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卅五（崇新岳 百思峰 ）

第十七节   全国全面夺权

　　（1）

　　毛泽东在1966年的文革，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总体来说，他是不满意的。特别是毛泽东拉开了打倒周恩来的序幕，可是进展却非常有限，基本上算是失败之作。因此，毛泽东决定改变1966年以来的战略，发起一个极为大胆和史无前例的大决战：“全国全面夺权”。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寿宴上，站起来举杯对参加这次文革小组成员说：“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干杯。”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元旦社论》反映了毛泽东的“大决战”战略思想，用“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气魄说：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元旦社论》总结了三个要点：第一、“文革出现新局面，工人起来了。”在1966年的一年里，学生(基本算是知识分子)是文革的主力军，而1967年出现了新局面，就是工人起来了，工人将取代学生成为文革的主力军。

　　第二、“向党内走资派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党内走资派”的概念，也就是从1964年，毛泽东就开始向“走资派”开展攻击，但这个攻击是一步一步层层深入的，也就是过去毛泽东喜欢用“剥笋”战术，一层一层地从下往上剥，打倒刘少奇就是用这种剥笋战术。但是剥笋战术太费时间，毛泽东要想在他的有生之年用剥笋战术来打倒整个老干部集团，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毛泽东下了决心，要在1967年来一个全面开花，来一场全国大总攻，来一次全面大决战，一次性地把老干部们全打倒，彻底解决问题。

　　第三、“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句话通俗的说，就是“全国全面夺权”。第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夺权，第二是“全面”夺权，意思就是在文化、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同时展开夺权。以前文化领域是刘少奇掌管的，现在文化领域的大权已经夺了过来，由毛泽东直属下的中央文革小组掌管文化领域，所以文化领域的夺权已经完成，毛泽东下面要进行的是在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夺权。掌管经济领域的是周恩来，掌管军事领域的是林彪，那么毛泽东的在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的夺权，最后就要落到周恩来和林彪头上，因此这两个人奋起抵抗毛泽东的夺权，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关于毛泽东在军队领域搞夺权以及林彪的抵制，我们前面做了一些叙述，下面主要讲毛泽东在经济领域搞夺权的情况。

　　（2）

　　在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之后，毛泽东又在中央会议发出了1967年搞文革的《四点指示》：

　　一、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二、要抓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

　　三、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四、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毛泽东的《四点指示》：一、“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二、指出四个夺权的重点地区：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这四个地方，是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工人最多的地方，所以毛泽东把夺权的重点放在这四个地方。

　　三、是指出造反派要团结多数。因为毛泽东煽动造反派起来造反之后，而各地官员为了保护自己，也组织起自己的群众组织，即所谓“保皇派”来保护自己。很多地方保皇派的人数要多于造反派的人数，因此毛泽东说造反派要团结多数，人数要超过保皇派一倍以上，这样才能保证夺权成功。

　　四、“上海很有希望”。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一下上海的情况。

　　前面说过，上海王洪文等组织领导的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通过1966年11月的“安亭事件”，迫使上海市委承认他们是“合法革命组织”。之后，“工总司”多次“炮打”上海市委，宣称上海市委是“黑帮”，要对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进行揪斗。因为此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已经明确支持“工总司”，所以上海市委不敢用行政权力来对付“工总司”，为此，上海市委就设法成立一个自己控制下的群众组织来保护自己。1966年11月23日，上海成立群众组织“赤卫队”，这是保护上海市委的保皇派群众组织。

　　此后，上海就出现了两派：造反的“工总司”，保皇的“赤卫队”。“工总司”的支持者是张春桥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而“赤卫队”的支持者是上海市长曹荻秋为代表的中共上海市委。“赤卫队”是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近卫军”，因为有上海市委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各种便利条件，很快“赤卫队”发展到80万人，有超过“工总司”的势头。

　　1967年1月4日，上海《文汇报》发生夺权事件，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工总司”派大量工人去支持《文汇报》夺权；1967年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又发生造反派接管报社的夺权事件，“工总司”又派工人去支持，而“赤卫队”也派出万余工人去反对，这些人高喊的口号是，“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这个口号清晰地暴露出“赤卫队”的保皇性质。因为《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刊登的都是干巴巴的党八股文，一般的工人，怎么可能喜欢看这种报纸，又怎么会要求“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显然这个口号来自上海市委在背后的指使。

　　（3）

　　“赤卫队”和“工总司”先是展开文斗，“赤卫队”公开打出“打倒张春桥”的口号，并公开提出要张春桥回上海作检查，因为张春桥是“工总司”的后台；而“工总司”则打出“赤卫队是保皇派，是曹荻秋的御用工具”，要公开揪斗曹荻秋。

　　“赤卫队”虽然想保曹荻秋，但他们却不便公开打出保曹荻秋的旗号。因为那时的社会舆论主流是造反有理，谁也不敢公开说自己反对造反，谁也不敢反对批斗当权派。于是“赤卫队”就来一个“反客为主”之计，他们也抢着去揪斗曹荻秋，但“赤卫队”对曹荻秋的揪斗是假的，是给别人看的，实际上他们是在保护曹荻秋。“赤卫队”试图抢到曹荻秋的批斗权，阻止“工总司”的批斗，起到对曹荻秋的明批暗报作用。

　　“工总司”也看破了“赤卫队”的反客为主之计，于是工总司在12月14日，召开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席会议，作出一个决议：“没有革命造反派的批准，曹荻秋和各级领导一律不准检查，也不准将检查材料交给任何人。”工总司的这个决议，也是试图掌握批斗上海市委的主动权，防止赤卫队用“反客为主”来保护上海市委。

　　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曹荻秋签字接受赤卫队提出的八项要求，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个大会是假戏真做，让一般人以为“赤卫队”也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也要造上海市委的反，而曹荻秋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更是给予了“赤卫队”合法性。

　　“工总司”当然不能让“赤卫队”反客为主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于是在12月25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也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把曹荻秋揪到会场，迫使曹荻秋当众宣布他与赤卫队签字的八项要求作废，并且被迫宣布不再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这样一来，“赤卫队”就不得不进行新一轮的反攻。他们也知道曹荻秋是在“工总司”的逼迫下，不得已宣布赤卫队不是革命组织，所以“赤卫队”也要用逼迫的方法，演一场逼迫曹荻秋的“戏”，让曹荻秋再次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1月28日晚，“赤卫队”派出两万多人包围了位于康平路的上海市委书记处，声称要找曹荻秋“算账”，要曹荻秋重新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

　　对此，“工总司”也不能坐视不睬。据说在北京的张春桥听到赤卫队包围上海市委书记处的时候，给上海的王洪文发出指示，让他赶紧派人去与“赤卫队”争夺上海造反的主动权。于是王洪文率领十余万“工总司”的工人，向康平路进发，路上又收到小道消息说，赤卫队冲砸了张春桥的家。

