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卅四（崇新岳 百思峰 ）

 

（68）

 

  从8月19日到8月23日的一个星期期间，清华大学里出现了不少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比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王光美拉下马》、《刘少奇7月29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等。当有人把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在清华大学张贴之后，马上出现《炮轰司令部，炮打刘少奇》等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

　　虽说攻击刘少奇是主流，但那时的红卫兵是自发和无法控制的，同时也出现了攻击周恩来和江青的大字报，比如《周总理8月22日讲话是个大阴谋》、《致江青同志：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什么》，甚至还出现攻击毛泽东本人的大字报。在一份名为《炮轰》的大字报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党中央一直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但对于派工作组这个问题却说，毛主席六月份不在北京，不知道这件事情，责任完全由在北京的中央常委来负。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运动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对于派工作组的问题，难道他老人家会不知道吗？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同志都做出了检查，我们认为这是某些同志应该负责任的。

　　这张大字报所说的“某些同志应该负责”，就是不点名地说毛泽东应该负责。据说，主写这张大字报的是建材工业部部长赖际发的女儿赖锐锐。当然，攻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大字报是很少数，绝大多数都是攻击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于是在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为主的十二个学校的高干子弟派红卫兵，发起一场撕大字报的联合行动，一下子撕掉了清华大学校园中所有的大字报。

　　据当时高干子弟派红卫兵的卜大华回忆说：8月24号那天下午，清华大学打电话叫我去开会，当时来了一大屋子人，主持会的是贺鹏飞，他说：“大家都看到了，清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把党内的问题完全捅出来，把党内的秘密完全泄露出来。”那天王任重的秘书也在，他说：“这是非常严重的情况，我们觉得应该采取行动，如果这个事情不制止，将来有一天，将不再内外有别了。”

　　大家讨论，有人建议当天晚上采取行动，一是把这类的大字报都销毁，但又觉得这样做不太好。有人建议以破四旧的名义，把清华的二校门砸掉，借此机会销毁那些大字报等，因为大字报主要都贴在二校门的墙上。当天晚上整个行动算作一次破四旧，也就是说，一个有很明确政治目的的行动，却使用了一个破四旧的名义。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记载：

　　下午3：00，十二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集合，清华大学派汽车去接他们。

　　下午4：00，十二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召开誓师会，贺鹏飞讲话说：“清华大学有一股妖风，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我们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下午4：50，十二校红卫兵跑步进入清华大学，严密封锁大礼堂前大字报区，广播《安民告示》和《最后通牒》，限令大字报的作者在24小时内撕去大字报，否则后果严重。

　　（69）

　　下午5：10，清华广播台多次广播十二校红卫兵的《安民告示》：“我十二校红卫兵大军，今天下午五点开进清华大学。我们是忠于毛主席的队伍，消灭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军的矛头直指混蛋，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下午6：00，贺鹏飞等指挥推倒了清华大学的二校门，这是清华建校之初最早的主校门，它一直是清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晚上7：00，几乎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净光，贴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标语，红色恐怖笼罩着清华园。

　　晚上7：15，十二校红卫兵开始撤退。8：00，红卫兵在西操场集合，开庆祝大会。

　　晚上9：00，十二校红卫兵撤离学校，校内贴出大量《坚决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就是要红色恐怖》、《就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大标语。

　　晚上10：00到深夜，“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的一些人到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家抄家、拷打，强迫中层以上干部，拆卸搬运被推倒的清华二校门的砖石，稍有缓慢即遭毒打。

　　另据清华大学平民子弟派红卫兵的蒯大富回忆说：他们这支队伍是高干子弟，就是所谓的老兵派，是最早的红卫兵。他们的显著特点就是腰里系着一根皮带，穿着军装，手抡皮带，格打勿论，是真打啊！打死了很多人。他们高人一等啊，他们是高级干部的孩子。

　　在我们清华大学，8月24日之后整个校园都空了，整个大字报都没有了，全撕了，撕得光光的。就是前几天贴的那些揭露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揭露的也非常浅，就是揭露个修养啊，在哪个地方的讲话和毛主席的意思不对什么的，当时都是很肤浅的。8月24日之后，至少恐怖了有一个星期都不止，就没有人敢贴大字报了。

　　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到9月，因为高干派红卫兵组织得比较好，而平民派红卫兵的组织还很松散，所以高干派红卫兵明显占上风，但他们的好景不长。这主要是因为，高干派红卫兵对加入他们组织的人，对家庭出身有很高的标准，比如父母要十三级以上的干部，这就使得高干派红卫兵的人数大受限制。相反，平民派红卫兵没有家庭出身的限制，什么人都可以加入，所以平民派红卫兵组织急剧壮大。比如到1966年10月，清华大学蒯大富为首的平民派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红卫兵”，已经发展到数千人，清华大学的高干派红卫兵已经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了。

　　在此情况下，高干派红卫兵感到自己在人数上大大不如平民派红卫兵，有必要形成一个联合组织来显示力量，于是他们成立起一个称之为“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的组织。联动成立时，印发的《成立纲领》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6年10月1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70）

　　联动《纲领》中，特别说明“忠于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他们认为1960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再是正确思想了。

　　联动《纲领》中公开自己的任务：一、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保证民主集中制的坚决贯彻；二、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联动《纲领》提到的“二个主席”，指的是毛泽东和林彪，他们公然说要粉碎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要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也就是毛泽东派的红卫兵。

　　联动《纲领》中声称自己的组织路线：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干部子弟组成；第三阶段吸收全国的工农兵。

　　联动在《纲领》中，公然宣布自己是一个高干子弟的政治组织，要到第三阶段，才开始吸收普通平民的“工农兵”加入进来。

　　联动的《纲领》中最后写道：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

　　联动《纲领》中，把文革说成是“白色恐怖”，并且在最后，没有按照当时的惯例写“毛主席万岁”，只是写“中国共产党万岁！”。联动的《纲领》，显然是完全彻底地公开反对毛泽东以及文革。

　　“联动”成立之后，就开始积极活动。比如1966年11月15日，出现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矛头直指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11月21日，出现大字报《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12月2日，出现《一问中央文革》、《二问中央文革》、《三问中央文革》等批判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12月6日，出现《彻底批判毛主席》的“反革命”标语；12月8日，出现大字报《陈伯达同志的总结是大毒草》；12月9日，出现大字报《中央文革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2月10日的群众大会上，有人喊出：“刘少奇万岁！”、“踢开中央文革！”等口号；12月11日，出现大字报《林彪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12月12日出现大字报《勇敢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我们的质疑》；12月14日，出现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就是必须批判》，等等。

　　12月26日，联动还以“破私立公”为名，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大会，把矛头直指中央文革。会上他们高喊口号：“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活着干，死了算！”，等等。

　　（71）

　　“联动”最大的行动，是所谓“六冲公安部”。他们组织数百人，从1966年12月到1967年1月，六次冲公安部，试图营救他们被捕的同伴。“联动”成员冲入公安部后，打砸公安部的设备，在墙上书写标语，散发传单，还高呼口号：“高干子弟要掌权”、“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油煎江青”、“刘少奇万岁”等，矛头直指中央文革，以及背后的毛泽东。

　　为了对付“联动”的大胆行动，中央文革则发动自己的群众来对付他们，中央文革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清华大学蒯大富组织的“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到1966年12月，“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已经发展到几千人的规模，在人数上大大压倒了“联动”。

　　为了对抗“联动”保刘少奇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12月复辟黑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彻底把刘少奇“搞臭”，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单独约见蒯大富，指示蒯大富在社会上公开搞“打倒刘少奇”的行动。据蒯大富回忆说：

　　12月18日，中央文革办公室有人来电话问：“你是蒯大富吗？”

　　我说：“是啊。”

　　他说：“你到中南海西门去，那地方有人要见你。”

　　我想这肯定是什么首长要接见了，于是我就叫了一辆车到中南海西门去了。在中南海西门的时候，被一个卫兵挡住了，不让进。我正在和那个卫兵交涉呢，从中南海里面开出一辆小轿车，张春桥穿着军大衣，他看见我站在门口，就朝我招手，说：“让他进来。”

　　那卫兵一看是首长答应了，就让我进去了。张春桥走过来和我握了握手，把我带到旁边的值班室。值班室有两间，外面一间，里面还有一间，他就进到里面一间去了，我也跟着进去了，里面有暖气，还有沙发。张春桥坐到单人沙发上，我坐在他对面沙发上。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一次我和张春桥单独谈话，其他一个人都没有。我就问张春桥：“首长对群众运动有什么指示，我们现在怎么办？”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鲁迅彻底打落水狗的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我立刻明白了，所谓“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听张春桥说这段话，当时我心里热血沸腾，感觉是特别机密大臣交给一个御林军最光荣、最高尚的任务，这本身的那种信任不是一般的信任啊。所以我特得意，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72）

　　蒯大富后来说：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还没细想过。当时就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刘少奇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

