南海。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政协礼堂，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首都中学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

　　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周恩来，指着我们向在场的上千名红卫兵说：

　　“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他们同苏修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现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北京来了。让我们热烈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下面掌声雷动，我们十分激动、兴奋。

　　（121）

　　会后周恩来在会客室里单独接见了我们。他微笑着和小分队队员一一握手，称赞我们的革命精神。当和我握手时，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红涛。”我回答说。

　　“红涛？噢，我们在电话里早就认识了。你很厉害啊，用俄语和他们辩论了两个小时。你是小分队负责人吗？”

　　“我和李建军都是，他是正的，我是副的。”

　　“你是哪个学校的？”

　　“54中的。”

　　“听说你们是北京最早到外地串连的一支红卫兵，8月11日出去的，对吧？”周恩来说。

　　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和我们都坐了下来，我们开始汇报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提出了当时无法理解的问题：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党内“走资派”只有极少数人，这次我们看到沿途各省市的领导都成了“走资派”，要是这样，我们党岂不是完全变质了吗？我们还谈了对东北、内蒙“文化大革命”进展的看法。

　　周恩来的表情变得严峻起来。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也很重要，有些情况中央还不知道。现在运动刚刚开始，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对有些问题，我们还要看一看，不急于下结论。你们可以把有些情况写成材料向中央汇报，交给余湛同志。”他指着坐在身边的余湛说：“这就是余湛同志，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就让他来担任我和你们的联络员吧，以后有什么事情，可直接找他，让他转告给我。”

　　大家鼓掌表示同意。接见结束时，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留念，还指示新华社记者说：“照片冲洗出来后，发给他们每人一张。”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检阅红卫兵。周恩来的指示，我和李建军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他同志在西二观礼台上。毛泽东在城楼上接见了我们。周恩来介绍说：“他们就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们的代表。”毛泽东微笑着和我们握手。

　　我们小分队的声誉已达到了顶峰。许多红卫兵都跑到我们的驻地来打听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的照片、海拉尔市委送给我们每人一双崭新长筒马靴、以及我手里那张进出边境地区证明，都让他们羡慕不已。

　　苏联对这次事件有何反应？我很想知道。有一天我到外交部，碰到苏欧司的老刘，他一见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们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家伙啊，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大了！事情没过几天，苏联大使就来提抗议。我们绞尽脑汁，答复说，这次事件是民间所为，而不是我国政府所为，为此我国政府不能接受贵国政府的抗议。苏联大使气得不得了，‘啪’地一下把抗议照会摔在桌子上就走了。你不是想了解苏联的反应吗，来看看这份《真理报》吧！”

　　我拿起报纸一看，苏联塔斯社在醒目的标题下报道了我们拦截国际列车的消息，骂我们是“暴徒”、“流氓”、是“一批反苏小丑”等等，还附了一张我和苏联女列车员辩论的大照片。【附文完】

　　（122）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对煽动外交部夺权的王力，是怀有愤怒的，所以就给周恩来一个“复仇”的机会。第一，毛泽东在王力讲话上批语“大、大、大毒草”，为周恩来解气；第二，毛泽东授予周恩来单独全权处理王力的特权。毛泽东以为周恩来复仇心切，会对王力下重手，立即给他扣个反革命的大帽子，召开批斗大会，狠狠批判一通。

　　但周恩来没有按照毛泽东想的那样去做。周恩来知道，如果他这样做，就会损害他的声誉。人们对周恩来的印象是宽厚仁慈，如果周恩来出重手处分王力，人们就会认为周恩来是挟私报复，影响人们对周恩来的好感。所以周恩来没有对王力下重手，只是把王力交给中央文革小组处理，因为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前面说过，中央文革小组也分为两派：一派是“京派”，指的是北京出身的陈伯达、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另一派是“海派”，指的是江青以及上海出身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康生的立场比较中立，但倾向于“海派”。“京派”和“海派”素有矛盾，双方各不服气，争毛泽东的“宠”，争毛泽东更大的重用。

　　1967年下半年以来，毛泽东重用“京派”的王、关、戚，让“海派”的江、张、姚不免有些失落感，所以打倒“京派”的王、关、戚，“海派”的江、张、姚是高兴的。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海派”一家独揽了。陈伯达和康生因为毛泽东亲近王、关、戚，而冷落他们，也对王、关、戚不满，所以周恩来让文革小组的人去批判王、关、戚，他们都很积极。相反，周恩来倒是表现出对王力的友好态度。据王力回忆说：