　　张春桥是“工总司”的精神领袖，张春桥的家被冲砸，引起“工总司”人们的义愤，于是十余万“工总司”对两万多“赤卫队”大打出手，造成了康平路流血事件。这是上海，也是全国发生的首场大规模武斗。“赤卫队”寡不敌众，很快投降了，“赤卫队”本身也很快彻底垮台了。

　　保皇派的群众组织“赤卫队”彻底垮台后，上海成为造反派的一统天下，这就为后来上海的“夺权”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4）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1月6日，“工总司”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大会发出的《通令》说：从1967年1月6日，上海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长，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群众自行宣布不承认中央指派的上海市长，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这就是所谓自下而上的“夺权”，它与以前红卫兵“造反”的性质截然不同。“造反”只是对领导干部进行“炮打”，贴大字报、揪斗、围攻，但这些领导干部还是掌权的，经常是被戴上高帽子批斗之后，回到办公室继续发号施令，继续领导工作。而“夺权”则是群众直接罢免领导官职，夺取其手中的指挥权。

　　1月4日的大会之后，上海市委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幕后指挥下，1月8日上海造反派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接管了上海市的经济领导权；同时造反派成立了“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取代了上海市公安局，还成立了“造反组织联络站”来取代上海市委。这样一来，上海的整个实际权力就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控制的造反派手中，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被造反派夺取实权的地方。

　　毛泽东是怎么看待上海夺权的呢？1月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开会，但没有叫周恩来、康生以及代表林彪的叶群。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

　　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解放日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这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内部造反很好。我们的报纸要转载红卫兵的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首先，毛泽东赞扬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被夺权后，不再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登载文章，而是自行其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登载红卫兵的文章。毛泽东赞扬这种做法，认为红卫兵“自由办报”好。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自由办报”时间很短，等到王洪文等造反派掌握上海的实权之后，《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成为造反派的喉舌报纸，不再是“自由办报”的报纸。

　　毛泽东又说：《文汇报》1月5日登的《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也是全国性的，《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5）

　　《文汇报》1月5日登的《告全市人民书》，全名是《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这是“工总司”的工人与红卫兵共同起草的文章。该文主旨是：“我们呼吁大家，抓革命，促生产，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呼吁在各地串联的上海工人，立即回上海，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对工人搞文革最担心的就是：工人一旦搞起文革来，就会放弃生产，造成社会的巨大混乱。现在，上海的工人组织自觉地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主动提出在搞好文革的时候，不停止和中断生产，这样文革就可以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了。所以，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大为赞赏，让《人民日报》立即转载。

　　另外，毛泽东看到造反工人接管上海市委的权力之后，并没有出现重大混乱，也使他的信心大增，认为离开那些官僚干部，工人也是可以掌好权的，所以说“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王力回忆说：1月8日晚毛主席召集陈伯达、江青等人开会，我晚到了一会儿。在这个会上，毛主席宣布他的决定：中央各部要改组，首先从中宣部开始，改为宣传组。中宣部部长陶铸已经打倒了，现在中宣部改为中央宣传组，以王力为组长，代替陶铸的工作。我说：我不行，我只能当陈伯达的秘书。主席不高兴，说：“定了”。这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总理不知道，康生不知道，叶群也没有通知。

　　毛泽东在不通知周恩来、林彪的情况下，宣布改组“中宣部”为“宣传组”，第一是因为毛泽东已经不信任这两个人；第二是因为改组中宣部，并没有触及到周恩来和林彪的管辖范围，所以不必与他们商议。

　　1967年《元旦社论》刊登后，引起人们极大的震动，大家纷纷猜测“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明白，毛泽东又要来一个大动作了。待周恩来看破毛泽东的谜底是“全面夺权”后，不得不暗暗叫苦。

　　1967年，对周恩来来说是最困难的一年，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年。在这一年，周恩来多次对人说：“文革要让我少活10年。”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回忆说：“伯伯曾经说过文革让他少活了十年，真的是心力交瘁，对他身体的打击和摧残都是非常严重的。”

　　周恩来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周恩来从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造反以来，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毛泽东要“全面夺权”，周恩来就不得不进行“全面抵抗”。这种“全面抵抗”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首先要消耗自己的身体。常言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是周恩来为了抵制文革，不得不豁出去自己少活10年，这就叫“玩命”，用自己的身体来革命。

　　（6）

　　为什么周恩来说“少活10年”呢？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毛泽东掌握着宣传工具的优势，他可以通过党的报纸杂志发出自己的声音，向红卫兵和造反派传达自己的指示；而周恩来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用最“笨”的办法，直接与红卫兵和造反派会谈，直接向他们传达自己的声音。因为当时的红卫兵派系繁多，为了会见这么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周恩来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不睡觉，甚至70多个小时连续工作，七、八小时不吃饭也是常事。这样超高强度的工作，对人的身体健康损伤很大，所以周恩来说文革让他少活了10年。

　　周恩来夜以继日工作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很多部下被打倒了，这样很多事情就得自己亲力亲为。如果他要放一部分权出去，正中毛泽东夺权的下怀。所以，周恩来不能把大权交出去，殚精竭虑也要保持权力。如果事必躬亲，势必以损害自己的健康为代价，所以周恩来为了不让毛泽东的夺权成功，拼耗自己的健康少活10年。

　　1967年2月2日，周恩来在长期工作后，突然感到身体异常，经医生会诊，发现有心脏病，应该马上住院治疗。可是周恩来当即吩咐秘书，不要对外讲他患病，并且自己依然带病工作。因为周恩来一旦宣布生病住院，正好成为别人夺他的权的借口。

　　不过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还是为他的健康担忧，次日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门上：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利益出发，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看到这张大字报的陈毅、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等人，也在《大字报》上签名支持，这些人都是竭力支持周恩来的。周恩来则在《大字报》上写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但事实上周恩来无法休息，只得拼着身体撑下去。

　　当然，毛泽东搞文革也损害了他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一下子就垮了，文革让毛泽东也少活了5年左右。因此，毛泽东搞文革也是玩命，用自己的身体来革命。

　　如果没有文革，刘少奇肯定会活得长些，林彪不会外逃，也肯定会活得长些。因此，文革中的四大风云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刘少奇，都因为文革而短了寿命，这就是革命的代价吧。

　　（7）

　　1967年1月6日上海夺权之后，马上连锁全国，引发一场夺权的“一月风暴”。1月14日，山西省夺权；1月22日，山东省夺权；1月22日，广东省夺权；1月25日，贵州省夺权；1月26日，江苏省夺权；1月31日，黑龙江省夺权。

　　表面上看，似乎形势大好，事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来进行，但如果看一下这些夺权的实质，形势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仔细探究一下，就可以把夺权分为四种模式：上海模式，广东模式，江苏模式和黑龙江模式。

　　上海模式是毛泽东派系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夺了党委的权，不但夺了政治权，业务权也一起夺了下来，这在毛泽东看来是最理想的。1月16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承认上海的夺权，批准上海成立以张春桥为主任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接替上海市委管理上海。