　　1966年12月25日，在蒯大富的发起下，清华大学的红卫兵造反组织“井岗山兵团”，发起了号称“12.25”大行动。当时的红卫兵报纸这样记载：

　　1966年12月25日，五千余名“井岗山兵团”战士，怀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刻骨仇恨，怀着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刻骨仇恨，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顶着刺入肌骨的冷风，步行到城里，分别在天安门前，王府井、西单、北京站和菜市口等地进行了大宣传、大游行、大示威。

　　他们把“打倒刘少奇”、“彻底捣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不向毛主席投降，就让他灭亡”、“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反击12月复辟黑风”等巨幅标语，贴在天安门城墙上，贴在大街两侧商店的橱窗上，把深刻揭露刘少奇二十余年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大字报，张贴在大街小巷。广播车不停地向群众宣传刘少奇的罪恶活动，宏亮有力的声音在大风中回旋，合成一股巨流，“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这声音响彻了天安门广场，震撼北京城！

　　蒯大富本人也回忆说：清华当时组织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联动’也就是高干子弟，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的口号，12月在北京刮起了复辟黑风，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12月复辟黑风！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当时我们是第一个搞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街头活动，提出打倒刘少奇，他是国家主席啊，这影响是很大的。这次行动，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吧，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的角度提出来，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北京城了。江青特别高兴，12月30日她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73）

　　江青走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了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来接见我们。”

　　蒯大富干的第二件影响较大的事，是动用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揭发刘少奇，刘涛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连刘少奇的女儿都出来揭发刘少奇，这在一般人看来，就证明了刘少奇的确有问题，其影响是非常大的。据蒯大富回忆说：

　　12月27日，我找刘涛做工作时，她就老哭。我说：“你哭什么啊？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定了刘少奇是全国最大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反革命，你是共产党员，要跟着毛主席，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要站在党的一边、人民的一边，和我们一起同刘少奇作斗争。”

　　刘涛还是哭，她说：“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爸爸拥护毛主席，可能犯错误了，但肯定不是反革命。”

　　我说：“你说这个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天天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

　　刘涛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最后刘涛的表态说：“我坚决站到你们这边来，和我的父亲划清界限。”

　　我在第二天28日，立刻就安排了刘涛做大会检查。刘涛在大会上表态发言，还很长，一连讲了4个小时，我们全录了音。之后就拿到天安门、西单、王府井去广播。我们当时动用的是广播车，大喇叭一遍遍地播送刘少奇女儿刘涛的检查，太震撼太刺激了！爆炸了！天安门、大栅栏、西单、王府井等繁华的地段，万众停立，翘首细听。

　　刘涛揭发的影响太大了，在王府井大街，我看到的那个场面，到现在都难以忘怀。如果有摄像机把那个场面摄下来，那绝对壮观。一眼望不到边的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头，而且还特别安静。别说车，就是人，一个个都走不动，大家都停在那不动，听刘涛的检查。广播车只要到了哪儿，人们就把那整条街围得水泄不通，只是听，没人说话，就听刘涛的检查。

　　蒯大富后来说：你想，假如说现在，突然在北京大街上广播国家主席子女揭发父母的讲话，那得多少人听啊。刘少奇地位多高啊，国家主席！刘涛当时的那个检查，对刘少奇是重大的打击，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一直到死都没有宽恕她。

　　（74）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发展自己的红卫兵势力。毛泽东具有“领袖”的天然优势，又掌握各种宣传机器，在培植自己的红卫兵势力方面，当然比周恩来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周恩来则采用“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的笨办法，多次亲自接见各种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代表，在1966年10月到1967年1月的高峰期，周恩来平均每个月接见100次以上红卫兵或者群众组织代表，工作量非常大，非常辛苦。

　　周恩来的办法虽然“笨”，效果却很好。因为几乎有一定规模的红卫兵组织，周恩来都要亲自接见，这样不管这个组织的政治倾向如何，首先赢得他们在感情上的亲近和好感。所以不管什么红卫兵组织，一提到周恩来，都认为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周恩来都有很大的好感。包括蒯大富率领的“三司”这样的中央文革直接支持的嫡系组织，对周恩来也很有好感。让蒯大富他们去高喊“打倒刘少奇”，没有什么问题；让他们去高喊“打倒周恩来”，肯定在感情上就通不过。

　　这样一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红卫兵方面，就形成了“势均力敌”之势。这时候处于中立旁观者的林彪，以及林彪控制下的军队，就成为影响局势走向的重要因素。

　　林彪对文革的态度最初是“不介入”，但在文革之火烧入军队之后，林彪也不得不“介入”了，他首先是自保，给军队中的文革灭火和泼冷水。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进行文革运动的《十六条》，其中第十六条是：“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地方上的文革，都是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进行，而军队的文革，则不必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而是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这样军队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个“第十六条”是林彪从毛泽东那里争取来的，那时毛泽东为了得到林彪的支持来打倒刘少奇，只好暂时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在这个背景下，军队中就成立了一个与中央文革小组相应的组织，即“全军文革小组”。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名义上也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但同时又直属于中央军委领导，也就是接受双重领导。林彪任命他的“秀才”，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刘志坚只是一个中将，在军队中元帅、大将、上将众多的情况下，任命一个中将当“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一来显示出林彪对军队文革不重视，二来林彪用地位较低的人担任这个职位，自己比较好控制。另外，刘志坚曾经是参加1966年2月江青搞《部队文艺座谈会》的主要人物，与江青有一定的交情。

　　这样一来，全军文革小组就成为中央文革在军队的窗口，全军文革小组一方面要接受来自中央文革发动造反的指示，另一方面又要接受来自中央军委抵制造反的指示，受到夹板气，两边不讨好。刘志坚领导下的全军文革小组，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陆续起草了一些文件，试图对军队搞文革做出限制，如《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补充指示》，《部队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这些文件转送到中央文革，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理由扣下不发。

　　（75）

　　后来军队出现一些混乱情况，刘志坚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全军文革小组”的名义起草过5份电报，都被陈伯达扣压了。陈伯达当面指责刘志坚说：“你刘志坚的思想不对头，发的几个电报，都是压制造反的，我都给扣留了。”

　　1966年11月13日和29日，全军文革小组又接受中央军委的指示，违背中央文革的意愿，主持召开了两次十万人规模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会上陈毅和叶剑英等老帅发言，给文革大泼冷水。事后，中央文革找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刘志坚“算账”，要陈毅和叶剑英公开检讨。刘志坚无奈，两边游走说服，最后总算说服叶剑英在一个比较小型的军队师生代表会上做检讨，检讨稿也是刘志坚替叶剑英写的。

　　1966年12月31日，中央文革在京西宾馆礼堂召集一个两千多人的军队师生代表大会，叶剑英在会上做检讨，他说：11月13日和29日两次接见来京军队院校革命师生的大会上，我都讲了话。由于自己在思想上面没有跟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思想，有些讲话不完整、不正确，特别是我离开讲稿讲话的时候，有些讲过了头，有些话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话起了压制革命左派，挫伤群众革命热情的作用，同时起了保护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的作用。在这两次大会以后，有些机关院校的领导人，利用我那些错误的话，来保护自己，压制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极端错误的。两次大会以后，我虽然觉察到了讲话中有错误，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并没有挽回这种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向你们作公开的检讨。

　　这次会议是中央文革安排的，参会的都是对老帅们不满意的军队造反派学员，他们听到叶剑英这样敷衍的检讨，当然不满意，很快哄闹起来。一些学员冲向主席台，准备对叶剑英有所动作。刘志坚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宣布散会，保护叶剑英从后台走了。

　　1967年1月3日，北京49所大专院校派出100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判陈毅大会。叶剑英急召刘志坚，要他出面做工作，不许批斗陈毅。周恩来也给刘志坚打电话，希望刘志坚出面，对造反学生们讲几句话，劝他们不要开批判陈毅大会。

　　刘志坚不得不服从命令，他在1月3日与造反学生谈了一晚上，未能说服学生。于是，1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这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参加了会议，由于刘志坚说服不了学生，只好做自我批评，说：“我有点折中主义思想，又想发动群众，又害怕搞乱……”

　　这时康生打断刘志坚的话，拍着桌子说：“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就是要批斗你刘志坚！”

　　康生开了头炮，江青接着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去年开了个《部队文艺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是典型的两面派。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76）

　　康生、江青等人这么一说，全场马上喊起一片“打倒刘志坚”的口号，接见会成了批斗会，很快“打倒刘志坚”的标语就贴遍北京城。次日的1月5日，到国防部接见造反学生的刘志坚，立即被红卫兵抓住，帽徽、领章都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当晚，刘志坚就被关押，失去人身自由。1月19日，中央文革又组织造反派学生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刘志坚的万人大会，刘志坚从此之后一直被关押，直到林彪事件之后才复出。

　　刘志坚被打倒，是由于他既没有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也没有坚决站在林彪一边，而是试图两边讨好，结果却把两边的人都得罪了。中央文革提出打倒刘志坚时，中央军委这边也不“保”刘志坚，江青提出要“改组全军文革小组”，林彪也赞同说：“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