　　1967年8月30日下午，在钓鱼台开所谓“生活会”批斗我，张春桥和姚文元专门从上海回来参加会议，参加的还有杨成武、吴法宪，叶群身体不好请假。当时总理坐在主席的位置上，康生坐在总理的位置上，江青宣布开会。陈伯达的发言主要针对关锋，康生的发言主要针对我，说我想当总理。江青说：“王力，你眼里就没有我江青。”

　　当时我没有发言权，没有说话。凭良心说，我眼里还是有江青的，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又常常代表主席说话，我对她还是尊敬的。

　　在整我的会上，总理一句也未批评我，只有两次发言。一次是杨成武说：“逼总参谋部向香港派一个营兵力这件事，要王力负责。”

　　总理说：“这件事王力不知道。”

　　第二次是吴法宪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王力搞的。”

　　总理说：“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王力不知道。”

　　他们发言完，总理除了上面讲了两句话，就说了一句话：“你们也得听听王力的意见，叫他说说吧。”

　　我就哭了，说：“我没有什么说的了。”

　　这次会议后，就把我和关锋关在钓鱼台二号楼，隔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后来我出狱后，王光美同志对我说：“你作了替罪羊。搞得这么乱，是要找一个人做替罪羊的。”1967年8月底乱到极点了，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江青正好把我端出来当替罪羊。

　　（123）

　　王力说：因为1967年8月底中国乱到极点，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所以要找一个人当“天下大乱”的替罪羊。虽说王力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王力并不是在什么错误也没有的情况下，被当作“替罪羊”抛出来的。事实上，王力犯了很大的错误，甚至可以说他犯了“失职罪”。

　　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只字不提“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情况，可见他在这方面是心虚的。这就像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普通群众不去救火，并无过失；而消防队员不去救火，那就是犯了“失职罪”。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发生险情的时候，王力的身份是消防队员，而不是普通群众，他是有责任和义务去排除险情的。王力没有去救火，这就是典型的“失职罪”。

　　既然王力犯了“罪”，受到处分，也是理所当然的，并非完全冤枉他。如果当时王力去了现场，也不一定能劝住群众。不过如果王力去了的话，毛泽东恐怕就不会那么严厉处分他了。

　　康生后来在批判会上说：“王力这伙家伙，要不是留他们做活口供的话，都应该枪毙！就外交部夺权这件事，也要判无期徒刑。外交部夺权后，他们向全世界驻外使馆发电报，对抗总理的指示，反对中央，这不就是犯罪吗？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对这些家伙我们不是枪毙的话，起码要判他个无期徒刑。”

　　本来，最“恨”王力的人应该是周恩来。王力煽动外交部夺权，把周恩来整得好苦。可是批判王力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响应康生的话重惩王力，反而表现出非常的宽大，还替王力辩解，让王力都感动得哭了。周恩来的这个表现，又让人们大为称赞。

　　还有，王力提到批斗他的这次会议，“叶群身体不好请假”，这应该是因为林彪不高兴。毛泽东这件事没有通知林彪，还是周恩来派杨成武告诉林彪，所以林彪对这件事上就不闻不问不参与，叶群也就不来参会了。

　　关于打倒王力等人的事，吴法宪也有回忆说：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钓鱼台16号楼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当场宣布，对王力和关锋进行隔离反省。会后，王力和关锋就分别被软禁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座楼里了。很快，王力、关锋被隔离反省的事情就传了出去，一日之间，打倒王力、关锋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北京城。

　　（124）

　　到了11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

　　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毛泽东女儿李讷，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讷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

　　第二天，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到会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叶群、汪东兴和我。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决定，由于对戚本禹挽救无望，要立即把他抓起来。”

　　宣布以后，说抓就抓，立即行动。周恩来指定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带领杨德中和几个警卫战士，在毛泽东召集会议和经常休息的那个大厅里，等着戚本禹的到来。我们其余的人就在会议室里休息，等待消息。

　　一切布置好了以后，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戚本禹，通知他来开会。戚本禹接到通知，兴冲冲地坐汽车就来了。他刚一走进大厅，谢富治就对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