　　广东模式是保守派的群众组织，不严格的说，也可以说是周恩来派系的群众组织夺了党委的权。广东省夺权后，保守派组织只是夺权政治权，不夺业务权，各种业务的领导权依旧掌握在旧省委的人手里，群众组织只是成立一个监督小组，只有对业务的监督权。这样一来，真正的实权依旧掌握在旧省委手中。

　　因此，广东模式其实是一种“保护性夺权”，保守派抢先夺权，这样阻止了真正的造反派夺权。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动“让权”，把各种“官印”主动交给前来夺权的群众组织，避免了一场夺权的混乱。毛泽东当然看破了广东模式的夺权实质，他的对策就是对广东的夺权“不予承认”。尽管广东在1967年1月22日就夺了权，毛泽东迟迟不予承认，一直到一年后的1968年2月12日，才承认黄永胜(解放军上将)为主任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

　　江苏模式是既不是毛泽东派，也不是周恩来派的，第三势力的独立群众组织夺了权。因为一般的书籍文章对江苏夺权的情况介绍不多，这里稍微多说明一下。

　　江苏夺权的核心人物是文凤来，南京大学政治系年轻男教师。文革初期刘少奇统治的50天里，江苏省委向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文凤来给工作组贴了大字报，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反革命，于是文凤来就跑到北京去告状。当时康生正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物色革命群众反对工作组的典型，最后选中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和南京大学来京告状的文凤来。

　　当时正赶上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文凤来被康生安排登上了天安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以很大的篇幅报道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其中还特别提到：“从秀丽的江南来到宏伟北京的南京大学教师文凤来同志，登上了天安门。”

　　（8）

　　这样一来，文凤来一下成为造反英雄。文凤来从北京凯旋归来后,迅速组织起南京大学第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后来文凤来成为江苏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总)”的头头。而江苏省委也组织一个保皇派群众组织“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与造反派抗衡。

　　1966年12月21日，“红总”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彻底摧毁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省委书记们参加，这个要求遭到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拒绝后，数千名造反派列队前往省委前示威，而省委方面则动员了大批“赤卫队”赶到省委，与造反派形成对峙。之后，“红总”与“赤卫队”不断发生冲突。

　　1967年1月3日，“红总”与“赤卫队”之间终于爆发大规模武斗，结果武斗持续了三天，造成三百多人受伤，不过好在没有人在这次武斗中死亡。这次武斗中，“红总”大获全胜，“赤卫队”被彻底打垮。这样一来，江苏省委就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1月6日，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江苏省委打电话，支持“红总”，要求江苏省委坚决制止“赤卫队”的肆无忌惮暴行，并威胁江苏省委说：“如果你们袖手旁观或者幕后操纵，一切后果都由你们负责。”

　　江苏省委上面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胁迫，下面又受到造反派的压力，最后不得不“投降”了，与“红总”签订了《九项问题协议》。《协议》把“赤卫队”说成是武斗事件的挑起者，同意解散赤卫队，并且承诺武斗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省、市委负全部责任。

　　江苏省委“投降”后，造反派势力日益扩大。1月10日，造反派先对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进行了夺权，1月26日，进而对江苏省委进行夺权。文凤来的“红总”为首的32人组成夺权委员会，他们把旧省委的主要负责人都叫到一个大会议室，把省委以及各厅局的大印都拿出来放在大会议室的桌上，这个时候文凤来代表造反派宣布说：“从今天开始，江苏省的一切大权归革命造反派所有！这些公章全部作废！”

　　1月28日，“红总”控制的《新华日报》发表了《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声明》。1月30日，“红总”召开夺权大会，宣布成立“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下设“生产委员会”、“夺权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试图学习上海的造反经验，全面接管江苏省的权力。

　　但是，江苏1月26日的夺权，一直没有得到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承认，直到一年多以后的1968年，中央才批准江苏省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主任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这是为什么呢？

　　（9）

　　原来，南京的“红总”，并不是听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指示，是完全独立的造反派。他们认为，除了江苏省委之外，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要打倒，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夺权。“红总”喊出:“打倒许世友！打倒许大和尚！揪出许大马棒！”等激烈口号，受到冲击的许世友，躲到大别山的疗养院，于是造反派就抄了许世友在南京的家。本来1月3日的时候，中央文革还是支持“红总”的，可是当“红总”执意要打倒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中央文革就不支持他们了，因为许世友是毛泽东一定要“保”的几个心腹将领之一。

　　另外，1月26日夺权的当天，周恩来就打来电话，含蓄地劝阻说：“中央不会对这次夺权给与支持，希望‘红总’方面不要在报纸上宣布夺权的消息。”但“红总”开会讨论周恩来的意见时，文凤来说：“权已被我们夺过来了，准备明天见报，就不通过中央了，大家看看有甚么意见？”参加会议的众人高呼：“同意！鼓掌通过了这个决定。

　　1月30日“红总”召开夺权大会之前，周恩来再次打来电话，希望“红总”在大会上只宣布夺权，不要谈成立组织，并说：“我们准备邀请你们所有左派的代表人物，来北京商谈有关新政权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针。”然而“红总”再次忽视周恩来的指示，在群众大会上自行宣布成立“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以及“生产委员会”、“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等，这就使得周恩来也无法控制他们。

　　“红总”既不听毛泽东的话，也不停周恩来的话，于是在一个多月后的3月5日，中央宣布江苏实施“军管”，这样一来，江苏造反派的“夺权”就完全失败了。

　　最后介绍一下黑龙江模式，即所谓的“三结合夺权”。即由黑龙江的造反派组织，和黑龙江省委内部的“左派”，以及驻扎黑龙江的军队，三方面共同协商，形成一个“三结合小组”，共同夺取权力。用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毛泽东代表造反派，周恩来代表省委，林彪代表军方。那么，“三结合夺权”就是代表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的三个人分享权力。

　　在上述四种夺权模式中，毛泽东理想中的是上海模式，不愿意看到的是广州模式和江苏模式，黑龙江模式不太理想，但也可以接受。周恩来则希望看到广州模式，不愿看到上海模式，也不愿看到江苏模式，黑龙江模式周恩来也能接受。

　　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但他也不是号召随心所欲地乱造反，毛泽东对造反有四点基本的要求：第一，造反派不仅夺取了政治的虚权，同时也夺到了业务的实权，是真正的夺权；第二，造反派能够听从中央文革的指挥，是毛泽东可以控制的群众组织；第三，造反派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击败其他群众组织的反夺权，保持掌权地位；第四，造反派掌权后，能够“抓生产”，保持城市的物质生活基本稳定，让广大人民的生活保持安定。

　　（10）

　　广东模式的夺权，只是夺取政治的虚权，放弃业务的实权，这样一来，真正的实权还是掌握在旧政府班子手中，无法实现彻底打倒旧政府的目的。因此，毛泽东不支持广东模式的夺权。而江苏模式的夺权，造反派不听毛泽东的指挥，因此毛泽东也不支持。只是在上海的夺权中，王洪文领导上海造反组织“工总司”，真正达到了毛泽东对夺权的四点要求：