　　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并宣布撤消刘志坚的组长职务。但是谁来接替刘志坚的职务呢。据吴法宪回忆说：刘志坚被打倒，全军文革就没有了组长，使得全军文革一下子瘫痪了。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在军队里就没有了办事机构。为此，江青去找林彪说：“全军文革小组这个机构很重要，没有组长不行，必须找一位有声望的、能压得住的老帅来担任。”江青建议，由徐向前元帅来接替刘志坚的工作，她还告诉林彪，她的这一提议已经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除此之外，江青还提出，由中央文革的成员关峰来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由于江青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只能接受，答复她说：“好，行。”但林彪不能肯定江青说的一定就是毛泽东的意思，于是林彪又直接请示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果然答复说：“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不得不按照江青的建议去办，他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亲自主持了一次会议，到会的有军委常委以及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同时还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会上，林彪亲自宣布：“经毛主席批准，重新组成新的军委文革小组，以徐向前为组长，负责全军的文化大革命工作。”另外他还宣布，任命江青为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关峰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样，江青和中央文革终于在军队中有了一个耳目。

　　这次新成立的军委文革小组，直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不像以前那样接受中央军委的双重领导。更重要的是，组长徐向前是元帅，他原本是红四方面军的，在历史上与林彪就不是一个派系，而且在级别上也不输给林彪，不必唯唯诺诺地服从林彪的指示。这样一来，新的军委文革小组，就成了毛泽东在军内搞文革的利器，军队文革似乎马上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不过林彪也不是省油的灯，只有一个多月，徐向前负责的军委文革小组，就被林彪搞“瘫痪”了，毛泽东利用徐向前插手军队的事情，并没有成功。

　　（77）

　　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之后，文革之火在中央军委的下属机构中大烧起来。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央军委的体制。

　　解放军的领导核心是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有七人：林彪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元帅、陈毅元帅、刘伯承元帅、聂荣臻元帅、徐向前元帅、叶剑英元帅，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中央军委的下属机构有：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各大军区(十一大军区，全是陆军)，各兵种(空军、海军、第二炮兵、铁道兵、工程兵)。

　　由于军队的地位非常敏感，毛泽东不易直接出面，让江青出面比较合适，这样即使出了什么差错，可以把责任推到江青身上，使毛泽东自己有比较大的回旋之地。从搞文革的角度来看，各大军区和各兵种是直接带兵的，不能轻易触动；总参谋部是直接指挥作战部队的，也不易轻易触动。相对重要性较低的是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所以在毛泽东的部署中，军队文革应该从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入手。因此，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之后，首先要搞的冲击对象，就是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这里先说总后勤部的情况，总政治部的情况放在后面叙述。

　　关于总后勤部的情况，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有比较详细回忆，我们这里用较大的篇幅引用邱会作的回忆录。在1967年12月以后，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揪斗，邱会作躲到了中央军委在北京西山的指挥所“养病”。邱会作说：

　　徐向前上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开始有点受宠若惊，一方面新官上任三把火，另一方面也很动心计，他提议江青任全军文革顾问。在徐向前上任文革组长的第一次会议上，他提出军队搞“文化大革命”的三条方针：“一是不要怕乱；二是要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是老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要自觉革命。”

 

元帅徐向前

 

　　军队里的造反派，对徐向前的三条方针如获至宝，热烈地拥护这三条方针，并且提出：“在徐帅指挥下，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1月间，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到会的有各总部、各兵种和各大军区在京的首长，会议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主持。

　　会议开始时，徐向前讲话，他说：“现在害怕群众的恐惧病是主要的，此病不治，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徐向前讲话中特别提到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是胆小鬼，大家对徐向前的讲话气愤极了！

　　这次会议很特别的是，没有人讲话，大家只是喝茶、上厕所。在冷场很久之后，陈老总用调侃的语言说了两句话：“徐帅今天说不要怕群众的话，我们是理解的。过去你也同我们害一样的病吧？现在你的病好了。”

　　聂老总说：“我确有病，但我决不怕死。”他们两人说了几句话之后，还是一个讲话的也没有。

　　叶帅只说了一句话：“今天的会到此结束。”他说完这句话，起身就走了。

　　那天的会开得空前的短，大约只有一小时。会议的冷场情况，是对徐向前最好的讽刺。

　　（78）

　　新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后，即向江青汇报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军队的造反派没有发挥作用。新全军文革小组立即建议，调几个造反派来帮助军队机关搞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立即批准了，不到两、三天，各路的造反派都到了北京。

　　各路造反派到了北京之后，徐向前在全军文革小组欢迎各造反派头目的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说：“我们执行江青同志的指示，请大家来帮助机关搞文化大革命。现在革命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不怕乱的路线，一条是怕乱的路线。一个‘不’字之差，就代表了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执行毛主席‘不怕乱’的路线，由大乱到大治，文化大革命也就搞好了。”

　　造反派把徐向前的讲话，快要捧到天上去了。会后，造反派通宵游行，“向江青同志致敬！向徐帅致敬！”的大标语贴满了北京城。新全军文革小组就成了江青在军队中不折不扣的最得力代理人。

　　1967年1月16日，毛主席、林总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碰头扩大会议。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总参作战部的值班参谋来向江青报告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有个叫钱信莎(女)的学员，要求同江青同志通话。”

　　我听到值班参谋的话之后，心里很纳闷，为什么钱信莎能够直接给江青打电话，钱信莎又敢同江青打电话？其中的奥妙，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江青接完电话，回来后对着徐向前说：“你们全军文革小组建议，要调造反派来北京帮助军委机关搞文化大革命，这个建议很好。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红纵(红色造反纵队)’，要求尽快到北京来，春桥要钱信莎直接向我请示报告。”

　　徐向前立即表态：“感谢江青同志关心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江青接着又说了一句：“老将怕小将是没有理由的。”

　　“红纵”为什么来北京，至此情况就算清楚了。第二军医大学的“红纵”是全军文革小组培养起来的造反主力军之一，自然是必定来京的。“红纵”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的旗子，进入北京总后勤部大院。在队伍的前面有十几个标语牌，其中写着“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打倒邱会作、解放全总后”等等。

　　“红纵”到处煽动游说：“中央文革认定邱会作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副主席把邱会作一脚踢开了”，“毛主席、周总理再也不保邱会作了”等等。这些谣言，既狂妄又恶毒。“红纵”在总后机关把大字报贴满了各个角落，抓了数十名各级领导干部关在办公楼里，凡是不同意“红纵”观点的干部都被抓起来批斗。

　　在“红纵”到达的当天晚上，新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李曼村向“红纵”交代任务时，说：“总后的问题，就是邱会作的问题，你们只要解决了邱会作的问题，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79）

　　可见调“红纵”来北京，并非“帮助”总后勤部搞文化大革命，而是来打倒我的。1月19日，“红纵”发表了很长的造反宣言，其中心内容是：“我们要不然就是打倒邱会作，要不然就是被邱会作镇压。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

　　1967年1月19日下午5时，我在西山接到了徐向前的电话，我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到他的电话。徐向前对我的身体情况连一个字都没有问，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还住在西山，是很不合适的。总后系统的革命群众对你的意见很大，你应该立即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关于你的问题，江青同志都认为你的问题不简单，你是顽固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你立即下山，回总后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现在不是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名义和你谈话，而是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向你下命令，你必须坚决执行命令，立即回总后去！”

　　我一听也就起火了，只回答了一句：“坚决执行命令。”既然徐向前是对我下命令，我也没有说话的余地了。我接了电话之后，立即向秘书说：“晚饭后，回总后！”

　　晚饭后我即步行下山，去军事科学院叶帅的家中辞行。我原以为叶帅已经知道我要回去，便对他说：“我这就回去了，看叶帅还有什么指示？”

　　叶帅问我：“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说：“回总后去。”

　　叶帅说：“‘红纵’在总后闹得很厉害，你现在不要回去，过几天看情况再说。”

　　我说：“不行呀叶帅，徐向前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向我下了命令，我只有坚决执行命令。我不怕造反派！”

　　叶帅说：“啊？有这回事吗？我根本不知道！”

　　我把徐向前命令的全部内容说了一遍。此时，从来不说脏话的叶帅，脱口而出一句：“他妈的！”他皱了一下眉头，并叹了一口大气说：“我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

　　过了一会儿，叶帅打电话回来向我说：“你说的情况属实，现在就这样办吧。其中的微妙，你是会想得到的。你回去之后的事，就由我来管了，我叫傅崇碧做具体的布置。”

　　接着叶帅把我的秘书、警卫员和司机等叫到他家里来，叶帅对他们说：“邱部长回机关去领导文化革命，你们随他回去。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还有我们几个人对邱部长是心中有数的，如果造反派搞到你们头上，你们要站稳立场。”