　　戚本禹愣了，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

　　由于戚本禹个子高大，怕他反抗，杨德中趁着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带警卫战士一下把他抱住，拷上了手铐。戚本禹还对江青存在幻想，在他被带上汽车前，还连叫了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

　　他哪里知道，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来的。这些具体情况，是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他们回来以后，向我们讲述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在这里说一下。戚本禹被关起来以后，江青还不肯罢手，又让人把戚本禹的妻子也关了起来，这一下就殃及到了他们的孩子，两个孩子没人养怎么办？

　　为此，江青找到杨成武，然后她和杨成武又找到我商量，说：“戚本禹的两个孩子是不是可以放到你们空军的一个机场？”

　　我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就问：“放到机场怎么办呢？”

　　江青说：“你交给一个干部嘛！让他管着，把孩子带好，抚养费由公家负责。”

　　我说：“那就放到通县机场吧。”

　　杨成武说：“放到通县机场不行。”

　　我又提出放在涿县和上海，江青都说不行，说要放得远一点。

　　最后，直到我说出放在青海格尔木机场，江青和杨成武才同意。那天晚上，汪东兴连夜派人把戚本禹两个孩子送到西郊机场，让我派飞机把他们送到格尔木去。飞机起飞前，我通知了格尔木机场的一个负责人，要他负责收养这两个孩子。

　　周恩来没有对王力等人立即进行严厉处分，反而给自己惹来不少麻烦。8月27日，按照原定计划，还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次批判陈毅的万人大会。因为外交部的造反派，这时还不知道王力等人已经倒台了，他们还是按照王力“八七讲话”的激进强硬态度，对待周恩来。

　　因为周恩来要亲自参加陈毅批判大会，而造反派却提出周恩来不能参加批陈大会，声称周恩来参加批陈大会，大会就成了“假批真保”。于是从8月26日开始，造反派一群人对周恩来进行围攻，纠缠不休，一直纠缠8月27日凌晨5时。

　　（125）

　　这时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忍不住愤怒起来，说：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在场的周恩来保健医生知道，周恩来不到身体的极限，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周恩来的保健医生也忍无可忍，警告造反派说：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们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完话，保健医生赶紧搀扶周恩来离开会场。

　　这时造反派仍不甘休，他们对周恩来高喊说：“我们要拦陈毅的汽车！我们还要再冲会场！”

　　走到门口的周恩来，听到这些话，转过身来怒吼道：“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造反派们从没见过周恩来发这么大的脾气，放这样的狠话，他们一时间惊呆了。周恩来回去后心脏病发作，一下子病倒了，36小时不能工作。这时毛泽东传来话说：“告诉总理，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

　　8月27日的批判陈毅万人大会，按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于周恩来表现出坚定和强硬的态度，镇住了造反派们，他们果然没有敢对陈毅动手，批陈大会上也没有出现过火行为。周恩来因为病倒，让陈伯达代替他主持大会。陈毅仍然坐在主席台的右前方，不时按照群众的要求，站起来低头认罪，态度很老实，比上次批斗会上更老实。陈毅也不愿意自己给周恩来再添麻烦，所以表现得特别老实。

　　到8月31日王力和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周恩来才召见姚登山及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的头头们开会，周恩来说：“最近一个时期，我讲话不灵了。现在，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最高指示！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的。”

　　周恩来又批评姚登山说：“姚登山最近考验还不够，在外面的几个报告，煽动性很大。你最近到处讲话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人家要求你当外交部长，连天安门上都有这个大标语。你作为一个司长，对出现这样的大标语，从来也不在我们面前吭一声。”

　　姚登山不知道王力已经倒台，还根据王力的讲话来辩解说：“我是根据王力讲话的精神。我有错误我负责，我是点革命之火。”

　　周恩来生气地说：“你这是推卸责任。你不要推给别人，你自己检查自己。看来非把中央抬出来你们才相信。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已受到批判了。一派红卫兵就可以跑到外交部安营扎寨，授权‘联络站’夺取大权，现在夺权撤销了！希望你们就此止步。”

　　周恩来在外交部“反夺权”后，造反派“联络站”很快倒台，保皇派“造反总部”和“攀险峰”又死灰复燃，被“打倒”的老干部们又重新恢复了工作。这次毛泽东对外交部的夺权，周恩来虽说胜利了，但也是靠好运气险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