　　第一，王洪文率领的造反派同时夺到了政治权和业务权；第二，王洪文听从毛泽东的指挥；第三，上海的其他造反派向王洪文发起“反夺权”时，都被王洪文的造反派击溃了，王洪文对其他造反派保持绝对的优势；第四，也是最难得的，是王洪文他们在夺权之后，并没有只搞革命，放弃生产，而是努力抓生产，保持了上海的正常生产。在天下大乱的文革时代，上海的生产是搞得最好的，的确实现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理想。

　　因为上海的造反派实现了毛泽东“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愿望，这些主要是王洪文的功劳，所以后来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接班，也是出于这个理由。

　　在上海模式中，造反派不仅夺了权，而且生产也搞得好，这样一般上海市民对造反派就比较支持，造反派也比较得人心。如果中国各地的夺权都能实现上海的模式，那么毛泽东理想中的“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文革也就搞成了。

　　但是事情偏偏不让毛泽东如愿，在各省市夺权中，除了山西省、山东省和贵州省的夺权，比较接近于上海模式以外，其他各省远远达不到上海模式的标准。在天下大乱的环境中，各个地方涌现出各种各样的造反派，各个派之间相互争夺权力，最后发展到大打出手，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天下大乱”变成“天下更乱”，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文革也就完全失败了，成为一场夺权混战。

　　当然在1967年1月的时候，毛泽东还无法预知后面的结果。上海的成功夺权使他信心大增，在这个月接二连三地发出“全国全面夺权”的号召。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在这个贺电中，“中央文革小组”首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成为新一极的权力中心。

　　本来，国务院是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是林彪领导的，现在“中央文革小组”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并列，也就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人江青，与周恩来和林彪有了平级的地位。这个贺电原本是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只是在贺电发出前，毛泽东亲自指示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据当时参与此事的王力回忆说：

　　（11）

　　1月10日毛主席批示，要文革小组代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致上海各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学习上海的经验。我在事后问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共中央并列，合适吗？文革小组是政治局的参谋秘书机构，怎么成了权力机构？”毛主席笑了笑而答非所问：“就是要这样好。”

　　1月16日，毛泽东参加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时毛泽东还沉浸在上海夺权成功的兴奋之中，他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如果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1月上旬发展到一百万人，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左派力量小时，夺过去的权很快又被夺走。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我支持夺权。夺权后要抓革命促生产。

　　有人压不了造反就破坏生产，然后归罪于革命。生产要由群众自己来搞，不要走资派指手画脚，以生产压革命。有人企图撒手不管，他们不管，工人自己管，一定比他们管得更好。要由工人起来把革命和生产的责任担起来，把革命和生产的领导权自己掌握。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是一篇毛泽东夺权思想的核心文章，文章总结上海经验说：把上海的经验集中一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政治、经济、文教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权的斗争。

　　这篇文章，明确点明了两个根本问题：第一、文革的中心任务是从走资派手里夺权；第二、夺权的方式是全面掌握政治、经济、文教大权。关于毛泽东的夺权思想，起草这篇评论员文章的王力，在回忆录中说：

　　这篇评论员文章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明确提出夺“党权”、“政权”和“财权”，而且分别讲为什么要夺这些权。关于党权，毛主席说：就是要夺他们的党权，他们欺骗、蒙蔽、压制党员干部，使党员成为他们的工具。他们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拿手的就是用纪律压人，谁不听他们就是反党，就是违背纪律。这个纪律成为他们的束缚干部党员的紧箍咒。

　　关于政权，毛主席说：掌握在走资派手里的部分政权也要夺，因为他不是镇压反革命，而是镇压革命。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触犯了个别人的利益，革命革到他们头上，要革命的人被他们打成反革命，这成了规律。他们可以随便开除、监禁、戴帽子，挑动群众斗群众，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保卫自己的乌纱帽、地位和利益。

　　（12）

　　关于财权，毛主席说：财权也要夺，中心是反对经济主义。经济主义是采取经济收买手段，适合少数落后群众的心理，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引导人们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提倡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这种经济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把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

　　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全面夺权，周恩来和林彪都感到压力很大。林彪的策略是：保住军队这个阵地，其他的不管。据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林彪对我们说：“对主席的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文化大革命，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要防止某些人向军队插手，要像‘防贼’一样，只要文革小组那些人管了军队里的事，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

　　周恩来的策略，则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顺势引导”，不是阻挡毛泽东的夺权，而是把夺权引导到周恩来希望的方向上去。在周恩来看来，广东模式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因为广东模式不是党权、政权、财权一起夺的全面夺权，而只夺地方党委的党权，对政权和财权不夺权，只是进行监督，这样就可以把毛泽东发起的轰轰烈烈夺权运动，化解为白干一场的无用功。

　　周恩来号召各地的造反派的夺权，效仿广东模式，而不是上海模式。但周恩来没有自己的宣传工具，所以他只能直接向造反派们宣讲自己的主张。1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时说：夺权问题很复杂，现在多数单位的夺权是准备不足。条件不成熟的单位，暂时不能夺权。夺权，一般是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生产领导权还是监督好。不能把“长”字号的都排弃，要保留一些“长”字号的，保证业务的畅通。否则，你们就会走向反面。

　　1月28日，周恩来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时说：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对当权派要区别对待，不可能掌权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把所有领导干部都一脚踢开。夺权斗争要严肃认真，不能放任自流，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要扩大打击面。

　　周恩来的这些关于夺权的话，显然是反对毛泽东的夺权精神的。尽管周恩来不能直接用宣传工具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周恩来靠着不辞辛苦的各处游说，居然使他的主张得到了相当的认可，使毛泽东的上海模式推广不开，而周恩来的广东模式倒是颇有市场。到后来，大部分省份的夺权都采用了广东模式，而不是上海模式。这除了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造反组织一般都是松散的群众组合，难以有效地管理好业务工作。上海的造反派之所以能管好业务，一来是上海的工人素质较高，二来也是王洪文的确有些水平。

　　（13）

　　为了更好地理解夺权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下当时中共的权力分布。第一层权力的领导人，是政治局常委。虽说当时政治局常委有七人，后来又增补为十一人，但真正有权势是三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刘少奇下台后，林彪取代了刘少奇的位置。这第一个层权力的三个人，不但地位最高，而且待遇也不一样，特别突出的是有专机和专列。特别是专列，那绝对是身份的象征，因为专列开出来，其他火车都要为它让路，整个铁路系统就打乱了，因此专列的数量只能非常有限。

　　第二层权力的领导人，是掌握实权的领导人，他们分布在党、政府、军队三个方面。

　　党务系统中的第二层权力部门是中央书记处，邓小平是总书记，下面有书记12人：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康生、陆定一、罗瑞卿、叶剑英、谢富治、刘宁一。其中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三人在1966年初就被打倒，后来邓小平在1966年8月也靠边站了，由陶铸接任书记处常务书记。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后，中央书记处名存实亡，由中央文革小组接替了中央书记处的职能。