　　同叶帅分别的时候，我紧紧握着叶帅的手说：“我什么都不怕，请叶帅放心！要是我被‘红纵’打死了，也算革命到底了。不过，徐向前给我下命令的实质问题，并非命令我个人，是发出了一个信号。林总、叶帅叫各大军区的领导到来北京‘躲反’，而徐帅做的相反，是把大家往虎口里赶。我看军队要乱了，请叶副主席要十分注意自己的处境。”

　　叶帅心情沉重，一句话没有说，只是眼眶湿润地站在门口，看着我走去。

 

元帅叶剑英

 

 

　　（80）

　　在回总后的途中，我向秘书吕玉润、警卫员蒋平安、司机张自贵说：“你们回去，要做好遭殃的准备。运动来了，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有缺点错误你们可以揭发，没有关系。”我的话他们都记得很清楚。

　　到了五棵松的时候，总后战勤处长鲁智在那里等候，拦阻我不要回去。我向鲁智说：“不要紧，我要回去。我要让徐向前看看，毛主席、林总、周总理的兵是啥样子！我不能给他们丢人，更不能做胆小鬼。”

　　鲁智劝我说：“部长，不是胆小不小的问题，你回去有生命危险。”

　　我说：“我就要看看徐向前究竟能把我怎么样？不要怕，走！”

　　鲁智还说：“你现在不能回去，徐帅的命令一传开，机关大乱了，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很多都被‘红纵’抓起来了。”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的部下都被抓起来了，我更要回去。刀山火海，我去闯一下嘛！”

　　正在这时，叶帅的秘书带着卫戍区的几个干部战士，赶到五棵松堵住我，说：“叶帅还是请邱部长马上回西山，全军文革也要听中央军委的，请邱部长不要意气用事。”

　　我很冷静地说：“请转告叶帅，我谢谢他。我不是感情用事，我是顾全大局，已经牵涉到元帅们的关系了，我必须顾全大局。”那时的情景，真是含泪而别。

　　到了总后勤部大院之后，我看到礼堂门口到处都是戴着袖章的造反派，这时我干脆下了车，走路回家。机关的干部看见我回来了，并徒步往家走，都大吃一惊。到了我家附近，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人，手持棍棒“恭候”我，并跟着进了我家中。我刚坐下，造反派就说：“现在请你去和我们一起搞文化大革命。”

　　“红纵”预备好一辆大卡车，把我拉到卫生部办公室三楼关了起来。大约是19日晚上9时，即把我关起来之后不到一小时，“红纵”的高音喇叭就广播他们的战报，内容是：“在徐向前副主席的命令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支持下，邱会作被捉拿归案了。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总后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我关起来之后，第二天下午起，就让我观看“红纵”和总后机关的造反派，押着干部戴高帽子游街，边敲锣边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这样做，既是在糟踏干部，也是在做给我看的。

　　1月21日晚上，“红纵”押我去工人体育馆观看了一次批斗大会。那次主要是批斗刘震、刘志坚、廖汉生、成钧等人。刘志坚自己“左”了一番，现在也成了造反派的阶下囚。我亲眼看到了造反派的法西斯暴行，造反派对革命干部的残酷真是空前未有的。批斗大会由“红纵”的副手汪志杰主持，在批斗开始时，他指着我说：“邱会作你老实一点，他们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81）

　　1月23日下午在总后礼堂，24日上午在总后机关大操场上，“红纵”分别对我搞了各达四小时的残酷批斗。1月23日的批斗大会开始之前，把我从卫生部办公楼押进会场。会场没有搞什么布置，只是在舞台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大会”。会议将要开始时，全军文革副组长谢镗忠，带着两三个工作人员来到会场，坐在人群之中观看批斗。

　　批斗大会开始时，“红纵”主要头目钱信莎，在台上大喊一声：“把邱会作押上台来！”

　　顿时，两个凶手要拉我上台去，我挣脱了他们的挟持，毫无畏俱地走上台去。此时，台下的人鸦雀无声，都在睁大眼睛看我的行动。

　　我上台之后，钱信莎走到我跟前，一手把我的领章、帽徽扒掉，同时一个高大个子的人，用劲搧了我一个耳光，当时我只觉得头上“嗡”的一声，就不省人事了。他们用一杯水泼在我的脸上，我醒来之后，爬不起来，还是那个打我的大个子，把我像提东西一样地提起来。我站起来之后，感到头晕、半边胸部疼痛，口腔也很痛，嘴里往外流血。此时，全场还是鸦雀无声，恐怖气氛笼罩着会场。

　　钱信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大声宣布：“批斗开始！”

　　几个刽子手凶狠狠地来到我的面前，他们是来执行法西斯的八大刑法。

　　第一大刑法：向毛主席请罪。这个刑法要两腿并拢，两手垂直下伸，用细铁丝在脖子上挂一块20多公斤的铁牌子，铁丝嵌入肉里，疼得难以忍受。这还不算，刽子手还要把铁丝左右拉动，每三、五分钟拉一次，铁丝嵌到肉里鲜血直流。开始拉铁丝的时候，疼得难忍，后来麻痹了也就不知道痛了。

　　第二大刑法：向造反派认罪。这个刑法要双脚跪下，两个人将我双手反拧，头低下，挂在脖子上的那块大铁牌子，下端还不准挨地，因为铁牌子挨地重量就轻了。在难以忍受时铁牌子自动落到地上，他们就会把我的头发向后一揪，牌子也就离地了。

　　第三大刑法：向造反派致敬(喷气式)。这个刑法要六个人协同动作，四个人把我的四肢各持一肢，抬到空中起来，前面站一个人揪着我的头发，后面一个人推着屁股，揪头发的人叫出口令：“放!”六个人协同一致地把我向前一抛，整个人猛地悬空落在地上。这个刑法不容易做好，他们为了达到应有的效果，在批斗之前曾经领着打手练习过多次。

　　第四大刑法：打倒镇压群众的刽子手；第五大刑法：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六大刑法：打倒反革命分子；第七大刑法：造反派万岁；第八大刑法：向革命群众请罪。

　　（82）

　　这次武斗，从开始到结束在四小时以上。“红纵”对我执行每种刑法之后，刽子手们都要对着我喊三句口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在对我搞了三次“喷气式”之后，我就昏厥过去了。

　　他们把我拖到后台，我醒来后，他们叫来事先在后台值班的301医院的心脏科专家黄宛，给我做检查，黄宛摸了我的脉搏和听了我的心脏。我当时眼睛直盯住黄宛，向他示意：“不管我的心脏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面对残酷的批斗，你只要说声‘有问题’，我也得救了。我毕竟是你的部长呀，你们这些专家是我费了多大的劲，才要到301医院来的。”

　　但我的想法落空了，黄宛竟说了两个字：“无妨”。这样，我又被拉上台，继续向我进行武斗，我很快就又不知人事了。待我清醒之后.是躺在地板上的，我不能动了。“红纵”的三、四个人，把我抬上一个三轮板车，拉到总后卫生部办公室三楼。

　　1月24日上午在总后大操场的批斗，基本上同昨天下午在礼堂上是一样的。刽子手给我剃了一个阴阳头，这一刑法，除了丑化人之外，没有增加疼痛。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看管我的人用上海话互通情报，我能听懂一些。一个人从门外气冲冲地进来说：“李部长批评我们只是打人，不注意扩大政治影响。今天连夜要把广场上的舞台加大，要斗得像个样子。”从他们的话里，可以知道一场更凶残的批斗明天就要来了。

　　本来，我对生死根本就无所谓了。但24日下午一个人躺在地板上，思绪万千，我突然悟到了：“我现在死了，就是做了野心家的牺牲品。我要争取活着，只有活下去才能同他们斗争到底！”

　　为了活着，当即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求救；二是争取晚上回家一趟，设法搞点防身的用品。

　　当时，我是由总后保卫队的战士看管的。保卫队的人真是聪明，他们派的人，恰好是我的警卫员蒋平安。我告诉小蒋：“我要给毛主席写信。”

　　小蒋很机灵，他在楼道里转了一会，找来一个大前门的烟盒和一个铅笔头。我的右手被打得不能动弹了，左手还勉强可以动一点，于是，我用左手给毛、林、周写了一封很短的信。

　　信的内容大意是：“每天对我武斗，明天死活难测，请救我一命，我会同过去一样，跟毛主席革命到底！”

　　信写好之后，小蒋立即把信藏到袜子里的脚板底下，他回去换班时，跑到我家里，把信交给我的炊事员刘玉胜。刘玉胜在解放战争中就是我的炊事员，我们有几十年的革命友谊，他立即把信交给我的两个小儿子，并叮嘱他们把信转送到我妻子胡敏那里。

　　（83）

　　我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多次，并被霸占成为“全军批判彭、黄、贺、罗造反联络站”的办公室，胡敏被赶到通信兵宿舍去了，她当时是通信兵卫生处处长。胡敏心急如焚，不断到处打电话求救。胡敏首先打电话到杨成武处，他知道我和杨成武关系很好，但杨成武的妻子赵志珍接电话后，给推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杨成武还没有听到毛、林、周的声音，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导致自己的垮台。