　　政府系统中具有第二层权力的领导人是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前有副总理15人：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谢富治。

　　不过林彪的情况有些特殊。文革前，林彪在政府中的任职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地位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之下。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把手，党内的地位在周恩来之上了，可是在政府系统中，林彪并没有接替刘少奇的国家主席职务，他仍然是国务院副总理。这样就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党系统中，林彪排名在周恩来之上；在政府系统中，林彪又排名在周恩来之下，显然是“名不正，言不顺”。林彪只有当国家主席，才能在政府系统中排名在周恩来之上，才能“名正言顺”。所以，后来林彪在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跟毛泽东发生了重大争执。

　　1967年1月的时候，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被打倒了，陈云、邓小平、贺龙、乌兰夫靠边站了，只是剩下6位副总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谢富治。其中陈毅主管外事，李富春主管工交，李先念主管财政，谭震林主管农林，聂荣臻主管科学，谢富治主管政法。从行政区域划分，陈毅主管西北，李富春主管东北，李先念主管中南，谭震林主管华东，聂荣臻主管西南，谢富治主管华北。

　　（14）

　　政府系统中的第三层权力领导人是国务院下属各个部的部长，各个省的省长，他们由上述6位副总理主管。比如谭震林主管农林，农业部、林业部等与农林有关部委的部长，由谭震林主管，同时华东各省的省长，也由谭震林主管。

　　军队系统中第二层权力领导人，是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第三层权力领导人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各大军区司令，空军、海军司令。

　　我们在分析了中共的权力分配体系之后，可以明白毛泽东要夺权的具体目标，就是夺权“党、政、军”的前三层权力部门的领导权。只要把这些权力部门的领导权夺到手，毛泽东想要搞的“夺权风暴”就胜利成功了。

　　党务方面的夺权。刘少奇主管党务的，刘少奇被打倒之后，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接管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之后，党务部门的权力基本上被毛泽东夺了过来，所以毛泽东发起这次“夺权风暴”的目标，是夺取政府和军队的各实权部门的领导权。

　　在政府方面的夺权，就是打倒仍然管事的6个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国务院各个部的部长，各个省的省长。在军队方面夺权，就是打倒军委秘书长，以及“三总部”的领导人，各大军区的司令。但并不是上述所有的人都要打倒，比如副总理谢富治、总参谋长杨成武，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等，是毛泽东派的人，毛泽东当然不会打倒他们。

　　在军队方面的夺权，毛泽东最初是从军事重要程度相对最小的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入手，但这也遭到林彪的强烈抵制，甚至与江青大吵一场，使得毛泽东不得不暂时停止军队方面的夺权。

　　在政府方面的夺权，主要是夺取国务院下属各个部(外交部、财政部等)的领导权，以及地方各省的领导权，重点是打倒除了谢富治之外的五位副总理。在政府方面夺权的第一步，是由红卫兵和造反派先揪斗各个部的部长，各个省的省长，为打倒他们做好舆论准备。

　　周恩来因为对各个省鞭长莫及，他首先能保护的，是在北京的国务院各个部位的部长。周恩来把各部的部长，接到中南海内国务院的宿舍楼暂住，让他们在这里“写检讨”，其实是保护他们。这样一来，红卫兵和造反派找不到要揪斗的当权派，于是就要到中南海里去揪人。

　　（15）

　　1967年1月初，已经有四、五千红卫兵和造反派包围在中南海的四个大门口，他们发表演说，呼喊口号，刷写大标语，要揪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批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并且在中南海外设置了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昼夜不停地播放。

　　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西花厅在中南海的边缘处，离外面的马路只有一墙之隔，墙外大喇叭不停地广播，吵得周恩来难于正常休息和工作。有人劝周恩来暂时离开中南海，住到人民大会堂去，那时毛泽东已经住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却说：“中南海是我的工作岗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离开中南海。如果有人来冲，我将挺身而出，保卫中南海！”

　　周恩来知道，只要他一搬出中南海，红卫兵和造反派很快就会冲进来抓人，这时他必须留在这里，保护在这里避难的老部下。

　　包围中南海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行动越来越激烈，有些人开始突破警卫线，甚至翻墙入院，造成中南海四个门频频告急。周恩来当时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

　　1月8日深夜，总理正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农大的一批造反学生已经冲进了中南海西门，要抓谭震林。谭震林住在中南海西门内几十米的地方，学生们是知情的，如果把谭震林揪走，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总理中止了会议，乘车到中南海西门，总理跳下汽车，先是让学生们退出中南海。但学生们乱吵乱闹，根本不听，只是拼命喊“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当时天气冷极了，我们几个年轻人已冻得直流鼻涕，我拿了件大衣，给总理穿，可他不穿，硬是在院子里站了半个多小时，才说服学生，由他们选出代表到屋子里谈判，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才达成协议，学生们撤出中南海，去人民大会堂开大会，请谭震林到会。总理就这样把学生们都引到了人民大会堂，谭震林也去了。总理和谭震林坐在一起，开了两个多小时的大会，实际上是陪着谭震林挨了两个多小时的批斗，才给中南海解了围，保住了谭震林同志。

　　1967年1月毛泽东发起夺权风暴之后，就在这短短的一个月里，接连发生了四起高级干部“非正常死亡”的事件。1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死亡；1月21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亡；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死亡；1月29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死亡。

　　（16）

　　从1966年8月红卫兵造反以来，已经发生了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但是在1967年以前的死者，一般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类，或者作家老舍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部省级的“红色”高官的死亡还没有发生过。所以，在1967年以前，高官们尽管对毛泽东的文革表示“不理解”，但还没有出现强烈的抵制。

　　可是1967年1月四名部省级高官的非正常死亡，使老干部们感到现在自己遇到的，并不是能不能被“罢官”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活下去的“生死”问题。这样一来，老干部们对文革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也是1967年2月发生高官们集体抵制文革的“二月逆流”事件的思想背景。

　　人一旦遇到生死问题，先要求救。中共党内的三棵大树是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向毛泽东求救吧，正是毛泽东要打倒他们的，所以向毛泽东求救是不行的；向林彪求救吧，林彪是除了保护军队干部之外，对地方干部的死活一概不管，用林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

　　毛泽东和林彪不管，剩下就只有向周恩来求救了。后来，人们把周恩来形容为文革中保护老干部的“参天大树”，这个形容的确很到位。周恩来在文革中所作的最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抢救老干部，因此很多老干部事后对周恩来都抱有感激涕零的心情。

　　为什么周恩来要救老干部呢？这与周恩来和毛泽东对“党”的看法分歧有关。对于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周恩来在原则也是同意的。周恩来也赞成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也认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有必要采取某些措施来防止中国“变修”，这点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分歧在于，用什么方法来“反修防修”。

　　毛泽东认为，老干部已经完全烂了。因此，毛泽东提出的“反修防修”办法是，用暴风骤雨的革命方式，彻底打倒整个老干部集团，才能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而周恩来认为，老干部基本上是好的，只是个别干部烂了。因此，周恩来提出的“反修防修”办法是，用和风细雨的批评教育方式，或者用过去的整风方式，就能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要打倒老干部，而按照周恩来的思路要保护老干部，这就是他们两人在文革中的最基本冲突。

　　在1966年10月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我们习惯了一言堂，当官作老爷，现在被别人指着鼻子骂，就坐不住了。出修正主义不是不可能的，要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就要靠掌握毛主席思想的广大群众来监督我们。大家要经受得住考验，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

　　（17）

　　周恩来在这里说明了他对文革这场革命的解释，他认为搞文革主要是对高官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而不是对高官进行罢官。因此周恩来说，文革不是“革”高官们的“政治生命”，而是“革”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到1967年1月之后，周恩来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发现现在夺权的苗头，不仅是威胁到高官们的政治生命，甚至威胁到了他们的肉体生命，周恩来觉得自己不能不管了。1月22日张霖之被造反派打死之后，周恩来自责说：“一个部长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那时老干部们把周恩来当作保护他们的参天大树，所以周恩来感到没有保护好张霖之，是自己的失职。

　　之后，周恩来多次在接见造反派大会上提到张霖之的死，他说：到现在我都很难过，张霖之被斗十几天，几十天不让回家，多年的老战友啊！一个部长，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一个人大代表就这样死了。许多中央同志知道后很不安，很难过。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啊！你们难道可以为所欲为吗？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

　　周恩来这些话，一半是对造反派说的，另一半也是对毛泽东说的，因为周恩来知道他的所有公开讲话，肯定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毛泽东的那里。周恩来说的“可以把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这其实也是向毛泽东提出的质问和抗议，非常强烈的质问和抗议。

　　虽说毛泽东要打倒老干部，但他的本意只是在政治上打倒，并非在肉体上消灭这些老干部。毛泽东的设想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对老干部们进行非暴力的批斗，然后夺权。被夺权后的老干部们“靠边站”，保证一定的生活待遇，比如工资不变等等，这样可以使老干部们的反抗降为最小。因为毛泽东也明白，如果要革别人的命，别人就会拼命，狗急了还要跳墙，人一旦拼命反抗起来，那反抗的阻力就大了。

　　毛泽东是反对打死人的，因为这样对文革不但没有利，反而是有害的，后来文革最被人们诟病的事情，就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打死人。尽管毛泽东不愿意看到打死人的事件，可是他也控制不住那些红卫兵和造反派。一旦红卫兵和造反派打死了人，造成既成事实，毛泽东就没有退路了，他只能得罪老干部越来越多，只有“硬着头皮顶住”。

　　中国的古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毛泽东搞文革最初的成功，是因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泽东后来在文革中的失败，也是因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泽东的故事，又验证了这句古话所包含的哲理。

　　（18）

　　1967年2月中旬发生的高层干部集体抵抗文革的“二月逆流”，是文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谈到“二月逆流”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引发这场“逆流”的背景。这里先回顾一下1967年1月以来发生的大事。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联合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吹响了全国全面夺权的号角，全国全面夺权运动从此开始，真正的天下大乱也是从此开始。

　　1月4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同一天，陈伯达和江青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因为陶铸是当时中央排名第四位大人物，所以打倒陶铸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震动。其实陶铸并不是在1967年1月4日才打倒的，他在1966年12月就靠边站了。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在群众中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发生在1月4日。但陶铸实际上被打倒，不是1月4日，而是在1966年12月中央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他已经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铸是不是违背毛主席的意图呢？不违背，也是毛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在1月8日的中央会议上，用严厉的口吻批判陶铸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追认了陈伯达和江青在1月4日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行动。可是到2月10日，毛泽东的说法又变了，他在这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陈伯达和江青未经中央同意就公开宣布打倒陶铸。毛泽东说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不是你个人的事，你从来不找我。毛泽东又说江青：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事，就是你们二人搞的。

　　毛泽东对陈伯达和江青的批评，成为直接引发“二月逆流”的导火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详细说明。

　　（19）

　　1月6日，上海夺权成功，这是文革中唯一符合毛泽东意愿的夺权样板。

　　1月11日，新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1月13日，毛泽东召见刘少奇，这次他们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同一天，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在《解放军报》报社贴出大字报，夺了《解放军报》的权。也是在同一天，中央发布了《公安六条》。

　　《公安六条》是上海夺权之后，毛泽东匆匆要求中央紧急发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因为毛泽东知道，一旦“夺权”这个口子放开了，什么人都可以起来夺权。如果左派也可以夺权，右派也可以夺权，甚至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也可以起来夺权，那么就真的天下大乱了。所以，毛泽东要对“夺权”加一些限制，鼓励左派夺权，制止右派夺权。但这样的限制又不能太多，太多了群众就会被束缚住，不敢起来夺权了。因此，《公安六条》是一个对“夺权”进行最低限度限制的文件，一方面它试图保障造反的群众不受公安机关的镇压，另一方又试图利用公安机关帮助左派夺权。

　　《公安六条》有两条是关键，第一个关键是第二条：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有人说这一条是毛泽东专门为了保护自己制定的条款，这是完全误解毛泽东了。如果毛泽东真的害怕有人攻击他，那么他就不会发动群众起来造反了。其实毛泽东制定的这个条款，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另有所图。

　　以前中共发出的公安机关文件中，都有禁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条款，谁要是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就是反革命，公安机关就要予以镇压。可是在《公安六条》中，破天荒地删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条款，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是无罪的，仅仅除了攻击毛泽东和林彪的言论之外，什么言论都无罪。

　　毛泽东之所以要删掉“反党反社会主义”条款，是因为他号召的“夺权”，就是向各地的党委夺权。而向党委夺权，这是赤裸裸的“反党”行为。如果反党有罪的话，那么向党委夺权，就是有罪了，谁还敢向党委夺权呢？“反社会主义”更是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很容易给人扣上一个“反社会主义”的帽子。1957年反右的时候，右派们被扣的帽子就是因为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而不是因为反毛泽东的言论。

　　（20）

　　这次毛泽东删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目的是为了防止掌握公检法大权的人，用“反动言论”的大帽子来压制群众。现在毛泽东把“反动言论”压缩到最小范围，只要不攻击泽东和林彪的言论，都不是反动言论。《公安六条》的第二条，其实是限制了公安机关的抓人理由，鼓励造反群众敢于说话，敢于夺权。

　　不过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意识到，把自己和林彪并列起来，反林彪就是反革命，让林彪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连毛泽东本人想要反对林彪也很困难了。