　　胡敏只得把电话打到叶帅处，值班秘书很负责、很着急，叫胡敏不要放电话，立即用另一部电话找叶帅，但一时联系不上。

　　胡敏又打电话到京西宾馆的黄永胜处，警卫员说：“首长在上厕所，请等一会再打。”

　　黄永胜听到后，没有上完厕所就跑出来接电话，胡敏说：“能不能请黄司令给徐帅求求情，叫造反派不要把邱会作往死里斗。”

　　黄永胜说：“徐帅那里我不便去，去了也未必能讲通。你不要急，我马上想办法找到叶帅，我亲自到叶帅那里去。”

　　黄永胜果然找到了叶帅，叶帅当机立断，一方面命令卫戍区准备抢人，同时火速到毛家湾向林总报告。此时，我的求救信也到了胡敏手上。说来也巧，我的信到时，胡敏刚好接通了林彪办公室的电话。林办秘书郭连凯一面安慰胡敏，一面说马上派人去取我的信，这样我的信送到了林彪办公室。

　　叶帅很快到毛家湾向林彪报告，林彪大为震怒，立即说：“备车，我要去接邱会作！”

　　叶帅和叶群一听就急了，好生相劝。叶群马上接通了总理的电话，总理甚为着急，说：“我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群众，等到会开完就误事了，我让伯达同志立即赶到毛家湾。”

　　周总理在大会堂就立即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我是保邱会作的。”总理心里就更有底了。

　　陈伯达到毛家湾后，林总对陈伯达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

　　陈伯达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林彪下命令的样子，有些紧张，马上用红蓝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立即放出邱会作。落款陈伯达。

　　叶群拿着陈伯达的手令，火速赶往总后大院的武斗现场。叶群正在途中，叶帅派去救我的卫戍区战士，早就赶到了总后机关侦察情况，准备抢人。

　　这时，为了应对更大的批斗，我要求回家去一趟，擦擦有血迹的身子。晚上警卫员扶我回到家里，令我惨不忍睹的是，我的家已被造反派糟蹋得不成样子，全家的东西被抢劫一空，房子被造反派霸占了。小女儿京京被老战友接走了，全家只剩两个小儿子光光和毛毛，由老炊事员带着躲在灶房里。

　　我看到家里这种情况，更加鼓起了我的斗争勇气，我决心争取活下去。为此，我用旧棉裤做了两个厚的护膝，还增穿了棉衣，这是为了保护心脏和膝盖骨所采取的措施。我临走时，两个小儿子从灶房里跑出来，叫我爸爸，造反派挡住不让我们父子相见，我也只有忍心走了。

　　（84）

　　我回到卫生部三楼之后，尽量控制自己的思想活动，争取睡好，以应付明天的苦难。在我睡得尚好的时候，有人用急促的声音把我叫醒了，并说：“快起来，有急事。”

　　我问：“到哪里去？现在就去批斗场吗？”

　　来人说：“毛主席、林副主席派人来接你了。”

　　当我听到毛主席、林总派人来接我这句话时，十分惊喜。我当时走路已经很困难了，是卫戍区两个战士把我由三楼背下去的。当时，在一边扶着我下楼的战士，很激动地对我说：“我们奉叶副主席的命令，在这里几天了，是在这里保护你的。”我只有向他们点头致谢。

　　我上了汽车之后，把我送到翠微路五号院，叶群已经在那里等候。叶群向我宣布：“我是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组长、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抢救你的。现在，我完成了光荣的任务！”

　　叶群又说：“这是杨成武总参谋长暂时住的地方，你现在就在这里休息。你以后到什么地方去，叶副主席已有安排。”我只有点头致谢，心里感激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25日上午，杨成武夫妇到我的住处来看我。杨成武在楼下就喊我的名字“老邱呀！老邱呀！”，我身子动不了，躺在床上也激动地喊：“老杨呀，我在这里。”

　　他们上楼后，杨成武扑到我的面前，抱着我边哭边说：“老邱呀，我们来晚了，你受了大罪。”

　　我向杨成武指着我的伤，并指着我被剃的阴阳头，杨成武气愤地说：“一群暴徒，一群暴徒！”

　　他们为我流下了满腔的热泪，向我表示了真实的感情，我是永远感激的，永远不会忘记的！

　　晚上，叶帅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带了三辆汽车来把我接回西山去了，我住在21号。我的车还没有到，叶帅、聂帅和西山的工作人员，已在我住的房子等候我。当把我从车上抬下来之后，有的工作人员哇哇地哭起来。叶帅摸着我的手向我慰问，一直把我送到床边，聂帅一个劲地骂造反派：“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这是革命家庭的温暖，这是首长对下级的爱护，也是长者对晚辈的关心。

　　26日下午，刘伯承元帅来看我。刘帅的眼睛不好使了，只能听我讲，用手摸我的全身。当摸到我身上的受伤处，我有反应时，他把手放轻，并边摸边说：“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害好人的。”

　　27日，叶帅亲自叫来军事科学院门诊部主任、医生、护士给我治病，并亲自主持对我的治疗方案。以后，叶帅几乎每天早晚都要来看我一次，有时来几次。我被打的伤，是在叶帅的关心之下，得到及时治疗的。更为可贵的是，叶帅每天都会向我传达中央的一些时政消息，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安慰。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叶帅救了我一命，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救命之恩的！

 

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

 

　　（85）

　　我们上面用比较大篇幅引用邱会作的回忆，第一个目的是它比较客观和详细地讲述了造反派暴力批斗老干部的过程，这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文革中所谓的“批斗”是怎么回事。第二个目的是它从侧面讲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与林彪围绕军队搞文革的一次斗争。现在主流的文革研究，都“忽略”了这次重要的斗争，因此有必要多费些笔墨说明一下。

　　需要说明的是，邱会作遇到批斗的暴力程度，比一般老干部厉害许多。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军队造反派在使用暴力方面，比一般的造反派要“厉害”，毕竟军队本身就是暴力机关；第二个原因是邱会作不肯认罪，也就是不肯投降。如果邱会作投降认罪的话，他遭受的暴力虐待就会少得多。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以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抓住，叛变投降就不会遭受酷刑，若不肯投降，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

　　造反派批斗邱会作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对邱会作搞暴力虐待，而是要让他“认罪”，承认造反派对他的指控都是事实，承认他自己执行了反革命资产阶级路线。只要邱会作自己认了罪，就等于是承认造反派的造反行动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了在军队中造反的必要性。

　　所以，造反派要用一切手段逼邱会作“认罪”，作为他们造反正当性的证明。可邱会作就是不肯认罪，造反派的暴力威逼因此而至。如果邱会作认罪投降了，对于毛泽东在军队搞文革是一个大的胜利，可以乘胜追击，把军队的文革进一步扩大化。因此，林彪等人要积极营救邱会作，不能让毛泽东在邱会作身上打开缺口。

　　邱会作是林彪最为信任的心腹之一，当林彪得知邱会作被批斗有生命危险时，二话不说，马上要亲自去解救邱会作，甚至不怕因此而惹怒毛泽东。只是在叶剑英和叶群的相劝之下，才退了一步，请周恩来出面去处理这件事。

　　在这方面，林彪的做法与刘少奇大不相同，敢于挺身出来保护自己的部下，所以他的部下也拼死拥戴他。而刘少奇在关键时刻，不仅没有挺身出来保护他的心腹彭真，而是试图牺牲彭真来缓和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同样彭真在关键时刻，也没有挺身出来保护自己的心腹吴晗、邓拓等人，甚至还丢卒保车，试图抛出部下来保住自己，这似乎是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系统共产党的普遍做法。他们在关键时刻，总是想牺牲别人来保住自己，各自打小算盘，结果谁也保不住。

　　打倒邱会作，应该是江青得到毛泽东的授意，通过新全军文革小组的徐向前来实施的。可是当1月24日，周恩来就邱会作被暴力批斗的事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却说了相反的话：“我是保邱会作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搞清这件事，我们需要回顾一下1967年1月1日以来发生的事情。

　　（86）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社论是根据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的讲话精神写的，其中心思想是“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既然毛泽东下决心搞一场“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军队当然不能例外，并且，军队将是文化大革命最难攻克的堡垒。

　　在打倒刘少奇阶段，毛泽东有军队老将们的支持，所以进行得很顺利。不过，毛泽东也很清楚，军队中如果不搞文革，还是让现在这一批有走资本主义倾向的老将军们掌权的话，这场意在阻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毛泽东必须把文革之火，烧到军队之中，打倒军队里的走资派老干部，换上一批无产阶级新人。

　　但对掌握枪杆子的人进行夺权，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此毛泽东要非常慎重，一步一步来。毛泽东的第一步，是改组全军文革小组。1967年1月4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新改组的全军文革小组以徐向前元帅为组长，江青为顾问，并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管军队的宣传喉舌《解放军报》。这个新全军文革小组，是林彪控制不了的，成为毛泽东在军队中搞文革的利器。

　　虽说林彪没有参加毛泽东在12月26日的生日家宴，但毛泽东在这次家宴上的讲话内容，还是很快传到林彪那里。林彪明白毛泽东要在军队里来一个大动作，而现在军队里的高官主要是林彪派系的人马，对军队高官进行大换血，就等于是把林彪的人马换掉，也就等于是把林彪架空，林彪肯定要设法抵制。

　　1967年1月8日，林彪召开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他在讲话中说：现在是全面的内战，一方面要坚决打下去，另一方面不该打的地方不要乱冲。又要革命，又不要乱冲。

　　林彪说的“全面内战”，就是用军人的话解释毛泽东说的“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可是林彪要对这场“全面内战”加以限制，提出“不该打的地方不要乱冲”。什么是“不该打的地方”，显然就是军队的高层。

　　林彪又说：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刘志坚把几个老帅推向前线，推到第一线当炮灰。这几个老帅是好同志，是正派的，是光明磊落的，对他们炮轰，对军队是不利的。

　　刘志坚本来是林彪的秀才，可是刘志坚却没有坚决跟定林彪，而是游走在林彪和江青之间，试图两边讨好。因此，江青提出打倒刘志坚时，林彪也同意，并且把1966年11月间两次召开十万人大会对文革泼冷水的事情，推到刘志坚身上，为几位老帅辩护。因为老帅们是坚决站在林彪这一边，与江青斗争的。

　　（87）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帅都支持林彪，贺龙就是例外，徐向前是另一个例外。贺龙的资格是在林彪之上的，其原因是：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是三支相对独立的部队，因此当时毛泽东、贺龙和张国焘三人的地位相当。而那时林彪只是毛泽东红一方面军的一个军团长，地位比贺龙低多了，而当时徐向前是张国焘手下的一员大将，地位与林彪相当。

　　后来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势力大减，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从此以后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成为中共的主力军。1938年张国焘叛逃之后，留下的徐向前等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基本上都靠边站了。贺龙在抗战前期，还是八路军120师师长，但不久也被架空了军权，贺龙的军队交给彭德怀指挥，在解放战争期间贺龙基本上甩手掌柜。只是到了1949年底，毛泽东看到林彪和彭德怀的军权太大了，才急忙让贺龙出来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平衡一下军队中的权力分布。

　　从贺龙的个人角度，资格都在林彪和彭德怀之上，可是解放后长期以来，他都是在林彪和彭德怀之下，这就让他感到不服气。贺龙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老字辈还是服气的，在抗美援朝之前，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贺龙还比较服气，等到抗美援朝之后，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贺龙就不服气了，与彭德怀产生不少矛盾。因此在1959年打倒彭德怀时，贺龙很积极，道是出了一口气。彭德怀之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时，贺龙当然还是不服气，与林彪发生不少矛盾，甚至积怨。

　　虽说贺龙对毛泽东是服气的，但他对毛泽东让他屈居于林彪之下，却是不满意的。这时，贺龙也就自然地接近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提出让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这样贺龙也就无形中成为刘少奇一派的了。等到1966年刘少奇被打倒之后，贺龙自然也就靠边站了。

　　毛泽东提出要在军队里搞文革，林彪知道硬顶是顶不住的，他也学周恩来的策略，采用顺势引导的方法，把文革的洪水引导到其他地方去。最方便有效的办法，就是就把军队文革的洪水，引到贺龙这只死老虎身上。因此，林彪在1月8日的军委常委会上，展开了对贺龙的攻击，林彪说：

　　在军队内并没有炮轰贺龙，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贺龙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贺龙是不正派的人，是搞两面手法的。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仅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四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入党内捞资本。

　　（88）

　　林彪批贺龙有两重含义：第一个是贺龙对林彪不服气，因此林彪也对贺龙不满，两人之间互有怨气；第二个含义更重要，就是林彪试图把军队文革之火，引到贺龙身上去，这样可以保林彪自己这一派。

　　1967年1月10日，新任主管《解放军报》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起草了一份《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这是首次提出所谓“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江青将这个文件送林彪批阅，林彪批示“完全同意”。这里，林彪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想把“揪军内一小撮”，化解在贺龙身上，把贺龙作为“军内一小撮”的代表人物。

　　但是，毛泽东不会被林彪这么轻易“忽悠”过去，他对贺龙这只死老虎并不感兴趣。1967年1月13日，发生了震动全军的《解放军报》夺权事件。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当时任解放军报记者，她贴出一张炮打《解放军报》党委的大字报：《解放军报向何处去？》，掀起了一场《解放军报》夺权的风暴。

　　李讷是三个月前的1966年10月下旬，才到《解放军报》工作的。据当时的《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回忆说：那是1966年10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总参谋长杨成武给我打来电话，说江青通知，要我俩下午3时到钓鱼台15号楼陈伯达处，去接受一个任务。我们分别按时到达那里，江青、陈伯达已在等候。江青讲了很多，大意是：请你们来，是想把我女儿李讷送到军队去，让她到军报锻炼锻炼，并说主席也同意。她还说：这孩子刚出大学门不久，她学的是历史，肯用脑子，也能写点东西，我看比林豆豆(林彪的女儿)要强些。江青又叮嘱：为了保密，给她改名肖力，你俩知道就行啦，否则，她的活动和安全都会有问题。

　　1966年10月下旬，正是毛泽东召开中央会议的时候。这时，林彪已明显表现出来不太配合毛泽东搞文革，因此，毛泽东对林彪不放心，需要在林彪那里安插一个楔子，安放一个定时炸弹，在关键的时刻可以引爆，于是毛泽东就把自己的女儿安插到了林彪那里。为了搞文革，毛泽东来了一个全家总动员，能出动的都出动了。

　　肖力刚到《解放军报》时，还做了一些保密，《解放军报》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她的身份。不过在她写大字报后，肖力很快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她对众人说：“我爸爸让我告诉大家，我只上过几年学，还很年轻，很幼稚，也很蠢。爸爸要我向叔叔阿姨学习，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教育我。如果我有错误，怎么批评都行，对我‘炮打’、‘火烧’都可以。”

　　肖力公开自己的身份，有一定的危险，因为她并没有警卫员，也没有专车接送，而是每天自己骑自行车来报社上班。如果有什么仇恨毛泽东的人，把她作为人质绑架，那就是一件重大事件了。不过一般人们大概也知道毛泽东的性格，他是讲原则的，绝不会答应用女儿进行什么交换，所以绑架毛泽东的女儿意义也就不大了，这样就形成另外一种安全的保证。

　　（89）

　　肖力为什么要公开自己的身份呢？因为她不公开身份，她的大字报就会被当作一般的大字报被忽视掉，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在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高潮时期，毛泽东的女儿当然也成为被崇拜的对象。《解放军报》的人，在不知道肖力身份之前，对她的炮打《解放军报》党委的大字报，还持怀疑态度，等到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女儿，马上一边倒地支持肖力，支持她造反，跟着她造反，炮口直指《解放军报》党委。

　　为了表达对肖力的崇拜，《解放军报》内的毛泽东像两侧，挂上了“向肖力同志学习”和“向肖力同志致敬”的红色条幅，在开会时尊称“敬爱的肖力同志”、“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肖力同志”等，后来又发展到“紧密地团结在敬爱的肖力同志周围”、“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是现行反革命”等，肖力在《解放军报》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

　　毛泽东把女儿安排在《解放军报》，就是一颗定时炸弹。肖力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起爆呢？从肖力的大字报中可以看出明显的端倪，她在大字报上说：几个月来，《解放军报》没有一篇有关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社论和文章，脱离阶级斗争，脱离两条路线斗争，去宣传学习《老三篇》，单纯提倡做好人好事。几个月来，《解放军报》宣传方向偏了，报社内部的文化大革命也冷冷清清，党委一开始就压制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肖力本人肯定没有这么高的水平写这样的大字报，据说这张大字报是肖力与江青商量写的，当然少不了毛泽东在后面的指点。肖力在大字报中，首先批评《解放军报》不积极宣传文化大革命，甚至把毛泽东以前批判刘少奇的话“冷冷清清”也用上了。这是毛泽东借女儿的嘴，对林彪不积极搞文革表示强烈不满。

　　肖力的大字报又说：在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时候，作为指导全军工作的《解放军报》元旦社论，却依然调子很低。1月11日全军文革小组重新改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军报为此发的社论《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却是一篇空洞无物毫无热情的官样文章，《社论》只字不提军队内部存在两条路线斗争，不讲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这样的时候写出这样的社论，是《解放军报》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解放军报》的耻辱！

　　肖力具体指出，《解放军报》对毛泽东提出的“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没有响应，对新改组的全军文革小组也没有欢迎和支持。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是主管林彪的责任。不过肖力没有把矛头指向林彪，而是指向前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和《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以此来间接地提醒和警告林彪。

　　（90）

　　肖力在大字报中说：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解放军报》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了歧途。《解放军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肖力这样说，一方面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避免直接触及林彪；另一方面，打倒胡痴，正好可以实现《解放军报》的夺权。