　　《公安六条》的第二个关键是第三条：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要依法查办。

　　这个条款的本意，毛泽东是希望保证造反派，也就是“左派”能够夺到权，同时制止保守派也来夺权。《公安六条》要求公安机关保护左派群众组织，对袭击左派的右派组织，要依法“查办”。可是这个条款的模糊程度很大，谁是左派？左派的定义是什么？谁也无法具体说清楚。这样很多掌握公检法大权的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不支持自己的群众组织，定义为右派组织，顺理成章地利用《公安六条》对这些群众组织“依法查办”。

　　这样一来，就使毛泽东本意想要保护的左派造反组织，反而被镇压；而毛泽东想要镇压的右派保守组织，反而被保护，这就使《公安六条》走向了毛泽东所希望的反面。事实上，《公安六条》更多地被保守派当作打击造反派的工具，所以《公安六条》成为毛泽东的一个大败笔。

　　1月16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问周恩来：夺权怎么样？

　　周恩来说：夺权有五种形式：第一种是黑帮；第二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种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四种是有严重错误；第五种是有个别一般性的错误，第五种人数较多。

　　周恩来这么细致地把当权派分为五种，是试图把毛泽东的夺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把大部分干部划分为“一般性的错误”，这样就可以避免打倒他们的口实。因为周恩来的划分很有道理，毛泽东当时也找不出理由反驳，只好同意了周恩来的说法。

　　（21）

　　不过很快毛泽东发现周恩来对干部的五种分类，实际上保护了老干部，成为夺权的障碍。于是毛泽东在1月27日发出指示说：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属于这两种的干部，能不能夺权？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了权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权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打破了周恩来利用性质来减缓夺权的企图，使夺权运动进一步加剧。

　　1月19日，叶剑英等人大闹京西宾馆，军队老干部们抵制在军队里夺权。

　　1月20日，林彪与江青大吵一场。毛泽东不得不暂停在军队中搞夺权。

　　1月21日，毛泽东批示林彪：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的批示，是要求林彪主持的军队，出来支持他的左派群众，不能再持中立态度“不介入”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其实是逼林彪站出来“支持左派”，也就是“支左”，支持他搞文革。

　　1月23日，林彪接受毛泽东的“支左”要求，发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个《支左决定》主要有四条：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防空洞。

　　林彪虽然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发出军队“支左”的决定。但林彪却在发出这个命令之后，就又不管了。谁是“革命左派”，谁是“反对左派的反革命组织”，林彪一概不做具体的指示。林彪的撒手不管，就使支左的军队干部们，只好自己去判断谁是“革命左派”。军队干部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不愿意支持乱冲乱斗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而倾向于比较温和的保守派群众组织。这样一来，支左干部们就根据自己的判断，保守的群众组织划分为“革命左派”，支持起保守派来。

　　毛泽东让军队出来“支左”的本意，是希望军队出面支持“造反的左派”，而事实上大部分军队干部没有“支左”，反而支持了“保守的右派”，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他在半年后的1967年8月，不得不叹息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的师级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

　　毛泽东为了配套这场全国全面的夺权运动，发出了两个大动作《公安六条》和《支左决定》。但这两个动作，都走向了毛泽东预想的反面，不但没有起到帮助夺权的作用，反而起了阻碍夺权的作用，这可以说又是毛泽东的两个大败笔。“二月逆流”就是老干部们看到毛泽东的这两个大败笔之后，发起的一次抵制文革的高潮。

　　（22）

　　自从毛泽东1935年成为中共领导人以来，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党内斗争、党外战争、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革命，但每次革命都是革别人的命。可是到了1967年2月，毛泽东身不由己地感到，这次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立志掀起一场大革命，不惜与自己的老战友们决裂，也要阻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奋斗了一年，经过很多挫折，终于在1966年8月打倒了刘少奇，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取得了文革第一场战役的胜利。可是毛泽东也明白，文革的决战还没有开始，第一场战役的胜利，并不等于决战的胜利。1967年1月，毛泽东终于发起了文革的决战，向几乎所有的当权派老干部进行夺权。

　　这场决战，在第一个月势头还比较好，特别是上海的夺权，搞得很成功。但当决战进入第二个月，也就是1967年2月的时候，毛泽东发起的夺权战役的进攻势头，骤然减缓下来，毛泽东从主动变成了被动。

　　第一个原因是红卫兵与造反派，并没有像毛泽东想象的那样听话，只是一味地乱冲乱打，使夺权战役变成一场敌我不分的混战，毛泽东越来越失去对这场战役的控制能力。

　　第二个原因是周恩来采用的“顺势引导”战术很难对付。毛泽东发起一股革命洪流要淹没周恩来的地盘，周恩来并没有筑一道堤坝来挡住毛泽东的洪水，而是巧妙地修一条渠，把毛泽东的洪水回灌到毛泽东自己的地盘里去，搞得毛泽东非常棘手。毛泽东发起的革命洪流，却反过来淹了自己的地，自己发起的革命，却反过来革到自己头上，这是毛泽东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第一次遇到如此被动的境地。

　　第三个原因是毛泽东退居二线，完全靠听汇报，掌握不到第一手的真实情况。在建国以前，毛泽东一直是自己在第一线亲自指挥，了解第一手的真实情况，掌握时局的最新动向，所以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而建国以后，毛泽东一来因为身体的原因，二来也是有点骄傲起来，他不再亲临一线亲自指挥了，而在二线听别人的汇报，间接地指挥。

　　文革以后，毛泽东的主要情报来自江青等文革小组成员的汇报。但江青等人为了夸大自己的功绩，往往是报喜不报忧，把文革的形势说得很好，从而导致毛泽东做出很多不符合形势发展的错误决定。相反，周恩来始终在第一线亲自指挥，能够及时了解真正的时局发展形势，所以周恩来做出的错误决定较少。高手相争，往往是犯错误少的一方取胜。毛泽东的很多误判，并不是因为他的头脑糊涂，而是被错误的情报引入歧途。

　　最让毛泽东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是军队的背离。毛泽东在1935年以后的党内斗争中无往不胜原因的背后，是军队始终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59年打倒彭德怀的时候，1966年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军队都绝对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对于毛泽东来说，军队是他的最后一张王牌，不到非常关键的时刻，是不会轻易动用的。毛泽东在过去的多次政治斗争中，从来都没有动用过军队。

　　（23）

　　可是到了1967年，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这张最后的王牌了。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毛泽东首次动用军队来介入政治斗争。毛泽东本以为军队依旧是绝对站在他这一边，以为军队这张王牌打出去，马上就会扭转局面。

　　可是结果却让毛泽东大失所望，派出去“支左”的干部，大部分人并没有怀着保卫毛泽东的忠诚，去支持毛泽东的左派造反派，反而去支持毛泽东对立面的右派保守派。毛泽东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的师级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这也就是说，军内支持毛泽东的高级干部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毛泽东在军内的支持率，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只有四分之一的支持率，这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水平。因此，毛泽东不能不考虑失败的问题，做出最坏的打算。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卡博和巴卢库等人时，做了一次朋友式的谈话，毛泽东比较详细地讲了一些自己的心情。毛泽东喜欢跟外国人谈自己的心情，是因为在七亿中国人当中，毛泽东已经没有朋友了，中国人全都是毛泽东的部下。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毛泽东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毛泽东开口就是指示，他自己也不敢随便讲话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只能把外国人当作自己的朋友来谈谈心事。