　　肖力的大字报出笼之后，林彪一时间沉默，没有表态。但直接主管《解放军报》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不得不表态，他没有表示出积极的支持，只是平淡地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对胡痴‘烧一烧之后还要保’；二是报社要稳定，不能乱；三是抓革命促生产，报纸要办好；四是经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报社新的领导班子名单，报总政治部和军委审批。”

　　萧华的四点建议，显然与毛泽东的意向相反，特别是“保胡痴”、“报社不能乱”、“新领导要经过总政治部和军委审批”等，都是保老干部，压制群众造反的举措，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后来这也成为萧华被打倒的罪名之一。

　　肖力在《解放军报》组成一个名叫“革命造反突击队”的造反组织，对《解放军报》党委造反和夺权，她仗着红色公主的身份，很快成为《解放军报》的群众领袖，并成为《解放军报》的实际决策人。

　　夺《解放军报》的权，对林彪也是的重大打击。因为长期以来《解放军报》一直是林彪和军队的喉舌，现在《解放军报》被夺了权，这让林彪感到非常不爽，但他也没办法。林彪在沉默了三天之后，终于做出了表态，在1月17日给《解放军报》写信：解放军报社由肖力等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以胡痴为首小集团的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林彪首先肯定了肖力的造反，说自己完全支持，并肯定“乱”不要紧，对胡痴也不保了，同意对他批判。林彪在信中又说：《解放军报》的社论和评论，责成总政萧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说服学生和其他机关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劝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林彪  1967年1月17日

　　林彪指出《解放军报》的重要文章由萧华和关锋负责，并要求外面的人不要到《解放军报》来揪人批斗，这算是林彪的底线。林彪虽然勉强写了这封表态支持的信，但他心里对这件事是非常不高兴的，后来爆发出来，和江青吵了一架。

　　（91）

　　林彪把这封信先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在林彪这封信上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

　　毛泽东虽然这么说，他对林彪的这个表态，也只能算是勉强满意。第一，林彪对肖力造反表示支持；第二，林彪同意毛泽东不怕“乱”的观点；第三，林彪同意打倒胡痴，改组《解放军》报党委，这些算是林彪对毛泽东的重大让步。但林彪仍然要保萧华，也没有进一步表现出对文革的热情，这是毛泽东不满意的。因此毛泽东还要进一步对林彪采取动作。

　　前面说过，毛泽东搞军队文革，是准备从军事程度较低的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入手。为了打倒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陈伯达先在接见群众组织时，放话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陈伯达这么一说，总政治部机关大楼里马上贴满了打倒萧华的大字报，作为打倒萧华的先声。

 

萧华上将

 

　　在1月19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共同在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吴法宪回忆说：这个会议由关峰主持，重点是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对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不力。陈伯达在会上首先发言，批评萧华，而且把很多问题都引到了军委身上。他说：“萧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

　　陈伯达还指责萧华说：“萧华你这个人骄傲自满，看不起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请你参加，你一次都不来，周总理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你是每次必到。你请四位老帅参加首都十万人大会，动员军事院校的师生离开北京，都不通知中央文革一声。你这种作法，就是跟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就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

　　听了陈伯达的这番话，在座的绝大多数军队干部都愤愤不平。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萧华，脸上一阵阵变色，最后终于忍不住，站起来说：“让我申辩几句好不好？”陈伯达却说：“我们不愿意听你的讲话，要讲，到斗争你的大会上去讲吧。”

　　这里陈伯达说的“斗争你的大会”，是指中央文革在1967年1月19日晚准备的一次批斗的萧华10万人大会。江青问萧华说：“今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10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萧华沉默不语。

　　吴法宪回忆说：听到这里，叶剑英怒不可遏，愤怒地斥责陈伯达：“你陈伯达胡说！你凭什么对萧华横加指责？你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污蔑。你们已经把地方搞乱了，现在又想把军队也搞乱，你们这样搞究竟想干什么？”

　　（92）

　　叶剑英这一发火，会场上的气氛立即紧张起来。此情此景，让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就不得不出来批评萧华几句，他说：“你萧华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

　　也许徐向前的本意是为了缓和会场的气氛，但两位老帅在萧华问题上的矛盾公开，给了我们这些与会者很大的震动。一时间，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这天的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到房间里休息时，还不断议论纷纷。

　　由于萧华当天没有才加批斗会，造反派就到萧华家去抓人，萧华从后院跳墙出走，跑到叶剑英的家里躲了起来。造反派没有揪到萧华，就抄了萧华的家，抢走了家中一部分文件和档案。

　　第二天的1月20日，在京西宾馆继续举行军委碰头会。据《叶剑英传》记载：

　　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萧华没有来，阴阳怪气地故意发问：“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失踪，到哪里去了？”

　　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

　　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

　　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徐向前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

　　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也大声地说：“萧华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右手掌骨骨折，可见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

　　历来和蔼的叶剑英发了大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萧华了。

　　不少文章说叶剑英是对江青发怒而拍裂掌骨，其实叶剑英是发怒的对象不是江青，而是徐向前。

　　1月21日，叶剑英把这些事向林彪做了汇报，林彪大怒，和江青大吵了一场。据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

　　林彪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当即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到毛家湾来一趟。下午3点，江青来到了林彪的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

　　不料林彪一见江青就火冒三丈，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地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93）

　　在林彪说话的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解释，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立即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的嘛！陈伯达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回答说：“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不过，陈伯达对总政、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了一点也是真的。”

　　听到这里，林彪更加火了，他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说道：“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

　　愤怒之下，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这时，叶群走进林彪的办公室，林彪一见叶群又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现在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泽东，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

　　叶群没有办法，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接着叶群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

　　江青这一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坐到了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了下来，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又陪着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94）

　　很多人认为林彪这次对江青发脾气，只是一时火气难耐爆发。其实不然，这是林彪故意演戏，一场与毛泽东抗争的戏。我们先从下面的时间表，看看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发生的几场冲突。

　　第一场冲突：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元旦社论，毛泽东吹响“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号角，对此林彪没有响应，《解放军报》反应冷冷清清。这场冲突是毛泽东进攻，林彪防御，双方打个平手。

　　第二场冲突：1967年1月4日，江青等人打倒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林彪接受这个事实。这场冲突中毛泽东进一步，林彪退一步。在同一天，江青宣布打倒陶铸。在林彪看来，陶铸原本是毛泽东派系的人，打倒陶铸属于毛泽东派系的内斗，林彪对此持旁观态度。

　　第三场冲突：1967年1月8日，林彪召开中央军委常委会，提出军队搞文革的方针是批贺龙，试图把军队文革之火转到贺龙身上。对此毛泽东不太满意，但也没有公开表示，林彪前进了一小步。

　　第四场冲突：1967年1月11日，江青提出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徐向前元帅任组长，江青任顾问，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峰任解放军政治部副主任，林彪接受这个事实。从此林彪失去对全军文革小组的控制，毛泽东前进一大步，林彪后退一大步。

　　第五场冲突：1967年1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泛泛地赞扬一番新全军文革小组，可是在关键的地方，却说军队搞文革要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行，完全没有说军队文革要在新全军文革小组的领导下进行。中央军委是林彪领导的，全军文革小组是不属于林彪领导的，《解放军报》这么说，就等于是委婉地不承认全军文革小组的领导权。这次林彪前进一小步，毛泽东马上要予以反击。

　　第六场冲突：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肖力)贴《解放军报》的大字报，夺取了《解放军报》的领导权。林彪对这次夺权暂时没有表态。直到1月17日，林彪才公开表态，承认《解放军报》夺权的事实，从此林彪失去了《解放军报》这个喉舌。这次毛泽东前进一大步，林彪后退一大步。

　　第七次冲突：1967年1月19日，江青和陈伯达在会上公开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甚至说“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且准备召开10万人大会批斗萧华。同一天，徐向前给正在西山躲避揪斗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下命令，命令他回去接受群众的批斗。批斗萧华和邱会作，其实就是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夺权的先声。

　　第八次冲突：1967年1月20日上午，萧华逃到叶剑英家躲过批斗，江青和徐向前骂萧华是胆小鬼，叶剑英拍桌子“震怒”，暂时制止了批斗萧华。

　　第九次冲突：1967年1月20日下午，林彪把江青叫到自己家来，大发脾气，迫使江青道歉，并承认“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江青这么说，就等于承认萧华无罪，可以继续当总政治部主任，而萧华继续当总政治部主任，也就等于毛泽东对总政治部夺权的计划流产了。这次林彪前进大一步，毛泽东后退一大步。

　　（95）

　　林彪这一步也是险棋。常言道：打狗还要看主人。林彪这样毫不客气地跟江青吵架，表面上是不给江青面子，实际上是不给毛泽东面子，这一招得罪毛泽东甚多。林彪这次豁出去得罪毛泽东，也要保住萧华，与其说林彪要保住萧华，不如说林彪要保住总政治部。

　　在毛泽东的进攻下，林彪接连后退，先失去全军文革小组，又失去《解放军报》，如果这次再失去总政治部的话，那么林彪还要接连败退，很快就会失去对整个军队的控制力。

　　因此，总政治部是林彪一定要坚守的，不能再后退了。怎么守住总政治部呢？林彪使出一个高招，就是对毛泽东进行“反威胁”。一般境况下是上级对下级进行威胁，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下级对上级也可以进行“反威胁”，下级对上级最有效的“反威胁”手段就是“辞职”。

　　在不少情况下，某个要职的负责人辞职，会对全局造成重大的损失。在此情况下，上级为了损失最小，被迫对部下做出让步，以换取部下收回成命。因此，上级要做的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为每个重要职位都预备一个替补队员，一旦这个重要职务的部下辞职或发生意外，他马上可以让替补队员上场，避免全局的溃败。

　　林彪的情况也是这样。林彪掌管军队的职位非常重要，毛泽东当然会预备一个接替林彪的人。那么毛泽东为林彪安排的替补队员是谁呢？

　　军队中威望最高的十大元帅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1967年的时候，朱德和刘伯承早就靠边站了，罗荣桓去世了，彭德怀打倒了，而聂荣臻和叶剑英两人的资历和军功都不够显赫，镇不住全军。

　　去掉上述六人，剩下有可能取代林彪的人，只有贺龙、陈毅和徐向前三人。而陈毅与周恩来的关系太近，毛泽东肯定不能用，所以剩下可用的只有贺龙和徐向前两人。

　　徐向前的资历与林彪差不多，但军功有些不足，在军中的威望也不如林彪；贺龙的资历比林彪老得多，在南昌起义时，贺龙是总指挥，而林彪只是起义部队中的一个连长。贺龙在军中的威望不亚于林彪，所以贺龙是林彪最大的潜在威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对打倒贺龙是十分慎重的。尽管贺龙一度与刘少奇走得很近，但毕竟贺龙还是有实力取代林彪的，所以毛泽东想留着贺龙，作为取代林彪的预备队员。

　　同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林彪对打倒贺龙非常积极，只要把贺龙打倒，毛泽东就没有可以取代林彪的人了，林彪的地位也就坐稳了。因此，当林彪准备开足马力在军队中批贺龙的时候，毛泽东却对贺龙表态说：“一批二保”，毛泽东还要保贺龙。

　　（96）

　　1967年1月19日，也就是毛泽东同时发起揪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同一天，却把贺龙藏了起来，怕林彪也组织自己的造反派去揪斗贺龙。1月19日这天，周恩来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周恩来告诉贺龙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现在中南海这个地方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被秘密送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修养，之后，造反派多次要揪斗贺龙，但都找不到人。从1966年9月贺龙跟刘少奇一起“靠边站”，到1967年9月的一年时间里，贺龙除了受到干扰以外，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批判和揪斗，中央文革小组也没有提出批斗贺龙。这在当时是非常例外的，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要保留贺龙作为林彪的替补队员的打算。

　　一直到1967年8月的七二零事件之后，毛泽东才决定打倒贺龙，这个原因我们后面再谈。不过毛泽东即使打倒贺龙，他也像对待邓小平那样，把贺龙冷藏起来备用。贺龙一直到死，生活待遇还是可以的，贺龙夫人薛明也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这比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待遇好多了。文革中只有邓小平和贺龙两个人真正受到“一批二保”的待遇，被打倒而又被保护。这是因为在毛泽东对未来的政治布局中，邓小平是周恩来的替补队员，贺龙是林彪的替补队员。如果贺龙不是因为病逝，早在林彪事件之前，毛泽东就会启用贺龙复出来代替林彪。

　　林彪当然也明白毛泽东保留贺龙的用意，所以他想方设法要打倒贺龙，让自己成为无人可以取代之人。林彪敢于跟毛泽东“发脾气”的原因，还在于他借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宣传的东风，把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也捎带了进去。当时报刊上同时对毛泽东和林彪进行吹捧，甚至到处喊“谁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谁就是反革命”。这样一来，毛泽东自己都很难反对林彪了，因为谁反对林彪谁就是反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才敢于用“辞职不干”，来“反威胁”毛泽东，声称如果打倒萧华，他就辞职不干了。毛泽东的个性极强，很反感别人用什么手段来威胁自己，林彪此举可以说是让毛泽东非常不爽。但毛泽东权衡利弊之后，还是不得不接受林彪的反威胁，同意停止打倒萧华，暂时放弃在林彪的军队系统中搞文革的计划。

　　第十次冲突：1967年1月21日，林彪乘胜追击，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商议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

　　据吴法宪回忆说：当天的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只有关锋一个人到会，其他人都没有来。会上，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对萧华的问题作了解释，他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也已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同志商量。”这样，就把陈伯达推到第一线，保护了江青。

　　（97）

　　关锋讲完后，徐帅接着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萧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

　　之后，参会的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平。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发言中严厉斥责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的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做出认真深刻的检讨。

　　说到这里，黄永胜的话被关锋打断了，关锋责问他：“你这样说，是指江青同志吗？你是反对江青同志吗？”

　　听关锋这样一说，徐向前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要对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徐向前不得已，就想替黄永胜掩饰一下，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可以提嘛，不要指责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

　　当时我（吴法宪）也很怕黄永胜这样说，会遭致江青的不满和仇恨，反过来整黄永胜，就赶紧说：“江青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

　　接着叶群也说：“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乱说。”

　　就这样，会议的气氛才稍稍缓和一些，大家逐渐冷静了下来，但还是纷纷提意见，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注意稳定解放军，不要把军队搞乱。

　　关锋回去以后，把会议情况向陈伯达、江青、康生作了汇报。江青、康生听了大怒，江青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斗争我们的。”

　　他们把问题一下子追到徐向前身上，责问他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徐向前没有办法，只好说：“既然黄永胜放的炮，那就由黄永胜来作检讨吧。”

　　于是，他几次催黄永胜写个检讨，由他转交中央文革小组。为此，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

　　江青拿林彪没有办法，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从此，江青对徐帅表示不满，几次建议林彪撤换徐帅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林彪说：“徐帅德高望重，由他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又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连徐帅都不合适，那么，在军队里我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请你们再提一个吧。”

　　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小组就让它名存实亡吧。”

　　（98）

　　这次会议上，林彪取得重大胜利，军队干部们基本上站在林彪一边，对毛泽东在军队中搞文革深表不满，纷纷抗争。为此，毛泽东不得不退让，默认了这个事实。

　　第十一次冲突：1967年1月24日，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被暴力批斗，向林彪求救。林彪最初想自己直接出手救邱会作，被叶群和叶剑英劝阻后，转由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因为在林彪的抗争下，已暂时放弃了军队搞文革的计划，只好做个顺水人情“保邱会作”。这次毛泽东又后退一小步。

　　第十二次冲突：1967年1月25日，林彪在不与徐向前商量的情况下，派军队将邱会作“救出”，这样就大大打击了徐向前的威信。据邱会作回忆说：1967年1月25日凌晨我被接走，对造反派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打击。1月25日晚，徐向前在京西宾馆礼堂一楼会议室，接见了总后勤部各路造反派代表五百人。造反派头头钱信莎问：“徐帅，你不是支持批斗邱会作吗？为什么又要保邱会作了？”

　　徐向前不说话。

　　钱信莎问：“请你说一下，保邱会作的理由是什么？”

　　徐向前说：“我不保他，有人保他就是了。”

　　钱信莎说：“我们要求徐帅再次下命令，把邱会作交回给我们继续批斗。”

　　徐向前说：“你们不是有‘四大’的权力吗？要批判谁都是可以的。至于我再次下命令，就没有人执行啰。”

　　徐向前不久借故身体不舒服，就宣布接见结束了。

　　徐向前命令邱会作接受群众的批判，林彪却无视徐向前的命令，把邱会作抢回来，并让邱会作继续担任总后勤部长，这等于是宣布徐向前的命令作废，宣布军队里还是林彪说了算。徐向前在萧华问题和邱会作问题上，被搞得灰头土脸，两边不讨好，江青对他不满意，连造反派也不信任他了。此后，徐向前领教了林彪的厉害，再也不积极出头搞文革了。徐向前消极下来之后，全军文革小组群龙无首，也就瘫痪了。林彪借着萧华和邱会作之事，煞了徐向前的军中威风，搞瘫了全军文革小组，可谓是一次大胜利，毛泽东则因此做出了大退却。

　　然而毛泽东并不是轻易做出让步的人，就在林彪召开军委会议批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一天的1月21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做出批示，说：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这里是与林彪交换条件，用暗语对林彪说：“我不在你的军队里搞文革了，但是作为交换，你要派人支持我的‘左派群众’”。

　　那时毛泽东的“群众”与周恩来的“群众”正打得不分胜负，而林彪却作壁上观，号称“不介入”。因此毛泽东督促林彪出来介入文革，督促军队出来支持他的左派群众，共同打击周恩来的群众。林彪对毛泽东的交换条件的反应，我们以后再谈。【本节完】