　　毛泽东在2月3日对外国朋友的谈话，对理解毛泽东的心事十分重要，这里多摘录一些。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见。

　　毛泽东先说：我这个人是不大行的，你们同志们也知道。你们看看，中国搞得这么乱，没有搞好嘛，现在天下大乱。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

　　这里毛泽东承认中国的天下大乱，是自己没有搞好。毛泽东自己对自己也不满意，自嘲说自己“不大行”。

　　毛泽东接着说：去年五月我就讲，究竟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是资产阶级胜利，还是无产阶级胜利？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谈到“失败”问题，他不仅预感到文革有可能失败，而且还把失败优先考虑，让自己不要轻敌。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自己很有可能失败，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即使是在井冈山那么艰险的环境，毛泽东还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可是这次，毛泽东第一次失去了必胜的信心。

　　（24）

　　毛泽东又说：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吗？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讲，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什么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毛泽东谦虚地说，自己也是人，自己也会犯错误，这同时也是对林彪吹捧他“天才论”和“一句顶一万句”的否定。

　　毛泽东继续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我保留一个Teacher(教员)，我就是个小学教员嘛，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

　　毛泽东这里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批评，特别指出“不高兴”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这其实是对林彪间接地表示不满。毛泽东知道，他这次的讲话内容，很快就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林彪那里，他就是想让林彪知道，他对林彪不满意。的确，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是有道理的，毛泽东在军队中的支持率降到这么低，与林彪没有全力支持他，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转个话题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七千人大会，那时候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他搞文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以前也多次说过，他认为不搞文革，中国就会变成“修正主义专政”，这是搞文革的必要性。毛泽东同时认为，只有用文革这种方式，才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不是正确，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毛泽东试图发动群众来解决政治体制的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观点是精英政治，认为平头老百姓是没有资格参政的。

　　卡博吹捧毛泽东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吹捧，说：现在只能讲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巨大的胜利，但现在还不能断定。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中国人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

　　卡博和巴卢库说：不搞斗争是不成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毛泽东说：就是嘛！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选举，我是不大相信的。中国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两个就四千多，选两个四个就一万多，哪有这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都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

　　（25）

　　毛泽东在这里强调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中国人的性格是爱斗争；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不相信选举，这也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思想根源，说明他为什么要用文革的方式，而不是用选举的方式来揭发中国的黑暗面。

　　毛泽东又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月、三月、四月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嘛，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

　　毛泽东这段话，先说“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结果，1967年2月到4月的这三个月，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然后毛泽东再次提到失败的话题，说自己已经做好了被打败的准备，并认为打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被打败，将来也会有人接过来继续战斗的。

　　毛泽东这次对外国朋友的谈话，多次谈到失败的话题，有一些悲壮的情绪。但这种悲观，却反衬了毛泽东的决心。一个人若认为自己肯定会成功某件事，他做成了并不值得夸耀；可是一个人若事先预计失败的几率很大，还硬着头皮去干，这就叫“豁出去了”，不成功便成仁。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多次谈到失败，也是表示自己豁出去了，即使是失败，也要把文革搞下去。

　　毛泽东最后说：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是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些人，就是陈胜、吴广。我们都是斯巴达克，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压迫，组织共产党。

　　毛泽东这段话，说明他搞革命依靠的力量，不是什么有声望的大人物，而是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也就是一般的平头百姓。依靠群众是毛泽东一贯主张，他从来不相信什么大人物，认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主要依靠对象，都是蒯大富这样的小人物，他认为小人物终究会战胜大人物。

　　周恩来的政治智慧并不低于毛泽东，可是周恩来做事过于谨慎，有点像诸葛亮的性格，不敢轻易“豁出去”，这样一来，周恩来在毛泽东豁出去的时候，往往就会退让，这也是周恩来被人们说“软弱”的原因。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性格，他这次对外国朋友讲话的时候，周恩来也在场，毛泽东的这些话，同时也是讲给周恩来听的，他要告诉对方：“我已经豁出了”，给周恩来一个心理上的压力。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就在他这次讲话之后的两个星期，就出现党内高官集体反对毛泽东的“二月逆流”。按照一般的情况，如果党内的高官联合起来反对领导人，那么领导人是非下台不可的。苏联的赫鲁晓夫，就是遭到党内高官的集体反对而被迫下台的。因此，“二月逆流”是对毛泽东的一次严峻考验。

　　（26）

　　中共是一个按照苏联模式组建起来的政党。苏联共产党的模式，也叫领袖独裁制，它有三个特点：第一是领导人有独裁一切的大权；第二是领导人终身任职，但不能世袭；第三是继任领导人由政治局推选产生，而不是由前任领导人指定。苏共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七位领导人，都没有指定过自己的接班人。毛泽东基本上继承了苏共体制，但在继任领导人方面做出了修改，毛泽东指定自己的继任接班人，这点与苏共不一样。

　　苏共除了上述三个特点之外，还有一个例外规定，就是政治局有罢免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如果政治局的多数赞成罢免最高领导人，就可以罢免在任的领导人，重新推举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被罢免的。

　　中共也沿用了苏共的例外规定，政治局会议可以罢免最高领导人。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罢免了最高领导人陈独秀，1935年“遵义会议”上罢免了最高领导人博古(秦邦宪)，都是沿用这个例外规定。毛泽东本人也是这个例外规定的受益者，他在罢免了博古之后，成为中共领导人。另外，1980年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被迫辞职，也属于这个例外规定。

　　这个罢免领导人的例外规定，对苏共或中共领导人来说，都是一柄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遭到罢免。因此中共领导人要想坐稳头把交椅，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政治局中的支持占据多数；二、军方的支持。一旦这两个条件缺一，领导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毛泽东几十年来稳坐中共一把手，也是因为他始终掌握着这两个条件。可是到1967年2月，毛泽东失去了这两个基本条件，他在政治局里的支持已成为少数，在军队中的支持也成为少数，按照常理来说，毛泽东的一把手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因此毛泽东遭遇到高官们集体反对他的“二月逆流”，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稍微处理不好，就要像赫鲁晓夫那样被罢免了。

　　1967年2月，各方面的形势对毛泽东都不利，可谓危机四伏：第一个危机是来自林彪军队系统的抵制；第二个危机是来自周恩来政府系统的抵制；第三个危机是造反派遭到重大打击；第四个危机是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出现内讧。

　　毛泽东遇到的第一个危机是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的抵制。毛泽东要求军队出来“支左”，林彪也提出一个“反要求”：现在军队太乱，必须稳定军队。1967年1月26日，林彪代表中央军委，亲自口述起草了一个文件《军委八条》。据徐向前回忆说，《军委八条》得到毛泽东批准后，林彪高兴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